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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土地资源科学创新与发展暨倪绍祥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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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气”论的文章学意义
学术论文
“文气”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精髓,建立在“气”论哲学的基础上,其发展历程为:自然之“气”——哲学之“气”——文之“气”。即“气”最早是一个物质概念,后从自然之气向生命体气潜在引申,文字学意义上的“气”逐渐成为一个哲学范畴,继而进入美学领域。这种气论哲学开始萌芽并形成于先秦,成熟于明清时期,“气”论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浸透了中国文化的思想核心。 “文气”论从滥觞至成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首先,孟子的“知言养气”说是文气说的滥觞。其次,魏晋南北朝“文气”论体系基本形成。曹丕首开“文气”论先河,正式确立了以气论文的传统。但他主要从先天之“气”即天赋方面来论述气。刘勰继承并发展了曹丕的观点,系统地将这一概念运用于文学理论。第三,唐至明代古文论家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唐代的韩愈提出了著名的“气盛言宜”说和“立言养气”说。到宋代,苏辙在继承孟子、韩愈“养气”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外游”说。第四,清代文论家创作、批评实践后的完善补充。清代的桐城派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者。其中“桐城三祖”之一的刘大櫆关于神气与音节、字句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是其对“文气”理论最突出的贡献,之后桐城派后学发展出“因声求气”的理论。在“养气”、“神气”之外,刘熙载提出了“炼气”说。 在漫长的发过程中,“文气”的内涵不断被后继者赋予新的内容,目前学术界对于“文气”内涵的阐释主要有:作品气势说、作品声律说、生命力说、作家才性说、才性风格说。中国传统文学中“文气”的美学追求主要有“气韵生动”、“一气贯之”和自然、纯真之美。可以说,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就是以“气”贯穿的文学审美史。 “文气”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主要表现为虚静之气和发愤著书。虚静论以庄子为代表,之后经过陆机、刘勰等的不断补充,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虚静之气,可使创作主体陶冶出空明澄澈的审美心态,轻松自如地写作构思。发愤著书,作为创作的心理学命题被正式提出,始于汉代的司马迁,与此前后呼应、一脉相承的是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是创作主体进行文学创作的深层动力源泉,使作品具有一种昂扬的“盛气”。“文气”对文学作品的本质观照主要表现为作品的气势、美感、气脉、风格、精神、结构布局、语言表达、声调等多种因素的整体性显示。 “文气”论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为:第一,人格修养的建设意义。“文气”论对于有助于创作主体的品德精神、人格、艺术个性等的建设。第二,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文气”贯穿于创作活动的始终,从创作冲动的兴起,到创作构思、落笔成文等都有精辟的论述,与今天的文学创作是同源相通的。第三,对文学批评的借鉴意义。主要表现为以“气”论人,文如其人,应用于文学领域,多以“气”论文。以此为基础建立人文统一和公正客观的文学批评方法。第四,对当代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的现实意义。传统的“文气”论,对当代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解决,可以起到一种整合、指引的作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意义。
任晓娟
勇担责任,共筑桃源
期刊
