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日期范围

-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学术论文

找到90516条数据

曾巩的道统思想与文统观对其创作的影响

学术论文

在中国散文史上，曾巩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名列八大家之属。他的散文不象欧阳修那般奔放、洒脱，也不如苏轼的那样才情洋溢，但宋之后的历代散文大家无不对他的散文青睐有加;他的诗歌创作虽然相对当时名家稍微逊色，但也硕果磊磊，颇为后人重视。在对曾巩文章创作成就的评述方面，可谓“前人之述备矣”，本文意在对曾巩作品之所以有生命力及生命力的具体表现加以阐述。首先醇正儒家思想是其作品生命力的根源，这上点表现的尤为突出是他的道统观，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文统观又成为曾巩自己文学创作和评判他人作品的标准。相对宋代的理学家而言，曾巩的道统观、文统观都更符合传统文人的思想观念，因此他的作品不枯干，不只是宣扬儒学的工具;相对于其他文人来说，曾巩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儒学气息更加醇正，因此他作品少有虚浮之辞。　　曾巩非常强调作家的修养，认为作家不仅要有文学方面的修养，更应重视儒学精神的涵养，以积极的儒学精神面对现实，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实现对现实干预，即所谓“蓄道德能文章”。曾巩在理论上是这样强调的，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其诗歌、散文在题材内容上都有很强的经世致用特征，也是因为这，虽然词的创作在北宋极为兴盛，而作为文学大家的曾巩却少有词的创作。同时曾巩的思想主张和文学理论也决定了其文学作品简古、自然平易的艺术风格。

