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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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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发展

学术论文

中国花鸟画浸透着浓厚的人文底蕴，在其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人文哲学为它提供了丰沛的精神食粮。“天人合一”的思想又使它成为了生龙活虎、极富感染力的画种。中国画的这种独特艺术魅力以及对“神、意、气韵”的崇尚，决定了中国画独特的审美观，或者认为这就是中国绘画的本质所在，所谓中国画的本质，即是指中国画的根本性质，是绘画发展中比较深刻的，规律性的和保持稳定的方面，是可以从整体上定位绘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亦是人的视觉感官不能直接感觉到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性质理解为绘画的内在精神，即绘画主体的精神。从历代留下来的绘画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绘画一开始走的就是对自然“摹仿”与“表现”之间的中和美学之路，重“神”而轻“形”是它的基本脉络，而花鸟画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中国花鸟画是人文精神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绘画艺术，人类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绘画作为美术的一个因素，可以说没有人类，也就不会产生绘画，在整个美术创造活动中，人作为创作主体，他的作用是第一重要的，而人文精神又是在这个过程中指引创作主体的中心纲领。从原始时期的岩画、彩陶纹样到宋代的院体工笔花鸟画再到元、明、清时期的文人写意花鸟画，每一个时期出现过的花卉、鸟兽形象，都不是单纯的描绘其形态，它们或者是社会意义的表现者，或者客观的反映着人们的审美倾向，更或者成为了文人墨客寄情、言志的直接载体，它们以多元化的发展方式记录了每一个阶段人类在文化、思想、情感等诸多方面所发生的不同变化，它们作为一种独特的形式语言描述着人文精神与绘画艺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北宋苏轼曰：“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自古以来，众多的文人墨客，都喜好将万缕思绪挥洒于笔端画上，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中国画以书为骨，以诗为魂的独特风格。特别是在宋元、明清时期，写意花鸟画发展开来，使得诗画结合的形式尤为盛行，写意是通过画家本身对自然和人生的感悟而在画中对诗意美的追求，这使得花鸟画在诗画结合中进一步发展了中国诗歌和绘画的现实主义传统，认识和探讨这个问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3]画与诗是不同的两种艺术形式，但这句话告诉我们各种艺术之间具有相同的规律和特点，古人赏画，先观其形色，而更重品其意，欲明画者之意，又读画中之诗，今人亦是如此，自宋元开始，很多文人画家，都喜好在画作中题诗，特别是一些遗民画家，国破家亡之痛深深地触动着他们的心灵，他们把对故国的怀念之情都蕴含在诗画之中，虽然不能以身报国，但也要用自己的精神和志气与统治者为武，誓死也要保持自己崇高的民族气节，作为画家，画和诗也就自然成了他们最好的武器，元代的郑所南，把他忠贞不渝的爱国之情，淋漓尽致的展现在翰墨之中;明末清初以表现怪诞形象著称的画家朱耷，更是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辛辣、犀利的诗词，表达了自己不趋炎附势，洁身自好的民族气节。诗画同卷，其意相投，这个“意”字可理解为，意念、意境、精神等，它是我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构成艺术美的不可缺少的因素[4]，通过品读画作中的诗文，观者可以更加直观的了解画者的意图、画面的主题，同时，这些带有深刻寓意的诗句，也成为了直接传达画家思想、意念的重要手段。中国花鸟画的独特面貌以及能够形成独立的画科是与它独特的表现手法分不开的，加之历代花鸟画倾注了中国人特有的人生观及哲学思想与理念，使得它在精神内涵方面更加丰满，画面更加完善，随着时代变迁，花鸟画能生生不息，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是与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总体哲学思想有着必然联系的，中国人文哲学为它的滋生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沃土，可以这样说，中国花鸟画生长在中华民族富裕的精神家园中，必将随着它的发展壮大而壮大。

卢岩
景观唐诗对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的启示——以杜甫的诗和家为例解读诗意栖居

期刊

唐诗千百年来被人们喜爱而流传至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举世皆知的瑰宝,其中描写景观的部分经典唐诗,是诗意栖居、美丽中国的典范之作,对于今天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生态宜居城市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值得我们深思细究。一。

