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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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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从来天下脊--长治笔记

期刊

上党,是旧时以太行山为主,长治一带的总称。春秋时期,韩、赵、魏三国同时在此设立自己的郡治,又都叫上党,分别为韩上党、赵上党、魏上党。宋代著名文学家苏东坡有诗云:“上党从来天下脊。”脊者,脊梁也。

杨晓升[1]
《史记》、《汉书》景帝至武帝间年表中民族史料考异与订误

期刊

朱凤相[1]
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三苏家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三苏祠重要指示精神座谈会综述

期刊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内容上,应以传统家教家风文化为基础,使家庭建设适应于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法上,应以“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破解家风传承面临的新挑战。形式上,可采取编撰读本、阅读推广、打造文旅专线等多种方式,以涓涓细流和风细雨的浸润熏陶,使文明家风共同作用于全社会每个家庭。

赵栩[1];刘俞廷[2]
文人习禅与北宋中后期诗史流变的重释--评左志南《近佛与化雅:北宋中后期文人学佛与诗歌流变研究》

期刊

学界关于宋代禅宗与诗歌创作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创获,但该领域依然存在深化拓展的空间。左志南的研究打通了宋代禅史和诗史的关节,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个个案为线索,重新梳理和阐释了北宋中后期文人学佛与诗史流变的关系,进而揭示出江西宗派诗学的佛禅背景、诗法困境和自赎之路。左志南借鉴西方阐释学、现象学的理论视野,极大地提升了诗史研究的理论深度,凭借多维视角和深入阐释,深化我们对宋代的禅与诗之关系、宋调成熟、江西诗派的发展等一系列文学史核心命题的认知。

沈扬[1]
建立李白学刍议

会议论文

＜正＞在中国李白学会第二次年会（1989年6月·九华山）上,我曾向研治李白及其诗歌的国内外学者专家们提出过一个建议:群策群力,建立李白学学科。因发言时间短,言不尽意;现在借着《李白学刊》这块园地,再申管见。建立李白学,很有必要。李白诗艺术意想奇诡,情感热烈奔放,气势豪迈恢宏,风格

