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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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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藏内野本《古文尚书》附《释文》考论

期刊

内野本《古文尚书》附陆德明《释文》与古本关系密切,是一个出于特定目的而改纂的新文本,反映了古本《释文》文本性质等的变化。此本保存了《释文》部分古文本,与敦煌本P.3315《尚书释文》残卷有相合之处,而且首尾完整,校勘价值极高。

陈亮亮[1]
英国汉学家翟林奈《老子语录》研究

学术论文

1842年,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发表了《道德经》全译本,而后被英国汉学家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转译为英文,《道德经》随之进入英语世界,《道德经》英译事业因此迅速发展起来。学界一般将《道德经》英译史分为三个阶段,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老子语录》(The Sayings of Lao Tzu)是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部译作,作者突破性的将全文全部拆解,并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分类,体现出极为大胆的翻译策略。本文以《老子语录》为研究对象,将其放在《道德经》英译史之中,考察其对第一阶段译介倾向的继承和发展,凸显出翟译本的“汉学坐标”,同时进一步揭示英语世界老学发展在19、20世纪之交所展现出的时代特点。全文一共分为如下四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是论述了论文的选题意义和动机;梳理目前国内外关于翟林奈及其《老子语录》的研究现状,以期在前人的基础上推进一步,加深研究。第二章是对翟林奈和《老子语录》进行介绍。首先梳理了翟林奈的生平,他在进入大英博物馆后开始学习中文,继承其父亲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的衣钵成为了一名汉学家,但不求闻达的性格使他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论文将通过对翟林奈生平以及汉学成就的梳理,归纳出选择《老子语录》作为研究对象的缘起。而后对《老子语录》进行简要介绍,该译本共出版了 21次,至2021年仍在出版,充分体现出其经久不衰的学术价值。最后论述翟林奈对道家哲学的思考,阐明处于承上启下位置的汉学家对“道”的新认识和态度。本章将翟林奈和“道”的概念与思想之体悟结合在一起,力图从西方汉学家视角来呈现出特定时期《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第三章是针对《老子语录》的文本研究,该章节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通过对《道德经》英译第一次高潮的英译史进行梳理,重点论述这一阶段的几部代表作:理雅各译本和翟理斯译本,展现出这一阶段《道德经》英译本的主要特点,并以此为思路进一步分析翟林奈《老子语录》中对这一阶段译介策略的继承。其次将《老子语录》与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译本、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译本进行对比,通过对“道”“德”“无为”“自然”这四个文化负载词的详细分析,探究翟林奈在译词选择上的发展与突破。第四章是结语,在前文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参考图书评价网站中对《老子语录》的点评,考察该书在西方读者群中的影响;同时,确立《老子语录》在学术史上客观定位。虽然该译本在释读方面稍显稚嫩,但译者翟林奈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对解读和翻译文本作出了种种努力与尝试,表现出新的社会语境中的译介态度。同时,由此得出在中国文化典籍外译过程中“译随境变”,翻译策略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的结论。

李梦想
北宋回图贸易研究

学术论文

回图贸易，也称回易或回图等，是由官府或军队经营的赢利性商业行为。回易的制度化始于隋朝。唐末五代时期，由于地方割据势力的坐大，军队回易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北宋建国之后，朝廷对军队回易行为的态度或禁或放，屡经变化，大抵是根据时局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终北宋之世，军队回易活动始终存在，其经营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北宋初年承袭五代风习，沿边将帅普遍从事回图贸易，享有免税特权，所得利润用于养士用间、巩固边防，形成了北宋军队活动的一项鲜明特色。自宋仁宗时起，沿边官府的回易行为也日渐增多。由于宋代沿边州军存在行政与军政长官合一的制度，官府与军队的回易行为时常重合。绝大部分情况下，沿边官府进行的回易实际上只是军队回易的变体。北宋军队回易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国家政策的放纵、募兵制的实行与军费负担的压力、舆论的支持与朝廷的姑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对当时的社会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军事国防建设、国家财政收入和商品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阶段性的、片面的，而消极影响却是长期的，并且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诸多不同层面。

