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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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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经济因素对青白瓷装饰工艺的影响

期刊

宋代青白瓷是当时的六大窑系之一,市场广阔,装饰手法丰富多样,这是政治、文化、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旨在讨论宋代经济因素对青白瓷装饰工艺的影响,具体讨论南宋景德镇窑的印花装饰与赋税制度的因果关系,以求管中窥豹,以期丰富和完善宋代青白瓷的研究内容,并给今人品评和赏析青白瓷瓷提供一些参考。

刘永红[1]
李白诗歌的水意象

会议论文

＜正＞水与中华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古老的华夏文明大多与河流有关,缘水而居,人类对水的依赖超过了任何其他自然物,水在中华民族传统心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文学家面对江、河、湖、溪等物象,妙绪纷披,创作了许多对功业、生命、爱情以及物象本身的抒情诗。而水意象也成为中国古代诗文中最频繁、最具有活力和表现力的物象。李白既继承了前人关于流水意象的丰厚遗产,又大胆开拓,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水意象和意象组合方式。

张瑞君

2006-05-01
西安兴庆宫公园历史记忆与遗产研究

学术论文

兴庆宫是唐代“三大内”之一,是隋唐长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兴庆宫自建设以来,在历史空间中动态演进了1300余年,经历了兴建与使用,繁荣与湮灭,存续与新生。唐时期的兴庆宫是帝皇宫苑及政治中心,宋至民国时期的兴庆宫遗址是城市南郊的公共园林,直至1958年在兴庆宫遗址之上建设了西安兴庆宫公园,兴庆宫遗址区域又成为市民活动的人民公园。随着新一轮西安兴庆宫公园改造项目的开展,兴庆宫及兴庆宫公园的遗产保护与展示工作陆续起步,但目前学界研究多关注于唐代文化遗产,厚古薄今且呈现碎片化、分散化的特点,急需进行系统性、完整性的梳理。因此本研究针对兴庆宫遗址区域这一历史地块如何从唐代一步步演进到今天,如何在跨度千年的历史城市中推演这一问题,形成了一份关于兴庆宫前世今生的完整档案。在历史研究中,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分析,初步探究出唐兴庆宫建设背景及宫城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并对该区域在宋至民国年间的存在形式进行探究。在现实研究中,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收集、档案信息的整理以及现场实地的调研,在历史沿革记忆与市民生活记忆两个视角下,收集了公园的复杂记忆。本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结果,首先推演出兴庆宫遗址区域在唐至2022年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各个时间切片的存在形式:即“唐之帝皇私家宫苑—宋金元之城郊公共园林—明清之城市建设叠压—新中国之人民公园”。其次,针对各个时间切片之间的动态演进过程进行分析,提出兴庆宫的“节点、轴线、边界”在历史长河中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一结论。最后,在官方、公园建设者的视角下收集与分析西安兴庆宫公园的历史沿革记忆,在民间、公园使用者的视角下调研与分析西安兴庆宫公园的市民生活记忆。本研究对历史上兴庆宫的演进过程及遗产价值做了系统的分析,对今天的市民公园——西安兴庆宫公园如何形成做了清晰的描述,对于公园中不同种类的记忆进行了充分的调研,这一过程为兴庆宫遗址区域未来的遗产保护与展示工作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最后,论文所提出的系统性研究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兴庆宫遗址区域,也可以用于其他背景相似、拥有多重叠压历史及记忆的地块,以盼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工作从碎片、分散走向完整、系统。

甘晓宇
论苏轼亭台楼阁记中的文体交融——以与赋体的交融为例

期刊

文体交融在宋代文坛上表现出普遍性。就文学大家苏轼而言,其创作不仅有"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破体为文的现象,在其亭台楼阁记中亦存在与赋体交融的情况,以铺排手法的运用、文含谐隐和骚体歌诀的创作为代表,使得本以记事为主的记体文体现出赋体的特点。这对苏轼亭台楼阁记取得突出的艺术成就,甚至对此类记体文的革新与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查小飞[1];叶帮义[1]
文学批评视阈下的《左传》研究

