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日期范围

-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学术论文

找到90516条数据

洪迈《夷坚志》研究

学术论文

论文由引论、正文和附录三个部分组成。　　引论包含对《夷坚志》及作者的基本情况等的介绍。　　正文共六章。第一章探讨《夷坚志》的基本情况。包括《夷坚志》各志的写作时间、各志的写作过程和《夷坚志》版本概述。《夷坚志》各志的写作时间可根据现存《序》以及《宾退录》所引《序》推断;《夷坚志》的写作持续了六十年时间，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洪迈的生活经历影响到了《夷坚志》的故事内容，因此把《夷坚志》的写作与作者的经历结合起来探讨是必要的;由于《夷坚志》散佚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本文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调查，阐述了《夷坚志》的版本情况。　　第二章分析《夷坚志》故事的内容特点。包括《夷坚志》对人性的丰富表达，《夷坚志》故事内容的趣味性，《夷坚志》故事对世俗生活的偏好三节。《夷坚志》描写了人的各种欲望，表现了丰富的人性。《夷坚志》的故事内容注重趣味性，淡化了说教功能和故事的怪异色彩。《夷坚志》描写了市井小民的生活，又注重从民间搜集故事，故事呈现出对世俗生活的偏好。　　第三章总结《夷坚志》的艺术特色。包括《夷坚志》对唐传奇艺术特征的借鉴和超越，四六骈文对《夷坚志》艺术风格的影响，<夷坚志》改编故事的艺术倾向，《夷坚志》对细节的重视四个部分。《夷坚志》注意学习唐传奇的叙事模式，并在艺术成就上进一步提高。洪迈擅长四六骈文的写作，长期运用四六形成的作文习惯影响了《夷坚志》的写作风格。洪迈在引用别人故事时，又重新进行了润饰，体现了自己的艺术倾向。《夷坚志》重视细节描写，形成了细腻的艺术风格。　　第四章探索了《夷坚志》的思想基础，即初步探索了洪迈的思想，包括洪迈的政治观，洪迈与朱熹思想上的冲突，洪迈的人生观以及影响洪迈的人物。洪迈在对金政策上有独到的见解，政事上具有惩恶和矜赦等政治观点;洪迈和朱熹存在着思想及文章见解上的分歧;《夷坚志》还反映了洪迈宿命论的人生观和知足惜福的人生态度;另外，第四节还探讨了苏轼、张九成等对洪迈思想的影响。　　第五章评价了《夷坚志》对前代文学的继承与其对后世的影响。包括史传文学对《夷坚志》的影响，《夷坚志》在志怪小说领域的新发展以及《夷坚志》对后世的影响三个方面。洪迈阅读了大量史书，并曾经撰写史书，这种经历影响了《夷坚志》的创作。《夷坚志》受到了前代志怪小说的影响，又在表现内容和创作方式上有新的发展，它从志怪的角度来表现自己对故事人物的褒贬。《夷坚志》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小说和戏曲两个方面。此外，《夷坚志》发生影响的地域因素也受到了关注。　　附录含洪迈交游情况，著作情况，《二刻拍案惊奇》引用《夷坚志》故事补充三部分。

