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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东坡文化研究上的惰性思维

期刊

我国东坡文化研究早趋热潮,而今,一些受金钱和功名驱使的研究者痼疾复发,日渐危重。有的学术不端,剽窃造假;有的大权在握,搞门户之见;有的一知半解,浅尝辄止。惰性思维大大阻碍了东坡文化研究的健康发展。在学术研究上应该营造一种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

饶学刚[1]
苏词“自是一家”之“又一体”的歌词本色

期刊

《词谱》录苏轼词,注明"又一体"者有《渔歌子》《点绛唇》《少年游》《西江月》《越江吟》《行香子》(二阕)《青玉案》《满江红》《醉蓬莱》《念奴娇》(二阕)《哨遍》(二阕)《戚氏》,共12调15阕。所谓"又一体"的标准,《四库总目提要》总结为:"皆取唐宋旧词,以调名相同者互校,以求其句法字数;以句法字数相同者互校,以求其平仄;其句法字数有异同者,则据而注为又一体。"在音调尽失的情况下,"以句法字数"比较而得"又一体",从字数、平仄、叶韵等变化对"词"之歌唱实践作了描述。苏轼"又一体",可谓是他因歌唱需要而注意乐曲与声词配合的表现。理解这一点,对澄清苏轼"以诗为词"之讥有重要意义,对进一步理解与研究词体特性亦不无裨益。

