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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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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语境分析与中诗英译——关于苏轼《水调歌头》英译译文的对比研究（二）

期刊

如何再现原作词汇艺术风格?本文利用比较法分析了苏轼《水调歌头》的两篇英译译文：J．A．Turner的译文与许源冲的译文。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许源冲的译文更能从词汇形式上较好的再现原作艺术风格。

廖玲[1]
苏学士与王安石

报纸

人们总是希望天才能和天才相遇，并想象着他们相遇的情景。《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记载了苏轼（1037-1101）和王安石（1021-1086）之间的三个故事。一为苏轼擅改菊花诗。苏轼拜访王安石未果，见到文几上的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认为菊花并不落瓣，于是信手依韵续曰“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苏轼后来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见到黄州菊花落瓣，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二为王安石以自己有“痰火之症”需瞿塘中峡水为由，让苏轼代为携取。苏轼因“鞍马困倦”，错过中峡水，取下峡水代替，为王安石识破；三为苏轼在与王安石对句和识典上落于下风。“王安石与苏轼这两个天才人物碰在一起，相互之间的争强好胜之心撞击出充满机智的火花”（刘勇强《虚拟的历史公共空间》）。这是一则“天才遇挫型”的情节类型叙事，故事的来源应该是宋元杂剧。冯梦龙在篇首提到本则故事的意义是“奉劝世人虚己下人，勿得自满”，“强中更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在另外一个同类型的故事中，苏轼却充当了“强中手”的角色，为秦观解围（见《醒世恒言·苏小妹三难新郎》）。说苏轼“在宰相荆公王安石先生门下”，对王安石执弟子礼，见必曰“晚学生”，自是小说家言。苏轼在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据说，苏轼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1007-1072）的赏识，因欧阳修误以为是自己的门人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将他由第一降为第二。按照唐宋人习俗，举子对于提拔他们登科的知举（主考官），必奉为坐主，以门人自居。实际上，欧阳修对苏轼早有知遇之恩。早在进士及第前，苏轼就通过雅州知州雷简夫认识了欧阳修，并获得了后者的赏识。在登第后，通过欧阳修，苏轼得以进入当时的士大夫核心圈，“是岁登第，始见之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琦）、富（弼），皆以国士待轼”（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苏轼对欧阳修一直是尊敬有加，视之为师的，称“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苏轼《上梅直讲书》）。欧阳修去世后，苏轼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说“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有意思的是，据《西塘集耆旧续闻》记载，看到王安石的“咏菊诗”写出续句的倒是欧阳修（文字少异，欧文曰“秋花不比春花落，传语诗人仔细吟”）。苏、王的首次接触是在嘉祐年间。此间，王安石不喜苏氏父子的文风，称老苏的文章“有战国纵横之学”。先是制科考试时，王安石声称苏轼文章“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四）。再是王安石拒绝为苏辙起草任命制书。两年后，苏洵的《辨奸论》一文称王安石“不近人情”“囚首丧面”，“鲜不为大奸慝”，将王安石与三苏的矛盾推上一个高潮。熙宁年间，苏、王之间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围绕变法的政争。苏轼反对新法，主要是反对科举由“诗赋取士”变为“经义取士”。“上数欲用轼，安石必沮毁之”（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熙宁三年三月条）。熙宁四年（1068），苏轼被外放为杭州通判。虽然对于王安石主持的变法，人们毁誉不一，却很少有人对他的人品提出疑问。连他的政敌司马光也称他“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司马光《与吕诲叔简》二）。后世如陆九渊也对他赞誉有加，称他“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洁白之操，寒于冰霜”（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苏东坡本人在《王安石赠太傅》一文中给予王安石以很高的评价：“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天才和天才总是惺惺相惜的。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为诗文“谤讪朝廷”被逮捕入御史台狱。御史台又被称为“乌台”，因之此案也被称为“乌台诗案”。相传，苏轼下狱后，王安石曾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不知更几百年，方有此人物”。其弟王安礼也向神宗进言，说“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宋史·王安礼传》）。王安石在“乌台诗案”中的态度为他和苏轼之间的关系缓和埋下了伏笔。天才之间并非总是充满张力。苏轼在回复“新党”官员李琮的信中说“知荆公见称《经藏》（指《胜相院经藏记》一文）文，是未离妄语也，便蒙印可，何哉？”（苏轼《答李琮书》）元丰七年（1084），离开黄州的苏轼，绕道北上，道经江宁，拜访了王安石。苏轼称此次会面“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三十八）。两人见面，自然不会只是“诵诗说佛”，但谈话的具体内容，恐怕也只有当事人知道了。旁人只能从记载中看出来两人相见甚欢，“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苏轼《次荆公韵四绝》之三）。在此后致王安石的书信中，苏轼也自称“某游门下久矣”（苏轼《与王荆公二首》之一）。当然此处的“门下”只是对于地位高于自己的长辈的客套话，不能理解为就是“门人弟子”的意思。对于晚年的苏轼来说，对王安石不能释怀的也许就是对“同”和“异”的不同理解了。苏轼认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苏轼《答张文潜书》）。肥沃的土地可以生长多种多样的植物，贫瘠的土地才会生长单一的黄茅和白苇。转自《光明日报》（《苏学士与王安石》由贵阳晚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2022-07-28
也无风雨也无晴——解读苏轼的文化性格