张文飞
敦煌本《金刚经》注疏叙录

学术论文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译经是中国人吸收印度佛教最基本的开端，经疏则是中国人理解、消化、阐发印度佛典思想的见证。《金刚经》是印度大乘佛教经典性著作之一，为历朝历代的宗派祖师及研究者所关注。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大量的《金刚经》注疏写卷，这些注疏的抄录年代从前秦到唐宋之交跨越多个时代，大多未为历代大藏经所见，且都是译者本人或其入室弟子为之注解，无疑对研究佛教中国化课题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敦煌遗书一经发现，学术界即对其中的《金刚经》注疏写卷进行了研究，他们撰写题跋、校勘录文、并即时公布复印件或抄本。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李证刚、陈垣在编目、定名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30年代至50年代，日本学者在录文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主要反映在《大正藏》中。6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部分《金刚经》注疏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中国学者王重民、刘铭恕在编目方面也取得了极大进展。之后，虽然敦煌写卷图版不断公布，研究条件也进一步改善，对敦煌本《金刚经》注疏的研究也发表了不少成果，但却没有出现对《金刚经》注疏作全面介绍与总结的论著，这使得许多研究出现了滞后、重复劳动甚至引用早已被学术界否定的错误结论的情况。本文共搜得《金刚经》注疏一百多号写卷，参考百年来各国学者发表的相关论著，详细地研究每一号写卷，并撰写出叙录。叙录包括以下内容： 1、文本定名。 2、每件的起迄、存行、书法，并标明在对照本中的起迄页码。 3、与该件可缀合之卷号。 4、该件写作年代和抄写年代的说明。 5、介绍该疏的内容、研究价值，梳理该注疏的流传概况。 6、指出该写卷的目录、图版、录文、题记、研究在已经公开出版图书中的册数、页码。 7、列举引用或研究该写卷的相关研究论著。为与前人所作的校记性叙录有所区别，本文主要从学术史的角度撰写叙录。具体撰写方面，力图穷尽材料，希望以微薄之力，介绍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予学术界研究者以方便，主要特点如下： 1、收录卷号力求完备。 2、纠正前人的一些错误定名、错误观点和错误定年。 3、列举相关研究成果，以便学者研究、利用。将每个卷号的研究成果分类著录，一目了然，对学者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力求对敦煌遗书中的《金刚经》注疏作一较为全面的梳理与介绍，充分展示这部分文献的多重价值，希望能对相关课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董大学
文化整合与交融——试评楚山绍琦禅学思想的特质

期刊

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与交融,是楚山绍琦禅学思想的重要特质。这种整合与交融从佛教自身内部来看,表现为"禅净合一";而从佛教外部看,则表现为"三教合一"。这一特质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

李湖江[1]
孟子与荀子人性论比较与儒家人性论的本质

会议论文

孟子“道性善”，荀子主性恶，由此拉开了人性的善恶之争。其实，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论不仅有分歧、有对立，而且有一致性和相通性。只有深刻理解孟子性善说与荀子性恶论之间的异同关系，才能更好地领悟儒家人性论的精神实质，进而领悟先秦人性哲学的一般特征。

魏义霞

2012-12-02
共读东坡诗词感悟三苏家风

报纸

本报讯（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罗端文/图）为传承弘扬三苏文化、东坡文化，近日，市图书馆组织开展的“东坡小书童·读城”研学活动走进三苏祠，30组亲子家庭共同探寻“洗砚池”背后的文化内涵，通过诗词、典故等，感悟三苏家风，学习三苏父子为学的态度和方法。“洗砚池是一个石砌八角形水池，也是苏东坡兄弟儿时习字绘画、清洗笔砚的地方，时间长了池水就变黑了，池里的鱼也被染黑了，后人就给了它起了一个美名——‘东坡墨鱼’。”在三苏祠洗砚池旁，讲解员和大家分享了趣味典故和苏轼“天石砚”的来历，“苏轼小时候曾在苏家后院挖出一方砚台石，父亲苏洵认为此石是‘天砚也’，便制成砚送给苏轼，从此苏轼便与砚结缘。”“关于三苏父子的故事，你还知道哪些？”“苏轼读书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一生手抄《汉书》三次，认为读书要讲究方式方法，才能有较大收获，他把这种学习方法称为‘八面受敌读书法’。”孩子们津津乐道地分享自己了解的故事，并从一个个故事中了解苏轼勤学好问的学习态度。随后，大家围坐在“听荷轩”内，共诵《望江南·超然台作》《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夜梦》等东坡诗词。“春未老，风细柳斜斜”“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古祠风韵，文脉源长，诵读声仿佛穿越时空，与文学先贤们对话。

