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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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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宋朝 “对话”东坡

报纸

喻世华在苏轼石像前留影（受访者供图）本报记者何仁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这首无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宋朝文豪苏轼的代表作。苏轼一生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有着极高的造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历朝历代，很多学者对苏轼的人生，以及他的诗、词、散文、书画等进行研究，现全国赫赫有名的苏轼研究专家喻世华就是其中之一。喻世华，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苏轼研究》编委、镇江市名城研究会会员、《三苏文化大辞典》编委、中国民盟盟员、原《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走上研究之路1959年，喻世华出生于开县铺溪公社云安10队（今开州区渠口镇钦云社区）。他从小勤奋学习，成绩优异，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学霸”，于1978年3月考入了万县师范专科学校，就读中文专业。1981年，喻世华从万县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广元081基地子弟校当中学语文老师。1994年，喻世华调动到江苏省镇江粮食学校任教。1999年，学校合并到华东船舶工业学院（现在的江苏科技大学），喻世华成为了一名高校教师。作为一名高校教师，需要发表学术论文。从2001年在《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第一篇论文《解脱与超越——论赤壁三咏的深层意蕴》开始，喻世华陆续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研究方向较为宽泛。2003年，他评上副教授后，开始认真思索未来的研究方向。2011年，喻世华前往四川省洪雅县，看望搬迁到那里的弟弟。经过四川省眉山市时，喻世华慕名参观了三苏祠，拜访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专家学者，通过深入交流，喻世华决定加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苏轼研究中。学术著作甚丰2021年9月4日是苏轼逝世920周年忌日，江苏省《扬子晚报》的“微史记”周刊采访了喻世华，请他讲述苏轼与大运河的故事。这样的采访，对于喻世华来说已是家常便饭。自喻世华开始苏轼研究以来，已公开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有关“三苏”的研究论文50余篇，结集为《苏轼的人间情怀》一书，于2017年公开出版，被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150多家知名图书馆收藏。2018年，《苏轼的人间情怀》获“镇江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2019年，《苏轼的人间情怀》被深圳电视台“一路书香”栏目重点推荐。喻世华连续6届应邀参加苏轼国际学术研究会议，多次参加“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端论坛”“苏东坡税收思想研讨会”“东坡教育思想论坛”，并担任分论坛主持人、分论坛评议人、大会主旨发言人。喻世华还多次应邀到镇江木兰女性公益服务中心读书分会、广州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班、江苏科技大学第二期“梦溪读书会”作学术报告和讲座。喻世华关于“苏轼与润州的关系”的研究，填补了国内学术研究的空白。2020年，喻世华担任四川大学、四川省旅游文化厅、眉山市政府主办的“眉山第四届东坡文化学术高峰论坛暨第六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征文”（东坡文化）评审专家，2020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评审专家（北京大学图书馆），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至2019文学、文化、翻译优秀论文评审专家。2021年，喻世华被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评为优秀审稿专家。喻世华在苏轼研究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扬子晚报》《京江晚报》《镇江日报》、凤凰网、中国社会科学网、金山网、浙江传媒学院等媒体对他进行过采访、报道。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庆振轩表示，喻世华是2013年苏轼研究贡献前三的学者。“四川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西南民族大学教师祁和晖对我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坚定了我走下去的自信。”喻世华告诉记者，下一步，他将主要研究“苏轼与润州的关系”。魂牵梦萦家乡2021年4月，正当春暖花开之际，喻世华携家人又一次回到了开州，与开州的亲人团聚。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拜访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参观了多处景点，也对开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我对开州印象最深的就是交通便利了，城乡变化很大，简直是沧海桑田。”喻世华说，虽然已经定居江苏，但开州始终是让他魂牵梦萦的家乡。他非常关心开州的发展，经常在网上查询与开州有关的新闻。“开州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母亲、大哥、弟弟都还在开州生活,我几乎每年都会回一次开州。”喻世华说。

何仁勇

2022-03-17
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以林语堂《苏东坡传》为例

期刊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研究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方法,不仅有利于提高翻译实践的水平,而且有利于推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林语堂《苏东坡传》含有大量汉语文化负载词,分析其英文著作中的翻译处理方法,旨在为翻译实践和文化交流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韦国荣[1];张琪[1]
宋代民间词所具商品属性的特征

