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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台湾)中台科技大学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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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35,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02年国际住房与规划联合会第46届世界大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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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国际数字科技博物馆论坛秘书处
2018’中国土地资源科学创新与发展暨倪绍祥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2021动物致伤防治高峰论坛组委会
256200 山东省邹平县醴泉七路 教育中心(农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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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eu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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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
Philosophy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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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90516条数据
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宋词研究
学术论文
村上哲见是当今日本词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其《宋词研究:唐五代北宋篇》被誉为日本第一部正式的词学研究著作,之后又有《宋词研究:南宋篇》。这两部著作呈现了村上哲见词学研究成果的全貌,基本涵盖了词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全面系统地梳理、探讨和总结、评说村上哲见的中国词学研究,从而窥探日本词学研究的面貌及特色,对于国内词学研究的拓展和启发是有极大意义的。 根据日本学者关于中国词学研究的重点和笔者占有的相关资料,本文采取点面结合的写作方法,在第二章论述村上哲见采取以诗词异同论为中心的独特视角揭示词的起源,北宋词和南宋词综论,以及弥补“豪放”、“婉约”二派缺点的现实派和典雅派的新的分派方案;在第三章以村上哲见的柳永词研究、苏轼词研究、辛弃疾研究和吴文英研究为例,进行个案分析;在第四章归纳总结村上哲见宋词研究的特色;在第五章论述村上哲见词学研究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王晶
《太平御览》引《史记》考校
学术论文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傅体通史,在中国史学典籍中具有主要的地位。《史记》刻本产生後,由於历代翻刻,产生了大量版本异文,加之刻本産生前手抄流傅产生的异文,很有必要封遍些异文加以研究。目前最为流行的《史记》版本是中莘书局1959年点校本(1982年再版),但该本也存在一些问题。《太平御览》是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编写的一部类书,因其引用了大量唐以前文献,历来被学者视为校勘、辑佚的宝山。《太平御览》引用的《史记》的资料颇为丰富,其中有些异文颇有参考价值,值得关注。 本文以《太平御览》所引《史记》异文为据,采用校勘、训诂的方法,广参王念孙、梁玉绳等褚家之说,考证了中华书局本《史记》文字的某些讹、误、衍、夺,希望以此为引玉之砖,引起读者封相关研究的关注,为《史记》的文本整理提供帮助。
龚碧虹
苏轼风格学研究的新开拓--读《两宋文学史》
期刊
蒋淑贤;马西村
苏轼与河中府
报纸
宋熙宁九年(1076),四十一岁的苏轼两年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任满,诏命以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山西河中府(今永济市)。苏轼给周开祖的信中写道:“某此无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去益远矣。”十二月,孔宗翰来代,苏轼罢密州,赴开封复命。一苏轼腊月即于密州启程,原本打算在济南过元旦。宋朝人的元旦,即现在的春节,是一年当中最隆重的节日。这一天,朝廷要举行元旦朝会,驻京要员、外国使节等齐聚宴饮,场面盛大。普通百姓也纷纷挂桃符、放爆竹、饮屠苏酒,阖家团圆,除旧迎新,欢庆又一轮四季的开始。选择到济南过年,必然是苏轼的特殊安排,如同两年前申请到密州任职一样,主要动因是他的弟弟苏辙。四年之前,也就是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苏辙携家眷来到济南,任职齐州掌书记。苏辙自述,主动离开京城,申请调任济南,一是在开封的工作不如意,二是追慕济南的富足和美誉。彼时,苏轼和苏辙两兄弟的境遇差不太多。庙堂之上,王安石开始了变法,大臣们政见不一,争执不休。最终,变法一派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排除异己,强硬推行。韩琦、富弼、张方平、司马光等一批持不同政见者,或退隐,或罢黜,离开了帝国的权力中心。早在熙宁四年(1071),苏轼就因指责新政遭到弹劾,离任奏院监官,外放杭州通判。三年任期届满,朝中关于变法的争斗愈发激烈,他主动申请调任密州,“携孥上国,预忧桂玉之不充;请郡东方,实欲弟昆之相近”。(《密州谢上表》)宦游无定,羁旅南北,既然命运注定颠沛流离,苏轼希望能离弟弟近一点。密州、齐州相隔不远,他渴望得到亲情的抚慰。这一对青史留名的好兄弟,亲密关系早已超越了兄友弟恭。他们自幼一起成长,少时一起求学,青年时代随父出川,进京一同考取进士,继而同朝为官,是兄弟,是同学,亦是师友。苏轼在一次与弟弟分别时写诗总结:“我少知子由,天资和而清。好学老益坚,表里渐融明,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多年之后,苏辙也在兄长的墓志铭中感慨:“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可是,到了密州,苏轼和弟弟相会的心愿并没能实现。密州两年,他们书信往来密切,却未有过一次团聚。