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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国际住房与规划联合会第46届世界大会组委会
2004年中国纳米技术应用研讨会组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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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土地资源科学创新与发展暨倪绍祥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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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
Philosophy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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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文苑传》的创立及意义
期刊
在我国史书编纂体例上,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首立"文苑"一传。自此往后,历代史家递相沿袭,影响既深且远。本文略述其得以创立的原因及创立的意义。
刘石[1]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研究
学术论文
《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极其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之一。《老子》一书诞生于先秦，而对《老子》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始于战国时《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二篇。然而真正对《老子》进行完整系统的注解却是始于汉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与有识之士的不断觉醒，当我们纵观魏晋时期的注老作品，便已然发现，魏晋时期的文人学者在《老子道德经》的注释方向上，走上了一条与儒家经典传统完全不同的道路。同时身处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学术转向时期的王弼，便因能纵观其所处时代全局，不再把眼光局限于解老释老的层面，而是竭尽自己所学，将调和化解围绕儒道异同之辩而展开的个人与社会、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冲突作为己任，而颇具一代志士文人的风范。王弼也在自己短暂的人生中完成了一系列解老注老的经典著作，并通过自身的学术创作与贡献开创了魏晋玄学的时代新风，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经典文本，《老子道德经》言简意赅，辞约义丰，给予了当时学者及后世文人极大的发挥空间，历代学者对《老子道德经》的诠释成果亦是可圈可点。学者在给《老子道德经》作注及进一步释义的过程中，往往会结合自身所处的时代及社会现实，在对经典文本做出基本诠释的基础之上，阐述自己的学说，亦或建立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本文便是依据由王弼作注、楼宇烈先生校释的《老子道德经注校释》本，通过对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中具体文本内容的分析，结合《老子》原文来具体分析王弼在注老过程中所持的重要观点及独特思路的。同时也结合王弼基于对《老子》原文的理解所阐发的经典论述，来进一步了解《王弼》在注老方面的独特眼光与宏阔格局，同时揭示王弼注老之真正动机，挖掘其注本深远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 文章可分六大块进行论述，分别为绪论部分、正文三章及结语部分。 第一章对流传于历代的《老子》注的成书情况及版本内容进行简要梳理，同时对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本产生的原因、时代背景以及同时期有识之士展开的积极性探索进行概述。 第二章以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本为论述核心，结合《老子》原文，展开对“道”、“有无本末”观的阐发，最后结合以上文本内容的分析，对王弼注本思想中所体现出的“本末”论进行一个总结性的论述，为下一章节“自然”与“名教”关系的论述埋下伏笔。 第三章围绕王弼如何调和自然与名教二者间的关系为中心来进一步展开论证。以王弼注老真正动机为出发点，深入论述著作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并结合本章中心环节的论述，以“本末不离”、“体用不分”等观点深入论证“自然”与“名教”二者的真正关系。 结语部分简述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本的历史影响。通过与不同时期的注老大家进行简要的对比分析，总述王弼注本的独特性与历史深远性，同时对整篇文章的整体思路及中心论点进行简要整理与归纳。
黄倩
苏轼《雨中花慢》(嫩脸羞蛾)写的就是朝云
期刊
苏轼《雨中花慢》(嫩脸羞蛾)究竟为谁而作?作于何时?至今仍是一悬案。其实,此词写的就是苏轼侍妾王朝云。有何凭证?我们先看全词:嫩脸羞蛾,因甚化作行云,却返巫阳。但有寒灯孤枕,皓月空床。长记当初,乍谐云雨,便学鸾凰。又岂料,三春桃李,一夜风霜。丹青□画,无言无笑。
周云龙
荀子乐论研究
学术论文
