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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大水“搬”走韩琦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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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床里，一个仅为县保的普通墓葬经温家宝总理批示被整体搬迁这个享受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特权”的墓葬，就是大宋名相韩琦之墓PREFACE前言《韩琦墓志铭》（宋拓本）现藏重庆，是三峡（重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纸宋拓本《韩琦墓志铭》，在重庆，是国家一级文物；一个宋墓群（韩琦、韩忠彦、韩（cha）胄等三位宋代宰相葬身其间），在河南，却是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墓群在安阳西北10公里、殷都区北蒙街道办事处皇甫屯村西凤凰冈下，安阳市殷都区文物保护单位。“联系三峡博物馆，好说歹说，人家连个《韩琦墓志铭》（宋拓本）的照片都不给咱！”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孔德铭研究员说，“而今《韩琦墓志铭》原石就在咱所里，别说照片，就是宋拓本，也不能与咱的原石同日而语！”《韩琦墓志铭》发现于2009年，重约3吨，1.55米见方，6000余字，曾是“墓志铭之冠”；2010年，随着韩琦家族墓群二期考古发掘的展开，《韩治墓志铭》成为迄今发现的“墓志铭之冠”，1.56米见方，2000余字。韩治是韩忠彦长子，韩忠彦是韩琦长子。韩忠彦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年间（1101年）担当宰相，死于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韩治以“中大夫知相州军州事”，死于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宣和六年，岳飞22岁，在韩家打工，是韩治门下的佃客。岳飞抗金，死在秦桧手下。南宋时期，韩琦曾孙韩胄担当宰相，尊崇岳飞为其彻底平反，挥师北上志在恢复中原。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韩胄被求和派伏杀，函其首，送金请和。韩胄被自家人视为奸臣，金人认为他只是忠错了对象——金章宗下诏封其为“忠缪侯”，将其首级归葬在韩琦墓下。大约在此时，韩琦六世孙韩显卿避祸到了海南。宋耀如本名韩教准，韩琦裔孙；宋耀如子女宋子文、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等，自是韩琦裔孙。千年间，韩琦家族的沉浮与中国之命运，休戚与共……A韩琦墓险遭“拆除”地下“潜伏”900余年的《韩琦墓志铭》，在2009年夏天，躲进了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库房。《韩琦墓志铭》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考古发掘的一大成果。韩琦墓与韩琦家族墓群之所以被“考了古”，在于其保护等级实在太低：不是国保、不是省保、不是市保，只是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甚至，韩琦墓与韩琦家族墓群到底是文物还是有主墓地，都有争论。韩琦（1008年~1075年），字稚圭，北宋相州（今河南安阳）人，“相三朝（仁宗、英宗、神宗）立二帝（英宗、神宗）”，堪称一代名相。苏轼《醉白堂》言其“无愧于伊、周（伊尹、周公）”；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道其“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不论身处顺境、逆境，节操不变如一）。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垂下衣带末端，恭敬秉持朝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国内外现有韩琦后裔80多万人，其中安阳1万多人。但韩琦诚如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所言，“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韩琦无愧于国家之光，实非只是安阳之荣。倘若韩琦墓不是文物，而是“有主墓地”，其搬迁补偿，就是200元，两张“伟人头”耳。谁搬迁？自然是安阳的韩琦后裔。200元搬迁一座宋代宰相级的大墓，就是走个形式，“拆除”一下，也是杯水车薪。似乎各方都在盘算，都在沉默。沉默，也许能和谐掉韩琦墓与韩琦家族墓群。但是，海外韩琦后裔把这事儿捅到了国务院。温家宝总理批示韩琦墓整体搬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得拆除，需要迁移的，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韩琦墓与韩琦家族墓群，可谓享受了一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特权”。B大宋天空闪亮的星整体搬迁，就韩琦而言，算不了什么“特权”。至多，也就是韩琦享受了自家的“待遇”。在河南，欧阳修墓、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墓、范仲淹墓等，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异乡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范仲淹等葬在河南，都是“国保”。故乡人韩琦、韩忠彦、韩侂胄葬在家乡河南，却只是个“县保”。倘若不是“县保”而是“国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也就只有避让的份儿——压根儿，也就不敢规划在韩琦墓与韩琦家族墓群的头上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体搬迁，韩琦是做了“牺牲”的。当下，也许不少人觉得韩琦不如欧阳修、范仲淹等。但是，在大宋的时空坐标上，韩琦不输给任何人。谥号是盖棺论定。一个人的谥号，是时代对他一生的总评。谥号由谥法决定，谥法规则大体是——文官谥号以“文”打头，武官谥号以“武”打头。大宋300多年，得“文某”谥号者约140人，得“武某”谥号者约20人。两字谥号，“文”之后，高低顺序为：正忠恭成端恪襄顺……两字谥号，“武”之后，高低顺序为：忠勇穆刚德烈恭壮……文官——王安石，谥文，王文公；朱熹，谥文，朱文公。以“文”单谥，很美，似乎缺点儿什么，一时很难评价——但是，河必须要过；不知方向，有块石头，就先摸着——这，就是叹为观止的大宋高度！再看：范仲淹，范文正公；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一个“正”字，道出的正是当下要走的道路与精神旗帜。接下来，就是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富弼，富文忠公；苏轼，苏文忠公。苏辙，苏文定公；曾巩，曾文定公——都是文章写得不错，政治上不怎么样的。“文定”，望文生义的话也就“文能定国”了，美得很；其实，这个“定”字，在“文官”谥号中，都说不上排在老几了，很衰的。武官——狄青，狄武襄公。“襄”是文官谥号中的字，排名第七。尽管如此，因为“文”比“武”高，一个武官得此谥号，其崇高地位，可想而知。高怀德，高武穆公，穆在武将中才排了个老三。但是，韩琦是北宋数一数二的名臣，谥号“忠献”——为何既没有“文”，也不言“武”？文、武之外，还有通谥。通谥，才是最高荣誉。通谥中，忠武最高，其次忠献、忠肃、忠敏等。辛弃疾，是文豪也是壮士，辛忠敏公，在通谥中，排名第四。韩琦谥号“忠献”，在通谥中，排名第二。C千古诘问王安石变法是否有人得谥“忠武”？有！岳飞！但是，岳飞在平反昭雪之初，也就谥了个“武穆”。“忠武”，是韩琦曾孙韩侂胄给他“争取”的。韩侂胄树立岳飞这面大旗，也许与岳飞和韩家的渊源有那么一丁点儿关系。但更重要的是，韩侂胄想借岳飞这面大旗进行政治动员，完成恢复中原的梦想。要是没有天大冤屈，死后马上谥个“忠武”，几乎不敢想象。谥到“忠武”，也就差不多把人变成了神。韩世忠也谥“忠武”，也是20多年后的追谥。在南宋“中兴四将”中，另外两人，张俊谥忠烈，刘光世谥武僖，都说不上是多美的谥号。范仲淹、王安石等，都是在其主导的变法遭遇流产后死掉的。但是，他们都得到了文臣死后的极美之评。谥的公正，可窥一斑；其命维新，可窥一斑。一般而言，韩琦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其实，支持与反对，都是相对的。韩琦反对新法中的某些看似能够“富国”，实则与民争利的条款；抑或说，韩琦反对的，是王安石主导变法。韩琦认为：王安石高谈阔论，盛气凌人；做学问可以，做政事不行；考虑问题、任用官员他都在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为天下，不是宰相之材。范仲淹走了，但是富弼、文彦博、韩琦等稍作调整，将“庆历新政”落了地，国家走向了有宋一代的巅峰；王安石走了，他留下的一群小人打着变法的旗号，却断送了北宋王朝的大好江山。变法不是问题，甚至不需讨论。韩琦留下的诘问是：选择什么人主导变法？“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危身奉上曰忠，虑国忘家曰忠……智质有圣曰献，聪明睿哲曰献……韩琦，身前身后，无愧“忠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大臣谥之极美者，有二：本勋劳，则忠献为美；论德业，则文正为大。有国二百年，谥忠献者才三人：赵韩王（赵普）、韩魏王（韩琦）、张魏公（张浚，南宋中兴名相)是也；谥文正者，才亦三人：王沂公（王曾，真宗、仁宗朝名相）、范汝南公（范仲淹）、司马温公（司马光）是也。其品可知矣。”当然，秦桧也曾谥曰忠献，宁宗时被追夺，改谥谬丑，又谥谬狠……