本期赛题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苏东坡在《赤壁赋》里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可是走出《赤壁赋》,会发现我们“共适”的竟然还有地震、洪水、暴风雪,甚至还有瘟疫、毒奶粉、假疫苗……对此,你有什么看法?请综合材料的内容及含意,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林城成[1];蔡晓鸿(指导)[2]
《宋史》纪传校证
期刊
笔者研读宋籍有年,于《宋史》所究尤多。对于此书中的一些讹误,除前贤世哲所指出者之外,又陆续发现不少颇堪校证之处。此前刊梓过几篇拙文,今不揣孤陋,再择若干条目,略作考究校证,兼与宋代文史研究者共识。以下依《宋史》卷次分列而缕述之。(1)《宋史·神宗纪》三:'(元丰四年)五月丁酉,诏河东路提点刑狱刘定专振被水民。'[校证]此云刘定元丰四年任河东路提刑,误,当作'河北东路'提刑。《宋史·河渠》三:'(元丰四年六月戊午)河北东路提点刑狱刘定言(大名府、冀州)水事。'宋大名府。
李之亮[1]
《诗经》祭祖诗与周代宗庙祭祀文化研究
学术论文
周代祖先崇拜盛行,宗庙祭祀与郊天、社稷一起,构成了国家规定的三大主要祭典活动。作为周代的诗歌总集,《诗经》大小“雅”及“颂”中的部分诗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祭祀情况,尤其是对宗庙祭祀内容的体现更为丰富。不论是宗庙祭祀时祭品、祭器的准备陈设等内容,还是祭祖仪式具体过程等,都可以通过《诗经》中的祭祖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把握。而且,通过祭祖诗所表现的祭祀目的、思想内涵和祭祖礼仪等内容,也可大致了解周代社会的宗教观念、政治思想和等级制度等方面的概况。宗庙祭祀活动在《诗经》时代已经是民俗、政治、礼仪、宗教等各方面的综合,因此,探讨《诗经》中所反映的宗庙祭祀文化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同时,对于研究周代社会宗教信仰、政治思想、等级制度等内容也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 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原始宗教的几种不同形态的特点、文化意义和祖先崇拜在夏商周三代的发展与演变。第二部分探讨了《诗经》祭祖诗中所反映的周代宗庙祭祀的相关内容,如祭祀对象、地点、乐舞、乐器、祭器、祭品等,并对祭祖礼仪的具体程序进行了详细地论述。第三部分从祭祖诗反映的祭祀目的、祭祖诗的思想内涵和祭祖礼仪三方面内容着手,对周代的宗教观念、政治思想和等级制度的概况进行了论述。结语部分主要阐述了宗庙祭祖仪式和制度在后世的发展、演变。
杨颖
论苏轼亭台楼阁记中的文体交融——以与赋体的交融为例
期刊
文体交融在宋代文坛上表现出普遍性。就文学大家苏轼而言,其创作不仅有"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破体为文的现象,在其亭台楼阁记中亦存在与赋体交融的情况,以铺排手法的运用、文含谐隐和骚体歌诀的创作为代表,使得本以记事为主的记体文体现出赋体的特点。这对苏轼亭台楼阁记取得突出的艺术成就,甚至对此类记体文的革新与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查小飞[1];叶帮义[1]
日韩历史上的“东坡热”
报纸
◇刘紫云对于中国人来说，苏东坡的魅力似乎是无穷的。他能诗善词，精书工画，博古通今……不仅在文学、艺术领域戛戛独造，更以其无往不乐、超然物外的乐观人格与豁达精神感染了无数人。历史上，苏轼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在东亚文化圈尤其是日韩两国也吸引了不少“东坡迷”。早在苏轼生前，他的名号便先于其作品传入朝鲜半岛。元丰三年（1080），高丽文臣金觐随同柳洪、朴寅亮出使宋朝。归国后，为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富轼”与“富辙”。从高丽中期开始，追摹东坡体的诗文占据主流，以至文坛风气为之一变。由于高丽时代制述科（类似“进士科”）考试较为重视经义和论策，因此以论述说理见长的东坡之文，赢得了广大学子的喜爱与效仿。“海左七贤”之一的林椿曾发出感叹：“近世东坡之文，大行于世，学者谁不服膺呻吟？”待士子考取功名后再学苏诗，出现了大量效仿东坡的诗作，也有用东坡诗韵作诗的情况，引得时人笑谈：每年张榜之后，人们都以为今年又多出了一大批“苏东坡”：“每岁榜出之后，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矣。”苏轼在高丽士子、文人中引发了持续而广泛的学习与模仿，他的影响波及整个文坛。如果说苏轼传入朝鲜半岛走的是“亲民路线”，那么传入日本后便走上了“高端路线”。约1150年，也就是平安时代（794—1192）末期，“东坡先生”的名号始现于日本的文字记载中。苏轼作品则于镰仓时代（1192—1333）初期，至迟在1253年已传入日本。平安中期的宽平六年（894），日本政府停派遣唐使，官方交流虽然停滞，但僧侣、商人贸易和私人馈赠等民间交流仍旧活跃。