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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学术前沿论丛"编委会
"2012北京文化论坛——首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委会
"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台湾)中台科技大学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
(韩国)大邱Cahtolic大学校
100191 北京,卫生部医学科研管理研究所
200235,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02年国际住房与规划联合会第46届世界大会组委会
2004年中国纳米技术应用研讨会组织委员会
2010国际数字科技博物馆论坛秘书处
2018’中国土地资源科学创新与发展暨倪绍祥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2021动物致伤防治高峰论坛组委会
256200 山东省邹平县醴泉七路 教育中心(农业局)
Baylor University 美国贝勒大学
Brandei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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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inographic Texts and Culture Nanjing University
K.U.Leuven
Kenyon College
Kong Ju Universit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
Philosophy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
Rowan University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SOAS)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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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江西乡村私学与地方社会述评——以地方知识阶层的参与为视角
期刊
宋代统治者重教兴文,印刷术普及等是宋代江西乡村私学兴起的外部环境;江右经济飞速发展,民间知识阶层渐起并参与地方事务乃其内部动因。地方知识阶层,以不同的教育形式广泛参与乡村私学,以此作为实现他们人生价值的重要载体。乡村私学的发展对两宋江西地方社会确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地方知识阶层个体素质的提高,地方社会整体风气的提升以及地方学术思想的繁兴助益颇显。
邹锦良[1];孙小明[2]
宋代文人的四般闲事对现代养生的指导意义
会议论文
南宋文人吴自牧在其笔记体散记文中引用俗谚'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品香、斗茶、挂画和插花被誉为宋代文人修身养性的'四般闲事',又被称为'文人四艺',是中国古代普遍的性命双修之法.养生即颐养生命,而中医养生理念是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强调'形神合一'的生命观,故宋代文人的四般闲事推崇'闲以尽年'的生活理念与中医养生十分契合.宋代'四般闲事'以道法自然、宋代理学、和于术数为理论依据而形成,对现代养生有指导意义,这类闲事使人们能够在感应自然之力的同时纳入天地清气与谷气相结合充盈先天之气,不论是斗茶、焚香还是赏画赏花都是功夫道,是需要花心思和时间的,这是一个抛却烦丝、锻炼心力的过程,通过守神全形、保形全神来使形神合一、二者兼养,则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徐睿瑶
2015-01-01
《史记》《汉书》对勘——以《高帝本纪》《高帝纪》为例
期刊
前言历代学者对《史记》《汉书》研究不断,在清代之前,研究的重点大多在于评定这二史"孰优孰劣",如东汉的王充、晋朝的张辅、宋代郑樵、裴骃、程颐,这种研究角度在清代也略延续,如清代刘熙载,在他的《艺概·文概》[1]有记"苏子由称太史公‘疏荡有奇气’,刘彦和称孟坚‘裁密而思靡’。‘疏’、‘密’二字,其用不可胜穷。"但又有记"子长精思逸韵,俱胜孟坚。或问逸韵非孟坚所及,固也。精思复何异?曰:子长能从无尺寸处起尺寸,孟坚遇尺寸难施处,则差数睹矣"