2011-01-19
“言辩”视角下的荀子人治思想反思

学术论文

荀子正视人类生存的共在性特征,思其利害两面,洞见由“群生”向“群居”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遂出相待相养、群居安固之政治理想;为追求此理想,他提出了“明分使群”与“群居和一”的一体两面的善群之道。从“言”的视角切入则能发现,一方面,荀子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人治”政治思想传统,将政治寄托于善群之君;另一方面,“言”的主观性与直接性特征也勾勒出了“人治”政治模式的基本特征,即人政合一,具体的个人与现实的政治是直接合一的。在“有治人,无治法”观念的辩护下,“人政合一”便具有了前设的意味。即是说,在荀子的政治思想中实则潜藏着“人政合一”的思想前设,从对君王之职事与势位的安排到对“圣王”的设想,皆是此一前设的逻辑展开与外化;正因如此,荀子的政治思想最终归极于理想的“人治”政治模式——圣王班治。而“以德役力”原则以及“以此度彼,以类行杂”等的认识论内容,则构成了对“人政合一”之政治前设以及由此而展开的政治模式的正当性证明与合理性证明。然而,历史已经实证地表明,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人政合一之政最终竟成伤民之政。因此,有必要对“人政合一”的政治前设以及由此而展开的政治模式进行反思,揭示出权势(王)对德性(圣)的反噬,揭示出导致政治活动之异化的思维错位——将“义”转变为“理”,从而将认识论领域的方法应用于伦理和政治领域。总而言之,“人政合一”的政治前设以及由此而展开的政治模式是与群居安固之理想相互冲突的,应当扬弃;而荀子所论之“辩”则构成了突破此一前设的契机。

