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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找到90516条数据

《史记》、《汉书》中的商业管理类词汇

期刊

经调查统计,《史记》、《汉书》中关于商业管理类的词有31个,这些词的意义基本上反映了汉代商业管理中的平准、均输、专卖、算缗等各项重要商业措施。跟先秦相比,这些基本上都是新词、新义位,说明了商业管理类的词是伴随着经济政策的实行而产生的。少量的词的保留,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反映的正是朝代更替中的统治者借复古的旧名来达到实施新政的目的。

王洪涌[1]
新世纪以来唐宋转型视域下宋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期刊

唐宋转型(变革)理论是近百年来比较引人瞩目的学说,对国际国内史学界和文学界的研究都有显著影响。新世纪以来,唐宋转型视阈下的宋代文学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及时总结相关研究成果,明确今后的研究理念和研究目标,对于深入开展宋代文学研究大有助益。

张文利[1]
“茶神”苏东坡

期刊

古人咏茶诗词歌赋车载斗量，然北宋大文豪苏轼（苏东坡）的“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和“乳瓯十分满，人世真局促”等却成了千古绝唱。每每端起茶杯脱口吟诵时，总觉得苏东坡才是古代深知茶性、茶理、茶道的“茶神”。

赵柒斤
沉香的故事

报纸

公元1100年，时年63岁的苏轼，特别准备了沉香山子一尊，并作《沉香山子赋》一文祝贺其胞弟苏辙的花甲寿辰。全文不长，但其辞章华茂，文采斐然，如若醇醪，以致其载誉千年。时至今日，沉香因其馥郁之香气、优雅之品位，成为艺术品收藏的翘楚。而其传承之历史，蕴藏之文化，也需后辈继承与发展。众香之首传承有序汉代以前尚檀香，及两晋时，沉香跃然而起，多见于史籍杂著。延至宋朝，沉香已名列前茅，成为单品香的翘楚。之所以沉香获得如此地位，与其成为单品香的用香方式紧密相关，也与其历史衍变有关。有据可考的是，焚沉香之习随佛教传入。《香乘·燕集焚香》记载：“今人燕集往往焚香以娱客，不惟相悦，然亦有谓也，黄帝云五气各有所主，惟香气凑脾，汉以前无烧香者，自佛入中国，然后有之。《楞严经》云所谓纯烧沉水，无令见火，此佛烧香法也。”此时，沉香非单品香，唐真宗时亲旨：“沉、乳二香，所以奉高天上圣，百灵不敢当也，无他言。”北宋丁谓《天香传》中则有沉香敬神的记载：“经云沉水坚株。圣降之夕，神导从有捧炉香者，烟高丈余，其色正红。得非天上诸天之香耶？”并强调沉香的地位称：“盖以沉水为宗，熏陆副之也。”这里，熏陆是指熏陆香，其属乳香。显然此时，沉香的品级就已高于熏陆香。此外，《天香传》亦对沉香品质描述道：“遂以海北岸者，即席而焚之，高烟杳杳，若引东溟，浓腴湒湒，如练凝漆，芳馨之气，持久益佳。”这则是对沉香品质的肯定。无独有偶，北宋苏东坡在《沉香山子赋》中所谓“既金坚而玉润，亦鹤骨而龙筋，惟膏液之内足，故把握而兼斤，无一往之发烈，有无穷之氤氲”的描述，也是对沉香品质作出评价，并提出“独沉水为近正”的观点。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香》一文中，则进一步对沉香中的海南沉香，进行如下描述：“大抵海南香，气皆清淑，如莲花、梅英、鹅梨、蜜脾之类。焚一铢许，氛翳弥室，翻之，四面悉香。至煤烬气不焦，此海南香之辨也。”范成大对沉香特点的详细描述，则旁证其已经在南宋时期作为单品香的地位。延至明末，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记载：“角香，俗名牙香，以面有黑烂色黄纹直透者，为黄熟。纯白不烘焙者，为生香。此皆常用之物，当觅佳者，但既不用隔火亦须轻置垆中，庶香气微出不作烟火气。”由此可知，香之佳者即使不用隔片焚之，也有“气微出不作烟火气”的品质，成为沉香单品的佐证。明末清初，名士冒襄在纪念董小宛的《影梅庵忆语》一书中记载：“细拨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选香蒸之，历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郁勃氤氲，纯是糖结。热香间有梅英半舒，荷鹅梨蜜脾之气，静参鼻观。”不但描述了沉香单品的美妙和变化，同时还提出此香为糖结，棋楠也。此外可得知，文中还明确记载了沉香焚香的方式“每慢火隔砂，使不见烟”。可见，由宋代发展而来的品香风雅生活方式，到了明末这个阶段，对沉香作为单品香的鉴赏水平非常成熟。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煎香一段中，也对作为单品香的沉香提出见解，即“香之美者，宜煎不宜爇，爇者有烟而无气，煎则反是”。