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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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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逍遥游”释论

学术论文

“逍遥游”是庄子哲学思想的灵魂,它代表着独立的个体意识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觉醒,而它所张扬的则是一种非政治化的、卓伟超拔的个体生命理想。 “逍遥游”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的影响既是深远的,并且无论就方外逸人还是就方内士人而言,这种影响又都是极其复杂的。因此,研究庄子的“逍遥游”及其历史影响,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其哲学思想的特质,而且有助于把握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精神的内蕴。关于庄子“逍遥游”的研究,历来学者大多采取玄远高明的阐释理路,把它视为内在的精神境界。从“逍遥”与“游”二词的本义和用例、“逍遥游”作为篇名可能晚出、“逍遥游”篇的文本构成和思想主题、“天下”篇对庄子思想的概括以及庄子思想在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所遭受的批评等方面来看,“逍遥游”不仅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而且还是一种外在的现实生存方式。进一步看,在精神境界和生存方式这两个方面,“逍遥游”又分别表现为复杂且内在相通的二重结构,诸如精神境界层面上的安顺自适与忘我超拔、有情与无情,生存方式层面上的随顺委蛇与疾俗孤傲、道德与超道德,等等。这种复杂的二重性也正是“逍遥游”之所以产生复杂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由于思想语境、价值观念和学术方法的转换,后世的解庄者对“逍遥游”的诠释和评价常常存在着很大差异。本文选取五个在庄学史上较有代表性的诠释个案进行研究,以期勾勒出“逍遥游”作为一种人生精神的多元化的历史流变。其中,《淮南子》基于黄老学的立场,阐发了政治化的圣主“逍遥游”;身处动荡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阮籍狂慎兼具、亦儒亦庄,“逍遥游”是他在不得已情形下的身心逃遁之所;郭象的逍遥义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最为悠远,从他所发挥的有待逍遥和无待逍遥来看,其中不仅渗透了儒家的价值观念,而且掺杂着某些黄老学的思想主张;支遁提出的以寂心为本的“逍遥游”虽然出自佛教背景而带有出世倾向,但同时也表现出了鲜明的玄学特色;明清交替之际,王夫之在以儒家观念重塑庄子的同时,对其兼包身心安顿之道的“逍遥游”思想亦深有取鉴,而他的“逍遥游”释论则透显着君子虽堕危境却不失仁民济物、赞育万化之志的理想信念。在近代以来的思想史上,“逍遥游”作为一种传统的人生精神,仍然通过它所受到的各种批评以及它与自由主义的关联等形式,延续着它的历史生命。

