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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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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戏笔小令解妓困

期刊

宋代陆善《扪虱新话》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小故事。苏轼任职杭州通判,停留京口,有官妓郑容、高莹侍宴款待他,席间请求苏轼解决一个问题,苏轼当即答应了请求,但等到苏轼乘船离开京口时,还没有传讯办妥,歌妓赶来复言请求,苏轼即刻挥毫赋《减字木兰花》一首:

傅利民[1]
“言辩”视角下的荀子人治思想反思

学术论文

荀子正视人类生存的共在性特征,思其利害两面,洞见由“群生”向“群居”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遂出相待相养、群居安固之政治理想;为追求此理想,他提出了“明分使群”与“群居和一”的一体两面的善群之道。从“言”的视角切入则能发现,一方面,荀子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人治”政治思想传统,将政治寄托于善群之君;另一方面,“言”的主观性与直接性特征也勾勒出了“人治”政治模式的基本特征,即人政合一,具体的个人与现实的政治是直接合一的。在“有治人,无治法”观念的辩护下,“人政合一”便具有了前设的意味。即是说,在荀子的政治思想中实则潜藏着“人政合一”的思想前设,从对君王之职事与势位的安排到对“圣王”的设想,皆是此一前设的逻辑展开与外化;正因如此,荀子的政治思想最终归极于理想的“人治”政治模式——圣王班治。而“以德役力”原则以及“以此度彼,以类行杂”等的认识论内容,则构成了对“人政合一”之政治前设以及由此而展开的政治模式的正当性证明与合理性证明。然而,历史已经实证地表明,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人政合一之政最终竟成伤民之政。因此,有必要对“人政合一”的政治前设以及由此而展开的政治模式进行反思,揭示出权势(王)对德性(圣)的反噬,揭示出导致政治活动之异化的思维错位——将“义”转变为“理”,从而将认识论领域的方法应用于伦理和政治领域。总而言之,“人政合一”的政治前设以及由此而展开的政治模式是与群居安固之理想相互冲突的,应当扬弃;而荀子所论之“辩”则构成了突破此一前设的契机。