这不仅是更为成熟地对品香方式的认识，也更为详细地记录了品香的方法。“以生结之囫囵者，浣以新茗，芟其松浮，磨其棱角，而置香面于下，底于上，微沾少水，使香质滋润，火既活而灰复干，乃以玉碟或砂片隔之，使之不易就燥。香质不焦，胶液不流，则香气生空，若无若有。香一片足以氤氲弥日，是名煎香。”在这里，屈大均对香的品质也以五行之法提出了质的要求：“盖五行木主藏魂，金主藏魄，故气者香之魂也，木也。质者香之魄也，金也。其质贞者其气清，金之气多也。其质脆者其气浊，木之气多也。故煎香以取金气，金气不热，则香魄长存。然惟生结囫囵者乃多金气，黄熟则不及。”可见，到清代时，沉香作为单品香不但品香方式精细化，而且鉴香方式多样化、研究方式深入化。沉香之习，已蔚然成风。文如其人香如其魂香之为香，在于品。对于沉香而言，好的沉香每一块都有不同特点，每一块都会让人有新的感动。作为单品香，沉香盛行于宋代。“独沉水为近正，可以配薝卜而并云。”在《沉香山子赋》中，东坡先生说，其他香料闻多了，往往会鼻劳心慌，妄生杂念。只有沉香，才能做到心正气和，清净人心。这篇《沉香山子赋》一文，作于公元1100年，恰逢胞弟苏辙花甲寿辰。时年63岁的苏轼，特别赠送沉香山子一尊，以之相贺。一篇好文，有时就若醇醪，令人爱不释手，越品越有味。苏东坡先生这篇《沉香山子赋》，在笔者看来，便是如此。其时，子由被贬，东坡先生自己也经历三起三落。但他仍鼓励苏辙要不苟于强权淫威，不要为挫折所累，要有骨气，做个顶天立地的人。“如太华之倚天，象小孤之插云”，与其说是东坡先生对沉香的描摹，不如说是对弟弟的人生砥砺。“盖非独以饮东坡之寿，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是自嘲，更是幽默乐观。香严童子言“去无所着，来无所从”，对于物的审美，往往是由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品行修养，人生境界所决定的。香出朽木。植株被伤害、经过痛苦的病变之后才能出现沉香生长的环境，此后，要通过积极的自我治愈，最终才能成为沉香。正所谓“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换而言之，沉香之香，是历经了苦难和伤痛，历经了如凤凰涅蓜般火中重生才成就的绝世之美。其实做人也一样，磨难、挫折、甚至疾病，不沉沦于无望之境，而以阳光的心态乐观地去面对，从挫折中吸收到感悟历练，最终胜出者是自己，心灵也随之自愈。明人屠隆独爱沉香一味，认为品香之际独得会心境界，他说：“沉香出自天然，其优雅冲澹，自有一种不可形容之妙。”而当香雾弥散，物欲世界随之远离，人的心境也会逐渐趋于平和。这也正是经历了苦难的道路，终于成就境界，转而净化心灵之途。（据《人民政协报》）

2016-12-07
《道德经》之“道”对太极拳的影响研究

学术论文

太极拳被认为是道家之动功,被称为哲学拳术,从太极拳的起源、发展过程、太极拳门派、拳架内涵、特征和理论依据等来看,太极拳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建国后,太极拳虽得到空前发展,但人们的认知仍主要处于养生、健身的体育层面,忽略了其技击、修炼、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等功能和价值。《道德经》是我国哲学的经典著作,称为万经之首,对中国的科学、政治、经济、文化、养生等产生重大的影响,历代学者对《道德经》的研究车载斗牛,但从体认实践的角度对《道德经》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专家访谈法,比较研究法等对道德经之“道”和太极拳内在关系进行以下研究:首先,对《道德经》之“道”进行划分,分为“尚道”“修道”“体道”,并对“尚道”“修道”“体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阐释;其次,对“道文化”和太极拳有密切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研究,如对“精、气、神、心”进行了阐述,“精、气、神、心”不但是中国传统“道文化”的重要内涵,更是太极拳修习的重要内容。对道、理、气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认为太极拳的修习过程是在“道”、“理”指导下的“气”的修炼过程。最后,建构《道德经》之“道”与太极拳的内在联系框架:其一、太极拳套路的运动特点、技击特点、动作要领等,是道德经之“尚道”思想在太极拳中的体现;其二、太极拳的收徒标准和规定是修道思想在太极拳中的体现;其三、太极拳的修习过程是体道过程在太极拳中的体现。本研究旨在通过《道德经》之“道”来指导太极拳的理论与实践,以太极拳为最佳载体和途径体道、悟道,回归太极拳技击、修炼、道德教化及文化传承等本来价值。