吴宜珊
探析敖昌群古诗词艺术歌曲《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的演唱风格

学术论文

随着更多的优秀文化遗产回归人们的视野中，许多古老而又神秘的文化遗产吸引着人们去探究曾经的繁华和绚丽。中国古诗词是文化长河中的旖旎多姿的瑰宝。作为一个学习民族声乐表演的研究生，更应该多涉列诗词风格的艺术歌曲，现代的演绎和古老的诗词交织在一起，不仅是对诗词文化的传承，更为艺术歌曲增添了色彩。本文通过研究敖昌群为苏轼的经典诗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谱曲的作品，探析它的艺术风格，揭示其具有的重要的艺术价值、发展潜力和传承价值。文章分别从《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这首作品的创作背景、作品分析、演唱分析及自己演唱体会，以及对古诗词艺术歌曲发展的认识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与剖析，探究民族、美声不同唱法的不同艺术处理的对比，寻找更合适表达诗词意境的表达方式，以期更好地指导实践性演唱，提出自己的想法，探索演唱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唱风格。

李苏一
苏轼和王安石的“相爱相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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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北苏轼和王安石，皆为文坛领袖欧阳修的门生，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从性格上讲，两人都极有个性，王安石很固执，苏轼是个“大嘴巴”。王安石最爱解字，他曾解“波”字，说波就是水的皮啊。苏轼说那“滑”岂不就是水的骨头？因此，王安石很烦苏轼，可是苏轼却最爱迎烦而上，没事就问他：“牛比鹿长得壮，鹿比牛跑得快。但为什么三个牛的‘犇’字，意思是跑得快，而三鹿的‘麤’字意思却是粗壮？”作为文学圈同道，王安石和苏轼惺惺相惜，对对方的文采大加赞赏。王安石写的词不多，但一首《桂枝香·金陵怀古》被看成是怀古词的巅峰之作。连苏轼看了之后，都大为赞赏王安石写词的功力，说王安石真乃野狐精也！而王安石对苏轼的文采也是赞不绝口，说苏轼是几百年才出的大人物。在文学创作上，两人互相欣赏；但作为政治人物，两人观点不合。王安石推行新法时，苏轼经常上书反对，王安石虽然爱惜苏轼的才华，但也知道不可能把苏轼拉到自己阵营中来。就这样，这两位名留千古的大师，在群星璀璨的宋代“相爱相杀”，留下了诸多动人的故事。学习王安石曾先后求学于杜子野、田况等，具有广阔的视野。即使研读儒家经典，也总能说出新颖的见解。在治学方面，他最瞧不起的是董仲舒等汉儒胡乱注解经典，尤其“天人感应”之说更被王安石批评为无稽之谈。他认为，读书人应该抛开汉儒的误导，大胆地去发现经文的“本意”。要通晓儒家经典的内涵，不能只在儒家经典内部转圈子，而是要摒除门户之见，广读诸子百家的著作，乃至《素问》《本草》等实用之书，才能在学业上真正精进。对王安石的学习方法，苏轼大为赞赏，认为他在学术上“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作诗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夏，王安石离开鄞县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越州（今浙江绍兴），登上飞来峰，写下传世名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山上的塔高“千寻”。古人常忧浮云蔽日、邪臣蔽贤，但年轻的王安石却写出“不畏”二字，表现了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身在最高层”拔高了诗的意境，表现了放眼长远、高瞻远瞩、俯视一切的豪迈气概。这首诗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脉相承，苏轼认为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而王安石则提出相应的对策，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层层迷雾看到事物的本质。变法治平三年，苏轼父亲苏洵去世，他扶送灵柩回四川眉山安葬。守孝三年之后，苏轼回到朝廷已是熙宁二年，王安石主导的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同年，苏轼作《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多录取赞同变法考生的做法；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中，苏轼将新法比作深夜驾车，周围都是万丈悬崖，而车夫还纵马狂奔，随时会车毁人亡；在《上皇帝书》中，苏轼认为变法“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过于急功近利；在《再上皇帝书》中，苏轼将变法比作医生在患者身上胡乱试药，不顾病人的生死，他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熙宁四年二月又作洋洋万言《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苏轼的主张可能多属于老生常谈，但他在批判新法时，总结历史、分析时事，纵横捭阖、雄辩滔滔。