罗端文图

2023-05-06
《庄子》“命”的“道”“德”哲学研究

学术论文

《庄子》是战国时期庄子及其后学的集体著述。其时战乱频发、社会动荡，时人对“命”的思考日益增多，贯穿《庄子》元典的思想主题就是关于“命”的探讨。本文在前人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系统地阐释《庄子》关于“命”的思想，并对其做出合理的评论。这一努力旨在盘活《庄子》“命”的思想，即俾其思想本身富有生机、开显价值，以便于今人领会和受用。　　为了梳理《庄子》“命”思想的生成缘由，不但需要把握庄子生平和《庄子》著作的主要特点，而且更加应当明确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一方面，首先通过对庄子生卒年代、故里国属、身世生平的考察，尽量绘出一个较为明晰的庄子生平图式;然后分析《庄子》元典的版本、内篇和外杂篇的关系及其作者等问题。另一方面，庄子处在一个“仅免刑焉”的战争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时代，“古老巫风”依旧盛行的时代;庄子深受老子道家、儒家、墨家以及名家惠子等诸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各家的“命”思想更是其扬弃的重要对象。而庄子后学基本处在同样的时代，是庄子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因之，庄子及其后学共同创生了《庄子》“命”思想。　　《庄子》“命”思想始终依据“道”和“德”等核心范畴为根基来审视，因而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关于“命”的“道”“德”哲学思想。为精准把握庄子和庄子后学“命”思想的源流关系，故将《庄子》内篇和外杂篇“命”思想分别进行疏解。当然，内篇和外杂篇的“命”思想，均以“命”之根据论、“命”之本质论、“命”之生死论、安“命”论、养“命”论、“命”之人格论等六个层面来加以全面的把握和具体的演绎。各个层面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命”的根据论是全面把握“命”的基础，“命”之本质论是深刻认知“命”的关键，“命”之生死论是对认知“命”之本质的补充和发展，安“命”论和养“命”论是回归“命”之本质的实现路径，“命”之人格论则在于塑造回归“命”之本质的可供人们学习、效仿的人格形象。这六个方面共同构成“命”思想的主要内容，而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道”和“德”。　　对内篇“命”思想的疏解，首先阐释“命”思想是根基于“道”和“德”这两个核心范畴而具体展开和演绎的;其次通过对内篇“命”概念的语义分析入手，辨明“命”的诸含义之间的关系，继而着重阐述“命”的自然主义本质主要在于自由、平等和德性;再次梳理生死观念，其从美学的意义上指出生为“劳”、死为“息”，所以不应“悦生而恶死”，而且“死生存亡之一体”即认为生死为一体，以此超脱生死困境;当然，超脱生死困境以安顿现实之“命”仍需具体的策略，其主要试图从拒绝使命之“命”、安顺命运之“命”、悬置命名之“命”、保全生命之“命”等路径来实现“命”的安顿;为进一步提升生命的品质而实现“尽年”的目的，就自然进入养“命”的阶段，强调必须坚持“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的育养原则，通过“心斋”、“坐忘”、“撄宁”、“自得”等具体的育养方法，以使人们育有内心空灵寂静的状态，亦即要实现“游心乎德之和”而使人们回归本真状态的育养目标;回归本真，实即追求成为真人、神人、圣人、至人等理想人格，从而具有等同生死、涵容万物、超越利害的特质。　　对外杂篇“命”思想的演绎，首先论述“道”、“德”、“气”等三个核心概念及其关系意蕴为“命”的依据;继而通过对“命”概念的语义分析入手，着重诠释“命”的本质也是以自然人性论为根基的，即“性者，生之质也”，而素朴性、本真性和自足性为其本质所在;同样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梳理生死观念，其从近乎科学理性的维度认为生死乃气之聚散，而且认识到人生的短暂和死亡的必然，基于此，同样提出“死生之一守”即齐同死生的观念，以摆脱对死生的忧惧;在对如何安顿“命”的问题上，认为在“安其性命之情”和“任其性命之情”之余，更当采取“重生则利轻”、“不愿仕”、“不兴名”等“不物于物”的具体举措，以使自己在保有性命情愫的基础上实现“终其天年”的目的;当然，要真正“终其天年”，仍需凭借“形全精复”即形神之养的辅助，提出通过“虚己”、“虚静”、“忘己”、“自得”等养“命”的方法，而实现“以和为量”即本性和谐的育养目标;实现本性的和谐，实即要求持守“命”的真性，犹如其着重塑造的真人、君子、圣人、大人、至人等一系列理想人格一样，能够因循自己的真性而从事一切生活实践，始终做自己“命”的主人。　　显然，《庄子》外杂篇在传承内篇“命”思想的同时也有所发展，这就决定二者之间存在同中有异的关系。此外，将《庄子》“命”思想和儒家孔孟、禅宗《坛经》的“命”思想进行比论，不但可以窥见其间的异同点，也能够使《庄子》“命”思想的特征自然明朗化:以“命”至上为价值取向、以万物为坐标原点、以“真”为根本特点、以审美为指向、以因循为实践轨道。这独具特色的“命”思想具有呵护生态、尊重生命、正视生死、德性生活的重要启示意义。