李金良
苏轼为什么让人千年追崇

报纸

□韩立平2017年临近岁末，在我们向苏轼诞辰980周年挥手道别之际，一种莫名的困惑萦绕心头：40余年创作生涯，4800多篇文、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数量居北宋文学家之冠；“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千古传诵的句子，是他唯一想留给这个世间的？辞世的前几月，苏轼给朋友写了封信，确信此生没有虚度，因为完成了传世著作，儒家事业有了交代。但赐予苏轼“文忠公”谥号的是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感叹苏轼未尽的王佐之才。在学生秦观眼中，政治才干和文艺创作不过是“与世周旋至粗者”，老师最大的成就是道德修养上的“性命自得”。而到了明代小说中，苏轼又俨然是一个“风流帅”。若徜徉于西子湖畔、漫步苏堤之上，或在孤山脚下的楼外楼小酌一番，则有文人雅士一边品尝“东坡肉”，一边欣赏子瞻先生（苏轼字子瞻，源于“登轼而望之”）的墨迹。其实，在苏轼身后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还散落着很多的生命与文化亮点，可谓琳琅满目、触手生春。开封府的历练提升处理政务的能力看京剧的时候，觉得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是何等的威风。但在北宋政治现实中，开封府判官其实是个劳碌命。司马光曾形容开封府狱讼繁多，“自旦至暮，耳不暇听，目不暇视”。苏轼于熙宁二年冬来到这里做代理判官，干了整整一年。之所以有此差遣，乃是拜王安石所赐。王安石在朝中主持变法，苏轼屡次表达异见，王安石遂“欲以吏事困”之，想让他忙得不可开交，更无暇开口。据说，苏轼在开封府“决断精微，声问益振”，锻炼了处理繁琐政务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日后的仕途中得到验证。从建安七子刘桢的“沉迷簿领书，回回自昏乱”开始，感慨沉沦下僚、俗务缠身成为中国古典诗文的一大主题。但面对类似的种种情形，苏轼似乎没有什么抱怨。他不仅把政务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完成得极为潇洒。《梁溪漫志》记载，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经常在西湖边上办公，早晨从涌金门泛舟而来，中午到普安院吃饭，于冷泉亭据案断决，处理公文时“落笔如风雨”，傍晚则乘马以归。据说，道路两旁灯火通明时，街上站满了人，等待一观太守风采。苏轼何以有此超能力？开封府的“魔鬼历练”可能是原因之一。《清波杂志》一书中还道出另外一些原因：盖坡为郡日，当直司日生，公事必着于历，当晚勾销，唯其事无停滞，故居多暇日，可从诗酒之适。原来，苏轼有工作日志，当天事务当天了结，并在日志上用笔勾画，从不拖延。到了南宋，这些工作日志成了书法墨宝而为人珍藏。如此关心民瘼、勤政为民，即便没有那些诗词，苏轼也应该留名史册。他在杭州赈灾浚湖，除夕夜竟野宿在城外；他在杭州设立公立医院，三年内治疗了1000个病人；他在密州斋戒吃素，为受到蝗灾的人民祈福；他把药方用“大字报”抄写在密州市镇，让看不起病的百姓得到帮助。晚年受到极大政治迫害被贬惠州、儋州后，苏轼仍然不颓唐。他一方面从精神上寻求安慰，把万里流放视为对自己的考验，“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耳”；另一方面直面现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当时，广州人饮食用咸水，经常生病。苏轼就献策，建议用竹筒把20里外蒲涧山的淡水引过来。他还在惠州推广“碓磨”“秧马”等农具，以减缓当地农民的劳苦。黄庭坚感言，苏轼的个体生命虽渺小如“太仓一稊米”，但“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始终”。及时调整心态获得欣乐自足的平衡苏轼的爱民勤政，不仅缘于所接受的儒家教育，而且更有人生哲学作支撑。他善于根据人生际遇的变化调整心态，以使自己长期处于一种生气活泼、欣乐自足的境界。《庄子》主张“物化”，苏轼则喜欢讲“应物”——“平生为道，专以待外物之变”“天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应物”不是对现实的默认与妥协，更非让心灵拱手认输，而是相信现实本身也时刻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现实本身没有执着于当下，那心灵又何必于当下执着？“应物”可以减少现实处境对心灵的束缚，使生气活泼的状态重获平衡。在苏轼眼中，荒山大江的黄州与西湖美景“未见议优劣”，同样可以“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而“九死南荒”的海南生活，何尝不是冠绝平生的奇游？当北归无日的时候，苏轼就把自己看作一个累举不第的惠州秀才，“有何不可”？“应物”哲学是逼出来的。乌台诗案虽没有被处死，但苏轼的心灵已经死过了一次。狱中写给弟弟苏辙的诀别诗表明，他“自度不能堪”，是准备死在狱中的。经过这番锻打淬炼，他终可“谈笑于死生之际”了。“应物”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脚踏实地。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衣食堪忧，负债累累，怎么办？只有“痛自节俭”，限定每日开销，把钱串挂在屋梁上，并将挑钱的画叉藏起来；又躬耕于东坡，与泥土接触中体味“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应物”的过程中，另一方面是精神自信。苏轼在惠州时乘舟遇雨，河水暴涨，“天水相接，星河满天，起坐四顾太息”。苏轼不是怕死，却怕自己的心血结晶——《尚书》《周易》《论语》注释稿就此沉溺。于是，只能内心祷告：“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果然，最终有惊无险，而苏轼的幼子苏过一直在旁边鼾睡，百呼不应……委运任命不是悲观颓唐，而是不暇预虑过多，不暇杞人忧天。“水到渠成”是苏轼经常用来自我宽慰的词。他似乎对水情有独钟：“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流水为苏轼照鉴出天地自然的本真。水的“随地赋形”，最能契合苏轼的“应物”哲学。在平凡的事物中感受天地的生气活泼苏轼的生活实践、文艺实践十分丰富，他善于在平凡的事物中感受天地的生气活泼，连村里造桥乃至掩埋尸体这样的事，都能让苏轼感到“条理”，体味人生的慰藉。苏轼是文人，更是哲人。他留给世间的，既有一个丰富的文艺世界，更是一种具有温度、厚度、韵度的生命哲学。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区分了几种人生态度：“现实”减“梦想”等于“禽兽”，“现实”加“梦想”等于“心痛”，“现实”加“梦想”加“幽默”等于“智慧”。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苏轼比较接近第三种。这是一种不易达到的高境界。用秦观的话来说是“与世周旋”，用朱光潜的话来说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如果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宝绘堂记》《醉白堂记》《超然台记》这五篇名作中的话来说就是：人生如寄，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与无尽藏之造物者游，安往而不乐。