学术论文

《左传》作为《春秋》三传之一,乃古文经学之代表,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其经义、史体而文用的特点,它对中国古代经学、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除经史之外,从文学的视阈来审视《左传》,不仅可以促进《左传》自身研究的丰富和发展;同时,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然而,综览当前《左传》文学研究的实际,有关《左传》文学性与文学价值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从文学批评的视野梳理《左传》历代批评的研究却还十分欠缺。有鉴于此,本论文以文学批评的视角切入,对历代《左传》文学批评的命题予以梳理和研究,探讨其原初的内涵和意义,分析其在《左传》中的具体表现与思想源出,以及相关概念、命题在后世文学中的铺衍、转用及其影响,以期有助于《左传》文学批评研究的深入开展。实质上,由于《左传》经史文一体的特点,有关《左传》的文学批评常常是和经史研究混合在一起的,只是到了宋代古文运动勃兴以后,有关《左传》的文学研究才以文话与文章评点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对《左传》批评的研究,需要从经史学者的论述入手。经史学者,很多对《左传》的文学特性与文学成就其实是有深刻认识的,只是这些认识并没有被细致全面的阐释出来,而散见于相关经史著作的序跋之中。同时,另有一些文家宿儒,由于其自身文学涵养的笃厚,他们对《左传》的文学特色亦有准确体悟,而发论于自己的诗文著作之中。这些论述,就构成了《左传》文学批评的主体。而从批评史的视野来看,这些围绕《左传》而展开的批评,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批评系统,一些概念、范畴、命题而有了广泛的文学批评史意义。故立足于《左传》,以《左传》文学批评作为对象,择其精要之论,对其命题、概念、范畴作系统的研究,细致梳理其所产生的学术背景与原初意义、后世学者对此一命题的申发与推衍以及批评命题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思理与逻辑,从而最终总结出有关《左传》文学批评的总体特征。这一研究梳理,不仅有助于《左传》自身的文学研究,而且,由《左传》批评而产生的批评概念、命题、范畴对于史传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成,对古代文章学批评范畴的确立,都有着积极意义的。因此论文择要选取了以下七个论题展开论述:第一章“文缓旨远”,结合孔颖达的疏解,本章讨论了杜预所言《左传》“其文缓,其旨远”中“文缓”和“旨远”的内涵。文缓之旨,在于与所切论题的疏远不密,内容上之宽缓丰溢,叙述上之从容不迫,语气上之和缓平舒,以及表达方式的迂回婉转与结构布局上的松紧得宜。《左传》之文缓,由于其需切合经文的需要,表现为内容上的不直接解经,言辞表达上的辞不迫切而意有独至上、叙事井然的气盛言宜,以及叙事结构上的闲雅疏致。而“旨远”之内涵,则在于通过圣贤评史、书法讲解与人事取舍来说明和寄托儒家在思想、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理论主张。《左传》文缓旨远的这一特征,乃是左氏以事解经时道义在胸,情理居中,气盛言宜的自然呈现,体现了其道胜而文不难自至的至高境界。第二章“微显阐幽”,通过《左传》“微而显”之书法与《周易》之义理的考察,本章详细分析了“微显阐幽”在为经与作传上的差异与不同,《春秋》之微显阐幽,着意于微其言而幽其旨;《左传》之微显阐幽,着意于显其微而阐其幽。《左传》阐显经文之法,在于活显其人物、详具其细节、直解其书法、阐明其义例、引贤圣以置评、据礼以断事。此“微显阐幽”即成为《左传》传解《春秋》之方式与叙述策略。其对后世史传文学之影响,则主要集中在一字褒贬,隐讳与晦婉,知人论世,善言佳辞,感异与预言,史评与史论等诸多方面。《左传》的微显阐幽,其实乃是儒家“格物致知”思想在史著叙事中的反映,体现了认知历史事理的正确途径。第三章“史笔五法”,《春秋》书法,有何以书与如何书的区别,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即《春秋》如何书之书法,此书法实由《左传》发明,故于《左传》之中亦多体现。