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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北京文化论坛——首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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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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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台科技大学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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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91 北京,卫生部医学科研管理研究所
200235,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02年国际住房与规划联合会第46届世界大会组委会
2004年中国纳米技术应用研讨会组织委员会
2010国际数字科技博物馆论坛秘书处
2018’中国土地资源科学创新与发展暨倪绍祥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2021动物致伤防治高峰论坛组委会
256200 山东省邹平县醴泉七路 教育中心(农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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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Ju Universit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
Philosophy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
Rowan University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SOAS)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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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人生路
报纸
苏轼一生，大半时光都在路上。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旅行，那他无疑是最佳代言人。他爱工作、爱旅行、爱美食，活色生香地陪伴青年们成长，树立了文学成就和生活美学的标杆，以至于热爱他的人们往往忘记了，那些生花妙笔，都诞生于半生颠沛流离的羁旅中。苏轼“历典八州”传为美谈，换言之，总在搬家。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和高铁的时代，他一路被贬至杭州、密州、徐州和黄州，直至岭南的惠州和天涯海角的儋州，“再无处可贬”了。“东坡处处筑苏堤”和“日啖荔枝三百颗”，都发生在迁徙的路上。要写一本苏东坡谪官记，顺便也就写出了一本自助游手册和一部浚湖筑堤史。于文学，苏轼毋庸置疑是一位全能型选手。他自幼就是“别人家的孩子”，诗词文章信手拈来，且敢于突破陈规，在汴京得到欧阳修的赏识后，更是致力于攀登创作巅峰。他的诗富有新的生命，具有新的境界，与黄庭坚合称苏黄，为北宋的代表。他的散文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三苏”，名列唐宋八大家。从五代到柳永，词与音乐不可分割，内容也多为艳情别意。但苏轼的词，别具一格。他的写作题材跳出了莺莺燕燕儿女情长，而是以朴素真挚的笔调抒写生活，不只关心词的传唱与流行，更思考其文学意义。他让宋词，拥有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阔天空。他将个人对生命的思考，写进了词里，他将自己对文学革新的观点，表现在词中，于是他的词，具有超越时代局限的文学和审美价值，用任何派别来归类都不够准确，或许它们只适合被称为“苏词”。“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亲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苏轼传有《东坡乐府》二卷。《全宋词》辑其全篇346首，残篇15首。那首传唱千古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在密州。那一年他四十岁，人到中年，任职密州太守。题记已明白无误地交代了，这是“大醉”后之作：“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子由，是此时在齐州任掌书记的弟弟苏辙。苏轼这个“别人家的哥哥”，在密州遥望齐州，飘飘欲仙而又面对现实，作出了这一首无人能敌的中秋佳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苕溪渔隐丛话》云：“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仰望明月，敞开胸怀，是大醉后高歌的理想，思念亲人，百转千回，是醒来看见的现实，词人在理想与现实中兜兜转转，在自然与人生、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从古至今，如月亮与六便士。一首《临江仙》，写在真正的“东坡”，是自嘲，却有了无可奈何中的片刻消沉。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情绪随处境起伏，写于黄州的《定风波》，却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然开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题记已然立意明朗。“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该是经历了多少风雨后，才能拥有这一份“同行皆狼狈，余不觉”的淡定超脱？开拓是苏轼的创作理念。似水柔情不是他的招牌，相比“凡有井水饮处皆歌柳词”的柳永，和“人比黄花瘦”的李清照，苏词吟咏的题材是大江东去、千古风流，那是他的气韵，也是他的精神追求。于是我们往往忽视了，其实他是一个真正懂得浪漫的词人。在他人的诗中，“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苏东坡却以缱绻柔情为杨花正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透过春光，看见的是世人心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这一首《江城子》，写出了多少人的思念之苦。通篇白描，因为真挚的情感从来无须刻意，此时无声，只需任凭心意流淌，便自成绝唱。我们为什么爱苏轼？是因为他在半生漂泊中不曾放弃对生活的热爱，是因为那以不变的豁达洗去一路风尘的智慧。漫步人生路，苏词长相伴。他在一次次的旅行中，塑造了风格鲜明的人格魅力，丰富了自己的人生思考，并让它们真诚而坦荡地流淌在字里行间。为文学而作词，为人生而作词，成就了独一无二的苏东坡。□刘睿
2020-06-07
杜甫诗英译的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
会议论文
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是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杜甫诗英译者的具体实例, 考察他们的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以及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是如何影响翻译选材、翻译策略、译作的质量和接受度等。虽然译者在翻译中具有主动性,但他们翻译动机的产生和翻译观念的形成和社会因素相关,比如生长环境、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观念等。
贾卉
2011-11-18
译者惯习与翻译策略选择——以华兹生和杨宪益《史记》英译本为例
