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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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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国际住房与规划联合会第46届世界大会组委会
2004年中国纳米技术应用研讨会组织委员会
2010国际数字科技博物馆论坛秘书处
2018’中国土地资源科学创新与发展暨倪绍祥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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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造就的丰碑——试析三苏治史背景
期刊
在北宋史学繁荣的背景下,三苏父子挟其文学盛名之东风钻研史学,并写出了大量史论文章,这些史论有的是专论历史,有的则是在其策论及政论之中,这些构成了三苏史学的基础。宋代是理学大盛的时代,理学对三苏史学的影响体现在三苏在其史论中的说"理",以致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也评价其论为"近理"。作为疑经惑古的先锋,三苏父子同作《五经论》打破经书的神话,将圣人作经用合乎人情的方式表达出来,使其平凡化,更易使三苏的思想解放。三苏作史不落窠臼,每有新意,辄发论之,这使得其史论看来不觉乏味。三苏家乡风俗及家学重史也使得三苏史学一脉相承。
李哲[1]
2003年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会议论文
<正>中国李白研究会与太原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8月19——21日在李唐“龙兴”之地、北都太原举行。在为期三天的学术研讨会中,来自全国十七个省市区的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共同就李白研究中的焦点学术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提出各自在李白研究中的最新学术成果,得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与启发性的观点与结论。
王友胜
2004-10-01
宋代经济环境对宋词传播的影响
期刊
宋词的传播,既受到宽松政治环境的推动,也是活跃在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环境之下的对于宋词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传播速度、扩大传播受众、丰富传播方式的作用,使宋词传播呈现出动态的典型特征。
谭俊洪[1]
苏东坡的“酒城情缘”
报纸
(三)◎董洪良川江都市报记者汤骏酒城泸州,地处川南,长沱二江在此交汇而闻名。这里,是世界上最适合酿造蒸馏酒的地方之一,也是中国酿酒史最长的城市之一。美酒佳酿与舟楫之利,吸引四面八方的文人墨客驻足,留下了不少动人诗篇。泸州的酒,演绎出了状元杨慎浊酒相逢、诗仙太白夜发清溪、东坡居士赞叹佳酿、山谷道人泼墨江阳等千古佳话。于是,“一诗一酒”相融酿造的“诗酒文化”,正成为泸州这座城市最亮丽的名片,也让这座城市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在泸州本土学者董洪良的口述中,“诗酒文化”的独特魅力,需要每一个人沉下心来,去细细玩味。苏氏父子与任孜二兄弟之间的情谊,远非江安南井口送别!可见于《宋史》卷三百四十五的《任伯雨传》中,曾有记载:“(伯雨)眉州眉山人。父孜,字遵圣,以学问气节推重乡里,名玙苏洵埒。”任伯雨,即任孜的儿子。从其列传中可知,任孜的诗文、才学名气足可与眉州老乡苏洵比肩,同等或是相等。该史传接着又云:其弟汲,字师中,亦知名;当时称大任、小任。《东坡全集》诗集卷六有《送任伋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诗云:“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壮日千里。