吴琳[1]
在烟火中淬炼成核

报纸

□方永江新年伊始，夏钦携他的第一本专著《苏东坡密码》回到眉山，惠我精神食粮，暖意融融。他本是一枚理工男，怀揣着新闻理想，一心要写出理想新闻，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虽然有过其他岗位的短暂穿插，但总体上一直在新闻行业砥砺前行，堪称一位年轻的老兵。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新闻从业者的基本素养在于敏于事物、占有素材及其对素材的取舍。夏钦的新著《苏东坡密码》，一如他多年坚守的新闻岗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写作苏东坡的视角，写出了他心目中“多维的、闪亮的、丰盈的”苏东坡。作为一位深受人民喜爱的政治家、一位天才全能的文化巨人、一位乐观旷达清欢味长的生活大师，苏东坡无疑是超级硬核的。我之所以说他在烟火中淬炼而成，盖因困境中烟熏火燎、官场中狼烟四起、生活中烟花璀璨。且让我们随着夏钦的《苏东坡密码》，走进烟波浩淼的宋王朝，去触摸一颗有趣的灵魂。全书分为三辑：困境中的苏东坡、官场中的苏东坡、生活中的苏东坡。在当前众多关于苏东坡的书写中，这种分类无疑是新颖的、独特的、有趣的、卓见的，其辨识度由此可见一斑。第一辑“困境中的苏东坡”选择了两个横断面，即苏轼一生重要转折点“乌台诗案”的发生，以及被贬黄州从苏轼蝶变为苏东坡的重要时间节点。夏钦从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别开生面，复盘了舆论场中的苏东坡，这正是他的独特之处。“乌台诗案”是苏东坡一生绕不开的命门，夏钦首先回溯了“乌台诗案”的始末，试图破解苏东坡陷于困境的密码。酝酿、发酵、较量、处置，整个环节中，苏轼步步窘迫，终至万劫不复。夏钦用现代术语，对发酵、较量中的苏东坡困境作了高度概括：“变法初期，苏东坡保持了三个月的沉默，对陆续出台的新法不置一言。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他火热的内心希望社会进行某种变革，但眼前这种轰轰烈烈运动式的变革又不是他期望的；第二，他的恩师欧阳修、韩琦、张方平和司马光，明确表达了反对变法的立场。第三，苏东坡本人的财经知识储备不足，从他留传于世的策论等也可以看出这点。”“才华横溢、口无遮拦在民间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苏东坡，就是这样一只‘出头鸟’，类似现在民间舆论场的大V，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破坏力，当与主流舆论相左时，‘禁言’就是非常之道，只不过苏东坡浑然不知。”苏轼落得“杀鸡儆猴”的结局，当真是逃无可逃。第二辑“官场中的苏东坡”选择了宰相梦、抗“灾”志、“杠斜”人生、师生谊、生存法等六个不同的侧面，尤以“苏东坡的宰相梦”“苏东坡的除夕夜”让人耳目一新。性格决定命运，苏东坡与宰相之位失之交臂，《苏东坡密码》说得极为明白、十分到位：“纵观苏东坡四十年的从政经历，他适合做人际关系较为简单的地方政府一把手，而对于部门众多且相互关系复杂的京城机关，他则显得政治成熟度不够。”辞旧迎新，新年的大门靠爆竹炸开，新年的梦想凭烟火照亮。没有了烟花爆竹，没有了北方的饺子、南方的汤圆，年味必然愈发地散淡。苏东坡除夕夜泊运河那颗潮湿的心，直让人欲说还休。“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寻病客须”，他听到的是别人的劲爆，看到的是别人的烂漫，山在，水在，乡愁呢？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把历史文化名人活生生地带到当下，夏钦作了有益探索。“苏东坡的抗灾志”，其现实意义就在于：今天，我们面对任何一场疫情和灾难，都不应把它看成一桩孤立的事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像苏轼一样，全盘考虑、全局施策。第三辑“生活中的苏东坡”同样选择了几个不同的侧面：安居梦、朋友圈、传家宝、故乡观、处世观。在林语堂的眼中，苏东坡“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厚敦柔”，是一介耕田夫、一个老顽童、一位贪杯居士，是村里的乡贤、宗族的长者、家庭的手足，是可以倾心相交、以命相托的良师益友。他的安居梦，连接古今，指向未来，是写作的缘起，对于作者和本书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人历来安土重居，从老祖宗的安居乐业，到而今眼目下的宜居宜业，安居始终都是排在创业之前的。我每每读到天纵之才苏东坡终老于寄居的客所时，总忍不住扼腕长叹、潸然泪下……所幸的是，物质上纯粹“房奴”的苏东坡，却在他美轮美奂的精神大厦里欢欢喜喜：“他一次次与理想的居所擦肩而过，不是买不起，而是乐善好施心忧天下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心思不在这上面，也许，‘诗意的栖居’住在他的心中。自然，同所有书写、研究苏东坡的书籍、文章一样，夏钦解读出的苏东坡密码仍然是一个胸怀大志、坚韧不拔，奋厉当世、勤奋不辍的苏东坡，这不仅是先贤的成功之道，更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作者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四川眉山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