赵永康
從蘇軾《東坡書傳》析論其詩文中的天文問題——以《前赤壁賦》爲主題

期刊

宋代蘇軾的文章最爲人所稱道,其中《前赤壁賦》被選入國語文教材。清朝凌廷堪、張爾岐等人認爲《前赤壁賦》裏'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兩句,以天文知識來講,是有錯誤的。本論文試圖從蘇軾的經學著作《東坡書傳》中有關天文方面的解説内容,再補充蘇軾其他詩文裏相關天文的描述文句,與《前赤壁賦》中天文陳述作比較,得以瞭解蘇軾的天文學知識的程度,並以判斷蘇軾的文章是否真的産生天文知識的錯誤,抑或蘇東坡如此寫作是有其他的因素存在。從蘇東坡《東坡書傳》對《尚書》中所記載天文曆象的註解,可以確定蘇軾大部分都依循傳統《孔傳》的論述,也有超出《孔傳》,提出自己看法的。可以得知他對天文的瞭解程度,並不限定於《尚書》,更參考其他天文論述,具有深厚的天文知識基礎。蘇軾既然具有註解《尚書》天文的認知能力,也表現在他所創作的其他詩文裏。蘇東坡詩文作品裏提到天上星宿不少。經筆者查考分析,在在都顯示蘇軾對天文縣象的精確理解。而對'斗、牛'二星宿更有切身深刻的認識。而'斗、牛'二星在天文星宿上,是極具代表性的,可以借代爲指天上繁星。據此可知,蘇東坡《前赤壁賦》'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應是用'斗、牛'來'借代'衆星的修辭格用法,説'月亮從東山升起,在夜空中,與滿天繁星優遊共舞',並不牽涉到星、月之間位置、距離的是非對錯問題。

蔡根祥[1]
儒莲1842年法译《道德经》初探

学术论文

《道德经》作为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中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是截至目前外译数量最多的中文著作,而其外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1842年,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在巴黎出版了《道德经》法文全译本,全名为《老子道德经,关于道路与道德的书》（LAO-TSEU TAO-TE-KING,Le Livre de laVoie et de la Vertu）,这是法语世界第一个《道德经》全译本,该译本在整个《道德经》外译史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论文将研究重点聚焦在儒莲1842年出版的《道德经》法语全译本,结合阐释学的研究方法,对译本特点进行分析与总结。首先,通过梳理17—19世纪《道德经》在西方的译介史,纵向构建译本的历史脉络,分析早期耶稣会传教士归化式的阐释方法对于早期法国专业汉学研究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译词选择、翻译方法的梳理论述,并以“道”这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分析为例,来呈现这一译本的独特之处。继而,进一步将儒莲的译文与其老师雷慕沙（Abel Remusat,1788-1832）的译文进行比较,用以勾勒两者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凸显儒莲译本刻意选择的异化翻译策略相较于前辈归化式翻译的转变与创新之处。最后,结合副文本的相关内容,剖析时代背景与译者个人学术导向的特殊性,对其译介特色所产生的影响。通过译本谱系的研究,本文得出的结论有:早期西方世界对于《道德经》的译介在19世纪之后出现了分流,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士在18世纪末的社会变动之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法国学院派的专业汉学研究开始起步。但早期传教士的方法及观念在19世纪初期依旧影响着一些学者,例如经由雷慕沙对《道德经》的阐释就能明显发现其受到早期耶稣会士的影响,而儒莲1842年完成的译本扮演了介于耶稣会士与新教传教士之间承上启下的角色,其译本对后来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及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道德经》英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聚焦译本本身,通过文本细读与不同译本间的对比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在翻译策略上,儒莲抛弃了前辈一贯使用的归化式翻译,采取了一种异化式的翻译策略,将《道德经》的解读回归中国文化的语境之中,厘清了前人阐释中的误读与误解。在翻译方法上,为了使译文尽量忠实于原文,儒莲选用直译法,但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味的依赖直译。从语言风格上来看,儒莲译本在选词上多用中性词,在对中国特有的哲学概念进行阐释时,也很少比附西方的哲学意象或概念,有意保持原文的风格。译本语言简洁质朴,较多地保留了汉语原文的句式与结构,风格与原文相近。通过对社会背景与译者个人的分析研究,在19世纪中期理性主义崛起的背景下,注重材料真实性、忠实于原著的翻译原则,再加上儒莲作为译者所坚守的纯粹翻译动机与严谨的学术态度,共同促成这一译本显著的忠实性与客观性特点,也塑造了这一译本的经典地位。时至今日,儒莲1842年《道德经》译本因其忠实性与客观性依旧被视作是经典之作,针对这一现象背后诸多影响翻译活动的内外因素的分析,对于我国的典籍外译活动也提供了一些借鉴意义:在跨文化译介中以文化地位平等为前提,保持他者文化的“异质性”从而形成对于译入国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冲击,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促成彼此间的交流沟通,这亦是促成不同文明之间实现更加深入的对话与理解的有效路径。

