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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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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司马光自律

期刊

廉洁自律不仅仅是对当今领导干部的要求，在古代．凡是有作为、有成就的王公大臣也都重视个人修为．谨慎自律。如司马光悬书谢客被后人传为佳话。

宣金祥[1]
书须成诵——浅谈诵读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期刊

杨道麟先生指出：“诵读是读者把诉诸视觉的文学符号转化为诉诸听觉的有声语言的一种阅读方法。”（杨道麟《语文教育学导论》）它在中国古代备受文人推崇，“南窗读书吾伊声”，苏东坡就倡言声读；桐城派直言“因声求气”；“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人，不知声音，终为门外汉耳。”（姚鼐《与陈硕七礼》）朱熹在《渎书之要》中更是主张“书须成诵”。

邓海平[1]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期刊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

张志烈[1]
苏亭莲舫：千载芳踪说子由

报纸

七堂上弦歌爱高足斯文深恐误诸生弦歌台，又称厄台祠、绝粮祠，位于陈州西南隅南坛湖中。《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陈、蔡之间，困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颂弦歌不衰。”后人筑台祭祀，台立石柱，今人镌刻楹联：堂上弦歌七日不能容大道，庭前俎豆千年犹自仰高山。《淮宁县志》记载“弦歌夜读”：弦歌台在城西南里许，吾夫子厄陈处，前为正殿，后为弦歌书院，七邑诸生肄业之所。夜阑人静，月白风清，书声度越林际，令人翛然意远，概想弦歌遗韵焉。熙宁年间，辟为陈州教授的苏辙，仰观弦歌高台，背负先圣使命，堂上弦歌，自是诚惶诚恐：“斯文吾已试，深恐误诸生！”“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字文潜），即是苏辙陈州“深恐误诸生”者之一。熙宁四年（1071年），苏辙莫逆之交李简夫去世，李简夫外甥、楚州淮阴人张耒奔亲丧而游学陈州，苏辙甚为怜爱，收作爱徒；张耒进而受教于苏轼，厕身苏门，成为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并称的“苏门四学士”之一。《宋史》云：耒十七岁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学贵得师,亦贵得友。苏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百氏之书无所不读”。《宋史·苏辙传》记载：“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淡泊，似其为人。”其与张耒亦师亦友，心心相印，情真意切。张耒十分崇拜苏辙，在其《再寄子由》一诗中，张耒真切表达了对苏辙的崇敬：“终期策杖从公游，更乞灵丸救衰疾。”其为人治学及精神追求深受苏辙影响，其性情似苏辙、诗文亦似苏辙。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文中称之曰：“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元丰二年（1079年）九月，张耒拜官寿安尉。