而且,相较于此前任职的杭州,密州的生活更为艰苦,旱灾、蝗灾接连不断,身为一州之长的苏轼,奔忙于政务,有段时间,吃饭居然也成了问题,“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后杞菊赋》)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评价,密州生活时期,是苏东坡最难过、最沮丧的一段时光。身处欲进不得、欲罢不能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他把对人生苍凉与无奈的体验,转化成了对亲人深沉的思念。广为流传的密州四曲,有两首为思念亲人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追忆亡妻,面对与爱人的阴阳两隔,他感慨:“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想起未能相见的弟弟,他写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两兄弟相距不远,却始终不能团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诗评家说,这首词一出,其他描写满月的作品都不值一顾了。所以,当收到去往河中府的调令之后,苏轼随即启程,取道济南,去赶赴一场期待已久的兄弟聚会。二初到济南,他感觉“济南春好雪初晴,才到龙山马足轻”。(《阳关曲·答李公择》)虽没能见到心念已久的弟弟,但却远远望见了迎接他的苏家孩子们。苏迟、苏适、苏远三个侄儿,站在城外未消的春雪里翘首企盼,等候伯父的到来。对于久盼亲情抚慰的苏轼来说,这次团聚带来的欢欣可想而知。多年后,他写诗提及当年的相聚场景,字里行间仍是对这段时光的恋恋不舍:“忆过济南春未动,三子出迎残雪里。我时移守古河东,酒肉淋漓浑舍喜。”(《将至筠先寄迟适远三犹子》)晚辈迎候,家人聚餐,杯盏交错之间,一大家人喜气洋洋,暂时让他忘却了宦居异地的忧伤。济南所能抚慰苏轼的,不只亲情,还有友情。时任齐州知州的李常,是苏轼在京结识的故友,两人志同道合,兴趣相投。现在,两个好友在济南相聚了。济南山水形胜,可玩处甚多。李常作为泉城主人,自然要带着好友在城郊游山玩水,大明湖、趵突泉都留下了苏轼的足迹。苏轼在苏辙家住了一个月左右,在这一个多月里,他享受了亲友的温情,欣赏了湖光山色的美景,留下了镌刻进生命的美好回忆。接下来,他还要继续赶路,把这座城市在初春时节送给他的温暖,带向人生中的更远处。熙宁十年(1077)二月十日,两兄弟的眷属到达京城附近的黄河岸边,子由出京,在河岸以北三十里的澶濮之间(今河南濮阳)重逢,两兄弟在雪中畅游了几日,“一樽酒,黄河侧,无限事,从头说。相看恍如昨,许多年月。衣上旧痕余苦泪,眉间喜气占黄色。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苏轼《满江红·怀子由作》)如果正常的话,苏轼入京面圣后,就该往西到河中府上任了。如果苏轼到任河中府,山西也会像全国所有留下苏轼足迹的地方一样,最起码河东地区会因苏轼的到来,留下精彩的诗词文辞、传说故事;也会因苏轼的离开,被后人纪念追寻、津津乐道。三世事难料,皆有因缘,与人与地也一样。苏辙带来了一则消息,说苏轼在河中府的新职已被取消,改派为徐州太守。至陈桥驿,知徐州告下,时不得入国门,乃寓居郊外好友范镇之东园。苏轼给文与可信中说:“轼自密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复携而东。仕宦本不择地,然彭城于私计比河中为便安耳。”既“不得入国门”,又“改差徐州”,这封信,在旷达与无奈中,多少有些自我安慰,也可看出苏轼心中对于亲情故友的忆念与顾恋。朝廷的朝令夕改,使苏轼与河中府擦肩而过。在好友范镇家寓居两个月后,四月二十一日,苏轼到徐州任……1254年夏,六十五岁的“北方文雄”元好问首次登上了与他的家乡相距咫尺的五台山,畅游月余,写下了著名的《台山杂咏十六首》。其中第四首写道:“颠风作力扫阴霾,白日青天四望开。好个台山真面目,争教坡老不曾来?”苏轼曾“不识庐山真面目”,元好问却看到“好个台山真面目”,也为无缘山西的苏东坡而惋惜。这便是苏东坡与山西、与河中府之缘,一种天意难违、失之交臂的遗憾!但,毕竟“古河东”这个地域称谓及人文文化,被坡老认同称许,并跻身于其诗词鸿篇中。而整篇诗句无不充溢着苏轼“人生逆旅”中内心的超然、达观与对亲情的滋滋眷恋。有诗为证——将至筠先寄迟适远三犹子苏轼露宿风餐六百里,明朝饮马南江水。未见丰盈犀角儿,先逢玉雪王郎子。对床欲作连夜语,念汝还须戴星起。夜来梦见小于菟,犹是髧髦垂两耳。忆过济南春未动,三子出迎残雪里。我时移守古河东,酒肉淋漓浑舍喜。而今憔悴一羸马,逆旅担夫相汝尔。出城见我定惊嗟,身健穷愁不须耻。我为乃翁留十日,掣电一欢何足恃。惟当火急作新诗,一醉两翁胜酒美。□李建
2022-11-22
青龙三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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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郭泉真奇妙的是,他们都被苏轼苏东坡串起来了。【一】苏轼自号东坡,是在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也是在这里,米芾拜见了他,从此书法有了突破性变化,两人也结下直至终老的真挚友情。有观点认为,就在这前后甚至同年,30多岁的米芾来到上海青龙镇,做了“治事”的官员,一般认为是“镇监”。这是目前所知与青龙镇有着最直接关系的古代著名文人。第二位与青龙镇有着不解之缘的文人,是被誉为“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他写下了可算第一部青龙镇“镇志”的《青龙杂志》,还曾往来游历,写下好几首诗。而他晚年终获提拔之后出任全国科举考官,选中一份卷子,主考官欧阳修也为之惊叹,却觉如此能耐只有自己弟子曾巩才能做到,于是为了避嫌,硬生生将这份卷子压为第二名。于是那年的考生苏轼,硬生生错失了状元。那一届,被认为是中国科举史的“千年第一榜”“最高峰”“龙虎榜”。高中进士的除了苏轼,还有曾巩、苏辙、后来“程朱理学”中的程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等,有24人在《宋史》列传,有9人成为宋代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宰执”。而苏轼、苏辙、曾巩再加主考官欧阳修,唐宋八大家,一半在其中。于是梅尧臣也与苏轼有了人生的深刻交集。加上苏轼自己,为青龙镇留下《思堂记》《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绝》诗文,又牵引起秦观、苏辙、陈舜俞、张先等一众宋代著名诗词文人雅集作《醉眠亭》诸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唐天宝年间设青龙镇后,至宋,及元,数百年间有三次日本遣唐使的中外文化交流均从此扬帆出海,有新罗(今韩国)人与日本人在此“酬答唱和”的文化盛事,有范仲淹、秦观、苏辙、陈舜俞、张先、章楶、李行中、王观、李常、张景修、韩宗文、苏棁、晁端佑、晁端彦、晁端禀、关景山、杨蟠、僧道潜、应熙、林鉴、贡师泰、杨维桢、赵孟頫、任仁发等无数文人与青龙镇发生各种关联,留下千年鸿影。而其中,米芾、梅尧臣、苏轼三人,一为镇监,一撰镇志,一聚雅集,可谓具代表性的“青龙三鸿”。奇妙的是,苏轼把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串连了起来。雪鸿泥爪亦可千古流芳。上海,在那些年,在青龙镇,与苏轼及他串起的人们有一段缘。人,与地,及史,稀罕的都是相遇,关键在彼此成就。要走过多远,才来到面前。