兰辉耀
北宋回图贸易研究

学术论文

回图贸易，也称回易或回图等，是由官府或军队经营的赢利性商业行为。回易的制度化始于隋朝。唐末五代时期，由于地方割据势力的坐大，军队回易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北宋建国之后，朝廷对军队回易行为的态度或禁或放，屡经变化，大抵是根据时局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终北宋之世，军队回易活动始终存在，其经营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北宋初年承袭五代风习，沿边将帅普遍从事回图贸易，享有免税特权，所得利润用于养士用间、巩固边防，形成了北宋军队活动的一项鲜明特色。自宋仁宗时起，沿边官府的回易行为也日渐增多。由于宋代沿边州军存在行政与军政长官合一的制度，官府与军队的回易行为时常重合。绝大部分情况下，沿边官府进行的回易实际上只是军队回易的变体。北宋军队回易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国家政策的放纵、募兵制的实行与军费负担的压力、舆论的支持与朝廷的姑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对当时的社会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军事国防建设、国家财政收入和商品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阶段性的、片面的，而消极影响却是长期的，并且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诸多不同层面。

崔翀
形体极相似　气韵却不畅

报纸

◆单国霖苏富比拍卖公司2013年秋季拍卖会在美国纽约举行，拍品中有一件苏轼的《功甫帖》，这是近年难得一见的历史名书法家墨迹，因而颇受世人的关注。《功甫帖》是否为苏轼真迹，抑或是摹本？引发不同见解。本文兹就《功甫帖》中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证于方家。对《功甫帖》本体的看法关于古书画鉴定方法，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中指出：“鉴别书画时，我们把它分成主要和次要的几个方面，这就是：‘书画本身，是主要的。’而本人款题和他人题跋、本人印章和鉴藏者印章、所用的纸、绢、绫以及幅面格式、装潢型制等，则是次要的。”我们遵循这一方法，首先应对帖的书法本身进行分析。《功甫帖》，纸本，尺寸未详。行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根据帖后翁方纲题跋，考证此书为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时，约熙宁四年至五年间（1071-1072年）奉别友人郭祥正（功甫）所书。苏轼时年三十六七岁，为他早年所书。苏轼弟子、又一位大书法家黄庭坚曾评苏轼书法谓：“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书姿媚似徐季海（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公权）。中岁喜学颜鲁公（真卿）、杨风子（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邕）。”（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五《跋东坡墨迹》）如书于熙宁三年（1070年）的《治平帖》，用笔精致，有着取习《兰亭叙》的潇洒形态；书于熙宁十年至元丰元年间（1077-1078年）的《北游帖》，呈现瘦劲硬朗的姿态。《功甫帖》正书写于上二帖之间，书风近于《北游帖》，在清劲中已有转为丰腴的笔致。此几帖可视为苏轼书风转变前的风格。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中论述“作伪和误定的实况”时指出：“摹书有三种方法：先勾后填；不勾径自影写：勾摹兼临写，又修饰之。”又说“第三种，先勾淡墨廓后，再用笔在廓中摹写（有异于不见笔法的填墨），碰到虚燥笔锋处才略为填作。”“有一些勾摹者不太懂得行草书的写法，有时会将牵丝的笔划搞错。”