无媒自进谁识之,有才不用今老矣。别来十年学不厌,读破万卷诗愈美。黄州小郡隔溪谷,茅屋数家依竹苇。知命无忧子何病,见贤不荐谁当耻。平泉老令更可悲,六十青衫贫欲死。桐乡遗老至今泣,颍川大姓谁能棰。因君寄声问消息,莫对黄鹞矜爪觜。”此诗,是苏东坡写给任伋的,在《苏轼年谱》中有记载。该诗中的“平泉老令更可悲”,谓孜。当时平泉县属简州管辖,而简州治所在阳安(今四川简阳市简城镇)。苏氏父子过此时,任孜为平泉县令,故称其为“长官”。诗接着又云:“别来十年学不厌。”谓汲。该诗作于熙宁二年(1069年),距今适为十年,疑汲亦来别。可见,连苏轼自己也对当初与任孜二兄弟的晤面也因时间长久,而变得有些模糊了。后来,苏轼在过河南新息时,想起同乡任汲,于是写诗以赠,并收录进《苏轼诗词全集》之中。《过新息留示乡人任师中(任时知泸州,亦坐事)》诗云:“昔年尝羡任夫子,卜居新息临淮水。怪君便尔忘故乡,稻熟鱼肥信清美。竹陂雁起天为黑,桐柏烟横山半紫。知君坐受儿女困,悔不先归弄清泚。尘埃我亦失收身,此行蹭蹬尤可鄙。寄食方将依白足,附书未免烦黄耳。往虽不及来有年,诏恩倘许归田里。却下关山入蔡州,为买乌犍三百尾。诗题之下,有注云:“任时知泸州,亦坐事对狱”。诗中的“竹陂”即“小竹陂”,在该县县北,桐柏庙则在县南。诗人表面是在责怪任汲出门任官而忘了故乡眉州,实则是在表彰任汲为官一方的治政佳绩。此诗选自《苏轼诗词全集》。回过头来,再说说苏东坡与泸州的这段诗缘,其实也在直接与间接、有意与无意之间成就了他与欧、梅二人的诗文之缘,并得到其充分赏识和推荐密不可分!尽管那时,欧、梅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而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也一下子把他们震惊到了。但是,君子之间的泛泛之交,除了才华、欣赏和志趣相投以外,苏东坡的情商也非常的高,颇得文坛执牛耳者欧阳修的垂爱!他大胆评价苏东坡:“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而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东坡一时声名大噪。每有新作,便立刻传遍京师。当然,此番佳话,亦属后话了。苏东坡父子数人乘船东下至汴京途中,从嘉州、戎州、途经泸州辖地江安县,顺江而下到了泸州之后,自然要系舟上岸,该好好地品尝一下泸州的美酒了!
汤骏
2020-11-09
细腰胡芦诸寨的修筑与明珠、灭藏、康奴等族的就抚
会议论文
明珠、灭藏、康奴等族为宋夏沿边蕃部大族,活动于环原之界、佛空平一带。它们是沿边蕃部政治生态的典型代表,而三族的就抚也是北宋通过修筑堡寨招抚番部的一个成功案例。三族对宋的叛服以庆历四至五年细腰胡芦诸寨的修筑为分水领:堡寨修筑前,三族常抄略宋境,且助西夏以人力、物力、财力;而在庆历四至五年,范仲淹主持修筑了细腰胡芦诸寨之后,三族终于成为宋朝治下的属羌。细腰城胡芦泉地当要冲,为三族的命脉所在,于此地筑城十分不易。种世衡排除万难,克服了来自西夏与三族的阻扰,于此地首立城寨,即细腰城。之后,范仲淹又陆续补修了靖安、佛空平、耳朵城等堡寨,使三族彻底归附于宋朝。
高仁
2014-05-01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和谐
会议论文
<正>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世界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的广大范围内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其影响历史之久远,影响范围之广大,在世界上也很少有人可与之比拟。孔子生前仕途坎坷,政治抱负难以实现,但他却是一位不朽的政治思想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甚至不同的种族、区域和人群,人们都
王志民
2011-04-01
李白与元丹丘、玉真公主交游新考
会议论文
<正> 根据一些切实资料,窃以为玉真公主曾在青城山修炼;与李白“弱龄”订交、结为“异姓天伦”的道友元丹丘应该就是“逸人东严子”;他们三人在青城山结识,故后来“(白)与元丹丘因持盈法师达”,乃顺理成章之事。
刘友竹
2001-10-01