马佳琪
二苏“五经论”归属考

期刊

"五经论"--《礼论》、《易论》、《书论》、《诗论》、《春秋论》,分别见于苏辙《栾城应诏集》卷四"进论五首"和今本《苏轼文集》(以明项煜序刻《东坡先生全集》七十五卷本为底本)卷二"论",篇次虽异,篇目则同,文字略有异同.这五首经论当为应制科时所上之进卷,是研究二苏学术思想,尤其是经学思想的重要资料.目前的情况是一文两用,研究苏轼者用之,研究苏辙者亦用之.这实际上是不严谨的,也是不科学的;但在归属不明确的情况下又是无可奈何的.那么,"五经论"究竟是苏氏兄弟何人所作呢?本文试作考辨,就正于海内方家.

顾永新[1]
编外学者孔凡礼

报纸

听到中国苏轼学会请他担任顾问，老人点点头说：“担任顾问，不承担具体工作，只是发表意见。”得知一家出版社要为他所做工作支付报酬，老人摇摇头：“不要，做这种事情，我是不要报酬的。”“我很对不起中华书局，承诺中华书局做《三苏》修订，现在书稿找不到了……”“找老郭，多要两部样书……”老人的话语已经有些含糊不清，意思却让刘尚荣听得真真切切。此情此景，成为孔凡礼留在当了他50多年学生、40多年责编的刘尚荣眼前的最后景象。就在刘尚荣离开医院回单位的路上，老人进入弥留。孔凡礼，中国高校在编教授中没有这个名字；中国在编研究机构高级研究人员中也没有这个名字。甚至，他连中学高级教师的职称也没有得到。但是，著名的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出版的40余部学术著作的作者栏中却赫然写着这个名字；50年来，宋代文史多项重要研究成果的获得者是这个名字，学问得到著名学者李一氓、钱锺书、赵朴初、启功高度评价的，也是拥有这个名字的那个人。成果写入当代学术史孔凡礼在学术研究中初露头角，就不同凡响。1958年2月9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发表了他的《陆放翁的卒年》一文，学界争论了七百多年的陆游卒年，由此一槌定音，被学界奉为定论。当年八月间，孔凡礼就陆游研究向钱锺书先生请教，很快接到钱先生以朋友口吻作平等学术对话的长达千言的复信。1959年8月3日，孔凡礼将自己的第一部书稿《陆游评述资料汇编》交给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取其与稍后送来的同样内容的齐治平书稿各自之长，改名《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出版。出版后，学界评价颇佳。1982年，孔本《苏轼诗集》面世，以信息量大，资料翔赡，校订精审，收诗最多成为苏轼研究史上难得的精品。“我们出版界有一个共识，一时畅销的不一定是好书，要看这书是否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和销售期，有些书年年印，年年卖，几十年长销不衰，这就是传世之作。从1959年开始，孔老在书局出版了多部专著，基本都在重印。《苏轼诗集》就重印了8次，发行3万多册。”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说。继之，孔凡礼又投入《苏轼文集》整理。《苏轼文集》前人从未全面校勘过，其工作量远较整理苏诗艰巨。考疑、辑佚工作更是常人难以承受之浩繁。孔本《苏轼文集》荣膺苏集定本之誉。《苏轼佚文汇编》附《苏轼文集》后行世后八年，成《苏轼佚文汇编拾遗》二卷，再后近十年成《苏轼佚文汇编拾遗补》一卷，孔凡礼书海搜寻，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终成就明万历茅维之后苏文辑佚的最大成果。其中，《艾子是苏轼的作品》一文，被学界以为是苏轼研究史上一重大贡献，自宋以来久无定说的《艾子》是否是苏轼所作终于定论。以花甲之身，积年之力，孔凡礼相继完成了作为国家“八五”计划、“九年规划”重点图书的8册、164万字的《苏轼诗集》，6册、180万字的《苏轼文集》。“近百年来苏轼研究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海内外学界就此形成共识。1982年，孔凡礼在《文学遗产》第二期发表《关于汪元量的家世、生年和著述》，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就此约见孔凡礼，并委托其整理汪元量的作品。对孔凡礼的整理成果，李一氓在其刊于《人民日报》的《古籍整理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这样评价：“孔凡礼的《增订湖山类稿》，不为汪元量的《汪水云集》或《湖山类稿》所限制，从《诗渊》和《永乐大典》新辑得元量诗词，用编年的方法，同原集打散整编为五卷……书后附《汪元量事迹编年》，和汪元量作品互为发明。迄今为止，可算是汪元量诗词集的最丰富、最有科学性的一个整理本，成为研究宋元史和宋元文学史的要籍。”1998年，孔凡礼历时24年四易其稿的《苏轼年谱》由中华书局出版，迅即得到学界高度赞誉。有学者称它是自成体系、超越古今的新型年谱。有学者誉之为20世纪写得最好的一部年谱。次年，《苏轼年谱》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在《苏轼年谱》付梓前，孔凡礼已经启动《苏辙年谱》编纂。