【二】来青龙镇之前,30岁的米芾曾一把火烧毁了自己所有作品,与前半生告别。宋代曾敏行《独醒杂志》载,米芾自述“年三十为长沙掾,尽焚毁己前所作”。掾,属官。也是在离任长沙掾时,他游庐山在李邕《东林寺碑》的题名,出现了一个饶有意味的悄然变化。此前在同为李邕的长沙岳麓山《麓山寺碑》上,他的题名是“襄阳米黻”。而在庐山,题名变成了“楚国米黻”。这是他毕生心境与人生观将发生重大转变前夕,一个暗暗的信号。时为“而立”。及至“不惑”,他终于直接把“黻”,改为了“芾”。黻,是他父亲所取,本义为“古代礼服上黑与青相间的花纹”。《诗·秦风·终南》说:“君子至止,黻衣绣裳。”刘向《说苑》说:“士服(穿)黻。”还有说法称:古代天子黄袍,绣有龙、山、日、月等12种图案,称为“龙纹十二章”,“黻”为其一;米芾20岁为自己取的字“元章”,也源于此。显然,这个原名,寄予着父亲的厚望与自己的期许。而芾,本义是“小树干及小树叶”,引申为“草木茂盛”。说白了,就是从此想做一棵小树小草。所以有观点认为,改成“楚国”二字,是想“用籍贯来含糊血统”。他的血统,据清代学者翁方纲考证,祖上是宋代开国将军米信。而《宋史》有传,米信原名海进,曾在契丹为将,是“胡人”。这如果在大量任用少数民族武将的隋唐,并不出奇。然而到了宋代,这一出身已然变得敏感,进而会被讥讽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陈锋教授直言:传统社会最讲究出身,米芾虽天纵奇才,但并无科举背景,只因母亲侍奉过宋英宗的夫人,“说句俗话就是在王府做老妈子”,所以宋神宗登基后,出于对她辛劳的酬谢,赐给了米芾一个县尉官职,他才从一介平民挤入仕途。可想而知,这在进士出身的士大夫们眼里,“实属卑微”。米芾也一直仕途不顺。56岁,离去世只有两年了,他才蒙宋徽宗青睐,入京为书学画学两博士,很快迁为礼部员外郎。然而,即便这样一个据说相当于“处长”的官,却还是立即被弹劾了。理由就是——“出身冗浊”。再一年,卒。所以对米芾来说,长沙掾任上也好,青龙镇治事也罢,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官,都只是他人生逆旅中一个又一个辗转飘零的驿站。而飘零中,有一件事,一直陪伴着他,成为极大程度上的慰藉——对书法的如痴如醉。让人哭笑不得的一个佐证是:身为长沙地方行政官员的他,竟因太喜爱麓山道林寺的沈传师书法牌,借走观赏不还,寺僧“告官追回”。世人熟知“米癫”拜石称仁兄。他离任长沙时这一次“知法犯法”,同样不可思议。知道了这些,就很能够理解,当他来到青龙镇,与当地学校里年长的教师互相往来,见到对方拿出陈林为镇上隆平寺所记的《隆平寺经藏记》一文时,会不自禁地“爱而书之”。只可惜,此帖已不可见。今人可见的,只有另一幅被认为是他“赴青龙监任,过吴江”时,所写的《吴江舟中作诗帖》。全卷横向展开达数米,大字行书,被评价为“痛快淋漓”又“清古从容”。研究者孟庆星从诗中“旁观莺脰湖”一句分析,米芾乘舟的具体地点,在今苏州吴江区平望镇莺脰湖,而从诗中“昨风起西北,万艘皆乘便。今风转而东,我舟十五纤”又可知,米芾当时是逆风向东而行。向东的前方,是青龙。“痛快淋漓”又“清古从容”,米芾在走向青龙的上海之行,走向日益成熟而真正的自己。【三】庆历四年春——读过范仲淹《岳阳楼记》的人都熟知:这一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同在这年春天(从朱东润先生研究看当在一月到三四月间),梅尧臣来到青龙。还是这年,夏,从青龙回湖州后辗转返京路上,他相伴十七年、情深意笃的夫人谢氏撒手西去,没多久,次子十十又接踵而逝。秋,刚回京的他,在冬天因一次著名的饭局,卷入著名的北宋“进奏院案”,次年便离京了。这一年到头,他最开心的日子,该是春天在青龙“海上观潮”。与米芾一样,梅尧臣也一直仕途不顺,郁郁不得志,晚年才有所提拔。也同样,两人都在青龙,有了一次心境与生命的舒展与遇见。米芾遇见美文,梅尧臣遇见奇观。到青龙前,梅尧臣在湖州监盐税任已两年,官不大,责任轻,与知湖州事、同为诗人的胡宿也相处得很好。来到青龙,是内侄谢景温邀约。梅尧臣和他及其父亲谢绛都关系很好。此行一路写下诸多诗作,《过华亭》写到陆机宅,《逢谢师直》写到“把酒语君悲且喜”,谢师直就是谢景温。而在《回自青龙呈谢师直》这首长篇七言诗中,梅尧臣洋洋洒洒24句168字,尽情一吐衷肠:共君相别三四年,岩岩瘦骨还依然。唯髭比旧多且黑,学术久已不可肩。嗟余老大无所用,白发冉冉将侵颠。文章自是与时背,妻饿儿啼无一钱。幸得诗书销白日,岂顾富贵摩青天。而今饮酒亦复少,未及再酌肠如煎。前夕与君欢且饮,饮才数盏我已眠。鸡鸣犬吠似聒耳,举头屋室皆左旋。起来整巾不称意,挂帆直走沧海边。便欲骑鲸去万里,列缺不借霹雳鞭。气沮心衰计欲睡,梦想先到苹渚前。与君无复更留醉,醉死谁能如谪僊。细看这行行苦泪、字字辛酸,便更能体会——这次相见后,梅尧臣酒醒头晕,妻饿儿啼,气沮心衰,“起来整巾不称意,挂帆直走沧海边”,在青龙海上观潮,看到海天一色、大潮涌动时,会是怎样的心境开阔与一时忘怀。他还看到一幕奇观,兴致勃勃写进《青龙海上观潮》一诗,头句便大开大合:“百川倒蹙水欲立,不久却回如鼻吸。”描绘了潮起潮落时的壮观景象。后又写到“老鱼”,“推鳞伐肉走千艘,骨节专车无大及”——推鳞伐肉,剩下的骨头一节就有一辆车那么长(骨节专车),这该是怎样巨大的一条“老鱼”。朱东润先生说:“尧臣去的时候,渔民正拖着鲸鱼入港,进行宰割。”这与后人追考的景象相符:北宋初年,吴淞江水,宽逾九华里,尤其在汇入大海的青龙镇一带,河口辽阔……他还为青龙写下“镇志”,称镇上“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桥、三十六坊,时人比之杭州”。青龙为梅尧臣舒心怡目,梅尧臣为青龙留下史证。陆游对梅尧臣推崇备至,称“李杜不复作,梅公真壮哉”。欧阳修称“语诗者必求之圣俞”,说梅尧臣的诗令人“陶然酣适,不知手足之将鼓舞也”,认为自己不及,并始终称他为“诗老”。刘克庄尊梅尧臣为宋诗“开山祖师”,对宋诗特别推崇梅尧臣、陆游,朱东润盛赞“这是他的卓识所在”,并进一步指出“为什么宋人论诗特别推重杜甫?因为唯有杜甫能指出人民深刻的感受。为什么克庄特别推重梅、陆?也是因为梅、陆能指出人民的深刻感受”。如,写烧瓦工人、民生疾苦的《陶者》:“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又如,写重男轻女不平等的《戏寄师厚生女》:“生男众所喜,生女众所丑。生男走四邻,生女各张口。男大守诗书,女大逐鸡狗……”他另一大特点,是文风质朴平淡。他强调“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倡导“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成为千古流传的文艺美学主张,“对开辟宋诗的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欧阳修称赞他说:“文辞愈清新,心意随老大。”“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钱钟书称他“主张‘平淡’,在当时有极高的声望,起极大的影响”。朱东润说:“宋人之诗,自梅尧臣以后开出一条新的道路,和唐诗的面目截然不同。”这样一位大诗人,在那一年,把他善于发现美的目光投向了青龙,投向了上海。后来,又在一份份考卷中,投向了苏轼。【四】那一年的科考过后,有愤怒的考生在欧阳修上朝时,指着他的脸骂了一顿,也有人写了一篇祭欧阳修的文章送到他府上。愤怒,是因为这一次取卷,注重选拔雄浑朴茂的作品,狠狠打击了宋代一度流行的险怪僻涩文风,没有录取一些所谓的“知名之士”,而选出了朴实的曾巩、名不见经传的苏轼。所以朱东润先生说,苏轼对梅尧臣的感激是无比的。两人还都说了同一句话。