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日期范围

-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学术论文

找到90516条数据

功废于贪行成于廉

报纸

设计参观路线、廉洁讲解词，开展廉洁文化讲解员专题培训等。三苏祠廉洁文化基地结合党员干部工作生活，制作含有廉洁文化元素的教育笔记本、黄荆条子“戒尺”等文创产品。编写《苏轼人生风范》《清廉东坡》等廉洁读本，制作《清风扬眉文艺汇演》光碟，形成三苏廉洁文化作品合集“一书两票三碟”。为深入贯彻落实省纪委机关、省委宣传部等五部门《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川纪发[2017]13号）文件精神，充分发挥廉洁文化基地在弘扬廉洁价值理念、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市纪委着力推进“1+6+N”廉洁文化基地体系建设，推动三苏祠廉洁文化基地上档升级工作，旨在将三苏祠打造成为省级精品廉洁文化基地，力争建成全国廉洁文化基地。《习近平用典》引用苏轼苏辙诗词文章达11次◎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苏轼《晁错论》◎临大事而不乱。———苏轼《策略四》◎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苏轼《陈侗知陕州制》◎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和董传留别》◎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苏轼《范增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苏辙《上皇帝书》◎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稼说·送张琥》◎以至诚为到，以至仁为德。——苏轼《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道德》◎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五个一：◎参观一次三苏祠廉洁文化基地◎观看一部家训家风专题影片◎听取一堂清廉东坡讲座◎阅读一本三苏廉洁文化读本◎欣赏一场三苏好家风文艺汇演三苏家风精髓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三苏廉洁文化内容◎以“亲”待人的处世宗旨主要体现：乐善好施，以民为本；抱诚守真，至善亲和；身处逆境，不忘他人。◎以“轻”待财的生活方式主要体现：非吾所有，一毫莫取；看轻钱财，不贪不占；反对奢侈，提倡俭朴。◎以“清”待物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克己奉公，不谋私利；以廉为本，整顿吏治；坚持清正，抵制奢侈。◎以“勤”待事的务实精神主要体现：勤政务实，政绩卓著；求真碰硬，直言敢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六进：◎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廉洁匾额祠内现存匾额38幅，多为后世名家所题。通过匾额，讲述三苏父子高尚的气节，以及优良的家训家风对苏氏一门的深远影响。如“养气”一匾昭示了三苏为人治学之宗旨“养吾浩然之气”；“是父是子”一匾对三苏父子的为人及成就的高度肯定等。廉洁楹联祠内现存楹联68副，多为后人敬仰三苏所书。通过楹联，追溯三苏父子的为官经历，引出具有教育意义的廉洁故事。如“明德亲民，政道怀仁遵孟子”“行云流水，文风放逸祖庄生”等。廉洁碑文祠内现存碑文155通，其中苏轼手迹拓文83通。这些拓文或展现苏轼家国情怀，或为苏轼为国为民的从政思想，亦或是苏轼在失意之时有感而作。通过这些碑文，可让观者深刻地感受到苏东坡那饱经宦海沉浮，即使一生坎坷，也始终不改的勤政、为民的衷心。廉洁刻石三苏祠堂区内设放有“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事烦而官不勤，莫如省事而厉精”等十处苏轼廉洁经典名句刻石。在银杏树下，以两旁的刻石为引，讲述苏轼的《六事廉为本赋》，点出三苏廉洁文化的主题“功废于贪、行成于廉”。