崔翀
《后汉书》勘误三则

期刊

其一,《和帝纪》永元十六年(104)秋七月戊午诏书李贤注有衍文。该诏书曰:今秋稼方穗而旱,云雨不霑,疑吏行惨刻,不宣恩泽,妄拘无罪,幽闭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于法疑者勿决,以奉秋令。李贤注引《礼记·月令》曰:'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决小罪。'[中华书局1965年版(版本下同),第192页]今本《礼记·月令》与李贤所引相关的内容为:'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

刘鸣[1]
诗咏大熊猫苏东坡或是第一人

报纸

野人献竹公式羞愧不能飨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时年26岁的苏轼通过科举，经王安石签发，任大理寺评事、签书陕西凤翔府判官。苏轼长期生活于山环水绕的蜀地，首次置身陌生的黄土地，迈开了出仕的第一步。凤翔古称雍州，因传说“凤凰鸣于岐、翔于雍”而得名。苏轼在凤翔任上，除了“签署一局，兼掌五曹文书”外，还负责着“编木筏竹，东下河渭”供应“皇木”，以及集运粮米、刍秣供给西部边防的两大要务。官位不高，但他殚精竭虑，为当地百姓减轻负担，留下了很多事功。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春季，凤翔久旱不雨，旱魃肆虐，苏轼与太守一道前往太白山祈雨，祭祷灵验，天降甘霖，解除大旱。当时，由苏轼倡议在城内建立的一座亭子也刚巧建成，于是他便欣然以“喜雨”命名，写下了著名的《喜雨亭记》。可以说，凤翔也是苏轼文学的一个全新的起点。有些人的仕途是在深宫，而苏轼的仕途是深入民间，耳闻目染的百态生活为其文学创作打开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凤翔八观》《石鼓歌》等130余篇诗文和《喜雨亭记》《凌虚台记》等名篇佳作都成于凤翔。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苏轼在此写作的一首标题为《竹公式》的诗（见《苏轼诗集》卷五），很少引起人注意：野人献竹公式，腰腹大如盎。自言道旁得，采不费罝网。鸱夷让圆滑，混沌惭瘦爽。两牙虽有余，四足仅能仿。逢人自惊蹶，闷若儿脱襁。念兹微陋质，刀几安足枉。就禽太仓卒，羞愧不能飨。南山有孤熊，择兽行舐掌。虽然古人历来相信道法自然，不可随意违背天道，但饮食一道，似乎就顾及不了那么多。山人村夫自然不为这些道义所桎梏，积极寻求其山野美味。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凤翔当地有村夫送给苏轼一只称作竹公式的动物，而且“自言道旁得，采不费罝网”。这个动物对今人来说相对陌生，根据诗中“腰腹大如盎”和“两牙虽有馀，四足仅能仿”来推断，以往学者认为是形似豚鼠的一类动物。有人认为，这一动物，似乎就是在四川川南竹海之间容易见到的“竹公式”，四川民间称之为竹鼠、竹牛。《康熙字典》：公式【亥集下】【鼠部】《唐韵》力求切，音留。《说文》竹鼠也，《玉篇》似鼠而大，陆佃《埤雅》：一名竹公式。《食物本草》鼠：食竹根，居土穴中，大如兔，人多食之，味如鸭。又《广韵》：力九切，音柳，义同。浙江的《赤城志》特意记录说：“赞宁云：凡竹刺入肉不能出者，公式此物（竹公式）立消，以其食竹故能化竹毒也。”