定评前,欧阳修问,苏轼卷中那句精彩的“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出处何在?梅尧臣昂然答:这要什么出处?放榜后,欧阳修见到苏轼又问,苏轼同样笑答:想起来如此,这要什么出处?这一年,苏轼22岁。三年后,梅尧臣卒。又五年后,1065年,苏轼发妻王弗卒。再一年,苏洵卒。1075年,40岁的苏轼为王弗写下著名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而此时,从《宋会要辑稿》所记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各地商税可见:青龙镇上交商税15879贯,位列全国第五。1079年,44岁的苏轼又为章楶在上海造的思堂,写了一篇《思堂记》。同在这年,苏轼因著名的“乌台诗案”被抓,被贬黄州,就是数年后米芾去拜见他的黄州。章楶,北宋名将、文臣,率军大败西夏,边功“为西方最”,《宋史》称夏从此“不复能军”。他也是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里的章质夫,谥号“庄敏”。《青浦地名小志》说:“章庄敏公……元丰时官华亭,曾浚青龙江,筑思堂,苏东坡作有《思堂记》。”1958年4月5日,嘉定县练西小学大操场后发现一座宋墓,碑铭500多字,正是章楶所书。苏轼在《思堂记》说,章楶取名“思堂”之意,在“凡吾之所为,必思而后行”,特意请苏轼“记之”。然而苏轼感叹自己是“天下之无思虑者也”,追求“不思之乐”,不处而静,不饮而醉,称这种率性本真的快乐实在“不可名也”。这是他在“乌台诗案”之前所作。之后,他为青龙江写的文字,已变成“世路风波恶”“酒里得天全”。有研究者考证认为,他是在1089年任杭州太守时,为隐居文人李行中在青龙江边筑的亭取名“醉眠”,并赋《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绝》的。三绝第一首便是:“已向闲中作地仙,更于酒里得天全,从教世路风波恶,贺监偏工水底眠。”贺监,贺知章,杜甫《饮中八仙诗》说他喝醉酒掉进井底而眠(“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南宋绍熙《云间志》收录有李常、王观、韩宗文、苏棁、晁端禀、关景山、僧道潜等15人及李行中、苏轼为《醉眠亭》雅集所写的数十首诗作。苏辙写道“是非一醉了无余,唯有胸中万卷书”,秦观写道“壮志未及伸,幽愿良毕自”,陈舜俞写道“兴亡藐比荣枯柳,聚散看同旦暮潮”,张先写道“醉翁家有醉眠亭,为爱江堤乱草青”……张先,就是写出“云破月来花弄影”、人称“张三影”的那位大词人。近千年前的上海,在青龙江,以其开阔辽远、奔腾向东,以两次“雪鸿泥爪”的众多诗文留迹,见证了苏轼或顺或逆的人生风波,迎接容纳了大文人与朋友们的欢聚与唱和、释放与安放。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五】三位文人的海上鸿影不止于青龙。米芾为金山朱泾法忍寺题写过寺名。苏轼在松江小昆山为“二陆”读书台的崖壁留下过“夕阳在山”与“子瞻”。南宋绍熙《云间志》记载,金山有一寒穴泉,“王介甫、唐彦猷、梅圣俞皆有诗”。王即王安石,唐即唐询,梅即梅尧臣。青龙镇的人文盛景,除上述翩翩鸿影外,还有一事值得一提:镇学。研究者王辉指出,宋代以后,地方学校一般分为府学、州学、县学三级,相比之下,镇一级的非常少,只有规模很大的市镇才有实力兴办,但是青龙镇就有著名的监镇赵彦敔创建的镇学。他自己捐出俸禄三十万,太守郑某又鼎力支持、拨款三十万,极大激励各界民众,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完工建成,人们奔走相告,成为一大盛事。文人应熙在《青龙赋》写道:“阙里观书,镇学列三千余名之学士。”“三千学士”或有夸张。不过在此之前,秀州知州程俱已称青龙镇的规模“无异大县”。在此之后,赵孟頫也曾专程前往拜谒“胜迹”,写下《谒青龙文庙二首》。青龙,在今天的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上世纪80年代,学者邹逸麟寻来,看见始建于唐代的一座青龙塔历经千年,塔身已斜,别无遗迹。1992年,专家曹时中将之扶正。2010年起,上博考古队开始系统发掘青龙镇遗址。六年后,2016年12月8日,上海被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青龙镇遗址考古向世人公布重要发现,并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家认为:“作为上海最早对外贸易港口,它也改变了对海上丝绸之路路线格局的认识。”其中“很重要”的“突破点”,是发现了隆平寺塔的塔基,这与史籍有考的重要文献《隆平寺经藏记》联系起来。米芾,及同样往来青龙的苏轼、梅尧臣等诸多人文鸿影,也逐渐从历史深处叠化浮现、来到眼前。青龙镇考古发现了“上海目前已考古发现的数百口井中深度最深、做工最精致的一口”。人文历史也是一口深井,水面倒映着,井口上空掠过的翩翩飞鸿。史深水静掠翩鸿。
郭泉真
2020-03-16
论徐复观“三教归庄”式的宋代画论观
期刊
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理解在华语界具有较大影响。他的美学思想一度成为部分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特别是宋代美学的立论依据。然而,徐复观对宋代美学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见,这种偏见表现为对庄子美学的过分重视及对理学美学的漠视。因此,这种偏见导致了他对中国艺术精神过分曲解,便引起学者们的广大批评。伴随着近些年来学者们对理学美学思想的重视,对这种偏见修正工作的展开需要进一步整理。
陈永宝[1,2]
好在清风十万枝——文同《范仲淹道服赞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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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军文图1宋神宗熙宁年间,王韶开边大捷,收复河、湟之地。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之声。边将故意寻衅滋事,挑起战争,冒功取赏。敌人到来则畏之如虎,受害的还是百姓。洋州知州文同气愤难平,写了《五原行》,揭露此事:“云萧萧,草摇摇,风吹黄沙昏泬寥。胡儿满窟卧寒日,卓旗系马人一匹。夜来烽火连篝起,银鹘呼兵捷如鬼。齐集弓刀上陇行,犬噪狐嗥绕空垒。羌人钞暴为常事,见敌不争收若雨。自高声势叙边功,岁岁年年皆一同。将军玩寇五原上,朝廷不知但推赏。”朝廷在熙河实行茶马互市,用茶叶换取游牧部落的马匹,以充军用。洋州人以种茶为生,“赖以衣食,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朝廷实行榷茶法,即官方专卖。茶户以极低的价格将茶卖给政府,还得肩挑背驮运往州郡集中。多余茶叶遂致积压霉变。政府以严刑峻法打击茶叶走私,“五木巨械,钳首贯足,拷一逮十,拷十连百,囹圄无虚”。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文同上奏朝廷,废除“榷茶法”,“洋州民大悦”。2文同,字与可,梓州盐亭县人。方口秀眉,以学名世,操韵高洁,自号笑笑先生。文彦博说:“与可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文同中进士,历知邛州、大邑、陵州、洋州。在同僚眼里,洋州是穷乡僻壤,文同却十分惬意。