2018-11-29
千秋雪月共苏张（中）

报纸

张山人,生于公元1040年,名天骥,字圣途，徐州人氏。他满腹才华却不愿做官，醉心于道家修身养性之术，隐居云龙山西麓黄茅冈，自号云龙山人，以躬耕自资，奉养父母。他养了两只鹤，早晨放出，傍晚招回。人们习惯称他为张山人。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来徐州任知州，结识了张山人，不但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写出了千古传诵的《放鹤亭记》和《登云龙山》诗,以及若干首歌颂云龙山美丽风光的动人诗篇，为彰显徐州的历史文化增添了耀眼的光彩。苏轼任职徐州期间，和张山人交往的次数至少在十二次以上。今天，继续通过苏轼在徐州的诗作，感受他和张山人的友谊。（接22日晚报1版）四大约过了十来天，苏轼带领府衙的一群歌妓来访张山人，这是他和张山人的第四次交往。苏轼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他不论和什么人都能交上朋友，但和对方比较熟悉以后，他好设计一些小小的恶作剧捉弄对方，令其哭笑不得。他明知张山人不近女色，这一回他却带了一大帮歌妓去凑热闹。且看他写的《携妓乐游张山人园》：大杏金黄小麦熟，坠巢乳雀拳新竹。故将俗物恼幽人，细马红妆满山谷。提壶劝酒意虽重，杜鹃催归声更速。酒阑人散却关门，寂历斜阳挂梳木。“故将俗物恼幽人，细马红妆满山谷”，寥寥十四字把他导演的这场小小的恶作剧描绘得惟妙惟肖。“提壶劝酒意虽重，杜鹃催归声更速”，系双关语，“提壶”是一种鸟，发声如云“提壶芦”，“杜鹃”也是一种鸟，叫声似“不如归去”。这两句写得很巧妙，既表达了张山人欢迎他们来访热情招待的一番诚意，也暗示了张山人希望他们早点归去的真实心情。他们也很知趣，在酒醉饭饱之后，太阳还挂得老高的时候，就早早地打道回府了。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诗句中有时用的是反语。“故将俗物恼幽人”，表面看是“恼”，实际上隐含了苏轼的一番善意。他率一帮红粉前来，既为歌妓们提供了一次出外游玩的机会，也为张山人创造了一次接近女色的环境，看看以此能否激起他成家的欲望。即使没有达到目的，反正他的心意已经尽到了。五苏轼和张山人的第五次交往是在这年的重阳节。八月十二日，苏轼率领徐州军民战胜特大洪水的纪念性建筑黄楼竣工，九月九日重阳节，苏轼在黄楼举行盛大的落成典礼。各方名士三十余人参加典礼，“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热烈而隆重的气氛难以言表。这一天，可以说是苏轼一生中过得最愉快、最繁忙、而又最风光的一个重阳节，也是他入仕以来过得最愉快、最繁忙、而又最风光的一天。张山人在苏轼的热情邀请下,很愉快地参加了这次盛大的庆祝活动。六苏轼和张山人的第六次交往是在九月十七日下午。苏轼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王巩从汴京（今河南开封）来到徐州参加黄楼落成典礼，现在已在徐州过了十来天了，即将要离开徐州。在离徐前夕，苏轼邀颜复和张山人陪同王巩一同游览云龙山。可能是张山人先下山来，和他们一同用餐，饭后由张山人领路，一同登山。苏轼本来酒量就不大，挚友来访，心情过分高兴，喝多了点。走到黄茅冈时，晕晕乎乎，只觉得满冈的石头就像群羊一样，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好躺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从此，这块默默无闻的石头，经苏轼一躺，便名声大振，名列华夏六大醉石之一，后人名之曰“东坡石床”，成为一处有名的古迹。苏轼醒来以后，作了一首诗，题为《登云龙山》：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诗后有跋：“元丰元年九月十七日，张天骥、苏轼、颜复、王巩始登此山。”关于这首诗，起初，很多人误以为是苏轼喝酒喝糊涂了，本应是八句的诗他却只凑了七句。后来经方家指点，才知道原来这是一首每句押韵的柏梁体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首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成为一首家喻户晓的千古名作，成为一张宣传徐州和云龙山的响亮名片。七王巩九月十九日离开徐州。没过几天，杭州诗僧道潜从汴京徒步来到彭城拜访苏轼。道潜是北宋年间著名的诗僧，有“宋代第一诗僧”之誉。他原名昙潜，在杭州时苏轼给他改为道潜，说明他俩在杭州时已经相识，已经是很要好的朋友。九月末的一天下午，苏轼与舒教授、张山人一起陪同道潜游戏马台。苏轼兴致勃勃地写了《与舒教授、张山人、参寥师同游戏马台，书西轩壁，兼简颜长道二首》，现将第二首抄录如下：竹杖芒鞋取次行，下临官道见人情。天寒菽粟犹栖亩，日暮牛羊自入城。沽酒独教陶令醉，题诗谁似皎公清，更寻陋巷颜夫子，乞取微言继此声。舒教授名焕，当时任徐州教授，也是苏轼的好朋友。“沽酒独教陶令醉，题诗谁似皎公清”，陶令指陶潜（陶渊明），晋代庐山僧慧远与陶潜游，常沽酒饮之。皎公指唐代诗僧皎然。苏轼在此自比陶令，以张山人比慧远，以道潜比皎然。“更寻陋巷颜夫子，乞取微言继此声”，颜夫子指颜复（字长道），原任彭城令，现已去官，在彭城闲居，他也是苏轼的好朋友，此联有邀他写和诗的意思。这是苏轼和张山人的第七次交往。八第八次交往是在元丰元年（1078年）十月二十日左右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苏轼邀张山人陪同道潜乘月色放舟百步洪。百步洪是古代徐州著名的水上游览景点，游完后，苏轼兴味盎然，不仅在百步洪岸壁上挥笔写下“郡守苏轼、山人张天骥、诗僧道潜月中游”十六字题名，还写下千古名作《百步洪二首》。后来，十六字题名被制成刻石镶嵌在苏墨亭亭壁上，供游人学者鉴赏、临摹。《百步洪二首》更是备受历代名家的高度赞赏，成为古代描写百步洪这一壮丽景点的最光辉的篇章。（未完待续）谭敦容/文

