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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影响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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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老子对音乐的感悟与升华，其本意是用可以描述的音乐语言来表述无法直接描述的天道。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主要的美学意义并不是源于其天体的论说，而是老子对音乐的感知和感知的升华。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美学意蕴实际上就是老子哲学美和艺术美的融合。　　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美学对汉赋创作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作品构思、发挥想象、描写对象、夸张排比的铺陈和华丽的风格五个方面。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美学对玄言诗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无本之玄。盛唐山水田园诗受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美学理论自然而然的影响，创作出具有音乐美和绘画美的诗歌。宋代“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规律”一类的理趣诗，使道与物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这一类的理趣诗在内容及其艺术表现手法都受到老子规律论哲学思想和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美学思想的影响。宋代文赋中深刻的自然哲理和人生哲理的描写，也明显受到老子哲学和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美学理论的影响。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赏析法则是以其“无为”思想为基础的。老子的这一赏析法则造成读者在作品赏析中的理解与作者本义完全背离的现象。这种相当于西方文论误读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音韵理解错误产生的赏析;由于对作者创作背景理解不足产生的赏析。

刘金平
平实的旷达

报纸

冯扬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元丰三年（1080），苏轼因“乌台诗案”在御史台监狱里呆了一百多天后，“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二月初一到达黄州。这个感叹“平生文字为吾累”，决心做一个“此去声名不厌低”的人，刚到黄州，忍不住吟出了这首《初到黄州》诗。这首诗语言平实，却显露出苏轼复杂矛盾而又随缘旷达的心情。诗以自嘲口吻开头，“为口忙”表达了多层的含义：为糊口而出仕，因口祸而获罪，“鱼美”“笋香”的口福。“老来事业转荒唐”，看似诙谐，实则沉痛。苏轼当时已经四十五岁了，自幼“奋厉有当世志”，科考时被仁宗皇帝认为的宰辅之才，二十多年后，不仅没有功成名遂，反倒被逐至黄州。无端的牢狱之灾更使他审视自己的人生态度，“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却含有几分牢骚。面对逆境，苏轼以平静、旷达的态度对待。“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见到长江绕黄州城廓而过，就知道这里的鱼一定很好；看到连山的竹子，想象着竹笋一定很香。把视觉形象转化为味觉嗅觉形象，表现出苏轼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亦表露了诗人善于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员外”，定额以外的散官。“水曹郎”，隶属于水部的郎官，梁朝何逊、唐代张籍、南唐孟宾于等都担任过这个官职。苏轼借这种巧合加以发挥，以苦为乐，以祸为福，在扫兴的“员外置”前加了一个“不妨”，在倒霉的“水曹郎”前加了一个“例作”，牢骚之中带点幽默放达，个性旷达便跃然纸上。结尾写无功受禄的愧怍，质朴自然。身为“员外”，却没能为国家出力办事，而又要白白花费国家的钱银，实在是惭愧。“压酒囊”就是工钱，虽然钱不多，可对于一个“无补丝毫事”的人来说，还要费这工资，确实惭愧。表面上的自惭尸位素餐，实际上是苏轼苦中作乐的自嘲，也是对朝廷中权贵的一种讥讽，更是表现了诗人的一种旷达和自得。苏东坡初到黄州时，举目无一个亲人。他住在定慧院内，“随僧疏食”，“灰心杜口，不曾看谒人”，“时时策杖至江上，望云涛渺然”，“所云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聊以自娱耳”。表面上看，苏东坡来到黄州，他不再想写诗作文了。实际上，一股写作的冲动在他心头奔涌。初到黄州，就用平实的语言，表达了他放达的情怀。也预示着他在黄州将是一种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平实生活，在这平实的生活中，展示着超然物外、乐观豁达的胸怀。正是这种情怀，才使得他在身处逆境中展现了超乎寻常的作为，成就了他在黄州的文学艺术巅峰。