期刊

宋代民间词不同于文人词,它是歌妓在市井秦楼楚馆中从事商业经营的产品,故具有商品属性,显示出重音乐而轻文学、内容多男欢女爱,词风趋于俚俗的特征。

朱引玉[1]
‘妙在得于妇人’——论歌妓对唐宋词的作用

期刊

前人在论诗文时,通常把其成就归功于作家的才情和山川的钟秀。如刘勰论《离骚》,就盛赞过“楚人（指屈原）之多才”和它的得力于“江山之助”（《文心雕龙》中《辨骚》、《物色》篇）。但宋人王铚在论晏几道词时,却说了一句与众不同的话:“叔原（晏几道字）妙在得于妇人。”（《默记》卷下）此话虽属戏言,却又“歪打正着”地说中了一个道理:晏几道以及其他相当一些唐宋词人的歌词创作,就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和得益于妇人的,而这“妇人”,明眼人又一看即知是指歌妓。所以本文就想来探讨歌妓对词所产生的作用这一颇有兴味的问题。首先请让我们来看歌妓在词的生成和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杨海明
“南薰殿图像”流传史形神皆似的宋代帝后画像

期刊

南都程怀立,众称其能。于传吾神,大得其全。——苏轼《传神记》。御用画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罗致画家侍奉宫廷的做法由来已久,但为画家设立专门机构与职衔,则始于五代。这一时期的两个南方割据政权一一后蜀与南唐——对绘画艺术发展的一大贡献,就是朝廷出面,专门建立了官方的绘画创作机构“翰林图画院”网罗各地画师。就跟下棋一样,高手之间互相切,技艺自然迅速提高。

邢静[1]
宋代歌妓与宋词之创作及传播

期刊

宋代歌妓根据其妓籍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官妓、家妓和市井妓三大类。歌妓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在宋人社交、娱乐活动中唱词侑酒。歌妓唱词与文人填词共同构成了词文学的原生状态。在此过程中，歌妓向文人提供新声，乞要新词，并以自身的特质参与建构了宋词的审美特征。

曹明升[1]
《左传》君主群像研究

学术论文

《左传》是研究春秋历史的重要文献，在史学和文学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史书为记君王之言行而诞生，主要目的是“存史”。任何时代史书存史的方式无外乎是“记言”与“记事”，但无论是言还是事，最初其围绕的中心就是“君主”。作为史学著作的《左传》记载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因此不能完全说是以“君主”为中心而作。但从字里行间却可以看出，君主群体仍然是作者重点记载的对象之一。作者在记录这些君主生平言行的过程中，注意到君主群体在春秋时代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有意通过大量笔墨和篇幅对君主群体进行了深入描写和着力刻画。本文即以《左传》中的君主群体为研究对象，在分类的基础上对各类君主群体做形象分析，探究其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所采用的文学艺术手法，以及其蕴含的丰富价值。　　本文分四章对《左传》中的君主群像进行分析研究：　　第一章“王室衰微下的东周天子群像”，具体梳理了《左传》中的周天子，按照性格、能力、作为等要素，将他们分为“惛者”、“乱者”和“抗争者”这三大类型，然后结合典型事迹，对每种类型的天子进行分析。《左传》作者没有因为他们是天子便特殊对待，而是将他们作为普通人进行了较为客观真实的记录，贯彻了史官一贯秉笔直书、不妄加赞美、也不隐其恶行的传统，将平凡而又真实的周天子群像展现出来。　　第二章“战乱动荡局势下的诸侯国君主群像”，以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君作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同样根据诸侯国君的性格、能力、经历、历史功绩等要素，将众多的诸侯国君分为“贤明之君”、“昏聩之君”和“平庸之君”三大类，并对每种类型的诸侯国君进行列举分析。其中“平庸之君”是以往研究者鲜少涉及的。春秋时期诸侯国数量众多，君主更迭更是异常频繁。《左传》不可能将所有君主一一记载在册，只能挑选极具代表性的君主来记载其主要言行，而大部分有记载的君主其形象也绝非是单一的。为使分类更为合理不显杂乱，故本文仅以常规的划分标准将众君主分为三大类型。　　第三章“《左传》塑造君主群像的文学艺术手法”，主要讨论了《左传》在塑造君主群像时所采用的文学艺术手法。本章以原文具体事例为基础，从灵活的描写手法展现人物生动形象、合理的叙述方式与材料剪裁丰富人物形象、通过对比与衬托突出人物复杂形象、通过评论完善人物形象这四个方面，分析了《左传》在塑造君主群像时所运用的文学艺术手法，以及这些艺术手法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左传》中的人物之所以显得栩栩如生，是因为作者在描写人物时并不是简单地平铺直叙，单纯罗列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运用了丰富的文学艺术手法来对人物形象进行生动形象地塑造。　　第四章“《左传》君主群像塑造的价值与影响”，主要从“惩恶劝善的道德教育”、“崇礼尚德的政治借鉴”以及“对后世文学产生影响”三个方面，讨论了《左传》君主群像塑造的价值及其影响。《左传》无论是作为历史还是文学典籍，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价值之大更是不可估量，特别是为后世文学提供的借鉴价值更是值得探究。

