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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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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节话月饼

期刊

“月到中秋分外明。”每当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中秋佳节,夜幕下的月亮就显得比平时更加圆润明亮,人们都喜欢在这一天举家团聚,一边吃月饼,一边赏月,祈祝家人生活美满、安康幸福。“八月十五月儿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象征着团圆美满,这句名谚道出中秋之夜百姓吃月饼的习俗。月饼,最初起源于唐朝军队的祝捷食品。唐高祖年间,大将军李靖征讨匈奴得胜,八月十五日凯旋而归。当时有经商的吐鲁番人向唐朝皇帝献饼祝捷。

潘春华[1]
谈苏轼常州所作词

期刊

作者对苏轼所作常州词6首:《菩萨蛮》(买田阳羡吾将老)、《浣溪沙》(倾盖相逢胜白头)、《浣溪沙》(炙手无人傍屋头)、《浣溪沙》(菊暗荷枯一夜霜)、《浣溪沙》(几共查梨到雪霜)、《蝶恋花》(云水萦回溪上路)等的背景、内容进行分析,解说,言简意赅,引人入胜。

张志烈[1]
《尔雅》解释《诗经》语句

会议论文

＜正＞作为我国最早的按意义编排的词典,《尔雅》以解释先秦古籍为己任,尤其对《诗经》、《尚书》中的词语解释较多,为历代学者所珍视。然而,有时《尔雅》不但解释词义,还解释语句之义,这主要体现在《尔雅》对《诗经》语句的解释上。对此,黄焯先生曾在其《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中指出"古人训释多通本文前后章句之说,而

李冬英

2009-06-01
对《诗经·关雎》“思服”一词的分析

会议论文

<正>《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对于《关雎》一诗中"思服"的注解,历来认为"思服"都是"思想"的意思。如本书上的注解"思,想也""服,思也",

魏永生
北宋新旧党争视角下的苏颂研究

学术论文

苏颂，字子容，同安人，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其父苏绅是入宋以来同安苏氏培养出的第一位进士，官至翰林学士，为苏颂积累了人脉，为同安苏氏在苏颂一代发展到顶峰奠定了基础。苏颂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而神宗和哲宗朝党争激烈，因此他的仕途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但他终在北宋后期复杂的政治环境、党争激烈的情况下当上宰相，并于徽宗崇宁四年（1105）绘像景灵宫。　　在北宋新旧党争的背景下，以苏颂为主线，重点分析他的关系网、所主导的婚姻关系及其奏议内容。苏颂的交往对象中既有司马光、文彦博等旧党领袖，又有曾公亮、邓润甫等新党官员。在婚姻关系上，苏颂选择与新党元绛、林希，旧党吕公著家族、欧阳脩联姻。在苏颂的奏议中，没有一篇弹劾奏议。在政治上，苏颂是一位坚持自己的原则、不阿附党派的官员，从不恶意攻击他人，尚有君子之风。虽然苏颂的一些行为和选择确实是出于保护自己和家族日后发展考虑，但反过来看，也是北宋党争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总的来看，苏颂以不立党援，议论持平自居，但苏颂得以善终的结局，除此之外，还与苏颂自身学识渊博、善于经营与同僚、皇帝之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汤迎迎
吕祖谦《读诗记》与续《读诗记》的诗经学成就

会议论文

＜正＞吕祖谦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也是宋代研究《诗经》的数一数二的大家,但学界对此历来鲜有论及。《诗经》体关王道,因此为六经之首。在诗经学研究发展史上,宋代是很重要的时代,继汉学以后兴起宋学,成就意义深远。但在人们印象当中,最有名的似乎是朱熹。实际上,与朱熹可比的还有吕祖谦等,其《读诗记》,"宗孔氏

黄震云

2010-06-01
险让韩愈丧了性命的上书——韩愈《论佛骨表》

期刊

古代大臣的上书,往往会带来上书者人生命运的转折。我们很容易想起战国时秦国李斯给秦王嬴政上的《谏逐客书》,想到西晋李密给晋武帝司马炎上的《陈情表》。前者,本在秦国做客卿的李斯,因韩国人郑国在秦帮助修建水渠,以钳制秦国攻打诸侯的力量,被发觉以后,秦国宗室大臣以诸侯之人事秦、大多为其主而离间秦国为由,＂请一切逐客＂。