2018-07-14
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报纸

一日，我收到一条转发的短视频，画面是一个人在讲一首诗：“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视频中介绍说这是苏轼生前留给他儿子的最后一首诗。作为以古典文献为业的人，我自认为对苏轼的作品还算熟，却不知道这首诗——“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心下便觉得有些惭愧。但苏轼最后是死在常州的，他的绝笔，历代注家多认为是《答径山琳长老》，我怀疑视频里那人在信口开河。小孩放学归来，我跟她说起这首首尾相环的诗，她也觉得好玩，认为这可以用来描述考试的心情：考试前惶惶不可终日，考完觉得也不过就那么回事。她问我诗题是什么，我说这就查。我先用“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检索系统”查了首句“庐山烟雨浙江潮”，居然没有记录。我不甘心，于是登录“中国基本古籍库”，这可是目前收录古籍数量最多的数据库。让我没想到的是，竟然也是一无所获，一条相关记录也没有。我生怕是因为诗句有异文，于是变换关键词串检索，结果仍没有。我大奇，只好有些尴尬地跟小孩说：明天我查出来告诉你。第二天，我先上“读秀中文学术搜索”检索首句，在检索结果中，绝大多数说这是苏轼所作，诗题或作《观潮》，或作《庐山烟雨浙江潮》，但也有说是邵雍所作《首尾吟》。邵雍，字尧夫，是北宋著名理学家，有《击壤集》，卷20有135首《首尾吟》，但其首尾都是“尧夫非是爱吟诗”，其中并没有这一首尾都是“庐山烟雨浙江潮”的诗。我直接翻检了《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以及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等人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纸质书，二书均附有篇名索引，并没有找到相关诗题。因为手头没有中华书局的《苏轼诗集》，故没有翻检，但我用了古联公司的“经典古籍库”检索，该库主要收录的就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基本古籍，也没有。至此可以肯定，古今苏轼诗集中都没有收录这首《庐山烟雨浙江潮》。难道这是苏轼集外佚诗？如果是集外佚诗，那这首诗最早出现在哪本书里？由于中国基本古籍库没有相关记录，我怀疑会不会是在杭州地方志里收录的佚诗。于是我登录“中国数字方志库”，检索后一无所获。这时我又开始怀疑这诗是不是晚清近代人所作，于是登录“瀚堂典藏”检索，结果在日本1934年印行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续诸宗部二”收录的两个日本禅师语录《槐安国语》卷5以及《月坡禅师语录》卷4里检索到诗句，但都没有提作者和诗题，另外在1925年的《华国》以及1936年的《申报》中各检得一条记录，前者说是苏轼的诗，没有提诗题。我接着检索“瀚文民国书库”，共检得5条记录，其中贾丰臻编《佛学易解》（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64页有：“苏东坡诗曰：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浙江为吾国有名风景之地，以此喻佛界。”陆翔辑《当代名人新书信集》（上海广文书局，1920年）第176页有高语罕《与朱一公论学》一信，开头写道：“你问我钱塘观潮底状况，我实在不愿意说：因天下事总是一种假相、幻境，没得这一种假相，没得这一层幻境底时候，以为到了这种境地，得了这一种假相，便是无上幸福，苏子瞻所谓：‘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未消。既到还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真正不错。”二者都说是苏轼诗，但没有诗题。遍寻不得，我怀疑在后人所编与苏轼有关的集子中是否有可能收录了集外诗，于是重新检索四库书系目录，发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册里有明人凌濛初所辑《东坡禅喜集》14卷以及清人王如锡所辑《东坡养生集》12卷，于是翻检一过，仍是一无所获。后来在日本国会图书馆网站检索，发现有中野伯元刊的《新刻东坡禅喜集》9卷的影像，于是也翻检一遍，但也没有找到。一天翻检下来，晚上我的眼睛已经受不了了。滴了眼药水后，沮丧中，我上网用百度搜“庐山烟雨浙江潮”，在铺天盖地的“这是苏轼最好禅诗”的结果中，忽然发现“知乎”关于“据传作者为苏轼的《观潮》最早出自哪本古籍”的问题之下，去年已有人进行过类似的搜寻。其中网名为EukleidesWong和赵学浩的网友从日本禅僧编纂的《禅林句集》（又名《句双纸》）里找到这诗被安到苏轼头上的一段轨迹，赵学浩认为1688年本《句双纸》是已知最早的将此诗作者标为苏轼的书，只是日本禅僧以什么为依据，把这诗说成是苏轼所作，我们仍未可知。此外，国际人文学会（加拿大）主办的《文化中国》2021年第3期刊登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李公羽论文《“庐山烟雨浙江潮”并非苏轼作品》，但我没看到这篇论文全文。最终，折腾了快两天，问题其实仍没解决，只能说这诗不见于传世的苏轼诗集，不一定是苏轼写的，而从现在发现的文献来说，可能是日本人最早说这诗是苏轼所作，但不清楚他们这么说的文献依据是什么。因此，目前包括大量专业研究人员在内的人们将这诗说成是苏轼所作，其实未必是对的。跟孩子说了之后，我有点儿兴味索然。聊以自慰的是，借此机会翻了《东坡禅喜集》和《东坡养生集》，看了之后既感慨苏轼的巨大市场号召力，又赞叹明清书商真是会选题。古人云：“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此番搜寻，真可谓：动手动脚又费眼，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生涯如此亦可怜。是为记。（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