期刊

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刻的思想和人生思考、兼容儒释道内涵的人格魅力、真性情的人生幽默、积淀深厚的文化内涵,构成了苏轼的旷达、谐趣、圆通的文化性格系统。

姚华[1]
范仲淹构筑的对夏战争的环庆路军事防御体系

会议论文

在范仲淹经营西北边事的五年时间里，并未发生重要战争。庆历四年(1044)，宋、夏议和，西夏向宋称臣，西北边境无事二十多年。范仲淹从此出将入相。文章通过对陕甘宁毗邻地区宋代所筑的大量城、堡、寨进行实地考察，查阅大量的宋代文献，系统研究宋代环庆路城、堡、寨的关系，认为宋代在经营西北边事时构筑了有效地军事防御体系，提出环庆路由三个防御系统组成，并对大顺城防御系统、怀安防御系统、环州防御系统中各城、堡、寨的关系做了论证。

张多勇

2009-11-01
《庄子》词汇研究

学术论文

该论文共分八章:第一章《引言》:概括地介绍了庄子与《庄子》,上古汉语词汇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庄子》词汇研究的意义、现状及发展趋势,《庄子》词汇研究的方法、思路和设想,有关该论文行文的几点说明.第二章《<庄子>的复音词》:首先明确了《庄子》复音词的八条确定标准,在此基础上对《庄子》复音词的分布情况进行了穷尽式的考察和数据统计,并主要以列表的形式进行了说明,最后对《庄子》复音词的结构进行了语音和语法方面的分类介绍和分析,并得出五点初步的结论.第三章《<庄子>词义研究》:主要讨论了《庄子》词义系统的单义词与多义词问题、本义与引申义问题,对《庄子》双音词的语义结构进行了分类探讨.该章对一些词语的词义系统和结构进行了具体分析,并补正了他人的一些注解失误.第四章《<庄子>的同义词》:首先明确了同义词的定义和确定原则,在此基础上对《庄子》同义词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类介绍,最后对《庄子》同义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作了分类和辨析.第五章《<庄子>专项词语研究》:《庄子》词汇内容丰富,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不同的领域和学科都有很高的文献资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同时还有一定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认识意义.该章重点探讨了《庄子》的记时词语和颜色形容词.第六章《<庄子>疑难词语考辨》:《庄子》中有一大批疑难词语,该章选取其中的十八个,考释其词义源流、结构演变或词性变化,辨析其在使用和训释方面存在的谬误及致误原因,补正他人训诂之失.第七章《源自<庄子>的成语研究》:《庄子》是汉语成语的重要出处,源自《庄子》的成语有500余条.该章首次对源自《庄子》的成语作了全面的搜集、整理、统计和分析,探讨了源自《庄子》成语的形成方式,结构特征,词义发展和使用情况,对《庄子》在后世书面语和口语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影响作出切合实际的评价.第八章《余论》:在对《庄子》词汇进行本体讨论之余,我们还可以把语言学与相关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识《庄子》词汇的多学科研究价值.该章重点探讨了《庄子》词汇与《庄子》的民俗观,《庄子》词汇与《庄子》民俗内容的哲学意蕴,并对反映先秦时期不同民俗事象的词汇进行了分类列举.通过这些研究和列举,我们可以看到《庄子》词汇丰富的民俗内涵在先秦民俗史方面的资料价值和认识价值.

