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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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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文的研究

期刊
再论苏轼学陶“固穷节”的文化内涵──兼谈陶渊明与苏轼理想人格模式

期刊

本文认为，陶渊明是“十分自觉”的主动趋穷，苏轼是因卑鄙凶恶的小人围攻迫害致穷；苏轼晚年在困顿中，接受陶渊明“国穷节”的深刻影响，调整心境和行为方式，获得了人生与文学的双丰收；文章进而揭示了陶、苏二公在背逆情境下的人生选择及其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人格模式。同时，该文对陶学研究上的“陶渊明以诗文传世思想”提出了商榷意见。

梅大圣[1]
《左传》中的副词“又”、“亦”、“复”

学术论文

《左传》是上古汉语的代表性文献，本文选取其中三个副词“又”、“亦”、“复”作为研究对象，首先考察它们各自所出现的句法环境和语义背景，再分析其语法特点，在此基础之上，最后对它们的语法意义做出描写。本文完成了以下几项工作:　　1、区分出“又1”、“又2”和“又3”。其中“又1”是基本用法，它用在后句中表明同一主体在後句中的动作行为和前句中的动作行为具有相同性这一关系。“又2”一般用在反问句中，出现在“又+何/焉/焉用/焉能/可以/可/谁+V”格式中。“又3”是指“又何求”结构中的“又”。它从“又2”发展而来，但它所在的句子不再表反问，而是表“既然/如果获得前句所示的状态/结果，还要什麽呢”即别无所求的一种意义。　　2、区分出“亦1”、“亦2”和“亦3”。其中“亦1”为基本用法，它出现在后句中(1)表示后句中主语和前句中主语（不同）分别实施的两个动作行为具有相同性这一关系;(2)或表示后句中主语和前句中主语（相同）分别实施的两个动作行为具有相同性，同时，或动作支配对象、或发生地点、或条件小句、或补充说明成份则不同。“亦2”所在的后句和其前句在语义上是转折关系。“亦3”所在後句中的谓语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和其前句中谓语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不仅相同，而且在时间上有延续性。　　3.区分出“复v”、“复v”的虚化和“复adv”三个大的演变阶段，并梳理了三者之间的发展关系。首先讨论了“复v”的五个发展阶段。其次分析了“复v”虚化阶段的一些特点。然后依据若干句法标准并结合语义表现把一些“复”界定为副词，并讨论了这些“复adv”所出现的句法环境、语义背景，以及它自身所表现出的语法特点。此外，还比较了它和“又1”之间的异同。最后对“复adv”的语法意义做出描写，即“复adv”一般出现在後句中，表示其后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是前句中动作行为的再次发生。如果这一动作行为具有经常性特点的话，则它也可以不出现在前句中。