张梦琪[1]
“宋代诗歌学问化”研究
学术论文
学问化问题作为一个极富民族文化内涵和诗性内涵的诗学命题,贯穿了中国古典诗学发展过程的始终。学问化的诗学特征,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作家的创作中有着或强或弱、或显或隐的表现。在经历了充分的积累之后,发展到宋代,宋人凭借他们的学问修养,大量以学问为诗,其诗歌前所未有地表现出了学问化的特征,学问化特征也就成为了宋诗特色的最鲜明的表现形式。本文以宋代诗歌的学问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系统地梳理宋人的学问化诗学理论和宋代学问化诗歌创作的发展过程,探讨学问化特征在他们诗歌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及学问化诗学倾向形成的文化动因,以突显宋诗的学问化诗性内涵,从而进一步深化对宋诗及宋代诗学理论的认识。本文共分六个部分: 绪论部分阐论了将“学问化”纳入研究视野而使之成其为“问题”的学理依据,简述了各个历史时期对宋诗学问化问题研究的基本状况及其对于宋代诗歌研究的意义;对诗歌学问化的内涵做了简要阐释,对诗歌与学问发生联系的途径及学问化在诗歌创作中的表现形态也做了简要说明。 第一章阐述了宋代诗歌学问化问题生成的背景,包括文化背景、诗学渊源和诗学背景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宋代文化在发展中逐步定型并走向高度繁荣,是宋诗学问化倾向形成的文化背景,宋代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宋诗学问化特征的具体表现形态,也决定了宋诗学问化的深度和广度。从诗学渊源上来说,杜甫、韩愈、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的学问化诗歌的创作,是宋诗学问化诗歌创作的先导。宋代学问化诗歌的创作是在强烈的创新意识、忌俗求雅的美学趣尚和破体为文的诗学倾向的背景下进行的。 第二章从整体上对宋代学问化诗歌创作主体的身份进行了区分,依据宋人的论述,对诗人之诗、学者之诗和文人之诗进行了比较和区分。大体说来,宋代学问化诗歌创作主体的身份,包括学者的诗人化和诗人的学者化的双向发展。诗人之诗、学者之诗和文人之诗在学问含量上有很大不同,也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审美风格。 第三章对宋代的学问化诗学理论进行了梳理。在对前代学问化诗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进行简要梳理的基础上,从诗歌的本质论、主体修养论、创作论、批评鉴赏论等方面,对宋人的学问化诗学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宋人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可以“意理”一词来加以概括;宋人也强调创作主体学问的修养,认为广博的文化知识和深厚的学问修养是作家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创作论的角度看,一是关于材料的积累,二是关于诗歌创作的手法,宋人的诗学理论都表现出了对于重视的学问。宋人将诗歌的鉴赏、批评与学问联系起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学问化诗批评歌鉴赏理论。 第四章是对宋代学问化诗歌的研究。宋人在诗歌创作中大量揉入自己的学问,使诗歌表现出了鲜明的学问化倾向。大致说,西昆体诗歌是宋诗学问化的肇端;以欧阳修等为代表的诗人,他们诗歌的学问化倾向对宋调的成型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安石也大量以学问入诗,其诗歌也表现出了浓厚的书卷气与学问化色彩;苏轼作为宋代最博学的诗人,其诗歌堪称宋代学问化诗歌的典范;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诗人,创作了许多学问化特征极鲜明的诗歌,学问化也成为了这一诗派最重要的群体特征,其中以黄庭坚的诗歌为宋型诗的最典型的代表;南宋时期的中兴诗人和刘克庄的诗歌,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学问化特征。 第五章探讨宋人的知识结构与宋诗学问化特征之间的关系。宋人形成了以经学与史学为底蕴的广博的知识结构。宋人的知识结构中,经学知识、史学知识和集部知识,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宋诗学问化特征的形成及其表现形态产生了影响。类书作为中国传统典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宋人获取知识提供了便利,对宋诗学问化特征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颜文武