马启俊
王安石佚诗二首考论

期刊

宋刊王安石文集存在文字异同以及收罗不全等问题。晚清以来,学界已经辑补较多条散佚诗文。现存于明清方志中的《春日过天童寺》和《虎跑泉》两首诗,未见诸家辑佚。这两首诗当作于王安石官鄞县时,对于王安石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张保见[1]
如果没有韩愈

报纸

□杨文洁如果没有韩愈中国的历史上不只是少了一个文学家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更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艺复兴”古国文学会平庸几百年如果没有韩愈“唐宋八大家”之名将不复存在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将流于形式“一门父子三词客”的三苏更没有奇迹可言如果没有韩愈中国人会少用很多成语中国的《成语字典》也会变薄一点谈富贵，没有飞黄腾达谈民生，没有悲天悯人谈浪费，没有铺张扬厉谈廉政，没有克己慎行、摆袖却金、俊杰廉悍面目可憎、俯首贴耳、摇尾乞怜、蝇营狗苟这些词都不存在触目惊心、轩然大波、不平则鸣、一落千丈更不见了踪迹如果没有韩愈我们的生活应该会失去不少色彩泄了气，说不了萎靡不振、垂头丧气少年志，说不了崭露头角、一举成名论愚昧，说不了坐井观天、冥顽不灵讲觉醒，说不了幡然悔悟、痛定思痛更不要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如果没有韩愈我们怎知“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的浪漫也不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妙境更没有“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的遐思我们不再知道一封朝奏有多快？吟君诗罢有多痛？夜深静卧有多静？罗带玉簪有多美？月夜、山水、春景也会失色几分如果没有韩愈我们更不知道“即无年少逐春心”的惋惜“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的悲痛“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的蔑视“肝胆一古剑，波涛两浮萍”的磊落“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的坦荡如果没有韩愈“传道受业解惑”不会千古流传白居易不会说出“学术精博，文力雄健”刘禹锡不会称赞“夫子挺生”欧阳修不会说出“天下至工”的名言苏轼不会说出的“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盛赞一个韩愈，生时无所容入死后千百年，慕而争者无数他是君子交，他是黎民福他多次遭贬，但爱民依旧他让街道易名，江河改姓他以退为进，人字当头生之处亦荣，贬之处亦荣他师道弘儒，功德无量他自动请缨，平定叛乱他至情至性，千古文章幸甚我们的历史有一个韩愈幸甚我们心中有一个韩愈幸甚我们的怀川有一个韩愈

杨文洁

2022-06-02
宋西京守臣年表

期刊

西京是北宋最早设立的陪都 ,是仅次于东京开封府的政治中心 ,其守臣的更换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朝廷内部政治变化。搞清宋代西京守臣的易替。

