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日期范围

-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学术论文

找到90516条数据

惠洪《冷斋夜话》研究

学术论文

《冷斋夜话》是宋代诗僧惠洪一部重要的诗话，流传以来遭受不少质疑，但是该诗话在记事和记言上展现了其特点，反映了惠洪的诗歌倾向，同时蕴含着丰富的诗学思想，值得探讨。本文以张伯伟先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中的五山版《冷斋夜话》为底本，对《冷斋夜话》一百六十二条内容进行整理分析，探讨其蕴含的诗学态度及思想，挖掘其史料价值和诗学价值。　　文章整体结构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综述前人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以及简介本文的选题意义和构思。正文分为五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　　第一章介绍《冷斋夜话》成书的背景。首先从惠洪坎坷的人生经历、豪放不羁的性格、浓厚的诗文创作兴趣以及深厚的禅宗渊源等方面揭示《冷斋夜话》产生的个人背景。其次，探究《冷斋夜话》形成的社会背景，作为一部诗话，《冷斋夜话》是在宋代士大夫参禅成风和“话”体文学兴盛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再次，探究《冷斋夜话》形成的地域背景，本文认为江西繁荣的文学和江西浓厚的佛教文化给惠洪带来思想熏陶和人生影响，从而形成了《冷斋夜话》“诗禅结合”的诗歌倾向。　　第二章整理《冷斋夜话》的内容及特点。本章对《冷斋夜话》的一百六十二条内容进行归类整理，证明其在记事上虽有重复突兀的部分但多为客观真实的记载，具有较可靠的史料价值;在记言上虽有部分失误和偏差，但也体现了其独特之处:乐于转述其他诗人的诗论和善于对比评价。同时也分析了《冷斋夜话》是一部以记事和记言紧密结合的诗话，将诗话客观记录和主观评论结合，使之价值最大化。　　第三章探讨《冷斋夜话》与宋代诗歌的关系。本章通过具体分析《冷斋夜话》内容，发现《冷斋夜话》对宋代诗人苏轼、黄庭坚、王安石非常关注和肯定，尤其是苏轼，表现在频繁转述他们的诗论、频繁引用他们的诗句和频繁记述他们的事迹三个方面，原因在于三者都好“以禅论诗”以及三者的事迹多与禅僧衲子相关。而且本章还总结了惠洪特别推崇苏轼的原因有三个:苏轼擅长以禅入诗，苏轼具有豪放豁达的人格，苏轼推崇和继承陶渊明诗风和人品。　　第四章归纳诠释《冷斋夜话》主要体现的诗学思想。《冷斋夜话》内容丰富，其思想观散落在其中，本章概括为四个方面:诗歌要以“游戏三昧”为创作态度、以“妙观逸想”为构思方式、肯定“换骨脱胎”法的创作方法、以“含蓄”为审美追求。　　第五章评价《冷斋夜话》的地位和价值。因历代目录书将《冷斋夜话》归入“小说家”或“杂家”，所以它背上“小说”的名头，其故事真实性受到过度质疑，又因其自身存在失误偏颇，遭到“诞妄”之称;而其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记录了名人言论与事迹，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二是展示了宋代诗歌的时代特点之一——诗禅结合:三是提出有价值的诗歌主张。　　结语部分对本文观点进行总结，虽说《冷斋夜话》有出现部分不尽完美的地方，但是也蕴藏了珍贵的史料价值和诗学价值。

唐娟
宋词繁荣原因研究述略

期刊

隋唐以来,词体渐兴,至两宋蔚为大观。尽管人们对宋词与唐诗、元曲并列为一代之代表文学的说法有不同见解,但对词体在宋代的繁荣并无异议。但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探讨这一问题的专门性著述甚为罕见,即使某些论著有所涉及,也远远没有达到"全面"而"正确"

崔海正
论梅本古文《尚书》的渊源

期刊

《尚书》是五经中极为复杂的一经,其存在问题极多,尤其是《尚书》源流更是《尚书》学史上纠缠不清的难题,有些问题似乎已成为"死结",作者所论列的梅本古文《尚书》的渊源便是其中"死结"之一。该文在对梅本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的内容作了详细的分析之后,指出二十五篇古文的思想观点与今文《尚书》相比,呈现出惊人的前后一致性,在这种一致性中,丝毫看不出历史演进的轨迹。而且,古文二十五篇所呈现的思想与孟子的思想观点及孟子的历史观极为吻合。作者通过孟子与孔子在诸多方面的对比,并仔细考察了有关孟子的文献记载,以及古文《尚书》流传的历史,指出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出自于战国时期孟子之手的润色与加工。