用作品“创造”一个赤壁 为海南唱出第一首春天赞歌
报纸
跟着苏轼游宋朝:聚焦“东坡大家讲”首场讲座用作品“创造”一个赤壁为海南唱出第一首春天赞歌“东坡大家讲”首场讲座开启,李贵教授深析东坡“文助江山”李贵教授在“东坡大家讲”首期讲座中带领大家“跟着苏轼游宋朝”。3月24日上午10:00,“东坡大家讲”首场讲座在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内隆重开启。身为主讲嘉宾,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李贵教授,在博物馆内东坡盘陀像前登台开讲。他以“跟着苏轼游宋朝”为题,分享自己多年来对宋代文学尤其是苏轼其人其文的深刻体悟。整场讲座效果奇佳,能清晰感受到文脉气场流动。很多观众听完都意犹未尽,在台下追问、请教李教授更多的相关问题,并争相合影。李贵教授是广东人,1991年至1998年在川大读书,对四川有深厚感情,这次来到三苏祠博物馆讲东坡,他直言诚惶诚恐,前一天晚上忙到深夜还不忘再次精修讲稿备课,“这里是三苏老家,我们能呼吸到三苏呼吸过的空气,站在苏轼曾走过的地方,这种感觉很奇妙。”“文助江山”现象帮助“塑造”了许多地方壮美的自然山川可以开拓一个文人的心胸和视野,给予其丰沛的创作灵感。这种“江山之助”的现象,在历史上非常多。从司马迁、屈原、杜甫乃至到三苏,都是得过“江山之助”的绝佳案例。李贵教授说,这已是一个文学常识,不需要再多做重复详谈。相反,“文助江山”这种概念,却容易被忽略,因而值得展开详谈。接着,他就以苏轼为例,从其多篇诗词、文章入手,带大家深入了解了苏轼的文学作品对家乡眉山、杭州、黄州、惠州、儋州等地方的巨大“塑造”作用。现代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比如现代作家叶圣陶的文章《苏州园林》(《拙政诸园寄深眷——谈苏州园林》,最早发表于《百科知识》1979年第4期,选入语文教材时略有删节。)对苏州形象的塑造。对于这种“文助江山”的现象,李贵教授分享了一个经验,“叶圣陶这篇课文对很多人框定对苏州和苏州园林的认知起到巨大的作用。我小时候读《苏州园林》这篇课文,内心对苏州充满了向往。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到真的去苏州园林参观时,一定会带着这篇课文带来的记忆,去跟现实对照。”此外,李贵教授还提到张爱玲、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很深地影响了大家对上海的印象,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对“香格里拉”这个地方的塑造,2021诺奖得主古尔纳的文学书写对人们关于非洲形象的影响。李贵教授还特别提醒,“文助江山”的“文”,并不仅仅限于诗词文章,还包括碑刻、书法、影视作品,乃至当下的短视频等多种媒介的表达。苏轼的“生命之问”:我生飘荡去何求在赏析苏轼诗词文章时,李贵教授还谈到苏轼身上体现出来的诸多可贵的人格品质,比如不以私人利益来更改自己政治见解的独立精神,以及他在遇到贬谪等人生困境时,没有被痛苦吞噬而能做到豁达刚健面对的可贵态度。苏轼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等多个皇帝当政时期。尤其是在宋神宗到宋哲宗时代,社会危机急剧发展、政局反复多变。身处其中的士大夫之一苏轼,先是要求变法,但在王安石(新党)新法推行时,苏轼反对新法,可当司马光(旧党)等人尽废新法时,苏轼又主张维护某些新法。这样的态度,让李贵很感慨,“由此可见,苏轼完全是把自己的个人利益置之度外,他完全是以真理、以天下社稷福祉为标准,表现出独立、自由的可贵思想。不是两面派,四川人有骨气。”刚直的苏轼,在仕途上必然是不顺利的,他经历了“在朝—外任—贬居”,然后又“在朝—外任—贬居”的循环。在《龟山》这首诗中,苏轼对自己一生发出这样的感慨,“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周。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地隔中原劳北望,潮连沧海欲东游。元嘉旧事无人记,故垒摧颓今在不?”在李贵教授看来,这首诗是东坡发出的“生命之问”,引人思索。苏轼“创造”了一个赤壁为杭州的形象“定型”在《赤壁赋》中,苏轼通过主人和客人的对话,展现了他的思想由乐到悲,又以乐作结的过程。“在这篇作品里,在黄州处于绝望状态的苏轼解决和安放了自己被贬谪的痛苦,思想开始走向深邃和旷达。”李贵教授说。在《后赤壁赋》中,李贵教授用“镜像与自我认识”来分析苏轼,“最突出的构思是影子、孤鹤、梦境以及梦中的道士。