取的所谓以毒攻毒，但现实里似乎并非如此。俗话说“天上的斑鸠，地下的竹公式”。早在2000年前，竹鼠是朝廷高官才有资格享用的珍贵食材。《清稗类钞》说：“竹鼠，一名竹公式，似家鼠而大，毛苍色，尾极短，目细而长，前足不分趾爪，行极迟钝。”据《本草纲目》记载，竹鼠肉可解毒，补中益气。竹公式已经被列为国家II级保护动物。在苏轼看来，眼前这个动物“腰腹大如盎”，模样可爱，自然不愿意杀而烹吃，他更着意“南山有孤熊，择兽行舐掌”的味蕾，“盖欲食熊掌”（孔凡礼撰《三苏年谱》第一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424页）。苏轼笔下多次提到“熊白”，乃是熊背上堆积起来的脂肪，寒冬腊月肥膘长够的熊才有。对于这一“竹公式”事件，当时同在凤翔的其弟苏辙也用次韵作诗一首《次韵子瞻竹公式》：野食不穿囷，溪饮不盗盎。嗟公式独何罪，膏血自为罔。阴阳造百物，偏此愚不爽。肥痴与瘦黠，禀受不相仿。王孙处深谷，小若儿在襁。超腾避弹射，将中还复往。一朝受羁绁，冠带相宾飨。愚死智亦擒，临食抵吾掌。苏辙为这一只被兄长嫌弃不食的动物感到可怜，继而延展出“愚死智亦擒”，并引申为“百物”而感伤的情怀。由此也能看出宋朝人文知识分子对大自然、对野味的一种思考。但苏辙过于蹈虚，没有像哥哥那样“状物”。苏学专家：苏轼可能见到了大熊猫2020年12月某天，我采访83岁的张志烈教授，他是著名的杜甫、苏学专家。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苏轼诗歌的情态描述，这一动物不是寻常的竹公式，而应该是大熊猫。就是说，由于罕见，估计苏轼混用了动物的名字。”竹公式毕竟太小，一般只有一斤左右，个别肥大的至多二斤。无论如何不会达到“腰腹大如盎”的庞大程度啊。从大熊猫的习性可以得知，它们比较容易受惊，在于大熊猫往往是近视眼，很多场景都看不见，等到了眼皮子底下才看到，自然就吓了一大跳。中国古籍中主要把大熊猫称为“貘”，2000多年前，汉朝初年成书的《尔雅》中，便有“貘体色黑驳，食竹”的记载。出生于蜀地的文学大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列举了当时咸阳“上林苑”饲养的近40种珍奇异兽，大熊猫名列首位，汉武帝刘彻把大熊猫放养于纵横超过200里面积的上林苑，以成功猎杀它为荣。可见大熊猫在当时就已经被人们视为珍贵的名兽了。毫无疑问，上林苑是世界上最早具有一定规模的野生动物园。1975年，在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上汉文帝母后汉薄太后南陵附近，狄寨公社张李大队（今西安市灞桥区狄寨社区鲍旗寨）修水库的时候，发现了南陵的从葬坑，有马、羊、狗以及一些动物的骨头，其中就首次发现了大熊猫头骨。这足以证明，司马相如所言上林苑的动物分布情况完全不虚。同为吃竹的动物，大熊猫对付竹鼠有一套巧妙之法：一旦闻到竹鼠的气味，或发现其踪迹，大熊猫很快就能找到它们的洞穴，然后会向洞里猛烈喷气，用前爪使劲拍打，让竹鼠惊吓而出门……如果竹鼠不为所动，大熊猫就会深挖洞直捣老巢。这就颇有点“相煎何太急”的意思了。张志烈教授的意见是，苏轼在凤翔县见到的，应该是一只幼年的大熊猫。而秦岭中段南坡以及北坡一线，历来也是大熊猫的分布之地。在唐宋时代，凤翔县出现大熊猫并不奇怪。如果这一判断可以成立的话，苏轼是第一个歌咏大熊猫的古代诗人。蒋蓝/文