四年后的新世纪元年，50万字的《苏辙年谱》交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有评论说，《苏辙年谱》谱主形象丰富多彩；资料详实，论据充足；考订严谨，辩证细密；详略适宜，写法新颖，是全方位描绘谱主风采的成功范例。苏氏兄弟年谱面世后，孔凡礼即着手苏洵年谱的编纂，此书交稿之后，尚未付梓，他又应北京古籍出版社之托，编纂三苏年谱。在前三谱的基础上，孔凡礼用4年时间，对三苏生平、交游、著述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再次全面考察，重新写了一部《三苏年谱》。孔编《三苏年谱》甫一面世，好评如潮，被视为“迄今为止三苏行实研究最高水平的成果”。始自1977年的28年中，孔凡礼以苏轼为主体的三苏研究，成就著作5部22册700余万字，以新颖、详尽、扎实、可信，奠定了自己在“苏学”史上重要的地位。由陆游研究起步，经三苏研究的磨砺，孔凡礼翱翔在学术研究的自由王国。他的研究领域扩展到范成大、晁补之、朱淑真、赵令畴、汪元量、郭祥正等一批宋代作家的行实考察，并由此发展为对整个宋代文史的关注。他的郭祥正研究，成为800多年来对郭祥正的第一次全面认真的考察，澄清了长期的误解，恢复了郭祥正的历史本来面目。他的《范成大佚著辑存》，被誉为“近百年宋代文史著作”六大辑佚成果之一。他的《全宋词补辑》，收《全宋词》遗漏的140多位作家的430多首词，其中约百位词人是孔凡礼的新发现，“为研究宋词提供了新的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是近百年宋代文史著作辑佚又一显著成果。他编成的《宋诗纪事续补》，较清人厉鹗《宋诗纪事》、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增收宋代诗人1700人。一经出版，立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受中华书局与其他出版社委托，孔凡礼还先后点校整理宋人笔记30多种，“几乎部部都有独到的发现”。2007年中，孔凡礼为中华书局点校整理了宋人叶寘《爱日斋丛钞》、周密《浩然斋雅谈》、陈世崇《随隐漫录》等，而这一年，孔凡礼已是85岁高龄。孔凡礼的学术影响也早已蜚声海外。日本著名汉学家小川环树对其研究成果深表敬佩，认为孔校本涵盖了日本某些寺院秘而不宣的诸多苏集珍本三苏善本所独有的异文。孔本著作已成为日本、美国汉学家和我国台湾学者在广泛使用的底本。学者却始终是个编外在计算机无处不在，改变了几乎所有学人治学方法和生存状态的今天，孔凡礼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治学状态。孔凡礼认为，学界很多人冷落图书馆，通过网络搜索来做学问，并引之为时髦，是完全错误的，很容易导致以讹传讹。50多年来，论在图书馆中度过的时间，老人恐怕在学者中要名列前茅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处处留下他的足迹，许多多年无人问津的古籍，孔凡礼成为惟一的读者。他是国图明代“穴砚斋钞本”《家世旧闻》的发现者，也是解放后惟一的读者。旧书摊、碑刻所在也是孔凡礼常去之地。直到80多岁，老人依然奔波在京郊大兴乡间居所到国家图书馆的路上。老人2007年8月27日的日记记录了这一天去图书馆的行程：“早5点多起床，6点45分，走一里地，到达通三环的679路公共汽车站，……到达国图善本室，已是10时17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几乎站不住，把握不了。……到了借阅大厅，正是10时25分。……到快餐厅，买了一包饼干，喝了一点水。到服务台提出预约的书，复印了一些。到敦煌室找了一点材料。2时30分，出国图，坐319路公共汽车……回到海子角住地，已经是6时了。坐下来都不能动，两条腿几乎不管用……不过，累，值得。我得到了我需要的资料，这些资料用到书上，可以提高质量，我可以问心无愧了。”写到这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孔凡礼选择的是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研究中，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22册，他至少通检了50遍，每一遍都有新收获；影印的《永乐大典》202册，他起码通检了20遍……正是在这巨量的阅读中，他因新的发现，把研究不断向历史深处扩展，使认知接近历史真相，也使自己的著述充满智慧的光辉。在图书馆，孔凡礼写下了20多本读书笔记和无数学术卡片，总量有几百万字，这当中，记下了孔凡礼无数拂去历史尘埃，始见瑰宝的心花怒放之时。1977年他在北图善本室意外发现目录卡上赫然写着明钞本《诗渊》25册，多出此前邓广铭先生所用《诗渊》16册。《诗渊》成书与《永乐大典》年代相差不多，收诗五万多首，其中十分之二三不见于古今刊印的古籍，也不见官修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收词七八百首，其中大部分不见于《全宋词》、《全金元词》。从中，孔凡礼一举辑得《全宋词》失收的词作400余首。可以说，孔凡礼的每部著作，都是这样上下搜索，集腋成裘之作。数十年中，孔凡礼沉潜精专之作颇丰，一个个古籍整理项目常人看来独木难支，靠他所说的“笨功”又费时费力，时日老天不假，从何而来？孔凡礼是在而立之年开始学术研究的求索的，当时，他刚刚从安徽一所乡村中学调入北京三中任教。