梦代表着苏轼对人生本质的认识,其他三者则是他认识自我的媒介,相当于镜子里面的自己。戛然长鸣的孤鹤就是划然长啸的苏轼的镜像,他们都是孤独的,但也都是超越的、自由的。自由不在别处,就在此处,在此刻。”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发生地,一般认为旧址在今湖北嘉鱼。苏轼在黄州游览的是赤鼻矶,当地人以讹传讹,误传为周瑜大败曹操的赤壁。苏轼为了借景抒情的需要,故意将错就错,“三咏赤壁”(《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的书写让这个地方闻名天下,东坡“创造”了一个赤壁,所以叫“东坡赤壁”,又名“文赤壁”,以区别于赤壁之战的“武赤壁”。“其实,苏轼等于‘创造’了一个赤壁。”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苏轼到杭州担任通判。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又到杭州任知州。两次在杭州任职,苏轼都写了大量关于杭州历史、地理、文化、社会、人物的作品,全面书写了杭州。李贵教授提到,杭州在苏轼书写之前就已经很有名,但苏轼的作品使杭州的形象最终定型。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成为西湖的定评,设定了人们欣赏西湖的思维底色,西湖也由此多了一个别名——西子湖,“现在人们都是有意或者无意带着苏轼对西湖的书写去看西湖的。”李贵教授说。苏轼人生思考的最后结晶:“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定州知州苏轼被贬谪广东英德。在远赴岭南途中,苏轼不断接到新的贬谪命令,一次比一次严酷,六月,又被勒令到广东惠州安置。就是在这样不利的状况下,苏轼写下“罗浮山下四时春”“岭南万户皆春色”等书写岭南的诗句。在苏轼之前很多诗人,提到岭南,大都认为那地方是蛮荒之地。但是苏轼通过自己的诗句,带领读者发现岭南的美,提高了岭南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相当于“创造”了一个四季如春、佳果时新、生活闲适的全新岭南。所以有“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之说。而且这些作品成为今天研究北宋岭南地理植物风物的重要资料。之后,苏轼又被贬谪到海南。在当时的海南,苏轼的生存、生活、审美都遇到重大挑战,但他却发出关于海南的第一首热情的春天赞歌:“无限春风来海上”。“身处不如意环境中的苏轼,还能发现和书写所到之处的优点。这种随遇而安,对痛苦的化解能力,是值得今天人们学习的。”李贵教授说。晚年的苏轼在《千秋岁·次韵少游》中写道:“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李贵教授特别欣赏这首诗,“苏轼掷地有声、刚健有力地亮明自己的立场:不管处境如何,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初心不改。这既是对沉溺于悲哀的苏门弟子的劝解,也是自己平生政治气节的自白,更是他人生思考的最后结晶。”此外,李贵还提到,苏轼的文学书写,证明文字魅力是视频不能完全取代的。比如像“岭南万户皆春色”这样的句子表达的场景,如果在纪录片里也就几个镜头,但是其美感却达不到诗句的韵味无穷,“苏轼的文学书写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是生硬的写实。杰出的文学家首先是语言上的大师,他们的优秀语言成为我们交流的基本工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摄影陈羽啸
2023-03-27
海外苏东坡热爱者的殷切愿望
报纸
首先,我想对我的苏东坡体验做一个简单介绍。最初为苏东坡的魅力所打动,是二十五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还在读大学本科。1985年春,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其间我访问杭州,漫步苏堤,品尝了东坡肉,折服于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做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定题为《苏东坡的杭州时代》。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之间,我一直热衷于阅读并研究苏东坡的文学。1988年至1990年我在复旦大学留学,有幸师事著名的苏东坡研究家王水照先生。这两年的时间使我对苏东坡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事实上留学仅仅成为一个名义,因为在此期间我多次离开上海,围绕与苏东坡有关联地方,游走中国各地。