杨晓霭[1,2]
欧阳修石刻像源流揭秘

报纸

华干林除了知扬州，欧阳修还曾先后在滁州、颍州（今安徽阜阳）担任过知府。因此，这三个城市都建有欧阳修的纪念场馆，都供奉有欧阳修的石刻像。但是，笔者的心头一直有个疑问：扬州欧公祠里的欧阳修石刻像与滁州、颍州的欧阳修石刻像之间有没有关联？如有，三者谁先谁后？对此，依据相关的历史资料，笔者多次前往滁州、扬州、颍州实地考察，并与当地文史专家进行了认真探讨与研究，终于厘清了三地欧阳修石刻像之间的历史渊源。壹源于北宋绍圣年间的滁州欧阳修画像至清尚存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被贬知滁州。安徽滁州介于江淮之间，属淮南东路，此地封闭安闲，俨然世外桃源，当地老百姓多过着耕田种地、自给自足的日子。欧阳修也欣赏这里的青山绿水，更喜欢这里的安闲民风。作为关爱黎民、历来主张为政宽简的官员，欧阳修主政滁州时深得滁州人民的热爱。他的著名美文《醉翁亭记》就写于此时。庆历八年（1048），朝廷意识到对欧阳修处理过重，为了体现安抚，将欧阳修知扬州。欧阳修离开滁州后，滁州人将他与也曾任过滁州知府的王禹偁合并建祠祭祀，祭祀的祠堂叫“二贤堂”。滁州方志载，“二贤堂”建于北宋绍圣三年（1095），并供有二人画像。北宋名人李端叔、晁说之曾在欧阳修画像上题词。欧阳修在滁州的画像，直至乾隆年间还存在。今三处欧阳修石刻像上方均有相关文字记载。贰清代滁州版欧阳修石刻像最接近欧阳修真容欧阳修画像最早勒石成碑是在滁州。笔者曾查阅到一篇介绍滁州欧阳修石刻像碑拓残本的博文，该博文称：别小看以上这个清代中期破拓片，经专家鉴定，这可是乾隆早期滁州知州王二南，根据乾隆皇帝题跋的宋代欧阳修画像原作碑刻拓下来的。拓片上有乾隆的题跋，有宋代名臣李端叔、晁说之的题跋，有滁州知州王二南和镌刻者王景桓的落款。原碑早不见踪迹，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接近欧阳修本人真容的拓片，被称为“滁州版欧阳修画像”。目前所见欧阳修其他画像，只要不是从这个版本临摹的，都属于臆造。时任滁州知州的王二南，生卒年不详。山西浮山人，清乾隆朝监生。乾隆三十四年任滁州知州（《乾隆朝整饬各省幕友档案·下》）。乾隆为欧阳修像题署时间为壬申年，即乾隆十七年（1752）。因此，王二南任滁州知州期间，依据乾隆皇帝御题宋代欧阳修画像勒石成碑的事实，无论从时间上推论，还是从石刻像上题署的内容考证，都是成立的。有史料表明，直至清嘉庆年间，有乾隆御题的欧阳修石刻像还在滁州醉翁亭。叁清乾隆年间欧阳修石刻像从滁州传扬州乾隆五十九年（1794），两淮盐运使曾燠（1759-1831）在扬州蜀冈重修平山堂，并从滁州借本欧阳修像勒石扬州，立于平山堂上。曾燠钟情诗文，公事余闲时，喜与宾客赋诗休闲，当时很多著名文人都被招揽到幕下。他曾在扬州专门筑有题襟馆，主宾唱和，有“自宾谷出为两淮盐运使，而天下称诗之士皆至于扬州”之盛。但是，曾燠所修平山堂及堂上所列欧阳修石刻像均毁于咸丰兵火。肆清道光年间欧阳修石刻像从扬州传颍州欧阳修在扬州任上不到一年，因健康原因自请调任颍州知府，晚年又老于颍州。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夏四月，颍上县知县程钰派门人潘桂到扬州拓得欧阳修像，并刻石立于颍州西湖四贤祠内。从扬州传入颍州的欧阳修石刻像下方，还有左题记和右题记两则。左题记文为：乾隆五十九年秋八月，两淮盐运使臣曾燠恭勒上石。镇洋邵廷烈敬观。右题记文为：欧阳文忠公像，乾隆中曾都转燠从滁州借本勒石扬州，立平山堂上。顷钰门人潘礼部桂在扬拓其本，归钰。