陈斯瑶
谁似我醉扬州（三）

报纸

苏轼的一生，是宦海沉浮的一生，是诗酒风流的一生，是清廉高洁的一生，也是与扬州情缘笃厚的一生。不信你听听他第三次经过扬州时写下的这首《江城子》：“……美人微笑转星眸。月华羞，捧金瓯。歌扇萦风，吹散一春愁。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华干林我亦化身东海去苏轼在他朝思暮想的常州府属西南部的阳羡山中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还时常走出山中，往返于真州（仪征）、润州之间走亲访友；与老友、扬州人杜介同游金山；与江天寺住持佛印谈禅论道。然而，这种超然物外，无忧无虑的日子没过几天，苏轼便嗅到朝中风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朝廷要员们，时常惦记着苏轼。司马光向皇上进言道：“苏轼兄弟等，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伏。望朝廷各随器能，临时任使。”果然，六月底，朝廷便下诏苏轼，“以朝奉郎起知登州（蓬莱）军事州。”本以为今生今世就过着“酒醒门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亩田”的生活而老死于阳羡了，没想到朝廷又要启用他。于是，苏轼身不由己地再一次被卷进那令他生畏的宦海中。元丰八年（1085）七月下旬，苏轼从阳羡启程北上，前往登州，八月中旬到达扬州。苏轼去石塔寺拜访了择老。择老，此前为竹西寺住持，此时移住石塔寺。苏轼专程拜访，并留诗《将赴文登，过广陵，而择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下，留诗为别》：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还逢惠照师。我亦化身东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在扬州逗留数日，继续北行，至邵伯暂住。邵伯古镇，乃东晋谢安所建邵伯埭，其地有古迹名斗野亭，是一座以天文星宿命名的古亭，建于北宋，宋代文人曾多聚于此，诗文雅集，一时之盛。最早在斗野亭题诗的北宋文人是高邮人孙觉。孙觉是苏轼的老朋友，见故人诗作，苏轼兴而和之。其诗中有“吾生七往来，送老海上城”之句，清楚地表明了这是苏轼第七次往来于江淮之间，也是他第七次经过扬州。自苏轼和孙觉诗之后，北宋黄庭坚、秦观、张耒、苏辙、张舜民等亦相继题诗唱和。千百年来，邵伯斗野亭一直浸润在宋代七贤的诗意墨香中。还来一醉西湖雨虽然经过“乌台诗案”之后的苏轼，已对官场险恶、宦海沉浮有着痛彻心扉的感悟。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情怀依然在苏轼的血脉贲张着。到任登州才五天，又接到新的任命，朝廷以礼部郎中召苏轼还朝。元丰八年（1085）底，苏轼赴京就任礼部郎中，此后，又连续升任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直至位居正三品的翰林学士知制诰并兼任帝师。苏轼被重新启用后，官阶快速提升，本来就引起了同僚们的嫉妒，加上朝中党派纷争严重，而苏轼又“满肚子的不合时宜”，在党争的漩涡中进退维谷。为了回避矛盾，苏轼仍然请求外放任职。在他一再要求下，于元祐四年（1089）三月，被批准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州。苏轼五月启程赴杭，六月十二日到达扬州，这是苏轼第八次经过扬州。但因与时任润州知州的著名书画家米芾有约，故苏轼此次经过扬州行色匆匆。七月三日，到达杭州。蓦然回首，离杭州通判任已经过去了十五年。珠帘十里卷香风苏轼甫一到任，就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因为是第二次任职杭州，工作上熟马旧路。他带领杭州人民抗灾救灾、疏浚西湖、防病抗疫；他热爱百姓，体恤民情、提携后学；他处置诉讼、秉公执法、同情弱者；他热爱自然、讴歌山水、访僧问道……美好的日子总是过得那么快，转眼之间，苏轼在杭州任期已满。元祐六年（1091）二月，朝廷下诏，招苏轼还朝。