方永江

2022-03-25
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

报纸

“一停止端杯，这病也就好了。从此，我苏东坡不再喝酒了！”苏轼谪琼抵达广东徐闻，在渡琼州海峡的前夜，因痔疮发作，彻夜未眠，弟弟苏辙劝他学陶渊明止酒，他遂作和陶诗表白戒酒。其实，苏东坡的一生是诗酒人生，他不仅有爱酒铭、得饮酒之道和境界，还把精神世界的完善和追求的快乐与酒相连，像频频因诗惹祸一样，难以戒诗，虽屡遭病痛折磨，他也难以真正戒酒。他在颠沛流离的人生之旅中不忘杯酌之娱，而且在谪贬地黄州、惠州和儋州等地，还自学酿出各个品种的酒，让孤苦寂寞的日子也变得鲜活醇香。■本报记者彭桐文/图渡海前夜作戒酒诗《和陶止酒》宋绍圣四年（1097年）6月5日广西藤州，苏东坡与弟弟苏辙相见，“自是同卧起于水程山驿，间者两旬有余”，并一同抵达苏辙的贬地广东雷州。雷州是个大郡，辖境约今之广东遂溪、湛江、海康、徐闻等地。6月9日，兄弟俩从雷州治所（海康）到达内地最南端的县城徐闻，第二天抵达该县境内的递角场。县内有伏波祠（庙），9日，苏东坡依照当地人出海习俗，进庙祭拜伏波将军。被人们传诵的伏波将军，一位是西汉武帝时的路博德，《南越列传》等史书载他事迹称，在公元前111年，他与楼船将军杨仆等合作，将逃到海上的叛军首领赵建德、吕嘉擒杀后，又乘胜追击渡海，剿灭叛军残部，平定了海南，遂设置行政区划，把海南的儋耳、珠崖归于南越。另一位是东汉光武帝时的马援，相传他于公元41年在交趾征服叛军后，也到过海南造福百姓，因泉造井，在儋州留有“白马井”和“伏波泉”。两位将军被人们分别称作路伏波和马伏波，他们南征的赫赫战功为世人传诵，也在口耳相传中被神化，岭南沿海的人视他们为渡海者的保护神。正如苏东坡《伏波庙记》一诗中所说“凡济者必卜”，要过琼州海峡者，一定要进伏波将军庙讨吉利问平安。苏东坡内心有期许，渴求平安渡海，期望有一天能北归，便不能免俗，也向伏波将军塑像虔诚叩拜，最后选定风平浪顺的6月11日渡海。苏东坡当时开玩笑说：“当地人深信不疑的伏波将军，该不会欺骗我吧？说吉利应吉利！”经祈告、占卜选好了平安日，心也安定了许多。6月10日，苏东坡向徐闻县令冯太钧作别，并给两封便笺，一封是对他“迎至海上、祷于两伏波庙、止递角场”两天来的相迎、作陪表示感谢，一封是让他捎给广州提举市舶司（宋代官署名，负责发给往来舶商出海证件、入海抽税等工作）的李殿。当日，苏东坡给堂兄苏子安之妻写了《与史氏太君嫂书》告知行程：某谪海南，狼狈广州，知时侄及第，流落中尤以为庆。乃知三哥（指苏子安）平生孝义廉静自守（意指“家居不求禄仕”），嫂贤明教诲有方，天不虚报也。明日当渡大海，聊致此书，嫂知意而已。此外，东坡还给在故乡眉山的近邻杨济甫写了两封信，分别告知近况和去海外的忧虑：“……某与幼子过南来，馀皆留惠州。生事狼狈，劳苦万状，然胸中亦自有翛然处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递角场，明日顺风即过琼矣。回望乡国，真在天末，留书为别。未间，远惟以时自重。”“某兄弟不善处世，并遭远窜，坟墓单外，念之感涕。惟济甫以久要之契，始终留意，死生不忘厚德。”兄弟俩远出任职，自其母与父分别在1057年和1066年亡故有过两次返乡服孝，已有31年未再还乡了，家中田宅墓园委托苏子安与杨济甫代理。苏东坡本以为把一切安排妥当，便可与弟弟在临别前好好灯下叙旧了。哪知当晚，痔疾发作，疼痛不已，躺在床上不停呻吟，弟弟苏辙陪坐在旁，也是通宵未眠。想让哥哥减少痔疮的痛苦，弟弟劝戒酒，并当场给吟诵陶渊明的《止酒》诗。苏东坡知道弟弟好意，便步陶渊明的原韵写了一首《和陶止酒》：时来与物逝，路穷非我止。与子各意行，同落百蛮里。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己。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涘。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苏东坡说弟弟劝他学习陶渊明，不仅止酒，还应“穷则独善其身”，又称自己每因饮酒导致痔疮发作，不喝酒便可病愈。苏东坡曾因接连饮酒过度，在妻子王闰之几次警告后，于1083年写过一份《节饮食说》保证书，表示要把酒收敛为早晚不超过一杯、待客不超过三杯。他也曾在黄州自命名的雪堂的墙壁上写下32字的警句，表示戒车、戒宅、戒色、戒荤……不知是真忘了，还是有意为之，就是没说戒酒。这首《和陶止酒》是苏东坡一生留存于世2400多首诗篇中，正儿八经表白戒酒的一首诗作，也是渡海前夜给弟弟的告别诗。不理痼疾发作追求杯酌之趣尽管病痛不时来袭，苏东坡何曾能真正放下盛满浪漫和快乐的酒杯呢？这如同他天生爱诗，虽因诗文屡遭横祸，也有亲朋好友一直在规劝，他始终没有真正放下爱国忧民和自由任性的笔。在1080年苏东坡44岁时，因乌台诗案出狱后谪居黄州。在偏远的黄州生活的四年中，他因病过了一段痛苦不堪的日子，除了手臂上长过恶疮，还因风毒侵身害了一场大病，右眼险些失明。卧床将近半年，外界还传说他已经过世，忘年之交范镇在京城闻讯失声恸哭，还差点召集子弟到苏家奔丧。在元祐九年（1094年），重回朝堂的变法派大臣，完全抛弃王安石变法的革新精神和具体政策，打击“元祐党人”，接连诏命苏东坡由翰林侍读学士降为六品左朝奉郎知英州军（治所在广东英德）州事，及贬谪惠州。在苏东坡行至河南滑州，看前路茫茫无尽头，天热得两眼昏花，左臂肿痛的老毛病又复发了，故在《赴英州乞舟行状》中他感叹“衰病之余生”。痔疮为痼疾，苏东坡在任翰林学士和谪居黄州时均发作过，严重时一两个月坐卧不安，痛苦难耐，几乎百药失效。苏东坡曾自定了一个特别疗法，即戒绝荤腥，只吃两碗淡面和炒熟的胡麻、茯苓粉数杯。然而一旦痊愈，苏东坡又立马恢复成美食家，不仅受邀参加宴会，甚至举杯庆贺，好像不曾有过什么缠身的毛病。苏东坡和弟弟由藤州一路南下到琼州海峡北岸，路程虽时缓时紧，心情虽时坏时好，但依然喜好友聚。与雷州守官张逢、海康县令陈谔以及一直送迎于海上的徐闻县令冯太钧，都是豪情聚会。他甚至不在意，旅途劳顿加上杯中烈酒，会让痔疾重发。苏东坡虽好饮酒，却不是天生善饮，酒量也不佳，但能尽得酒趣。他曾在《题子明诗后》说：“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宋代的酒精度不高，且蕉叶是一种容量不大的浅底酒杯。他还在《书后》说他与酒的关系：“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余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余胸中亦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他在《和陶诗二十首序》中也说：“吾饮酒至少，常以把杯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其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开口呼而适有余。”苏东坡年少时多病不能喝酒，29岁任凤翔签判期满返回京城述职，同姓的苏自之寄几壶酒，他写了一首诗讲了10多个典故，证明“不喝酒才是对的”。之后，遂认为喝酒当是游戏，不计较醉与醒，便由此迷上了酒。到后来，苏东坡把酒比作“钓诗钩”“扫愁帚”，越老越嗜酒，他的爱酒铭是“饮中真味老更浓”。苏东坡喝酒追求的是杯酌之娱，在意的是别人饮其酒的畅快。看友喝他自醉，所以他“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余上者”。