阮忠[1]
苏东坡《书传》儒学仁德三辩——苏东坡“海南三书”论之一

期刊

苏东坡《书传》的仁德思想,借助对申、韩、老、庄的批评,主张怀仁义且积学而成仁义;责韩愈治儒学论理不精,甚至有所背离,以维护儒学道术,可见东坡也是儒学道统的继承者;批俗儒对召公之言的误解,揭示召公之意,以申明孔儒之德。从而可以理解苏东坡在社会治理上提出的九字方略: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是他儒学思想在社会改革上的运用。

阮忠[1]
欧阳修的群

报纸

欧阳修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组了一些特殊的群。梳理一下，大概有“晏欧”“欧梅”“三豪”“千年第一榜”“唐宋八大家”“天下文章四大家”“五联璧”等等，有的他知道，有的他不知道。欧阳修早期没跟老师晏殊闹掰时，二人写的词令清丽闲雅，与花间词相近，并称“晏欧”。这段时间欧阳修对老师恭敬有加。他们既同朝为官，又共领时代风骚。还有人把晏殊的词、梅尧臣的诗和欧阳修的文章，并称文坛三绝。后来“晏欧”闹意气，历史的天幕上，“欧梅”取代“晏欧”，越来越清晰。查“欧梅”，百度上首先会出现欧阳修在安徽滁州亲手栽的那棵梅树。这种留到今天的千年老梅全国只有四棵，欧阳修的这棵年年三月中旬盛开。与那里的“亭、泉、石、碑”相互映衬，成为琅琊山的镇山之宝。为那里作宣传的最好文案就是《醉翁亭记》。我想说的“欧梅”是指欧阳修和梅尧臣。1031年的三月三，新科进士欧阳修循例穿上官服，要去拜见西京（洛阳）留守。刚走到风景如画的伊水边，遇到一位行色匆匆的潇洒青年，顿生好感，于是就攀谈起来。这位正是大他五岁的梅尧臣。初见面，他就被梅尧臣的相貌震住了，哇：“玉山高岑岑，映我觉形陋。”于是就聊了起来。这么一开始，此生就再未停下来。二人友情深笃，诗文酬唱达三十余年。二人友谊与“管鲍之交”“元白之交”堪可一比。聊得这么热乎，都不想去见领导了。于是决定同游香山继续聊，把该干的正事撂到一边。有欧诗为证：“三月入洛阳，春深花未残。龙门翠郁郁，伊水清潺潺。逢君伊水畔，一见已开颜。不暇谒大尹，相携步香山。”被他放鸽子的“大尹”就是西京留守钱惟演，这人也很有故事。欧阳修敢这么干，是因为他摸清了领导脾气好。梅尧臣的诗对这次相见补充了一些细节：“春风午桥上，始迎欧阳公。我仆跪双鳜，言得石濑中。持归奉慈媪，欣咏殊未工。是时四三友，推尚以为雄。”那天他的仆人在石濑上抓到了两条鳜鱼，就是张志和“桃花流水鳜鱼肥”的那种。他们又招乎了三四个朋友一起吃喝写诗。大家都说梅诗最好，梅尧臣谦虚，连说惭愧。能让欧阳修这么倾心的朋友肯定不凡。他俩在一起的高光时刻就是共同主持了“千年第一榜”，梅作为欧阳的助手，一同发现了苏轼等青年才俊。欧阳修对梅尧臣的诗，一辈子赞叹加厚爱。苏轼后来为欧阳老师买生日礼物，是从边区少数民族手里买来的绣着梅诗的衣服，欧阳修欢喜得不行，经常穿在身上。“欧梅”哥俩铁了一辈子，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价值观相同。他们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和分析都惊人的一致。欧阳修感叹：“因嗟与君交，事事无不同。”第二，有共同的诗风追求。苏轼之前的宋诗，梅尧臣影响最大。如果说唐诗像个充满激情的少年，宋诗就像成熟的中年，成熟稳重。而梅尧臣被认为是宋诗的“开山祖师”，这个地位又离不开欧阳修的大力推荐。第三，性格相似。都是刚直率真，什么话都敢说，喝酒也都豪爽。第四，二人在患难时相互慰藉，一起度过痛苦和快乐时光，都把对方的友谊当成一生的财富。欧阳修的文章、石延年的诗，和杜默的歌并称“三豪”。杜默嗓子好，像帕瓦罗蒂一样善于飙高音。欧阳修《赠杜默》一诗说他“其音和且清”，还说“杜默东土秀，能吟凤凰声”。