钱穆先生就指出：苏东坡的建设性意见几无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语言却才华横溢，非常富有感染力。苏轼指桑骂槐，舞文弄墨，反对新法，甚至一度动摇了宋神宗改革的决心。尽管如此，王安石还是尽量容忍，不想和苏轼计较。御史谢景温举报苏轼葬父途中贩运国家专营商品，按照传统社会的潜规则，王安石趁此拿下苏轼轻而易举。然而在查无实据之后，王安石没有动苏轼一根汗毛。直到苏轼做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违背天理，独断朝纲，这已经超出个人恩怨，属于“政治阴招”了，王安石才决心把苏轼赶出朝廷。在王安石的示意下，熙宁四年四月，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此后，在王安石执政期间的熙宁七年（1074），苏轼还升任密州知州，熙宁九年（1076）又迁徐州知州。用人为推动变法，王安石努力吸收一些有志改革之士参加。例如，熙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条例司首次派遣八人“分往诸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九月八日，张复礼、李承之又被任命为相度利害官。对于各地变法的主力——提举常平司官员，虽然选任方式大致有三种，即皇帝亲擢、臣僚荐举和宰执堂除，但在王安石变法时，诸路提举常平司官员的选任多由中央变法机构或王安石本人直接控制。例如，在熙宁二年，诸路提举常平官刚设置时，其人选多由置制三司条例司“奏辟属官”充任。苏轼多次上书指责王安石“求治太急，进人太锐”。对王安石急于求成、一意孤行的行为，苏轼比喻为“譬如乘轻车，驭骏马，冒险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如此一路狂奔，结果必然是弊病百出。对此，王安石不无悲凉地感慨道：洪水是不等人的，不可能等到有了治水之人它才爆发。上古时期大臣中只有鲧能够治水，即使他是祸害，也不能弃之不用啊。乌台诗案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逮捕，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史称“乌台诗案”。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宋神宗一时举棋不定。立国之初，宋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文臣。王安石为苏轼做了辩护。此时的王安石虽然退隐了，但宋神宗给了他特殊奏事权，王安石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特权，包括他的亲兄弟王安礼遭遇政治困厄，他也不曾向宋神宗言说半句。虽然李定和舒亶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改革派官员，但王安石非常反感这种“因言获罪”的政治斗争手法，上书“岂有盛世杀才士乎？”据史料和宋人笔记记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再加上身患重病的曹太皇太后也出面了，同属于苏轼口中“新进”的章惇也积极地营救，并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违背祖制，再加上宋神宗自己也喜欢苏轼的才华，免了苏轼的死罪。莫逆于心元丰七年七月，苏轼抵达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在这里，他会见了罢相八年的王安石。在苏轼于八月离开江宁府前，他们曾数次会面，相谈甚欢，其结果是两人都有了结邻而住的意愿。王安石和苏轼在钟山游山玩水、谈诗论佛将近一月。历经无数政治惊涛骇浪的王安石，深知苏东坡的性格不适宜官场，他以肺腑之言劝苏轼求田问舍，远离政治。苏轼在黄州时就曾产生过归隐念头，在致王安石书信和致《滕达道书》中，都谈起过曾想买田江宁，相伴荆公终老钟山之下。离开江宁四个月后，苏东坡又作《次荆公韵四绝》，其三如下：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这是苏轼历经仕途坎坷之后的由衷之言。四十八岁的苏轼，在诗中真诚地流露出对六十四岁的王安石这位孤独和老病前辈的同情与感伤。或许钟山相会后，苏轼才对王安石有了完整的理解。制词王安石和苏轼钟山相会之后不到两年，宋神宗驾崩，十岁的太子继位，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元祐”，起用司马光为相，尽废王安石新法。然而，当废到“免役法”时，已回朝廷任中书舍人的苏轼坚决反对，他对王安石变法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应该保留其中的合理部分，只是司马光一意孤行，气得苏轼回到家中直骂“司马牛、司马牛”。王安石去世后，苏轼替小皇帝宋哲宗撰写《王安石赠太傅制》，除去可以理解的原因回避具体政治评价外，给予王安石很高的评价。按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说法，苏轼这篇“制词”，至今仍是历史上最能传达王安石思接千载、智冠古今的宏大精神境界的文章。（观点资料来源于徐富海著的《变宋》和朱刚著的《阅读苏轼》，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小北