2022-11-23
三生石上的友谊

期刊

说到友情,我想起两个故事:一个是唐代三生石的故事,一个是宋代张咏和傅霖的故事。三生石的故事是我在张岱的《西湖梦寻》中读到的,出处却是苏东坡的《僧圆泽传》,说的是知己生死之交的故事。唐代的李源,他的父亲是光禄卿,后死于安史之乱。父亲一死,原本风花雪月、豪爽挥霍的李源性情大变,不仕、不娶、不食肉,就住在原来的自己家、后来的惠林寺里。寺里有个和尚叫圆泽,通晓音律,和善歌的李源性情相投,成了知己,二人经常促膝谈心。后来二人一同出游,取道李源坚持要去的荆州。

潘向黎[1]
《史记集解》研究

学术论文

裴骃的《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史记》旧注，在史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集解》旁征博引古书和前人的旧注，对于目录学和辑佚学有重要作用;裴骃以徐广的《史记音义》为基础，对《史记》进行注释，同时多聚异本，在前人校勘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补充、案断，对于版本学、校勘学有重要作用。　　首先，在训诂方面的研究，训诂的内容，包括标音、训释词语、诠释句子、训释名物和典制等。裴骃注释《史记》通过各种标音方法，将《史记》原文中的古字和读音发生变化的字进行标音，方便读者阅读;对《史记》中的词语和名物制度进行解释，方便读者了解当时的制度;对《史记》的版本和文字进行校勘有功于版本学和校勘学。其次，裴骃引用大量典籍对《史记》进行注释，所引用的书籍有很多都已经亡佚了，裴骃的引用保存了许多亡佚书目和资料，为后世辑佚古籍提供了帮助。裴骃注释《史记》时还注重对史实进行补充，有功于史料学。再次，《史记集解》的注释方法多样，最大限度地保存前人的注释成果，为后来研究《史记》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史记集解》的成就在于为后世注释《史记》者提供了成功的典范，同时留下了发挥的空间，《集解》的不足表现在注释疏漏、注释错误、前后矛盾等方面。　　《史记集解》的成书为后世注释《史记》者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但是也有不足之处，可是其成就是主要的，巨大的。本文试图从训诂、引书、注释特点等方面对《史记集解》作一全面的探究。

艾丽丽
后记

会议论文

<正>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理论创新发展,总结近年来首都统一战线理论实践发展,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北京统战理论研究基地于2013年12月25日下午在北京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了"2013统一战线前沿问题研究——统一战线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理论研讨会"。