苏东坡为官时滞留过一定时期的都市,除了河北定州、陕西凤翔、安徽阜阳(颍州)三个地方以外,其他地方我几乎都走遍了,一直在为寻找相关遗迹而漫步。访问着以前只能在书籍世界里想像的土地,呼吸着那里的空气,接触着那些地方遗留着的种种民间传承,我内心里的苏东坡印象变得丰富多样,具体生动。当然,因为已经远离苏东坡的时代,或许客观上我的收获不算大。虽然如此,但是这些地方固有的地理环境,比如山水的位置、自然气候等,以及民间风俗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也会有不少事情只能是通过亲赴一方土地才能获得一些实感的。整理一下我前后访问过的关联苏东坡的地方,大致如下:四川:眉山(三苏祠、老人泉、苏洵坟墓)、青神(中岩寺)、乐山(大佛、乌尤寺、东坡读书楼);河南:开封(龙亭)、许昌(西湖)、郏县(三苏坟);陕西:周至(楼观台);山东:诸城(常山)、蓬莱(苏公祠);江苏:徐州(黄楼、快哉亭、戏马台、云龙山)、高邮(文游台)、扬州(瘦西湖、平山堂)、南京(王安石半山园、清涼寺)、镇江(金山寺)、常州(舣舟亭公园)、宜兴丁蜀镇(东坡书院)、苏州(虎丘);浙江:湖州(飞英寺)、杭州(苏堤、孤山、吴山、龙井、麦岭、天竺寺、灵隐寺、净慈寺……);湖北:黄州(赤壁)、鄂城(菩萨泉、武昌西山)、宜昌(三游洞)、荊州(息壌);广东:广州(六榕寺、南海神庙、浴日亭)、恵州(西湖、泗州塔、东坡纪念馆、白鹤峰、嘉祐寺古迹……)、罗孚山;海南:海口(苏公祠)、儋县中和镇(东坡书院、东坡井)等等。留学归国至今,二十年间我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前往访问过一些城市。其中访问次数最多的城市是杭州,已经超过了十次。其次是眉山,前后去了五次。而加上此次,黄州也来了三次了。寻找东坡1989年秋季,我第一次访问黄州。当时的黄州还未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记得从轮渡码头到安国寺塔周围,没有形成现在这样的市区。赤壁公园和汉川门下也没有建成现在这样宽广的广场。这次访问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从栖霞楼后面的后门进入赤壁山,在山中漫步的时候,偶儿发现了雪堂。遭遇雪堂是如此的出乎意料,记得当时的我忍不住欢呼雀跃了。但是,旅程归来,再仔细凝视照片时,脑海里涌出了一个疑问:雪堂本来应该建在东坡一侧,其位置应该在城东。而依据苏东坡自己的记述,可以知道“东坡”的南北边都有小丘,分别和东坡可以相望。而这个雪堂却在山谷,与苏东坡的记述不符。调查方志也难以知道真相。因为有此疑问,一直想再去黄州进行实地考察,然而总没有找到机会。2004年,我终于获得了在中国居住一年的机会,得以实现再访黄州的愿望。这次访问以“寻找东坡”为主题。2004年11月,时隔十五年到了黄州,街道的景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以前的郊外建起了新的市街,市区面积已经扩大到了旧城的数倍。不幸的是我此行遇到寒流,在黄州的六天时间有一半下着雨,无法自由外出散步。只是在最后三天时间里,我才能手握地图,漫步城市的东西南北。行走中只要发现地势稍高的地方,就前往确认,对黄州地势作了实地调查。虽然没有找到可以准确断定为东坡的地点,但是找到了一两个候补地。我把这个时候的情况制作成了纪录片《东坡安在哉》,想让有兴趣的人观看。这样,这次便是我对黄州的第三次访问。这次,借“东坡文化国际论坛”这一机会,我想作为一个海外东坡爱好者提两个建议。下面要谈的内容,和在前次访问黄州时候,已经向黄冈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数名年轻教师们谈到过的话题基本相同。其一和上面谈到的内容有些重复,希望确定正确的“东坡”位置,在那里建立标志性纪念碑,并对外界进行宣传,而这绝对不需要建造新公园的预算。就是说,即便是用很简单的材料,也希望建立一个显示“东坡”正确位置的标志。谁都知道“东坡”这个空间曾经存在于黄州,而且“东坡”对于苏轼的人生以及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访问黄州时候,哪里都没有看到明确标明,这是很寂寞的现实。因此在这个难得的论坛里,我满怀希望地恳请黄州政府、高等院校、以及中国苏轼学会三者齐心协力,早日找到更加正确的位置。当然,我也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有种观点认为现在的旧城区是以明代黄州城为基础的,不同于宋城。因此,即使以明城为基础进行考证,恐怕也不能确定正确位置。在我有限的调查里,看到过明清方志里有言及宋到明期间城之迁移的文字,因此很有必要彻底调查历代方志,以检查城到底搬迁过没有。如果黄冈人民政府保存着有关发掘资料和纪录,可能也有活用这些考古资料的必要。