以颍州故文忠旧治，今郡城西湖有四贤祠，而此像曾邀天章题记。其不可不以示颍人。爰即拓本重立上石，敬立于西湖祠内，俾来观者，咸得有所争揽焉。道光二十九年夏四月颍上县知县臣程钰恭记。石刻像今存于颍州西湖故址内、清代复建的“会老堂”中。“会老堂”，本为欧阳修晚年在颍州定居寓所“六一堂”一隅。熙宁五年（1072），已年届八十的欧阳修旧时同僚赵概，由南都（今河南商丘）前来颍州看望欧阳修。欧公甚为感动，在家中热情接待赵概，陪同接待的还有时任颍州知府的吕公著。欧阳修即席赋诗，其有句名曰“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并将这次相会之所改成“会老堂”。第二年，欧阳修在颍州溘然长逝。今陈列于“会老堂”上的欧阳修石刻像碑，为青石质，通高145厘米，宽57厘米，厚10厘米。下半刻欧公像，中部李端叔、晁说之题字尤然在目。上半额题乾隆诗并序，笔迹为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翁方纲（1733-1818）所临。伍清光绪年间欧阳修画像由北京传扬州并刻石留存至今清光绪五年(1879)，欧阳修后裔、两淮盐运使欧阳正墉在扬州大明寺西侧建欧阳祠。祠堂面宽五间，前有回廊，方梁方柱，挑檐飞角。时任江苏候补道的湖南人欧阳炳，也是欧阳修后裔，曾在京城任职，出于对其先祖欧阳修的爱戴，曾花重金聘请画师临摹藏于宫廷内府的欧阳修画像，并带到扬州。欧阳正墉建欧公祠时，欧阳炳以三百两纹银延请扬州著名石刻大师朱敬斋为欧阳修画像勒石。朱敬斋此时虽年事已高，但为了刻好欧阳修像，仍精心施艺，所刻欧公像形神兼备，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经朱敬斋再度创作而成的这幅欧公像，人像高度为108厘米，面宽为11厘米，肩宽25厘米，腰径45厘米，脚40厘米。刻像面含笑意，胡须刻画纤细有波，因石面稍凹，刻纹形成反光作用，使之远看白胡须，近看黑胡须。欧公此像不仅黑白有变，而且从不同角度看，欧公双目均与观者对视可亲，双足均向观者，栩栩如生，堪称一绝。欧阳炳见之，爱不释手，便欲携去他家乡湖南平江。朱敬斋反复央求，并承诺放弃工钱，欧阳修石刻像方得以留在扬州，至今仍嵌于欧阳祠壁上。石刻像上方乾隆御题，为欧阳正墉所临。上世纪八十年代，滁州琅琊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从扬州大明寺欧阳祠拓取欧阳修石刻像，并勒石供于风景区醒园内。【编读往来】自本报《扬州书画地理》栏目开栏以来，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关注，在刊发了由马家鼎撰写的书画地理第二篇“平山堂上论欧苏”后，读者朱先生给本报寄来了他的手写信函。朱先生在信中说：看了扬州晚报《绿杨风·扬州书画地理》刊登的马家鼎《平山堂上论欧苏》文章后，想起原曾在平山堂“文章奥区”“平远楼”内有一副苏轼撰写的楹联，自上世纪70年代后至今一直未见。这是由苏轼撰写的楹联，刻在两块长约2米、宽约20多厘米的柏木上，内容是“万松时洒翠，一涧自流云”。字体正如马家鼎同志文章中对苏轼书法评论的那样：“自出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楹联显然是苏轼在扬州任太守时，见蜀冈、观音山、平山堂之景，尽情挥毫书写而成。我热盼找到苏轼撰写的这副楹联，能复制悬挂在“双峰云栈”的亭柱上，使此点睛之笔激思古之幽情，扩诗情画意的境界。在此，本报请相关部门能够查找这副楹联下落，争取让其重发光彩。