韩立平

2017-12-01
南宋茶文化符号在空间设计中的实践研究

学术论文

中国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完美的形式、丰富的内涵，至今仍对我们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宋代是我国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南宋，经济发达、社会开放、文化多元、茶资源丰富等背景为南宋茶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得南宋茶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与广度。如今，它不仅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也为茶室、茶博物馆、茶文化主题公园等茶文化空间的设计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素材。　　本论文以符号学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南宋茶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对南宋茶文化的表现形式、特征、意义及运用手法等方面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与总结，为快速城市化中的茶文化空间设计提供新的设计思路。本文一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介绍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现状的综述等，为本文的研究提供方向指导和借鉴;第二部分为理论部分，首先以符号学理论为主，从符号的概念、形成、功能等方面对符号进行介绍并简明、系统地回顾了符号学体系的发展，探讨了符号学理论与茶文化的联系，之后引入意境营造与文化空间理论，分析其理论内容，以辅助符号学理论作为后文南宋茶文化符号解读与空间设计实践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研究对象的符号解读，基于莫里斯符号学理论框架，通过符构学、符义学、符用学三个层面对南宋茶文化进行分析研究，从符构层面研究符号的构成要素;从符义学角度分析南宋茶文化语义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以及其语义的分析;从符用学角度分析南宋茶文化符号与主体的关系，为茶文化空间设计建立理论基础。第四部分在前文理论解析和研究对象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共性与个性相适、自然与人文并重、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三大设计原则以促进符号与茶文化空间的融合发展，着重通过符构、符义、符用三个方面的转译归纳出南宋茶文化空间设计的应用手法，同时以茶室设计实践为茶文化空间设计的范例，对前期的理论研究及设计方法进行运用与实施，构建“形式—意境—人文”为主的南宋茶文化空间形态，为当代茶文化空间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也为今后同类型的茶文化空间设计提供借鉴意义。

公倩文
子瞻不保其丘墓乎？——苏轼侄媳梁氏墓志铭的久佚与再现

会议论文

顺治二年,郏县主薄乔钵在苏轼坟院西南八十步一墓穴中发现苏轼侄媳、苏迟夫人梁氏墓志铭,发出"子瞻不保其丘墓,不以甚乎尔"的感叹。后又不知所踪。2018年4月,随着孤本康熙《郏县志》八卷本从日本内阁书库影印回国,梁氏墓志得以重现。

刘继增;于海峰;刘彩平

2019-04-01
秦观咏茶诗与他的入仕期创作心态

期刊

秦少游存诗四百三十余首(不含逸句和存疑之作),仅存咏茶诗四首,即《蒙顶茶》、《茶臼》、《茶》、《次韵谢李安上惠茶》,这部分诗歌都创作于其登科之后被贬之前。本文就少游四首咏茶诗予以解读与品鉴。

刘丽红[1]
看司马光自律

期刊

廉洁自律不仅仅是对当今领导干部的要求，在古代．凡是有作为、有成就的王公大臣也都重视个人修为．谨慎自律。如司马光悬书谢客被后人传为佳话。

宣金祥[1]
孔子'礼'思想对当代学生礼仪教育的启示

会议论文

教育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创造出非常灿烂辉煌的文明，成为海内外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优良传统，养成中国先贤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全新的民族精神，这些优秀的民族品质应该说是与孔子礼的思想对学生礼仪教育密不可分的。这当然也值得当代学校对学生礼仪教育学习和借鉴。所以孔子“礼”的思想仍然对当代学生礼仪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晓晨