吴宜珊
诗文与城市

报纸

范仲淹与岳阳并《岳阳楼记》未去岳阳前，八百里洞庭远不及岳阳楼吸引我，盖因北宋文学家范仲淹那篇《岳阳楼》记。宋人写诗文讲究超越写景的狭境，文中写景处全成为文之底色，其主思理之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反是成就了这篇《岳阳楼记》。到岳阳时，适逢岳阳大雪，岸边千堆雪，万里镜面湖，感概也许只有如此壮阔湖景才能生出那般旷达胸襟。而岸边几经再建的人工造物——岳阳楼，反衬得世事沧海，唯自然和诗人的情怀还在，物已非也。岳阳楼初建于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东吴孙权为了与刘备争夺荆州，派大将鲁肃率军驻守巴丘，鲁肃为了在洞庭湖上操练水军，在洞庭湖边的城头上建造了一座阅军楼，这一阅军楼便是岳阳楼的前身。岳阳楼因为战火自然灾害等原因，先后被重修过30余次。如今的岳阳楼是清代所建，也算是弥足珍贵的古物了。据说范仲淹并未到过岳阳楼，只范仲淹和腾子京两人是好友，滕子京当时被贬为岳州知州，第二年开始重修岳阳楼，修好后请人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写信请好友范仲淹为新的岳阳楼作记。这也正如文章开篇所言：“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看图作文”能有如此磅礴之作，也许“唯范仲淹尔”。据说范仲淹少时居太湖边，太湖与洞庭湖有异曲同工处，才成就如此妙文。估且作为一解。“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没有见过壮阔湖景确是难有如此生动的文字。范仲淹套用时下词语，他大约是岳阳这座城市最有力的推广者。而他的《岳阳楼记》无疑是岳阳楼最成功的推广文案。虽说现代人比起古人识字读书更多了，关键处却显得有点词穷。时下城市或者景点推广的文案略显“简单粗暴”，什么“某地欢迎你”，什么“山美水美人更美”，究竟美在何处，云南人点出彩云之南已算是上乘了。古人的表达含蓄而克制，言之有物却教你神往。实际上，不只范仲淹写了岳阳楼，李白、杜甫、黄庭坚等大诗人也写了岳阳楼，而少有人提及，大约是诗中的情绪所致，以杜甫《登岳阳楼》为例：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尤其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愁苦得令人无法直视。岳阳楼有幸得范仲淹题，也正应了范仲淹的心境，彼时范仲淹贬至邓州任知府，却不坠青云之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唯有此，才会生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言。苏轼与杭州并《饮湖上初晴后雨》杭州和西湖的千般好，估计全在苏轼的那首《饮湖上初晴后雨》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这14个字里，有了西湖的杭州怎不是天堂。林语堂对于苏轼的喜爱，甚至用英文写了本《苏东坡传》，书中的东坡居士于国于家于民几乎被描写成“中国好男人”。不可否认的是苏轼是个文艺全才，苏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有“欧文如潮，苏文如海”一说；他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苏东坡第一次来到杭州时，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适宜的一段，尽管那时他只官居通判，但杭州人只需要他是个诗人就够了。苏轼是四川眉州人，如今眉州东城酒楼以诗人为名，也不知食客中有几人了解其深意。杭州人几乎忘了苏轼出自眉州，而只觉得他属于杭州，在书中林语堂先生也说，苏轼也认为自己前世是个杭州人。他在诗中写道：“居杭积五年，自忆本杭人。故山归无路，欲卜西湖邻。“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杭州幸有文艺青年苏东坡，在灵秀中添了风雅，平白就有了文艺范儿。林语堂在书中这样写道：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苏东坡一生中两次到杭州，第二次到杭州时，他已人生过半百，这一次他是杭州太守，是杭州的一把手。这一次的苏东坡是政治家，他要造福一方百姓，现在看来也是惠及后世子孙，如今的西湖繁盛，却也是无意应时下最流行的一句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来到西湖的人几乎无人不知，少有知西湖清理却是功在东坡先生。关于苏东坡作太守治理西湖的版本有多种，其实公认的事实部分是：当时西湖淤积的速度很快，杂草丛生，水面越来越小。太守苏轼组织人手将西湖的淤泥都清理了出去，然后将这些淤泥全部堆积起来修建一座长堤，这便是著名的苏堤。同时，为了防止水草生长过快，再次侵占水域，苏轼派人在一大片区域种上了菱角，以此来抢夺水草的生长空间。同时苏轼还将这些菱角的收入积攒起来，作为西湖清淤的钱，以此实现了良好的循环。如此苏东坡也难怪杭州人要把苏轼归到杭州人堆里去。我去杭州多次，多在假日，每一次自然要去西湖，但每一次游人把你的视线占得满满，难免沮丧。想着要学下东坡居士，无论怎样，都要发现生活的乐趣。于是游人也成为一景，哑然失笑。其实古时的西湖也是热门景点，林先生在《苏东坡传》中写道：杭州是多彩多姿，而西湖又引人入胜。江南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引人出外游玩。在春秋两季，全杭州人都在湖滨游玩。甚至冬季下雪的日子，还有寻乐的人乘船到湖上玩赏雪景。尤其是重要的节日，比如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中秋节、重阳节、农历二月十一当地神祇的生日，湖上全是游逛之人，必须前一天预先雇妥游艇。游人无须自带食物，因为一切东西，包括茶杯、茶托、汤勺、筷子，全由游艇供给。还有船夫捕鱼卖与游客放生，这样救生积德，按佛教说，这是在天堂积存财宝。同一条鱼被捕三次，又被放三次，这条鱼说不定就可从阴曹救三条人命了。我也总想着在某个春日，寻个人少的时候，最好是下着小雨，在西湖边散步，或是骑着脚踏车，累了，来一碗东坡肉就更完美了。但西湖的好，怎是我三言两语能及，苏轼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中已经说明白了：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刘静

2019-10-11
沈德潜《宋金三家诗选》探析

期刊

《宋金三家诗选》是清代诗人和评论家沈德潜编选的苏轼、陆游和元好问诗歌的合集。通过对其分析,沈德潜的诗歌观念并非是"尊唐贱宋",他同样赞赏宋诗中有着"第一等襟抱"的"真诗"。《宋金三家诗选》的选评表现出他一贯的"诗教"观念,同时还显示出他对于宋金七言诗的偏好。最后,该文对沈德潜以及赵翼的评点做了初步研究。