本章立足于《左传》,对五法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作了逐条的分析说明,“微而显”,乃是通过细小、幽微的措词变化,来传递某种特定的言外之意。“志而晦”则是以幽微隐晦之笔写出史实之不得名言处,经细心品味可得其真意。“婉而成章”,乃是用委婉曲折的笔法,以礼义为尺度进行避讳,进而构写篇章。“尽而不汙”则是详尽完备的叙记事实,不做任何褒损歪曲。“惩恶而劝善”,指如实的载录人物之言行,使其善恶之迹不泯灭,从而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故“五法”之称,实际涉及到文章的遣词造句,拟章谋篇的方法原则与文章取材的价值导向问题,本质上体现了儒家“真善美”相统一的文学思想。故“史笔五法”对于后世史书撰著、诗话评点、古文之作及古文义法说之提出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贯通文史二科的普遍法则。第四章“左氏富艳”,以范宁三传短长论述为切入,通过对三传短长的比较分析,着重讨论了《左氏》富艳之实质内涵及其与品藻、属辞比事之关系。《左传》文辞乃经义史事之载体,富艳作为文辞之特色,其具体所指涵盖经、史、文三个方面,即包括义旨之精微丰厚,善叙事理,内容丰富、详实、生动,文章体裁多样且文笔风格富于变化,文辞意味丰富无穷,人物描绘的惟妙出众,表现手法的灵动多变,以及文字的盛多与语言丰富等多个方面。自范宁提出后,“富艳”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进而对诗文、人物品评,书画鉴赏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五章“简要详博”,本章以《史通》所论为本,总结分析了《左传》简要详博之内理与意涵。简要之旨,在于用简约的文辞来曲尽史实,而使读者读之无不尽之感。故需通过叙事四体之不须,省字、省句、理当、技法纯熟等省笔之用来实现。而详博之旨则在于叙事的周密细致与宽泛众多,能够完整细腻地表现“三科五志”之内容。而对这种言简意足,辞约事丰表达效果的追求,则是儒家博约思想在文辞表达上的具体体现。第六章“左氏浮夸”,本章从古今学者对“左氏浮夸”的不同认知入手,分析了“浮夸”的语义内涵。“浮夸”一方面指不切于事实之“虚浮夸诞”,另一方面指矜夸自能的“浩博奢丽”。古今“左氏浮夸”认知的差异,乃是着眼视角的不同,着眼于《左传》的史实内容,则浮夸所指乃是妖梦怪异、不实失信之虚浮夸诞,是其弊;而着眼于丘明之才情及其艺术审美,则浮夸乃指踵事增华、浩博奢丽之文学表达,是其优长。古今所言之别,即史学求真实与文学求奢丽之别。明此之理,则“左氏浮夸”在认知上的差异就会得到消解。第七章“文史一体”,本章通过孔子、孟子、刘知几、王世贞、章学诚、钱钟书等人文史一体思想内涵的分析,论述了文史一体在《左传》中的具体表现,并着重就《左传》中的虚设事项进行了分析说明。同时,通过对《左传》《史记》有关伍子胥叙述的差异比较,《汉书》对《史记》有关韩信事迹的删改,来说明史籍撰述在追求历史真实的过程中,为了突出传主的风神,可以融入一些艺术化的手法来增强传写效果,使之耸动视听,炫人耳目。也可以通过对史料的不同取舍与编排,来传递出作者对历史的感发与兴寄,使得历史事件所蕴含的某一义理得以更加的突显。故而,就历史真实而言,文学因素的适当运用,可以提高史著的可读性与历史感染力,可以增强史书资治镜鉴的功用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文学因素的运用中要有度的限制,要尽力避免单纯追求文胜之美的弊病。而另一方面,史学精神的品质和内涵,又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价值内核。文与史的有机融合、相得益彰,乃是传统文史著作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通过以上七章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左传》经史文一体的文本特征,造就了其堪称伟大的经典作品。义理、史实和文采的有机融合而相得益彰,是《左传》文本能够跨越千年依然灿烂夺目的关键所在。围绕《左传》而展开的文学批评,不仅深入掘发了《左传》自身的文学特色与卓越成就,而且,对文章学、史传文学乃至叙事文学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左传》文学批评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有机构成,其体量和内容是非常丰厚的,有着巨大的研究潜力,值得我们不断的发掘与开拓。