城北有筼筜谷,满山满谷都是竹林。如今是世界珍禽号称“东方红宝石”的朱鹮繁衍栖息地,当年是文同的精神乐园。文同在筼筜谷构筑一座小亭,“看画亭中默坐,吟诗岸上微行。人谓偷闲太守,自呼窃禄先生”。文同《筼筜谷》诗云:“池通一谷波溶溶,竹合两岸烟蒙蒙。寻幽直去景渐野,宛尔不似在尘中。”文同观竹画竹,以“淡墨挥扫”来代替“丹青朱黄铅粉之工”。米芾说:“以墨深为面,淡为背,自与可始也。”文同的墨竹,常为一竿悬崖竹,虽屈曲求伸仍不移其性,素节凛凛。东坡道:“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文同说:“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君妙处。”每完成一幅新作,文同便叮嘱:“勿使他人书字,待苏子瞻来,令作诗其侧。”正如东坡所言:“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文同对自己的绘画造诣,并不看重。四方之人手捧绢素,接踵门外。搞得文同很烦,将绢扔到地上,骂道:“还不如做我的袜子。”上下权贵,大为窝火。苏轼也极爱竹子:“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文同指导东坡画竹:“画竹者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稍纵则逝矣。”东坡“得其意,并得其法”,竹子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看东坡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问:“何不逐节分?”东坡反问:“竹生时,何尝逐节生?”后来,苏轼官徐州,文同写信开玩笑说:“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复写一诗云:“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东坡说:“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寄来吧!”文同无以回答,说:“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东坡机敏,答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文同将所画《筼筜谷偃竹》寄去,说:“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作为交换,令东坡作《洋州三十咏》。一日,文同与夫人同去观竹,晚饭仅有竹笋下饭。正吃间,收到东坡的《筼筜谷》诗:“汉刀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川千亩在胸中。”文同放怀大笑,喷饭满桌。文同任满,离开洋州时,对筼筜谷依依不舍,写诗二首,一是赠给竹子的,一是代竹作答,很是有趣。《赠竹》云:“我昔初来见尔时,秃稍挛叶病褵褷。遮根护笋今成立,好在清风十万枝。”《竹答》云:“我实仙陂百世孙,二年生长感君恩。近闻官满将归去,更望临时莫洗园。”3熙宁元年(1068年),文同解官回乡服母丧,修“墨君堂”。作《墨君堂》诗云:“嗜竹种复画,浑如王掾居。高堂倚空岩,素壁交扶疏。山影覆秋静,月色澄夜虚。萧爽只自适,谁能爱吾庐。”又有《墨君堂晚晴凭栏》:“墨君堂中看新霁,十里平林铺净绿。青烟一去抹远岸,白鸟双来立乔木。戴胜入园蚕已老,栗留过陇麦将熟。坐等月破东岭云,自取帘钩更高轴。”是年冬,苏轼、苏辙兄弟为父亲丁忧期满返京,路过永泰,拜访文同。文同喜出望外,请他们作文赋诗。苏轼作《墨君堂记》中云:“与可之为人也,端静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洁博习,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于与可者,非一人也,而独厚君如此。君又疏简抗劲,无声色臭味可以娱悦人之耳目鼻口,则与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贤君矣。”世上之人,爱竹者众,唯独文与可,“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贤。雍容谈笑,挥洒奋迅而尽君之德。稚壮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势,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荦确以致其节,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与可之于君,可谓得其情而尽其性矣”!4文同才思敏捷,时人认为只有“三苏”才堪匹敌。苏东坡由衷赞道:“艺学之多,蔚如秋黄。脱口成章,粲莫可耘。驰聘百家,错落纷纭。使我羞叹,笔砚为焚。”与以理入诗的宋诗不同,文同诗如唐人,境界足可与王维、孟浩然相比肩。《新晴山月》诗云:“高松漏疏月,落影如画地。徘徊爱其下,及久不能寐。怯风池荷卷,疾雨山果坠。谁伴予苦吟,满林啼络讳。”《晚至村家》诗云:“高原硗确石径微,篱巷明灭余残晖。旧裾飘风采桑去,白袷卷水身稻归。深葭绕涧牛散卧,积麦满场鸡乱飞。前溪后谷暝烟起,稚子各出关柴扉。”又有乐府《采莲曲》:“绿缬裆,红绣裳,衫盘蜂蝶裙鸳鸯。雕瑰错宝垂鬓长,紫眉翠盖行新妆。蹁跹曲堤下回塘,画桡送入波中央。罗袖卷起金钏光,摇轻撼脆敲短芒。丹琼绀玉低复昂,沾裛薄粉扑嫩黄。替腰蛛腹丝飘扬,列坐彩舫求比方。笑声吃吃动明珰,挨蒲拂蓼次岸旁。风吹落霞供晚凉,西城鸦鸦啼女墙。归来索酒酌满觞,吴屏蜀帐围象床。困卧不起灯烛张,琉璃盎缶丛生香。”明代杨慎说:“置之开元诸公集中,殆不可辩。今曰‘宋无诗’,岂不然乎!”文同的书法成就也极高,尤其是草书。他说:“余学草书几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乃得其妙,则知颠、素之各有所悟也。”可惜他的草书没有流传下来。这幅行书是为范仲淹的《道服赞》所题跋文,天然清新,纷披淋漓,一如他的墨竹,“富潇洒之姿,逼檀栾之秀”。5东坡与文同见面少,分别多。文同写诗回忆:“往年记得归在京,日日访子来西城。虽然对坐两寂寞,亦有大笑时相轰。顾子心力苦未老,犹弄故态如狂生。书窗画壁恣掀倒,脱帽褫带随纵横。喧呶歌诗嘂文字,荡突不管邻人惊。更呼老卒立台下,使抱短箫吹月明。清欢居此仅数月,夜夜放去常三更。别来七年在乡里,已忝三度移双旌。今兹惛惛意思倦,加以跕跕疾病婴。每思此乐一绝后,更不逢人如夜行。”东坡说:“与可于予亲厚无间,一日不见,使人思之。”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正月,文同改知湖州太守,二十一日病逝于赴任途中的陈州驿舍。苏轼悲痛欲绝,一连三日,夜不眠而坐喟,梦相从而惊觉,挥泪写下了《祭文与可文》:“呜呼哀哉!与可能复饮此酒也夫?能复赋诗以自乐,鼓琴以自侑也夫?“呜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气噎悒而填胸,泪疾下而淋衣。忽收泪以自问,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乎!道之不行,哀我无徒。岂无友朋,逝莫告余。惟余与可,匪亟匪徐,招之不来,麾之不去,不可得而亲,其可得而疏之耶?“呜呼哀哉!孰能惇德秉义如与可之和而正乎?孰能养民厚俗如与可之宽而明乎?孰能为诗与楚词如与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齐宠辱、忘得丧如与可之安而轻乎?“呜呼哀哉!”