《诗经》中的“言志”与“缘情”
会议论文
<正>历来将“言志”和“缘情”分为不能相容的两个营垒,这种说法是根据不足的。“情”与“志”本是同一个概念,“言志”与“缘情”并无本质区别。从先秦两汉的诗论、乐论中都可以说明这一点。本文从《诗经》的创作实践中进一步论证这个看法。本文将《诗经》中的作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作者在诗中点明了作
郭丹
1998-06-01
“房琯事件”及杜甫的诗歌创作
学术论文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杜甫之于文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对当时亦对后世都有着极为深广的影响。因此,历来对杜甫的研究自然是不乏其人,但对“房琯事件”及其这一事件对杜甫的心理和诗歌创作的影响的研究还有待完善。本文立足于对“房琯事件”及其相关史料的爬梳,试图探究出杜甫疏救房琯失败的原因,进而结合杜甫的诗歌创作来探究“房琯事件”对杜甫心理及诗歌创作造成的影响。正文部分将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结合相关史料考述“房琯事件”,并梳理出杜甫拼力疏救房琯的原因和肃宗之所以贬房琯的原因。继而由这两方面的原因对比得出杜甫因对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到位,便稀里糊涂地卷入了这一场政治争斗中,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可谓生平最大之事。 其次,在“房琯事件”对杜甫的人生造成重大影响的前提下,结合他的诗歌创作进而论述“房琯事件”对杜甫心理上造成的影响。本章将从五个方面来进行论述:忧惧、苦闷心理,失望心理,沉郁又兼旷达的心态,忠君观念的变化,仕与隐之间的痛苦踟蹰。“房琯事件”后,肃宗对“房琯一党”持续严厉的打击,这让杜甫忧惧不已。一心致君尧舜、再淳风俗,却遭现实无情打击,他的忠君观念也随着政治理想的破灭由君明臣贤的“君臣契合”变为对其失望、弃之而去。虽怀稷契之志,怎奈不为时用,其沉郁心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缘于此。而大自然美景的陶冶、道家思想的影响也让他的心态表现出超脱、旷达的一面。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杜甫纵使归隐仍心系苍生社稷,他始终在仕与隐之间痛苦地踟躇。 再次,对“房琯事件”于杜甫诗歌创作上的影响进行论述,本章大致从内容上的更加宏大写实,律诗组诗的新变化,“沉郁顿挫”与“萧淡婉丽”这三方面来展开论述。“房琯事件”后,杜甫才真正地走进生活,走进人民。他这时候的诗歌创作既有对国家时事与民生疾苦的关注,也有对自己凄苦命运的感叹,更有对细小入微的山川风物、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的景物甚至是枯病事物的描写,这些都是其诗歌内容上宏大写实的表现。而仕途失意的疲惫,多次失望的折磨迫使杜甫在无奈的现实中进行冷静的自我反省,自然他的诗歌创作也由之前的多是对具体事件的描写转向注重对个性化情感的抒发并在诗歌中寄寓自己的不遇之慨、漂泊之感、身世之叹,并达到了情景高度交融、诗史浑融一体的境界。而在表现如此深沉蕴藉的感情时,单篇律诗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组诗律诗便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以组诗写律诗尤其是后期七律组诗的大量创作,便满足了诗人内省深邃情感表达的需要。此外,诗歌中大量用典、意象选取上的虚化、超现实也是其组诗创作上的新变化。而仕途失意的疲惫,诗人暮年壮志难酬、英雄迟暮的悲苦和四处漂泊、生活困苦、疾病缠身的孤愁凄凉,都让诗人的内心郁积了一种深广的愁苦,于是悲慨满怀,发而为诗,反复咏叹,委婉蕴藉,便是“沉郁顿挫”。而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杜甫也渐渐看淡了仕途中的荣辱得失,加之自然美景的熏陶,他的心态也渐趋平和,表现出超脱、旷达的一面,他的诗风也因此别具了一种萧淡婉丽的美。
丁云洁
“长安大,居不易”,古今皆一样