邓联合
苏轼从庐山所获得的感悟

报纸

苏轼才华横溢，家学源远流长，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澈皆位唐宋八大家之列。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嘉祐六年（1061）25岁苏轼再试制科入三等（两宋310年4人入三等）。仁宗犹自感奋：“吾为子孙得两丞相。”（二苏）。少年得志，苏轼意欲振翮九霄，经世报国的理想跃然庙堂，“方是时，少年气盛，愚不更事。每与公（陈公弼）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陈公弼传，苏轼）。年轻气盛使得苏轼得罪了很多人。锋芒毕露不知规避，也使得他在朝议之中，政敌履建。从仕途的夷平到风雨飘摇的迁官贬途。宦途跌宕起伏，为官不定一处，生活的地方总是“居无定所”。1061年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相当于副太守）。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29岁），英宗要破格擢他为“入翰林知制诰”，首相韩琦连声反对。苏轼为自己的“少年气盛，愚不更事”付出代价。1079年，在湖州太守任上，“文字毁谤君相”，受弹劾入狱，乌台诗案在苏轼人生的阅历上意义重大。1080年，贬任黄州团练副使，自况：“别来未一年，落尽骄气浮。”，显示了他对以前人生态度发自内心的反省。1085任登州太守。1094年贬任英州太守，南行途中，三次降级，改派惠州充建昌军司马。1097年，贬往海南，谪居儋州。1101年，徽宗即位，太后摄政，苏轼蒙赦北返。1101年7月于常州病逝，享年64岁。宦海沉浮，使得屡次贬谪的苏轼感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为官之地都不久长，造成他内心世界的落差和长期思索。由少年名动京华到漂迫海南天涯，儒家遇此境地都是弃官归隐，晋朝陶渊明隐居庐山；唐朝李白仗剑四游，借酒浇愁；王维隐居辋川伺机登堂入室；杜甫被唐肃宗放还，几度在四川节度使严武帐前做幕僚。他们都一生惆怅潦倒，情绪低沉压抑。苏轼贬途万里，在“不定”的羁旅中，一直在追寻人生的真谛，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同年弟弟苏辙贬官筠州（江西高安县），沿途南下借宿圆通寺，苏辙与圆通寺主持慎长老畅谈。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贬官汝州团练副使，登临庐山（是年49岁），“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可是山中僧俗见他到来，纷纷唤道：“苏子瞻来矣。”，群众的热情感染了他，激起了汹涌澎湃的热血，唤起了内心挥之不去的低回缠绕的情愫。这才提笔挥毫直书胸臆。开始写了《初到庐山三首》。在圆通寺住宿，是夜悼念1068年病逝的父亲，与迁长老回忆父亲旧时与慎长老晤谈之音容形貌，不胜唏嘘，手书《过圆通寺》“石耳峰头路接天，梵音堂下月临泉。此生初饮庐山水，他日徒参雪窦禅。袖里宝书犹未出，梦中飞盖已先传。何人更识嵇中散，野鹤昂藏未是仙。”。迁长老出示元丰六年（1083年）慎长老题诗，该诗是慎长老生前看到苏轼寄给贬到筠州为官苏澈的和诗。睹物思人，感慨万千，遂信笔和诗一首：“大士何曾有生死，小儒到处觅穷通。偶留一诀千山上，散作人间万窍风。”。道出了苏轼翻越梦幻庐山，希翼有所开悟的心情。于次年50岁开始禁欲，虔心修道养生。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第四次登庐山，自岭南北归，四月山花烂漫，舟行至南康军，入庐山，拜访山中道友，重游栖贤寺、开先寺，并题开先寺漱玉亭柱石“玉局散吏来游”，还重游简寂观、太平兴国宫，进刘义仲屋宇。期间遍访贤达，与林下高士深谈，在佛理禅玄中寻找对人生磨难的解脱，发出了“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能一叹”的感慨。说出了人世名实之间，有无之中的体悟。在苏轼第二次登临庐山之时，正值五月的花海，庐山就像一个青春的少女，蓬勃向上，明媚靓丽，给予从筠州探望弟弟苏辙回途的苏轼巨大的哲理示现，在此时先后写有《赠总长老》《庐山二胜》《瀑布亭》等诗篇。与东林寺主持夜雨秉烛长谈，闻听禅窗外虎溪的奔腾山水，苏轼顿有所悟，禅机刹现，题《赠东林总长老》偈文一首：“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有感于庐山这水声、云石、这一花一木都是“夜来八万四千偈”，深含着广博的哲理，只可意会和领悟，而不可言传状物告诉世人。与600年前晋朝隐居庐山的陶渊明隔着时空相通，“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苏轼“最后与总长老同游西林”，写下了唱绝千古、脍炙人口的诗篇《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此诗后，苏轼感慨：“仆庐山诗尽于此矣”。强调了情绪、态度由视角决定，不同心态产生对世界不同的认识，从浮云蔽日，迷茫凄楚的仕途，到庐山悟得的“八万四千偈”，他辨识到“吾心安处即吾家”，禅定内心，力求超脱物外，不被贬谪所摧残，使他在面临政界的打击、家庭的不幸和生活的迁徙困苦时，自适而乐观。坚定了自己笑对江湖风雨的达观态度。随后在贬官广东惠州作：“日啖荔枝三百只，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天涯海角海南儋州作：“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不管遇到何种境地，时时慰己“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佛家思想，获得生活上的信心。“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未消。到得还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是苏轼临终时听说儿子苏过将去就任中山府通判，给儿子手书的诗。苏轼结束了长期流放的生活，从一个踌躇满志、一心从政报国的慷慨之士，慢慢变成一个从容面对、参透生活禅机的风烛老人。庐山如梦似幻的烟雨，给了苏轼波澜起伏的人生深刻的启迪。从1084年苏轼时年49岁在庐山“小僧到处觅穷通”，1101年66岁常州病榻留言梦寐庐山烟雨，很好地体现了苏轼庐山的感悟，他从庐山美丽物象上，证印自己广博的知识，也从庐山觅得的“八万四千偈”，使他在残酷的生活磨难中，度尽劫难，最后重获人生的转折，“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超脱物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江湖之远而思社稷之危，所到之处苏轼从未丢弃儒家身份，修身济天下，虽然人生如梦，但是他热爱生活，心系黎民的情怀还是处处可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到得还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他用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诉仕途如锦的苏过，要淡泊名利，荣华富贵皆如浮云，只有保持内心的安宁、众生平等那才是庐山风雨浙江潮，不变的物理，不变的俗世民生。