尽管他十分不情愿，多次向皇上请求继续外放，但却未得恩准。苏轼只好将家眷留在杭州，只身赶赴京城。四月四日夜，苏轼从润州过江来到扬州，这是苏轼第九次经过扬州。扬州知州王存设酒相待，此时的苏轼，人虽然离开了杭州，但心仍在江南。且看他到达扬州后写的这首《临江仙·夜到扬州席上作》：尊酒何人怀李白，草堂遥指江东。珠帘十里卷香风。花开又花谢，离恨几千重。轻舸渡江连夜到，一时惊笑衰容。语音犹自带吴侬。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这次朝廷招苏轼回朝的职务是翰林学士。苏轼忌惮于朝廷党争激烈，又因为此时他弟弟苏辙已担任宰相，为了避免树大招风，从接到诏令起，他就反复向朝廷申请辞免。到了扬州，他继续向朝廷提出请辞，上书了《辞免翰林学士第二状》：右臣近者奏乞辞免翰林学士知制诰恩命，伏蒙降诏不允者。天地之恩，义无所谢；父母之训，理不可违。而臣至愚，尚守所见。再倾微恳，不避重诛。非独以学问荒唐，文词鄙浅，已试无效，如前所陈。实以劳旧尚多，必有积薪之诮；兄弟并进，岂无连茹之嫌。诚不自安，非敢矫饰。伏望圣慈亮其悃愊，特许追还。庶免人言，俾得自效。所有告命，臣不敢祗受。谨录奏闻。这次苏轼经过扬州时，有一种疾病正在流行，苏轼与王存商讨并实施控制疾病的方法。扬州百姓听说苏轼到了扬州，十分兴奋，争相一睹他的风采。由于苏轼的请辞未得到朝廷批准，于是在扬州稍事停留，便继续北上。谁似我醉扬州苏轼怀着十分忐忑的心情回到朝中，但正如他所担心的一样，到任没几天，朝中针对苏轼的风波又起，而且这次风波与扬州有关。苏轼在元丰八年第六次经过扬州时，曾在竹西寺作有《归宜兴，题扬州竹西寺三首》绝句。其中有一首是：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这本是当时苏轼听了老百姓对新皇帝哲宗的赞扬，而抒发内心情怀诗句，但是，以侍御史贾易、御史中丞赵君锡为首的苏轼政敌们，企图再制造一次“乌台诗案”，他们无中生有地说，苏轼这首诗中的“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是对当时神宗皇帝去世幸灾乐祸。苏轼感到，朝中环境太险恶，再度坚决要求外放。在他一再坚持下，朝廷同意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颍州。在颍州任上才半年，元祐七年（1092）初，又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事州。苏轼知扬州期间，忠于职守，执政为民。除了本文开头所述呼吁减免人民群众的“积欠”之外，还有两件事史书有载。一是为漕运船工分忧解难。由于长江与大运河在扬州交汇，自隋唐以来，扬州便是官府控制的漕运集散中心，原本相关从业人员甚多。苏轼到任后却发现，漕船数量减少，漕运事业受到严重影响。于是他深入船工中间了解情况，发现根本问题是由于当时漕运管理制度死板，漕船员工收入甚微，生存艰难，很多人不愿意从事漕运。于是苏轼向朝廷提出了《论纲梢欠折厉害状》奏议，建议允许漕船员工在完成政府漕运任务的同时，可以私自代运一些其他物品，以提高他们的收入。这项奏议也得到朝廷批准，漕船员工无不称赞苏轼是体察民情的好官员。二是罢除万花会。苏轼本是风流浪漫之人，棋琴书画、诗酒花茶，文人雅士之好者，他无不精通，而且均为神州五千年来天花板式的存在。但他到扬州任上之后，却干过一件“煞风景”的事。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扬州作为当时东南中心城市，有很多全国性的活动在此举行。比如“万花会”，这是苏轼的前任们在此举办并延续了多年一项以花事为主的节庆活动。苏轼春天到任，扬州城上上下下正在全力筹备一年一度的“万花会”。但是苏轼通过走访发现，万花会只注重文化搭台，毫无经济唱戏之意。更由于万花会搞得太隆重，太繁琐，劳民伤财，民众怨声载道。于是苏轼果断做出决定，罢除万花会。苏轼的做法当时有人不理解，但他在给好友王巩的书信中说出他的心声：“花会乃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杀风景，免造业也”。虽然苏轼罢了万花会，但他本质上却是一位人文素养丰沛、艺术情趣盎然的人。在扬州，公务之余，他交名流，访古迹。与晁补之等文人墨客“曾共广陵花下醉”，诗酒人生，风雅卓然。