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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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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影响考论

学术论文

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老子对音乐的感悟与升华，其本意是用可以描述的音乐语言来表述无法直接描述的天道。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主要的美学意义并不是源于其天体的论说，而是老子对音乐的感知和感知的升华。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美学意蕴实际上就是老子哲学美和艺术美的融合。　　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美学对汉赋创作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作品构思、发挥想象、描写对象、夸张排比的铺陈和华丽的风格五个方面。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美学对玄言诗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无本之玄。盛唐山水田园诗受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美学理论自然而然的影响，创作出具有音乐美和绘画美的诗歌。宋代“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规律”一类的理趣诗，使道与物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这一类的理趣诗在内容及其艺术表现手法都受到老子规律论哲学思想和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美学思想的影响。宋代文赋中深刻的自然哲理和人生哲理的描写，也明显受到老子哲学和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美学理论的影响。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赏析法则是以其“无为”思想为基础的。老子的这一赏析法则造成读者在作品赏析中的理解与作者本义完全背离的现象。这种相当于西方文论误读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音韵理解错误产生的赏析;由于对作者创作背景理解不足产生的赏析。

刘金平
塑造善政:苏轼的诏令文体观念

期刊

塑造善政是苏轼显著的诏令文体观念。从文体的基本功能看,苏轼认为诏令是善政的载体,将《尚书》中贤君的叮嘱与播告视为代替刑罚惩戒的仁德之举,并在元祐年间担任两制词臣时对宋廷好生恶杀的施政理念和规则法度进行了充分阐释。从文本的生成过程看,苏轼认为诏令并非君主的独断,而是不断采纳官僚士大夫的建议。他将元祐朝臣对仁政的普遍期待转化为体恤民生的系统论述,丰富了诏令的善政内涵。从文章的传播效果看,苏轼看重诏令颁降的实效,强调将君王的仁德准确传达给臣民,让各阶层充分参与并有所行动,共同推进善政。