欧阳修如此夸他大家都记不住，另一件事却闹得人人皆知。却说杜默参加科考，再次名落孙山时，欧阳修设宴告别，杜默写诗答谢：“一片灵台挂明月，万丈词焰飞长虹；乞取一杓凤池水，活取久旱泥蟠龙。”念出来有人发现，后两句都有“取”字。杜默此时如果心情好，谦虚一下改过来就完了。可他偏偏拧巴上了，说就这么写，不能以词害意。后来人们再见到与格律不合的诗就说是：“杜默所撰。”简化成“杜撰”，意思成了胡编乱造。欧阳修四十岁左右知滁州，后来又知杨州、颍州和应天府，在国内转了一圈。作为契丹国母生辰使，又到国外转了一圈。向皇上汇报工作，满头白发一脸病容帮了他的忙，仁宗产生了恻隐之心，让他留在京师主持礼部贡举的考试，他马上推荐梅尧臣任副手。那时他们可能也没料到，这次考试居然大获丰收，被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没有之二。可以想象主考官欧阳修接过梅尧臣递过来的苏轼考卷，凑近仔细看了好几遍，肯定呲着他的兔牙笑了。能写成这样，人才呵，不，天才！这一榜共录取了388名进士，造就北宋男子天团，里面有苏轼、苏辙、曾巩、曾布、曾牟、曾阜、程颢、张载、吕惠卿、章衡、章惇、王韶、蒋之奇等。后来有数十位名动千古、对后世影响极深的人物，横跨文学、政治、思想、军事等领域，有3人位列“唐宋八大家”，3人先后出任宰相，3位理学创始级大师，还有一位历史名将（王韶）。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自号“六一居士”，苏轼兄弟去看望他，老人家亮宝，拿出早年收藏的一块砚台。他说自己已写诗刻在上面，又请梅尧臣、苏舜钦二人也写诗刻了。现在，他请苏家兄弟写诗，二人当然从命。这块砚台被称为“五联璧”。欧阳修的默默耕耘，组建了一个又一个有影响力的群，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都与他有密切关系。这是老话，本文不展开。后来与陈瑸为同朝清官的张鹏翮为四川眉山的“三苏祠”撰写对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上联说“三苏”都知道，有人说“四大家”是从“八大家”中优中选优，选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四人。也有人说是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的，反正都有欧阳修。欧阳修堪称伯乐，他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都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他在政治上打拼出的空间和在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如唐代的韩愈，成为文坛领袖。有他道德文章的哺育和人格感召，才有了薪火相传的苏家兄弟和“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才有了曾巩、曾布昆仲，才有了“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说欧阳修奠定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一点也不过分。今天研究欧阳修，不光惊异他的盖世才华，更对他对人性的洞幽烛微保持敬意，同时告诫自己，在这位睿智的历史人物面前可要小心点。如果对他了解不够，我怕他会这样说：“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修（羞）”。