学术论文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史书之一，它记述了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间三千多年的历史。《史记》同时开创了中国纪传文学的先河，深受国内外读者和汉学家的喜爱。国内外对《史记》研究和英译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中，美国汉学家华兹生翻译了《史记》中的80卷，是目前为止最为完整的《史记》英译本。受中国外文局委托，杨宪益夫妇于1941年开始翻译《史记》，前后共翻译了31卷，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 皮埃尔·布迪厄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布迪厄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学理论，并被应用在翻译研究中。根据翻译社会学中的惯习理论，翻译活动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本文从词汇、句法、篇章和误译四个方面对华兹生和杨宪益的译本进行了对比，根据惯习理论，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进行总结和分析，重新审视社会因素对翻译的作用，希望为中国典籍走出去有所助益。 研究发现，包括译者的家庭背景，工作经历，意识形态和目标读者在内的外部环境塑造了译者的翻译惯习，而译者惯习则会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具体来说，基于其教育背景，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华兹生认为翻译的第一要求是满足读者的阅读习惯;又因其将目标读者定位为普通读者，所以便产生了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惯习。在这一惯习的作用下，华兹生在翻译过程中多采用归化翻译策略。具体表现在：一，极具感染力的译入语词句选择，大量修辞手法的运用，对于词汇和语句的补充注释;二，按照西方史实文学的谋篇布局，对《史记》进行大规模的体例调整;三，过于强调译作的文学性。 而与之相反，家庭背景，工作经历等社会因素让杨宪益产生了中国文化惯习，而在这一惯习的作用下，杨宪益多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具体表现在：一，在翻译过程中追求与原文本的对等，语言风格平实，较少采用注释;二，保留原文本的纪传体结构，并未对原文本进行大规模的体例调整;三，强调译作的忠实性。
赵鑫
从《李白全集校注集释汇评》想到古籍整理的学术规范问题
会议论文
＜正＞ 詹锳先生整理《李自全集》,是《1982年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古籍整理十年规划》中的一个重要项目。由于詹先生是国内老一辈李白研究的著名专家,学术界对此书期望很高,也盼望已久。直到1996年12月,一部由詹先生主编的洋洋八大本的《李白全集校注集释汇评》(以下简
郁贤皓
1998-10-01
《天问》文体与屈原“呵壁”说再检讨
会议论文
王逸《＜天问章句＞序》提出屈原"呵壁"而作《天问》。这是研究《天问》创作问题的起点。历代学者对此说持续进行讨论,到目前为止,仍有诸多疑问尚未解决。从《天问》的文体辨析出发,对"呵壁"说重新审视,可知王逸所言虽有合理之处,但与《天问》的创作过程并不完全契合。
姚小鸥;孟祥笑
2019-07-01
二十世纪中国《诗经》研究述略
会议论文
＜正＞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最为曲折复杂,同时也最激动人心的世纪。这期间,《诗经》研究也经历着一个中西文化融合而又曲折发展的历程。大致以50年为界,分为两个不同而又互相联系的历史时期。前50年以引进西方文学等相关学科为其主要特征;后50年以唯物史观指导为其主要特征。现分述如下:
林祥征
2000-07-01
苏轼词新论
期刊
古往今来有关苏词研究的大量著述中,精辟之见异彩纷呈,使人深受启发。同时也有一些观点,私意难以完全苟同。这些观点既有对苏词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也有关于苏词创作道路。
启功[1];刘石[1]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文献价值
学术论文
1973年在河北定州汉墓出土的竹简本《论语》,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抄写于西汉,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论语》抄本原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在分章和文字上与现传本存在诸多差异,为校勘传本《论语》提供了证据。本文试图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将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与“三《论》”及现传本《论语》进行比较研究,考察定州本与现传本的文字、篇章差异,分析定州本《论语》的版本系统,挖掘其文献价值。论文分为五个部分: 一、绪论。阐述选题意义,总结了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研究现状,确定本文的研究范围及方法,并简要介绍石经《论语》及其他相关出土文献。 二、西汉《论语》传本考略。整理传世文献记载的西汉《论语》传本的流传情况,理清《论语》在西汉的各种版本。 三、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版本系统考察。将定州本《论语》与“古论”、“齐论”、“鲁论”在篇次、章节、文字上进行比较,探讨定州本的版本系统。 四、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与现传本《论语》异文比较。将竹简本与现传本在字句和篇章结构上进行比较。 五、结论。归纳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特点及对现传本的影响。
王一媛
《史记》道家思想英译中译者文化协调策略分析
学术论文
道家思想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文化尤其中国哲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厚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史记》中蕴涵的道家哲学思想非常值得深入探究。 二十世纪末，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语言、文化及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文化与翻译之间的密切联系成为了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与此同时，译者的身份地位也逐渐引起翻译研究者的更多关注。自从有翻译活动以来，译者的角色与地位经历了各种转换，从必须严格遵照原作者意图或原文意思的双语调节者、到具有一定主体性的文化协调者、再到完全受控于目标语文化并为目标语文化服务的改写者，这无疑不彰显出翻译界对译者角色和地位的关注。这些转变也让人们意识到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适当进行一定的文化协调，有助于促成有效的跨文化交流。 本文以《史记》中蕴涵的道家哲学思想为例，从文化翻译角度出发，对华兹生及倪豪士《史记》英译本中两位译者在翻译道家政治哲学思想、道家自然哲学思想、道家认识哲学思想、道家人生哲学思想、道家道德哲学思想及道家养生哲学思想中所扮演的文化协调者角色进行探究，具体分析了两位译者在协调源语文化及目标语文化之间文化差异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两位译者的协调策略有所不同，其差异主要是由于两位译者的翻译目的及目标语读者不同而产生的。
康红梅
诗画平等观中的诗画关系——围绕“诗中有画”说的若干问题
期刊
基于不同的诗画观和对诗、画地位的不同认识,苏轼论王维诗歌的"诗中有画"说以及后人对它的袭用受到一些学者的非议。本文围绕"诗中有画"说的若干问题,如"诗中有画"说有无价值判断,为何偏偏用于王维,苏轼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以及"诗画本一律"说的主客观条件,"诗画一律"视野中王维诗与画的面貌,如何认定王维诗与画的历史地位等,展开讨论。
刘石[1]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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