2023-08-28
宋词鸟意象研究

学术论文

宋词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一直以其独特的审美韵味吸引着历代的学者孜孜不倦的研究。近年来,从意象的角度来研究宋词,逐渐成为了一个热点。学者们或从植物意象和动物意象等大的角度解读,或从楼意象、落花意象、柳絮意象、泪意象等小的角度研究,这些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鸟意象是宋词众多的意象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但是对于鸟意象的研究只有数量不多的期刊论文,硕士论文中只是略有涉及,并没有把宋词鸟意象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探讨,这就留给笔者很大的研究空间。宋词中的鸟类意象不单单是让我们能从名物上多认识几种鸟类,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深厚的文化情感意蕴,它带着宋代社会各个方面的痕迹。通过鸟类意象,我们可以深入宋代文人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那个时代。宋词鸟意象所蕴含的情感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因而对其研究时可展开的角度也非常多。本文共分了三个部分来展开研究。第一部分是绪论。首先,概述了宋词鸟意象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其次,从文化、情感角度阐释了宋词鸟意象的研究意义。第二部分包括第一章至第五章。该部分主要从文化、情感的角度来解读鸟意象。第一章主要是宋词中出现的鸟意象统计情况的展现。本章共两节,第一节展现了词牌名中的鸟意象、词作内容中的鸟意象,第二节是宋词鸟意象的种类、数量及排名的展示。第二章阐述了宋词鸟意象所蕴含的男女之情。本章共两节,第一节从总体上论述了宋词鸟意象与男女情爱的关联,从双宿双飞愿为鸟、空闺独守睹鸟伤、相思离别情寄鸟和爱情鸟意象典故四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第二节重点阐述宋代歌妓与词人之间的情爱在鸟意象上的体现。第三章论述了宋词中鸿雁、燕子以及杜鹃几种鸟意象与羁旅之愁的关系。第四章论述了宋词鸟意象蕴含的出世之情,包括鸥、鹭、鹤等鸟意象蕴含的隐逸之情与鸾凤等鸟意象蕴含的求仙之意。第五章从丰富性角度论述其他鸟意象所包含的情感文化意蕴。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总结部分。它论述了宋词鸟意象的情感特征及其原因。影响宋词鸟意象情感蕴含的三个原因分别是:宋代的政治、经济环境;词的词体特征;词人的个人经历。宋词鸟意象促进了宋词含蓄委婉风格的发展,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宋代文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趋向。