2018-01-01
眉山校园翰墨香朗朗我心似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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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第八届（眉山）东坡文化节暨首届四川音乐周在四川省眉山市启开大幕。本届东坡文化节暨首届四川音乐周以“世界的苏东坡”和“音乐连接世界”为主题。期间，除了丰富多彩的东坡文化活动和音乐盛宴，全国72所东坡学校也齐聚眉山，共商如何让学生“像东坡一样”。如何像东坡一样？几天前，三苏祠里，一群眉山小学生在“兄弟银杏树”前挥毫泼墨，书写“兄弟的千古情”，赢得喝彩一片。而不远处的湖滨路畔，夜幕降临，远景楼上月亮升起，美得让人忘记呼吸。让许多来自千里之外的苏东坡的粉丝们甚至认为，比起家乡，这轮来自眉山的月亮，更让人觉得，温暖。三苏祠前挥毫致敬小学生恍若东坡当年11月23日-24日，“以传承东坡文化，提升教育品质”为主题的第四届全国东坡百校论坛在眉山东坡中学举行，教育专家、苏学专家、文化名人及来自全国十三省市的72所东坡学校校长、眉山市中小学近400名校长等人欢聚一堂，“东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整合”作为本次论坛的核心议题。活动中，还举办了“我心中的苏东坡”全国中小学书法绘画及3D作品展示。这场与东坡文化紧密相关的论坛之所以选在眉山，是因为，与苏东坡同为乡人、同用乡音、同习乡俗的眉山人，把苏东坡视为最为耀眼的人格坐标、最值得珍视的文化记忆。在眉山，东坡文化俯拾皆是。历经三百载栉风沐雨的三苏祠，接受着海内外游人的拜谒；用现代展陈手段讲述三苏故事的三苏纪念馆，全年免费向公众开放；苏轼公园、苏洵公园、苏辙公园，精巧雅致的生态园林与文化长廊相结合，三苏文化春风细雨般沁润生活；东坡文化节和纪念苏东坡诞辰活动，成为凝聚海内外东坡文化研究和加深情感的桥梁……东坡，不止“活”在眉山人的心里。三苏祠内，曾有外国游客，见三苏塑像，竟情不自禁地泪目，感叹着来中国，不见故宫，不懂中国美，而不见三苏祠，便是不通中国诗文。而中国诗文中，最让许多外国朋友倾心的，便是那一句海外游子每逢中秋所感怀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2017年5月，东坡区苏南小学举行首届“端午笔会”书法展演，从全校上千名学习书法的学生中脱颖而出的上百学生在三苏祠前挥毫致敬东坡，而不远处的苏南小学里，书声琅琅，翰墨生香，恍若东坡当年。眉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付庆一曾在活动现场点赞：“看到小朋友们生机勃勃地在三苏祠前书写，我感受到了你们就是民族的希望、民族的力量所在！苏南小学在全市学校传统文化、尤其是毛笔书法进校园中，具有领先、标杆和示范作用！”校园引领传承望学生们都像东坡一样在眉山市，一所所学校从命名开始，就与三苏文化紧密相连：东坡中学、东坡小学、苏辙小学、苏南小学……“我要唱支歌，唱给苏东坡，最爱松竹梅，胸襟比海阔。诗赋留人间，文化传星火，日月不知老，至今说东坡……”这是眉山市东坡区东坡小学校歌《我爱苏东坡》。不止是校歌，校服、办公课桌，乃至校园的主题色，东坡小学都选择了东坡深爱的翠竹绿。配着音乐的21首东坡诗词，让枯燥的课间操变为有趣的东坡诗词操，学生们跳动吟唱着，仿佛一个个小小苏东坡……恰如东坡小学的校训：像东坡一样。东坡小学校长熊玉平说，希望东坡小学的学生们都像东坡一样，乐观豁达。如今，以“东坡文化”为特色的学校文化建设，让一个个与东坡文化相关的活动，在东坡小学里荡漾浸润。东坡小学不远处，是苏辙公园，苏辙顶立期间，眼神瞩目处，是苏辙小学。以苏辙为校名，校长周吉群和专家等从苏辙为人、为官、为文的品质去汲取教育的因素，从符合现代教育的规律、符合小学教育特点的角度进行苏辙小学文化体系的构建，经过半年多的研究论证，苏辙小学的文化框架形成：踏实每一步，正道行天下。东坡区苏南小学校长侯旺认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是历史记忆的赓续，是文化基因的更新，更是文化创造创新活力的激发，是当代人把握今天、走向未来的文化指引。东坡文化的传承并不是“硬性植入”，更需要“润物细无声”的心灵滋养。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东坡教育人在传承与创新中找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结合点——全面加强学校文化建设，打造东坡教育品牌，东坡教育由此走上了一条“文化兴教”的内涵发展之路：东坡文化融入学校理念系统、视觉系统、课程系统，还将东坡文化融入学校教育的成果及学校教育产生的社会影响……侯旺将苏南小学传承传统文化的切入点定位为书法。在眉山市教育体育局局长廖仁军看来，学校各具特色的文化主题，是独有的学校文化和精神。只有这样的传承，才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稳定的、持久的影响力。吴海军张勇成都商报记者蒋麟