王蓓[1]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视域下的苏轼作品教学研究

学术论文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全才,其人生内涵的丰富性几乎无与伦比,他通过文字所传达出来的人生体验、人生思考、人生境界,影响了无数后继者人生模式的选择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统编版中学语文教材中选有很多苏轼的作品,学习和研究苏轼选文对于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多采用现代文学批评方法指导苏轼作品的阅读和教学,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则运用较少。本论文试图将传统的文学批评法引入苏轼作品的教学,力求为当下苏轼作品的教学与研究打开一扇新的窗口。本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从中学语文教学面临的新挑战、传统文化教育的时代要求以及古代文学批评视角的新颖性三个方面阐明论文研究的缘起及意义,并梳理有关苏轼作品的学术研究及教学研究现状,为本论文提供研究基础。第一章首先厘清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概念,然后分别从作品体裁、作品内容和助读系统等方面对统编版初、高中语文教材中苏轼作品的选编情况进行了分析。第二章主要以传统文化和语文核心素养为指引,从语言、思维、审美和文化四个维度深入阐述新课程背景下苏轼作品的独特教学价值。第三章分别从教师教学现状、学生学习现状和评价现状三个方面,对当下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在苏轼作品教学中的运用进行调查,指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存在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第四章是针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背景下苏轼作品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教学策略,主要从坚持以意逆志改进批评方法、推崇推源溯流回归文学传统、借重名家评点多元解读品鉴三个层面进行论述。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本论文的一个简要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陈德惠
杜甫《祭远祖当阳君文》探微

会议论文

＜正＞一杜甫的《祭远祖当阳君文》,是他的散文中最著名的篇章。这是杜甫正当30岁时的公元741年（开元二十九年）,在伯夷叔齐曾经住过的首阳山下,祭祀远祖当阳君杜预的文章。对适逢"而立"的杜甫来说,以那样的形式来祭祀祖灵,当算不可忽视的行为。

佐藤浩一

2010-09-01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是真的吗

报纸

一提起成语“卧薪尝胆”，按照惯性思维，人们就会联想到越王勾践，就会联想到勾践辛酸、艰苦的复国大业。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经常用“卧薪尝胆”一语，来表达刻苦自励、奋发向上的决心和毅力。其实，历史上的“卧薪尝胆”事件，并非真的存在。按照传统的说法，“卧薪尝胆”应该发生在春秋时期。而在所有记载春秋史事的史料中，记述最原始，也最为可信的，当推《左传》和《国语》了。但是翻遍这两本书，就会发现其中令人失望甚至产生疑惑的端倪。《左传》在“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以及《国语》在“吴语”和“越语”部分，虽然都详细记述了关于越王勾践的生平事迹，却都没有提及“卧薪尝胆”一事，哪怕是只语片言。这种不约而同的历史记载，让人很是觉得纳闷和不解。众所周知，“卧薪尝胆”是一个合成词汇，是“卧薪”“尝胆”两件事的总称。对于“尝胆”一事，春秋史料一片空白，一直到了汉朝才有了最初的记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越王勾践世家》时，第一次把越王勾践曾“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的事写进了《史记》中，但没有提到“卧薪”一事；东汉学者赵晔在作《吴越春秋》时，虽然也说到勾践“悬胆于户，出入尝之”的事，但仍然丝毫没有“卧薪”的记述。直到唐宋时期，在一些著述性的文字中，才开始出现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的说法。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壮游》诗中曾有“枕戈忆勾践”之句。北宋学者王洙注释此诗称：越王勾践“出则尝胆，卧则枕戈”。南宋初年李纲在《议国是》疏中，曾说勾践“枕戈尝胆以励其志”；在《论使事札子》中又说：“勾践枕戈尝胆，卒以报吴”。戈，在古代是一种兵器，显然不是传说中的干柴硬棒。可见，勾践“卧薪尝胆”的事情，从春秋到两汉，直到唐宋时期，一直没有明确记载。把“卧薪”和“尝胆”两个词语连缀起来，作为一个成语使用，最早出现于北宋文豪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中。苏轼对孙权这个三国风云人物，显然尊崇有加。在那篇游戏性质的书信体文章中，苏轼穿越时空隧道，凭借大胆丰富的想像力，模拟孙权的口吻写道：“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孙权有没有“卧薪尝胆”，《三国志》《汉书》没有记载，就连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小说中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可见，孙权“卧薪尝胆”一事纯属苏轼虚构和杜撰。即使有，也与越王勾践八竿子抡不到一块，毫无相干。不过，苏轼毕竟是苏轼。作为北宋后期的文坛领袖，作为一代名噪半个世纪的大文豪，其文章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由他首创的“卧薪尝胆”字眼也得到了广泛流传。所以，到了南宋时期，曾开、真德秀和黄震等爱国官吏、学者，不能满足南宋的半壁江山，时常追忆越王勾践的英雄事迹，在他们的奏章、著述中，屡次提到勾践有“坐薪尝胆”或“卧薪尝胆”的事，也无非是拿勾践说事，有针对性地从侧面敲打一下一贯懦弱无能的南宋皇帝们。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却说吴王夫差曾“坐薪尝胆”。到了明代学者张溥作《春秋列国论》时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之后，清代历史学家马骕在编写《左传事纬》和《绎史》时，仍然把“卧薪尝胆”之事系于吴王夫差名下。把一个成语典故分别用在两个同一时期、针锋相对的对头身上，这种文字类型的巅峰对决，在历史上实不多见。只是，不少学者还是愿意把“卧薪尝胆”的事情，追加在越王勾践身上。清初大才子吴乘权在编写《纲鉴易知录》时记载：“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蒲松龄在一副流传甚广的对联中也明确写道：“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表达了他对项羽、勾践丰功伟业的无限感怀，和对自己屡试不中、落魄至极的无奈自勉。后来，乾隆时期文学家蔡元放在修订的《东周列国志》中又云：“（越王勾践）累薪而卧，不用床褥；又悬胆于坐卧之所，饮食起居必取而尝之。”这样，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才愈传愈广，一直到今。不少人对于“卧薪”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代，可能不同意。他们认为《吴起春秋》中所记越王勾践“目卧则攻之以蓼”，这种“蓼”菜积聚得多了，就成为“蓼薪”，就是“卧薪”之意。所谓“蓼”，清代学者马瑞辰曾解释为“辛苦之菜”（《毛诗传笺通释》卷六）。他们认为越王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想睡觉（“目卧”），就用辛辣、味苦的蓼菜（“蓼薪”）来刺激眼睛，打消睡意。按照这种说法，“尝胆”是让味觉感到苦，“卧薪”是让视觉感到苦，但把“卧薪”说成睡在硬柴上，那显然是一种误解。自汉代始记的“尝胆”和自宋代才见的“卧薪”，是历史上真有其事，还是出于误传？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还是“卧薪尝胆”？“卧薪”是想睡觉时用“辛苦之菜”刺激眼睛，还是睡在硬柴上磨炼筋骨？要弄清这些问题，看来还颇费斟酌。一个“卧薪尝胆”的中华成语，被历代名人分别附会到孙权、勾践和夫差三个不同人物的名下，并最终被大多数的人普遍“锁定”在越王勾践身上。可见人们对这个历经千年的发展演变，充满褒义、代表赞扬、渴望成功的词汇的重视和喜爱程度。其实，现在看来，“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到底有没有确切的历史典故，究竟发生在哪个历史人物的身上，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已经普遍成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甘落后、自强不息、决心振奋、力图复兴的内在动力。这才是这个被人们争论甚至误解千年的成语，所留给中华民族的无穷财富。据《历史上那些帝王们》