戴路[1]
苏轼画作将拍卖真伪仍存疑

报纸

近日有消息称佳士得拍卖行征集到宋代苏东坡画作《枯木怪石图》，估价最少4.5亿港币。作为“公认不超过3件的苏东坡传世作品”之一，《枯木怪石图》的现身，无论在业内还是业外，都将引起高度关注。关于此件作品的真伪考证、学术价值、文化意义。”佳士得相关人员2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佳士得暂时还没有更多信息，但可以分享的是，“佳士得很荣幸能够征集到这件极其罕有的作品，我们将之后进一步公布详情。”业界人士分析认为，此画清初藏黔南王沐府，或是在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流入日本。一些古书画研究者对记者表示，“《枯木怪石》自从被贴上苏东坡的标签，是不是真迹已经不重要，因为现在也找不到更好的‘苏轼画’来替代它……然而相比较而言，这件作品是最为可靠的。”对于其后的米芾之跋，一些书法界人士认为用笔飘忽，少意气，或与画作同样存在真赝之疑。流传画作凤毛麟角世人对苏东坡的诗词、书法作品耳熟能详，东坡故事亦是家喻户晓，古今中外仰慕苏东坡的人更是不可胜数。不说当时仰慕苏东坡的苏门六君子（黄庭坚、陈师道、秦观、晁补之、张耒、李廌）等人，就说近代以来大画家张大千与日本文人画家富冈铁斋，他们续有美髯，常常着长袍、戴东坡帽，执竹杖以效法东坡装扮；林语堂则是身边一刻不离东坡文集，他一生只为两人立传，一为武则天，一为苏东坡。而近年来各地曾多次举办“寿苏会”，纪念东坡居士。然而这位北宋大文豪的画作，流传在世的固是凤毛麟角。公认的东坡画作真迹只得两、三幅。一是《潇湘竹石图》，藏于中国美术馆；一幅是佳士得此次征集到的《枯木怪石图》，在私人收藏手中；另传台北故宫亦有一幅。据了解，佳士得已经让一些藏家及专家鉴赏此作，此前有消息称目前估价暂定于4.5亿港币。被认定是苏轼的作品《枯木竹石图》又名《枯木怪石图》、《木石图》，无款，画上有米芾、刘良佐题诗，以及宋人记载苏轼的画风看，被认定是苏轼的作品。此件作品是苏轼任徐州太守时，在（今安徽省）萧县圣泉寺所创作的一件纸本墨笔作品，画心纵26.5cm横50.5cm。画面右上方钤有乾卦小印，左下有“绍”、“兴”联珠印。别有“风阁王氏”墨印，以及“黄琳美之”、“易庵图书”诸收藏印。图后另纸有元鲜于枢题记：“右东坡枯木丛筱怪石图，世间传本甚多，此卷前有乾卦印，后有绍兴玉印，是曾入绍兴内府者，盖非他本比也。杭州王井西尝收一本，与此略同，不知今归何人。”相传卖给日本藏家据传，北洋政府管治之时，《枯木怪石图》与《潇湘竹石图》皆为“风雨楼”所藏。前者从山东藏家而来，后者则一直为这间京师古玩店的收藏。两画皆被一名叫“白坚夫”的人物买下来。这个白坚夫曾为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后因日子拮据，把这两幅东坡真迹都放售出去。《潇湘竹石图》卖了给《人民日报》社长邓拓，邓氏后来赠之予中国美术馆。据悉白坚夫曾留学东瀛，太太又是日本人，《枯木怪石图》相传卖给日本藏家。此后一直未有消息，直到现在来到佳士得手中。关于此画何时流入日本，中国观赏石协会常务理事俞莹先生在《雪浪名石忆坡翁》一文中提到：“近日偶读北京保利2015年春季拍卖会《冲淡自然——翦淞阁文房韵物志》专场图录，发现了一组有关苏东坡的文物拍品，分别是《宋拓原石醉翁亭記》（苏东坡所书）、《唐宋诸家笔迹存景》册页，以及《雪浪斋玉印》（苏东坡制），原来均为清末大收藏家龚心钊瞻麓斋之旧藏。其中《宋拓原石醉翁亭記》册页最后附有苏轼所画的《枯木怪石图》照片两桢，旁有龚心钊1938年的题跋曰：“苏画米题墨迹，清初在黔南王沐府，奇品也。民国丁丑入于东瀛，余得影本存之。”由此可见，此画是在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流入日本的。”《枯木怪石图》面世至今近千年之久，途中流落何方，从上面的题跋及鉴藏印中可以找出脉络。首先有东坡同代书画家米芾的跋，紧接着有宋高宗赵构“绍兴内府”的印，以及南宋金石学家王厚之的印。宋亡后，元初著名书画家鲜于枢，以及元末诗文家俞希鲁都曾在上面题跋。据鉴藏印显示，至有明一代，则曾为朱元璋养子沐英家族、藏书家李廷相所藏。是不是真迹已不重要一位古书画研究者表示，“《枯木怪石》自从被贴上苏东坡的标签，是不是真迹已经不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都找不到更好的“苏轼画”来替代它……”对于其后的米芾之跋，一些书法界人士认为用笔飘忽，或与画作同样存疑。一位美术院校的画家在接受采访时说，苏东坡的传世作品很少，并且是否为东坡先生真迹还没有定论，然而这件作品是最为可靠的。从收藏角度来看，这件作品流传有绪，著录明确。到了民国，据人推断，近代书画收藏鉴定大家张葱玉可能见过此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品后面有苏东坡好友米芾的题跋，也有宋高宗赵构的收藏印。这两个人的评论和收藏就是最有力的证据，都是直接或间接接触苏东坡的人：一个与苏东坡同时代，另一个是比苏东坡晚一辈的人。因而，无论现在怎么质疑，有同时代关系最密切的人来品评，质疑的声音逐渐是微弱的。从绘画史角度来说，苏轼可以说是文人画的实际推动者，自东坡以后，文人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逐步确立并兴盛起来。佳士得相关人员对记者表示，目前佳士得暂时还没有更多信息，但可以分享的是，佳士得很荣幸能够征集到这件极其罕有的作品，之后将会进一步公布详情。据《新闻晨报》