胡泊
王涣之与米芾：诗书文人的君子之交

报纸

特约撰稿人毕建国王涣之（1060—1124），字彦舟，常山县新昌乡章舍人，王介第四子，北宋元丰二年（1079）登进士甲科。曾任杭州教授、上颖知县，升任给事中、吏部侍郎，授宝文阁直学士。后因病调至安徽亳州，任明道官提举。宣和六年（1124）病故，终年65岁。涣之生性淡泊，恬于仕进，常言：“乘舟常以覆溺处之，乘车常以颠坠处之，仕宦常以不遇处之，则无事矣。”米芾（1051—1107），原名米黻，字元章，北宋书法家、画家。宋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是“宋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一，其书体潇洒奔放，又严于法度。《宋史·文苑传》载：“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飞，得王献之笔意。”王涣之与米芾同朝为官，志趣相投，彼此间有着亲密的交情往来。现以米芾的诗文书帖为据，对两人关系进行粗浅地分析和梳理。寻晋帖奇石，渐成至交北宋元丰二年（1079），19岁的王涣之荣登进士榜，先后在杭州、越州等地任教授。而此时年长王涣之9岁的米芾，已是颇有知名度的书画家了，并与当时达人显贵多有交识。如元丰五年（1082）米芾结识了苏轼，相互赠送书帖画卷（易苏民《三苏年谱汇证》有载）；另据米芾《宝晋英光集》自述：“盖仆元丰六年（1083），赴希道金陵从事之辟，会公（王安石）谪居，始识公于钟山。”期间，王安石对米芾的书法造诣大为褒奖。从现存史料来看，王涣之与米芾结识，书帖和奇石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自元丰五年（1082）起，米芾开始留心寻访晋人法帖，两年后，即从收藏家苏激处换得了王献之的《中秋帖》。元祐元年（1086）开始撰写《宝章待访录》,当年八月成书。该书之《王右军书家谱》云：“右在山阴县王氏家，越州教授王涣之以书抵某，具言有此书。”米芾把王涣之帮助寻帖的事写入《宝章待访录》中，可见，在元祐元年（1086）之前，王涣之同米芾已经结识，且关系密切，曾经为米芾寻找王羲之书帖提供过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米芾《书史》还记载了一件趣事：“余同王涣之饮于李氏园池，阅书画竟日未出，此帖（谢安帖）枣木大轴，古青藻花锦作褾，破烂无竹模。晋帖上反安冠簪祥古玉轴，余寻掣掷枣轴池中。拆玉轴，王涣之加糊共装焉，一坐大笑。”说是淳化年间（990-994），米芾与王涣之相约，到驸马都尉李玮家鉴赏书画，两人看了一整天都不愿出来。其中，米芾见无价之宝———“谢安帖”装裱破损，未经主人同意，竟然便与王涣之将它拆卸，重新裱糊了，事后还开怀大笑，引为乐事。两人志趣相投，到淳化年间已经达到如此地步。米芾爱石成癖，若遇奇石则称“兄”，跪地膜拜，很是痴颠，因而人称“米颠”。而宋代时期，常山“巧石”名扬天下，还受到了宋徽宗赵佶的极力推崇。据庄绰《鸡肋编》记载：宋徽宗“始爱灵璧石，既而嫌其止一面，遂远取太湖，然湖石粗而太大，后又撅于衢州之常山县，其石皆峰岩清润，可置几案，号为‘巧石’”。作为狂热的奇石爱好者，米芾肯定不会错过常山“巧石”。王涣之是常山人，米芾极有可能通过他收集常山巧石。这在米芾的诗《送王涣之彦舟》中可以得到印证:“……襄阳野老渔竿客，不爱纷华爱泉石。相逢不约约无逆，舆握古书同岸帻……”米芾在这首送别诗中提及两人性格爱好颇为相仿，还专门提及自己“爱泉石”、相逢相遇等，可以想象，两人以奇石为媒介，情意渐深，也是非常自然的。书传世美帖，畅叙心迹米芾所撰的《宝晋英光集》卷三《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诗云：“我生辛卯两丙运，今岁步辛月亦然……我识翰长（蔡京）自布衣，论文写字不相非……”米芾在该诗帖中，把自己的出生年月、家庭背景和交友情况等和盘告诉王涣之，表明了他对王涣之的真诚和信任。据曹宝麟先生《米芾〈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本事索隐》一文考证，该诗帖书于元祐二年（1087）。可见，王涣之同米芾之间的友好和信任，在元祐二年已经相当稳固。米芾书写的《蜀素帖》亦称《拟古诗帖》，被后人誉为中华第一美帖，或称为“天下第八行书”,墨迹绢本,纵29.7厘米，横284.3厘米。