编者；
李白儒学思想与诗歌研究

学术论文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一张名片,李白作为名片上的主角,其诗歌的研究一直是最为热门的话题。其作品表现出的那种昂扬的斗志和一泻千里的气势历来备受人们称颂,“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语言风格千百年来备受推崇。李白个性豪放不羁,诗风飘逸,加之名士司马承祯称有仙风道骨,因此,文学史上称之为“诗仙”,是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然而,结合其生平以及体味其作品发现,李白一生主要受儒家思想影响为主,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影响至灵魂深处,甚至融入他的血液里。儒家思想不仅影响李白入世理念,儒家诗教观还启发他的文学理念,指导他的文学创作。本文拟分四章来探讨李白儒学思想与文学之关系,结构如下:　　第一章论述初盛唐儒学思想发展概况。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是对儒学思想进行界定,文章所言儒学思想是指孔子创立,后世学者继续发展的先秦儒家学说。第二节是叙述初盛唐儒学思想发展背景。孟子曾言“知人论世”,即阅读作品要了解作者思想、知道其生活时代环境,才能真正明其作品内涵。李白生活主要集中在盛唐时期,唐统治者施行儒释道三教并用政策,开明的文化环境必定对世人性格塑造有一定影响。因此,第二节是梳理初盛唐时期儒学思想发展脉络,以期了解初盛唐时期儒学思想发展根源以及儒学发展环境对李白儒学思想的滋养。　　第二章分析李白儒学思想的具体表现以及李白儒学思想形成原因。本章主要探讨李白在儒学思想影响下表现出的积极入世的政治渴求与事君荣亲的伦理思想,以及影响诗人儒学思想形成的社会、家庭、交游等原因。　　第三章阐述儒家诗学观对李白诗风的影响。本章主要论述儒家诗学观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通过对李白诗歌进行具体分析,发现其诗歌与《诗》关怀现实、言多讽兴的艺术精神密切相关。　　第四章主要对李白反儒非孔诗进行辨析。多数学者认为李白是忠实的道教徒,认为诗人反儒非孔。本章运用统计学方法,对李白具有“反儒”言论的诗歌一一辨析,使其真正思想内涵得以昭示,认为李白不仅不反儒,相反他对儒家思想是极为推崇的。

赵朝芳
苏东坡与蚕丝被

报纸

话说苏东坡再次由惠州贬到海南，去海南必须从雷州半岛渡海。雷州正是他弟弟子由贬谪之处，苏东坡刚到雷州，便在雷州与弟弟相聚数日，方往琼州。雷州太守仰慕苏氏兄弟久已，他今闻苏东坡到此地停留数日，甚是愉悦。他予二人设盛大酒宴接待，宴后太守陪同苏轼兄弟二人考察雷州风土人情，到一村，见一群村姑正在缫丝，苏东坡觉得非常奇怪，问：“此物岂非苏杭才有？”太守曰：“种桑养蚕在雷州久矣！”东坡信手拈上几个蚕茧更觉奇怪：“想不到此地也产蚕茧，且这蚕丝比苏杭的更细致柔软！”这里的蚕丝蓬松度好，质感绝不亚于苏杭的。那些妇人一边抽蚕丝，卷成一扎一扎，另一些妇人就将这些蚕丝加工做成蚕丝被。太守向苏东坡介绍种桑养蚕情况时，发觉其精神萎靡，问因，苏辙曰：“广东天气潮湿，气候不适，已数日未成眠，甚是烦恼。”太守暗想：蚕丝有助睡眠，何不送一床与大学士！当日即抱来一床蚕丝被送与东坡。当晚东坡盖上，遂酣然入睡，梦见自己是一条天蚕，正破茧而出。第二天天气晴朗，惠风和畅，苏东坡昨晚美梦一宿，气色佳、心情好，太守便邀一起郊游，行至西湖及天宁寺时，目睹了该寺高雅之风采。为其环境清幽所感，诗兴大发，题词“万山第一”，以匾其门。“万山第一”的内涵应该是这座山腰上的天宁寺是中国所有山上的寺庙冠军。刘禹锡的《陋室铭》写得好，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中国最好的山几乎都被神仙居住了，山因为有古庙而为天下人所知。雷州的天宁寺依山而筑，坐北朝南，左辅城关，右瞰西湖，丛林幽静，山环水绕，风景优雅。从风水学来看，它山环水抱，山不高却绵延百里，此地乃真正的风水宝地。它山虽高大雄伟，却没有形成龙脉之势。而天宁寺聚天地之精华，凝山川龙脉之灵气，坐落于宝地之心脏，乃宝地之宝地也。苏东坡登上天宁寺，南眺西湖，长桥卧波，迈岭尽收眼底。因此苏东坡写下了“万山第一”送给天宁寺方丈。后来，据说，许多客人到了海南非常不习惯那里的潮湿天气，晚上总睡不好。而苏东坡到了海南，他每天精神都很好，因为他带上了雷州太守送给他的那张蚕丝被，即便在夏天盖上了它，也有凉爽的舒适之感，以致后来苏东坡便把海南当家乡一样，舍不得离开那里。一千年以后，人们只记得苏东坡在天宁寺挥墨之“万山第一”，却忘记了那张改变了他心情，使他诗兴大发的蚕丝被。正如苏东坡当年的在“乌台诗案”中的突围，人们只知道苏东坡没有被杀头，最后被贬到黄州。却没有人知道那位奄奄一息的太皇太后临死前救了苏东坡。更没有人知道关键的时候，吴充冒险帮了苏东坡，宋神宗谈起曹操的时候，对吴充说曹操气量小，不料吴充说：“曹操气量小也容得下一个祢衡，怎么皇上就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于是，神宗决定赦免了苏东坡，将他贬到黄州自省去。