2021-01-04
20世纪宋词研究的进展

期刊

20世纪的宋词研究,有着显著的进展。首先是研究观念的变化。传统的宋词研究,主要目的是为词创作寻求艺术上的借鉴与典范,所以论者或宗豪放或宗婉约,或重北宋或重南宋、或尚周姜或尚苏辛,各取一端,固执“我见”。而现代学者研究宋词,是把宋词作为一种文学史实来对待,目的在寻绎其发展演变过程,评论其优劣得失,作历史判断和价值判断,故研究的态度一般比较客观,能以较圆通的眼光对宋词进行理性观照。其次是研究方式的变化。前人论词,多是直观感悟式的评点,缺乏具体细致的剖析,而现代的宋词研究,注重实证和逻辑分析,既有主观的体悟,更重视理论的诠释。宋词研究,到了20世纪才由随感式的批评进入到科学的理性的研究层次。

王兆鹏[1]
《诗经》阐释的“讽喻”与“讽寓”研究

学术论文

在中国古代,“讽喻”是儒家解读《诗经》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它的突出特点是在字、词训释的基础上阐发出一种指向政治、伦理和道德的言外之意。这种言此而意彼的阐释方法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进入到海外汉学界,然而汉学家在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下将其命名为“讽寓”,由此也引发了海外汉学界关于中国传统《诗经》阐释的争论与思考,而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争论和思考对于我们探索传统《诗经》文本解读方法的现代阐释与转换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围绕选题,绪论部分除了陈述本文的选题价值和研究现状之外,还简要介绍了《诗经》阐释中的“讽喻”方法的形成以及它在现代海外汉学界引发的争论与思考。第一章论文主要以中国传统《诗经》阐释中的“讽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文献资料,论文详细地呈现了《诗经》阐释中“讽喻”形成的历史轨迹。在此基础上,论文从外部和内部出发,多角度地论证了古代“讽喻”解诗的形成不仅与政治环境、儒家话语有关,从更深的层次来说,它还与中国传统的经学语境、比兴思维以及历史记事等密切相关,因此,“讽喻”作为古代解读《诗经》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它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第二章立足于他者的视野,考察现代海外汉学界对中国传统《诗经》阐释方法的研究。面对同一个研究对象,海外汉学家表现出不同于中国本土的理论思维,这表现在,他们选择以“讽寓”来重新定义中国传统《诗经》阐释中言此意彼的解读方法。本文选取了三位典型的汉学家,余宝琳、张隆溪、苏源熙,并对他们各自的观点进行梳理,期间我们会发现,这三位汉学家有着不同的学术立场,他们分别从“语境化”“讽寓化”“修辞学阅读”等西方文学理论出发,对中国传统《诗经》的阐释方法进行了现代阐释。第三章从古今、中西的两个维度来思考传统《诗经》阐释方法的现代转换。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必然是在对古代文论的重新阐释中实现的,因此,如何对古代文论加以现代阐释,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用阐释学的话语来说,需要视域融合,即“现在视域”与“历史视域”的融合。但现在与历史之间的间隙造成了视域融合的困难,而多重对话是缝合间隙,推动视域融合的必由之路。所谓的多重对话,其实就是多元会通,它主要包括两个维度,即古与今、中与西。本文正是从这两个维度出发,力求在中国本土与海外汉学界的双重对话中,呈现出中国古代《诗经》阐释方法现代发展的路径及意义。

代婵
宋代雪景画的诗意内涵

期刊

雪景是古代画家热衷描绘的对象,因为雪景不仅代表一个季节、一种气象,更能借此展现画家的性情和内心的感悟。“雪”有纯洁、高旷、孤寒等本质,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对雪的形态描述为:“雪者,有风雪、有江雪、有夜雪、有春雪、有暮雪、有欲雪、有雪霁。凡雨雪之意,皆本乎云色之轻重,类于风势之缓急,想其时候,方可落笔。”明代提及雪的品格:“有四美焉:落地无声,静也;沾衣不染,洁也;高下平铺,白也;洞窗辉映,明也。”中国古代绘画在雪景的意境表达上体现得尤为丰富。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记载:“冬有寒云欲雪,冬阴密雪,冬阴霰雪,朔风飘雪,山涧小雪,回溪远雪,雪后山家,雪中渔舍,舣舟沽酒,踏雪远沽,雪溪平远又曰风雪平远,绝洞松雪,松轩醉雪,水榭吟风,皆冬题也。”