他有求其醉味而不在盏数的潇洒，还有信奉的“我有一瓢酒，独饮良不仁”的人生哲学。在跌宕沉浮、命运多舛的一生中，苏东坡爱诗文之娱、酒食之味，酒与他的创作密切相关。有人统计，除了并不以“酒”字直接入文但含有“酒”意的，《东坡全集》中一共出现“酒”字924次，300余首《东坡词》有“酒”80次，酒是其作品中最为频繁的关键字之一。在过海前夜受痔疾折磨，与其说是苏东坡主动写诗戒酒，不如说是给一片苦心的弟弟面子。20天后，他到达贬所儋州，就与当地黎民广交朋友，为饮酒聚会捐钱帮黎子云修好残破房屋取名为“载酒堂”；去城南看望老秀才符林，两人一起在木棉树下倾壶痛饮；到当地人家串门醉酒，归时迷路忘记居住何处而被顽童嘲笑：“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剌藤梢步步迷”。常学酿酒，海南酿出“天门冬酒”苏东坡不仅“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常获“惟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的灵感，甚至连其书画，也因酒而出神入化，有一次“仆醉后辄作草书十数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所以才有了那帧著名的《黄州寒食帖》。“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曾为老师的画作题诗：“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酒贯穿于苏东坡的生命和妙笔之中，其我行我素的饮酒之乐之妙之趣，丝毫不亚于可以“诗酒斗百篇”的诗仙李白。在从惠州谪行儋州途中，苏东坡还写了一篇《浊醪有妙理赋》：“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凝神。浑盎盎以无声，始从味入。查冥冥其似道，径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故我内全其天，外寓于酒。浊者以饮吾仆，清者以酌吾友。”“座中客满，惟忧百咳榼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该赋的标题借用杜甫《晦日寻崔戢李封》里的句子“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浮”，意指酒的妙处是可以让人忘却世间的名利得失。在赋中，苏东坡谈到关于酒的浊与清，点明酒味和人心相对，醉中能识人品高低。从赋中可看出，酒是他内在性情的外在寄托。此外，他写此赋是为了说明喝酒有理，凭着其中的一些道理，他还在长期实践中劝别人喝酒，任颖州太守时他就成功地摆酒规劝陈师道重新端杯写诗。苏辙深知哥哥对酒的痴迷，故在其痔疮发作痛苦不堪时才打一针清醒剂，引导他学陶渊明止酒。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也是个嗜酒如命的人，他在《饮酒十二首》自序中说“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待客时“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做客、自饮和待客都必醉。就是“平生不止酒，止酒情不喜”的陶渊明写了《止酒》诗，要戒酒养生，“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在《和陶止酒》诗中，苏东坡叙说了兄弟俩以意相随、同贬南方的人生失意，在隐约见到过海渡口时宽慰弟弟，虽将南北隔海相望，但也应有各自基本生活所需。虽然因时运的变化，与造物同盛衰，处穷途末路之中，不是他们能制止得了的，但是凄清的环境，没有完全消磨他们的生活情趣，不管未来怎样，还是可以过下去的。他还轻松地将兄弟俩的行程作了有点酒意般的比较：苏东坡和弟弟分别贬为琼州别驾和化州别驾，分别在儋州和雷州安置；他带着小儿苏过，弟带着其小儿苏远。苏东坡还将弟弟带着的妻子史夫人，比作历史上有名的贤妻——东汉梁鸿之妻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指这对夫妻）。苏东坡的两任妻子分别在1065年和1093年去世，故他说“我室惟法喜”，意指现在没有妻子跟随。苏辙读了哥哥的诗，很是感慨，想到兄弟俩都进入人生晚年，又经历重重艰辛，虽然在岭南各遭重贬，但兄弟相逢总是喜事，哥哥因酒落下痔疾，只有求自己戒酒才是解脱病痛之法，自我反思中该想到不光是酒该戒了，其他的如一些社会事务和相关追求也该停下了，杜康可以不再祀，当祀的是长生不老的仙人安期生，于是当即和了一首《次韵子瞻和陶公止酒》：少年无大过，临老重复止。自言衰病根，恐在酒杯里。今年各南迁，百事付诸子。谁言瘴雾中，乃有相逢喜。连床闻动息，一夜再三起。非酒犹止之，其余真止矣。飘然从孔公，乘桴南海涘。路逢安期生，一笑千万祀。或许苏辙也知道，往后的更加凄苦的日子要想哥哥遇上安期生，拥有一笑千万年的佳境，没有酒恐怕是难以实现的，但眼下互慰的话不得不说。穷困得无酒可饮时，哥哥照样会自己酿酒。在人生三次大流放之地黄州、惠州和儋州，苏东坡都展示了酿酒的才华。苏东坡先是品尝过被其提携过的赵令畤送的用洞庭山上柑橘所酿的“洞庭春色”酒，觉得色香味俱佳，接连写了诗文和赋，两年后便用松脂、松花和谷物自酿了“中山松醪”，该酒味道是甜中透出松香的微苦气息。苏东坡喜欢甜食。在贬居黄州期间，因官方严禁私酒售卖，难以喝到当地用谷物酿造的“压茅柴”白酒，他便按西蜀道士杨世昌所传方法，用蜂蜜成功酿制低度的不在禁售之列的蜜酒。他用诗词详细描述蜜酒发酵过程，还怕酿造秘籍失传，特地写了一篇《蜜酒法》的小文。有人来探望，他还一首首地写“蜜酒歌”。贬居惠州时，苏东坡又从结交的几位道士朋友处获得酿制桂酒方子。酒在酿中他就写了《桂酒颂》，酿熟后又写《新酿桂酒》。在闲时搜罗史上一大堆酒名后发现唐代名酒多用“春”字命名，想到自己住在罗浮山下，便将自酿的酒取名“罗浮春”，并在《寓居合江楼》等诗中自行注册，还有意将“罗浮春”开发为酒品系列。后在与道士邓守安等同饮大醉后，说是得到神仙所送酿酒秘方，又结合自己追求真一之境，将新酿酒取名为“真一酒”，同样接连写“真一酒歌”。贬到儋州后，生活艰难，日常更是缺酒。苏东坡喝了在当地结识的潮州人王介石、泉州航商许珏所送的一点“酒膏”，感激万分，当场写下了《稚酒赋》，记录了潮州的酿酒古法：“南方酿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谓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则反之醅中。”此外，在来海南的第三年——元符二年（1099年）过年前，他还自酿了一次天门冬酒，并喝得醺醺大醉。只可惜，东坡牌“天门冬酒”不像在宋时他酿制并推广的蜜酒和桂酒那样颇有影响。苏东坡不管在哪酿酒，酒味如何，都敝扫自珍，自夸不已。说所酿蜜酒呈玉色，非人间物，香味超然，“三日开瓮香满城”，惹得其门生秦观也跟着赞美“蜂蜜而今酿玉液，金丹何如此酒强”。弟弟苏辙作诗相贺，还如法炮制，酿出蜜酒送友人，不过哥哥酿成只需七天，而弟弟却酿了一年有余，味道自然不同。苏东坡把其所酿桂酒夸得神乎其神，说他喝了该酒皮肤红润，简直能御风而行，说其为农时按神授所酿真一酒如同附马王诜家酿制的“碧玉香酒”，早晨喝了不仅满面红晕，而且春风一吹，酒气便入骨髓，会逍遥得“终身不入无功乡”。