2012-05-25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歌诗”与“赋”之作品著录——论“歌诗”与“赋”之类分原则

期刊

依刘向、班固等之所认知:《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原本应隶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之所以别设'诗赋'一略,是因为其书数量既多,恐有喧宾夺主之顾虑。'歌诗'与'赋'之收录皆是《诗经》苗裔,在继承《诗经》的前提下,刘向、班固等究竟执持什么准据以划分'歌诗'与'赋'?就承续《诗经》的所有创作而论,'歌诗'与'赋'既是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有此方有彼,此无则彼无。考察《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歌诗'类与'赋'类之作品著录收纳,乃是至为根本之重要线索,确切掌握'歌诗'类与'赋'类之收纳原则,则又是明确'歌诗'与'赋'之意义,及界定'歌诗'与'赋'之范围的重要依据,对于后世文体、文类概念与发展都是核心关键。论文首先自《汉志·六艺略·诗》与《汉志·诗赋略》后序内容参照比较出发,考究刘向、班固《汉志·六艺略·诗》对'诗'之认知观念,及追寻《汉志·诗赋略》所以绍承'诗'之理据与元素,继而深细考辨所有《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著录之'歌诗'与'赋'篇目名称性质,分类归纳,探讨厘析二者之间的对应联系,最后旁征参酌《汉书》相关文字论说,冀能明确掌握《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歌诗'与'赋'类之收纳原则。论文发现:'歌诗'以采自民间的代赵之讴,秦楚之风为主,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而相对的,'赋'是言语侍从之臣、公卿、大臣、御史大夫日月献纳,以抒下情而通讽喻的贵游作品;此乃学术源流上对《诗经》采诗观风、公卿献诗的继承,亦是看待'歌诗'与'赋'区分的崭新视角。