2014-12-19
《诗经·秦风》研究

学术论文

《秦风》共十篇，是秦人、秦地的土风乐歌，是秦人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是研究秦人历史、地理、礼制、风格、文学等极其宝贵的经典文献。《秦风》各篇大致产生于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至秦康公十二年(公元前609年)，其间历襄公、文公、宁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等朝，共计161年，其所跨时代为十五国风中最长者。《秦风》研究的现状及意义迄今为止，有关《秦风》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一类是对《秦风》进行整体性研究;一类是通过《秦风》研究秦人的心态与文化;一类是对《秦风》的艺术特色进行研究;一类是从版本学的角度对《秦风》进行研究;但更多的是对《秦风》单篇进行研究或赏析的文章。本文遵循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和张崇琛先生一贯提倡的“大文化视野下的古代文学研究法”，主要从《秦风》诸篇主旨考异、《秦风》所反映的文化特点、《秦风》的艺术特点及《秦风》的影响四方面切入，对《秦风》进行审视，以期对《秦风》的研究更上一层。《秦风>诸篇主旨考异《车邻》、《驷驖》、《小戎》、《蒹葭》、《终南》作于襄公时代;《无衣》、《渭阳》作于穆公之世;《黄鸟》、《晨风》、《权舆》作于康公时代。至于作者，前人未有定论。笔者认为，《车邻》、《驷驖》、《终南》是襄公的近臣所作;《蒹葭》是襄公的作品;《渭阳》、<晨风》是康公的作品;《权舆》是康公时代没落的秦宗室成员之作;而《黄鸟》、《无衣》、《小戎》为民间无名氏作品。各篇主旨为《车邻》、《驷驖》、《小戎》、《终南》赞美襄公;《蒹葭》，求贤;《黄鸟》，哀悼“三良”;《晨风》，怀人;《无衣》，鼓舞士气;《渭阳》，乃秦康公见舅思母，送别舅氏之诗;《权舆》，为破落的秦宗室贵族对生活状况的悲叹之辞。《秦风》所反映的文化特点 (一)秦国文化特点：以功利性、集权性和兼容性为主要特色。(二)戎狄文化特点：兼具畜牧、游牧、狩猎和采集等诸多文化元素;迁徙、征战是狄戎文化中的重要分子;与中原文化不断交融，逐渐向农业文明转变。(三)周朝文化特点：以崇尚礼乐教化，重人事、远鬼神，崇尚君子人格为主要特色。《秦风》的艺术特点：(一)悲凉、凝重，刚柔相济的独特语言特点。(二)赋、比、兴的特点。赋是《秦风》占绝对优势的表现手法;诗中有画，寓情于景是比兴在《秦风》中的再现。(三)复叠的特点。重章是《秦风》常用的艺术手法;重言和叠句，是和重章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秦风》的影响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一部分，《秦风》独特的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善美的精神追求和所蕴含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汪淑霞
林语堂婚恋观研究

学术论文

婚恋观是指人对恋爱与婚姻最根本的认知与理解，会直接对人的恋爱及婚姻行为产生影响。受到人生经历、个性心理、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婚恋观。民国时期，众多文人为婚恋所惑，婚姻生活不尽如意，但林语堂的婚恋则成为一段佳话流传至今。本文以林语堂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为基点，探究林语堂婚恋观的内涵、成因，并站在时代背景下，力求客观合理地反思林语堂婚恋观的局限与意义。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章主要论述林语堂婚恋观的内涵。林语堂推崇顺乎人性的爱情，强调灵与肉的结合，但对和谐的追求使他提倡情理统一的婚姻。对于配偶的选择，他强调阴阳相和、和谐互补，并将信任理智、互敬互让视为夫妻的相处之道。林语堂的婚恋观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首先，他认为恋爱、婚姻与生育是女性成长的契机;其次，他肯定了女性的智慧与勇气，认为女性对家庭的和谐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女性的家庭地位也值得肯定。　　第二章主要论述林语堂婚恋观产生的原因。民国时期亦新亦旧的婚恋模式，同时期文人的婚恋经历对林语堂的婚恋抉择及婚恋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和谐友爱的家庭生活及婚恋经历使林语堂对家庭与婚恋产生最初的看法。林语堂受到东西方文化的浸染，儒家思想、道教精神、精神挚友苏东坡、基督教文化等对林语堂个性心理与婚恋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　　第三章主要论述林语堂婚恋观的局限性及现代意义。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林语堂的婚恋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以贤妻良母来定位女性，并对娶妾制度加以认可。虽然林语堂的婚恋观具有局限性，但就当下而言，林语堂对婚育等问题的思考依旧具有启示意义。

陈琪
论司马光《文中子补传》

期刊

司马光《文中子补传》是一篇颇具开创意义的传记。在司马光之前,文人别集中的传记多为当代人物;《补传》之后,重写前朝名人传的现象逐渐增多。文中子王通是儒学传承的重要人物,然而,由于政治、历史等原因,王通事迹不清,记录其生前所言的《中说》真伪难辨,历来争议颇多。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光将“长编修史法”运用到单篇传记书写之中,在史料的选汰与镕裁中,实事求是,去伪存真,弥补史传记载的缺失,解决有关王通事迹的争议,使得原本处于创作背后的史料考辨呈现于文本之中。在结构上,《补传》增强了传记的议论功能,相关史实辨析与人物思想评价相互支撑,融为一体,改变了传记以叙为主的固有模式。《补传》是学术发展影响下的文章典范:严谨的史学态度赋予作品“中和笃实”的风格;“一家之言”重新树立起私家传记的史传品格。《补传》在题材与写法上的开拓,为传记书写增添新体,也为纪实类的散文拓展畛域。

孙文起[1]

到底了

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