李鹏

2022-05-27
苏轼舌尖上的才情

报纸

《舌尖上的中国》曾一度风靡全国，一时间舌尖文化跃上舌尖，为人们津津乐道。各种饮食文化的追根溯源也成为了热点，对于美食达人的挖掘也成为一种文化寻根的表现。说到底，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美食大国，自然也不乏各种美食专家了。说到苏轼，为人所称道和传世流芳的当是他的诗词歌赋。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这成就了他豁达的人生态度和奔放的诗词新风格。这位豪迈的才情居士，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食家。苏老爱酒，在他的诗作中有不少佳作与酒有关，“得意诗酒杜，终身鱼稻香”。他还擅于烹调，对于美食也颇有一番造诣，甚至自称为“老饕”，可见其对吃的热爱。将东坡和美食联系在一起的，当首推东坡肉，这道“创制于徐州，完善于黄州，名扬于杭州”的美味，肥而不腻、酥香味美，让人垂涎不已。它不仅仅是一位洒脱居士对珍馐佳肴的献礼，也从侧面反映出他爱民勤政的政治修为。除了肉，苏东坡对于鱼也颇为奢爱，于是便有了“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的传世佳作。晚年的苏轼对于新鲜蔬果也颇为钟爱，素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豪气长流至今。返璞归真，向往自然，东坡对于汤羹的烹调，也颇为其得意，自号“珍烹”，而且以“东坡羹”命名之。“新春阶下笋芽生，厨里霜韲倒旧罂。时绕麦田求野荠，强为僧舍煮山羹。”这种不用“鱼肉五味”，仅用新鲜自然之野菜调制的汤羹，味道当时自然之甘，也体现出苏东坡对凡尘俗世的厌倦和对自然的热爱及向往。我们常说，创作源于生活。不论是达名于高堂之上，抑或是流放于边陲山野，苏东坡丰富的仕途经历，不仅给了他创作笔下佳作的生活体验，也赋予了他精心于舌尖美味的绝好机会，而他豪迈的气节和对生活的热爱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这样一位时代伟人的精神魅力所在。

