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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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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整合教学——以粤教版《唐诗宋词元散曲选读》为例

期刊

粤教版高中语文选修课有五大系列，教材数量多，容量大，但一本教科书只能用36课时学习。很多时候，教师教学观念的保守使得教材与课时的矛盾愈演愈烈，教师疲于备课，变成教材的奴隶，把选修课当成了必修课，忽略了学生的个性阅读和评价。而学生或囫囵吞枣，

王芳[1]
公安派的唐宋诗观及其诗学影响

期刊

公安派的主要成就是变革晚明文学思潮,而公安派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学观的提出;公安派对晚明时期唐宋诗学的建构对晚明诗坛也产生巨大影响,而这一点往往为大家所忽略。明代复古派的理论核心是推尊汉魏、初盛唐诗,并以此典范创建了自身的诗学理论,形成格调论的诗学观。复古派的唐诗观是其诗学思想的基石,公安派则对唐诗的评价做出了极大的革新,并对复古派极力贬低的宋诗进行肯定。最终,公安派迥异于复古派的唐宋诗观与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学思想相辅相成,极大地变革着晚明的诗坛。

王松景[1]
“茶神”苏东坡

期刊

古人咏茶诗词歌赋车载斗量，然北宋大文豪苏轼（苏东坡）的“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和“乳瓯十分满，人世真局促”等却成了千古绝唱。每每端起茶杯脱口吟诵时，总觉得苏东坡才是古代深知茶性、茶理、茶道的“茶神”。

赵柒斤
月入古诗别有韵

报纸

因为月亮高洁清幽、宁静致远、柔美亲和的特质，历来成为文人墨客赞美自然、感叹人生的特写景物。近期重读《当代名家书画唐诗300首》和《唐宋诗词元曲》，对两书的以月入诗作了粗略统计，唐诗三百首以月入诗的有83首，宋词三百首以月入词的有98首，由此可见月亮在古诗中的分量和诗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非同一般。“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上官仪），“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张继），“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李煜），“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李清照），“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初将明月比佳期。长向月圆时候、望人归”（晏几道），等等。然而，这些名言佳句仅停留于望月兴叹、睹月生情、见月思人的层面上。其实唐代以月入诗最多的当属李白。唐诗三百首收录李白诗歌33首，其中以月入诗有14首。如《静夜思》《将进酒》《关山月》《江上吟》《长相思》等都是旷世佳作。诗中含“月”字最多的是《把酒问月》，诗歌中连用7个“月”字。“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当月亮还未出现的时候，诗人已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月亮，而且把送到嘴边的酒杯停下来，向天发问。“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一千多年前的李白，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登上月球，但只有月亮知道我苦闷和彷徨的心情，以至于我走到哪里月亮就跟随到哪里。“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皎洁的月亮好像一面明净的镜子，驾临朱红色的楼阁，云雾散去她依旧放射出缕缕素光。“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每当看见月亮夜晚从海平面上升起，就知道天空拂晓时就要在西天边隐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诗人由此引出了玉兔捣药和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让人从这些故事中吸取养分，彰显月亮绚丽多姿的神秘色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诗人的思绪从遥远的天上回到了人间，道出了自然界的永恒和人生之短暂，让读者产生无限的遐想。从而发出了“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的慨叹，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人世却发生了沧桑变化。“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这里化用了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意境，进行一番自我安慰。李白的《把酒问月》从酒写到月，又从月写到酒，可谓是“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精品佳作。读着李白的这首诗歌，我不禁想起苏轼来。苏轼是我国豪放词派的创始人，对我国的文学史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才华横溢的苏轼因与当朝权贵的政见不合，自请外任。曾任杭州通判，后调密州、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因“乌台诗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而其弟子由（苏辙）则远在齐州任职，已有七年不见。人生之不幸，骨肉之分离，使苏轼悲愤相交，赋词言情明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该词作于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节。是夜，苏轼独自一人饮酒赏月，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看看眼前的孤独寂寞，不由悲从中来，通宵以酒浇愁，写成了这一千古名篇。词的第一、二句是化用了李白《把酒问月》的诗意，名为问天，实则问人。对天上宫阙的思念，又怕皇宫高楼深院，令人不寒而栗，“高处不胜寒。”还是在民间自由自在的好。月光照射在朱红色的门窗上，令人难以入睡。说是“不应有恨”但却恨在其中。然而怨天尤人又有什么用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对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的认知，既然如此，何必强求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毕竟是苏轼，遇事拿得起放得下，只要兄弟健康长寿，哪怕远隔千里，也一样欣赏月亮的柔情和光辉，表达了作者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对生活的美好祝愿。苏轼这首词，从人间写到天上，从人想到月，又从天上回到人间，可谓是闭合有度，收放自如。全词特点鲜明、酣畅淋漓、比喻对仗等艺术技巧掌握得已臻化境，挥洒自如，语句清远雅丽、刚柔并济、洒脱奔放。全词壮志凌云、气贯长虹。其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已成为千古绝唱。