2016-03-24
朱熹咏梅诗词的研究

学术论文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朱熹同时又是一位优秀的诗人。目前学术界大多倾向于研究朱熹的哲学思想与政治主张。本文即从文学角度，以咏物诗中之咏梅诗为切入点，力求真实地再现朱熹咏梅诗的创作实际，解读其丰富的思想感情，深入研究其创作的艺术特色手法。中国的文化宝库中，淡雅坚韧的梅花，自古以来深受到中国文人的喜爱，而名篇佳句在历代的诗词曲赋中数不胜数，作为人文精神的载体而成为了孤傲寂寞、高洁幽雅的文人象征。在赞美梅的品格的同时，也就寄寓了作者们对崇高人格的追求，这即是所谓的“梅格人品两奇绝”。而朱熹的咏物诗特色鲜明，在南宋咏物诗坛更是占有一席之地。　　本研究选取其咏物诗中之咏梅诗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作横向之文学艺术特色和纵向之人物身份、社会背景的总体考察。朱熹对于梅花是情有独钟的，更是其笔下的吟咏唱和的重要对象。朱熹咏梅诗内容丰富而涉及范围广泛，这些咏梅诗在物象描写、主题情感表达上充分而独到，写作手法运用娴熟，诗歌极富艺术表现力，语言准确到位、生动传神。本文以他的梅花诗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意境创造、艺术表现手法及语言特色三方面，将朱熹咏梅诗词的艺术特色作以详细的剖析。分析朱熹咏梅诗词，从中可以感受朱熹深厚的精神文化内涵，他的作品抒发了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显然，朱熹是借对梅花的赞美以抒发其凌寒独自开的意志品格，彰显炽热的赤子情怀。后人对这些诗词的研究，即是对朱熹生活状态、思想情感和遭遇经历的变化的生动地全面、客观、深入的解读。首先，咏诗反映了朱熹对国家的关注担忧，和对人民疾苦的关怀;其次，朱熹通过咏梅也间接的阐述了抽象理学命题;最后，朱熹咏梅诗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涵：对亲人好友和家乡故里的思念，对逝水年华的感叹，对怀才不遇的感慨，对高尚品德的追求等??总之，朱熹通过咏梅表达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他沉浸于梅花丽的同时也感受这生活的一点一滴。通过对宋以前梅花诗词的创作的回顾与概述后，再通过朱熹咏梅诗与宋代另二位文豪苏轼和陆游的咏梅诗词做比较，进一步来阐述朱熹梅花诗词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梅花是朱熹日益完善人格的写照，可以算作他理学探究的钥匙。从朱熹的咏梅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初入仕途的感慨、壮岁幽处的感悟和晚年失意的喟叹，可以品味出属于朱熹精神世界的梅韵、文心和理趣。