2015-09-19
『诗经·邶风』与高丽俗谣的主题之对比

学术论文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收集的西周时期十五个不同地区的民间歌谣,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民谣总集。高丽俗谣则是韩国高丽时期在平民阶层中流行的歌谣,是韩国历史上以其民族文字被记录下来的最早的民谣作品。两者作为一衣带水的中韩两国最具代表性的古代民谣诗歌集作,在主题内容、形式特征、语言风格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极大的相似性。本文仅以主题为中心,探讨两部民谣集作存在的普遍性及特殊性。『诗经·邶风』作为“十五国风”之一,共有19首,其主题内容涉及到了“十五国风”160篇中所载主题的各个方面,是能够代表“十五国风”整体风貌的。基于比较对象数量一致性的考量,本文主要以『诗经·邶风』19首民谣与高丽俗谣12首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时代背景,探究两者中出现的主题及主题内在情绪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从中发现中韩两民族共有的东洋式传统民族心理和在各自特定时代下形成的固有民众情绪,并尝试分析其固有性产生的时代环境因素。本文大体共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二者主题比较研究的可行性,确定选题意义,明确研究对象的定义和范围,论述平行比较的研究方法在本文中的体现,以及研究现状。第二章为本论,分为四个小节。第一节中总览了『诗经·邶风』与高丽俗谣各自包含的主题内容,并进行分类。第二节从主题分类中归纳了两者包含的普遍性主题和各自特有主题。男女间的恋慕和离别的情恨,弃妇的哀伤,对血缘亲情的歌颂,以及动荡的社会环境给人们带来的现实苦恼,是两者中共同存在的主题。“怨刺上政”和“忠君恋主”分别是『诗经·邶风』与高丽俗谣各自特有的主题。从两者共有主题中,可以剖析出中韩民族共有的东洋式传统民族心理和相似的内忧外乱式社会环境。但从共同主题的篇目数量分布及各自存在的特殊主题中可以得出两者包含主题的不同侧重点。『诗经·邶风』表现出来更多对社会现实的关注,高丽俗谣则更重视人间感情世界。另外,即使在同一主题下,两部作品中表现出其话者不同的对应意识、态度等内在情绪倾向。因此在第三节中,着重探讨了在相同主题下『诗经·邶风』和高丽俗谣表现出的相异内在情绪。如同样表达“男女相悦”之情,前者表现出一种基于礼教精神的理性节制态度,表达爱慕是含蓄保守的,而后者则流露出对性爱的露骨欲望和感情至上的情绪;同样面临被伴侣抛弃的遭遇,前者对无情的行为发出了积极的控诉,后者则消极忍苦,其话者更贴合东方传统的女性形象;而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前者对苦痛的根源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表现出对不公正现实的批判和反抗情绪,而后者则流露出现实逃避情绪,致力于构建乌托邦式的世界。民谣诗歌大部分为民众的集体创作,在社会各阶层被广泛传颂,代表了广大群众的普遍心声。因此在同一主题下两部作品中体现的不同话者情绪可以代表两个民族在特定时代下固有的民众心理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自所处社会的时代背景。由此,在第四节中,则从文化传统,社会状况和主导宗教思想的变化等方面分析了相同主题作品中产生不同情绪的时代环境因素。最后在第三章结论中对以上内容进行总结,并反思不足之处。对『诗经·邶风』和高丽俗谣的主题以及主题内在情绪的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两部民谣集作的内容和时代价值,从而把握两者体现出的思想相关性和时代固有性,了解民族性格和社会时代环境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崔玲愿
苏轼革新宋词的功与过