2018-06-05
石家庄苏园生态园特色农林产业促乡村旅游红火

报纸

络绎不绝的游客，让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苏园负责人杨子强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今年草莓比往年熟得早，而且长势不错，个头又红又大，很受大家的喜爱。”杨子强指着绿油油的叶子下掩映着的红彤彤的草莓介绍说。据悉,栾城苏园位于石家庄市东南,距市中心10公里，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园区规划面积11300亩，投资4.6亿元，因其发展特色鲜明、改革建设成效显著、示范引领作用突出而被河北省政府、省农业厅评定为“河北省现代农业园区”“河北省四星级休闲农业采摘园”，2018年获得“石家庄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称号。园区设施齐全、管理布局合理，年均接待游客可达150万人次。该园区以生态种植开发为宗旨，以弘扬三苏文化为己任，围绕城市设施园艺、乡村旅游观光、优势特色农林产业等核心业务内容,通过机制创新和模式创新，建设了集城市设施园艺、乡村旅游观光、特色农林产业等优势业务板块于一体的多功能型现代农业产业基地、综合性生态农业科技展示园——苏园生态园。据悉，苏园生态园核心区占地约5000亩，累计投资额达2.13亿元。园区内有特种反季节水果种植园区、果蔬休闲采摘区、智能韩式连栋温室区、珍奇植物种苗研发和繁育基地、观赏性动物养殖区、生态长廊、天然鸟林，并设有三苏先祖农耕园、少儿科普基地、生态观光餐厅、原生态木屋、农家乐活动园、儿童乐园、生态养生中心、露天茶座等人文景观。游客在此可进行观赏、品尝、习作、农事体验、健身、科学考察、环保教育、度假、购物等活动。据介绍，2018年,该园区种植草莓达150亩，品种主要以河北省最新的红颜、玫瑰香等为主，种植过程中施的是农家肥，通过蜜蜂授粉，保证无公害与质量安全，不仅果实成熟期短、口感好，而且还大幅提高了产量。今年新增18个第九代智能温室大棚，可以进行小型机械化操作，温度分布均匀，受季节、棚外温度变化影响较小，可以持续采摘到五一假日，为游客提供春游观光、采摘的好去处。该园区现拥有员工300余人，多为大学及以上学历，人才济济。另聘有农业部专家、农大教授、企业高管担任顾问指导，技术师资全面，科研力量雄厚。2013年-2018年，经过不断努力，该园区成功培育出多个优良樱桃、草莓新品种，今年樱桃产量预计可达130万公斤。经过改良后的草莓口感鲜美，比传统方法培育的草莓提前一个月上市，增加了园区的收入。该园区建立并完善了企业全面质量控制与管理体系，以保证自有品牌“红满天”“绿之梦”的完整性、源头可靠性和产品安全性。线上、线下进行销售，设立专门的富硒有机果蔬专营店，2018年生产、销售果蔬5160吨，培植苗木91万株，出栏鸡蛋1920吨、肉羊1500只、梅花鹿200只。苏园生态园坚持“以科技为依托、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的经营理念，把农业与科技紧密结合，极大提升了自然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园区已带动周边近千户农民开展生态农业种植，种植面积近6000亩，户均增收5000元；直接解决2500余名农业闲散劳动力、残疾人的就业问题；作为青少年科普教育提供基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农业技术交流基地，在农业科普教育领域成绩斐然。苏园生态园不但对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石家庄的菜篮子工程奉献了绿色有机食物市场，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休闲娱乐场所。（刘欣）