2017-11-24
“欧文苏字”背后的故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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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跃泉草书之谜世人大多知道苏轼的楷书版《醉翁亭记》，了解更深者知道滁州还立有他楷书版的《丰乐亭记》，但若说还有其它版本，就知之甚少了。事实是元祐六年（1091）苏轼曾两度书丹，其一是用楷、行、草兼用字体写成的长卷《醉翁亭记》；其二为大字楷书，即后世立于琅琊山间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滁州碑”母本。仔细比对尾跋文字发现，苏轼的两款《醉翁亭记》书写时间有异。草本跋内容如下：庐陵先生以庆历八年三月己未刻石亭上，字画褊浅，恐不能传远，滁人欲改刻大字久矣。元祐六年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未眉山苏轼书。楷本跋内容如下：庐陵先生以庆历八年三月己未刻石亭上，字画浅褊，恐不能传远，滁人欲改刻大字久矣。元祐六年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巳眉山苏轼书。其中，草本跋“字画褊浅”，楷本跋作“字画浅褊”；楷本跋于“而开封刘君季孙”后多出“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十三字；书写日期草本跋为“十一月乙未”，楷本跋为“十一月乙巳”。虽是一字之别，却是十日之差。由落款时间判断，草本写在前，楷书本写在后，草书《醉翁亭记》写在楷书本十日之前。据苏公尾跋所题，草本《醉翁亭记》书于十一月十一乙未日，当为景文来颍次日苏公即兴书就。苏、刘此次相逢，颇多唱和，十日畅饮，难免陶然于醉。十日间，与刘景文有关的诗句多有言及饮醉之事，如“留子非为十日饮”“似知吾辈喜，故及醉中来”（《和刘景文雪》）。苏轼对欧公名篇自是谙熟于心，且在不久之前（是年六月十五日），五十卷本的《居士集》书刻刚刚问世，苏轼参修编纂，并亲书《六一居士集叙》：“欧阳子殁十有余年……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由是，苏公醉后方能笔走龙蛇，一挥而就。但是，毕竟欧文篇宏，又是苏轼酒后所题，因而草书《醉翁亭记》璧中偶入微瑕：草本标题为《欧阳永叔醉翁亭记》，而非楷本《醉翁亭记》；“若非夫日出而林霏开”，多写一“非”字；“杂然而前陈太守燕也”，少一“者”字；“宴酣之乐”，“宴”写成了“燕”；“起坐而喧哗者”句中“喧哗”二字似乎也不是原文……此外，“庐陵欧阳修也”写成了“庐陵欧阳公也”，虽出于敬尊，但毕竟与欧公原文不合。如是他人，苏轼书毕可能就此惊艳收工。可恰恰是刘景文，素喜欧公书帖，博闻强记的他品读后发现了个中瑕疵，并敢于向苏轼面陈，由于是挚友相知，苏轼对刘景文的意见很是尊重，为了弥补遗憾，于是东坡又在十天后，即十一月廿一乙巳日，用最为擅长的大字楷书重新誊写。再次回味恩师的《醉翁亭记》，东坡有了新的感悟，他仿佛又看到了恩师对自己的提携指导和关怀期望，看到了师徒二人在同样波折的命运旅途中前行的身影。这对境遇相似的师生在不同时空的书写中，再次达到了情感的共鸣、思想的相通和灵魂的高度契合，这才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端庄凝重的楷书大字本“亭记”，即“滁州碑”母本《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大约也是同一时期的作品。苏轼在“留子非为十日饮，要令安世诵亡书”（《和刘景文见赠》）诗句中引用汉臣张安世记忆力出众的典故，可能即是所指刘景文以博记锐眼修正自己书文中不妥之处。而草书本《亭记》虽有微瑕，笔法却豪迈奔放、神韵飘逸，刘景文一定对此篇鸿文奇书非常喜爱，倘若苏公重写也未必能写出原有的气势和韵味，此篇奇文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刘景文的收藏。楷书本故事简单，应约到了滁州世所共知，草书本自刘景文收藏后反倒是跌宕起伏，引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转折。草书《醉翁亭记》被刘季孙秘藏，当时未见世刻石。刘季孙死后，此长卷便辗转流传至民间。直到元代元贞二年（1296）四月，才有赵孟頫见之并作跋。此后又湮没多年。到明代露世，宋广、沈周、吴宽等书画名家均有跋文。后来，长卷为文渊阁大学士高拱所有，高拱视为至宝，恐失于己手，命其门婿刘巡为之刻石。刘巡请来了当时的名篆刻家文彭、吴应祈刻石，刘巡亲自校对，一字一句，不敢疏忽分毫，历时两月完成此工。所刻石碑共24面，每面纵越37厘米，横约50厘米。于是，苏轼草书《欧阳永叔醉翁亭记》和赵孟頫、沈周、高拱、刘巡、文彭等人跋文，便全部刻石留存。石刻完成后不久，高拱出事，刘巡携石返乡，立于鄢陵刘氏家祠，人称“鄢陵碑”，因是欧文、苏字、文刻，亦称“三绝碑”。高拱手中的真迹，后被内阁首辅张居正所有，张氏家族败落后，长卷真迹归入明代宫中，最终失于宫中大火，一代珍宝，毁于一旦。清康熙年间，河南新郑高拱后代高有闻，发现鄢陵刻石已经磨损不清，便将家中所珍藏的鄢陵石刻拓本，请工匠重新刻石，立于新郑高氏祠堂内。鄢陵的苏轼草书本《醉翁亭记》碑即“鄢陵碑”，目前仅存拓本，分藏于鄢陵县档案馆和许昌市档案馆。郑州市博物馆所藏的草书《醉翁亭记》刻石，是1959年从新郑高拱祠堂所征集，人称“新郑碑”。赵孟頫题钹草书《醉翁亭记》