报纸

视觉中国供图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是我国北宋时期一位杰出的“全能”作家。他于诗、文、词、赋都有极高造诣，而在词史上的独特作用与地位，尤为引人注目。清末词学家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有云：“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可见，苏轼对宋词的革新与发展功不可没。在苏轼以前，北宋词坛上，是婉约派占据统治地位，内容大抵以写男欢女爱、风花雪月、离愁别绪之类为主，被囿于“艳科”的樊篱之中。其间，范仲淹、柳永、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对此虽有所矫革和突破，但未成风气，影响不大。一旦横绝一世的文学巨匠苏轼闯入词的领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有勇气也有能力冲破这种传统的狭小的框架，使词成为士大夫抒写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词风也随之一变。南宋初年的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这段话虽然贬柳词及前人词太过，却确实指出了苏轼对词体革新的杰出贡献。需要指出的是，苏轼对词的革新，不是局部的，而是多方面的。开拓题材，放大词境苏轼革新宋词的功绩最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对题材的开拓和词境的放大上。比之晚唐五代及北宋初期的词，苏词真有“一先万古凡马空”气象（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新轩乐府引》）。他将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进而推之于词的领域，用词的形式表现诗文的传统题材，诸如咏史怀古、政治时事、山水田园、赠答伤悼等，无一不可入词，使词“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须溪集·辛稼轩词序》）。试看他的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诗是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冬季，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写的。作品通过出猎盛况的生动描写，抒发了作者为国杀敌的雄心壮志。全词上片写出猎，下片写壮志，不但场面壮观、气氛热烈，而且格调高亢、笔力健劲，所取意象亦大异于婉约词人，与苏轼其他豪放词相比，它最早把词中历来香而软的儿女柔情，换成了报国立功、同仇敌忾的英雄气，为以辛弃疾为代表的南宋爱国词开了先路。再看堪称古今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此词为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苏轼在黄州（今湖北黄冈）时写的。当时他以被管制者的身份游长江边的赤鼻矶，因这里也曾被传作三国时周瑜大败曹操的赤壁，于是浮想联翩，面对着浩瀚的大江发思古之幽情，缅怀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并借以抒发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报国无门的苦衷。上片即地写景，为风流人物作铺垫；下片抒写周瑜业绩和自己的感慨。词中不仅把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而且把幻想和现实、过去和现在自然地结合于一体，其内容之丰富，意境之高远，气势之恢宏，在词中是空前的。苏轼不仅在词中写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表现出一种慷慨豪迈的精神，给人以感奋的力量，而且也喜欢去写自己所领悟的人生哲理和生活意趣，表现出一种高逸旷达的胸襟，给人以启迪。如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的《水调歌头》，当时，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政治上失意，与在齐州（今山东济南）任掌书记的胞弟苏辙分别已有七年而不得团聚。中秋之夜，对月抒怀，故作此词。词上片由中秋赏月起兴，引出“天上宫阙”“琼楼玉宇”“乘风归去”的奇思遐想；但又恐“高处不胜寒”，还不如就在人间“起舞弄清影”。想出世却又积极入世，表现出他对生活的热爱。下片对月怀人。词人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月的圆缺与人的离合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由望月转到怨月，进而又替月开解，最后从宇宙人生之理中获得解脱，以共赏明月作为心灵的慰藉。全词构思奇丽，笔调洒脱，情理兼胜，因此千百年来传诵不衰。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除上述两类题材外，苏轼还开始了描写农村的词。如他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不仅描绘了农村的景色，而且反映了农事和民风，是一幅幅纯朴自然而又清新秀丽的农村风景画和风俗画，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芳香。这在五代以来的文人词中是很少见的。变革词风，改造词体苏轼革新宋词的功绩还体现在对词风的改变上。随着题材、词境的拓大，苏轼对词的艺术表现手法也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表现在词风上，苏轼一方面承袭着晚唐五代以来的婉约缠绵的词风，另一方面又突越了前人的局限，开创了一种与传统曲子词迥然不同的新风貌，即人们常说的“豪放”。不可否认，苏轼开始写短调曾受欧阳修影响，后作长调时，亦受柳永的影响。但他在高峰面前，不是向上攀登，而是另辟蹊径，建造另一座高峰。他改变词风，就是从力辟柳词开始的。