侯本塔[1]
清盛期四大诗论家对李白诗的品评

会议论文

＜正＞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和整理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陈伯海先生指出: 与清代学术文化相伴而生的清代诗学理论同样具有总结的特征。这种集成性质的诗学风貌在清盛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此时应运而生的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不仅各成体系,且共同具有强调规范、注重学理、不走偏锋的综合倾向,充分显示出成熟的学术风貌。清盛期主张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的四大诗论家王士禛、沈德潜、袁枚、翁方纲,诗歌主张既不同,对李白诗的品评亦难

殷春梅

2005-12-01
李白诗歌在西班牙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

会议论文

—、引言1492年10月12日,怀揣西行到达中国梦想的热那亚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美洲登陆,发现中国之旅"止步"于地理大发现,但美洲却并未成为中西交流的障碍,而是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第三极"。因为西班牙人将自己的语言带到美洲,自此,汉文化同西班牙语文化的交流不局限在中国与西班牙之间,而是中国同欧洲、美洲与非洲共22个西语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李白诗歌在西语世界的传播就起步于西语美洲,拉美现代主义诗歌先驱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Ruben Darío)追求诗歌形式的创新,着墨于雅

李翠蓉

2016-11-01
宋代墓志铭的虚与实及其反映的历史变化——苏轼乳母任采莲墓志铭探微

会议论文

顾名思义,墓志是对墓主的介绍,可归类为人物的历史,但它与史传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史传以善恶俱陈为宗旨,而墓志以隐恶扬善为原则。我们说某个史传可信,是指它的记述公正而且全面,勇于交代全部的真相(the whole truth);但我们说某个墓志可信,只是指它扬善的部分没有夸大失实,隐恶的部分不致颠倒是非,并不是说它敢于指陈墓主之不是。墓志毕竟是以成人之美为原则,时常只透露部分而非全部的真相(only part of thetruth)。正因如此,墓志的内容虚实相间,是文学与历史的揉合,以文学之美来表现或掩饰历史之真,又往往反映历史的变化。本文以苏轼的‘乳母任氏墓志铭''''为例,指出若干虚与实及它们反映的历史变化。苏轼是四川眉山人,却在墓志里称自己是‘赵郡苏轼'''',这个郡望或祖籍就是历史的虚构,是苏轼的父亲苏洵为了敬宗收族而杜撰出来的苏氏世系,而杜撰的原因充分反映历史的变化。唐人以世系来严士庶别清浊,更防止冒宗,其家族的组成(包括姻亲)属封闭性或排他性,而宋人适得其反,以世系广纳同姓,三百年前是一家,其家族的组成属开放性或吸收性,时谓之‘宗盟''''(联宗),实在是唐宋的一大转变。志文对乳母的追述极其精简,给读者不知其所以然,甚至空虚的感觉。考究之后,发现文字背后有著真实故事,并非空言。行文之所以精简,因为苏轼秉持‘录其大者''''及‘语不及私''''的撰志原则,即使替妻子、爱妾和司马光撰写的墓志也无例外。这些原则,早被欧阳修所提倡,亦是他推动的古文运动的重要内容,并在他充当主考时,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录取了苏轼和苏辙。所以,墓志作为一种文体,与当代的文学发展和科举考试息息相关;墓志的风格,实可反映一代文风的改变。铭文故作旷达,似乎置生死于度外,随遇而安,不敢强求。表面上是哀悼乳母,骨子里是自伤,反映苏轼经历乌台诗案的文字冤狱被贬黄州后的心境,思潮充满了佛老的观念,而谪居黄州的四年也成了苏轼文学创作的一个黄金时期。短短的铭文,代表苏轼思想的转变,也反映他的生死观,是作者和死者的对话。所谓历史变化,必须先有历史,然后才有变化,而历史本身,无论是个人的历史、家庭的历史、社会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都有著实际的、被表现的和想象的不同。我们要先明白‘历史''''是如何留存的,才能进一步研究它的流传和变化。本文以苏轼替乳母任采莲撰写的墓志铭为例,探讨三个问题:1.作者家族的历史是如何建构的?苏轼家族的世系其实是虚构或想当然的历史,反映唐宋宗族制度的变化,从封闭性和排他性变为开放性和吸收性。虚构的目的,是为了敬宗收族,竞争社会资源,以图举业有成,从平民上升为统治阶级。到了明清,杜撰的始祖更被广泛利用,达到联宗的目的。2.死者个人的历史是如何呈现的?任氏墓的志文极其精简,语焉不详,这并不表示死者一生无事可记,而是因为苏轼秉持‘录其大者''''及‘语不及私''''的撰志原则,乃使‘实际的个人历史''''与‘被表现的个人历史''''出现繁与简的落差,实际上是似虚而实。这些撰志原则亦被推动古文运动的欧阳修等人所提倡,故墓志的写法也是当代文学发展史的表现,两者最好合而观之,是研究墓志所应留意的。3.作者个人的历史是如何呈现的?正如读《资治通监》可以看到司马光个人的历史,读任氏墓的铭文,亦可看到苏轼生平的一个重要转折。他针对死者生前和死后的三件憾事一一生非子养、死不归葬、魂无血食一一提出排解之道,表面上是安慰死者,骨字里是自伤和自解,是他经历了一场几乎送命的文字冤狱后,心境偏向佛道的写照。这种转变,亦反映在他其他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里。研究墓志,也许先应了解作者的历史。总之,墓志是对墓主的介绍,可归类为人物的历史,但它与史传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史传以善恶俱陈为宗旨,而墓志以隐恶扬善为原则。好的史传,在于记述公正而且全面,勇于交代‘全部的''''真相(the whole truth);而好的墓志,在于扬善时没有夸大失实,隐恶时不致颠倒是非,但它毕竟不敢披露墓主之过失。墓志毕竟是以成人之美为原则,时常只透露‘部分''''而非全部的真相(only part of the truth)。正因如此,墓志的内容虚实相间,是文学与历史的揉合,以文学之美来表现或掩饰历史之真,又往往表达作者的个人和时代的变迁。