据说，苏东坡去世后，有人向其儿子苏过讨要酿造“蜜酒”和“蜜柑酒”秘方。苏过说，家父所酿蜜酒并无特别之处，蜜桔酒的味道就像屠苏酒。还据说有朋友喝了苏东坡所酿蜜酒常闹腹泻。对于“眼中无一不好人”的苏东坡来说，所遇和所酿无一不是好酒。他曾在《饮酒说》中言“然甜酸甘苦，忽然过口，何足追计？取能醉人，则吾酒何以佳为？”自酿酒，符合自我审美取向就好，而且不管酒味如何淡薄、恶劣，他都一样能陶然自醉，按其逻辑“饮酒但饮湿”——别管味道怎样，是液体就行！蜜酒歌（并叙）□苏轼西蜀道士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余既得其方，作此歌遗之。真珠为浆玉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瓮自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醍醐清。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先生年来穷到骨，问人乞米何曾得。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2018-10-10
苏辙留给雷州半岛的文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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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生（坡头）苏辙（1039~1112），字子由，号同叔，晚年又号颖滨遗老，北宋文学家、诗人、宰相，“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苏洵、其兄苏轼一同号称“三苏”。苏辙少年得志，十九岁登进士科，中年坎坷，几度沉浮，晚岁飘零，被贬到雷州半岛等地。虽被贬谪，但苏辙依然从容镇定，在雷州半岛的那些日子里，他依然不断“耕读”、“著文”，尤其是他在此期间对其《老子解》一书的著说修订，开启了三家融合贯通的学术门径。苏辙在雷州半岛的生活很艰苦，但他却仍积极寻找人生真义。作为一名儒生，他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不受文化传统束缚，不因遭际坎坷而消沉，永远探索，不断创新，一直走在前进的道路上——这便是苏辙留给雷州半岛的文化启示。一苏辙在雷州半岛期间，潜心学术研究是他的一项很重要的活动，他在《颍滨遗老传》中自言：“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许六年，杜门复理旧学，于是《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四书皆成。”苏辙被贬后的十数年共完成了四部著作，至于在雷州期间写了哪些作品，很难一一考证，但从他的著述中却可以得知，他在此期间曾多次修订《老子解》一书。“予昔南迁海康，与子瞻兄邂逅於藤州，相从十余日，语及平生旧学。子瞻谓予：‘子所作《诗传》《春秋传》《古史》三书，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当苏辙将已作的《诗》《春秋传》《古史》《老子》注解拿给苏轼看，苏轼评价《老子解》水平低一些，比不上另三部。苏辙到了雷州，便将很大精力用于钻研《老子》。“予至海康，闲居无事，凡所为书，多所更定，乃再录《老子》书以寄子瞻。自是蒙恩北归。”苏辙离开雷州半岛时，再将《老子解》送给苏轼看，却获得了兄长很高赞誉：“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掩卷而叹。使战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不意老年见此奇特！”由此可见，苏辙的《老子解》在雷州半岛“脱胎换骨”了，苏辙对这结果是满意的，“尝抚卷而叹，自谓得圣贤之遗意。缮书而藏之，顾谓诸子：‘今世已矣，后有达者，必有取焉耳。’”他在《老子解后跋》中则言：“然予自居颖川十年之间，于此四书复多所删改。以为圣人之言，非一读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说为定。今日以益老，自以为足矣。”虽然《老子解》这部著作，苏辙在许昌又作了一些删改，但从政和元年（1111年）他得知苏轼对他在雷州时所修订版本的评价，并且自豪地引用这些评价可以推测，苏轼认可的部分应是现版《老子解》的主体。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去世，苏轼的这一段话也成为他对《老子解》的定评。由此可推定，苏辙的《老子解》起于壮岁，成熟于在雷州期间，刊定于许，《老子解》也就是苏辙在雷州时的主要学术思想成果。二苏辙《老子解》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强调“复性”——虽然儒家思想仍是苏辙的主要思想，但道家和佛家思想也占了一定比重。“性”是《老子解》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指万物根源，也指事物的原始状态。按苏辙的解释，儒家的“性”和道家的“性”是高度一致的，“性”是万事万物本体的存在。“性”的特点是纯朴、纯真，要想回复性之体真，就要除去伪情妄念，所谓“人伪已尽，复其性也”。要“复性”，就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复其性”。换言之，就是反对某些人的“有为”，只有“无为”才能达到极高的境界；要保持一份随意自然之心，才能保持本性。苏辙认为三家思想之所以能融合，共通之处在“退”——道家讲究“清静无为”，释家强调“空”，儒家“穷则独善其身”、“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三家思想在“退”这方面有高度一致性，这也为新角度探讨《老子》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天下之道，唯其辩之而无穷，攻之而无间；辩之而有穷，攻之而有间，则是不足以为道。果孔子而有穷也，亦将舍而他之。惟其无穷，是以知其为道而无疑。盖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观焉，而不牵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后可与语此也。”在苏辙看来，仁义礼乐等功用需要重新审视，既将“圣智”、“仁义”、“巧利”当作评价标准，又说“无为”、“好静”、“无事”才是达到该标准的最高等次。苏辙三家融合的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不单苏轼评价“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朱熹评价这部书说：“苏侍郎晚为是书，合吾儒为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四库全书提要》：“苏氏之学本出入于二氏之间，故得力于二氏者特深，而其发挥二氏者亦足以自畅其说。是书大旨主于佛老同源，而又引中庸之说以相比附”。正是由于苏辙《老子解》鲜明的个性，这部书也成为了学术史上非常著名的解老之作。