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其思想观点深邃广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乐论在荀子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荀子》一书中有独立的关于“乐”的篇章，即《乐论》。荀子在《乐论》篇章中对“乐”的内容和功能做了详细的阐述和论证，完整地论述了“乐”的思想理论。 荀子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阐述乐论的哲学家。荀子所作的《乐论》有其理论渊源，作为早于《荀子》一书出现的郭店楚简，在一定程度上为荀子乐论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来源。荀子的乐论与先秦儒家孔子和孟子的乐论有所不同。孔子主张“以乐辅礼”，他从仁爱的角度在其礼乐主张中阐述了乐论思想。孟子以人性本善为基础，倡导“与民同乐”的思想，主张以“乐”来达到人格的完美和人性的完善。相比孔、孟的乐论思想，荀子的乐论体系和逻辑更为完善，自成一体。荀子的《乐论》以反对墨子的“非乐”为基调，比较了“雅乐”与“俗音”的利害关系，分析了礼乐文化中“乐”与“礼”的异同，论证了“中和思想”与“天下齐一”的治国之道。乐论中的“乐”从狭义到广义，从微观到宏观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荀子的乐论不仅探讨了狭义上的“乐”，还阐述了广义上的“乐”与伦理和治国的关系，这是荀子乐论中一个新的重要维度。从伦理方面来讲，“乐”可以引导人的情欲，改善社会习俗;从国家治理层面来讲，“乐”的施行为“成仁”“兴礼”“致和”等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性。“乐”可以教化百姓，促进社会安定。荀子认为通过对“乐”的推行和实施，可以使国家社会处于一种“天下皆宁，美善相乐”的状态，为此他做了详细的理论论证与总结。 荀子的乐论对于人的性情的培养、陶冶，对于社会习俗、伦理纲常的约束和改变，对于礼乐政治的探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今我国处于一个全新的社会变革时期，从先贤哲人的思想中获得补给社会的养料，探讨其理论价值对于人伦教化以及国家治理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尹泽钰
孟子的诠释方法及其应用
会议论文
子“圣贤易地则皆然”的真知灼见中，我们可以透视出一种以直觉为依托的诠释方法，这种诠释方法鲜明地展现在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及“知人论世”说中。不仅如此，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方法及“知言”说均可以被视之为诠释方法，而且其诸种诠释方法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可以被整合为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在诠释《诗》《书》等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孟子普遍运用了其诠释方法。
李凯
2006-04-25
苏轼风格学研究的新开拓－－读《两宋文学史》
期刊
蒋淑贤;马西村
君子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苏轼《宝绘堂记》
期刊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四十二岁的苏轼从密州太守移知河中府,一路先到青州,再到济南、郓州,快到汴京时,弟弟苏辙出京迎接他。走到陈桥驿时,苏轼得知改任徐州太守,且有旨不得进京,便一时借住在汴京郊外的范镇东园。三月一日,友人王诜约他在四照亭宴饮。王诜,字晋卿,太原人,其祖父王全斌曾在北宋初年任安国军节度、忠武军节度、西川行营前军都布署等职。率兵伐蜀功成而失于对军士的约束,被贬崇义军节度观察留后数年,后在武宁军节度任上病逝。
阮忠[1]
试论杜甫诗歌对庾信诗歌语言艺术的继承与发展——以五言诗为例
学术论文
杜甫作为“尽得古今之体势”（秦观《韩愈论》）的集大成的诗人，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在他一生评论过的80个作家之中，得他赞誉最高的前代诗人是庾信。相似的生活经历使杜甫成为庾信的异代知音，庾信的创作也多方面启发了杜甫。前人关于二人的命运遭际、诗歌境界等方面多有论述，其间或有杜甫师法庾信之诗例，然对二者诗歌语言艺术上的关系揭示不多或语焉不详。本文以五言诗（杜诗863首，庾诗225首）为研究对象，着力探讨杜甫在诗歌语言艺术方面对庾信的继承与发展，分别从用字遣词、结构句式和语言风格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庾信在遣词用字、结构句式上给了杜甫足资借鉴的范本，杜甫在学习庾信组词成句之法的同时，能自成一格，且多有创见，在继承庾诗的基础上将其发扬光大。杜甫在组词成句上师法庾信，决定了其整体语言风貌与庾信的一致，两者皆呈现“清新”、“老成”之风。这种相似既是杜甫师法庾信之佐证，也是其效法之结果，更是两者作品精髓之所在。
傅晓琴
浅谈文化意象的传递与误译—以苏轼诗词英译为例
期刊
文化意象是凝聚着各民族智慧和历史文化的一种文化符号。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往往会形成独特的文化意象。本文以英语世界具有代表性的苏轼诗词译本为例，探讨文化意象在译介过程中的扭曲、失落、变形和误译，并分析原因和对策。
许磊[1]
屈原与尼采悲剧精神比较研究
学术论文
本文以悲剧精神为联结点来分析屈原和尼采悲剧精神的异同。屈原和尼采虽相隔两千余年，看上去毫不相干，但回顾他们的一生却发现其中有许多共同点。屈原和尼采都为自己的出生而骄傲自豪，这对他们心理及人生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尼采身上的贵族主义倾向就可能看出来。这种自豪的身世滋养了屈原对美的渴求，尼采对审美人生的期望。伟大的人物注定孤独，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杀的诗人，当然屈原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的自杀，他所遗留下来的《楚辞》开启了中国文学新的源流，是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作品。