柳立言

2005-11-16
东坡故里竹韵生香

报纸

一距成都西南大约八十公里，在千古祥云辐照的峨眉山影映中，岷江与青衣江环抱之处，便是眉山，古称眉州。蟆颐山的小山丘下，广袤的平原上，竹林点缀处处。一江五河沿岸的竹长廊，东西两山的竹海郁郁葱葱，村社人家，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有成笼竹林卫护，真是“山上清泉山下流，村村竹树自扶疏”。人类对于竹的编织利用，历史久远。据《蚕丛氏的故乡》记载，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眉州的先民便开始用竹编簸箕养蚕、编竹器用于生活。唐文宗太和年间，当地人张武率领老百姓编竹篓装上石块，采用竹络拦河筑堰，修堤护岸治理岷江水患，并修建青神历史上最早的水利工程——鸿化堰，距今千年仍在灌溉农田。清代光绪年间，眉州竹编“宫扇”被列为朝廷贡品；抗战时期，在捐助川军出川抗战的细竹丝斗笠和扇子上，眉山人编织出了“驱逐日寇”“抗战到底”“救亡图存”“还我河山”的字样，赠与抗日将士遮风挡雨……眉州人的生活早已与竹紧密相连，竹文化在眉州留下了深深烙印。市中心城区的古纱縠行街上，“三苏故里”赫然醒目。自大门进入，一道漆有绿油的影壁之后，是一栋中型有庭院的房子，墙外是千百竿翠竹构成的竹林。东坡故里，竹韵生香。据说到眉州定要到“三苏祠”看竹，否则就是白来一趟。竹被中国人赋予特有的君子品格，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对竹泼洒笔墨颇多。苏东坡在为文同所作的《墨君堂记》中，详细地描述了竹的美德：“稚壮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势。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荦确，以致其节。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东坡有感于竹之魅力，创作无数经典诗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尽显竹的清雅脱俗。“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彰显竹的恬淡快意。“今日南风来，吹乱庭前竹。低昂中音会，甲刃纷相触。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诠释竹的刚毅坚贞……苏东坡一生写竹爱竹居于竹，和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笔下与“竹”有关的诗词多达50多首，不仅写透了竹的气韵风骨，也写尽了他一生的浮沉变化。二苏东坡是一座奇崛的文化高峰，千百年来，有许多人热爱这位大文豪。一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成就卓绝，二则是由于他正直而豁达的人格魅力。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精神的骨干，风格文章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与其说是看竹，其实是想更多地了解东坡的传奇人生。站在“三苏祠”前，品读一方文竹前“守其初心”的石刻，更让人不禁联想起许多故事。“守其初心”出自苏轼的《杭州召还乞郡状》，原文是“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当时苏轼仕途受挫，但他不阿谀奉承，表明自己的政治操守，表示要守住自己的初心，始终不变。的确如此，东坡从小“奋厉有当世志”，十岁时就立志要做范滂那样“刚正不阿，忠直敢言”的人，始终不改初衷，坚持自己刚正不阿的人格，将美德节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宋代的眉州，文化底蕴深厚、文教兴盛，苏东坡正是根植于眉州这片文蕴深厚的诗书沃土。当时的西蜀眉州是著名的诗书之乡，这里民风淳朴，男女老幼皆好学习，都要读书用礼。眉州城里有一处“孙氏书楼”闻名天下，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创建人是眉州读书人、藏书家孙长儒。北宋印刷术发达，眉州因为诗书之风很盛，成了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之乡（杭州、建阳和眉州）之一。