吴企明

1990-09-01
大文豪遗愿化为万顷湖

报纸

千古龙飞地，大美云龙湖。云龙湖位于市区南部，原名石沟湖，又名尔家川、簸箕洼、石狗湖。苏轼任职徐州时，多次来此考察，并留下美好心愿：“若引上游丁塘之水以注，则此湖俨若西湖，徐州俨若杭州”。一年后苏公别徐调任，只能将这一美好愿望，深深埋在心里。悠悠千载，遗愿成真，昔日的石沟湖变成了碧波万顷、如诗如画的云龙湖，成为徐州最具魅力的5A级旅游风景区。云龙湖以自然山水风光为特色，以苏轼文化、两汉文化、彭祖文化、诗词文化为主要内容，传承历史，贯通古今。苏子遗愿千载传承徐州西南三十多里处（今铜山区汉王镇境内），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其中一山为丁塘山，山下有拔剑泉（又名丁塘湖），湖边有汉高祖皇帝庙，庙中有刘邦试剑石。宋神宗熙宁十年六月十五日，阴雨连绵，徐州受涝。苏轼与苏辙一起，策马来此，入庙祭祀，祈求雨停。苏辙应兄长之嘱，作《祈晴文》，应庙主之请，作《汉高祖庙试剑石铭并叙》，叙中曰：“熙宁十年，蜀人苏轼为彭城守，弟辙实从，入庙观石，而为之作铭”。苏轼与苏辙归来，途经石沟湖，灵感突发，对苏辙说：“若引上游丁塘之水以注，则此湖俨若西湖，而徐州俨若杭州”。一年后苏公调任湖州，只能将这一美好的愿望，深深埋在心里。北宋以来，云龙湖数易其名。最早曾名“簸箕洼”。此处本为一片沼泽地，坑坑洼洼，茅草丛生，东有云龙山、泉山，南有大山头、拉犁山，西有韩山，惟北缺一口，形如簸箕，故依其形而名“簸箕洼”。此湖又名“石狗湖”。据《道光铜山县志》记载：“石狗湖，多雨时则南山之水尽汇于此，积久不退，昔人作石狗镇之，故名石狗湖”。另传，明朝万历年间，山下湖边住一老石匠，养一条大黑狗，相依为命。一日，大黑狗被一财主打死，剥皮为其治病。老石匠悲痛之余，按大黑狗模样，雕成石狗，置于湖边，石狗不仅看家护院，而且通灵显圣，涝时能吸水，旱时能吐水，百姓旱涝保收，石狗成了神狗。人们为纪念石狗，就把此湖称为“石狗湖”。在苏轼知徐州期间，云龙湖又名“石沟湖”、“尔家川”。石沟湖的名称，最早见于苏轼诗作《答王定民》。诗中曰：“开缄奕奕满银钩，书尾题诗语更遒。八法旧闻宗长史，五言今复拟苏州。笔踪好在留台寺，旗队遥知到石沟。欲寄鼠须并茧纸，请君章草赋黄楼。”当时王定民在湖北通城任县令，能书善诗，清正廉洁。得知苏轼知徐州，不远千里，前来拜访，一见如故，遂成好友，吟诗作赋，盘桓多日。不久，王定民在南山（后称户部山）台头寺挥笔赋诗后，与苏轼话别。苏轼率领旗队相送，出南门，入官道，一直送到石沟湖。“笔踪好在留台寺，旗队遥知到石沟”，就是讲的“定民留诗、苏子相送”的故事。苏轼诗中的“石沟”，就是指的石沟湖。返回途中，苏轼带领友人与属下，重上云龙山。站在山顶，向西眺望，但见一片洼地，水明如镜，犹如一条大石沟，其沟三面环山，一面临城，紫气腾腾，清风阵阵，不禁连声赞曰：此乃宝地也！他日归隐此处，我愿足矣！不久，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太守，万人相送，感慨万千。他在《罢徐州，往南京（商丘），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中，倾诉了对彭城父老的深情，对徐州风物的留恋。第五首中有：“卜田向何许，石佛山南路。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秔稌。山泉宅龙蛰，平地走膏乳”。诗句中的石佛山是指云龙山，尔家川就是指当时的石沟湖。“尔”是个多义词，可以作为第二人称的代词，如“尔等”；也可以作为某种事物的代词，如“尔日”、“尔为”等。根据徐州的地形，“山南路”显然是指泰山、云龙山南侧的东西路，在这条东西路的北侧就是当时的石沟湖，位于云龙山下。苏公的诗作，向我们展现了当年尔家川的美丽风光：云龙山下，积水成湖。山泉吐瑞，宅龙蛰伏。稻麦飘香，油菜流苏。野鸭成群，雄鸡起舞。百鸟和鸣，牛羊欢呼。在苏轼眼中，当时的石沟湖，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多次萌生在此买地建房的想法。此湖又名苏伯湖。据《重修云龙湖碑记》载：“云龙湖向以石狗湖名之，上承玉带河，溯源拔剑泉，下与奎河相通，雅称苏伯湖，以缅东坡治水之功也。”《新千年整理版——徐州府志》载：“城西南三里，有石狗湖（古曰簸箕洼。明潘季驯挑奎河，起苏伯湖，盖新此湖也。）”又载：“河臣潘季驯挑奎山支河，起苏伯湖入小河即此。”苏轼曾设想开通拔剑泉通往石沟湖的水道，但他的愿望未能实现便抱憾离徐。为缅怀苏轼当年的治水之功，故云龙湖又有“苏伯湖”之雅称。万人筑堤锁住蛟龙石沟湖演变为云龙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当时，每逢汛期，湖水暴涨，淹没农田，冲毁房舍。水退后，湖心仅有少量积水，难收养鱼灌溉之益。为此，市委、市政府决定挖土筑堤，扩湖蓄水，变水害为水利。1958年秋，万人出动，军民联手，打响了整治、扩建石狗湖的大决战。云龙山西坡的彰军碑碑文记载了这一历史。碑文曰：“古城徐州，群山环绕，地势低下。城西南石狗湖，三面临山，一面近城，集水面积达五十四平方公里。每至汛期，湖水泛滥，人民深受其害。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徐州的防汛工作。一九五八年决定治理石狗湖。翌年秋，驻徐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八军等部队和全市人民并肩作战，筑起了东起云龙山麓，西至韩山，长达四千多公尺的大坝。一九六三年进行加固，并将石狗湖改名为云龙湖，湖面达七千多亩。为纪念驻徐部队对徐州人民的大力支援，将大坝命名为八一大坝。云龙湖底高于市区，原唯一的排洪道奎河又从市区内流过，形成悬瓴之势。中共徐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为确保城市建设、人民安全和铁路畅通，从根本上解除水患，于一九七五年，决定再次加固大坝，并横穿云龙山开凿溢洪道，以便紧急时避开市区直接泄洪。一九七六年春，担负施工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六军、第十二军广大指战员、徐州矿务局一零六工区、江苏省丰沛矿区第二工程处职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开山凿石，日夜奋战。四十六军战士李建华和盛明亮在施工中光荣牺牲。一九八二年五月一日，长达两千公尺的溢洪道及其辅助工程胜利竣工，连同原来的湖堤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统，至此不仅解决了汛期洪水的威胁，而且对农田灌溉、水产养殖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并为南郊风景区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为表彰驻徐部队在建湖工程中的功绩，特立是碑，以记其事，使徐州人民世世代代永志不忘。”建成后的十里长堤，如同一道钢铁长城，锁在东西两山之间。堤上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堤下碧波荡漾，沙鸥翔集。正是：军民携手，同修钢铁长城防旱涝；山水联姻，共创太平盛世享安康。后人有诗为证：龙山坡下路东旁，五彩金亭瑞气昂。难忘当年苏子梦，犹闻十里号声扬。车轮滚滚红旗展，山炮隆隆大地黄。挖取石沟千顷土，筑成钢铁一堤墙。巍巍大坝传佳话，闪闪云湖润小康。喜看军民挥彩笔，并肩又写大文章！十里长堤建成后，徐州军民遵循苏公遗愿，在云龙湖和丁塘湖之间，开出一条玉带河，将拔剑泉之水引入云龙湖，使云龙湖的水质大为提升。不久，又将玉带河与大运河贯通，随时为云龙湖补水，确保云龙湖保持一定的水位和蓄水量。（下转13版）