李之亮[1]
“爱”是不变的理由

期刊

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杂记》选择了以下几篇杂记：欧阳修的《丰乐亭记》、苏洵的《木假山记》、曾巩的《墨池记》、苏轼的《超然台记》、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这几篇杂记“从所记事物中概括抽象出关乎社会人生的大道理，言近旨远，多有寄托”（专题导言），各类教参对每篇文章的微言大义都进行了深度挖掘，却很少从整个专题的角度进行阐释。笔者在通览这几篇传世之作后，感觉有一股浓浓的“爱”的热流在每篇文章内潜行暗涌。

张小兵[1]
被贬的苏轼在逆境中完成“蝶变”

报纸

本报记者吴限提示TISHI“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上展出了清拓本苏轼《寒食帖》，内容揭示了北宋文学家苏轼被贬黄州时的独特心境和人生况味。令人惊奇的是，《寒食帖》的内容并没有多少人关注，世人看重的是它的书法艺术价值，它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为历代文人所敬仰，也是收藏家的传家珍宝，它的流转更有着一段曲折的经历，它历经战乱、天灾，保存至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诗入罪，被贬黄州《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或《黄州寒食帖》。苏轼撰诗并书，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17行129字，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书通篇起伏跌宕，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之作，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辽博“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上展出的《寒食帖》拓本，出自清代《景苏园帖》石刻。原石刻是清代历史地理学家、金石书法家杨守敬与黄冈知县、书法家杨寿昌，根据苏轼《寒食帖》摹刻而成，镶嵌于黄冈东坡赤壁“挹爽楼”中。沈阳故宫博物馆名誉馆长、考古专家、书法家李仲元告诉记者：“《寒食帖》的诞生本身就有一段扑朔迷离的经历。”据“函海”本《东坡乌台诗案》记载，宋元丰二年（1079年），42岁的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感谢皇上的知遇之恩。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人物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抓了辫子。为排除异己，他们便拿反对变法的苏轼开刀，说他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朝政，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故意歪曲其诗，以“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把苏轼从湖州知州任上捉拿到京师御史台，欲置苏轼于死地。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又被称为“乌台”，苏轼之案因诗而起，所以，这一事件史称“乌台诗案”。当时，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一批已经退隐的元老重臣为了挽救苏轼四处奔走。苏轼的弟弟苏辙也积极参与营救，苏辙甚至上书皇帝，渴盼将自己一撸到底，以求能赎苏轼的罪。最终，苏轼政治上的死敌、新党代表人物、当时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为苏轼求情，上书说：“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苏轼才捡回了一条命。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在监狱中度过了130天的苏轼被释放出狱，“乌台诗案”的结果是苏东坡被贬黄州充任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苏轼在长子苏迈的陪同下，顶风冒雪，黯然离开京城，被御史台差人押赴黄州。