2016-09-22
老子与庄子的比较研究
学术论文
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道家在先秦各学派中扮演重要角色。道家思想以其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独特领悟,在中国传统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并在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形成进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老子是先秦道家思想的奠基人,庄子则是老子之后道家思想的又一重要集大成者,两人作为道家这一先秦重要思想派系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中必然存在着一脉相承的道家观念的精髓,同时,由于老庄生活年代、人生际遇等等个人生平经历上的种种不同,他们的思想主张必然也存在差异之处。本课题的确立基于对道家两位代表性人物的比较性研究,以期打破人们传统观念中对老子和庄子思想的固有认识,更准确地概括二者在哲学思想体系上的共同点,同时也揭示出他们观点主张上的巨大差异,让人们看到脱离了道家范畴掩盖的老子和庄子各自的真实的思想世界。 关于老子与庄子的比较研究,本文在尊重《老子》、《庄子》原文的基础上,着重从宇宙观、政治观、人生观三条主线进行梳理,通过三观的比较,使人们对老庄的思想体系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老子和庄子同为道家学说的早期代表人物,他们的宇宙观是一脉相承,极其相似的,无论老子还是庄子都认为,宇宙的起源都指向统一的“道”,宇宙的本体上都归于“道”,宇宙的运作方式也体现着“道”,宇宙的未来归宿也都朝向“道”,宇宙有生有灭,但自古就有的、不生不灭的“道”却永恒存在着,循环往复,不会消亡。从整体看,庄子的思想是对老子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庄子对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核心的继承,亦即在于对“道”这个中心观念以及道的理论的继承,其要旨是相同的,这也是“庄学之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的主要标志。但其中同中存异,就我个人观点来看,我认为老子侧重于从宇宙的“本源”上去论述道,而庄子更侧重于从宇宙万物的“本体”上去解释道的内在规律性作用,这是老子和庄子自然之道的着力点不同。 在政治观方面,老子强调的是“无为而治”,庄子强调的是“无为不治”,老子的目的在治,庄子的目的在不治,老子的治有其策略,庄子的不治只是顺应。老子在治国之道上,处处体现了“无为”二字,但“无为”的背后则处处透出了“无不为”三个字。庄子在治国之道方面也继承了老子的无为思想,但庄子的理想不在于治世,而是选择了弃世、游世。庄子认为一切从政者治理天下的规矩和办法,都直接残害了事物的自然和本性,主张摒弃仁义和礼乐,取消一切束缚和羁绊,让社会和事物都回到它的自然和本性上去。庄子提出了“绝圣弃知”的主张,要摒弃社会文明与进步,倒退到人类的原始状态。在具体治国方略上,庄子给统治者开出的药方是听任自然、顺乎民情、听之任之,随顺应合,纵任民心,促进自我教化。总言之,老子的致用治世和庄子的消极游世,乃是老子和庄子治国之道的最大差别。 老庄在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珍视上有着明显的一致性,而他们的区别在于对待世俗的功名利禄的态度。老子的内心深处仍是没有抛开对于世俗功名的向往,因而他选择在保全肉体生命的前提下以阴柔“无为”的隐蔽方式达到入世“有为”的目的。而庄子则对于世俗的名利彻底心灰意冷,虽然他内心向往的是天下太平、万民同乐的理想世界,但由于人生遭遇的曲折艰辛,他对社会的现实和未来感到巨大的无奈和失望,所以只愿选择抛却所有世俗功利的羁绊,去追求自我个体的精神自由和逍遥。 老庄的“生死观”皆站在“道”的高度来反观人的生死问题,从“道”的立场来看生死的首尾相续和循环不已,要求人们摆脱从个人的视角来看待人的生与死,从而超越了生死。 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老子主张的是自然无为的生活准则、质朴节俭的生活方式、柔顺不争的处世原则和老谋深算的处世策略,而庄子反对驰世逐物的处世态度,提倡“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①的生活旨趣,追求超脱世俗的精神自由。
焦中卉
弘扬东坡文化 传承苏公遗风
报纸
编者按苏东坡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文化名人,他的艺术成就和影响早已超出作品及作者本身,历经千年而不衰,已形成一道独有的文化风景线。苏东坡在儋谪居3年没有沉沦于痛苦和彷徨,反而活出了淡定与恬静。9月22日,2018年第九届(儋州)东坡文化节暨儋州调声节文化论坛之一——东坡文化研讨会在儋州举行。与会13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弘扬东坡文化,传承东坡遗风展开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深具学术性的研讨成果。本期本报予以编发,敬请关注。李公羽以苏学文化旅游推进儋州消费胜地建设要全面系统地研究苏学,就应将三苏的文化和三苏相关文化的研究,扩大、丰富和提高为苏学体系来进行研究。在新时代实现对以东坡文化为基础,以三苏及相关文化为主体的苏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确立和奠定苏学的理论基础、学术框架和组织体系,有利于在国际上展示“文化中的儋州”和“学术里的儋州”。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的背景下和框架内,通过建设高标准苏学文化基础设施,开发国际水平的苏学研究、传承、观赏体验等丰富业态的旅游消费园区、景区,培育文化和旅游相结合的消费新热点,推进旅游消费领域对外开放,建成文化特色鲜明、历史遗存灿烂、旅游消费方便的国际旅游消费胜地,这将是加快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软实力。李景新苏东坡笔下的海南及其旅游资源开发苏东坡在海南岛度过了整整三年的时光,苏东坡为海南留下的文化遗产比其他历史人物更加丰富,因为他对海南历史文化发展的改变比其他历史人物的作用更加关键。苏东坡为海南、尤其是儋州人文注入了许多内涵,如春词的创作及其所凝聚的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内涵,上无夜游及其笔下的昌化军城市图景,伦江放生、岁设大供及其佛教民俗学价值,被酒独行及其所记录的乡野风情。并以此为例,论述了苏东坡文化在儋州的旅游资源价值及开发框架设想,将儋州东坡文化体验式旅游资源与深厚历史底蕴相结合,以体验式旅游的视觉来观察,开发出类似苏东坡的儋州春词描写的设想体验式旅游,展现儋州春天的风土人情之美及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内涵。冷成金苏轼词历史文化解释三题苏轼的一些著名的词,在历史文化解释中具有独特的意义。比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向空而有的价值建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情-理-情的价值建构过程、《减字木兰花.·立春》:心灵解脱与生命的审美直观。这里的历史文化研究,是指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诗词的历史文化研究或批评方法,它与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言一象一意”等批评方法以及近年来的对话理论、文化批评等研究和批评方法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冷成金认为苏轼以“此心安处是吾乡”化故乡为天下,体现的是宋代内向的文化精神。但后者绝非是指向内心的萎缩,恰恰是以“人能弘道”“为天地立心”的气魄来破除束缚,以最大的勇气来面对人事的艰难,以最合理的方式来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在社会功业与人格的互证中提高人生境界。