刘佳蕴[1]
蜀中大琴家苏东坡（下）

报纸

《杂书琴事》琴音不拘雅俗苏轼父子兄弟所作的琴诗、琴文，今天可查得50余篇，其诗文写作地点并非都在蜀地，很多是在任职的地方作的。我们从苏轼家人所留琴艺诗文研究蜀琴，是以他们为生在蜀地、长在蜀地之琴人为出发点。在宋代，将琴意、琴境推到至高的境界，这在蜀地、在中国都要称苏氏家族了。而苏轼直写琴或以琴相衬寄情达意的诗，仅笔者所编的《中国乐舞诗》即集得30余首，而且大都是广为流传的精品，很多亦为《大还阁琴谱》等琴谱所收录。苏轼更被琴界称为前辈而受到尊敬。宋代蜀地的琴论不多，琴曲更是未见，琴论以苏轼的《杂书琴事》为典型。该书共有《家藏雷琴》《欧阳公论琴诗》《琴非雅声》《琴贵桐孙》《戴安道不及阮千里》《琴鹤之祸》《天阴弦慢》《桑叶揩弦》《书醉翁操后》《书林道人论琴棋》《书仲殊琴梦》《书王进叔所蓄琴》《文与可琴铭》十三章。这是今天所见到的宋代蜀琴的重要论文，备叙那时琴界琴人轶事。从琴学、琴乐美学、琴乐与民间艺术、制琴材料、琴的演奏、琴乐创作、琴的保养及藏琴等方面，论述自己对古琴及其音乐的见解和研究心得，记下了当时的琴乐动态。其中在《家藏雷琴》一章中，进一步讲述家藏著名雷琴，其文是：“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纹。其上池铭云：开元十年造，雅州灵关材。其下池铭云：雷家记，八日合。”这里首先肯定了所藏之琴是唐开元十年斫制的，琴材是采自雅州灵关某地的木材，并注明“不晓八日合为何等语也”。下面还记叙这张琴的特点是：“岳不容指，而弦不先攵，此最之妙，而雷琴独然。”他为探得雷琴的妙理，“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声出于两池间”。琴的外形特点是“其背微隆，若薤叶”，这正是唐代雷琴的特征所在。接着又讲琴的声音特征是：“声欲出而隘，徘徊不去，乃有余韵，此最不传之妙。”可以说，有这样品质的琴，那当然无疑也是绝特之器了。《杂书琴事》论述一些琴事时，都从琴学、琴乐美学、琴乐与民族民间音乐艺术的关系等立论。特别在《琴非雅声》一章中，苏轼一改他以前的一些论琴音雅正的传统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文中说：“世以琴为雅声过矣，琴正古之郑卫耳，今世所谓郑卫者，乃皆胡部，非复中华之声。自天宝中坐、立部与胡部合，自尔莫能辨者，或云：今琵琶中有独弹，往往有中华、郑卫之声，然亦莫能辨也。”这说明琵琶曲的创作早就将雅乐（中华)、胡乐(郑卫)音调融合在一起，即今天所说的将不同风格的音乐素材巧妙地组合成一首完整的曲子。当然，其说“莫能辨”有过之，稍有专业知识和生活体验的都能辨别出乐曲的音乐地域属性和民族属性来。我们都知道传统的“郑卫”“雅乐”的观念历时已久，把西域或西亚传入的音乐称之为“胡乐”或“郑卫”之声，认为是扰乱“雅正”之乐的怪物，对之极为鄙视并加以排斥。事实上西域少数民族音乐或西亚传入之音乐，应是该地域雅正之乐。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原大地传统的雅正之乐渐与西域胡乐互相融合，互为借鉴，共促发展，所以才有唐天宝时宫中“坐、立部与胡部合”的情况。苏轼批评那些世俗而片面的、以琴为雅声的说法，认为琴音正是古之郑卫的音乐，乃胡部之音。并在《次韵子由弹琴》一诗中非常鲜明地表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说：“琴上遗声久不弹，琴中古意久长存，苦心欲记常迷旧，信指如归自着痕。”苏轼对“雅乐”“郑卫”之声的认识在当时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不说是提倡郑卫之音，但确实给郑卫胡部之乐以正确的地位，从思想上对之不加鄙视，他不拘泥雅俗，从而赋予古琴以新的意义。为《阳关曲》《醉翁操》填词在苏轼的琴学艺术生涯中，我们未曾发现他创作过古琴乐曲，但我们已知他曾为多首古琴曲填词，并成为佳作，至今传于琴坛，成为经常弹唱之曲。据俞樾《湖楼笔谈》载，他给《阳关曲》填写过三种不同的歌词，一赠张继愿，一答李公择，一咏中秋月。苏轼曾说：“琴曲有《瑶池燕》，其词不协，而声亦怨咽，戏变其词作闺怨。”特别为太常博士沈遵的琴曲《醉翁吟》填写了著名的歌词，记名《醉翁操》。