苏家的书房中称得上是经史子集，卷帙浩繁，可谓“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世代书香门第，家中藏书甚丰，东坡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有书为伴，与竹为邻，这是读书之人的修贤乐趣，无疑成为东坡成长的重要基石。“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这一佳联出自苏轼《答任师中、家汉公》，述说其父苏洵闭门读书，与史经臣、任师中交往的事。关于这幅对联后世还演绎出一段趣事。一年春节，明代主持撰修《永乐大典》的解缙，将这一对联改造成一副新联贴在了门上：“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对门的员外看了，很不高兴，心想，只有我家才配贴这副对联，就命人把竹子砍了。没想到解缙大笔一挥改成“门对千竿竹短，家藏万卷书长。”员外非常恼火，将竹子连根挖出，不料解缙又改为“门对千竿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解缙的机智，让员外无可奈何。三外表看来东坡诙谐风趣，他的内在精神生命却坚不可摧。苏东坡起伏跌宕的一生，让人倍感敬仰。“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清代李育的《东坡笠屐图》纸本，设色写意。画中苏东坡身形魁梧，头戴竹笠，脚着木屐，衣裾帽带，趋步向前，传神生动，意趣盎然。画家在粗笔放纵的白描写意人物技法上，以轻快灵动的笔触描绘出东坡出游的闲适姿态。作品上方款识：苏东坡闲时，每出游郊外，凡一丘一壑，寓诸目即寄以情。故在地自有佳境。尝于乡村人家午餐，值天雨，未携舆从，于时批青蓑盖篛笠，城市中群就望之，觉别饶风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东坡一生经历了很多风波，大半辈子都在贬谪中度过，但都以宽广的胸怀坦然处之。不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顺境，他都不忘为官之本，总能以饱含深情的双眼去观照身边的人和物。因此，不管是自然的风雨还是人生的风雨，他都能把“失意”活成“诗意”，始终坚定清正廉洁的为政操守，躬身践行“非义不取”的人生诺言。苏东坡40年的从政生涯中，担任8州太守，就任吏部兵部礼部3部尚书，先后被贬4州，曾担任翰林学士。然而，无论得意失意，无论荒野庙堂，他都仁心爱民。初仕凤翔，改革衙前役，减轻民众所受衙差奴役之苦；在密州灭蝗虫救灾，救活数千人；在徐州抗洪守城，硬将洪水挡在城外；在颍州阻止挖掘八丈沟，避免劳民伤财、有害无益的面子工程；在杭州疏浚两河，整治六井，全面治理西湖，修筑苏堤……“四十年，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凡所到之处，百姓无不爱戴感念，世代相继。”东坡一生种竹、爱竹、咏竹，也画竹，他创导出了新的文人画，使中国艺术增加了独特的优点。苏东坡崇尚体现人品节操的君子画，同他本人的人品、才识和性情分不开。《潇湘竹石图》是东坡十分著名的水墨作品，画与君子关联，竹中空外直，有节耐寒，最适合比喻君子的正直、谦虚和气节。两幅墨竹上那乌黑的宝墨之光，体现出高洁的寓意。“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苏东坡的画竹名句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只有认真观察自然，观察生活，发现自然和生活中的美，才能在画作中贯入自己的精神。东坡的文人画被其本人称为“士人画”，认为“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曰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在古代，士人同文人是有区别的。士要通六艺，士大夫要有修齐治平的信念和担当，礼义廉耻的操守。正如东坡在“高逸人品”和“不可荣辱”方面，一生志存高远，心系家国，而且进退不改其志，荣辱不易初心。道德、文章、人格魅力冠绝时辈，人以“坡仙”称之。常以虚竹感怀，常以节制克己，努力在点滴中培养竹之情怀，追求竹之境界，呈现竹之风雅。东坡的浩然正气，犹如天地间一株奇竹，铮铮铁骨如青竹般劲挺。东坡的名字不只是一个记忆，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与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传世不朽的。