当然,可能也有必要在斟酌了苏东坡自身留下的有关记述之上,进一步细致乃至慎重地讨论和他同时代的文人,以及南宋时期的记述。不管怎样,毫无疑问的事实是,“东坡”是将苏轼的文艺世界引导到更高境界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空间,这一空间绝对不是虚构的场所,曾经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黄州。同时,如果能够正确指定“东坡”的位置,这将不只意味着黄冈拥有了第二个有关苏东坡的遗迹,也意味着一个可以直接象征苏东坡的空间诞生了。因此,黄州的对外宣传效果可能也会成倍增加吧。以上是我的第一个建议和希望。模拟“赤壁之游”活动其二和我在早稻田大学的工作有关联。我在教育学部工作,教育学部以培养优秀教师为第一任务,最大的课题是如何培养担负下一个时代的年轻人才。黄州有闻名国内外的名牌高中——黄冈中学。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黄冈中学集中了鄂东各地方的优秀学生,如果对这些学生进行适当的乡土文化教育,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产生使黄州的乡土文化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各国得以宣传的效果。为何这样说呢?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黄冈中学的学生,可能有一定比例的人留学海外,即便不留学,一定也有不少人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我妻子有一个朋友是黄冈中学的毕业生,当时托她向朋友打听有关黄冈的东坡关连的遗迹时,这位朋友回答不上来。也许学理科的他对古典没有足够的关心,但作为旁观者来看,黄州似乎失去了很好的宣传机会。和她一样离开黄州,在中国各地担当重要工作,甚至到了海外的黄冈中学的毕业生一定有很多。对于黄州来说,他们是最好的广告塔,因为他们不仅奔跑在中国国内,更是在世界各地活跃。日本也有教中国古典的称之为“汉文”的课程。遗憾的是现在已经不是能吸引学生的热门课程了。其原因之一是在日本学中国古典,最困难的是根本没有临场感。但是在黄州至少有长江,有赤壁,对岸的鄂州也有西山。并且若能像我期待的那样指定东坡所在,无疑将诞生中国古典文化的一级名胜地。在古典诞生之地教学古典,这实在是难得的条件。我以为没有理由不充分利用如此有利的条件。的确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是教育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而培养深刻理解乡土文化、培养实现乡土建设和发展的人才,也应该是教育的重要任务。因此,具有扎根于黄州的文化风土的黄州特有的教育内容,应该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在这里我想提一个与“东坡文化国际论坛”相称的建议。这一建议就是:在农历七月既望和十月望日举办模拟“赤壁之游”的文化活动。从小学生到高中生,乃至一般人,依照自己的能力实施纪念苏东坡赤壁游的活动。如果谁说现在的赤壁没有往日的扣人心弦的力量和临场感,也许可以亲自去长江江岸,亲自地去坐在船上欣赏满月,可以从东坡走到赤壁,看看苏东坡是沿着怎样的路径去散步的。也可以召集全国的有识之士,召开一个笔会。总之,希望召开一个从孩子到大人的当地人都能参加的文化活动。如果坚持举办这样的活动,黄州的文化知名度必然会提高。这个文化活动若真的得以实现,那么我也很愿意带着日本的苏东坡爱好家们前来参加。苏东坡的魅力征服过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在大家所说的汉字文化圈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域里,都有很多东坡迷。当然在日本,存在着很多信奉者。池泽滋子氏近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题为《日本的赤壁会与寿苏会》的书,书里记载了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精通中国古典的日本文人们爱好并传承苏东坡文艺的具体情况。他们仰慕苏东坡,模拟苏东坡的赤壁游,在“七月既望”和“十月望”,集中在日本的河岸可以赏月的高台上,欣赏诗文,追慕苏东坡。而在苏东坡的生日,也有一群文人在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召开“寿苏会”,寄思于苏东坡的风雅。但是无论他们心里怎样向往,也无法真实体会到黄州赤壁之游的心情。而黄州人只要有这个心愿,就能从今年的十月望体验赤壁游。我想在这里替过去仰慕苏东坡、沉醉于虚拟赤壁游的日本文人强调一下:并不是谁都能实现赤壁游的。若不是置身于黄州,这便成了无法实现的梦想。充分利用黄州具备的这一条件,培养深入理解黄州历史以及乡土文化的人才,这是我的第二个提议和愿望。