2019-02-27
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的复调性研究

学术论文

辜鸿铭精通中西文化，是我国晚清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翻译了儒家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和《大学》，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将儒家经典独立翻译成英文的中国人。　　他的《论语》英译本发行于1898年，并获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译文中辜鸿铭略译了大多数的人名和地名，引用国外著名学者的话作为注释。目前国内译界多从后殖民地或阐释学视角对辜鸿铭此翻译方法进行研究，认为这是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妥协。　　复调源于音乐术语，指音乐上的多声现象。巴赫金首次将复调用于文学研究，并探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复调性，认为其整部作品就是一场复调对话。复调具有三个特性:主体性，对话性和未完成性。在复调的世界里，所有主人公均具有其独立的意识，与作者进行着对等的对话。由于主人公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总是进行着与自我或与作者的思想争论，因此复调世界里的对话总是在进行，不会结束。　　本文将复调理论应用于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研究，认为整个译本就是一场复调对话，具体分析了译文的三个复调特性。《论语》及其作者、译者和读者在译文中均具有主体性;译文中关于人名、地名的翻译具有对话性，包含了三种对话:译者和读者间的对话，即异化，译者和《论语》间的对话，即归化，《论语》，译者和读者间的三方对话，即文化层面上归化和语言层面上异化的辩证结合;由于《论语》本身意义的开放性，无论是其语内翻译，即古文和白话文的转换，还是其语间翻译，即中文和英文的转换，都体现了复调的未完成性，永无止境。　　辜鸿铭专有名词略译和述译的翻译方法塑造了一个复调世界，使得其译文立体化，有助于国外读者接受儒家思想。