2022-11-17
传统文化边答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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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题官出题Q1下列词人，属于婉约派的是哪一位？A苏轼B李清照C辛弃疾D陆游Q2关于豪放派宋词的说法，下面哪一项是不正确的？A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曾用“豪放”一词衡文评诗B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C辛弃疾是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D苏词雄放，辛词清放，南宋后期的某些豪放词作则显粗放。▲下面找答案宋词之二体婉约与豪放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豪放”“婉约”之说最早见于《诗余图谱》：“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秦观）制作多是婉约，苏子瞻（苏轼）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者，一般认为是明人张綖。词本为合乐而歌，娱宾遣兴，内容不外离愁别绪，闺情绮怨。五代即已形成以《花间集》和李煜词为代表的香软词风。故明人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但内容比较狭窄，人们形成了以婉约为正的观念。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皆受影响。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有：柳永、晏殊、晏几道、周邦彦、李清照、秦观、姜夔、吴文英、李煜、欧阳修、史达祖等。婉约派的词，内容主要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豪放作为文学风格，见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杨廷芝解释豪放为“豪迈放纵”，“豪则我有可盖乎世，放则物无可羁乎我”（《诗品浅解》）。可见豪放的作品当气度超拔，不受羁束。北宋诗文革新派作家如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曾用“豪放”一词衡文评诗。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答陈季常书》）。豪放派的代表人物有：苏轼、辛弃疾、陈亮、陆游、张孝祥、张元干、刘辰翁等。豪放派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它不仅描写花间、月下、男欢、女爱，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使词能像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所谓“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豪放派内部的分派较少，仅有苏派、辛派、叫嚣派三个阶段性的细支。其风格虽然总称豪放，然而各词人风格亦有微差：苏词清放，辛词雄放，南宋后期的某些豪放词作则显粗放，清朝的豪放词人如陈维崧等亦多寓雄于粗，以粗豪见长。北宋豪放词，主要体现为封建体制下受压抑个体的心灵解放，而南宋的豪放词则将词人个体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进一步拓展了词的表现领域，提升了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靖康之变之后，中原沦陷南宋偏安的社会现实，给南渡词人以极大地刺激，词人纷纷引出悲壮之音，唱出慷慨之声。本报综合［争当出题官］全民征集传统文化类趣味题目，你的题目有多难？发来大家看。征集邮箱：28213370@qq.com公布上期题目答案Q1：B（宋词与唐诗虽然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但不能说宋词的成就高于唐诗，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并驾齐驱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Q2：A（李清照、辛弃疾、苏轼都是以词闻名的宋代词人，杜甫则是以诗闻名的唐代诗人。）