马玉红
《东坡易传》思想析论

学术论文

《东坡易传》是北宋易学史上的重要典籍，也是研究苏轼思想的津梁之一。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本文对《东坡易传》稀见的明抄本进行了校勘，录存异文，使用了新材料;对《东坡易传》散见在不同经文之下的互有关联的注文进行分类汇总，加以研究，运用了新方法;本文归纳出了《东坡易传》由生生之易的本源到“尽性至于命”的性情最后发而为踏入“吉凶之域”的内圣外王的内在理路，以及苏轼提出的“物因道存，道因物显”的逻辑思维方式，得出了新结论。　　本文分为六部分。　　在绪论部分，本文在学界已有的对《东坡易传》版本的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东坡易传》版本沿革中的几个尚未被解答的问题，并对《东坡易传》中重要版本的版本形态做了研究。同时，归纳了《东坡易传》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东坡易传》哲理思想的新方法。　　本文的第一章探讨了《东坡易传》中的“道”论。“道”是《东坡易传》向揭示的宇宙运行的根本规律。“道”无法被人们所感受到，也无法用语言下定义，但却切实存在在这个世界中。要证明“道”这一原则的存在，则需要从根据“道”而存在的“万物”入手。万物的运行，皆遵守自然而然之理，这便是“道”落在万物上的展现①。同时，万物变化的状态是纷繁复杂且时时变动的，“高下”、“长短”等词汇无法抓住出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乃是“道”赋予万物的“自然而然”之理，万变皆出于“自然”。万物因道而有了其不变的本质，而通过万物存在的状态，人们可以进一步把握“自然”之理，最终得以体认“道”这一规律的存在。所以，道与万物是“物因道存，道因物显”的关系，而“自然”之理则是二者的桥梁。　　本文的第二章探讨了《东坡易传》中的“性”论。易学探讨的是天人性命之学，所以在《周易》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下，苏轼认为人之“性”与宇宙之“道”息息相关。人为万物之一，但也是万物之灵;人在生活中有饥食渴饮等多种欲望，这与宇宙中万物有纷纭复杂的状态一致，苏轼特称人的这些欲望为“情”;人的“情”合乎自然而然之理，就像万物的状态皆合“自然”之理一样，苏轼特称情的“自然”之理为“性”;人可以通过探究自身之“情”来把握自然而然之“性”，进而体悟“道”的存在，正如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外物之状态，把握外物自然而然之理，去探查“道”之存在。所以，情与性，性与道的关系，仍是“物因道存，道因物显”的关系。“性”乃“自然”之理，故无善恶之别，情为性之发用，本来亦无善恶之别。但天下之事物纷繁复杂，众人的欲望（“情”）有时两相矛盾，比如绝大部分人有喜仁义之情，而绝少部分人却有喜奸邪之情，圣人便以天下绝大部分人所喜之情为善，加以表扬，以绝少部分人所喜之情为恶，加以贬抑，以此来满足绝大部分人的欲望，因此情才有了善恶之别。　　本文的第三章探讨了《东坡易传》中的内圣外王之学。苏轼面对北宋的政治困境，将《东坡易传》中的“性”论发而为用，提出承担三才之责任，与天地相参的理想，形成了其独特的内圣外王之学。圣人治天下，不违背民众之情，顺其所欲，而成功绩。故而圣人治天下之理，乃是“自然而然”之理;其所治之民众，乃万物的一部分;其方法之所自，乃宇宙之“道”。《东坡易传》中的“性”论是“道”论落实到人上而来的哲理，所以“性”论发而为用所形成的内圣外王之学，自然也是符合“物因道存，道因物显”这一关系的。　　本文的第四章探讨了《东坡易传》解易体例的指导思想。《东坡易传》的解易体例大致可分为苏轼创新的“卦合爻别”说，以及他继承自王弼的“卦主”“二体”说。本文无意于分析各卦用了何种方法，而是探讨《东坡易传》运用这三种解易体例的根本原因。苏轼认为，道与万物“物因道存，道因物显”的关系，落实在万物之一的人上，体现为“情因道存，道因情显”的关系，天人之学发而为圣王德政，则又成了“民众因道存，道因民众显”的关系。但万物纷繁，人事复杂，政令万绪，唯独《周易》能用独特的六十四卦的易学语言，穷尽万物、人事、政令之变，故而《东坡易传》就是一部通过易学语言来描绘天道人事之书，也因此苏轼在运用解易体例时，必然会将上文所探讨的天人之学的思维模式贯彻下去。所以，《东坡易传》中的三大解易体例，本质上是“物因道存，道因物显”之说的运用。　　在结语中，本文从儒学学术史的角度探讨了《东坡易传》的价值。苏轼的天人之学受道家学说影响明显，“自然而然”之理的论述，与道家的“自然”学说息息相关。但苏轼通过《周易》先向揭示了宇宙根本之“道”，并非道家所说之“无”，而是存在于万物间的“生生”之规律;又向揭示了人顺应“自然而然”的结果不是道家如保赤子的清静无为，而是儒家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礼乐文明。苏轼准确地抓住了儒家学说体与用的特征，故而《东坡易传》是体现儒家学说的宝贵典籍。