□黄桂宁

2021-09-17
古筝协奏曲《定风波》的音乐分析与演奏技巧特点

学术论文

古筝是我国民族乐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的传统音乐的传承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也留下了很多经典名曲。随着音乐的多元化发展，古筝艺术的创作也走向世界化。不仅丰富了古筝的表现力也为作曲家提供更广阔的创作空间。这也就促进了更多现代优秀筝曲的出现。　　古筝协奏曲《定风波》是青年古筝演奏家邓翊群在2015年创作的一首现代古筝作品。作曲家以苏轼词作《定风波》为名，与词人生活遭遇相似，产生情感共鸣。这首作品不仅在乐曲结构、和声变化以及乐曲发展上运用了西方现代音乐的作曲技法，还包含了古筝演奏中的传统因素。将现代音乐元素与古筝演奏相结合，不仅具有现代感，也通过调性的不断转换，让乐曲情感更加丰富，旋律上优美动听。　　本论文共分为三章。分别对这首作品的创作背景研究，音乐本体、曲式结构的分析，以及作品中难点技巧的分析。通过对这首作品的演奏，了解和把握了这首作品的演奏特点，同时也有了更多的感悟和心得，有利于作品的二度创作，在个人音乐会上能够更好的演绎这首作品。在自己切身的演奏体会的阐述，旨在为之后的习筝留下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同时，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器乐，树立文化自信。

张俊妍
我治学的三部曲

期刊

虽说我在旧中国读了大学,但毕业后迎接我的却是失业,生活不安定,谈不上读书。后来有了工作,但居处偏僻,求书不易。要说我深入、认真读一些书,做一点学问,那是1952年到北京以后的事。一、探索到北京来工作,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孔凡礼[1]
夏承焘的莫干山缘

期刊

夏承焘抗战前曾独游莫干山。待1959年夏,他偕妻、友、学生赴莫干山疗养,重到剑池,"前踪了不记省矣"。两周里,他写讫论文《西湖与宋词》,实际来山的第二天就完成了初稿,之后反复修改。某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改《西湖与宋词》毕,得一万六千字,须删省"。可见治学严谨,处事视小为大。该文后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落款"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莫干山"。此番山中小住,连日亭前看日出月出,光景日日不同,又登塔山看日落,觉唐人"夕阳无限好"句太衰飒,人生应如落日有辉煌灿烂之结局,夜半醒,玩窗月,竟致夜不得睡,哦成《望江南》词十首。

朱炜[1]
张耒诗歌三问

期刊

对于北宋诗人张耒,学界向有三种评价:其诗歌成就以乐府诗为主,其诗歌艺术有粗疏草率之弊,其诗名较盛是由于卒年较晚。本文针上述观点提出新见:张耒诗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在描写自然景物及日常生活方面尤其成就卓著,乐府诗仅是张诗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类主题。张耒作诗以平易简洁为追求目标,这对张耒诗歌产生两方面的影响:有时过度,就产生粗疏草率的缺点;有时恰到好处,就形成平易晓畅的优点。张耒在当时就被称为苏门翘楚,实因其诗风近于苏轼,诗歌成就则与黄庭坚、陈师道相近,其诗名与其卒年较晚无关。