尉官，宋时一种层级较低的官职，张耒赴洛阳任寿安尉时，十分失落，专程绕道南京，系舟泊岸，拜望仕宦南京的苏辙，以诗呈敬，“琴音”“酒意”，藉禅抒怀：客行岁云暮，孤舟冲北风。出门何萧条，惊沙吹走蓬。北涉濉河水，南望宋王台。落叶舞我前，鸣鸟一何哀。重城何喧喧，车马溢四郭。朱门列大第，高甍丽飞阁。汤汤长河水，赴海无还期。苍苍柏与松，冈原常不移。览物若有叹，谁者知我心。口吟新诗章，予抚白玉琴。鸣琴感我情，一奏涕泪零。子期久已死，何人为我听。推琴置之去，酌我黄金罍。幽忧损华姿，流景良易颓。——张耒《泊南京登岸有作呈子由子中子敏逸民》故人远至，总要俸觞浅酌；秋风萧瑟，更是难得一醉。张耒至情，苏辙甚为感动，邀友相聚，劝慰爱徒，尽付一杯又一杯：客舟逝将西，日夜西北风。维舟罢行役，坐令鬓如蓬。偶从二三子，步从百尺台。云烟遍原隰，敞怳令人哀。山中难久居，浮沉在城郭。欲学扬子云，避世天禄阁。浮木寄流水，行止无所期。何须自为计，水当为我移。外物不可必，惟此方寸心。心中有乐事，手付瑟与琴。夜吟感秋诗，惜此芳物零。幽人亦多思，起座再三听。白驹在空林，瓶罄有耻罍。尽我一杯酒，愁思如云颓。——苏辙《次韵张文潜》酒意阑珊，登城远眺。张耒悲歌击枯枾，仰望苍天，再作《和登城依子由韵》呈苏辙：步登高城望，望望殊未已。惟时岁将穷，冬孟月魄死。纷吾方有怀，一坐为三起。悲歌击枯枾，声与泪俱至。人生随大钧，命不贷君子。付之无如何，外垢资内洗。前知贱终吉，外颇与愚似。开门张琼瑶，谁者目不寄。支离冒多福，婵娟畏独美。举头苍天高，叹此青云士。酌公芳尊酒，愿公百忧止。履善神所劳，委置目前事。面对张耒的“离愁”“别绪”，苏辙作《次韵王适送张耒赴寿安尉二首》，展长者之风，细语轻声宽慰爱徒：此时虽已秋黄，彼处尚有“洛水”“少室”“连昌”之景致。以“劳世”接引，以“浮生”作喻，劝其处“劳世”而不“沉沦”：其一绿发惊秋半欲黄，官居无处觅林塘。浮生已是尘劳侣，病眼犹便锦绣章。羞见故人梁苑废，梦寻归路蜀山长。怜君顾我情依旧，竹性萧疏未受霜。其二魏红深浅配姚黄，洛水家家自作塘。游客贾生多感概，闲官白傅足篇章。山分少室云烟老，宫废连昌草木长。路出嵩高应少驻，孱颜新过一番霜。苏辙年届四十，沉郁下僚，谪宦不已，先后历宦筠州、汝州、袁州、雷州等地。张耒伤感先生四十犹不遇，饥馑不输杜甫，对其抱不世之才而沉沦下僚的遭遇深致不平之慨，作《寄子由先生》诗，表达“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怜共惜之情：先生四十犹不遇，独坐南都谁与语。青衫弟子天下穷，饥走京城困羁旅。高门得饭暂见肉，敝筐无实惟巢鼠。楼头酒贵不敢沽，三百青铜输杜甫。强颜讲学昧时宜，漫自吟诗愁肺腑。平生不解谒贵人，况乃令严门者拒。此生自料应常尔，但愿流年醉中度。又思人世乐乃已，此外纷纷何足数。豫期归日在凉秋，想见西风荡烦暑。区区怀抱冀披豁，一尊愿驻东归橹。一向寡言慎语的苏辙，获张耒《寄子由先生》诗，感慨不已，肠已断，泪难收，赋作《次韵张耒见寄》，纡余婉转，悉心相授：相逢十年惊我老，双鬓萧萧似秋草。壶将未洗两脚泥，南辕已向淮阳道。我家初无负郭田，茅庐半破蜀江边。生计长随五斗米，飘摇不定风中烟。茹蔬饭糗不愿余，茫茫海内无安居。此身长似伏辕马，何日还为纵壑鱼。怜君与我同一手，微官肮脏羞牛后。请看插版趋府门，何似曲肱眠瓮牖。中流千金买一壶，椟中美玉不须沽。洛阳榷酒味如水，百钱一角空满盂。县前女儿翠欲滴，吏稀人少无晨集。到官惟有懒相宜，卧看南山春雨湿。“风波历尽还故郡，此愿谁知辄先满。”“终期策杖从公游”的张耒，于大观年间移居陈州，识公陈州、别也陈州，面对“此邦花时人若狂”的胜景，仍壮心未已，再次唱出大风歌：“我老尚能挥大盏”。政和四年，张耒在陈州去世，享年六十一岁。②8（未完待续）