米芾在上面共书自作诗八首，其中压轴一首即为《送王涣之彦舟》，“集英春殿鸣梢歇，神武天临光下澈。鸿胪初唱第一声，白面王郎年十八……”，卷末款署“元祐戊辰（即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溪堂米黻记”。这其中，又有一个故事，“蜀素”是北宋时四川造的质地精良丝绸织物，上织有乌丝栏，制作讲究。有个叫邵子中的人把一段蜀素装裱成卷，以待名家留下墨宝，可是传了祖孙三代，竟无人敢写。此卷经宋代湖州郡守林希收藏二十年后，一直到北宋元祐三年（1088）九月，米芾应林希邀请，结伴游览太湖近郊的苕溪，林希取出珍藏的蜀素卷，请米芾书写。米芾才胆过人，当仁不让，一口气写了自作诗八首，均是当时记游或送行之作。《蜀素帖》现珍藏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馆。《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与《送王涣之彦舟》两首诗，洋洋洒洒六百余字，字里行间洋溢着米芾对王涣之的真切感情。可见，王涣之同米芾之间，至元祐初年已经情同手足。寄诗文书札，情谊醇浓王涣之、米芾之间的朋友情谊，自始自终有增无减，可惜王涣之的书稿尽失，许多细节详情无从查证。然而，他们彼此的相互关心和扶持，在米芾寄给王涣之和他人的诗文书札中可见一斑。王涣之与米芾交情匪浅，两人一直有不间断的诗文唱和交流。据米芾《宝晋英光集》载，米芾致王涣之的诗文除了上述的《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和《送王涣之彦舟》以外，还有三首，分别为《将行戏呈彦楚彦昭彦舟》《和王彦舟》《呈王彦舟》，诗中着重体现了友人间探讨人生、理想、志趣等细节。如《呈王彦舟》:“吏日虽云冗，逢休乐有余。山林三面胜，图史一斋虚。炼药惊衰早，逢人话索居。倾囊收剡楮，待着鹿门书。”该诗描述了米芾忙里偷闲，自得其乐挥洒书毫的情境。米芾提及王涣之的书札字帖则更多，这里筛选几幅，略加说明。《宠临帖》，为米芾致关景仁书札，作于元祐七年（1092）七月。书札云:“昨日特承宠临，属王氏兄弟饭，遂阻于门迎。”据此帖内容及相关史料记载，帖中的“王氏兄弟”系王汉之、王涣之两兄弟。由此可知，至元祐七年七月，王涣之同米芾一直保持亲密往来。《私居帖》，为米芾致张恕书札，作于崇宁二年（1103）腊月。书札云：“彦舟去后，不闻左右动静，乡（向）风永怀，不能已已。”这里的“彦舟去后”是指王涣之因党争解职，从知广州改知舒州。此帖为当时米芾在润州，彦舟犹在舒州。可见，在王涣之被解职以及改知舒州期间，米芾一直对他挂念在心。《雨应帖》，为米芾致江通书札，时间不详。书札云：“芾顿首。雨应，想佳快。彦舟桶炉遂相赠，吾友炉何不至也？思企思企。芾顿首。济道老兄。”帖中提到，因为天气湿冷，王涣之特地赠送米芾桶炉，用以祛湿防寒。这是好友之间关心照顾、体贴入微的一个侧面证明。米芾感动至深，于是在信札中向好友提及炫耀。《广帅帖》，为米芾致王涣之书札，作于大观元年（1107）之初。书札云：“大观二十五日瑞墨斋告（假）中，芾皇恐顿首上启，广帅内阁侍郎台坐。递中拜教，审神相岂弟，台候万福。芾衰老，十日九假，旦夕丐襄阳，是为画绣。我公久淹外，谁肯引手？盖科名物望，高来则无着处。可依元度乞越，自安佳也。老友无隐，不备。芾顿首再拜。”。王涣之自崇宁初（1103）被贬，至此已历多年，自感衰老的米芾，仍然牵挂着王涣之“久淹外，谁肯引手？”同时安慰老友，建议向上乞求告老还乡，安度岁月，可谓是关怀备至。《经略帖》，为米芾致王涣之书札，作于大观元年（1107）六月。书札云：“芾顿首再拜。经略内阁侍郎台坐。夏序顿懊，恭惟神明相佑，台候动止万福。不审几日入部？南华韶石必闻疑韵，杜甫叫者公亲见之，殊为奇胜。颖叔长编，叙峤外胜概，真可乐也。何为参侍？珍重珍重！芾。”由此帖可知，王涣之摘录了蒋之奇（颖叔）刻在岭峤的诗文，寄送予米芾；米芾则依旧牵挂着王涣之的命运走向，期盼皇上诏书早日下达。米芾在临终前，依然与王涣之保持着书信往来和讯息交流。两人关系之密切，显而易见了。俗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王涣之与米芾之间真诚坦荡、朴实无华的朋友情谊，充满了文人雅士的书卷气息，清香悠远，绵延久长，真是令人心生向往。