钱健颖
苏轼的快哉人生

报纸

李六如快哉快哉，果然快哉。这八个字曾是徐州快哉亭两块匾额上的题字。当下，“快哉徐州”已成为我市着力打造的一块文旅品牌，它连接古今、注解当下，吸引全世界的人们来“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领略徐州的诸多美好。“快哉”一词，原出自战国时期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文中，宋玉将风分为雄雌，并指帝王之雄风和百姓之雌风是截然不同的，其意在言外，寓含有与民同乐的讽谏。历史上，苏轼曾先后命名了三座快哉亭，分别位于密州、徐州和黄州，且分别彰显了他在不同时期的心境：密州快哉张扬义气，“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有武者风；徐州快哉有安定态势，“若夫鹢退宋都之上，云飞泗水之湄”，多文人气；黄州快哉则“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无关家国情怀，只显高古隐士风骨。密州自矜超然赋，兰台诵快哉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苏轼杭州通判任期满三年，“罢杭州、徙密州”，被任命为密州知州，第一次出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密州和杭州虽同是州，却有天壤之别。杭州鱼米之乡，富甲天下；密州地处潍河东岸，南临群山，北接东海，人多地薄，乃经济萧条之地。这样来看，这次调任实属变法派故意压制和挤兑。北上赴任的苏轼，心底明镜一般，却不能够抗旨不遵，便牵着瘦马一匹，孑然一身地上任了。虽说与杭州时的环境天差地别，但在密州任上，他还是兢兢业业地为百姓办了许多实事。苏轼上任那一年，密州年岁不好，又是蝗灾又是旱灾，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饿殍满地，他急民所难，积极应对，开仓放粮，并上书请求减免税赋，还亲临田间地头，助力百姓战胜灾害。密州当地有弃婴的习惯，苏轼便带领众官兵循城拾弃婴，并把这些孩子安排到没有孩子的人家抚养，且拨款按月供给抚养费，让孩子的夭折率降到最低。苏轼在任密州知州时，还命人修葺了密州城北的标志性建筑，在其上复加栋宇，作为登眺之所，并写信让弟弟苏辙为其题名。苏辙熟悉兄长性情，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文意，取名为“超然台”，并作《超然台赋》予以赞咏，苏轼则以《超然台记》和之。熙宁八年，在增葺超然台之后，苏轼又在密州修建了“快哉亭”。从苏辙的《寄题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身处齐州的苏辙通过书信等途径，知道了苏轼修建快哉亭的事，其中“自矜新作超然赋，更拟兰台诵快哉”两句，便说明了快哉亭的修建时间是在修葺超然台之后。同时也可以看到，对于苏轼在密州的境况和心情，苏辙是有深刻了解的，他深知其兄“超然”之后，更要“快哉”，也读懂了宋玉《风赋》所体现出来的“与民同乐”思想。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苏轼修建“快哉亭”并非自己独享潍水好风光，而是把它开发出来，与士人、与老百姓共享。“车骑崩腾送客来，奔河断岸首频回”两句，则印证了文同在其诗题中所说的“太史云此城之西北送客处也”。诗中还借用了谢安和汲黯的典故，契合苏轼学习盖公“贵清静而民自安”的措施行政，赞美了苏轼的治理之才。徐州贤者之乐，快哉此风熙宁九年，苏轼被任命为河中府知府，而后他前往京城，在河南遇到了前来迎接他的弟弟苏辙，苏辙告诉他朝廷已经改任他为徐州知州。徐州既是军事重镇，又是漕运重要的转折点，此职的重要性当然超过河中府知府。但是，苏轼、苏辙兄弟来到汴京陈桥门时，门吏却称朝廷有旨，禁止苏轼进京城。此事令苏氏兄弟颇为惊异，既然皇帝委以重任，为什么又禁止他入京城，显然此事是朝中有人在从中作梗。熙宁十年四月二十一日，苏氏兄弟到达徐州，受到了京东提刑使李清臣、通判徐州军州事江仲达等人的迎接。当时原任徐州知州傅尧俞已被罢官，故公务交接之事由通判江仲达代为办理，为此，苏轼写了篇《徐州送交代仲达少卿》：“此身无用且东来，赖有江山慰不才。旧尹未嫌衰废久，清尊犹许再三开。满城遗爱知谁继，极目扁舟挽不回。归去青云还记否，交游胜绝古城隈。”此诗首句即可看出苏轼心中的牢骚，想来正是未进入京城之事，使他感到了朝中的寒意，但好在徐州一地自然风景颇佳，让他觉得来徐州任职也能舒展心情。当苏轼到达徐州时，恰好李清臣建起了一座小亭，他请苏轼为此亭命名，于是苏轼大笔一挥，题写了“快哉亭”三个字。