丰子翔
屈原“自投汨罗而死”之我见

会议论文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而死"。两千多年来,屈原投汨罗江而死已成定论,但他为什么要投江而死,却众说纷纭,主要有如下几说:一曰愤世说:汉·王逸《楚辞章句》曰:"屈原放在山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班固、刘向等皆同此说。

刘石林

2021-11-01
苏辙《老子解》思想研究

学术论文

苏辙在注解《道德经》时融入儒、佛思想，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认为“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既对“道”的无名无形、非有非无和自然无为的特性进行了阐述，也对道与物、与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同时还认为“道”是万事万物的本源，通过万事万物之理派生出宇宙万物，又用德来蓄养万物。此外极具特点的是苏辙以“性命”解老，认为“性”是人与道之间沟通的桥梁。在苏辙的“性”论中，“性”是极其重要的理论支撑点。苏辙认为“道”于人为“性”，“性”于道有认识能力，“性”本无善恶之分，但与万物接触后，就会产生“妄”。“妄”的产生，会破坏“性”的全一性，因此需要“去妄”来恢复本性。在“道”论和“性”论的基础上，苏辙又对“复性”的修养工夫做了大量论述。苏辙认为真正做到“复性”需要“知性”“见性”“复性”三个过程，且需要“去妄”“忘身”“无心”三个工夫。此外苏辙作为儒道兼融的学者，还提出了“复命”。认为“复命”是达到一种忘我无心的境界。在这个基础上，苏辙又继而提出了圣人论，探讨圣人的内在修养以及外在事功，展现苏氏所理解的老子理想人格境界。苏辙《老子解》全文都以“天下无二道”为中心思想展开，儒道相融、援释解老，诠释出具有“三教融合”思想特点的《老子》，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李阳
欧阳修的公文写作理论及其指导意义

期刊

欧阳修长期的仕宦生涯,使他有了丰富的公文写作实践经验。他一生不仅写作了大量的包括公文在内的应用文作品,也形成了独特的公文写作理论。欧阳修的公文写作理论涉及公文分类、公文功用、公文写作规范、公文文风等方面。这些公文写作理论对宋代及以后的公文写作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刘海燕[1]
苏轼词《南乡子》解读辨析

期刊

《南乡子》(裙带石榴红)是东坡词中具有创作范式价值的作品之一。因为文献上的原因,其解读较困难。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其理解仍很不一致。本文将从时间、地点、人物、情事四方面对前说进行辨析,力求按作品文本的本来面目予以解读。

张志烈[1]
论《湘瑟词》对唐宋词的追和

期刊

钱芳标是云间词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湘瑟词》中收录了对唐宋词人的追和之词。这部分词作能够反映出钱芳标在清初词坛风气影响下的创作转变。本文通过对这些追和词进行分析和整理,分析出钱芳标在创作实践上的转变,对中、长调词作的兼顾和对南宋词的取法。究其原因,首先,钱芳标受到清初词坛风气转变的影响;其次,云间词派内部词学思想产生改变;最后,钱芳标在与其他词人唱和的过程中形成了兼容并蓄的词学观。

李昕慧[1]
从青主的《大江东去》看中西文化的融合

期刊

《大江东去》作为近代产生的第一首艺术歌曲,开辟了中国音乐家运用古典诗词进行艺术歌曲创作的先河,标志着中国音乐创作向风格多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改变了先前学堂乐歌选曲填词的歌曲创作形式,选用古典诗词为歌词,这不仅是音乐创作上的进步更是思想上的成熟。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与典型的西方文化的深度结合,是古今交互、中西融合的艺术典范。

秦萌[1]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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