2016-07-13
中晚唐诗词名篇别解四则

期刊

(一)刘禹锡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其中“沉舟”、“病树”是作者自指而非指斥他人;“千帆”和“万木”则是指作者所酬赠的对象,也就是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生力量而不是以之讽刺新贵。(二)白居易名句“幽咽泉流水下滩”,自段玉裁、陈寅恪提出应为“幽咽泉流冰下难”后,多数学者信从,其实,此句仍应为“水下滩”。理由之一,是泉水不结冰;理由之二,作为长篇歌行,其音节、格律可较自由,不必改为与前句之“花底滑”“属对工绝”的“冰下难”;理由之三,由白居易亲自编订、元稹作序、后人与宋版校过的善本《白氏长庆集》、《白香山集》等均作“水下滩”。(三)李璟尝诘问冯延巳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冯回答说:“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生寒’也”。学者以为冯句胜于李句,冯的回答是“媚人”、“答非所问”。其实不然。因为李句之所出的《摊破浣溪沙》一词寓有社稷之忧,而冯句之所出的《谒金门》则只是一首宫怨词。两人的对话是君臣相知、休戚与共的表现,冯回答得体而非“媚人”“答非所问”。(四)李煜的《乌夜啼》,非多数学者所认为的是其后期表达亡国之痛所作,而应是其前期悼念爱妻周宪的一首悼亡词。