李清臣，字邦直，也是北宋有名的文士，欧阳修很欣赏他，曾将他与苏轼并提，且李清臣与苏轼关系也颇为密切，但后因政见不同，他与苏氏兄弟的关系渐渐疏远。后来他还罢了苏辙的官，但在徐州时，李清臣与苏氏兄弟关系还算不错，这也就是他请苏轼为小亭命名的原因所在。苏轼为此还写了首《快哉此风赋》，并在此赋的小引中说：“时与吴彦律、舒尧文、郑彦能各赋两韵，子瞻作第一第五韵。”引中提到的吴彦律乃是吴琯，他当时监徐州酒税，舒尧文乃是舒焕，其官徐州州学教授，郑彦能则是郑仅，此人也做过徐州知州。看来，当时为了庆贺此亭之成，徐州的几位官员还搞了一场雅聚，四人共分八韵，每人各赋两韵，苏轼得“风”“湄”二韵。也许正因如此，让他想到了“快哉”二字，他所作《快哉此风赋》如下：贤者之乐，快哉此风。虽庶民之不共，眷佳客以攸同。穆如其来，既偃小人之德；飒然而至，岂独大王之雄。若夫鷁退宋都之上，云飞泗水之湄。寥寥南郭，怒号於万窍；飒飒东海，鼓舞於四维。固以陋晋人一吷之小，笑玉川两腋之卑。野马相吹，抟羽毛於汗漫，应龙作处，作鳞甲以参差。在宋玉《风赋》中，“快哉此风”一句出自楚襄王之口，宋玉则指出这阵风乃是大王独享的雄风，而普通人只能领略“庶人之雌风”。在《快哉此风赋》中，苏轼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贤者都可以享受雄风，而后他化用《论语·颜渊》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观点，来说明雄风亦能化民以正，并在后文中谈到了徐州地理环境的重要性。如今，“快哉徐州”已经成为徐州的一张亮丽名片，作为徐州文旅宣传语“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的精神内核，连接古今，注解当下。黄州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中非常艰苦的4年。刚到黄州时，苏轼的心境更是低沉到了极点，但他本就有一派乐观豪放的洒脱，所以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并交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元丰六年三月，张怀民也被贬黄州，无处安家，来到承天寺暂住。苏轼与之相识，两人秉性相同、志趣相投，相同的心境，让两人成为了好友。逆境中的苏轼没有颓废、没有倒下，依然乐观积极地对待生活，租荒地，筑水坝，建鱼池，移树苗，种庄稼，并在坡边筑起了茅屋，乐悠悠地自号“东坡居士”。张怀民被贬黄州后，同苏轼一样洒脱，公务之余，还以山水怡情悦性。“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苏轼的千古名篇《记承天寺夜游》便记录了这对好友的一段日常。同年十一月，张怀民新居落成，在新居西南又修建了一座用来观赏长江景色的亭子，苏轼钦佩张怀民的大度，于是为该亭取名“快哉亭”，并写下了《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作为苏轼豪放词中的代表作之一，全词以景带情，描绘了快哉亭周边的好山好水，同时也将词人那种旷达豪迈、潇洒凛然的处世态度表现了出来。末尾“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两句则勾勒出一派旷达豪迈的人生境界：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刚至大的浩然之气，就能够超凡脱俗、荣辱不惊，在任何顺境或逆境中，都能够泰然处之，享受到那无穷快意的千里凉风！苏辙还为此写了一篇《黄州快哉亭记》，其中就写道：“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千百年来，苏轼巨大的人格魅力倾倒和影响了无数中国人，人们不仅欣羡他在事功世界中刚直不阿的风节、民胞物与的赤子之心，更景仰他心灵世界中洒脱飘逸的气度、笑看风云的超迈。“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无论境遇有多么不如意，无论生活有多么不顺遂，阳光和快乐就在自己心中，活在当下，活出自我，用出世的态度做人修身，用入世的精神待人处事，做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他是生产快乐的仙者，他天性生快乐，智慧生快乐，磨难生快乐。若觉人生不快乐，劝君多读苏东坡。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在不如意的状况下苦中作乐，保持超然、快哉的本心，这是一种人生大智慧。