于1235年入宋、1241年归国的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从中国带回的数千卷图书中，便有《东坡词》二册、《东坡长短句》一册。苏轼的诗歌颇多禅意，尤为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1336—1573）的五山禅僧所欣赏。“五山”本是南宋的官寺制度，即由朝廷任命住持的五所地位最高的禅寺，镰仓时代日本模仿南宋的五山制度设立了镰仓五山。五山禅僧为了做偈颂，往往会参考中国诗文集，在鉴赏的同时，他们也会进行创作。禅僧的汉诗文创作蔚然成风，逐渐成为中世纪日本文坛的主流文学。在五山僧团所借鉴、学习的中国诗人中，与禅有因缘的作家作品会格外受到关注，他们对苏诗情有独钟，不仅研读、翻刻、注释、模仿苏轼作品，还以苏轼为题创作了很多诗文。在禅僧汉文诗集《翰林五凤集》中，收录了100多首与东坡有关的诗，比起65首与陶渊明有关、45首与杜甫有关、41首与李白有关的诗，足见他们对苏轼的喜爱与推崇。在五山禅僧有关苏轼的语录、诗文中，据统计有150多首题画诗、赞，有关苏轼的画作30多种。这些画作经常采用的题目是《赤壁赋图》《苏公堤图》《东坡笠屐图》《东坡肖像画》等，最常见的要数《东坡笠屐图》和《东坡肖像画》两种。现存的《东坡赤壁图》题诗有十多首，有的题写在扇面上。可以想见，在五山文学流行的时代，人们会在扇子、屏风上画出《赤壁赋》，并在上面题写诗词，用这种方式进行欣赏。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8），文人之间乃至社会上形成了一股“东坡热”，引起了松尾芭蕉等俳句诗人的共鸣。渐渐地，人们不再满足于只是欣赏绘画中的“赤壁游”，他们还把日本的某地比拟、想象成赤壁，甚至泛舟水上，身临其境地体验赤壁游。当时的文人名流曾多次举办赤壁会，与会者均有题咏唱和之作。苏轼创作《赤壁赋》之后的第十二个壬戌年（1802），“宽政三博士”之一、著名的“东坡迷”柴野栗山仿赤壁游故事，于十月之望置酒会客。据史料记载，这次赤壁会在柴野栗山的宅邸举行，主人精心布置了环境：在楼阁中悬挂字画、设置豪华的席位，酒器茶具陈列在花草之间，主人以美酒珍馐待客，宾主促膝把臂、聚谈欢笑。赤壁会的形式别出心裁，不啻于一场耐人寻味的艺术表演，因此一直到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时代仍不乏参与者。最盛大的一次赤壁会，是长尾雨山于苏轼作《赤壁赋》之后的第十四个壬戌年（1922）举行的。长尾雨山是明治时代的著名汉学家，也是一个十足的“东坡迷”，热衷于收集与苏轼有关的书、画、文具、古董等。这次赤壁会盛况空前，共有100多人参与，现场展示了大量有关《赤壁赋》的画和其他与东坡有关的珍贵文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受到场地、气候等方面的限制，赤壁会这一纪念苏轼的活动形式并未被广泛效仿。人们表达对苏轼敬慕与热爱的经典方式是为苏轼过生日，即举办“寿苏会”。“寿苏会”始于中国18世纪，此后分别于19世纪、20世纪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据记载，寿苏会的主事者会供奉苏轼喜爱的食物，如黄鸡、蜜酒、花猪、笋脯等；悬挂苏轼的画像，摆设苏轼的诗文集、画作、墨迹或后人整理、创作的与苏轼有关的作品等，供与会者欣赏；最后主事者会倡议与会者题咏唱和。除自由发挥之外，文人们一般会选择与东坡作品相关的创作方式，比如追和次韵、分韵东坡诗歌，直接引用或唱和苏轼诗词文赋，使用苏轼故实或文学典故等。寿苏会朴素低调、肃穆融洽的气氛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与会者。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翁方纲一生至少举办过20多次寿苏会，并曾接待朝鲜燕行使金正喜与申纬。寿苏会也因此东传，在朝鲜被称为“拜坡会”。1814年在朝鲜举办的寿苏会上，展示了金正喜得自翁方纲的《东坡笠屐像》及其摹本，申纬父子临摹的赵孟頫东坡画像以及明代冯铨快雪堂本《天际乌云帖》。时年46岁的申纬正值苏轼在黄州的年纪，曾在寿苏会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是先生在黄岁，恰当四十六春秋。”大约在明治时期（1868—1912），寿苏会传入日本，继而在大正时代被“重量级”的“东坡迷”发扬光大。长尾雨山曾五度主办“寿苏会”，74岁的时候还将历次题咏唱和汇集为《寿苏集》作为纪念。1916年的寿苏会在圆山公园的春云楼举行，参加的人士除了长尾雨山之外，还有富冈铁斋、内藤湖南、狩野君山等社会名流，以及晚清名流罗振玉、王国维。其中，画家富冈铁斋和苏轼同天生日，刻有“东坡同日生”“东坡癖”印章，他曾为这次的寿苏会作《乙卯寿苏录》《东坡笠屐图》。无论是赤壁游还是寿苏会，“东坡迷”们总是希望通过收集与苏轼相关的文物、模仿苏轼的诗文与行迹，体验苏轼的人生情境，并通过这样的活动来纪念苏轼，延长苏轼的精神生命。1800年，柴野栗山举办的赤壁会，尽管未能泛舟水上，与会者万波俊忠仍写下这样的诗句：“清风白月无今古，何必江流夜半船。”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阻隔，与苏轼“在一起”，分享苏轼的人生智慧，正是古今“东坡迷”们的心声吧。