2019-04-29
月入古诗别有韵

报纸

因为月亮高洁清幽、宁静致远、柔美亲和的特质，历来成为文人墨客赞美自然、感叹人生的特写景物。近期重读《当代名家书画唐诗300首》和《唐宋诗词元曲》，对两书的以月入诗作了粗略统计，唐诗三百首以月入诗的有83首，宋词三百首以月入词的有98首，由此可见月亮在古诗中的分量和诗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非同一般。“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上官仪），“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张继），“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李煜），“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李清照），“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初将明月比佳期。长向月圆时候、望人归”（晏几道），等等。然而，这些名言佳句仅停留于望月兴叹、睹月生情、见月思人的层面上。其实唐代以月入诗最多的当属李白。唐诗三百首收录李白诗歌33首，其中以月入诗有14首。如《静夜思》《将进酒》《关山月》《江上吟》《长相思》等都是旷世佳作。诗中含“月”字最多的是《把酒问月》，诗歌中连用7个“月”字。“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当月亮还未出现的时候，诗人已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月亮，而且把送到嘴边的酒杯停下来，向天发问。“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一千多年前的李白，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登上月球，但只有月亮知道我苦闷和彷徨的心情，以至于我走到哪里月亮就跟随到哪里。“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皎洁的月亮好像一面明净的镜子，驾临朱红色的楼阁，云雾散去她依旧放射出缕缕素光。“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每当看见月亮夜晚从海平面上升起，就知道天空拂晓时就要在西天边隐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诗人由此引出了玉兔捣药和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让人从这些故事中吸取养分，彰显月亮绚丽多姿的神秘色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诗人的思绪从遥远的天上回到了人间，道出了自然界的永恒和人生之短暂，让读者产生无限的遐想。从而发出了“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的慨叹，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人世却发生了沧桑变化。“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这里化用了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意境，进行一番自我安慰。李白的《把酒问月》从酒写到月，又从月写到酒，可谓是“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精品佳作。读着李白的这首诗歌，我不禁想起苏轼来。苏轼是我国豪放词派的创始人，对我国的文学史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才华横溢的苏轼因与当朝权贵的政见不合，自请外任。曾任杭州通判，后调密州、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因“乌台诗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而其弟子由（苏辙）则远在齐州任职，已有七年不见。人生之不幸，骨肉之分离，使苏轼悲愤相交，赋词言情明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该词作于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节。是夜，苏轼独自一人饮酒赏月，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看看眼前的孤独寂寞，不由悲从中来，通宵以酒浇愁，写成了这一千古名篇。词的第一、二句是化用了李白《把酒问月》的诗意，名为问天，实则问人。对天上宫阙的思念，又怕皇宫高楼深院，令人不寒而栗，“高处不胜寒。”还是在民间自由自在的好。月光照射在朱红色的门窗上，令人难以入睡。说是“不应有恨”但却恨在其中。然而怨天尤人又有什么用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对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的认知，既然如此，何必强求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毕竟是苏轼，遇事拿得起放得下，只要兄弟健康长寿，哪怕远隔千里，也一样欣赏月亮的柔情和光辉，表达了作者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对生活的美好祝愿。苏轼这首词，从人间写到天上，从人想到月，又从天上回到人间，可谓是闭合有度，收放自如。全词特点鲜明、酣畅淋漓、比喻对仗等艺术技巧掌握得已臻化境，挥洒自如，语句清远雅丽、刚柔并济、洒脱奔放。全词壮志凌云、气贯长虹。其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已成为千古绝唱。

□黄桂宁

2021-09-17
论庄子的身体思想及其审美意义

学术论文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由于受到身心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身体被认为是孤立的肉体，并且时刻处于与意识的紧张对峙之中。而克服身心二元论，妥善地安置身体也成为西方哲学家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身体学说已经成为了西方学界的一门显学。随后，这一思潮也扩展到了国内。国内学者们纷纷以身体的角度切入，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了新的解读。人们逐渐发现，不同于西方哲学紧张的身心关系，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身”的论述中本然地包含着身心一如的内涵。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身”思想进行梳理，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庄子研究中对人主体性的挖掘，为我们研究庄子“身”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近些年来西方哲学的身体研究转向也对我们研究庄子之“身”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国内学者们以回应和补充西方哲学的立场，在着眼庄子之身体内在结构探索的同时，也深入挖掘掩藏在其中的身心互动关系。最终庄子身心一体的身体观得到学者们普遍的肯认。　　本文基于被大多数学者普遍承认的庄子“形—气—神”的身体观框架，回归《庄子》文本，从庄子之身以及身体思维两个方面，探讨“身”在庄子思想中的位置和作用。一是从“道”的原初性和“气”的流动性两个角度，挖掘庄子思想中身的理论基础。二是从“形之外”“觉之内”两个层次，考察身体在庄子思想中的内涵。三是从人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理想与现世两个时空维度下的身物关系的不同表现以及解决之道。四是从审美的角度切入，阐明庄子建立在身体上的生命美学，反思庄子身体思想的内在价值。最后，对身体在庄子思想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总结和强调。