莫砺锋[1]
“三苏”法治思想的渊源与影响

报纸

《北宋士大夫的法律观》主编赵晓耕。本书是四川省眉山市法学会课题结项成果，旨在弘扬传统文化，发掘地方宝藏，挖掘唐宋八大家中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在其文学成就和文学遗产之外不可忽视的法律思想，展示中华经典文化的丰富和多维，为借鉴和吸取传统中华法系中有益的法制思想和实践经验，树立文化自信作出积极探索。全书主要由7个部分组成：“北宋史料中的苏洵、苏轼、苏辙法律思想与实践辑录”“北宋士大夫的法律观与苏洵、苏轼、苏辙传统法思想的特点”“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的立法与行政法律思想及实践”“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的吏治主张与传统法文化”“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的传统刑事法思想与实践”“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的传统司法理念与实践”“‘三苏’法治轶事、故事、典故辑录解读”，全面反映了“三苏”父子的法律思想和实践。□赵晓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盈辛一在开始本课题的研究之前，首先需要对本课题研究对象的背景作一个大致介绍。因此，笔者需要从传统儒学的产生、裂变与理学的兴起谈起。氏族社会时期，在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下，人们信奉“天命”。夏、商两代奉行“天讨”“天罚”，商代将对自然的崇拜与对祖先的崇拜联系起来，认为商代君王是“天”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周在商亡的教训中得出了“天命靡常”的感慨，总结出“皇天无亲”，因而要“惟德是辅”。重“德”的观念开始出现。与此同时，西周在前代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现实需求，制定了包罗万象、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为目的的周礼，建立起依托于血缘关系的宗法伦理等级制度，“礼”的地位日益重要。“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春秋中后期，周天子权力受到诸侯的挑战，维护社会整体稳定和平衡的“周礼”失去其曾有的效用，旧秩序濒临崩解，行将进入一个“天下无道”的时期。代表各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们纷纷提出重整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方法、观点、学说，由此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影响巨大的儒家学派主张“克己复礼”，即向传统靠拢，复兴周礼，以宗法伦理重新规范社会等级秩序，从而凝聚人心、匡正天下。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学派在兴起之初，便带有浓厚的伦理政治色彩和保守主义品格，专注于重塑过去的礼义秩序，对往昔礼乐制度的向往与追求从未停止过。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作为主导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治统治密切结合，直至本课题研究所限定的主体时代——宋代，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都未曾改变。而与儒家正统政治文化相伴而生的，是以掌握儒学名教为长的社会主流文化精英“士”的话语权不断被扩大。秦汉时期，“士”开始由“游士”向具有宗族背景和田产支柱的“士大夫”群体转变，而后发达的科举制度则将官僚与知识分子结合起来，培育起一个集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于一体的掌握相当程度话语权的真正的“士”阶层。魏晋时期儒学中衰，往日烦琐的经学和虚空的纲常教化渐渐为时人所厌斥。“士”阶层开始向务实的方向转变，而不仅是追求所谓的儒学正义。这一时期，玄学逐渐兴起，“士”阶层尝试以道家的“无为自然”调整儒家经学的教条，实现由虚到实、由繁入简的转变，并间接促进了律学的发达和立法技术的提高。然而，魏晋玄学仅为一时之兴，即使其极力援道入儒，以期实现儒道融合，但其本体哲学仍以道家“自然”与“无为”为核心，偏离正统儒学太多，故而无法为正统所接纳，成为长久普适的价值准则。唐宋时期，儒学的正统地位依然得以维系，但地位早已无法比肩汉代。这也使“士”阶层逐渐意识到，坚持“儒学为体”，对既有儒学进行改造修缮，为之注入新鲜血液，在传统儒学基础上形成的新儒学思想，才可能成为重塑秩序的一剂良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北宋的士大夫群体发挥了巨大作用。唐末五代，在武人的武装统治下，儒学式微，士风衰颓。北宋初建，为了避免武人干政乱政，武将兵权悉数收归中央，文官制度逐渐建立。重文轻武的风气几乎持续了整个宋代，这也使得儒家士大夫阶层的地位日益提高和巩固，在政治上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通过文官对整个王朝进行层层严密的行政控制，宋王朝的中央集权也伴随着文官制度的发达而日益加强。然而，由此带来的低行政控制效率也使得面对北方强敌时，北宋王朝难以招架。一方面，外患难弭；另一方面，烦冗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巨大的军费开支使得中央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加之五代以来社会积弊已久，传统礼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礼法松弛，国家秩序面临极大挑战。葛兆光先生曾对混乱和转型期的理论重塑作出过清晰的解释：“一个动荡的时代，常常使人们对既定的价值发生疑惑，时时变动的秩序，则往往使人们对固有的结构产生疑问，‘天经地义’本来说的是无需怀疑的道理，但是‘天崩地裂’则使这些不言而喻的道理失去了基础。”因此，建立在唐末五代混乱废墟上的北宋王朝，与历史中所经历的混乱的转型期或重建秩序的新时期一样，需要对先前的价值系统和秩序理性进行翻新、增补或重塑，以便建立普适于这一时期的新的理论体系。在这样的紧迫压力下，士大夫群体开始自觉地探索新的国家治理义理，重构新的社会秩序，新的儒学思想诞生并发散。自隋唐以降，儒学的显赫地位已不复曾经，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渐形成。北宋时期的士大夫群体开始将思路转向佛教禅宗，他们不再试图创造崭新的学说和进行大的变动，而是以工具主义的价值观和实用理性的态度，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融入了有关佛禅哲理和道法哲学，以期弥补儒学空泛而脱离实际的弊陋，并有意无意地给北宋时期儒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佛禅哲学与儒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但在内心修为和哲学修养方面，佛禅强调内心的专注与超越、理性的思辨意识以及宏大的精神追求，这都是传统儒学所未曾达到的精神境界。北宋士大夫将这种佛禅哲理与传统儒学的道德观、秩序观结合起来，注重个人内心世界的道德信仰，并引申出与自然相一致的代表“心性义理”和宇宙本源的“天理”，传统儒学发生裂变，理学逐渐兴起。与以范仲淹、王安石为代表的厉行改革、注重实用、主张“变动”的功利主义儒学不同，理学主义更为保守和温和，坚守传统儒学道德伦理的阵地和礼的基本准则，并以普遍认同的“理”来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和社会秩序。理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伦理纲常的来源和依据，在“理”的支配和主导下，法与礼、人伦、自然的连接更贴合而密切。varnewBr=document.createElement("br");vartagSpan=document.getElementById('oldcontenttext');//document.body.insertBefore(newBr,tagSpan);//tagSpan.appendChild(newBr);varss=tagSpan.innerHTML;ss=ss.replace(//g,"");//alert(ss);tagSpan.innerHTML=ss;//document.body.insertBefore(document.createElement("br"),tagSpan.nextSibling);