苏辙的《老子解》影响很大，与王弼解老之作并存于世，对老学研究和三家思想融合研究有深刻的意义，在学界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地位。三《老子解》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注释文本，而是借注释来阐释哲学思想的理论著作。他为什么要写《老子解》？这部书又是如何成熟于雷州？苏辙写《老子解》，最直观的原因是受家庭的熏陶。“三苏”都不是纯儒，苏洵喜欢纵横，苏轼又儒释道兼通；苏洵对经史子都有相当深的造诣，曾作《六经论》《洪范论》《史论》《易传》，苏轼则作有《易传》《书传》《论语说》等学术著作。父兄的思想从两方面影响到苏辙，一是学术致用，立德立言，《雷州府志》“艺文志”记载了苏辙的一首诗，提及家风对他的影响，“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二是不囿于儒家一言，思想解放，“老聃本吾师，妙悟初自明”。其次，宋朝有一种探讨道德性命的学术风气。宋代实行“右文”国策，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质，也带动了学术上的繁荣，加上宋人具有强烈的自觉反省意识，学术方面蔚为大兴，各学派阐释观点的手段之一就是旧瓶装新酒，通过注释经典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即“六经注我”。“解老子者，百三十余家，上自帝王卿相，下逮释氏黄冠，相习成风，可谓盛矣”，熊铁基考得宋代注释、研究《老子》的有七八十家，尹志华考查北宋有《老子》注本二十四种，苏辙《老子解》即其中之一。第三，苏辙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宋代王安石经学和程氏理学，都强求思想统一，特别是王安石经学盛极一时，《三经新义》曾当教材推广，以此为指导思想进行的变法运动对北宋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法家就是王安石一派的代名词，批评法家就是批评王安石等人。苏辙大胆批评法家，主张秉道家之清静无为，使君主放弃与民争利的政策，“排申商之充塞，非仁义而莫陈。庶几乎虞夏之风，返朴而淳矣。”四是苏辙独特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对学术的自觉追求。苏辙对《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不断修改，是因兴趣而上升到的使命感，特别是他看世人并不理解经书真义，把好经念歪，便自觉不得不鸣。人到暮年，他却被放逐到岭南烟瘴之地，飘零在万里湖海之间，无处施展政治主张，郁郁不得志，更让他陷入深深思索。而在雷州半岛的日子里，面对滔滔南海，孔子的“乘桴浮于海”思想也更深刻地影响到了他。四在心为志，发而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明白了苏辙的学术思想，也就明白了他在雷州半岛的所咏所歌。苏辙被贬到雷州半岛，是因为他入世太深，“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使他在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仍积极建言建策，和当权者产生深刻矛盾。当时，围绕变法之间的斗争早已变味，政见之争早变成意气之争，变法派章惇当权，将苏辙贬到了雷州。苏辙时年五十九岁。苏辙思想以儒家为主，但道释两家思想的渗透，使他处世更为豁达通透。听说要贬到雷州，他依然从容镇定；到了雷州半岛，便作《到雷州谢表》，将自己被贬雷州原因一部分归咎于己，一部分则归于盈虚之数，“连年骤进，不知盈满之为灾”。曾入世深入到这个人间，显示大爱；又出尘，保持着与现实的微妙距离，自也多了些洒脱和超然。有时流连东楼（东亭），看异域风情，夕阳秋风里，野花送香，万里海滨处，闽语盈耳，枯瘦的苏辙站在台上看风景，自己也成为雷州人的风景。“十口南迁粗有归，一轩临路阅奔驰。市人不惯频回首，坐客相谙便解颐。”苏辙在雷州，“耕读”和“著文”是其主要活动，这些活动形式上虽和传统儒生相同，但实质内容已大异其趣。“我迁海康，实编于民。少而躬耕，老复其真”；“筑室东皋，取足南亩”。耕作时，苏辙便幻想自己和道家人物在一起，“我方躬耕，日耦沮溺”，躬耕之余则读道家和佛家经典，《老子》自是苏辙的常读之书，佛教《华严经》也案前常备，“《华严》未读河沙偈，偃仰明窗手自披”。在雷州期间，苏辙写诗作文很频繁，因此这段时间也是苏辙创作的另一个丰收期，诗文中复性共存的思想随处可见。苏辙初到雷州半岛时，“平生不尤人，未免亦求己。非酒犹止之，其余真止矣。飘然从孔公，乘桴南海涘”。飘然从孔公，坚定站在孔子一边，表明自己儒生的身份。雷州半岛刮起台风，飘风骤雨也很容易让他联想到人生的坎坷，“……削迹拔木，其如予何？”在雷州期间所作的一些诗文则认同佛老，如《次韵子瞻过海》混同两家，“我迁海康郡，犹在寰海中……晨朝饱粥饭，洗钵随僧钟。有问何时归，兹焉若将终。居家出家人，岂复怀儿童。老聃真吾师，出入初犹龙……一瞬千佛土，相期兜率宫。”期间，苏辙用心最多的，仍当属著作《老子解》，这部书寄托着他对人生的独特认识。为了写这部书，他常将自己关起来，正如苏轼对弟弟在雷州生活的描述：“独栖高阁多辞客，为著新书未绝麟。”苏辙在雷州，儒家入世仍是他的主要思想，他“劝农”“打井”“劝学”，不能忘怀现实。当时雷州半岛农业并不发达，农具简单，生产方式落后。苏辙对这种生产状况感受很深，颇为痛心，写《劝农》提出耕作上的建议，又作《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并引〉》：“予居海康，农亦甚惰，其耕者多闽人也。然其民甘于鱼鳅蟹虾，故蔬果不毓；冬温不雪，衣被吉贝，故艺麻而不绩，生蚕而不织，罗纨布帛，仰于四方之负贩。工习于鄙朴，故用器不作。医夺于巫鬼，故方术不治。予居之半年，凡羁旅之所急，求皆不获。故亦和此篇，以告其穷，庶或有劝焉。”“西邻分半井，十口无渴忧。岁旱百泉竭，日供八家求。艰难念生理，沾足愧寒流。比闻山田妇，出汲争群牛。”苏辙来到雷州半岛，看到当地淡水紧缺，人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打水，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于是，苏辙又指导人们打井，惠及于民，井现在仍存。“海康杂蛮蜒，礼俗久未完。我居近闾阎，愿先化衣冠……东邻有一士，读书寄贤关。归来奉亲友，跬步行必端……提提乌鸢中，见此孤翔鸾。”苏辙来到雷州半岛，感受到当地的文化虽比较落后，但向学向善之心在当时就有。苏辙发现一位读书人，于是和他一起研讨学问，诗中称对方为“鸾”，难掩对该读书人的喜爱之情。事实上，雷州半岛的读书人考上进士，最早也是在苏辙他们走后，“雷州十贤”的湛露之功不可小视。苏辙被贬谪到雷州期间的生活很艰苦，“畴昔南迁海上雷，艰难唯与汝同来”，但他却仍积极寻找人生真义，不断调整自己，使最暗的夜里不断有各种光照进来，自己获得内心平静，还取得令人赞叹的学术成就。在他眼里，做官已不是最重要的事，“相与闭门寻旧学，谁言复出理官醅”；雷州生活也有了新的意义，“海夷旋觉似齐鲁，山蕨仍堪尝菽粟”。不被文化传统束缚，不因遭际坎坷而消沉，永远探索，不断创新，一直走在前进的道路上——笔者认为，这便是苏辙留给雷州半岛的最大文化启示。