2017-09-22
对人性的肯定与激励——《孟子·公孙丑上》“四端”的属性及其在修养上的意义

会议论文

一、前言《孟子·滕文公上》记载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语虽简约,却能很精准扼要地道出孟子之学的意蕴。按性善说为孟子思想的核心,而性善的标杆人物则为尧、舜,因尧、舜之所行所为乃在顺此本然的善性,自然而毫不勉强地合乎圣人的境界。孟子即曾屡屡言之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尧、舜,性之也。""尧、舜,性者也。"可见"道性善"与"称尧、舜"实乃同一事而不可歧分为二。故朱熹说:孟子见人即道性善,称尧、舜,此是第一义。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贤,更无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

董金裕

2018-12-01
《后汉书·马融传》考辨

期刊

范晔《后汉书·马融传》载,马融因献《广成颂》忤邓太后而长期滞于东观,后又因得罪梁冀而流放朔方。考证表明,马融长期滞于东观与邓氏无关。马融曲意迎合梁冀,不可能有意得罪梁冀。马融流放朔方,显然与梁冀无关。马融在郡贪浊,故其有意杜撰得罪梁冀一事为自己辩护。范晔《后汉书》所言可能出自马融《自序》,故不可信从。

吴从祥[1];郭蕾[1]
杜甫近体诗中的对句艺术

学术论文

杜甫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生创作了1051首近体诗，其中，绝句为138首，律诗为778首，排律为135首。作为诗歌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杜甫的近体诗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入研究。目前学术界对杜甫近体诗的研究可谓是车载斗量，但大多是从杜诗的内容和艺术手法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忽视了从对句的数量和位置的角度进行的研究。　　本文以古田敬一的对句的象征性和朱光潜的诗学理论以及叶嘉莹的诗歌的“象喻性”为理论指导，在对杜甫近体诗的内容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统计每首诗中对句出现的位置和使用数量，总结杜甫使用对句的特点，并对其对句使用的模式进行探究，以期达到在理论方面对有关研究稍作补充和完善，深化人们对杜甫近体诗的艺术价值的认识，使人们更为合理地考量和评价杜甫的作品。　　本文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杜甫近体诗在国内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部分为正文，正文第一章，主要从杜甫绝句中对句的位置和数量，密集、常见意象的巧妙建构，由虚到实的意境开拓等方面进行讨论，最后探讨了对句模式的使用原因和后人对其模式的评价。第二章，主要从杜甫四韵八句律诗中对句的位置和数量、意象的疏密相济和沉郁感情的节制抒发等方面进行分析，最后对杜甫对句中意象的象喻性、集大成和求新变两方面的成就进行讨论。第四章，主要从排律中对句的位置和数量，整散相间、张弛有度的写作脉络，运古入律、以赋入律的写作手法等方面进行讨论，最后对杜甫晚年大量写作排律的原因进行探究。　　第三部分为结语，总结杜甫近体诗的对句艺术，并肯定其研究价值。本文希望通过从分析对句位置和数量这个角度对杜甫近体诗进行探究，最终得出结论:杜甫近体诗在对句艺术上有自己独特的模式，有很高的艺术鉴赏价值。