苏水琼

2011-12-12
庄子哲学对朝鲜后期天机论的影响

学术论文

韩国作为东北亚汉字文化圈的一个重要文化区域，既受到佛教和儒家的影响，也受到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的影响。天机论是朝鲜前期传入朝鲜，于朝鲜后期得到发展的诗文创作理论，是朝鲜后期对追求“天机”、“真机”、“天真”的现象和态度的概括。本文选定的朝鲜后期天机论的代表人物有洪世泰、李天辅、赵斗淳、金昌协、崔成大、李钰、洪良浩、洪大容及朴趾源，分别选取他们1-2篇天机论代表作品（序跋文）进行研究。朝鲜后期天机论诗人接受了庄子的平等、自然和自由思想，并把庄子哲学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在庄子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特色。虽然天机论者们接受庄子哲学，有对庄子哲学用语和话语的借用，也有对庄子思想的借鉴，但也有不同于庄子哲学思想的内容。即，第一，朝鲜后期天机论接受了庄子的平等思想，主张自然万物的平等，人与自然的平等，同时强调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及地位的平等。不论士大夫阶层的官人文人，还是中人阶层的委巷文人，在文学创作上都处于同等的地位。第二，天机论接受了庄子的自然思想，主张顺应自然、以自然为美及万物出于自然的思想，同时在文学创作上，提倡文章应出乎自然，真正的文章应反对矫揉造作，反对模仿及辞藻的堆砌。第三，天机论接受了庄子的自由思想，追求不受世俗拘束的精神自由境界，同时肯定自由的文学，反对一味模仿的创作文风。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朝鲜后期天机论的文学思想与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庄子思想的影响有深刻的关系。庄子哲学对朝鲜后期天机论的影响研究，可以说是研究哲学对文学的影响的一个重要契机，对比较文学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邱峰
两宋之际《诗经》学研究