张春生

2017-04-21
李清臣研究

学术论文

李清臣(1032—1102年),字邦直,北宋大名府(旧治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人。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进士及第,调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司户参军。其后,迁晋州和川县(旧治在今山西沁源西南)县令。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中制科,授秘书郎、签书平江军(治今江苏苏州)判官。因欧阳修推荐,擢集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　　王安石变法之初,深得参知政事韩绛赏识。熙宁三年(1070),韩绛出为陕西宣抚使,李清臣随其出任陕西路宣抚使司管勾机宜文字。次年,因受庆州(治今甘肃庆阳)兵变的牵连,贬为海州(旧治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通判。其后,历任提点京东路刑狱、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尚书右丞等职,进入统治集团的政治核心。　　宋哲宗初年,迁尚书左丞。因反对元祐更化,被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变相逐出朝廷,历任知孟州(治今河南孟州)、知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知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知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等职。　　宋哲宗亲政后,拜中书侍郎。元祐九年(1094)春,拟定殿试策题,引导科举考生抨击元祐政治,呼吁恢复神宗熙丰新政,开启了“绍圣绍述”之政。范纯仁罢相,李清臣主持朝政,恢复了青苗法、免役法等。章惇拜相后,李清臣与其政见不合,遭到排挤,出知真定府。徽宗即位,召入朝廷,历任礼部尚书、门下侍郎。因受宰相曾布排挤,罢为资政殿大学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不久,病死于任上。　　李清臣不仅是北宋后期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而且也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早在庆历、嘉祐年间,他身处变法的时代潮流之中,积极呼吁文学革新、政治改革,写出了《易论》、《春秋论》、《秦论》、《唐论》、《五代论》,以及《议官策》、《议刑策》、《议兵策》、《法原策》等“二十四论”和“二十四策”。其文博古通今、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欧阳修誉为“苏轼之流”,韩维称其“有荀卿笔力”,一篇传出,士人争相传看。在宋神宗时期奉命撰写的《大理寺记》、《都城记》等文,亦以典丽堂皇而著称。　　由于李清臣的诗文总集——《淇水集》已佚,加之长期以来研究宋代政治的学者又对其政治作用有所忽略,因此李清臣一直不为人们所注意,甚至其籍贯也都被误认为是安阳(今属河南)。为此,本文尽可能地搜集史料,对李清臣的政治生涯、政治思想、文学成就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其历史地位进行了公正客观的评价。

李玲
基于语料库的苏轼节令诗词民俗事象及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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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作为北宋文学的集大成者,其众多节令诗词描写的民俗事象都是记忆和现实中民俗生活的体现,并以此为载体传递着丰厚的文化信息。基于自建的苏轼节令诗词语料库,采用量化统计与定性分析的方法探讨分析相关民俗事象及其背后蕴含的人文内涵,发现苏轼节令诗词包含的民俗事象繁多,涉及仪式、游乐、饮食、衣饰四类,并通过相关民俗描写表达了苏轼的民俗文化观,展示了内涵深厚的饮食文化、祖先信仰的民族心态和求吉辟邪的社会心理。

曾庆雅[1,2]
春读回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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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散墨□林金石喜欢春天，也喜欢在温和的春天里读古诗，那种静，那种美，是一种无穷的享受。最近我读的最多的一种古诗，是描写春天的回文诗。所谓回文诗，是一种无论顺读还是倒读，其意思都不变或都通顺的古诗。这种古诗，是中华文化独有的一朵奇葩。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宋代大诗人苏轼，他不仅是写诗的高手，更是一个写回文诗的高手。相传有一天，苏轼与其妹苏小妹在湖边赏景，正入迷之际，突然，苏小妹收到一封丈夫的来信，拆开一看，原来是一首叠字回文诗。一旁的苏轼看后，不禁呵呵地笑了，于是也提起笔写了一首《赏花》的回文诗，诗曰：“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这首诗之妙，在于其只用了十四个字便巧妙地连成一首充满活力、意蕴深远的七言诗。能写出这样高难度的诗实在是让人佩服，让人拍案叫绝。“春晚落花余碧草，夜凉低月半梧桐。人随雁远边城暮，雨映疏帘绣阁空。”这是苏轼的另一首回文诗，这首回文诗与《赏花》不同，这首诗还可以倒过来读：“空阁绣帘疏映雨，暮城边远雁随人。桐梧半月低凉夜，草碧余花落晚春。”无论是顺着读还是倒着读，都是一首绝妙的诗，其诗意也都非常完整唯美。“风朝拂锦幔，月晓照莲池。池莲照晓月，幔锦拂朝风。”这是南朝诗人王融的《春游》回文诗，这首回文诗严格说来只有两句，因为最后两句和前面两句的字是一样，只不过文字倒了过来，尽管如此，这样也能连成一首句式非常特别、诗意非常新颖的五言诗。然而，在回文诗中，最有名的要数明末时期的才女吴绛雪写的《四时山水诗》了，其中，描写春景的诗是这样的：“莺啼岸柳弄春晴，柳岸春晴夜月明。明月夜晴春弄柳，晴春弄柳岸啼莺。”这首诗写的是，时值春天，阳光明媚，柳枝刚刚抽出嫩绿的叶子，在这美好的春天里，黄莺在柳枝上相互追逐啼叫。夜晚，明亮的月亮抚弄着嫩绿的柳枝，嫩绿的柳枝上，黄莺趁着美好的春天在相互追逐啼叫。读着这首诗，一派春意盎然、热闹无比的景象浮现在眼前。这首诗与苏轼、王融写的回文诗大不相同，这首诗无论是从开头的第一个字读还是从结尾的第一个字读，其意思和意境均不变。像这样的诗还有《万柳堤即景》：“春城一色柳垂新，色柳垂新自爱人。人爱自新垂柳色，新垂柳色一城春。”春天，春色正好，读着古诗，品味春天，领略回文诗的别样意趣，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2019-04-29
关于李清照《词论》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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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著中曾批评李清照《词论》“片面强调音律”、反对“以诗为词”。本文反思旧说，认为：李清照对词的音律提出严格要求，也展示了词律有其自由宽松的一面，并为以声律服务于抒情写景作出示范。从苏轼突破词律某些束缚到李清照的强调音乐特征，是合于历史进程的辩证发展。宋词文学性与音乐性结合的经验值得借鉴。在李清照对南唐君臣以至晏几道等词的评说中，反映出她的审美兴趣非常宽广，力图兼采众美，以诗赋散文的表现手法来充实开拓词境。