曹志坚
“尊周尚汉”：中古历史记忆与政治文化演进研究

学术论文

在中国古代，历史记忆与政治文化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本文研究的便是魏晋隋唐时期“尊周尚汉”思想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　　第一章围绕东晋末年出现、赵宋初年消亡的“七百之祚”问题展开，探讨“尊周”思想对这一时期兴亡观的影响。汉魏革命后，不少帝王对“传祚无穷”失去信心，他们公开承认“自古无不亡之国”，并不否认本朝国祚会有终结之日。在此背景下，他们不再奢求“传祚无穷”，而是期望本朝能有一个有限而长久的国祚，“七百之祚”便应运而生。“七百之祚”源于“周祚七百”的历史，是以有史可据的最长国祚为本朝的理想国祚。其背后当然有“尊周”思想的因素，但这个因素是通过魏晋以来的时代特征发挥作用的。魏晋时代是门阀贵盛的年代，“祖宗”能很大程度决定时人当下的地位，这使得经典中“天祚明德”、“盛德必百世祀”的思想在时人观念中产生了强烈共鸣。而魏晋以下，盛行将本朝开国史事描绘为汤武之征，共同的“祖宗之德”决定了他们拥有着共同的“七百之祚”。不过，帝王对“传祚无穷”的信心虽然一度受到冲击，但终究对“传祚无穷”抱有一丝幻想。为了满足他们这一幻想，“七百之祚”借助“有德过历，无德不及期”的思想，获得了沟通有限与无限的桥梁。“七百”虽然有限，但有德的继体之君可以使它得到延长，而延长到极致，便是无穷。通过这一理论发展，“七百之祚”与“传祚无穷”的对立被弱化，进而增强了生命力。但再顽强的生命力也终有消散之日。“七百之祚”的兴盛一直保持到盛唐，中唐以后渐趋衰微，迨至北宋彻底消亡。在此过程中，“盛德必百世祀”因唐宋之变中门阀退出历史舞台而沦为经典中一句普通的论述，取代“七百之祚”的则是时间更久、与“无穷”边界更为模糊的“千龄之祚”。　　第二章讨论周代疆域、汉代疆域对后世疆域观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北朝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疆域观，一种以“南不过淮、汉”的周代疆域为据，将南朝的统治区域排除出“三代之境”，并由此认为南朝不是“中国”，可以被置之度外;一种以《禹贡》九州为据，认为南方属于九州，不应被置之度外，荆、扬未一即相当于“中国”未一。这两个与“三代之境”有关的疆域观，前者服务于反对南征的“守文”观点，后者服务于有志南下的“统一”观点，二者发生了激烈碰撞。到隋代统一前夕，隋人结合这两种对立的“三代之境”，利用了与周、夏两代疆域相当的“神州/中原”与“九州”概念，主张后者包含前者，应当先统一“神州”，再统一“九州”。前者为北魏的任务，后者则为当代“圣王”——隋文帝的任务。但是这种地理话语有着非常明显的北朝视角，不利于整合南北。于是在隋文帝的基础之上，隋炀帝跳出传统的北朝视角，有限接受南朝关于“三代之境”、“神州”的认知，明确指出南朝不是“东夷”，淡化神州与九州的区别，实现了南北间不同疆域观的整合。此后，随着拓边战争的展开，隋朝的疆域观又有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是否属于“三代之境”已不再是置之度外与征伐讨平的标准。“三代之境”以外，汉代疆域以内的区域，也被看作是“华壤”，应在当代统治之下。在隋代一系列拓边战争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疆域观的因素。迨至唐朝，唐人进一步继承发展了隋人的疆域观。