他在写成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后，曾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密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可见，苏轼对自己的词有别于“柳七郎风味”，颇为自喜自负。他有意于柳永之外另开境界，树起“自是一家”的旗帜。在今存的300多首苏词中，尽管真正称得上“激昂排宕”（夏敬观语）、“句句警拔”（苏轼语）、“横放杰出”（晁补之语）的豪放词作并不多，但它们却给北宋词坛带来了新的生机，“指出向上一路”（王灼《碧鸡漫志》）。如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须关西大汉，弹铜琵琶、铁绰板”来歌唱，由此可见其“豪放”。如果说“豪”和“放”是一个方面的两头，那么他的名篇《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则偏于“放”这一头（参见陈迩冬《宋词纵谈》）。这首词对月怀人，天上人间，一任想象纵横驰骋，最后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希求作结，体现出词人洒脱的性格和旷达的胸怀。又如他的《念奴娇·中秋》，虽然较《水调歌头》稍逊，但同样写得狂放不羁、洒脱飘逸。除豪放、旷达而外，苏词中还有不少的婉约词也写得十分出色。如他那首题为“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的《江城子》，写对亡妻的悼念，风格委婉，真挚感人。又如题为“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的《水龙吟》，是他咏物词的名篇。作品从写花中引出女子的愁思，“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写得幽怨缠绵，清丽舒徐，就是与宋词中最出色的婉约词相比亦毫不逊色。由此可见，苏词虽以豪放为主调，但又呈现着丰富多彩的风格。苏轼在词风上另一个方面的革新，就是使词风“雅化”。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因为他开创“豪放”词风的功绩，光焰夺目，引人注意；相形之下，“雅化”词风就不大为人所重视了。其实，苏词的“雅化”，影响也同样深远：他基本上结束了“婉约”词中雅、俗并存的局面，而使它向文人士大夫趣味的“雅化”方向发展，从此“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徐度《却扫编》卷下）。至南宋，出现了姜夔等人的雅词，从中更可以看出苏词的影响。苏轼革新宋词的功绩，还表现在对词体的改造和提高上。词本起源于民间，继而流入青楼，始终不脱“艳科”范围，被视为玩物小道。尤其是在特别重视“道统”的宋人眼中，词的地位更显得低下。但苏轼一出，词在他的笔下发出了奇光异彩，人们便不得不对它刮目相待了。有人云：词至东坡，其体始尊。可谓中肯之论。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苏轼的“以诗为词”。苏轼对各种文学样式，考虑得最多的是它们之间的相通之处，所谓“诗画本一律”（《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他认为词应该取得和诗同等的地位、同等的功能，而词人则应该致力于对词的改造和提高。他自己努力实践，也鼓励朋友们这样做。在他的直接影响下，他同时代的北宋词人如黄庭坚、贺铸，稍后如周邦彦等都能摆脱晚唐五代乃至柳永绮丽轻倩、狭窄单调的风格，使词的意境和情调大为拓展。而南渡以后，特别是与苏并称“苏、辛词”的辛弃疾以及陆游、陈亮等为数众多的爱国词人，更无一不是继承东坡以词言志咏怀的传统和革新精神而取得光辉成就的。王灼所谓“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则明确道出了苏轼对词的开拓和创新之功。从诗词有别看苏词之不足需要指出的是，苏轼在词的题材、风格、音律、体制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为词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他的词作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苏轼是罕见的文艺全才，他对各种文学样式都精通，诗、词、散文、书画无所不工。但他过于强调各种文体的相通，这是不利于文学艺术的个性发展的。他认为情与志相通，所以以词言志。他对词是一种突破，同时又是一种回归，即向“言志”的正统文学诗文靠拢。他所开拓的词的领域，是以损害词的抒情体性为代价的。他自身的创作习惯如用典、搬用前人诗文，使其词缺乏比兴，缺乏形象，其中隐括《穆天子传》的《戚氏》一词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南宋辛弃疾写词也爱“掉书袋”，就是从苏轼那里学来的，并且更为严重，使词几乎成了案头文学。苏轼写词还喜欢集句、回文，如他有三首《南乡子》为集句，七首《菩萨蛮》为回文词，而这些词没有丰富的内容，更无境界可言，近于文学游戏。不难看出，苏轼是把写诗的习惯带到词里来了。但作为“天才”，苏轼也能写出好词。如和韵词，人称是戴着双重“脚镣”跳舞，很难写好，而苏轼却有佳作传世，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就是一首咏物的名篇，被称为苏词中言情绮丽的代表作。章词写杨花，虽能曲尽其妙，但只把它作为烘托离思的旁衬之物，不如苏词中的杨花有形有神，因而抒情也就不如苏词深至委婉，而且，和韵比原韵还要受更多束缚，所以王国维《人间词话》说：“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但和韵词多带有游戏形式，对词的创作有弊而无利。这种做法，是因难见巧。“巧”不是文学创作的极诣，其结果是给词的创作带来所谓杂体。至南宋辛弃疾、陈亮等人，词体异化的现象更为严重。此外，苏轼有的词议论过多，或缺少情韵，这显然是受宋诗议论化倾向的影响，其后果也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在肯定苏轼对词坛的建树与贡献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其所存在的疵病。（作者系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原副院长）