同时，“又容易在起笔处显得不太自然。”《功甫帖》从字的形体上看，与苏轼的书体相符，尤其接近于《北游帖》。然而，摹本也是最容易得其形似的，鉴定真迹和摹本的关捩是笔法，徐先生说：“依凭笔法的特点鉴别书画的真伪，是最为可靠的。”苏轼书写有他自己的特点，黄庭坚记述苏轼书写的方法谓：“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山谷题跋》卷五《跋东坡水陆赞》）又同时代李之仪记载：“东坡每属词，研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然未尝停辍，涣涣如流水，逡巡盈纸，或思未尽，有续至十余纸不已。”（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卷十七《庄居阻雨邻人以纸求书因而信笔》之三）这些记载说明苏轼用笔方法是用散卓笔，是一种用狼毫和羊毫合一的兼毫笔，比较柔软，笔锋含墨多，肥厚处不会开叉。他执笔又偏下，手腕着案，笔呈卧势，所写字形体偏于肥扁，运笔迟缓，墨色浓稠，故而往往左边笔划显得秀拔，而右边笔划有内收之势。细察《功甫帖》的用笔，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却显得别扭。例如“别”字，最后一竖边框线呈现不平整的波状曲线，这在苏字中是未见的。东坡书写时虽然行笔迟缓，但并不停辍，如李之仪所迹：“涣涣如流水”，取苏轼《中山松醪帖》中的“倒”字来比照，最后一笔竖划，下笔通畅无碍，仅有粗细变化，并无波状起伏。这种波动不平整的笔道，是对原本进行摹写时，用笔拘谨并有补笔才会产生的瑕疵。此外，帖中有些字笔划出现缺口或微凸的墨痕，不像是一笔写出的形态。如起首“苏轼”两字中的“轼”字，最后戈勾起笔处，出现两个尖棱，“功”字最后挑笔下端也有锯齿状突出，如一笔写出，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赘笔的，苏轼《题王晋卿诗后》中的题款就绝无这种瑕疵。又第一行之“奉”字，撇笔起首回锋之尖端也很生硬，正如徐先生所说，摹写者往往“在起笔处显得不太自然”。这些很可能都是添笔填补后才出现的不合笔顺的毛病。另外，再说笔划之间的牵丝。书家书写时因笔划之间需气势连贯，出现牵丝是很常见的，但都显得自然和顺畅。而“功甫帖”中第二行之“奉”字，最后二横一竖，出现两处牵丝，第一处已有连笔不顺之嫌，第二处为结束竖划，再行上挑，殊不可解。而苏轼《江上帖》中“奉竭”之“奉”和《致南圭使君帖》中“朝奉”之“奉”，牵丝就显得十分自然。《功甫帖》中以上诸笔法的瑕疵，不合乎苏轼笔性特点，虽然形体极其相似，然气韵不畅，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摹写所造成的失误。对此帖的看法，谨提出来商榷。苏轼《功甫帖》墨迹现知最早著录于清初安岐《墨缘汇观》法书卷上，全文为：“苏轼功甫帖，牙色纸本，行书二行共九字，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后钤四印。虽只数字甚佳。”现墨迹本上钤有安岐收藏印“安仪周家珍藏”朱文长方印，经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第330页第19号同文印相较，印文相合，应为真印。墨迹本上尚残留有四印，即右上方钤朱文半印，残存或为“图籍”二字；右下方钤“□□世家”白文方印半印；左中部钤朱文长方印半印，印文不辨；左下方钤白文长方印半印，疑为“義”字，与安岐著录记载相符。安岐著录的有可能即是此墨迹。江德量、张鏐、翁方纲等人藏印都为安岐之后的藏印。对翁方纲题跋的质疑翁方纲题跋共三段，下部中间钤有项元汴藏印三方。右方第一跋署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秋九月十有二日”，其他二跋未署年。将翁方纲题跋的文字与翁氏《复初斋文集》所载《跋苏书别功甫帖》相较勘，在字数和文句上有出入。翁方纲题跋同一纸上钤有明项元汴三印：“子京”朱文葫芦印、“项叔子”白文方印、“檇李项氏士家宝玩”朱文长方印，经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第82号、80号、108号相较，都有细微差别。且安岐《墨缘汇观》著录中未提及项氏此三印，而同书中著录苏轼《复盆子帖》中写明“帖经项墨林收藏”；另一著录苏轼《一夜帖》中，写明“前后空纸有项氏收藏印”。