宋娜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研究

学术论文

《春秋左传》自汉代起历代学者研习不已，为之作注者颇多。近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下或简称“杨氏《注》”)集前人注释论述之大成，通古今，重证据，辨是非，解疑难，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春秋左传》的最好注本。无论在注释内容上还是在整理体式上，杨氏《注》都集众家之长，又有创新和突破。杨氏《春秋左传注》有着突出的诠释特点：注释方面全面、内容丰富、注解详密：广征严采，详略得当;考辨性强;尊重历史事实。释诃、解句作为注释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在杨氏《注》中占有很大比重。其释词方法可分为三大类：义训法、声训法、形训法。其解句方法可分为翻译性解句法、说明性解句法、综合性解句法三大类。无论释词法，还是解句法，在各大类之下，根据实际情况，又都可以层层划分出二级、三级乃至四级、五级小类目。每一类目都代表着的一种释词法或解句法，各具特点，形成统一的诠释体系。考辨法是杨氏《春秋左传注》中使用最为广泛的诠释方法，不仅用于释词、解句，也用于校勘、句读等。其所使用的考辨方法有旁征博引考辨法、据制度考辨法、据事理推断法、据旧注考辨法，等等，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运用。杨氏《春秋左传注》所采用的古籍整理体式比较全面，可分为主体部分和附载部分两类。主体部分，即正文部分，属于注释体，但不是单一的注释体，而是融合了集注体、校勘体、标音体、考辨体等体式特征的综合性整理体式。附载部分包括《前言》、《凡例》、《引用书目》、《所见部分器物图》、《春秋左传字典》、《左传译文》，所呈现的体例有总论体、凡例体、图解体、词典体、译文体等。由于杨氏《注》所采用的古籍整理体式比较全面，而且应用得当，故其诠释效果相当好，实可超迈前贤，为一代之巨著。本论文力争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1)通过分析比较，概括出杨氏《春秋左传注》的诠释特点。 (2)研究杨氏《注》释词、解句方法，参考冯浩菲先生《中国训诂学》的理论体系，试图建立起比较全面、系统的杨氏《注》释词、解句方法体系。 (3)杨氏《注》所采用的古籍整理体式比较全面，详细分析其主体部分和附载部分所体现的古籍整理体式的特点和作用，希望为自己，也为其他学人日后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帮助。