涂普生东坡文化主题景观的文化意义涂普生认为,东坡文化主题景观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结晶。涂普生首先从眉山的东坡外滩、三苏祠、儋州东坡书院等主题景观为例详细介绍了其中的文化意义。他认为东坡主题景观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机、创新性发展”的结晶。他指出,研究东坡文化的文化意义,对于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对于深刻理解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其次介绍了修复和修建东坡文化主题景观彰显了地方千年积淀的厚重的文化底蕴文化意义,还铭刻着党和人民政府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所得到的实惠和获得感;最后,涂普生认为修复和修建东坡文化遗址及东坡文化主题景观对于进一步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在习近平新时代,释放更多、更大的正能量。刘清泉沉香亭北百花香—苏轼、沉香与旅游刘清泉结合苏轼与沉香相关诗文,论述与沉香相关的海南风俗,联想到“沉水香,上品出海南黎峒”,由此衍生出策划“沉香文化节”、发展沉香文化与旅游的创意。用《书柳子厚牛赋后》文章首先引出海南人民“以巫为医,以牛为药”的风俗,苏轼呼吁海南人民移风易俗,摒弃杀牛祈祷的风俗;其次在《沉香山子赋》里点明将沉香山子置于几席,幽香溢满衣服,而且香气不会稍纵即逝,其特点切入沉香可以作为礼品具有的“金坚而玉润,亦鹤骨而龙筋,幽香浓郁”等美好喻意;最后他指出以苏轼诗文为契机,以沉香民俗为载体作为旅游文化内涵。他认为,我国的香文化源流长,很早就使用香料,举行召开一些座谈、研究弄清楚有关香文化的问题,提升展览水平、丰富旅游内涵、推进文化旅游,是开发当代旅游的一种有效途径。王启鹏宋代儋州民风及苏东坡纠风的贡献王启鹏从苏东坡被贬儋州后,立志要改变这些丑陋的民风开始讲起,从苏东坡在儋州办学、发展教育、劝说“有知者”等浅谈了苏轼对纠正宋代儋州人民丑陋的民风所做出的贡献。他认为北宋时期儋州的民风优劣参半,儋州有动人的民间歌舞、也有热闹而别具一格的节庆,比如鞭春牛、祀灶等。但因儋州地处岭南,苏轼到儋州后,就发现在儋州的淳朴民风中存在一些严重的陋习,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原文化,他建起了“载酒堂”,还鼓励儋州百姓发展农业生产,呼吁“有知者”一道来克服因愚昧而产生的陋习。最后,王启鹏认为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渐变的缓慢过程,苏轼当年通过兴办教育来纠正丑陋民风的做法,对提高儋州人整体素质有重要的作用,被誉为“东坡教泽”的遗芳。吴厚昆以文化之根旅游之本铸就西部中心城市之魂吴厚昆说应强化儋州作为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功能,以国际的视野,全力提升参与国际分工协作的能力,全面增强带动区域协同发展能力。他指出儋州是全国唯一同时获得“全国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和“中国书法之乡”称号的市县。吴厚昆认为,文化旅游产业的龙头地方和核心作用是要引导儋州文化旅游与其他地方产业深度融合,根据千年儋州的历史文化地位与资源优势,凝神聚力实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才能塑造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发展新格局,实现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向“最佳中国旅游城市”迈进的战略目标。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设立地级儋州市是国家支持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建设的直接体现,我们应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战略机遇,更加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的同时把制约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因素坚决革除、改革体制创新机制,勇于试验科学实践,以国际视野争创最佳中国旅游城市。郑柏彦“东坡居儋”在旅行上的意义郑柏彦从“东坡谪居”儋州论起,探讨东坡对儋州的改造与影响,以及儋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于东坡的影响,从人文与地理的会通方面为着重,进一步探讨东坡居儋所隐含的人文地理学意义。通过儋州所特有的“东坡谪居”的文化意通与往昔感,以触景生情的形式,构建乡村城市、自然文化之间的中间景观,吸引游人前来品味那古时候生活的氛围。他简单地介绍了迪士尼的成功案例,深入探讨了其成功的原因,推导当下应把握好往昔感、维持中间景观、行塑东坡居儋氛围等三个旅游形塑原则,以东坡居儋州为主导,发展东坡相关主题旅游,构建特色的文化区,通过还原当时的文化、风气结合当地特征,精心布置,使游人处境成诗,予游人以不觉处的巧妙安排,给予游人暂时的逃离感与愉悦感,使其生活压力得到释放。用心规划,通过景、境与文学的结合,不断提升地区的文化内涵。海滨《苏氏易传》四大难卦断章臆说海滨本文选取《苏氏易传》中苏轼对四大难卦的解说,结合苏轼人生历程和创作进行讨论,特别强调儋州的经历对苏轼一生以及《易传》的重要影响。苏轼于45岁左右被贬官于黄州时开始撰写《易传》,此后不断修改,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修改完毕。他的认知方法、执政思想深受《易经》影响,诗词文赋也因此而愈加高深玄妙。苏轼晚年贬谪海南岛,以其热爱祖国山河同情人民疾苦的博大襟怀,以其积极的入世精神,以儋州为家的大义,帮助儋州黎民百姓摆脱陋习,发展农业,敷扬文教,为整个儋州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民族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杨子怡苏东坡的贵族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杨子怡认为当代人的贵族精神正在缺失,应当认识到这种缺失带来的严重影响,慢慢追溯回这种应有的文化精神。在我国古代贵族精神雏形最早可追溯到周代当时被论述为君子精神,春秋孔子《论语》中的士人精神的延续,在北宋苏东坡身上更是典型体现出古代的君子人格和士人精神,二者结合就叫做贵族精神,贵族精神表现在敢于担当、不忘责任、不惧强权、敢于批判、我行我素、倜傥不群、自信慷慨等高尚情操的集中体现。苏东坡的贵族精神髓传了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通过光大苏东坡贵族文化精神,能够提升全民族的文化修养,培养国民的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精神,培养国人的批判精神等重要的作用。韩国强从“和陶诗”看东坡晚年心态《和陶诗》是苏东坡晚年的一部诗作,通过合编陶渊明的诗成册,作于扬州,成于儋州,因此探讨《和陶诗》离不开探讨在古时候,儋州的人文风貌对于苏东坡晚年的的影响。韩国强表示,诗集中不仅表露了苏东坡对于政治的厌倦,对功名的心灰意冷,同时也体现了其揭露官场之龌龊,怀百姓亲友的深情,以及不断反省人生,内心充满矛盾,挣扎的心理世界,愿以陶渊明为师,学得一点聪明。在诗集中体现了苏东坡热爱陶渊明诗风以及为人,深感对于陶渊明的明智,在受到多次政治打压被贬儋州时低沉的心态。刚到儋州,就对贪官污吏敲诈勒索黎民百姓就作了再三的鞭挞,揭露儋州贪官污吏如鹰似狼的盘剥黎明百姓,使百姓的生活非常的穷困,“民无物用,珍怪是直”,表达了苏轼对于黎明百姓的深切同情。对于贪官污吏的鞭挞,对于黎民百姓的同情体现了苏轼晚年爱恨分明的心态,他也是第一位以文学的形式表示对于黎族同胞关注的人。随后在不断反思中,心态渐渐地从无可奈何,到随遇而安,形成以四海为家的心态,表示在南蛮度过自己的晚年,再到去官归田、躬耕自食,及随后的忧患不已、年老劳苦,直到最后的悠然恬适,年迈不放弃学习的自在心态。