2021-06-04
被遗忘的真相:苏轼省试被落与宋代说书举关系考论
期刊
嘉祐二年省试,苏轼因赋试不中格,被考官落下,省试时参加说书举考试的成绩就成了他的唯一希望。景祐制书规定:进士、诸科举人通三经以上,亦即试通经义前提下,若省试或殿试被黜,都有一次陈牒再试经义的机会,合格者则进入殿试或授官。作为嘉祐二年的说书举人,苏轼省试被落之后,利用说书举通三经、过落外再试之制,别试《春秋》义十道,遂取得殿试资格。苏轼殿试仅列第五甲,但说书《春秋》第一使他获升甲待遇,升入第四甲乙科,跳过守选,释褐授福昌县主簿。总之,苏轼的科考并不顺利,成绩也不理想,决定其命运的考试决非诗赋或策论,而是省试期间先后两次考通说书经义的经历,尤其后一次考试直接决定了他的殿试资格与授官。
费习宽[1]
庄子文艺思想的二元对立及其在“虚静”的审美心胸中融合
学术论文
大体而言，庄子文艺思想的表层结构，存在着道与技、自然与人工、意与言等诸多二元对立。对此，历来庄学研究者有的各执一端，争讼不已;有的认为那是由庄子思想的内在矛盾性所决定，它们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鸿沟;还有的意识到这种种对立之间存在着统一的可能，但却提出具体的方式。本文试图清除庄子在表述其文艺思想时所产生的表面矛盾或对立，设法在其自身的思想体系中去寻找暗蓄的解决途径，同时挖掘其深层结构，依此重新建构庄子文艺思想的本末层次。据此，我们以为，在庄子的文艺思想中，只有从“虚静”的审美心胸这一视角出发才能融合道与技、自然与人工、意与言等二元对立，并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整合庄子的思想。本文主要从庄子“虚静”说、“虚静”的审美心胸何以融合及如何融合庄子文艺思想的二元对立，以及融合之后的意义与价值等几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谭日纯
颜真卿书法的北宋接受状态研究
学术论文
北宋书法研究是中国书法史研究中历久弥新的重要课题，而颜真卿是唐代书法向北宋书法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因此，研究北宋书家对颜真卿的接受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通过史料爬梳，研究北宋书家对颜真卿书法的接受状态，主要关注他们如何评价颜真卿，为什么这样评价颜真卿，在创作上又是怎样接受颜真卿书法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颜真卿书法与北宋书法的内在关系，为梳理唐尚法、宋尚意的转变提供一个不同以往的视角。论文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北宋前期以及旧新《唐书》对颜真卿书法的接受情况，认为北宋前期是颜真卿书法接受的铺垫期。 第二部分重点对欧阳修、蔡襄等北宋中期书家的颜真卿接受进行考察，认为欧阳修以颜真卿“千古知音”的身份出现在书坛，而蔡襄则可谓“首窥门庭”，他从创作上直接取法颜真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部分着重论述了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北宋后期书家对颜书的接受情况。文章认为，苏轼学颜又变颜，将颜真卿抬高到唐代书坛宗主的地位，具有颜书接受的里程碑意义，堪称“鲁公不二”;黄庭坚学颜不泥于颜，提出了颜真卿出自王羲之的论调，他“推颜入晋”的主张进一步巩固了颜真卿在书学史上的地位;米芾则以耐人寻味的心理特征、“明贬暗尊”地接受颜真卿书法，成为颜书接受中的独特主角;不仅如此，北宋重要书论著作《续书断》与《宣和书谱》从书法史的角度确立了颜真卿的书史地位。 本论文采用分析法与综合法相结合，通过对颜真卿书法在北宋各时期接受历程动态的历时性分析，试图在观照北宋诸家接受颜真卿书法的同时探索出“唐法”与“宋意”的内在理路，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抽绎出时代发展线索，从而把握宋书的整体走向，为当前颜真卿书法研究、北宋书法研究开辟新的领域。
岳俊萍
唐诗宋词中“西楼”内涵的演变
期刊
中国古代诗词向来有登楼抒怀、遥想佳人的传统。这种独特的文人情怀使得"西楼"一词在唐诗宋词中反复出现,很好地表达了诗人、词人的内心感受,展示了他们的情感状态。探求"西楼"意象在唐诗、宋词中的内涵不同,并经历了由具体实指的房屋建筑到虚指的情感表达的象征物的演变过程实有必要。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感伤悲凉的怨情传统以及"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是"西楼"内涵演变的三个主要原因。
白璐[1]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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