2018-04-24
苏轼被贬地为何是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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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祸起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被定为反对变法一派，也就是“元祐党人”。随后，从黄州、惠州再到儋州，苏东坡一再被贬，绍圣四年（1097年），已过花甲之年的苏东坡，被一叶孤舟送到了海南岛。苏轼被贬为琼州别驾，安置于昌化军（治所今儋州市境内）。与苏轼相比，他的弟弟苏辙也不好过，也连遭贬谪，在苏轼被贬儋州的同时，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在雷州。当时，苏轼的至交、被称为“诗书双绝”的黄庭坚，也被贬至宜州。那么，大江南北，江山万里，为什么苏轼的被贬地为儋州，苏辙的被贬地为雷州，而黄庭坚的被贬地是宜州？那只是巧合，还是事出必然？清代进士丁柔克所著的史料笔记《柳弧》有记载：“党人祸出，苏子瞻贬于儋耳，子由贬于雷州，以儋耳有瞻字形，雷州有由字形也。”明代思想家、文献考据学家焦竑在其所编撰的《东坡集》中也有相似说法：“苏子瞻谪儋州，人以‘儋’与‘瞻’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人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人以‘宜’字类‘直’字也。此章子厚騃谑之意。”苏轼，字子瞻，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黄庭坚，字鲁直。依据丁柔克与焦竑的说法，子瞻之“瞻”字与儋州的“儋”字有相同字形，子由之“由”字与雷州的“雷”有相似字形，因此，苏轼被贬往儋州，苏辙则被贬往隔海相望的雷州。而黄庭坚的字鲁直，“直”与宜州之“宜”字形也相似，因而就被贬到宜州去了。相似的描述，在南宋诗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南宋进士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智慧》等古籍中都能看到。章子厚也即章惇，他与苏轼的关系，是先为“密友”后成“仇敌”，正是他，后来伤害苏轼最深。在苏轼被流放惠州、儋州期间，章惇正是手握大权的宰相，他完全可以将苏轼、苏辙和黄庭坚三人贬到任何一个地方，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騃谑之意”，利用汉字具有的丰富字形和字义，决定他们三人的去向，不管是儋州、雷州，还是宜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同样，欲贬之地何患无辞？因而，诸多古书记载的苏轼因字形与儋州相似而决定被贬谪至海南的传闻，显然并非无稽之谈。说来挺有意思，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苏轼名字带“山”字，那是不是会被贬到崖州（在今三亚），而如果他的名字带“万”字，那是不是就被贬到万安军（今万宁、陵水一带）去了？苏轼内心清楚贬谪海南的不幸，以必死之心奔赴儋州，甚至已经交代后事，他在《与王敏仲八首（之一）》中写道：“昨与长子迈（即苏迈，苏轼长子）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苏轼被贬海南，后人如此评述：“东坡不幸海南幸。”对于海南来说，苏东坡的到来却是幸事。清代戴肇辰在《琼台纪事录》中写道：“宋苏文公之谪儋耳，讲学时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2023-07-08
“道”与“水”——老子与泰勒斯本原说的比较与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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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说是哲学中最早的问题和形式，不同的本原说传统孕育出不同的哲学思维传统。老子和泰勒斯作为中西方最早提出本原说的哲学家，其本原说思想蕴含着解读中西方哲学不同传统从何而来的基本要素。本文通过对老子和泰勒斯本原说产生的背景、学说的差异进行梳理和汇通，试图将中国和西方哲学中的部分差异性和产生的原因表现出来，并试图探索一条中国哲学在比较哲学中合理的出路。文章通过对老子和泰勒斯本原说的梳理和其本原说中包含的认识论的对比，试图说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中对逻辑的不同见解和对知识提供严格性的共通性基础。本文从老子和泰勒斯本原说的差异进行梳理，以组成的不同逻辑模式和是否是实体性入手，分析了老子道本原说的非概念性和泰勒斯水本原说的概念性。又进行了老子和泰勒斯本原说的汇通，说明了二者本原说中诸多范畴在一定条件下并不是如字面上那样相互对立，而是有着内在转换的可能性的。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两种本原说所带来的中西方不同的认识论在实践中的困境，说明了在不同的实践领域，中西方哲学各自的优势。阐述了中国哲学现阶段的发展和向外传播时候所遇到的困境和机遇。反思了在现今的理论与实践中，中国哲学的定位和对中国哲学传统范畴的梳理取舍问题。　　本文第一章简要描述了老子与泰勒斯本原说思想各自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以及二者各自对其所面对的问题所做出的不同的反思，旨在勾勒出大的思想历史线索。第二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主要是老子与泰勒斯本原说思想的对比与汇通，第一节着重对二者本原说思想内容进行阐述。第二节着重进行二者本原说的特点进行对比。第三节主要是对二者本原说思想的汇通，通过对二者差异性显著的四个方面来介绍和揭示二者学说本身所蕴含的不能自我解决的矛盾，从而将而二者思想串联起来，通过并列的比较使得中西方本原说在思维和认识上能够达到一种相互理解和相互融汇。第三章主要提出一些中西方比较哲学的几点反思，这些反思主要在方法论方面进行探索与阐述，并试图通过这些反思提出中国哲学在全球化高速跃进的今天，如何为中国文化保留一份真正的灵魂与活力。