一层层的心态提升,离不开儋州人文以及环境的影响,也是对以古代海南地区社会的一种描述,也表示苏东坡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深情。曾涛新时期三苏研究的缩影曾涛认为,随着苏学的研究不断的深入,对于苏轼个人的研究苏学,相对于之前进入了饱和期。但是对于从三苏的角度来研究苏学则是一片还未深入开发的新领域,今后对于这块领域的研究应当深入挖掘。新领域的研究将带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发展工程、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曾枣三苏研究丛刊》是在在广泛征求社会名界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川省首批历史名人名单出护,宋代唯一人选的即是苏轼,正是在这种背最之下,也是书社次性推出380万字之巨刊。《从刊》从《历代苏轼研究概论》《苏洵评传》《苏轼评传》《苏辙评传》《苏斯年谱》《三苏选集》《三苏文艺理论作品选注》《苏洵苏辙论集》《苏轼论集》《三苏姻亲后代师友门生论集》十种论著,基本汇集了作者近四十年有关三苏研究的主要论著,既是作者对三苏研究成果的总结,也是新时期三苏研究的一个缩影。通过研究刊物,对于今后三苏的研究具有引导作用。谢仿贤从《汲江煎茶》看东坡的茶禅人生谢仿贤通过分析《汲江煎茶》蕴涵的艺术特色,挖掘茶性,研究苏东坡在煎茶、品茶的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分享诗人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的禅境和神韵。他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以茶参禅悟道,将禅修融于茶道之中.形成独特的“茶禅一味”,在生活中追求宁静淡远,超尘脱俗的境界。实现了以茶参禅悟道、以茶过滤心情的目的。从诗中可以窥见诗人的精神品格,表露出苏东坡身处逆境在坎坷失意的境况下旷达超然随缘自适的茶禅人生。通过分析《汲江煎茶》也能研究苏东坡如何在当时社会的文化背景,复杂的社会关系,黑暗的官场里,接受跌跌宕起伏的命运,克服心理的落差,战胜险恶的环境,并在海南儋州潇洒的生活。他不畏困难、达观自适的人生态度,正是当代人所需要学习的。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李绍远摄记者盘悦华见习记者丁子芹羊文彪整理
2018-09-26
苏轼是如何渡海的
报纸
《渡海帖》苏轼/书苏轼的手札百读不厌,《渡海帖》尤甚。“轼将渡海”“梦得秘校阁下”,两行沉甸甸的字,就像两个难解的谜语,结成两个奇形怪状的谜团,吸引着我。“轼将渡海”,是文学的夸张修辞吗?如果不是,他为什么渡海,何时渡海,是真的渡海还是假的渡海?一千年前的海,给人的感觉会比今天汹涌,也会比今天惊骇。苏轼,不怕吗?反复阅读《渡海帖》,知道了苏轼渡海的经过。这通手札是1100年6月13日,苏轼即将离开海南时写给梦得秘校的。梦得秘校,就是赵梦得,是苏轼1097年在海南澄迈结交的朋友,那一年苏轼60岁了,自惠州贬至海南儋州。苏轼屡屡被贬,只是往昔的贬谪之路有土可依,尽管路遥坑深,走在上面心要踏实许多。往儋州,只能渡海。此前,苏轼没有渡海的经历,花甲之年渡海,是一次什么样的挑战,不言自明。苏轼晚境堪忧,随时可能被贬到任何地方。59岁,被贬惠州,刚刚落定,又贬至儋州。作为朝廷命官,他别无选择,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1097年4月19日,苏轼离开惠州,第一站到广州,又从广州乘船到了梧州,然后再向南行,来到雷州半岛。在雷州,他见到了贬至雷州的苏辙。兄弟相见,百感交集。苏辙与兄长苏轼手足情深,他陪哥哥来到雷州徐闻递角场,准备渡海。如今已经被海堤围拢起来、种植着红树林的徐闻递角场,在北宋年间是有名的交通要塞。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边帅门》中讲道:“汉武帝斩南越,遣使自徐闻渡海略地,置珠崖、儋耳二郡。今雷州徐闻县递角场,直对琼管,一帆济海,半日可到,即其所由之道也。元帝时以海道闭绝,弃之。梁复置崖州。”“一帆济海,半日可到”,周去非说得轻松。然而,三百六十余里的海上航行,怎么会一帆风顺呢?面对“半日可到”的航程,苏轼忧心忡忡。此去海南儋州,他没有打算活着回来。徐闻县,由广东省湛江市管辖,已经是一座现代化的小城市了。宋代,徐闻盐业发达,经济繁荣,自然需要一个往来便捷的递角场,徐闻递角场就成了中国南部重要的交通要塞,许许多多的盐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徐闻与海南岛隔海相望,也是去往海南岛的必经之地。苏轼搭乘的客船驶离了徐闻递角场,向对岸驶去。这一段生活,苏轼刻骨铭心,写下了许多情深义重的诗文。自宋朝开始,中国海船异军突起,频繁穿梭在中国到印度的航线上。中国的海船宽大、稳定,设备优良,指南针的应用保证了航船的安全,因此得到外国商人的青睐。苏轼辞世20余年后,宋徽宗派遣徐兢出使高丽,宋徽宗命令明州招宝山船场建造“循流安逸通济神舟”“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每艘船舱分为三层,水手180人。徐兢与一班人马乘“神舟”到达高丽,引起高丽朝野震惊。在船上,徐兢有了切身的体验,他把自己看到的情景记录下来:“洋中不可住,惟观星斗前迈。若晦瞑,则用指浮针以揆南北。”也就是说,船员夜观星象,白天观太阳,阴天依靠指南针指引航行的方向。宋朝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由此可见一斑。苏轼是被朝廷贬谪的“五品琼州别驾”,是个虚职,自然无资格乘“神舟”出行。不过,从北宋的造船技术与工艺水平来看,在大宋海上航行的船只还是有一些名堂的。读苏轼的《伏波将军庙碑》就能看到蛛丝马迹。这篇碑记是他在儋州所写,其中一段陈述了渡海的所见所感:“自徐闻渡海,适朱崖,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杳杳一发耳。舣舟将济,眩栗丧魄。”苏轼渡海,有可能“一帆济海,半日可到”,但是,在大海上漂泊,他眼中的桅杆与风帆一定是奇形怪状的,因此才有“舣舟将济,眩栗丧魄”之叹。苏轼一行是在1097年6月11日夜抵达海南岛澄迈县的,在通潮驿住一晚,便去琼州府城报到,履行相关手续,又回到澄迈,住在赵梦得宅院。从此,与赵梦得结下深厚友谊。苏轼在儋州期间,赵梦得曾往开封、成都、许州等地去看望苏轼的家人,带去苏轼的问候。对于赵梦得的真情,苏轼记在心里了。他书“赵”字榜书赠送,又为澄迈赵家大院的一个亭子题写了“清斯”,另一个亭子题写了“舞琴”。同时,还将自己书录陶渊明、杜甫诗的书法和自己的诗稿相送。苏轼在儋州的生活日趋稳定,心情开朗起来,他与赵梦得手札,邀请他一同饮茶:“旧藏龙焙,请来共尝,盖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赵梦得在苏轼心中的分量于此可以掂量出来。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驾崩,4月底,宋徽宗下诏书,苏轼以琼州别驾的官职移廉州安置。接到诏书,苏轼整理行囊,6月10日离开儋州。即将离开海南岛,与友人一一辞别。他当然想与老友赵梦得见上一面,约定下一次的见面时间,可惜,赵梦得不在澄迈,他提笔给他写了一通手札:“轼将渡海,宿澄迈,承令子见访,知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尔,庶几得于海康相遇;不尔,则未知后会之期也。区区无他祷,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匆匆留此纸令子处,更不重封,不罪不罪。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6月13日。”“轼将渡海”,此札被称为《渡海帖》,语言素朴、沉郁,字迹“囊括万殊,裁成一相”,是中国书法史一道耀眼的光芒。写完这通手札后的第七天,苏轼再一次渡海,他从澄迈上船,在徐闻递角场登陆,结束了平生最后一次贬谪。张瑞田(《苏轼是如何渡海的》由贵阳晚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2022-07-05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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