报纸
□刘英团“长安大,居不易。”我们总是期许着美好的生活,最起码得“居者有其屋”,然房价高涨,一切梦碎,无奈自嘲:“一线城市容不下肉身,三四线城市容不下灵魂。”其实,大可不必自惭形秽。从西周到民国,上至宰相下至黎民,很多人都是“房子的奴隶”,至少很多人都是围绕着买房子而挣扎着活着。早在民国时期,上海就曾“以三四成之垫本……向中外行商押抵六七成之借款”买房子,这应当就是当下流行的“按揭购房”之雏形吧。在《千年楼市》中,知名历史专栏作家李开周从古代各种房契、地契、租赁文书、地方志、笔记、信札、日记、诗词、墓志中扒梳史料,一一呈现了古人安心成家的方案与艰辛。如果租房幸福,谁又想去当“房奴”呢?正如孟子所言,“有恒产者有恒心。”老了要有养老房,人到中年得换大house,年轻人结婚得有婚房,孩子上学得有学区房。对于古代,我们总会有各种偏于浪漫的想象——田园牧歌,鸡犬相闻,手捧黄卷惬意地在绿树成荫的雅舍里吟诗作词或对酒当歌,至少觉得古人不大可能为买房或者租房而忧心忡忡。李开周说:“这种想象是违背历史的。”有诗为证:“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常羡蜗牛犹有居,未如硕鼠解藏身。(白居易《卜居》)”李开周感叹,就连“诗圣”杜甫晚年还是在亲朋的帮助下搭建了一个小茅房,结果茅屋还被八月的一场“秋风所破”,弄得屋不似屋,“归来倚杖自叹息”。古人买房也不易,至少很多人都不能拥有一进像样的大house。李开周认为,“在有无住房的问题上,古人跟我们一样缺乏平常心。”尤其是那些诗人,一个天生多愁善感的群体。他们是浪漫的,也是敏感的;是热情的,也是脆弱的。在《千年楼市》里,李开周遍查史籍,既从诗词歌赋中挖掘出“西周的地价”“汉朝的房”“唐朝的置业秘笈”“宋朝的购房流程”“元朝的住房政策”“明朝的装修方案”以及“清朝的购房者怎样贷款”,又从古代的房产市场和古人的家居生活中绘制出一幅残酷而又悲催的“房事”浮世绘。茶余饭后翻阅之,既长见识,又开眼界。“居不易”,古今皆然。一者,在中国人的买房世界里,从来没有“容易”二字。穿越古今,房子从来都是稀缺品。我们所熟知的白居易、“三苏”、欧阳修、陆游哪个不是被房子折腾得够呛。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欧阳修、“三苏”哪个没有写诗抒房愁?二者,“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王禹偁《李氏园亭记》)”除非出生在皇宫贵族,含着金钥匙来到世上,或者有个好爹好妈,坐拥家产无数,很多人一辈子都难以“混上自己的房子”。元明清朝甚至不许公务人员随意地买房子:“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明代律例汇编·万历问刑条例·任所置买田宅》《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卷8《户律·田宅》)。卖房先问亲邻。作为一种福利,房子非但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很多朝代还“限购限售”。如西汉《二年律令·户律》,不仅明令“欲益买宅,不比其宅,勿许”,还限制出售:“受田宅,予人若卖宅,不得更受。”唐宋元明清也有同“天下诸郡,应有田宅产业,先已亲邻买卖”(《唐会要》卷85)“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房亲着价不尽,亦任就得价高处交易”(《宋刑统》卷13)的规定,民国卖房也得“求田问舍,先问亲邻”。当然,古时也有“廉租房”,不怕没地儿栖身。当然,“廉租房”多是民间性质的,主要来源于寺观和同乡会馆。寺观吃住免费,会馆则租金非常便宜。“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想想就好,梦醒了,就赶紧搬砖挣钱吧。在《千年楼市》里,李开周不仅从“建造与开发”“楼市也疯狂”“租房时代”“住房政策”“居住环境”“家居生活”等六个方面勾勒出古代房产图景,还以翔实的史料以古喻今。从时空这两个维度看,买房这件事,在哪个年代都不容易,也永远不会容易。
刘英团
2019-11-22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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