苏轼遭遇的“乌台诗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以诗治罪的先例。将命运的起伏融入书法“苏轼被贬黄州，虽然有官员之名，却无官职之实，实际上就是以罪人身份被看护、监管起来。”李仲元说。那么，在黄州的艰难岁月里，戴罪之身的苏轼究竟是如何度过的呢？远离汉口靠近长江的黄州，当时还是一个冷僻而又贫穷的小镇。按宋朝的规定，贬谪官员是没有资格住官舍的。据林语堂撰《苏东坡传》记载，初到黄州的苏轼，与长子苏迈暂时寄居在黄州城南一个叫定慧院的破庙里。两个月后，家眷来黄，定慧院住不下，他们不得不迁居到临皋亭。元丰四年（1081年），苏轼的老友马正卿申请到一块荒地，苏轼在此修建了五间农舍，这才解决了住的问题。因农舍在大雪纷飞的冬季建成，苏轼为其取名“雪堂”。宋朝是文人政治，优厚士大夫，即便是被贬的官员，罪状轻者朝廷给一些月俸，以保证其基本生活，但由死罪改为贬谪的苏轼却被停发了月俸。为了帮苏轼渡过难关，马正卿为苏轼向官府求情，申请到黄州城东坡地上的一块荒地，苏轼率领全家开荒种地，还让人从四川老家给他寄来菜种，以解决温饱问题，因为这块荒地在东坡之上，苏轼便自号“东坡居士”，苏轼从此又有了“苏东坡”之名。到东山坡上开荒耕种的第二年，元丰五年（1082年）寒食节（清明前一天），黄州的天气突然由暖转寒，一早起来，朝霞如彩，谁知到了中午，天边突然乱云飞渡，到了夜晚，蒙蒙如丝的细雨竟夹杂冰雹，噼噼啪啪地敲打下来。东山坡上，已青中带黄的麦穗被打得七零八落。眼看一年的辛劳化为乌有，穷困潦倒的苏轼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惆怅，愤然提笔写下了《寒食诗二首》，并用他一手精妙的书法抄录下来。从此，中国书法史、文学史上的一幅珍品就此诞生，这就是书法神品《寒食帖》的由来。“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一气呵成的。《寒食帖》的杰出，就在于它既包容了苏东坡书法扁平的‘石压蛤蟆’之讥和肥厚的‘墨猪’之嫌的风格和技巧，又超出了他平时书写的水平，可谓是神来之笔。在这幅书法作品中，苏轼一改惯常温柔敦厚的风格，而是运笔顿挫提按，转腕如轴，字迹忽而加粗，忽而拉长，沉雄激昂、婉转跌宕，墨迹的变化犹如心情和命运的起伏变化。”李仲元解释说。“石压蛤蟆”和“墨猪”典故出自黄庭坚。苏轼曾嘲笑学生黄庭坚的书法如“死蛇挂树”，黄庭坚反讥老师的书法字扁而平，是“石压蛤蟆”。明代的董其昌笑话苏轼用墨太饱，字像“墨猪”。在《寒食诗》的第二首中，苏轼写道：连夜的大雨后，江水涨得快要漫进屋子了，厨房里没啥吃的，勉强煮些冷菜，灶里也没有干柴，只好烧点湿芦苇。如此艰难寒酸的生活，表现在书法中，增加了诗之感染力。从《寒食帖》中，人们可以窥得千古文豪苏东坡背井离乡的苍凉苦楚，以及贬谪黄州的抑郁心情。《寒食帖》险些被毁苏轼《寒食帖》问世以后，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被历代文人所敬仰，成为收藏家的至爱珍宝。本次展览策展人、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讲述了这件文物曲折的流转经历。苏轼离开黄州后，因行色匆忙，随手写下的《寒食帖》来不及收入行囊，被州衙一名杂役暗中收在家中，随即被前来探寻苏轼墨迹的河南永安县令张浩以数百两银子的高价收藏起来。张浩是黄庭坚的好友，对苏轼非常崇拜，得到《寒食帖》后，如获至宝，将其精心置放，每次谒览前，都要洗手焚香。元符三年（1100年），张浩邀黄庭坚一起欣赏《寒食帖》，并请黄庭坚题跋。作为苏轼的学生，黄庭坚见到这件作品后，有感于苏轼的遭遇，在卷后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大意是说，这件书法作品有颜真卿、杨凝式和李建中的笔意，如果让苏轼再写一遍，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了。他怕将来苏轼看到他的题跋会不高兴，于是又写道这是自己“于无佛处称尊”。此后，《寒食帖》上的“点赞”与“评论”也越来越多。在不同人手中流转，收藏者众多。到了元代，又被进贡给皇帝元文宗，盖上了“天历之宝”的皇家藏印。明朝中晚期，这件宝物流出宫外。一个偶然的机会，书画大家董其昌目睹了这幅珍贵的墨宝后惊叹不已，在帖后题跋：“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余卷，必以此为甲观。”称这是自己看到的最好作品。清朝时《寒食帖》被收入内府，并著录在《三希堂法帖》中，收藏在圆明园内。