顾易生[1]
品味生活之趣欢乐畅游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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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幸刘娟文/图1037年，在西南蜀地的眉山诞生了中国“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20岁时，他随父亲赴京赶考，从此离开了这个他生活了20年，以后期盼着能回却再也没有回来的故乡。苏东坡的到来与离开都为眉山留下了永远的文化印记。如今，被三苏文化包裹着的眉山，处处散发着浓郁的文化味；受到三苏文化耳濡目染的眉山人，也有着如苏东坡那样乐观豁达的品质。走进眉山，这里处处可以发现生活的乐趣，感受到欢乐的氛围。品“东坡味道”畅游舌尖上的眉山东坡曾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酷好天下美食的苏东坡当年不仅喜食泡菜，还亲手制作泡菜，以泡菜为辅料，留下了“东坡肘子”“东坡鱼”等人间美味，以及《菜羹赋》、《东坡羹赋》、《老饕赋》等100多篇优美诗文。千年过去，传统泡菜制作工艺在“中国泡菜之乡”遇见现代技术和产业，激起了交融的火花。如今的泡菜之乡以东坡文化为轴，以泡菜文化为内涵，吸收了东坡饮食文化、川菜文化和中华饮食文化精髓，形成了“中国泡菜城”。“来到眉山之前，我不会想到，小小的泡菜会在这建成一个‘王国’，更没有想到，一个泡菜园区竟然也是一道风景，让人心动。”来眉工作已经两年的袁媛说，还记得第一次来这里时的情景：自己在当地朋友的带领下，参观泡菜博物馆，感受泡菜的变迁与发展；再到泡菜风情街，品尝以泡菜为原料的特色美食；最后去了水天花月，赏花游玩，拓展体验。整个旅程充实又充满新意，既吃得开心，也玩得开心。如今，以创建国家4A级景区为契机，中国泡菜城以“天府城郊亲子游”为目标，打造了游学、游玩、体验3条精品旅游线路。未来的中国泡菜城旅游，将会成为眉山的一张特色名片。“游三苏祠，览泡菜城”将成为游客来眉旅游首选。周末“慢时光”享受与家人团聚的欢乐风过“五湖”起涟漪，雨落“四海”生云烟。初秋的彭山区“寿乡水岸·五湖四海”湿地公园，一幅幅美妙的画面尽收眼底：湖中，绿水涟漪，秋波荡漾；湖边，花红柳绿，芦花飞扬……该湿地公园占地1300余亩，与下游占地1000余亩的滨江湿地公园相连，是彭山岷江沿岸的一道独特风景。两个公园的建成，不仅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当地原有的浅滩和水草地，集中展现了“野、淡、雅”的生活意趣和彭山的长寿元素，还有效保护了自然生态，为市民提供了游玩的好去处。梁放便是“寿乡水岸·五湖四海”湿地公园的“粉丝”。“周末带着家人和朋友，来这里散步野餐，欣赏日落，再好不过了。”梁放说。鲜为人知的是，几年前，“寿乡水岸·五湖四海”湿地公园所在地原是挖砂石形成的无数个坑凼、水池，人迹罕至。近年来，彭山区顺应“三大工程”战略，调整思路，利用现有地形地貌，发掘“五湖四海”，引水入城，连通水系，形成水岸线4.2公里，水域面积1300亩的湿地公园。不只是彭山，仁寿湿地公园、洪雅“引青入城”项目、丹棱大雅堂公园……眉山各地正按照“产城一体”的发展思路，提升城市品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传承东坡文化，并力图让市民和游客在这些地方享受到舒适惬意的生活和与家人团聚的欢乐。乡村精品游体验亲近自然的快乐中秋小长假，深山峡谷中的丹棱县幸福古村热闹了起来。早在中秋节之前，村里的客房就被抢订一空，来自成都、眉山及周边市县的游客来到这里，登山赏景、采摘新鲜蔬果、品尝农家菜，享受着犹如世外桃源般的舒适与快乐。作为成都的“后花园”，眉山少了一些繁华，却保留了一份自然与纯粹。以丹棱幸福古村为例，这里的民居以土墙青瓦的川西民居院落为主，村内阡陌纵横，鸡犬相闻，民风淳朴。千年银杏夫妻树、龙抬头、青蛙石、鹰嘴崖、清代石拱桥“赵桥”、大寨梯田、丹马盐铁古道、古城牛角寨等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堂屋”“仓房”依旧，犁、耙、蓑衣、斗笠、瓢篼、石磨……那些散落在记忆中的传统农耕和农村生活用具清理掉尘埃，重新摆放；废弃的猪槽种上野花野草，与乡村小院构成独特的风景线；磨刀石做的警示牌，干柴整齐码放于墙根，溪边桥头的水车重新转动起来……“到乡下来，就是想看乡村原本的样子。”从成都带着全家来旅游的王宏宇说。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毗邻成都的区位优势，我市将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新打造推出了东坡区白马龚村、广济桃花山、果色天乡生态农庄、悦兴樱花基地，彭山区观音葡萄园、黄丰橘园，仁寿县天府花海、曹家梨乡、文宫枇杷园、响水六坊，洪雅县柳江古镇、曲沿村、高庙镇、槽渔滩镇，丹棱县桃花源风景区、幸福古村，青神县竹艺城、甘家沟椪柑基地等一批乡村旅游精品景区。这些景区返璞归真，受到成都、眉山等周边城市游客的青睐。

2016-09-19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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