陈祖美[1]
浅论李白诗歌的时空描写艺术

会议论文

＜正＞世上的任何事物离不开时间和空间,抒情诗也常常要涉及时间空间。李白以前的诗人,在时间空间的描写艺术上作了不懈的努力,李白继往开来,在诗歌创作中,运用了丰富多样的时空描写艺术手法,值得认真研究。李白特别善于运用时间的变化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他在《长干行》中,通过过去、现在、将来三层时间的变化,巧妙地

张瑞君

1990-09-01
陶渊明的人格和诗品

期刊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他是晋宋时代著名的诗人、辞赋散文家。陶渊明的人格和诗品,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敬仰。他的诗,可以说是他的人格的焕发;而他的人格则蕴含在一首首感人的诗篇中。梁萧统指出:陶渊明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孰能为此乎?”(《陶渊明集序》)宋代苏轼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者,贵其真也”。

张羽[1]
苏海泛舟风月无尽藏东坡

报纸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中国文化史上，出色的文人雅士历朝历代皆有，但偏偏是苏东坡，不仅凭借过硬的诗、书、文、画等业务能力跻身于“千古风流人物”之列，还总是在现代人回忆起时，颇觉亲切。但我们对于苏轼的认识，更多的也只是停留在他的才情与做官的坎坷上，至于苏轼为什么会成为苏轼，却鲜少有人知晓。今天是苏轼逝世921周年。晨报特推出“苏海泛舟”书单，让我们看看他直面生活悲喜的精神气力，深入理解这位“千古风流人物”背后的丰沛人生。《苏轼的诗词人生》作者：王晨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本书从文人笔记和苏轼的诗词文章、奏疏书信等史料出发，兼采今人观点，试图将苏轼的才情与悲喜通过其人生经历、宦海浮沉来呈现。该书以诗词证史，亦以史料来诠释诗词，着重厘清了熙宁变法、乌台诗案、元祐更化、绍圣绍述这些重大事件中，苏轼的个人遭遇以及其间的前因后果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真历史”中还原了一个“真性情”的苏轼。《苏轼十讲》作者：朱刚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苏轼一生“如鸿风飞，流落四维”，仕途几经浮沉，一代文坛盟主的影响力却未见消减；与禅门僧人、方外道士过从甚密，兼采佛道之修养；壮浪纵恣于儒释道三家思想，其心灵世界博大宏丰，兼擅诗、词、文与书法、绘画，乃至经学、史学、医药、水利等，在众多领域达到一流水准；最后“湛然而逝，谈笑而化”，走向最好的生命完成。苏轼可谓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本书以十个主题串联苏轼的生命历程，并将苏轼置于历史与文化的洪流中，上下观照，在作品与文献中捭阖出入，并作精妙讲解，一部披沙拣金的“苏轼新传”粲然可见。《苏轼选集》《作个闲人：苏东坡的治愈主义》作者：苏轼、王水照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苏轼为北宋杰出大作家，才赡学富。本书选苏氏诗、词、文各体代表作品，注释翔实，考据详确，颇具学术性，为近年来罕见之优秀选本，对欣赏、研究均有价值。末附《东坡先生年谱》，久已佚失，从日本复制，价值极高。王水照，男，浙江余姚人，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出版有《唐宋文学论集》《苏轼论稿》《苏轼其和和文学》等著作。作者：费勇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虽然苏东坡和我们处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身份，但他和我们一样要面对普通人的烦恼、人生的不确定和命运的无常。他也痛苦过、迷惘过，甚至绝望过，但最终却用一颗旷达的“闲心”守住了心灵的空间，消解了所有的磨难，活得快乐且通透。本书以苏东坡的人生经历为经、诗词文章为纬，勾勒出苏东坡丰富而坎坷的一生，提出了“作个闲人”的生活哲学。《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本书讲述的苏东坡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性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林语堂一代国学大师，曾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著有《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等作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作者：祝勇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本书从十个侧面——入仕、求生、书法、绘画、文学、交友、文人集团、家庭、为政、岭南，书写了苏东坡一生的经历。他的文学艺术，牵动着人世间最凡俗的欲念，同时又代表着中国文化最坚定的价值。在呈现苏东坡人生脉络和生命际遇的同时，作者选取故宫收藏的宋元明三个主要朝代的艺术藏品，由书、画及人，把苏东坡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史联系起来，由苏东坡个体的人生去反观他所处的时代。不单是苏东坡的个人传记，更书写了整个宋代的精神文化风貌。·苏轼与余杭·苏东坡两度任职杭州，对杭州近郊的径山一往情深。宋熙宁五年八月，他第一次上径山，写下气势磅礴的《游径山》一诗，下山回杭州后，又写下《自径山回，得吕察推诗，用其韵招之，宿湖上》。次年八月，他第二次上径山，写下《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和《汪覃秀才久留山中，以诗见寄，次其韵》。回杭州后，写下追忆游山过程的《再游径山》一诗，以及《初自径山归，述古召饮介亭，以病先起》和《与周长官、李秀才游径山，二君先以诗思寄，次其韵二首》。此后，他调离杭州，在外地又写下《次韵答开祖》《次韵杨次公惠径山龙井水》《送渊师归径山》三首。临终前，又有《答径山维琳长老》一诗。苏东坡与径山的亲密交往，体现了这位大文豪对径山情有独钟。苏东坡的径山诗中，最著名的是《游径山》一诗。他站在径山之巅，看天目山连绵不断的山势，像一群野马奔来，把景象写得十分雄伟。他在《再游径山》中吟道：“含晖亭上望东暝，凌霄峰头挹南岳。共爱丝杉翠丝乱，谁见五芝红玉琢。”短小精道，将径山的高耸俊秀描述得美不胜收。澄慧禅师一度打算离开径山寺，将想法告诉苏东坡。苏当时在湖州任知州，写诗赠澄慧，开头四句是“我昔尝为径山客，至今诗笔余山色，师住此山三十年，妙语应须得山骨。”经苏东坡婉言劝说后，澄慧留守径山，坚守菩提，直到终年。苏东坡六十五岁那年，结束在海南岛的流放生活，途经常州时病在旅社。径山寺住持维琳禅师闻讯赶到常州探望。苏东坡大为感动，写诗作答：“与君皆丙子，各己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其乐观超脱的精神始终在他的诗句中流淌。