潘裕民

2023-05-12
宋代乡饮酒礼乐章考论——兼论《风雅十二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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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乡饮酒礼乐章变迁的重要时期。宋初《淳化乡饮乐章》因循唐制,以《诗经》旧题另撰新辞,篇目、遍数均与《开元乡饮乐章》一致;北宋末乡饮酒乐章虽存“乡饮酒”之名,其实模仿辟雍赐宴乐章,与《仪礼》《开元礼》不同。宋代地方上形成了一套由“四司”“六局”督办、官妓祗直歌舞的鹿鸣宴制度,宴乐由致语口号引导、举酒歌舞相配合,间有击鼓传花、诵唱诗篇等节目,与其他地方宴会有混同趋势。南宋乡饮酒礼复古之风盛行。《风雅十二诗谱》以开元古谱的身份重现,引发断代争论。从传谱人的相关情况及唐宋乡饮酒礼乐章历史变迁来看,它不是唐、北宋的作品,却比较接近南宋两浙地区复古的乡饮酒礼用乐的实际,是地方搜举乡饮酒礼乐章的结果。

杨逸[1];尹航[2]
宋代已有节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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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节目主持人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竹竿子",因为他们主持节目时手里拿一支竹竿拂尘。"竹竿子"多由教坊内的参军担任,一个节目将上场,先由"竹竿子"上前致语,"勾"出节目,相当于今天的报幕;表演结束时,"竹竿子"

双元
宋刻施顾注苏诗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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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施元之、顾禧、施宿三人合注的《注东坡先生诗》(后世简称“施顾注苏诗”)是今存最早的苏轼诗集编年注本。施顾注的学术价值无论怎么推许都不算过誉,但存在明显问题,需要进行补正,方可使全书更为完备。具体问题有三:第一,今所存者皆为残本。即使将海内外所存的四个残本合在一起仍缺六卷,另有两卷虽存,但残损近一半。故首先需要对所缺的六卷,残缺的两卷进行补辑;第二,施顾注的句注,注虽规范、严谨,基本都包含作者、出处、引文等基本信息,但是这三部分内容,几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故需要逐条核实;第三,该注编年完全沿用宋刊《东坡集》《后集》顺序,施宿虽以题左注和另作年谱形式对舛误者进行驳正,但失考者仍很多,需要继续对编年问题作进一步的补正。

彭文良[1]
张耒记体文作法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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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耒为“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之一，在北宋中后期文坛占有突出地位，其文学苏轼、苏辙，兼法曾巩，博采众家，为文尚气主理，自然平畅，苏轼称其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有子由之风（《答张文潜县丞书》）。张耒文章体现了宋文平易自然的主流风格。

朱晓青[1,2]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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