李双凤
《左传》“赋诗断章”的存在论诠释学研究

学术论文

《左传》记载了春秋贵族征引与使用《诗经》的大量事件,包括“赋诗”“引诗”“诵诗”“歌诗”等多种形式,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赋诗断章”或“断章取义”。此类用诗活动不同于秦汉以降的经典注疏模式的诠释方式,乃是中国诠释史、尤其是《诗经》诠释史上一个特别具有典范性的环节。因此,对《左传》“赋诗断章”诠释模式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我们当下思考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乃至反思近年来“中国诠释学”建构的得失,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由于思想视域的局限,以往研究存在着明显不足:主要是在文学与史学的视野下研究“赋诗断章”,哲学层面的研究十分薄弱;即便是哲学诠释学层面的研究,也仅仅将“赋诗断章”视为一种文本诠释活动,即视为既有的主体理解与解释既有的客观文本的诠释活动,而未能深入探究其所蕴含的存在论意义,包括赋诗情境作为前存在者的存在、客体方面的文本新意义的生成以及主体方面的诠释者之新主体性的生成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在充分考察前人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借鉴文学(包含诗学)、历史学、哲学诠释学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左传》“赋诗断章”活动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系统研究。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包含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旨在对《左传》“赋诗断章”研究做出先行说明,主要包括研究意义、前人研究现状及其问题、研究方法论等内容。本文摆脱了以往研究之主体性诠释模式,将赋诗活动置于前主体性的生活-存在视域来考察,认定“赋诗断章”并不只是单纯的文本诠释活动,更是一般存在论的事情。基于对以往研究所采用之诠释学范式及其问题的考察,我们提出一种“作为存在论的诠释学”观念,指出这种诠释学的任务在于不仅需要揭示诠释本身何以成为存在本身的显现样态,更需要阐明诠释本身如何生成新的存在者。故此,本文命名为“‘赋诗断章’的存在论诠释学研究”。第二部分是上编,即《左传》“赋诗断章”原理研究。这部分内容属于《左传》“赋诗断章”之存在论诠释学研究的综论,意在通过分析赋诗活动之典型案例,进而归纳“赋诗断章”之一般性原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阐发“赋诗断章”的存在论意义,主要是对“赋诗断章”进行情境分析。在生活存在论视域中,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显现为各式各样的生活情境,“赋诗断章”即属于如此这般的生活情境。此所谓“情”,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事之情”,是说“赋诗断章”作为“事情”本身如其所是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情况、实际情形。作为春秋时期社会生活方式的表现,“赋诗断章”呈现为一种结构化的礼制程序。二是“人之情”,是说作为事情的“赋诗断章”本身包含并呈现着“人之情”,这种“人之情”主要是指赋者的情感或情欲。在此意义上,“赋诗断章”呈现为一种“事之情”与“人之情”浑然不分的状态,亦即一种“情”“礼”交融的状态。此所谓“境”,并非是指赋诗活动发生的具体空间位置,而是指“境遇”,也就是说,作为事情的“赋诗断章”并非既定现成化的活动,而是一种不期然而然的遭际、遭逢,所以“赋诗断章”作为事情呈现为某种“境遇”。正是在诸如此类的境遇中,作为存在者的《诗》与赋者不断获得“去存在”的可能。在此意义上,“赋诗断章”作为“情境”,可谓“前存在者”的“存在”。其次是阐明“赋诗断章”之对象性意义,旨在揭示《诗》文本之新意义的生成机制问题,亦即作为情境的“赋诗断章”如何生成新的《诗》文本。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赋诗断章”包含“诗以言志”与“断章取义”两层内容。前者涉及赋诗活动中的“意义”问题,这种“意义”包含《诗》文本所呈现之义、赋者所表达之意以及听者所接受之义三个义项。后者即“断章取义”则属于赋诗活动中文本新意义的生成机制,意思是说,《诗》在被赋诵的过程中生成新的意义:“断章”意味着《诗》之形态的改变,“取义”表明赋者对于《诗》义有所取舍,而这种取舍意味着赋者之意与《诗》义的融合进而生成新意义。这种新意义并非源自某种单一因素,而是当下赋诗活动之“情”“礼”交融情境中诸多具有赋义功能的因素共同作用、相互融通而实现的。再次则是阐明“赋诗断章”之主体性意义,旨在揭示赋者之新主体性的生成机制问题,亦即作为情境的“赋诗断章”如何生成新的主体性存在者。在《左传》关于赋诗活动的描述中,这种主体性概念被表达为“志”。这种“志”首先指赋者的“情感”,其中亦包含“理性”与“意志”因素,而且“情感”主导着“理性”与“意志”的发动,在此意义上,我们称这种“志”为“情志”。随着赋者“赋诗言志”亦即“情志”的结构性显现,赋者发生着观念改变,进而生成并呈现为新的主体。我们将这种新主体性的生成机制概括为“诗可以兴”,亦即当下赋诗活动之“情”“礼”交融情境催生出新的主体。对于这种新主体性而言,此所谓“情志”可谓一种前主体性的情感。总而言之,对“赋诗断章”之存在论诠释学的研究表明,诠释固然呈现为主体在理解并解释乃至应用文本,但其本身乃是经由某种机缘得以展开的生活情境,主体与文本在此情境的呈现环节中不断获得“去存在”的可能。在此意义上,诠释并非所谓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而是存在本身的显现样态。第三部分是下编,即《左传》“赋诗断章”案例分析。这部分内容属于《左传》“赋诗断章”之存在论诠释学研究的分论,旨在对《左传》(含《国语》)赋诗活动之全部案例展开具体分析,以保证“赋诗断章”研究的全面性。从存在者层级上讲,所谓“情境”具体表现为某种历史性生活方式之下的生活场景。故此,我们根据不同生活场景之展现环节的差异,将《左传》“赋诗断章”情境划分为四类:(1)“会”即集会赋诗,共计10例;(2)“盟”即结盟赋诗,共计3例;(3)“聘”即朝聘赋诗,共计10例;(4)“劝”即劝勉赋诗,共计4例。因此,这种分析工作可谓一种“情境性分析”,也就是将上编之一般性的存在论诠释学原理贯彻到不同种类的赋诗情境中——既要对之进行诠释学解读,更要在这种解读中阐明情境本身的存在论意义。在此意义上,这种分析属于对《左传》“赋诗断章”活动的一种重新诠释与解读。本文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1)突破了《左传》“赋诗断章”研究的文学视野与史学视野,而是以哲学存在论与诠释学的方法加以研究;(2)对以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为代表的西方诠释学和近年来国内的“中国诠释学”研究进行了深入反思,酝酿提出真正中国式的存在论诠释学;(3)突破“赋诗断章”研究的文本诠释范式的局限,揭示其所蕴含的存在论意义和一般方法论;(4)揭示“赋诗断章”所蕴含的中国诠释学的一般原理:以赋诗活动的“情境”分析来表征“前存在者”的“存在”,以赋者的观念改变来表征新的主体性存在者的生成,以《诗》的新意义的生成来揭示新的对象性存在者的生成;(5)根据上述原理,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左传》赋诗活动的全部案例。