一方面，唐人对新辟疆域不再追溯其三代渊源，认为即便未曾为“三代之境”，也不妨碍当朝对其合理行使统治权。另一方面，尽管对于“汉朝疆理”，唐人也循隋朝故迹，执着于收复高丽占据下的汉朝故郡。但随着边疆局势的变化，唐人已渐渐脱离汉朝统治过的“华壤”必须收复的观点，而是着眼于与汉朝疆域的对比，所谓“东不及而西过之”，表现出了对本朝疆域的自信。　　第三章探讨周、汉官制对隋唐官名改革的影响。隋唐时期，先后共有十一次官名改革，其中有六次创设新官名。在这六批新官名中，尚汉思想呈现曲折增强的趋势。隋炀帝的新官名由袭古类、修饰类、规范类三类官名组成，形成了新的“大业结构”。在此结构中，汉官则在局部的地方官名改革中，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是负责地方行政的太守，还是负监察之责的司隶、刺史，都有着明显效仿汉制的痕迹。唐高宗时期的龙朔官名延续了“大业结构”，但龙朔官名中，占据最重要地位的是袭古类官名中的周官，以及修饰类官名中的星辰类官名。相较隋炀帝时期而言，汉官受到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武后时期的垂拱、光宅官名，与龙朔官名在结构与改革思路上较为接近，但星辰类官名占比有所下降，这可能是道教在高宗、武后时期的不同地位所致。到了玄宗时期，官名改革出现了重大变化，开元五年之后，玄宗的新官名里再也没有修饰类官名的位置，袭古类官名中的汉官占据了全局性的优势，形成了“以汉为法”的局面，这种局面一方面是非文学出身的宰相在开元五年之后的增加，制约了修饰类官名的使用;另一方面唐人心目中，汉制与周制的异同则使得前者既有资格取代周制，也可以表达周制所不具备的实用内容。官名中的汉官，与《唐六典》、《开元礼》中被附会了的周制一起，分别描绘了唐朝统治的近景与远景，是盛唐气象的一种体现。　　第四章研究隋唐时期武功、文德之争中，周、汉两朝先后拥有三种不同的形象问题。第一种形象出现在大业年间，隋炀帝在大兴兵事的同时，继承了魏晋以来对“隆周盛汉”的赞美，推崇周、汉两朝的武功。汉代武功因在类型与空间上与隋朝的拓边战争相接近，受到了炀帝重视，被当作事功的标尺。第二种形象出现在贞观年间，此时唐王朝迎来了批判大业之政的高潮，隋炀帝的一系列开边战争也成为唐人批判的重点。与之对应，汉朝的武功与炀帝一样遭受否定。而周代的武功却被唐人区别对待，周宣王被太宗君臣依据“薄伐猃狁”中的“薄伐”一词，赋予了“知止之德”，成为了动用武力有所节制的正面典型。第三种形象出现于盛唐前后，汉代成为唐人推崇的武功典范，周代的武功则遭到忽视。此形象贞观年间已有先声，彼时唐朝一方面亟需恢复隋末战乱所带来的经济、人口损失;另一方面，突厥的内乱使唐朝迅速征服了劲敌，迎来了“君主华夷”的难得良机。这就需要唐人既批判大业之弊，反对穷兵黩武，又要对征伐“远夷”有所保留。为此，太宗君臣提出了“先立功而后守之”、“同迹异心”的理论，为大举“攘夷”拓边保留了余地。这两种理论为唐人重新推崇汉代武功提供了条件。贞观中的先声发展到了盛唐，武功上“汉重周轻”的思想成为主流。这在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唐人在文学与非文学语言中大量以“以汉代唐”手法描写当代战争;另一方面，唐人推崇汉代武将，在中唐前期确定的武庙十哲六十四将中，汉朝既占据最多席位，也是唯一入选武将比唐朝多的王朝。虽然周代武功在“武德”层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但除此之外，它已经显得相当单薄了。