关于苏轼填《醉翁操》一词，琴史上有这样一段传说成为佳话：此曲是沈遵为欧阳修《醉翁亭记》中那“琅琅幽谷，山水奇丽”的仙境所感而度成琴曲，名《醉翁吟》。其曲节奏疏宕，音指华畅，琴者以为绝伦。然而有声无词，欧阳修曾为此曲作过歌，但同琴声不合。在欧阳修和沈遵死后30余年，沈遵生前琴友庐山玉涧道人崔闲以此曲无词为憾，遂请东坡居士为曲填词，东坡欣然允诺，顷刻而就。这说明苏轼对琴乐理解的深刻程度，才有超越欧氏词而与琴声相合的完美的名操，这就是留给我们的名曲《醉翁操》，又名《醉翁吟》。这曲《醉翁操》填成后，他这样写道：“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应。今沈君信手弹琴，而与泉合，居士纵笔作诗，而与琴会，此必有真同者矣。”这是苏轼于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四月二十四日写给沈遵之子、本觉法真禅师的信。此话说得再明白不过，诗歌与琴曲要相应相合，莫过两者的心通而同道者矣。该曲存于明代著名琴谱《风宣玄品》中。苏轼在同友人的交往中，琴成为他寄情抒怀不可或缺的内容。如他的《文与可琴铭》：“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醳之萧然，如叶脱木。按之噫然，应指而长吟者似君。置之枵然，遗形而不言者似仆。”苏轼与文与可友情甚深，彼此间酬答赠和的诗篇颇多，两人又都好琴，故有多篇以琴托情的诗。这首《文与可琴铭》就充分描绘出了他们的情谊。诗中称赞与可指下那优美的琴声像山泉样婉转幽深，透来秋风落木般的松风清气，抚到激昂时就如赋诗作文样激情高涨，曲到幽静时又使人沉思无语。但这只是对文与可之器物——琴的赞美，更重要的是他在听了文与可演奏后对与可精湛琴艺的赞美。请注意诗中“似君”“似仆”中的“君”和“仆”，即“你”和“我”，这更说明苏文之间互为尊重的凝重感情。末句的“不言”更表叙了与可的琴艺深深地吸引了他，此时已达无声胜有声的境地。将琴人格化，反映出人与琴的深刻情谊，也反映出琴在苏轼生活中的地位。苏东坡是一个能琴的人，是一个深知琴理的人，是一个生活中离不开琴的人。他的琴词《减字木兰花》：“神闲意定，万籁收声天地静。玉指冰弦，未动宫商意已传。悲风流水，写出寥寥千古意。归去无眠，一夜余音在耳边。”写出了他对古琴的依恋。东坡一生为文为政，成绩伟大，却坎坷一生。其忠贞之情始终不被理解,宏伟抱负始终不得舒展。他虽豁达大度，情趣风雅，但“都将万事，付与千钟”的悲观思想也不时产生，所以他写出了“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的句子，表现了他退隐江湖之意。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2019-09-09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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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是真的吗?日期：2012-04-20作者：来源：农村大众【查看PDF版】核心提示:按照传统的说法,“卧薪尝胆”应该发生在春秋时期。而在所有记载春秋史事的史料中,记述最原始,也最为可信的,当推《左传》和《国语》了。《左传》在“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以及《国语》在“吴语”和“越语”部分,虽然都详细记述了关于越王勾践的生平事迹,却都没有提及“卧薪尝胆”一事,哪怕是只语片言。一提起成语“卧薪尝胆”,人们就会联想到越王勾践,就会联想到勾践辛酸、艰苦的复国大业。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经常用“卧薪尝胆”一语,来表达刻苦自励、奋发向上的决心和毅力。其实,历史上的“卧薪尝胆”事件,并非真的存在。按照传统的说法,“卧薪尝胆”应该发生在春秋时期。而在所有记载春秋史事的史料中,记述最原始,也最为可信的,当推《左传》和《国语》了。但是翻遍这两本书,就会发现其中令人失望甚至产生疑惑的端倪。