项元汴为明代著名收藏家，《功甫帖》上若有项氏藏印，即使在另纸上，安岐也不会漏记。故翁氏跋纸上项氏之印可断为后加伪印。再谈翁方纲的书法，翁方纲有很深的书法根基和造诣，在书史上被誉为清中期四大帖学名家（即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之一。翁方纲楷行书根基于唐欧阳询和虞世南，尤其对欧阳询的《化度寺碑》反复临写揣摩，同时也学颜真卿，吸收颜字的浑厚，中年以后形成成熟的书风。他的楷书瘦长紧劲，笔法较为清劲，较多取欧阳询法；行书结体清正紧结，而较多跌宕之态，笔法圆厚委婉，更接近于虞世南。《功甫帖》后翁方纲第一跋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翁方纲时年58岁。此楷书结构紧密收束，用笔较坚劲，尤转笔方峻。与他在五年前即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书的《虞恭公温彦博碑跋》相较，结体亦瘦长紧结，然用笔并不一味坚劲，而融入了虞世南的清婉，二者小有差别。另与翁方纲也在乾隆五十五年所书的《行书伏波岩题记轴》（故宫博物院藏）相较，虽书体狭长，然笔法圆浑厚重，转笔委婉。而《功甫帖》中翁氏第二跋同为行书，结字偏于扁方，结构不稳，转笔方峻，两者有较大差别。此外与相近时期的翁氏书迹比对，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书《摹石经跋》、嘉庆元年（1796年）所书《行书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等，行笔均丰厚，转笔圆婉，无峻刻之笔，与《功甫帖》中的第二三跋之行书差异甚明显。如果说翁跋的楷书与翁之真迹书风尚相类，那行书跋就距离翁方纲的书体相去甚远。再则翁方纲在题跋纸上所钤“翁方纲”白文印、“宝苏室”白文印诸印，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同文印相较，细处都有差异，故我对翁方纲题跋的真实性颇存疑。苏轼《功甫帖》墨迹本曾为张珩先生、徐邦达先生二位鉴定大师录入书中，都认为是真迹。张珩先生在《日记》（书画出版社2012年出版《张珩日记》第130页），1940年2月4日记载：“（韩）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索价二万元。中间《功甫》、《章侯》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损太甚。《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璧矣。”文字中明言他看到的是影本，而上世纪四十年代影本应是珂罗版之类的印刷品，印制没有现代印刷那样精致，能纤毫毕现，《功甫帖》在形体上和苏体又十分相合，张先生认为真而佳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他以后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里，不知出于何因，没有载入《功甫帖》。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二《晋隋唐五代书法卷》第323页里记载：“《功甫帖》一页，纸本小页，尺寸失记。”按语中谓：“《功甫帖》为第二幅，虽只九字，极为神采。”而清末李佐贤在《书画鉴影》里著录《苏米翰札合册》，苏轼帖二札，一札是《刘锡敕》，一札是《功甫帖》；米芾二札，一札是《道祖帖》，一札是《章侯茂异帖》。李佐贤对此帖的评价为：“此册属成邸（成亲王永瑆）旧藏，均经收入《诒晋斋摹古帖》，苏书尚完好，第二幅（即《功甫帖》）尤佳，米书前札（即《道祖帖》）已有漫漶字，后札（即《章侯茂异帖》）字虽不多却神采奕奕，有龙跳虎跃之势。”徐邦达先生文中没有明言他是否看到过《功甫帖》原迹，但记此帖为第二帖，似是从《书画鉴影》书中录来，而“极为神采”的评语也可能是看到影本后的印象。张珩先生和徐邦达先生是我极为敬仰的前辈老师，我岂敢有半分不尊重之意。徐邦达先生每次来上海博物馆观摩书画，绝大多数都是由我陪同，并认真作记录。2000年我还与钟银兰先生携带米芾《章侯帖》和黄庭坚《小子相帖》前往北京，向徐邦达先生和启功先生请教，二位先生都鉴定为真迹，并写了鉴定书，尔后此二帖都被购入藏上海博物馆，成为重要藏品。在此对《功甫帖》提出我的看法，是本着求真的态度探讨它的历史真貌，一得之见，还请各方家教正。