段相如
苏轼被贬去儋州的路径“鬼门关”是重要的节点

报纸

何火权宋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他取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在惠州也自得其乐，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等脍炙人口的诗篇。但由于他写了《纵笔》这首诗，为自己又招来了更大的灾难。这是苏轼的一首比较洒脱的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说当朝的政敌章惇读到苏轼这首诗时，颇感不悦，说“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于是有了再贬海南儋州的命令。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再遭贬谪，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即儋州）安置。苏轼对被贬到儋州，深感前途渺茫，认为“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便将家属留在惠州，与全家人痛哭诀别，只身携带幼子苏过走上被贬的路途。那么，苏轼从惠州被贬到儋州走的是哪条道呢？根据《苏东坡年表》和旧本《东坡先生年谱》记载，苏轼去儋州走的是西线水路，即自惠州渡海到广州，溯西江而上，经梧州、藤州、容州，到达北流，然后到玉林，再南下雷州，渡海到琼州，然后再到儋州。要研究苏轼走的这条水路，以及是否到过高州，最好是从苏轼的诗文中找证据，他自己所记所写，最有说服力。苏轼在海南写的《和陶止酒》诗中有一小序，“丁丑岁，予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写得非常简略。苏轼与弟弟苏辙在藤州相遇，一起到达雷州。那么，从藤州到容州，上北流，之后是从北流下高州、化州，再到雷州，还是从北流下玉林，到廉州再到雷州呢？这就很值得考究。苏轼走的是这条水路，自然可以否定了从广州陆路到雷、琼的路线，不会经霞洞晏公岭下的诚敬夫人庙。然而，由于苏轼的小序只写到与苏辙“相遇于藤”，接着就写“同行至雷”，那么，自藤州至容州到北流之后的路线如何？便让一些研究者有隙可乘。张均绍就注意抓住了这一点，说苏轼和弟弟苏辙、儿子苏过，还加上刘安世（任朝廷谏官，被贬到高州）“经广西取道高州，并匆匆登上高凉山瞻仰冼夫人庙”，“为此，诗人大发感慨，当即提笔写下《题高凉冼庙诗》一首。”这样说，虽然钻了苏轼所记的空子，似乎说得过去，但却不是事实。就有学者撰文分析此说不成立，苏轼不可能在北流调头东行，攀爬三百里瘴气袭人的崇山峻岭，到高凉山或霞洞瞻仰冼庙。那么，要弄清苏轼从北流下海南的路径，“鬼门关”便成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或者说，是最重要的依据。自秦始皇开凿灵渠，湘江和漓江得以贯通，同时，也跟珠江水系相连接。无论是从桂江南下梧州，还是从广州沿西江而上到梧州，要下海南、北部湾，都转藤州，溯北流河经容州至北流。再由陆路经著名的鬼门关到玉林，然后沿南流江而下，出博白、浦北，然后到达廉州（即合浦）。这是由于古代交通工具落后，舟船往往成为人们远行的首选。苏轼从惠州贬到儋州，走的正是这条水路。苏轼在梧州听说苏辙就在前面，于是抓紧追赶，“相遇于藤”，从北流江而上，到达北流，这是没有疑问的。关键是从北流经哪条路而去？我们从苏轼《到昌化军谢表》中说的“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可知苏轼下海南时，一定路过“鬼门关”。他在海南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回归中原，也写有诗句“天涯已惯逢人日，归路犹欣过鬼门”。苏轼多次提到“鬼门关”，说明他对“鬼门关”念念不忘。从北流到玉林，分隔了北流江和南流江的山野间，有一道关卡就是“鬼门关”，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令人心寒的符号。今天看来，那关口其实一点也不险峻，只是古代所有被贬海南的官员经过这里，却都会魂飞魄散、胆战心惊。唐代诗人沈佺期走过这里写诗哀叹：“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一代名相李德裕经此（顺便说一个句题外话，李德裕被贬经这条水路到海南，并没有到过电白的放鸡岛），也同样满怀恐惧：“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苏轼被贬海南，同样路过这里，曾作诗“自过鬼门关外天，命同人酢瓷头船。北人堕泪南人笑，青峰无梯问杜鹃。”也有说不尽的惊惶失措与落寞。当地谚语云：“若度鬼门关，十去九不还。”如李德裕、苏轼等贬谪之人，路过“鬼门关”时的那份心情，既有对之前生活的那份不舍、不甘、不平和惶恐，也有源自对归期未有期的企盼和绝望，对人生际遇的怨愤和惋惜。这更加可以说明苏轼为什么会对“鬼门关”念念不忘的原因。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遇朝廷大赦，自海南儋州返回内地，渡海之后，经徐闻、雷州，再过廉州，从廉州到玉林，过鬼门关到北流，又从北流经容州、藤州、梧州，之后到达广州。这回程因有苏轼的诗文为证，在学术上没有争论。以上用苏轼自己的记载及他的诗，说明苏轼下海南走的是水路，是从北流经鬼门关到玉林，然后从玉林下廉州，再到雷州，再渡海到海南达儋州，回程跟去程基本一样。这样，就充分地说明，苏轼没有到过霞洞晏公岭的诚敬夫人庙，同理，也没有到过高凉山的冼夫人庙。这个历史存疑可以解开，可以还原苏轼写作这首著名的“冼庙诗”的创作地点在海南儋州的历史真相。

2023-02-21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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