陈韵竹[1]
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报纸

【总书记的足迹·光明书屋】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宋代文学家、政治家苏轼的诗文。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引用“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一句，语出《范增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中引用“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一句，语出《稼说送张琥》。作为北宋具有代表性的大家，苏轼的诗文学说无不体现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他身上既凝结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兼综各家学说。其弟苏辙对兄长曾有“（苏轼）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的追述。苏轼留有《范增论》《晁错论》《刑赏忠厚之至论》等政论名篇。在《晁错论》中，苏轼对西汉初年著名政治改革家晁错及其个人命运进行剖析，亦可从中看出其本人的政治哲学：纵使国泰民安的社会，也隐藏着诸多危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若对此视而不见，则家国天下终将因灾祸而不可救。唯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能够挺身而出，为天下犯大难。纵观苏轼一生，经历北宋五位皇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数度被外任、贬谪，却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针砭时弊，敢为天下先。熙宁二年十二月，朝廷下旨，要求开封府减价购买四千余盏灯，苏轼上书劝谏，指出卖灯之民例非豪户，衣食之计望此度日，此举无疑是“与小民争豪末”。足见他时刻将家国天下、百姓民生放于心中。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处江湖之远，为善一方。正因为苏轼深入民间，因此知晓政策法令的利弊得失与黎民百姓的生活疾苦，在执政为官时始终怀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即使在其生活困顿的贬谪时期，亦有诸多利民事迹：被贬黄州时，苏轼见此地民众贫困，有“溺婴”恶习，写信告知鄂州太守朱寿昌民间弃婴杀婴的惨状，建议朱寿昌立法惩治，并对无力养儿的穷人予以救济。献计献策之外，苏轼身体力行，在黄州成立“救儿会”，拟订章程，向富人募捐。虽然生活贫困，但他亦对“救儿会”有所捐助。苏轼被贬惠州时，通过表兄——本路提刑程正辅，解决了驻军缺房与扰民问题。此外，他倡议筑堤建桥，并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教惠州人民使用“秧马”等工具。晚年被贬海南儋州，苏轼有感于当地人蒙昧落后，从思想上开导他们，“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作为传统士大夫，苏轼秉持着入世思想，治国治乱不为空言，却对仕宦生涯超脱看待。其言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亦是自身写照。正是因为这种游于物之外的超脱，才使苏轼在宦海沉浮中始终保持着“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苏轼始终未将仕宦、名利视为人生根本，早年凤翔通判任上，苏轼便作《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认为“人生百年寄鬓须，富贵何啻葭中莩”。晚年被贬岭海，他作“芒鞋不踏利名场”，否定入世是为了功名富贵。其豁达、乐天、超脱的人生态度，对今人依旧有借鉴与参考价值。面临困境时，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报道先生春睡美”的诗人，有着“无所往而不乐”的境界，超越出处生死，宏大广博、率意而为。苏轼其人，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历来为后世文人学者所敬仰，以至于“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者”。早在南宋，苏学便成为一门显学，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至明清两代，苏轼诗文选本更是大量涌现，足见后人的重视与敬仰。先贤已远，苏轼其人其言看似已与现代社会疏离，但其思想吸收了历代先贤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无论是在内容特质、时代价值方面，还是在国际影响方面，都彰显了独特的魅力。新千年伊始，法国《世界报》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公元一千年时代的十二位“千年英雄”，苏轼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对苏轼著作的多次引用，更加彰显了苏轼政治思想、文化内涵、人格魅力在当今时代的重新发扬。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我们应当不断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引领中华文化走向新的辉煌。（作者：司聃，系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讲师）

司聃

2017-11-19
宋徽宗与祥瑞画

期刊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适应性非常强,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个人的血液中。历代统治者利用它为'君权神授'寻找理论根据。百姓信奉它,为自己寻求精神寄托之所。知识分子研究它,为诸多社会现象寻找理论支持。在历代崇道活动中,宋代处于全面活跃时期,宋真宗、宋徽宗两朝,达到狂热程度,道教活动影响到宋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直接的也是道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道教美术,也格外活跃。查阅宋代美术史和其他文献,可以看出,从事道教美术创作的画家之多,道教作品流传之广,道教美术活动规模之大,宋代堪称历史之最。徽宗皇帝集帝王、道士、画家于一身,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流传至今的有徽宗题词画押的绘画作品约有20件,其思想内涵几乎都与道教思想有关,多寓意一种祥瑞思想,有的则直接宣扬祥瑞思想。

李福顺[1]
荆公新学研究的新创获——读《荆公新学及其兴替》

期刊

北宋熙丰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变法运动之一。作为变法主导者的王安石,生前死后,聚讼纷纭。自北宋末年至20世纪上半叶,王安石变法和“荆公新学”均遭到贬低和诋毁,因而其学术地位也一直缺乏公正评价。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此次变法改革,对变法思想的研究也日益深入。《荆公新学及其兴替》(以下简称《兴替》)一书,是新世纪以来荆公新学研究的最新创获。在此略谈读后心得,以期学界同道明审。

王晓薇[1]

到底了

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