李平
孙鑛古文理论及批评研究

学术论文

文学评点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但是目前学术界对文学评点的研究尚在初创阶段，不论是文学评点史还是文学评点作家的研究，均不够深入完善。提起古代的文学评点大家，为人熟知的只有刘辰翁、李贽、金圣叹等寥寥几人，但在文学评点史上还有许多评点大家散落在史籍各处，亟待发掘研究，明代的孙鑛就是其中一位。孙鑛的评点著作一经刊行，便产生了广泛影响。孙鑛特重文法的评点角度以及细致入微的评点方式，推动了文学评点的发展。本论文从五个方面对孙鑛的古文理论及其批评进行了具体的探讨。　　第一章主要介绍孙鑛的生平及交游情况。他博学多闻，交游广泛，并且一心为国，身先士卒御倭靖乱。　　第二章研究孙鑛古文理论及其批评的背景。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晚明文坛一直是“重情”和“重道”两方交替影响文人，各自的代表分别是七子派和唐宋派。孙鑛因追随七子派，选择站在“重情”一方。再者，孙鑛以“薛瑄、赵贞吉为宗”，形成了“经世致用”“重才轻学”的学术思想。　　第三章研究介绍孙鑛的古文理论。孙鑛推崇“雄肆质陗”的文风特征，而文体上，则崇尚“精腴简奥”的特征，二者构成了孙鑛古文理论的主要内容。在其古文理论的影响下，孙鑛对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考量。在“雄肆质陗”审美的影响下，孙鑛十分认可《史记》和明代王维桢的文风，因为二者具有“雄肆”的特征。同时，因偏爱“雄肆”，而苏辙文尚“冲淡”，所以孙鑛对苏辙的评价不高，不承认苏辙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另外，在“精腴简奥”审美的影响下，孙鑛十分推崇“周文”，批判文体近今。再者，孙鑛认为韩愈、柳宗元的文章皆承袭了“周文”之法，故，在他的心目中，韩柳二人地位比肩。　　第四章讨论孙鑛文学评点的基本面貌。在其古文理论的影响下，孙鑛在文学批评中坚持“气势雄肆”和“撰语陗净”两方面的评点标准。孙鑛的古文批评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以八股文法评点古文;二是倾向于以浅显通俗的方式进行评点，但却相当详细，在古文评点史上，属于详尽细致评点一派。　　第五章分析孙鑛古文评点的地位及影响。从评点角度来看，孙鑛承接南宋刘辰翁重视文法的分析角度，将评点范围扩大至经史子集，名重一时。从评点方式来看，孙鑛则与南宋谢枋得一致，同属浅显通俗的详尽细致评点一派，并且孙鑛的评点方式为金圣叹的分解批评奠定了基础，所以，孙鑛在详尽细致评点一派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从孙鑛在文学评点史上的重要地位来看，清人对他的抨击不甚公允。

岳园园
《诗经》战争诗研究

学术论文

战争诗是《诗经》中重要的诗歌类型之一。本文试图在继承、综合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化、艺术等角度对《诗经》战争诗进行综合研究。着重探讨《诗经》战争诗的界定、《诗经》战争诗的类型和情感倾向、《诗经》战争诗的抒写特点及其体现的民族文化心理、《诗经》战争诗的艺术创造等问题，以期对此课题研究有所推进。　　笔者以为，以往对《诗经》战争诗的界定过宽或过窄，不够合理，应当从抒情诗的角度界定战争诗，在内容上必须与战争有关，其表现主体也应当是直接参与战争的士卒将领（包括君王）。所谓《诗经》战争诗，就是以参与战争的士卒将领（包括君王）为表现主体，歌咏、抒写他们在战争生涯中的生活状况和情感体验的诗。　　根据表现内容和情感倾向上的不同特征，本文将《诗经》战争诗划分为四种类型：一、缅怀、赞诵祖先诛锄暴政、建立新朝的武功的“颂歌型”战争诗;二、表现天子、诸侯、将帅士卒在平定叛乱、抵御入侵、扶弱抗暴等正义之战中的情感体验的“军歌型”战争诗;三、表现战争给士卒将领带来的忧思祸难和常年战争中的哀伤之情的“悲歌型”战争诗;四、表达嘲讽、批判之情的“批判型”战争诗。　　《诗经》战争诗也体现出中华民族注重战争道义、崇尚仁义精神、安土重迁、尚和平等有关战争的民族文化心理。　　《诗经》战争诗在艺术创造方面亦颇有成就，笔者在第四章分四个部分进行了说明。其一，歌唱、抒怀特点影响下的重章叠句和情感回旋;其二，适合缅怀、牵挂之情穿越的时空处理;其三，描述与抒发的错综;其四，个体化抒写的口吻和群体化的情感体现。

王轶
苏东坡的饮食养生

期刊

文学家苏东坡也是位美食家,他写过大量的饮食诗文,著名的有《菜羹赋》、《猪肉颂》、《酒经》和《老饕赋》等。他宦游时到过不少地方,遍尝各地肴馔,对它们的风味作了恰当的评价,促进了我国各大菜系的经验交流。作为美食家,他不但善吃,也擅长做菜,例如他所做的鱼羹,吃过的人莫不为之叫好。苏东坡还善于养生。《养生说》便是他的养生经验的总结,其中有饮食方面的养生方法:“已饥方食。

徐俊康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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