解原
古代诗人的疯狂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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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钦众所周知，“粉丝”作为追星族的代名词，源自于英文Fans的谐音。在英文中，Fans有狂热、热爱之意，而追星族往往对自己喜欢的明星有一种痴迷、狂热的心理趋向，故用Fans的谐音“粉丝”来表达追星一族，实在恰当得很。在今天，粉丝追星的狂热行为，我们听得多了。但其实，在古代，一些诗人的粉丝也是非常狂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像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都有不少的狂热粉丝。让我们看看，古代诗人粉丝的那些追星的趣事吧。李白的粉丝“诗仙”李白是唐朝的大诗人，在当时已经颇负盛名，拥有的粉丝自然很多。但要说到狂热的粉丝，就不得不提两个人：一个是魏万，一个是汪伦。魏万为了一睹李白的风采，从王屋山出发，不辞辛苦地追寻偶像的行踪。他一打听到偶像在某个地方，便赶往那里，却往往是李白前脚走，他才后脚赶到。如此打听跟踪，历时大半年，辗转数千里，最终才在扬州追上了李白。李白知道他的追赶事迹，十分感动，两人同游了一段时间。后来魏万献上诗作《金陵酬李翰林谪仙子》，以表崇拜之情。准备返还王屋山，李白写了一首长诗《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赠给他，并赞许他爱文好古，还将当时所有的诗作，交给他整理。杜甫的粉丝“诗圣”杜甫是与李白齐名的大诗人，他的粉丝代表是张籍。据唐·冯贽《云仙杂记》记载，张籍对杜甫极为崇拜，为了能写出杜甫那样的好诗，他常拿杜甫诗集的一些诗页进行焚烧，拿烧后的纸灰，调上蜂蜜来服用，对别人说这样可以令他的肝肠得到改变。张籍信奉的完全是民间的吃补疗法，以为吃什么就补什么，令人捧腹大笑。白居易的粉丝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荆州有一个街卒叫葛清，自颈以下，全身刺青都文上白居易的诗。全身一共刻有三十多首诗，可以说几乎是体无完肤，朋友大开眼界，说这是“白舍人行诗图”。苏轼的粉丝苏轼才华横溢，有一个粉丝叫章元弼，据《师友谈记》记载，他非常好学，本来娶有一个漂亮的妻子陈氏。偶然得到苏轼的《眉山集》后，被苏轼的作品深深吸引，常常看得忘了睡觉，冷落了妻子。妻子很有意见，想要离开，他于是与陈氏离婚。每次跟朋友说起这件事，他都说是因为自己贪看《眉山集》而导致的。无疑，苏轼的作品已成为他的精神支柱。追星，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古已有之。但我们追星，也应该适可而止，要有一个度，尤其是未成年人，切勿过于狂热。更重要的是，我们追的应该是他们的优秀品质或作品，作为学习的榜样。

2020-09-19
深切缅怀邱俊鹏教授的高风亮节

期刊

惊悉邱俊鹏教授不幸去世的消息,不禁心中为之一颤,略微平静,谨致"邱教授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永远缅怀"悼词。他是四川大学的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年92岁。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他就是秘书长,后任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1986年和2002年在郏县主持召开第四届、第十四届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他为筹备组织会议曾多次莅临郏县,拜谒三苏坟,对苏轼葬有关问题十分关注。他在苏学研究领域是德高望重的领军人物,在我学习研究的道路上曾经有恩于我。

乔建功[1]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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