1963年，病中的他选择停薪留职，既减去不能担负教学而拿取报酬对三中的愧疚，又可全身心投入陆游研究。从此，除了以往几百元的积蓄和第一笔千余元稿酬，每月一家人的生活就靠中华书局支付的40元生活补贴维持。“文革”中，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全面停滞，孔凡礼重返教职而不得，在三中做了数年教学辅助工作，每月收入仅16元到30元。1979年，“文革”后首次提工资、评职称，孔凡礼也刚刚重新走上三尺讲台，重新开启中华书局委托的整理三苏资料的学术研究，考虑到自己年近花甲，教学、研究难以两全，孔凡礼婉拒了中华书局调他当编辑的邀请，毅然提前退休。孔凡礼与时间赛跑的赛程重新开始。1982年，孔凡礼再次谢绝李一氓请他到古籍办工作的邀请，为自己争取了宝贵的研究时间。“洗得发灰的蓝布中山服罩褂，领口已经破了，衬褂是洗毛了的白老布，衣领上缀着厚厚的补丁。当我站在敞开的门前时，他正佝偻着高大的身躯，‘咝咝咝’地喝着稀饭，桌上是一摞翻开的书稿，旁边是一碟不知名的咸菜。我的天，今天是中秋节了，现在正是月圆之夜！”黄山书社一位编辑看到的，不是孔凡礼生活中的一刻，而是常态。这常态，为孔凡礼赢得了时间和精力，使他得以潜心去做惠及子孙后代的研究。他靠克己与牺牲，赢得了学术研究并不舒适但却自由的空间。晚年，老人在家乡一所高校的讲台上，面对后辈学子语重心长：“我这个人，有一点特殊性，一方面我是北京一所普通中学的普普通通的教师；另一面，我又是有着多方面学术成就的致力于宋代文史研究的学者，这种情况，在北京市不多见，在当代中国也许是个特别……我为《全宋诗》、《全宋词》这两部代表一个时代学术水平的总集，做出了别人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或许可以说，有我的参与，这两部书就显得更有光彩；如果没有我的参与，这两部书可能就要暗淡一点……”老人的话，点燃的是世人对学术文化的信心。老人离去后，顾青在缅怀前辈时说：“当前学术文化事业实用主义盛行，很多人急功近利，抄袭现象大量存在，导致公众对学术界信心减弱，也失去了对学术应有的崇高感。孔老的学术成就和生活经历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保有这份信心。”心灵的回声翻开《孔凡礼文存》，在石钟扬所写的《无冕学者孔凡礼》一文中，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几十年中，我先住在‘东倒西歪’的两间东屋，后来又住进‘骄阳飞汗雨’的斗室，然后又住进荒鸡夜唱的村舍。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出版了近40种书，发表了三百篇文章，还有一部存稿，字数共约在一千三百万。……人们亲手把教授的桂冠要戴在我头上，我婉谢了；有人要给我房子，我婉谢了；我过着四十五年的单独生活，为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我献出了一切。我鞠躬尽瘁，问心无愧。这杯本来是清醇甘美的酒，在进入八十岁以后喝起来，却越来越苦涩。有谁能知道其中的真味呢？只有我自己，我只有慢慢地喝着，细细的品味着，因为这酒是我亲自酿造出来的。”这是孔凡礼在与他的传记作者书信往来时的内心独白。当问及其治学中最遗憾的事时，孔凡礼的回答让石钟扬潸然泪下。老人说，我多次幻想拥有一间窗明几净的书房，两侧排列着书柜，按经史子集分开，我徜徉其中。如果具备此条件，我的成果可能还要多一些。转而他又说，其实，这也不是遗憾，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在这方面知足。进而，老人又反复说了一个不可抗拒的遗憾：自己年龄太大，时间永远不够支配，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去做。“我现在要是六十八岁，该多好啊！”发出这生命呼唤的时候，老人已是86岁高龄。两年后，他在病榻上离开了他眷恋了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那一刻，他有多少遗憾，多少不舍，多少无奈？让我们从老人当时的心境回望，探究他生命的历程，重温他学术研究的追求。作于1963年的一首诗中写道：“东倒西歪屋两间，斜风细雨送床前。我自如山山不动，剑南理罢又骚篇。”1992年，又一首诗是这样的：“郐曹临上国，造化赐机缘。出入文津道，留连厂肆廛。五千唐宋卷，百万管蠡言。苏陆明窗读，豪情尚欲燃。”读先生的七十抒怀，读出几多豪情？下面一首，名为《七十八岁初度》：“日丽风和卷霹雷，蓬门长闭躲书堆。齑盐三顿清如水，骏马千蹄志不回。薄有刍言传域内，愧无冠冕启方来。人生得失如何计，漫把封缸尽一杯。”诗中千滋百味，令人肠断。老人的倾诉与呼唤，令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生出无限感慨，郁积满腔痛惜。扪心自问，当老人发出这呼唤时，如果听到，我们是否会做些什么，给老人赢得更多的时间，让这样一位稀世人才能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添加些许当代人的贡献？在老人带着遗憾、不舍离去之后，我们痛定思痛，是否应当为还在学术研究之路上艰难跋涉的张凡礼、孟凡礼们做些什么，以使今天的时代大师辈出？我想，这才是记者写这篇报道、本报发表这篇报道时的期望。本报记者庄建