2014-01-01
天目、禅茶与侘寂——中国陶瓷对日本的跨文化影响

期刊

天目作为中国茶文化历史上粉茶流行时期的重要茶盏釉色,随禅茶的发展和佛教天台宗对日本佛教的影响,随佛教文化由日本僧人一起携带进入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的茶道文化和审美,成为历代统治者和茶人心目中最珍贵的茶器之一,是日本茶道中侘寂美学的物化表达,在日本的朝代更替中传承着禅茶的精神。

周璇[1]
论屈原《九歌》对楚巫文化的传承

学术论文

屈原的《九歌》有着浓郁的楚巫文化特点，楚巫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受到殷商巫文化、江汉土著文化和“戎”“祀”文化的影响。殷商巫文化是楚巫文化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决定了屈原《九歌》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特质;江汉土著盛行巫风的文化传统是《九歌》产生的重要土壤，决定了《九歌》与众不同的艺术特点;春秋战国时重祀文化为屈原创作《九歌》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依据。通过文献考证可知，起初，《九歌》源于夏启时代娱神和娱人的巫术祭歌。周王朝“制礼作乐”以后，以娱神为主要特征的《九歌》在文化功能上发生了变化，成为劝善教民的政治工具，但在远离中原的楚地《九歌》依旧按照其最初性质生长。屈原创作的《九歌》保存了大量的巫术祭歌的痕迹，其祭祀内容与中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九歌》集中体现了楚风俗在巫文化影响之下的风貌，其祭祀对象、迎神与娱神的方式与中原有明显的不同。《九歌》的祭祀对象以自然神居多，且祭祀的神祇带有明显的巫覡痕迹。　　现有的文献中出现了两个《九歌》：一是《左传》中记载的“九德之歌”;另一为《山海经》、《离骚》中所载的带有神异色彩的“神话九歌”。经考查可知，所谓“九德之歌”是儒家为维护周王朝的统治而进行的政治宣传，而“神话九歌”带有原始的祭祀气息，似乎更与《九歌》的原始意思相近。通过对“原始九歌”的祭祀性和娱乐性考证可知，“原始九歌”就是夏启用于自娱和娱神的祭歌，这就奠定了《九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　　《九歌》中祭祀的天神、地祇为天子祭祀的对象，故《九歌》应为国家祭典。在巫文化的影响下，用于国家祭祀的《九歌》在祭祀内容上不同于中原的国家祭祀。首先，祭祀对象。中原地区以祖先神为主，希望佑其江山社稷;而《九歌》则以自然神为主，表现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其次，迎神的方式。中原地区以食物来飨神;楚地带有明显的原始性，以花草来飨神，这是因为他们相信花草具有某种神奇的巫术作用;最后，娱神的方式。中原与楚地虽然都以音乐、歌舞做为其娱神手段，但是在表现内容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周王朝的祭祀场面郑重肃穆，以歌颂先祖为其内容，而《九歌》由于受原始宗教的影响，以表达神神或人神之间的爱情为主。

吴玉春

到底了

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