2010-11-04
谈苏轼常州所作词
期刊
作者对苏轼所作常州词6首:《菩萨蛮》(买田阳羡吾将老)、《浣溪沙》(倾盖相逢胜白头)、《浣溪沙》(炙手无人傍屋头)、《浣溪沙》(菊暗荷枯一夜霜)、《浣溪沙》(几共查梨到雪霜)、《蝶恋花》(云水萦回溪上路)等的背景、内容进行分析,解说,言简意赅,引人入胜。
张志烈[1]
子瞻不保其丘墓乎?——苏轼侄媳梁氏墓志铭的久佚与再现
会议论文
顺治二年,郏县主薄乔钵在苏轼坟院西南八十步一墓穴中发现苏轼侄媳、苏迟夫人梁氏墓志铭,发出"子瞻不保其丘墓,不以甚乎尔"的感叹。后又不知所踪。2018年4月,随着孤本康熙《郏县志》八卷本从日本内阁书库影印回国,梁氏墓志得以重现。
刘继增;于海峰;刘彩平
2019-04-01
看司马光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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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自律不仅仅是对当今领导干部的要求,在古代.凡是有作为、有成就的王公大臣也都重视个人修为.谨慎自律。如司马光悬书谢客被后人传为佳话。
宣金祥[1]
《诗经·秦风》研究
学术论文
《秦风》共十篇,是秦人、秦地的土风乐歌,是秦人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是研究秦人历史、地理、礼制、风格、文学等极其宝贵的经典文献。《秦风》各篇大致产生于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至秦康公十二年(公元前609年),其间历襄公、文公、宁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等朝,共计161年,其所跨时代为十五国风中最长者。 《秦风》研究的现状及意义迄今为止,有关《秦风》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一类是对《秦风》进行整体性研究;一类是通过《秦风》研究秦人的心态与文化;一类是对《秦风》的艺术特色进行研究;一类是从版本学的角度对《秦风》进行研究;但更多的是对《秦风》单篇进行研究或赏析的文章。本文遵循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和张崇琛先生一贯提倡的“大文化视野下的古代文学研究法”,主要从《秦风》诸篇主旨考异、《秦风》所反映的文化特点、《秦风》的艺术特点及《秦风》的影响四方面切入,对《秦风》进行审视,以期对《秦风》的研究更上一层。 《秦风>诸篇主旨考异《车邻》、《驷驖》、《小戎》、《蒹葭》、《终南》作于襄公时代;《无衣》、《渭阳》作于穆公之世;《黄鸟》、《晨风》、《权舆》作于康公时代。至于作者,前人未有定论。笔者认为,《车邻》、《驷驖》、《终南》是襄公的近臣所作;《蒹葭》是襄公的作品;《渭阳》、<晨风》是康公的作品;《权舆》是康公时代没落的秦宗室成员之作;而《黄鸟》、《无衣》、《小戎》为民间无名氏作品。各篇主旨为《车邻》、《驷驖》、《小戎》、《终南》赞美襄公;《蒹葭》,求贤;《黄鸟》,哀悼“三良”;《晨风》,怀人;《无衣》,鼓舞士气;《渭阳》,乃秦康公见舅思母,送别舅氏之诗;《权舆》,为破落的秦宗室贵族对生活状况的悲叹之辞。 《秦风》所反映的文化特点 (一)秦国文化特点:以功利性、集权性和兼容性为主要特色。(二)戎狄文化特点:兼具畜牧、游牧、狩猎和采集等诸多文化元素;迁徙、征战是狄戎文化中的重要分子;与中原文化不断交融,逐渐向农业文明转变。(三)周朝文化特点:以崇尚礼乐教化,重人事、远鬼神,崇尚君子人格为主要特色。 《秦风》的艺术特点:(一)悲凉、凝重,刚柔相济的独特语言特点。(二)赋、比、兴的特点。赋是《秦风》占绝对优势的表现手法;诗中有画,寓情于景是比兴在《秦风》中的再现。(三)复叠的特点。重章是《秦风》常用的艺术手法;重言和叠句,是和重章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秦风》的影响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一部分,《秦风》独特的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善美的精神追求和所蕴含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汪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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