《左传》在“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以及《国语》在“吴语”和“越语”部分,虽然都详细记述了关于越王勾践的生平事迹,却都没有提及“卧薪尝胆”一事,哪怕是只语片言。这种不约而同的历史记载,让人很是觉得纳闷和不解。众所周知,“卧薪尝胆”是一个合成词汇,是“卧薪”、“尝胆”两件事的总称。对于“尝胆”一事,春秋史料一片空白,一直到了汉朝才有了最初的记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越王勾践世家》时,第一次把越王勾践曾“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的事写进了《史记》中,但没有提到“卧薪”一事；东汉学者赵晔在作《吴越春秋》时,虽然也说到勾践“悬胆于户,出入尝之”的事,但仍然丝毫没有“卧薪”的记述。直到唐宋时期,在一些著述性的文字中,才开始出现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的说法。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壮游》诗中曾有“枕戈亿勾践”之句。北宋学者王洙注释此诗称:越王勾践“出则尝胆,卧则枕戈”。南宋初年李纲在《议国是》疏中,曾说勾践“枕戈尝胆以励其志”；在《论使事札子》中又说:“勾践枕戈尝胆,卒以报吴。”戈,在古代是一种兵器,显然不是传说中的干柴硬棒。可见,勾践“卧薪尝胆”的事情,从春秋到两汉,直到唐宋时期,一直没有明确记载。把“卧薪”和“尝胆”两个词语连缀起来,作为一个成语使用,最早出现于北宋文豪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中。苏轼对孙权这个三国风云人物,显然尊崇有加。在那篇游戏性质的书信体文章中,苏轼穿越时空隧道,凭借大胆丰富的想象力,模拟孙权的口吻写道:“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孙权有没有“卧薪尝胆”,《三国志》、《汉书》没有记载,就连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小说中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可见,孙权“卧薪尝胆”一事纯属苏轼虚构和杜撰。即使有,也与越王勾践八竿子抡不到一块,毫无相干。不过,苏轼毕竟是苏轼。作为北宋后期的文坛领袖,作为一代名噪半个世纪的大文豪,其文章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由他首创的“卧薪尝胆”字眼也得到了广泛流传。所以,到了南宋时期,曾开、真德秀和黄震等爱国官吏、学者,不能满足南宋的半壁江山,时常追忆越王勾践的英雄事迹,在他们的奏章、著述中,屡次提到勾践有“坐薪尝胆”或“卧薪尝胆”的事,也无非是拿勾践说事,有针对性地从侧面敲打一下一贯懦弱无能的南宋皇帝们。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却说吴王夫差曾“坐薪尝胆”。到了明代学者张溥作《春秋列国论》时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之后,清代历史学家马骕在编写《左传事纬》和《绎史》时,仍然把“卧薪尝胆”之事系于吴王夫差名下。把一个成语典故分别用在两个同一时期、针锋相对的对头身上,这种文字类型的巅峰对决,在历史上实不多见。不过,不少学者还是愿意把“卧薪尝胆”的事情,追加在越王勾践身上。清初大才子吴乘权在编写《纲鉴易知录》时记载:“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蒲松龄在一副流传甚广的对联中也明确写道:“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表达了他对项羽、勾践丰功伟业的无限感怀,和对自己屡试不中、落魄至极的无奈自勉。后来,乾隆时期文学家蔡元放在修订的《东周列国志》中又云:“(越王勾践)累薪而卧,不用床褥；又悬胆于坐卧之所,饮食起居必取而尝之。”