张小星
袁宏道尺牍研究

学术论文

该文分三部分：引论、上篇和下篇.引论部分阐发该选题的研究意义,并介绍分析研究现状.上篇对袁宏道尺牍进行分期分集解读.下篇将袁宏道尺牍放到中国尺牍文学史中考察,阐发性灵说给尺牍文体带来的新变特质,展示袁宏道尺牍的艺术追求及所达到的的美学境界.对真趣与性灵的追求使尺牍成为晚明小品的一个重要门类,在看样子贽笔下发生新变后的尺牍在袁宏道手里继续转变,风气一开,继者如云.袁宏道尺牍首先表现出小品的艺术品性：短小精致而机趣幽默;其次由于他才情浪漫又放纵文笔,其尺牍还表现出文辞优美的特点,这一效果的获得缘于尺牍中无处不在的修辞手法,其中以比喻、排比出现得最为频繁,最富特色.袁宏道把实用文体的尺牍改造成抒发性灵的文学体裁,使尺牍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其尺牍攀升的美学境界而言,袁宏道不愧为尺牍文学史上可与苏轼等名流相提并论的尺牍文学大师.

陈娟
宋代家法的制定与传播--以范仲淹《义庄规矩》等为例的考察

会议论文

“家法”，又称“家训”、“家范”、“家诚”、“家规”等，通常指由尊长制定，用于规范家庭成员的各类规范准则。在宋代，制定能传承久远，使家族长盛不衰的家法，建构理想的家庭与社会秩序，始终受到儒者重视。范仲淹不仅以政治学术闻名，治家亦为人称道，对宋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所创《义庄规矩》，经范纯仁增补刻石及后世子孙修订，不仅起到了规范范氏族人的功效，也广泛传播，为士人社会所效仿，成为宋代士大夫订立家法族规的典范。宋代既有以书面方式传播的家法，又有以口头训诫及石刻、碑文、题壁等方式传播的家法。宋代家法的制定与传播，是宋人维护家庭与社会秩序的有效途径，为国家礼法向民间社会渗透提供了重要渠道。

铁爱花

2009-11-01
杜甫“三峡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贡献及影响

会议论文

杜甫在三峡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共创作了480首诗歌,几乎平均每两天产生一首诗歌。因此可以说杜甫在三峡是他体力最衰竭、生活最穷困、环境最恶劣的时期,然而却是他诗歌创作最为旺盛、激情最为高涨的黄金时期,也是他整个"沉郁顿挫"艺术风格走向最成熟、最全面、最为炉火纯青的时期。文章从多方面详细论证了杜甫"三峡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巨大贡献及其影响,它对全面、深入地了解杜甫的思想和艺术有着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开启意义。

鲜于煌;鲜京宸;刘庆

2015-10-01
苏东坡为海棠“代言”