●汪曦永陈薇

2022-12-27
盛极一时的戎州都督府

报纸

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废六同郡，由戎州辖领外江、南广两县。开皇十八年（598年），改汉安县名江安县。仁寿初（约601年），改南广县为南溪县。唐太宗贞六年（630年），唐王朝为安抚边境民族，与戎州置戎州都督府，以僰道城为治所，初设时只领有17个羁縻州，极盛时统领64个羁縻州，西南半壁军政中心形成（粗约统计，那时戎州都督府辖域面积约为今天宜宾市的十倍，故后世对宜宾有“西南半壁”之称）。唐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广大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大量设置羁縻州、县来领属和管理。那时，戎州都督府都督、戎州刺史、僰道县令同城共治，各司其职。代宗永泰五年（760年），诗人杜甫由成都经戎州出川，赋《宴戎州杨使军东楼》诗。唐德宗贞元初年（785年），韦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戎州都督府都督。他以戎州僰道城为军政中心，实施“西抗吐蕃，南抚蛮僚”的战略。贞元十年（794年），德宗派礼部郎中袁滋为持节册南诏使与副使崔佐时等到太和城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来去均经戎州。贞元册封，标志着唐帝国中央政府“西抗吐蕃，南抚蛮僚”的成功。穆宗长庆年间（821—824年），戎州治再迁南溪县城（今李庄对岸）。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戎州治迁回僰道县城。同年，马湖江（今金沙江）大水，州、县治同迁今岷江北岸。迁址以后，戎州地方官在岷江北岸大兴土木，新建的僰道城历时三年初具规模。今天，宜宾人习惯称江北做过州治和县治的地方为“旧州坝”。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宜宾县境创办蟠龙书院。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由眉州买舟东下，经戎州出川，会诗于今宜宾县牛口坝及当时戎州城等地。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诗人黄庭坚遭谪贬迁戎州安置约三年。在此期间，“蜀士慕从之游”，所写诗文，“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宋史.本传》），从思坡溪，到会诗沟，流杯池，锁江石，安乐泉，涪翁楼……为宜宾人民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至今，宜宾还流传着着黄庭坚在涪翁亭、丞相寺前的砚台石等地专设讲台孜孜不倦地给后生们讲学的故事。（下转第二版）

2018-09-14
“尚有北宋典型”:陆游对欧阳修散文的继承与发展——以游记和题跋为中心

期刊

陆游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的创作传统,对欧阳修尤为推崇。他对文章风格自然平易的主张,对文道关系的理解,都表明他在文学思想上认同和接受欧阳修的观点。他的散文学习欧阳修,《入蜀记》《天彭牡丹谱》师法欧阳修,与同时的大家相比,《入蜀记》较之范成大《吴船录》体制更为完善,内容更为丰富。题跋文继承发展了欧跋的学术考辨精神与语短情深的文体特征。较之同样学习欧阳修的周必大,陆游对欧跋的情韵之美有更好的发展,跋文的抒情性、文学性更强。总之,陆游是欧阳修散文的优秀继承者,是南宋散文的优秀代表。

李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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