在屈原之前虽已有《诗经》传之于世，但是那是集体作家的结晶，单篇作品大多没有作者，而且篇幅大都短小，因此之故梁启超认为屈原是“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欲求表现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要研究屈原。”作为哲学家，尼采也是孤独的。尼采一生的爱好就是音乐，曾经写过不少音乐作品，然而他没有成为音乐家却做了哲学家。大概是因为他的音乐作品实在是不佳“尼采的朋友、著名音乐家和指挥家冯?布洛就干脆劝他放弃作曲。”在屈原和尼采的有生之年很少能被他人所理解，他们就是两匹孤独之狼行走在历史的草原上。 太阳崇拜是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存在于人类的发展史上，楚地和古希腊当然属于这种太阳崇拜的体系之中。《楚辞》中所涉及到高阳、羲和等人物都是太阳神的化身，古希腊中的太阳神阿波罗已是风靡全世界的明星，同时也是艺术家笔下钟爱的形象。作为太阳崇拜体系中的成员，两种太阳神根生于不同的文化，但也具有其相似性。人类对太阳的认识又和人类时间观念的形成有密切联系，时间观念又是死亡恐惧形成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太阳象征着几乎一切美好的事物，人们对太阳的长期渴望在人类的心里形成了一种情结，浸入到每一个个体的心中。屈原身上就沾染了太阳的气质，他对美和光明有着强烈的渴求，这渴求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外在之美丽容颜，内在之修能。除此之外，《楚辞》诸多地方所体现出来的虚幻场景也是屈原日神精神的体现形式之一。这种美的形式既是真实的，更具有幻象的性质在里面。尼采认为在古希腊的日神阿波罗的光芒下所照耀的一切形象同样也是作为幻觉而存在。日神所遵循的原则便是个体化原则，要适度，这实际上是对人的一种束缚，因为在尼采看来人的生命力是无限膨胀的。即便如此，古希腊人也还是需要日神，日神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梦，古希腊人造梦方面的高手，他们需要这梦，这梦就是他们的保护伞，可以让他们躲避风雨。尼采不仅有哲学上的梦，也有文化上的梦、政治上的梦，这从便是德国的复兴统一。《楚辞》，但却没有呈现出“适度”的倾向，因为所谓飞天神游之类的浪漫幻想是儒家所不提倡的。在梦这一方面，屈原虽常常做，但大部分是受阻的，即使不受阻如庄子那样逍遥游，也是透露着丝丝的悲观气息在里头。尼采认为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日神幻觉下的梦具有较多的积极因素。 与悲剧精神形成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元素就是酒神，而酒神崇拜与太阳崇拜一样是整个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楚地巫风盛行，又因楚人嗜酒，所以战国时期的楚地显得与他国不同。 关于这些记载见诸各种典籍之中。楚人在他们的嗜酒、信巫的风俗传统及他们的神话传说中表现出的是一种生命的狂放不羁和浪漫热烈，他们表达出了对生存的欲望，以及在遭遇苦难时中出现的日神形象虽然有的来自于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原地区的顽强抗争意识，这一切都是对生命的热爱和肯定。在古希腊，有着著名的酒神节，狄奥尼索斯死而复活多灾多难，人们在节日上借着葡萄酒的麻醉作用体会着酒神的痛苦与欢乐，在节日上肆无忌惮的放纵狂欢。不论是楚国的众多祭祀还是古希腊的酒神节，都是生命力量的体现，是人活着的实在感的体现。《楚辞》中之《九歌》就集中描写了祭祀的盛大场景，这是楚国巫风酒气之体现，当然更重要的是屈原精神上酒气的体现。醉酒之人常常口出狂言，屈原并非生理上醉酒之人，但却是以一个狂者的姿态出现在众人眼中。屈原之醉态不仅表现在他的狂者姿态中，他热烈的情感也是他醉的表象，若没有如此深情，又何以痛哭流涕。尼采从古希腊文化中拣中了狄奥尼索斯，并自诩为狄奥尼索斯的弟子，认为精神上的醉是十分必要的。屈原和尼采同醉同狂，但是屈原更多的是偏向于放浪形骸，尼采的醉更多的偏向欢及喜。在两者的醉境中，屈原的醉掩面流涕是沉痛的，尼采的醉虽也有沉痛成分在其中并伴之欢乐歌舞，但它有让人醉后平静的渲泄功效。 那么，太阳崇拜和酒神祭祀得以存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简言之，来自于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而这也是痛苦产生之源，太阳崇拜和酒神崇拜的存在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两者对人生痛苦的体验是十分真切的，在屈原对美的追求下所隐藏的是来自于遭到现实世界遗弃的痛苦和时不我待之伤春悲秋叹老的感伤，对一切美的渴望正是为了抵抗这种时空所带来的恐惧和痛苦。尼采认为古希腊的日神存在的原因是为了掩盖人生的痛苦，让人生看上去华美并因此值得一过。当屈原发现自己的所追求的美并不周于今之人，当古希腊人在酒神的挑畔下直面日神背后的真实人生时，他们应该怎样应对？屈原发出天问，上下求索，他的志向在这不合世道中更加坚定;古希腊人则干脆将与痛苦为伍，在其中获得欢乐，这也是尼采所提倡的悲剧精神。在悲剧的情感品质上，屈原和尼采却风格迥异。屈原之愤、忧、哀、伤与尼采之力量感与欢笑，犹如乐曲曲式上之小调与大调给人带来完全不同的情感。 然而，屈原还是自杀了，尼采还是疯了。对于自杀，尼采认为人应该掌握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由别的什么人或什么理念来决定自己的生死，死亡应该由自己来决定，并在恰当的时候选择死亡，“当不能骄傲地活着时，就骄傲地死去。自愿选择的死，适时的死，心境澄明而愉悦，……一个人应当出于热爱生命而希求另一种死，自由，清醒，并非偶然，并非猝不及防……”屈原和尼采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真的猛士”，他们不仅赋予人生价值和意义，并且敢于直面人生的痛苦,“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屈原和尼采的悲剧精神因其自杀和发疯显得更加光辉亮丽。
郭梦君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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