2011-02-22
法式善散文研究

学术论文

法式善一生虽仕途不顺,但著作等身,且种类多样。著作包括散文集《存素堂文集》《存素堂文续集》,诗集《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存素堂诗二集》,诗话《梧门诗话》以及笔记整理类著述《陶庐杂录》《清秘述闻》等。法式善因广交文士,且文名颇著,友人先后刊印了其多部诗文集。其中,散文集《存素堂文集》四卷刊印于嘉庆十二年(1807),随后《存素堂文续集》也问世。21世纪以来,有关法式善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相关论著数量逐渐增加,研究视角也逐渐多元化。但对法式善各类文体研究的重视程度有很大差异,研究比重严重失衡。表现为,对其诗歌、诗话类作品研究成果颇丰,但其散文作品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其散文即使在某些学术文章中被提及,也基本仅是研究者引用《存素堂文集》《存素堂文续集》中的只言片语来阐述自己某种观点而已,基本未从散文研究角度出发,进行细致的散文文本研究和整体的散文史观探讨。鉴于此,本文重点研究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四卷)、《存素堂文续集》(四卷其中第三卷佚)、《八旗文集》《小仓山房往还书札全集》(补遗四十余篇)等文集中的散文作品,合计260余篇。并从文本出发,结合各种文体写作传统与特色,重点对其论、序、跋、书后、记等文体分别予以阐述,力图深入发掘法式善散文在思想内容、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等方面的特色与成就,并将其散文作品置于空间与时间相结合的纵横交错的审美视野下,最大限度地揭示其散文的创作魅力及其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应有的文学地位。论文由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法式善散文所用文体论”、第三章“法式善散文分体论”和第四章“法式善散文地位论”四部分构成。绪论内容包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文献综述、结构安排和论文创新等,其中论文的结构安排和创新之处是重点。第二章主要是在分析法式善每种文体创作前,均具体阐述了中国古代论体散文、序体散文、跋体散文和记体散文这四种文体的概念内涵与外延都做出较为准确的界定,对四种文体都做出源流上的系统梳理,尽可能深入揭示出其基本特征,这是本文展开研究的基础工作,是对法式善散文进行分体研究,并走向深入的基石。论文第三章为法式善散文的分体研究,是本论文的中心所在。具体分为以下四个板块:第一板块论述的是法式善论体散文。读者从法式善论体散文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其主张经世致用,坚持廉政为民,相信天人感召,强调个人作用,推崇才德兼备等思想内涵。法式善论体散文里的思想内涵还具有异于他人的鲜明思辨特点,如他全新的“君子小人辨”,以及他对狄仁杰和尔朱荣全新的独家评价,所论大都新人耳目,富于启示意义。关于法式善论体散文的艺术特色,本文主要从其章法安排和语言艺术两个方面来探讨。得出结论:其在章法布局上,论说得法,持论公允,布局鸿阔,收篇妙远,均体现出章法艺术之美,同时,其论体散文的语言“存心恕而用笔周”即简而周,“随物屈曲而各中其理”即曲而中,“迭用奇偶,节以杂配”即骈散结合,在论说语言的锤炼上具有鲜明艺术特点。第二板块探讨法式善序体散文。