龙鸣

2022-02-21
三招解除密州危机

报纸

■文/图本报记者许珂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满后，主动要求到山东密州(今诸城，宋时辖胶西、高密、安丘、诸城、莒县五县)任职，担任该州的最高长官“知州”。当时的密州是个贫穷山区，经济萧条，文化落后，百姓生活困苦。苏轼自称到密州是“备员偏州”，是“脱网罗之患”的“散材”。但他并没有因为来到这个小地方心怀不满而疏于政事，他勤于吏职、视官事如家事，凡百劳心而朝衙达午，夕坐过酉。A及时处置蝗虫、旱灾等危机密州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沿海多风，沟渠不能储水，经常干旱成灾。苏轼刚到密州，就遭逢了莫大的困境。当时灾情之重，正如苏轼在密州《祭常山祝文五首》中提到的那样：“比年以来，蝗旱相属，中民以上，举无岁蓄。量日计口，敛不待熟。秋田未终，引领新谷。”“旱蝗之为虐，三年于兹矣。东南至于江海，西北被于河汉。饥馑疾疫，靡有遗矣。”“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蝗灾伴随早灾而来，当时的密州“自今岁秋早，种麦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数寸雨雪，而地冷难种，虽种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种得二三。”如此早情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以致“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当地官吏为了讨好朝廷，故意隐瞒灾情，任其发展，以至于民不聊生。面对密州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轼没有消极等待，而是积极组织密州各级官员同各县百姓奋力抗灾。因为他知道，从根源上消除密州舆情危机，还得做好抗灾救民、救灾安民工作，让百姓有粮食吃不至于饿死，否则民风彪悍的密州百姓就会铤而走险去偷抢，甚至聚众为寇。为此，苏轼经常深入田间农舍，仔细了解灾情，组织吏民抗灾。“遗蝗入地应千尺，宿麦连云有几家”，就是寻访田夫野老后写成的诗句。为激励百姓捕蝗抗灾，他用补贴粮米的办法，动员灾民踊跃捕蝗灭灾，效果十分明显。苏轼号召百姓协力灭蝗的同时，率先垂范，多次与当时的密州通判赵成伯亲自参加捕蝗抗灾。他写下的《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一诗，就是对当时这一情景的真实写照。由于苏轼亲自带领州县官员下田捕蝗，加之百姓参加捕蝗还贴补粮米，因而密州灾区到处出现了争先恐后、群策群力捕蝗灭灾的热潮。同时，苏轼十分反对“坐观不救”。他在想方设法鼓励农夫振作起来、奋力捕蝗灭灾的同时，还大力倡导人们用火烧（“秉畀炎火”）、泥埋（“荷锄散掘”）等多种办法消除蝗害。这反映出苏轼作为一名地方官员高度的同情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在当年年底，苏轼为了如实反映旱蝗交加造成的严重灾情和百姓朝不保夕的苦难处境，向宋神宗上奏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以下简称《状》）。他在《状》中指出：这里（指密州）地处京东，是腹心根本之地，而此地与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着国家的安危，“王者得之以为王，霸者得之以为霸，猾贼得之以为乱天下。”“京东之贫富，系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乱，系天下之安危。”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已经到了“公私匮乏，民不堪命”的地步。因此，苏轼请求朝廷派官员视察灾情，并体量放税。为了安定人心，苏轼还两次登常山祈雨救旱。据《唐十道四蕃志》记载：“密州常山，齐时祈雨常应，因以得名。”苏轼便率吏民前往祈祷，果然得雨。苏轼又发现常山“庙门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清凉滑甘，冬夏若一……乃琢石为井，其深七尺，广三之二。”于是，苏轼又为百姓寻到了水源，使抗旱救灾取得实效。B废“手实法”用“五等古法”天灾已使密州民不聊生，而变法投机分子吕惠卿创制施行了一种全民“不动产登记”——“手实法”。按照吕惠卿的设计，这次“不动产登记”的程序如下：首先，“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即由政府统一印制好“不动产登记”的标准格式，贴出来公告于民，要求民众按照格式自行填报自家的财产，包括名下房产的间数及性质（自住还是出租），田产的亩数及性质（自耕还是招佃），这些田宅折算成货币值多少贯。为方便折算，宋政府根据该地最近若干年内的田宅交易价格取一个中位数，作为估价的标准。为了照顾自耕农的利益，宋政府又规定，在评估各户财产数目时，凡出租生利的田宅按足额计算，而自住房与自耕地的估值只计市场价的五分之一。