苏轼在扬州的文学活动，最有价值的是在此开始了他的《和陶诗》的创作。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星，苏轼也曾有过自己的偶像，这就是陶渊明和白居易。年轻时代，他的诗追慕白居易现实主义风格和人民性情怀。“乌台诗案”之后，经历了宦海几度沉浮，再加之人生已经进入中晚年时期，陶渊明的那份出世逍遥、恬淡自在的诗风，深得苏东坡钟爱。在扬州任上，他有计划地开始了和陶渊明诗的主题系列创作，简称“和陶诗”。苏轼“和陶诗”总共134首，从扬州到惠州、儋州，一发不可收地写下如此数量繁多的类型作品。最早的20首，就是在扬州完成的，余皆作于岭海之间。也就是说，苏轼的“和陶诗系列”起笔于扬州！后人一直低估了苏轼“和陶诗系列”的重要价值。甚至很少有人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作过2700余首诗作的中国文学大师，在他的余生，为什么如此乐此不疲地、以一种近乎模仿的姿态追和陶渊明的诗歌，从韵律形式到心性神思上努力接近陶渊明？其实答案十分清楚，这就是说，苏轼在扬州任上，是他人生观的又一次重要转变时期。如果说“乌台诗案”将苏轼变成了苏东坡；那么，扬州任上“和陶诗”系列的写作计划启动，则标志着由“看破红尘”的苏东坡，向“天人合一”的苏东坡转变。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重要的思想转变，才使得后来苏轼在面对人生再度遭受厄运时，能做到从容不迫，应付裕如。在扬州工作期间，苏轼有感于恩师欧阳修对他的提携，还在欧阳修当年所筑平山堂后面建了谷林堂，并赋诗纪念。“谷林堂”堂名就取自苏轼诗句“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苏轼的一生，是宦海沉浮的一生，是诗酒风流的一生，是清廉高洁的一生，也是与扬州情缘笃厚的一生。不信你听听他第三次经过扬州时写下的这首《江城子》：墨云拖雨过西楼。水东流，晚烟收。柳外残阳，回照动帘钩。今夜巫山真个好，花未落，酒新篘。美人微笑转星眸。月华羞，捧金瓯。歌扇萦风，吹散一春愁。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完）

2022-11-14
关于苏轼咏梅词《西江月》的编年和主旨

期刊

苏轼贬谪惠州时期的咏梅词《西江月》,是一首颇负盛名的作品.宋毛晋《圣求词跋》云:“其《咏梅》词寄调《东风第一枝》,先辈与坡仙《西江月》并称.”词云: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关于这首词的编年和主旨,《东坡乐府笺》云:“王案:丙子十月,梅开作.”《渔隐丛话》:“《冷斋夜话》云:‘东坡在惠州,作梅词.时侍几朝云新亡,其寓意为朝云作也.’在《附考》中,又引《冷斋夜话》云:‘东坡渡海(此有误,朝云之亡在东坡渡海之前,——

张绍卿;王元明
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

期刊

本文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 ,剖析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的思想蕴涵十分复杂 ,但其主流导向和实用功效却落脚到引领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成为“合格”(既入仕为官 ,又怀有士大夫情志 )的士大夫文人。而苏轼即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文人 ,他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其词中又充溢着士大夫情志。故本文重在剖析苏词所表现的士大夫情志中偏重于政治层面的士大夫意识和偏重于生活层面的士大夫情趣。

杨海明[1]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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