蔡伟瀚
论陶渊明“固穷节”对苏轼晚年“处穷”生活的影响

期刊

陶渊明在苏轼的心灵中。苏轼晚年遭贬儋耳时,“剧喜陶渊明,追和者几遍”;还说,“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李泽厚说苏轼塑造了超脱人世的陶潜形象,亦证明了苏轼“剧喜”陶渊明的程度。那么,陶渊明给予苏轼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结合苏轼一生行迹和其性格看,主导面应是积极的,尤其是陶渊明那种“固穷节”思想,对苏轼在儋耳“处穷”中如何坚持自己的理想,保持不断进取精神,产生了积极抗争的力量。

梅大圣[1]
浅析宋代茶马贸易制度

期刊

茶马互市在古代是以穿行于今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的茶马古道为基础,以茶马交换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运输为主要方式的一种贸易方式,也是一条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古代交通大动脉,又是一条民族融合的文化大动脉。茶马互市在宋朝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作用,使得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茶马贸易制度,设立专门的法律和相关机构进行管理,严格控制茶马互市。这些政策被后世朝代所延续并创新,但是茶马互市更重要的作用是在巩固西南边疆安定,维护多民族的团结上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这对于今天的民族团结和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况腊生[1]
苏东坡，桃源还看老人村

报纸

今四川青城后山◎何民《桃花源记》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名著，其文学价值和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但文章中描写的人间仙境桃花源，很早就有人提出质疑，较早对桃花源的真实性提出怀疑的是唐代韩愈，他在桃源图诗里开笔就写道：“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韩愈根本不相信有桃花源的存在，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说明桃花源不存在的依据。苏东坡是第一个以青城老人村为例，否定桃花源存在的人。苏东坡赞美《桃花源记》的文采，但认为文中描写的桃花源不过是诗人笔下一个理想的社会而已，而真实存在的如蜀之青城老人村，那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苏东坡在《和桃源诗序》中说：“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接着便举例说“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孙者。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醢，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苏东坡在文章中说的意思是，在四川青城山那里有个老人村，据说村中长寿老人很多，很多人家都是五世同堂。长寿的原因是那里十分偏远，道路极其危险遥远，那里生活的百姓不知道盐和醋，而且溪水中有很多枸杞，它的根须弯弯曲曲浸泡在水中，喝了那里的水就会长寿。苏东坡时为北宋文坛领袖之一，诗词书画名满华夏，其言一句，其文一字，皆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故对《桃花源记》这样的文章所记内容提出质疑，其所举青城老人村事例非经实地考证，断不敢轻下结论。苏东坡笔下的青城老人村在青城山无疑，但在青城山什么地方呢？苏东坡是宋时四川眉州（今眉山市）人，嘉佑二年进士，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苏东坡年轻时即遍游四川名山大川，对青城老人村早有耳闻。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即苏东坡出川应试的前一年，苏东坡就游历了都江堰、青城山。此时的苏东坡尚未成名。嘉佑二年，苏东坡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名动京师。当年其母病逝，苏东坡回眉州为母亲守孝两年，其间再游都江堰、青城山。苏东坡在游览都江堰、青城山时，曾造访了传说中的青城老人村，其位置在什么地方呢？应在青城后山。为什么说苏东坡造访的老人村在青城后山呢？其一，苏东坡在《和桃源诗序》中说：“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孙者。道极险远……”在青城山“道极险远”者一般都在青城后山，而不会是前山一带道路比较通畅的地方。青城后山“道极险远”而又极具“桃花源”特点的地方当数熊耳山、何家厂一带。从五龙沟出发，沿沟小路道路崎岖，曲折迂回的栈道穿行在悬崖绝壁之间，且路越来越窄，脚下是沟壑中咆哮的流水，头上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沟口一道光亮，眼前顿时豁然开朗，有田园农舍，炊烟缕缕，鸡鸣犬吠，桃红李白，真正是陶渊明笔下“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而今这里已正式取名为“又一村”，成为青城后山的一著名景点了。其二，苏东坡好友张子愚隐居青城后山白云溪，号白云居士，曾和苏东坡有约，他日苏东坡归隐山林，就到青城山白云溪隐居。苏东坡在为张俞所作《张白云诗跋》中说：“张俞，少愚，西蜀隐君子也。与予先君游居岷山下……”岷山下，即指青城山。苏东坡在其诗《送运判朱朝奉入蜀》有云：“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我游江湖上，明月湿我衣。”白云即指白云居士张俞。青城后山现还有白云庵、白云群洞、白云古碾等遗迹。其三，苏东坡游青城山访老人村，绕不开世居青城后山老人村的宋时青城何氏。宋时，青城何氏族人与当时的社会名流、文人雅士多有交往，常邀他们到青城后山老宅诗酒唱和。南宋范成大、陆游等到都江堰、青城山，也曾到青城何氏宅院游览。范成大在任四川置制使时曾造访与他同年考中进士的青城何子方，并写下《何同年书院》一诗：“竹色侵晚帙，泉声潄嵌根。试通丹灶路，应到老人村。”青城何氏世居青城后山熊耳山、何家厂，范成大诗中的老人村就在青城后山何家厂、熊耳山一带。而苏东坡笔下的老人村也应该就在青城后山。关于青城老人村的记载，苏东坡在他的《东坡志林》和《艾子杂说》等书中均有提及，就不在此赘述了。

2018-09-06
“犯其至难，图其至远”

期刊

“犯其至难，图其至远”石火改革顺利和让人们获得实惠时，人人是赞成的。而现实总不如设想那么美好。改革有时也不那么顺利，也要碰到难关、付出代价。在这种时候怎么办呢？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老先生倒比我们的一些同志想得开。他说：“犯其至难，图其至远”。就是说，为实...

石火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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