打个比方，假设我和你在乡下都有平房3间、田地50亩，我的田宅都是自用，你因为搬到了城里，则将乡下的田宅都租了出去；再假设按市场交易价中位数，每间房屋值50贯，每亩田值20贯，那么在登记不动产时，你的财产将记为1150贯，我的财产则记为230贯——这个财产估价，将决定我和你要承担的不同税负。然后，各户将填写完毕的财产清单上交到县衙门，“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县衙门接收后统一登记造册，并按照居民的财产多寡，将居民划入不同户等。通常乡村户分五等，一、二等户为上户，三等户为中户，四、五等户为下户；坊郭户（城市户）分十等，前五等为上户，后五等为下户。这不是歧视，而是分配税额的依据。然后，“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明书其数，众示两月，使悉知之”，即县政府根据户等划定各户的税额，不同户等所承担的税额是不同的，原则上上户承担更多的税额，下户不用缴税或者缴纳较少的税。各户的税额都标明其钱数，公示两个月。可以想象，出于逃税的目的，肯定有一部分居民在登记不动产时会隐瞒财产。对此吕惠卿已考虑好对策：鼓励民众相互监督、检举，“非用器、田谷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三分以一充赏”。你若发现亲邻隐瞒不动产，家有五套房却登记成三套房，那么政府欢迎你到官府那里举报，一旦查实，官府即没收隐匿的财产，并将三分之一奖励给你。“手实法”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许人纠告”的环节上。谏官范百禄质疑说，“造簿手实，告匿有赏，为是法者，欲民之均，推而行之，恐不如法意，至于骚动。人户虽有手实之文而未尝行，盖谓使人自占，必不尽数供通；而明许告言，则家家有告讦，人人有仇怨，礼义廉耻，何可得哉？”苏轼认为，“手实法”是奖励告密的，而悬赏奖励告密者则是败坏社会风气，危害极大。于是，他到任二十几天，便向朝廷呈报了《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反对吕惠卿等人极力推行的“手实法”。苏轼上书不久，由于“手实法”的施行造成了滋事扰民的严重后果，给朝廷的变法招惹了不少是非，宋神宗便下诏废止了“手实法”。同时，苏轼建议采用简单易行的“五等古法”定役钱，并主张用“宽剩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就像唐代的长征卒，“民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由于他在密州实行民出钱可以免役以尽力于农事，结果“民甚便之”，当地百姓无不称道。C罢榷盐状建议朝廷免收税金密州是一座海滨城市，海岸线长且滩涂广阔，自古盛产海盐。沿海孤贫无业之民，多以贩盐为生。早在春秋时代，管仲根据胶东丰富的海洋资源，实行“海王之国，谨正盐筴”的政策，即收征盐税借以富强。为了多产盐，他在沿海设立了许多煮盐专户（叫做灶户）。宋代推行官榷食盐，本来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抑制豪强。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是既未能给政府增加收入，又加重了人民负担。正如苏轼上奏的《乞罢登州榷盐状》所言，官榷食盐“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登州“斗（计）入海三百里，地瘠民贫，商贾不至，所在食盐，只是居民吃用，今来既榷入官，官卖价钱，比之灶户与百姓，三不及一，灶户失业，渐以逃亡，害其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今顿食贵盐，深山穷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贾不来，盐积不散，有入无出，所在官舍皆满，至于露积，若行配货，即与福建、江西之患无异，若不配货，即一二年间，举为粪土，坐弃官本，官吏被责，……其害三也。”当时，朝廷推行的榷盐（对盐实行就场官收官卖制度，即在产盐各地设置盐官，向盐户收盐，再将盐税加入卖价，售与商人）政策，弊端丛生，使得民怨鼎沸。就密州而言，虽说税收增加了二万贯，但捕盗多支出一万一千余贯，且“未获贼人尚多”“盐课日增，刑法日峻，告捕日繁，盗贼日众”。为了缓和这一矛盾，防止百姓“无以为生，大半去为‘盗贼’”，苏轼立即写了《上文侍中论榷盐书》，建议朝廷对“贩盐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者，并与权免收税”，以此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和痛苦。同时，还建议用京东路十万贯盐税换取京东路的社会稳定。由此可见，苏轼对黎民百姓之疾苦，忧心如焚，牵挂有加。他主张“以民为本，急民所急，想民所想，为民谋利”。这对为官者，是具有镜鉴、示范作用的。

许珂

2019-12-01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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