2022-08-24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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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按照传统的说法，卧薪尝胆一事应该发生在春秋时期。而在所有记载春秋史事的史料中，记述最原始，也最为可信的，当推《左传》和《国语》了。《左传》在“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以及《国语》在“吴语”和“越语”部分，虽然都详细记述了关于越王勾践的生平事迹，却都没有提及卧薪尝胆一事，哪怕是只语片言。一提起成语卧薪尝胆，按照惯性思维，人们就会联想到越王勾践，就会联想到勾践辛酸、艰苦的复国大业。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经常用卧薪尝胆一词来表达刻苦自励、奋发向上的决心和毅力。其实，历史上的卧薪尝胆事件并非真的存在。按照传统的说法，卧薪尝胆应该发生在春秋时期。而在所有记载春秋史事的史料中，记述最原始，也最为可信的，当推《左传》和《国语》了。但是翻遍这两本书，就会发现其中令人失望甚至产生疑惑的端倪。《左传》在“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以及《国语》在“吴语”和“越语”部分，虽然都详细记述了关于越王勾践的生平事迹，却都没有提及卧薪尝胆一事，哪怕是只语片言。这种不约而同的历史记载，让人很是觉得纳闷和不解。众所周知，卧薪尝胆是一个合成词汇，是卧薪、尝胆两件事的总称。对于尝胆一事，春秋史料一片空白，一直到了汉朝才有了最初的记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越王勾践世家》时，第一次把越王勾践曾“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的事写进了《史记》中，但没有提到卧薪一事；东汉学者赵晔在作《吴越春秋》时，虽然也说到勾践“悬胆于户，出入尝之”的事，但仍然丝毫没有卧薪的记述。直到唐宋时期，在一些著述性的文字中，才开始出现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的说法。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壮游》诗中曾有“枕戈亿勾践”之句。北宋学者王洙注释此诗称：越王勾践“出则尝胆，卧则枕戈”。南宋初年李纲在《议国是》疏中，曾说勾践“枕戈尝胆以励其志”；在《论使事札子》中又说：“勾践枕戈尝胆，卒以报吴。”戈，在古代是一种兵器，显然不是传说中的干柴硬棒。可见，勾践卧薪尝胆的事情，从春秋到两汉，直到唐宋时期，一直没有明确记载。把卧薪和尝胆两个词语连缀起来，作为一个成语使用，最早出现于北宋文豪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中。苏轼对孙权这个三国风云人物，显然尊崇有加。在那篇游戏性质的书信体文章中，苏轼穿越时空隧道，凭借大胆丰富的想象力，模拟孙权的口吻写道：“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孙权有没有卧薪尝胆，《三国志》《汉书》没有记载，就连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小说中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可见，孙权卧薪尝胆一事纯属苏轼虚构和杜撰。即使有，也与越王勾践八竿子打不到一块，毫无相干。不过，苏轼毕竟是苏轼。作为北宋后期的文坛领袖，作为名噪半个世纪的大文豪，其文章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由他首创的卧薪尝胆字眼也得到了广泛流传。所以，到了南宋时期，曾开、真德秀和黄震等爱国官吏、学者，不能满足南宋的半壁江山，时常追忆越王勾践的英雄事迹，在他们的奏章、著述中，屡次提到勾践有坐薪尝胆或卧薪尝胆的事，也无非是拿勾践说事，有针对性地从侧面敲打一下一贯懦弱无能的南宋皇帝们。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却说吴王夫差曾坐薪尝胆。到了明代学者张溥作《春秋列国论》时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之后，清代历史学家马骕在编写《左传事纬》和《绎史》时，仍然把卧薪尝胆之事系于吴王夫差名下。把一个成语典故分别用在两个同一时期、针锋相对的对头身上，这种文字类型的巅峰对决，在历史上实不多见。不过，不少学者还是愿意把卧薪尝胆的事情追加在越王勾践身上。清初大才子吴乘权在编写《纲鉴易知录》时记载：“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蒲松龄在一副流传甚广的对联中也明确写道：“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表达了他对项羽、勾践丰功伟业的无限感怀，和对自己屡试不中、落魄至极的无奈自勉。后来，乾隆时期文学家蔡元放在修订的《东周列国志》中又云：“（越王勾践）累薪而卧，不用床褥；又悬胆于坐卧之所，饮食起居必取而尝之。”这样，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才愈传愈广，一直到今。不少人对于卧薪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代可能不同意。他们认为《吴起春秋》中所记越王勾践“目卧则攻之以蓼”，这种蓼菜积聚得多了，就成为蓼薪，就是卧薪之意。所谓蓼，清代学者马瑞辰曾解释为“辛苦之菜”（《毛诗传笺通释》卷六）。他们认为越王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想睡觉（目卧），就用辛辣、味苦的蓼菜（蓼薪）来刺激眼睛，打消睡意。按照这种说法，尝胆是让味觉感到苦，卧薪是让视觉感到苦，但把卧薪说成睡在硬柴上，那显然是一种误解。自汉代始记的尝胆和自宋代才见的卧薪，是历史上真有其事，还是出于误传？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还是卧薪尝胆？卧薪是想睡觉时用“辛苦之菜”刺激眼睛，还是睡在硬柴上磨炼筋骨？要弄清这些问题，看来还颇费斟酌。一个卧薪尝胆的中华成语，被历代名人分别附会到孙权、勾践和夫差三个不同人物的名下，并最终被大多数的人普遍锁定在越王勾践身上。可见人们对这个历经千年的发展演变，充满褒义、代表赞扬、渴望成功的词汇的重视和喜爱程度。其实，现在看来，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到底有没有确切的历史典故，究竟发生在哪个历史人物的身上，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已经普遍成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甘落后、自强不息、决心振奋、力图复兴的内在动力。这才是这个被人们争论甚至误解千年的成语所留给中华民族的无穷财富。据《历史上那些帝王们》

2012-04-10
个体的吟唱:唐宋诗中“诗/吟+个体指涉”诗语考论

期刊

中晚唐以降,“诗/吟+个体指涉”系列诗语萌兴,并在宋代大放异彩,充分表明了对于“诗”和“诗人”(“我”)身份与价值的自我确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体诗学”。特别是其中的“身体指涉”方面,直接指向了具象的身体器官或部位,反映出唐宋时期身体审美观念的变迁。书写身体是杜甫以降新的诗歌特质,而具象化的身体书写,也在“诗/吟”的修饰下实现了诗意化的表达,获得了品格上的提升。以“诗”为名,对“我”和“诗人”身份的突显,是个体生命和存在价值的吟唱,同时表明了唐宋诗人对于私人世界和世俗精神的关注,反映了唐宋之际审美思维的内向化转变。

刘林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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