2023-08-28
先秦时期《老子》文本的传播——以《韩非子》之《解老》、《喻老》为例

会议论文

《老子》一书的形成和传播,使得"道家"思想有了独立的派别和完整的文本表达,在先秦典籍中,这些思想被摘录和引用在各家的成书和代表作品中。在先秦各家之中,《老子》一书对于《韩非子》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在《老子》文本传播和互动的过程之中,这种互动并不是直接承接和继承的,而是由内而外、由里及外双向交流和影响的。以《韩非子》的《解老》和《喻老》篇为例,其为我们了解《老子》的原始面貌提供了参考,对探究其在先秦时期文本思想的互动有所裨益。

秦天明

2019-02-01
苏轼的儋州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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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儋州是苏轼仕途中最后一个谪居地，此地远离中原、孤悬海外，而被贬之时，苏轼已过耳顺之年，年事已高。按说儋州本应是他人生凄凉地，但他却把这里视作自己建功立业的重要地方，待他3年后离开海南时，留下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贬至琼州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州市）安置。海南岛自隋代方始设郡，至宋代时还是一片蛮荒之地。远离京城，“鸟飞犹是半年程”；自然条件艰苦，“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当时被贬至海南的官员大多心灰意冷。初到海南，苏轼“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但他毫不畏惧艰难的处境，以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与海南百姓交往并有所作为。他帮助疗救百姓疾病，带领百姓弃旧习、务农桑，开辟学府、讲学明道，在海南的文化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苏轼在海南，依然受到朝廷权臣的压制。他虽官任琼州别驾（知州的佐官），但朝廷对他下了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书公事三条禁令。苏轼本可不理政务，清闲度日，但他始终关注民生疾苦。苏轼居儋耳，发现当地百姓习于取咸滩积水而饮，以致常年患病。于是，他力劝大家改变这种习俗，并带领百姓勘察水脉，挖了一口地下井，取井水饮用。远近百姓纷纷效仿，改变了直接饮用沟渠积水的习惯，疾病大为减少。当时海南流行一种传染病——疟疾，百姓缺医少药，只得转而求助于巫术。苏轼曾在《书柳子厚牛赋后》中描述此情景：“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苏轼一面到乡野采摘草药，一面托人从广州太守王敏仲那里要来黑豆，制成辛凉解毒的药物——淡豆豉，用药食两用之法为民祛病，疗效甚好。后来，当地百姓广泛种植黑豆，配以草药，终于治好了疟疾。由于当时海南交通闭塞，仅有少量船只与内陆中原地区相通，因此与中原文明几近隔绝，大多数地方还在“刀耕火种”。当地百姓主要以狩猎为生，经常食不果腹，而土地却大量荒芜。苏轼创作了诗歌《和陶劝农六首》，劝说百姓改变“不麦不稷”“朝射夜逐”的落后生活方式，阐释“春无遗勤，秋有厚冀”的农耕之理，鼓励百姓“云举雨决，妇姑毕至”，并带领百姓改进农具，开垦荒地，教之以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之术，改善了当地百姓吃不饱饭的状况。由于与中原地带长期隔绝，海南文化发展相对迟滞。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整个海南从无一人考中举人或进士。宋哲宗绍圣五年（1098年），苏轼始于儋州的载酒堂内讲学，传授儒家诗书礼义之道，使“蛮荒之地”的海南渐渐出现“书声琅琅、弦声四起”的文化景况，“乡人多受其惠”。由于苏轼是蜀州人（今属四川省），因此讲学所持为蜀地之语，此种语言，较当时海南地方口音更易让人听懂。因此，苏轼的讲学，也使得海南与内陆地区的语言文化交流变得更加顺畅。时至今日，儋州地区的口音较海南其他地区都略有不同，其尾调颇似四川口音，儋州人形象地称之为“东坡话”。在苏轼的学生中，姜唐佐是颇有才华者。姜唐佐上广州应考时，苏轼赋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对其极尽勉励之词。待苏轼北归中原后的第三年，姜唐佐考中举人，成为海南的第一位举人。不久，学生符确考中进士，成为海南的首位进士。之后，海南人才辈出，至清光绪年间（1906年）科举考试废除时，共出举人767名、进士97名。其中，苏轼被贬谪的儋州地区，受苏轼讲学教益最深，考取功名的人数比海南其他地方的人数都要多。海南第一位进士是1109年及第的符确，最后一位进士是1889年及第的王云清，虽相距近800年，却均为儋州人，因此有“进士首儋尾亦儋”之说。明代海南进士唐胄编撰的《重建儋州学记》中记载：“琼之有士始于儋，琼之士亦莫盛乎儋”，真实再现了海南儋州当时鼎盛的学风。清代戴肇辰等学者撰《琼台纪事录》，其中谈道：“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海南三年，苏轼倾心著书立说，续写完成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3部经学著作，撰写文章160余篇，创作诗歌170余首。苏轼在海南的作品流传至中原后，成为中原人士了解海南风土人情的一个窗口，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赞曰：“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受苏轼的影响，今天的儋州人依然喜欢吟诗作对，不仅有许多民间诗社，就连儋州的山歌都酷似格律诗。儋州文化的兴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2002年，儋州先后荣获“全国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的荣誉称号；2021年，儋州荣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荣誉称号。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6月，苏轼接到大赦的诏令，北返中原。启程时，前来送行的百姓和学生络绎不绝。他在《别海南黎民表》中深情地写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苏轼北返中原后，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继续讲学，教化乡里，海南岛也因此人才辈出。明朝时期的海南人薛远，考取进士后从政，官至户部尚书、兵部尚书，成为海南第一位尚书郎；清朝时期的海南人黄河清，考取进士后，回到海南设馆执教，每年授徒百余人，成为一方名师……苏轼被贬至儋州，后人素有“东坡不幸海南幸”之说。时至今日，海南人民一直对苏轼怀有深深的敬意，在海南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东坡墨、东坡话等带有历史印记的文化符号，无不表达了人们对他的眷恋和感激。