这样,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才愈传愈广,一直到今。不少人对于“卧薪”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代,可能不同意。他们认为《吴起春秋》中所记越王勾践“目卧则攻之以蓼”,这种“蓼”菜积聚得多了,就成为“蓼薪”,就是“卧薪”之意。所谓“蓼”,清代学者马瑞辰曾解释为“辛苦之菜”(《毛诗传笺通释》卷六)。他们认为越王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想睡觉(“目卧”),就用辛辣、味苦的蓼菜(“蓼薪”)来刺激眼睛,打消睡意。按照这种说法,“尝胆”是让味觉感到苦,“卧薪”是让视觉感到苦,但把“卧薪”说成睡在硬柴上,那显然是一种误解。自汉代始记的“尝胆”和自宋代才见的“卧薪”,是历史上真有其事,还是出于误传?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还是“卧薪尝胆”?“卧薪”是想睡觉时用“辛苦之菜”刺激眼睛,还是睡在硬柴上磨炼筋骨?要弄清这些问题,看来还颇费斟酌。一个“卧薪尝胆”的中华成语,被历代名人分别附会到孙权、勾践和夫差三个不同人物的名下,并最终被大多数的人普遍“锁定”在越王勾践身上。可见人们对这个历经千年的发展演变,充满褒义、代表赞扬、渴望成功的词汇的重视和喜爱程度。其实,现在看来,“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到底有没有确切的历史典故,究竟发生在哪个历史人物的身上,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已经普遍成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甘落后、自强不息、决心振奋、力图复兴的内在动力。这才是这个被人们争论甚至误解千年的成语,所留给中华民族的无穷财富。(摘自:《历史上那些帝王们》,作者:刘继兴刘秉光)vartagSpan=document.getElementById('contenttext');varss=tagSpan.innerHTML;ss=ss.replace(//g,"").replace(//g,"").replace(//g,"").replace(/<\/SPAN>/g,"");tagSpan.innerHTML=ss;本版主要新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是真的吗?唐伯虎如何被铁杆粉丝——徐霞客先祖毁了一生“五措并举”推进人口文化大繁荣大众网版权与免责声明1、大众网所有内容的版权均属于作者或页面内声明的版权人。未经大众网的书面许可，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大众网的各项资源转载、复制、编辑或发布使用于其他任何场合；不得把其中任何形式的资讯散发给其他方，不可把这些信息在其他的服务器或文档中作镜像复制或保存；不得修改或再使用大众网的任何资源。若有意转载本站信息资料，必需取得大众网书面授权。2、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大众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3、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大众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本网转载其他媒体之稿件，意在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如稿件版权单位或个人不想在本网发布，可与本网联系，本网视情况可立即将其撤除。4、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30日内进行。

2012-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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