从传统序体散文文体特征出发,从历史脉络和文体发展角度把握法式善序体散文总况,然后从序文种类、文体功能、表现手法、作序原则、师承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法式善该种文体的主要特色。首先,法式善的序体散文种类多样,包括自序、他序、集序、赠序与寿序等,每类均有思想艺术俱佳的作品。其次,本文认为法式善的序体散文充分发挥了该种文体介绍情况、知人论世,说明缘由、阐释旨趣,述说原则、讲解体例、描述交游、再现文坛,概括内容、揭示主旨,传播文献、还原历史等多种文体功能,并运用了多样的表现手法,在说明、议论、叙事和描写等方面,均有出色呈现。该文还认为法式善在序体散文里表达了自己对国家文教事业的关心,从“士不遇”、人才标准、人才之操守和家庭熏陶等方面阐述了自己较为进步的人才观。法式善的序体散文在语言锤炼上也取得了不菲的艺术成就,这主要从声律、用典、对偶等三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三板块为法式善跋体散文的研究。文章先结合跋体散文的总体特征来探讨法式善此类文体的基本特点,认为法式善的跋体散文篇幅短小精悍,行文活泼自然,且变化多端。又由于法式善喜欢收藏书画,因此其跋体散文作品多为书画跋文。其跋体散文承继宋代苏轼、黄庭坚的风格,情趣高雅,富于文学艺术性。法式善跋体散文具有很高的思想文化价值,其中重要的是学术史料价值、艺术鉴赏价值和思想启迪价值。本章还对法式善书后文进行了探讨,将其书后文与其题跋文进行了对比。并且对前者进行了文本分析,认为书后文体现出了作者强烈的史官意识、问题意识等。第四板块重点探讨法式善的记体散文。文章重点关注不同时代记体文的不同特色,将其作为考察法式善记体散文特征的重要参照。本章重点研究法式善记体散文中的书画像记和斋堂亭园记两类文章,分别探讨这两类记体散文,认为法式善记体散文学宋较多,对书画亭台直接描写不多,重在阐发自己观点、抒发心绪,或借助释名而阐述思想,或写景状物富于诗情画意,或说理叙事喜欢引经据典。作者多方开拓,不断创新,从而使其记体散文在当时创造了思想艺术的新高度。论文第四章即最后一章,从两个维度探讨法式善散文的历史地位,分别为:其在清代散文史及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既将其放在清代乾嘉时期散文创作总体风格中进行横向对比考量,又将其置身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中进行纵向师承探讨。本章还对法式善作文的原则及其对前人创作手法的继承,包括学习韩愈、欧阳修、苏洵、归有光及李德裕、权德舆等人的情形进行了探讨,认为法式善在散文风格上主“清真雅正”,同时仍能转益多师,不拘一格,自成一体。由于法式善少数民族身份,使其散文自俱风貌,包括自然天成、学古而又重创新、简而明、气壮宽博、清老、渊雅得体、真情实意、言之有物等特色,还力求辩证看待制艺文、重视《文选》和金石文字等问题。这些特点在他生活的乾嘉时代是极其宝贵的。结语部分总结全文。通过以上各章对法式善散文力求所作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系统分析与深入研究,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式善的散文作品不仅在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文作品中属上乘之作,即便是置之于汉文作家的散文创作群中,也同样可圈可点。法式善的散文既继承了前代作家之优点,又能独出心裁,演绎出简洁却不简单、清老却不寡味的独具一格的文风,使之卓然立于中国散文史上。

李艳丽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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