2023-02-03
学苏轼服芡实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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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隽秀宋代苏轼是北宋文坛领袖，同时又是美食家兼食疗专家，著有养生专著《东坡养生篇》等书。他到老年仍保持身体健康。据他在著作中记述，他身体健康、腰腿壮健的原因，全都是因为他十年如一日地坚持食用煮熟的芡实，因此才上了花甲之年，依然才思敏捷，健步如飞。苏东坡研究的芡实吃法颇为奇异：时常取刚煮的芡实，放入口中，缓缓含嚼，直至津液满口，再鼓漱几遍，徐徐咽下。他每天用此法吃芡实数十粒，日复一日坚持不懈。苏轼还钟情芡实粥，每日一碗，将其作为自己的食疗佳品，他说：“粥既快养，粥后一觉，妙不可言也。”芡实，别名鸡头米、鸡头苞等。芡实是《黄帝内经》中记载的上品药材，也是常用的药食两用药材。《神农本草经》说芡实有“补中，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的功效。《本草经百种录》：“鸡头实，甘淡，得土之正味，乃脾肾之药也。脾恶湿而肾恶燥，鸡头实淡渗甘香，则不伤于湿，质粘味涩，而又滑泽肥润，则不伤干燥，凡脾肾之药，往往相反，而此则相成，故尤足贵也。”现在的中老年人用芡实进补，最简单的是学着苏东坡先生制作芡实粥：将炒芡实50克倒入锅内，加水煮开片刻，再加淘洗干净的大米100克，粥成即可食用。常吃可健身体，强筋骨，耳聪目明。吃芡实时宜慢火炖煮、细嚼慢咽。一次不能食用太多，方能起到充养身体的作用。中老年人一般很喜欢喝粥类食物，米粥的营养丰富容易消化，特别是放些有滋补作用的原料做的米粥效果会更好，芡实煮粥就非常好，如果在搭配上薏米和山药就味道更好了，滋补的功效也会更强。药书中说芡实有“老人食之延年”的效果，芡实在医书中记载“久食延龄益寿”。芡实能补中益气，提神强志，使人耳目聪明，久服使人轻身不饥，还能开胃助气及补肾固精。芡实具有“补而不峻”、“防燥不腻”的优势，芡实的补肾效果胜过于山药，祛湿效果不逊于红小豆，安神效果不输给莲子，可以说是一种被埋没的补益佳品。大家都知道秋冬季节比较干燥，芡实可以润燥但是又不寒凉，尤其是芡实粥很滋补，特别适合在秋冬季吃。

隽秀

2018-01-19
苏东坡与东坡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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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台对于研习书法很重要，它不仅影响笔墨，摆一方砚台更可以为艺术增加不少魅力，而且其背后有许多故事，讲起来令人津津乐道。抄手砚是宋砚中极具时代特征的代表砚式，也称插手砚或东坡砚。所谓“抄手”，是砚的底部从后端向前端掏空，两侧溜边，形成空间，手可置入，便于使用或欣赏时端起，可见其更具人性化的因素。这种造型直到明清乃至现在仍有制作，有的已经加以改进。早期的抄手砚是箕形砚式，上窄下宽，为斜坡淌池，其形应是从唐代箕形砚发展而来。后来发展成长方形，砚堂平浅，砚池窄深，再后来，上边及两边愈加有了装饰性。有人说抄手砚是苏东坡所创，遂成为宋砚的主流，实际上并非如此。苏轼确实是个藏砚大家和玩砚高手，他说：“砚之美，止于滑而发墨，其他皆余事也。”绍圣二年，苏轼曾写信给黄庭坚：“吾当往端溪，可为公购砚。”说明他曾到过端溪，拣选砚石。他在那篇脍炙人口的《端砚铭》中留下“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之句，如果不是亲临端砚之乡，不是亲临砚山坑洞，不是亲眼目睹端砚采石之苦，是绝难写出的。上述抄手砚的发展已经说明了抄手砚的流变，更有出土实物作为佐证。在1975年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和1979年苏州七子山五代墓出土实物中均有抄手砚，说明抄手砚并非始于宋代，更非苏轼始创。五代墓出土实物还有介于唐代箕形砚和宋代抄手砚之间的形制，可谓两者之间的过渡形式。既然抄手砚并非苏轼始创，那为什么把抄手砚称为东坡砚呢？愚以为，东坡砚含义有三：一是抄手砚是宋砚的主流，而苏轼又是藏砚大家，人们自然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二是苏轼用过或者藏过的砚中必有一定数量的抄手砚；三是后人在砚上铭刻出自苏轼的砚铭或者琢“东坡像”，有的虽未必是抄手砚，却也以东坡砚名之。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砚与文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紧密。

2015-12-29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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