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初八，乾隆题跋：“东坡书豪宕秀逸，为颜、杨后一人。此卷乃谪黄州日所书，后有山谷跋，倾倒至极，所谓无意于佳乃佳……”为了彰显其喜爱程度，又在卷首书“雪堂余韵”四字。1860年，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劫掠文物，为了掩盖野蛮的行径，还纵火焚毁了这座“万园之园”。由于《寒食帖》是传统的手卷装裱，收起时纸卷紧密，加上纸的质地厚实，所以它只是烧毁表面。如今，从卷首处乾隆御笔“雪堂余韵”的地方能明显看出火烧的痕迹，《寒食帖》在这场劫难中幸免于难。随后，《寒食帖》再度流落民间。清朝末年，《寒食帖》被收藏家颜世清购得，后又卖给了日本收藏家菊池惺堂，从此《寒食帖》流落海外。1923年，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引发了火灾。菊池惺堂的家也被大火包围，菊池惺堂冲进大火抢救出《寒食帖》和北宋《溪山兰若图》、南宋《潇湘卧游图》。此后，《寒食帖》又历经战火，屡经劫难，最终竟然奇迹般地被保存下来。二战结束后，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花重金将《寒食帖》购回。王世杰嘱咐儿子在自己去世后把《寒食帖》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才让它结束了跌宕的命运。（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手记将逆境转化为机遇本报记者吴限苏轼是在逆境中施展才华，将逆境转化为机遇的典型。书法家李仲元曾评价：“苏轼一生才智过人，德高于众而又率真不羁，故遭人嫉恨贬谪。可称一生愤激多于欢乐，仕路坎坷多于坦途。换置他人恐智丧情衰，再无优创。而东坡竟能文智大展、才艺高扬而光耀千秋，真中华文脉承前启后之翁也！”苏轼的仕途颇为曲折，可谓历尽艰辛、屡遭迫害。但是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困难，他都始终不改其乐观的天性，坚守自己的人生准则与底线，不为强权而折腰，在人生逆境中洒脱而达观，赢得后世称道。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苏轼没有消沉，他务农种药、写诗访友、寻道问佛，完全过上了陶渊明那样的隐逸生活。衣食自足，生活散淡，苏轼感到心满意足，无比快乐。这就是一个文人在逆境中的自解，也是苏轼处世哲学的独到之处。所以，他在去世前不久所写《题李公麟画自像》诗中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句话既是苏轼自嘲，也是他达观人生的最好总结。同时，在黄州，他涅槃重生，化茧为蝶，由苏轼成长为苏东坡，艺术才华如井喷般奔涌而出。在这里，他在雨中一声长啸而成的《寒食帖》，引得文坛激荡，千年来，犹令人追慕不已，成为“天下第三行书”；在这里，他写的一词二赋三吟赤壁留下千古绝唱；在这里，他的《定风波》《临江仙》等佳作迭出；在这里，他的《东坡易传》《论语说》相继完成，他的思想体系逐渐形成……正像李仲元所说：“黄州本应该是苏轼的贬谪之地，也应该是他的伤心地，却也成了他建功立业之地。如果没有被贬黄州，也许我们今天看不到一个顶天立地的苏东坡，他还只是苏子瞻。所以，被贬黄州，对苏轼而言成为机遇，对中国文化史来讲更是个幸运。”“在黄州，苏轼在苦难中活出了高贵，在逆境中让人格升华，在苏轼身上有着许多知识分子所没有的高贵品格，有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底线，有着‘处江湖之远思虑庙堂之高，心忧天下’的精神内核。”总而言之，苏轼在逆境中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高标，完成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蝶变与人格坚守，完成了一次中国知识分子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采访最后，李仲元有感于苏轼的人生经历，特赋诗：“后凋心未成灰木，禅定身如不系舟。一世功名三处显，黄州贬过惠儋州。”

吴限

2021-02-04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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