报纸

东坡老家，伊人独立，海棠解语。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墨迹。三苏祠《寓居定惠院，有海棠一株碑》碑刻（局部）。海棠亭静立三苏祠。海棠映苏宅。海棠花娇丽动人，花姿曼妙，素有“花中神仙”“花尊贵”之称，亦有“解语花”之美誉。古往今来多少人赞誉海棠花，又有多少人为之梦萦魂牵？眉山老乡苏东坡就是其中一位——苏东坡咏海棠吟出“古今绝唱”苏东坡曾多次以海棠自寓，当见先生对海棠的情有独钟。据说四川是海棠的老家，苏东坡和同时代的沈立皆有诗为证。宋人沈立的《海棠百咏》第一首就这样写道：“岷蜀地千里，海棠花独艳。万株佳丽国，二月艳阳天。”沈立1007年出生，30岁“举进士”之时，苏轼出生。两人相差30岁，在海棠的“归属地”问题上却是惊人的一致。苏东坡在一首“吾平生最得意诗”中有云：“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说海棠花从西蜀移栽黄州（今湖北黄冈），实属不易，并以海棠自况，兴象深微，烟波跌宕。东坡这首标题无比长的“得意之作”《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写于元丰三年（1080年）。定惠院在黄州州治黄冈县东南，苏轼到黄州后初居于此。诗云：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审结，苏轼因嘲讽朝政而获罪，被连贬几级，由湖州知府降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文。从位高权重到罪身闲人，苏轼经历了人生的巨大反差。苏轼是元丰三年（1080年）到达黄州的，因为没有地方住，就暂寓在定惠院里。有一天，苏轼在定惠院的杂花“竹篱间”，发现了一株海棠，惊喜之余，遂作此诗。诗作的前半部多角度地写花，反复刻画海棠的幽独、高雅、娇艳、多情，其中深深地寓含着诗人自己的影子。后面紧接着以海棠自喻，不会因贬谪而改变其高尚情操。此诗传布，广得盛赞。黄庭坚《跋所书苏轼海棠诗》谓“殆古今绝唱”，黄彻谓之“冠归绝今”。据说苏轼自己也特别钟爱这首诗，每每写以赠人，“平生喜为人写，盖人间刊石者，自有五六本”。在眉山三苏祠碑亭，记者见到了这首诗的东坡笔迹刻石《寓居定惠院，有海棠一株碑》。行云流水，摇曳生姿；曲折跌宕，汪洋恣肆。名花、名帖两相辉映，情感、行笔物我化一，那种不屈的个性、潇洒的情态展现得栩栩如生。苏东坡书海棠写就“第三行书”苏轼曾在他的文章《记游定惠院》里说：“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苏轼谪居黄州五年，海棠花开五季，他也五醉其下。“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便成为苏东坡初到黄州的纠结定调。黄州是苏轼百感交集、刻骨铭心的地方。苏轼在黄州，得取了“东坡”之号；苏轼在黄州，成就了“天下第三行书”之名。到黄州的第三年四月，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作了两首寒食诗，翌年书写《黄州寒食帖》，成为书法界之圭臬。《寒食诗》（其一）云：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在苏东坡眼里，海棠花就像雪上搽了胭脂那样美丽。即使是过着凄苦的日子，他还惦记着海棠花，担心被污泥所染。这哪里是写海棠，分明就是写的自己啊！诗稿诞生后，几经周转，传到了河南永安县令张浩之手。由于张浩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相熟识，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张浩携诗稿到四川眉州青神县谒见黄庭坚。黄庭坚一见诗稿，十分倾倒，又思及当时远谪海南的师友，激动之情难以自禁，于是欣然命笔，题跋于诗稿曰：“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二人本就有“苏黄”之称的美誉，如此更是精妙绝伦，可谓珠联璧合。眉山三苏祠碑亭，珍藏有苏东坡撰书的《黄州寒食帖》石刻。品其诗，海棠花解语，苍凉多情，沉郁凄清，饱含人生感慨，富有强烈的感染力；论其书，笔酣墨饱，起伏跌宕，飞扬飘洒，光彩照人，巧妙地将诗情、画意、书境三者融为一体，毕现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天真烂漫是吾师”的精髓。谓之“天下第三行书”，实至名归。苏东坡种海棠长成“千年之美”东坡爱海棠，随着海棠传承下来的文化瑰宝，远不止于此。在四川三苏祠专建有海棠亭，掩映在海棠繁花之中。漫步花间，只见周围红墙环抱，绿水萦绕，荷池相通，小桥频架，曲径通幽，错落有致，充分感受三苏之文化韵致。在江苏宜兴有一个“东坡海棠园”，里面有一株苏东坡种的海棠，美了近千年。这株西府海棠树高丈余、树冠最大直径达8米，是苏东坡1083年到宜兴探访同榜学友时亲手栽下的。北宋熙宁、元丰年间，苏东坡应宜兴单锡、蒋之奇等同科进士的邀请，多次前往宜兴游历。宜兴闸口天远堂主人邵民瞻仰慕苏东坡的才学，彼此建立友谊。元丰六年（1083年）二月，邵民瞻新宅落成，苏东坡应邀前往祝贺，并带来一株“西府海棠”亲手植于邵氏庭院。据传，当时苏轼去江苏曾携带了3株海棠，一株栽种于宜兴，两株植于常州（后被毁）。据清史夏隆《永定海棠记》载：“东坡乞居阳羡，携其花至，而天远堂主人邵民瞻与之游园，传其种，而宜邑始有西府海棠……”这是宜兴西府海棠记载的最早栽种历史。今天，东坡海棠园被列入宜兴市文物保护单位。殊不知园里这株海棠，如同苏东坡一样，经历了千磨万击，笑对坎坷人生。南宋初年，金兵南侵，邵氏故居被焚，东坡所植海棠遭火噬受伤。1952年，东坡手植西府海棠主枝干被台风刮断，后继生，又在根上萌发新枝。令人称奇的是，1983年，正好在苏东坡种下这株海棠的900年后，海棠勃发，红英绿萼，满树繁花似锦，故书法家林散之题“海棠无恙”。海棠深知东坡之爱而涅槃重生，东坡更著《海棠》诗流传千年。在种下宜兴海棠的第二年，苏东坡写出了这首咏海棠的千古绝唱：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题曰《海棠》，然通篇无“海棠”而尽得风流，情意深永激赏海棠的心情和盘而出。从“东风”“崇光”“香雾”“高烛”“红妆”这些明丽的意象中，我们分明可以感触到诗人达观、潇洒的胸襟。是年，东坡在黄州定惠院那棵海棠树下“已五醉其下矣”。黄州是苏东坡人生的转折，海棠却是苏东坡的最佳陪伴和慰藉。眉山苏东坡，为海棠“代言”！

本报记者吴晓斌文/图

2018-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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