2020-12-29
携手·冲刺交汇

报纸

文化搭台，东坡与黄冈经济相融，似是故人来。黄州区东坡大道上的东坡外滩有一家眉州东坡酒楼，这家店是眉州东坡第106家直营店，它的顺利落户缘于时任黄冈市委书记的亲自牵线搭桥。在东坡区三苏祠旁也有一家眉州东坡酒楼，叫三苏祠母亲店。两家店都成为当地人宴请宾客的重要场所。此外，眉山的本土企业东坡万景集团也于2012年落户黄冈，签订了包括万景城、东坡外滩等在内，投资规模100亿元的项目，成为万景集团除眉山以外最大的投资项目。“要加快融人武汉城市圈，积极对接武汉产业布局，大力推进同城化发展”，黄冈市委五届十二次全会给出了发展目标。“坚持‘融入成都’发展战略，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动现代化成都都市圈副中心建设成势突破”，眉山市委四届第十六次全体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一场牵手，自然暗含两地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牵手，为两地吹响了一记发展的冲锋号。东坡冲刺的，是新兴增长极，是开放新高地，是成德眉资同城发展交通配套先行区、开放合作先行区、改革创新先行区、品质生活先行区，是成都都市圈副中心产业发展示范区、宜居城市示范区、山水人文示范区、社会治理示范区，更是建设现代化成都都市圈副中心、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主力军。成都向南，东坡风光旖旎。黄州冲刺的，是黄冈振兴崛起顶梁柱、高质量发展领头雁、市域发展中心城，是武汉城市圈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区，更是大别山乡村振兴发展引领区、全省城乡基层治理示范区。900多年前，东坡和黄州因为苏东坡而紧密连接；900多年后，同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武汉城市圈的重要城市，东坡和黄州，东坡文化底蕴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东坡文化成了新的活力，在文化、经济、产业、城市品牌建设互动上，有了更大范围的东坡力量、东坡特色、东坡形象和东坡魅力。东坡先生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中豪言：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如虹气概越千年而不衰。如今，这次两地携手，向世界传递出了同样的信息。

2021-04-24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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