学术论文

宋代是《詩經》學發展、演進的重要時期,它上承漢唐,下啟明清,又以變古革新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方面,宋代學者突破了漢唐註疏的藩籬,開始注重研討《詩經》的文學性質,宣發情性,豐富了《詩經》的文學闡釋。另一方面,宋代理學的發展,開創了以理解《詩》的新篇章,形成了宋學特色的《詩經》學。此外,宋代學者疑《序》刪《詩》,批駁毛鄭,拓展了《詩經》學研究的視域,沾溉百代,啟迪後學。回顧以往的宋代《詩經》學研究,學界對於名家名著、熱點問題,研究深入而繁多,但有時亦令人感到有疊床架屋之嫌。譬如歐陽修、朱熹的《詩經》學研究論文都在百篇以上,同樣的問題、相似的結論一再宣說。而對於一些空白領域卻鮮有探索,許多碎片化的材料也沒有串聯,以至於很多重要的問題沒有釐清。譬如兩宋之際（北宋徽宗至南宋高宗）,這一轉折過渡時期的《詩經》學,至今沒有人深入、全面梳理。有鑒於此,本論文對兩宋之際的《詩經》學展開研究,先搜羅1佚了近10萬字的兩宋之際的三位重要《詩經》名家的著作;後以文獻為本,全面研討了此階段的《詩》學,對於以往學界忽視的董逌、李樗、曹粹中、陳鵬飛等都有全面的討論。尤其是楊時《詩義辨疑》、曹粹中《放齋詩說》、陳鵬飛《詩解》的1佚完成,一改三家《詩》學無本可考的局面,更澄清了以往諸多疑問。本文除去緒論、結論、附錄以外,共有9章,分為上下兩編。上編以專題研究為經,下編以專人專書研究為緯,在經緯交織中冀望可勾勒描繪出兩宋之際這近七十年的《詩經》學面目。具體而言:上編共討論了“兩宋之際的《詩經》學嬗變”、“兩宋之際《詩經》學的小學研究”、“兩宋之際《詩經》學與經筵”、“兩宋之際《詩經》學的文學闡釋”這幾個重要專題。此時期的《詩經》學嬗變主要在於兩點:一是王安石新學的終結,二是對漢唐註疏的依傍與回歸。王安石變法革新,其《三經新義》頒于官學,天下考生奉為圭臬,雖然新法后遭廢除,批駁新學者亦多,然王安石《詩經新義》影響波及了北宋中後期,即便到了南宋依然很多學者研習討論。兩宋之際的楊時是批評荊公新學最為激烈的名家學者,其著《三經義辨》專攻王氏《三經新義》。而南宋初的李樗對王安石經說較為客觀,雖然批評不少,但亦有讚揚與採納王說者。總體來看,兩宋之際是新學終結的時期,但也是部分經學家客觀看待王安石經解的時期,因為隨著時代的推移,新政變法已成過往,王氏《三經新義》和政治科舉已無多大關係,學者可以以經學本位去審視探討其學術中的短長。故雖諸家皆批評王氏為變法張目而曲解經文,但對王氏經說合理者亦多採信。眾所周知,北宋歐陽修、蘇轍掀起對於漢唐註疏的批駁,蘇轍更是疑序派的代表學者。其後宋代學者“擺落漢唐”,興起了疑經變古的巨瀾。現今學者提及宋代經學,幾乎無不標舉“疑經變古”四字。然而,本文經全盤觀照審視,對比各家經說,認為此時期的學者對於漢唐註疏依傍較多。各家經解不少是承習《毛詩註疏》的舊說,甚至多有節抄、化用註疏原文者。平心而言,北宋學者各逞才志、各自論說,突破漢唐藩籬,或如歐陽修者以詩心性情解《詩》,或如王安石者為變法張目而談經立論,百家爭鳴,極似戰國諸子之風氣。至南宋朱熹、呂祖謙等醇儒學者,宣揚義理圣化,聚徒講學,矻矻兀兀,皓首窮年,極似漢儒風氣。兩宋之際正是自戰國諸子之風到漢儒風的轉折過渡時期,一定程度上出現了依傍漢唐舊注的特點,這是以往學界所忽視的。兩宋之際另一極為重要且有特色之處是此時學者對《詩經》小學的探索。最值得稱道的是吳棫對《詩經》古音的探索,開創了古音古韻研究的先河,在中國音韻學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鄭樵、李樗、曹粹中、董逌等眾多學者對《詩經》的名物訓詁、禮制度數皆有研究。此些都是北宋諸家所未涉及,而南宋繼武者亦鮮的。譬如《詩經》古音的探索,雖然朱熹頗為關注,但其卻誤解了吳棫的音學理論,而產生了廣受後代批評的叶音說。自吳棫之後,南宋再沒有出現能和他比肩的《詩》古音研究者。南宋後期漢學訓詁一派的《詩經》學者以王應麟為大成者,然而王氏對於三家詩異文的研究,仍有稍遜于兩宋之際董逌之處。以往由於董逌《廣川詩故》的亡佚,學界對這一問題缺乏清晰的認知。近年吳國武先生1佚了《廣川詩故》,虞萬里先生又發表了《董逌所记石经及其＜鲁诗＞异文》一文,才稍揭示了董氏《詩》學的重要價值。兩宋之際的經筵由於資料亡佚很多,諸多問題難以考證了。不過此時期仍有三種《詩經》經筵講義流傳下來,即劉一止《毛詩講義》、廖剛《毛詩講義》、張綱《毛詩講義》。此三種學界研究較少。對比來看劉一止的篇幅最短,廖剛、張綱涉及篇目較多,很能反映出當時經筵講《詩》的特點。關於此時期《詩經》文學闡釋的問題,本文主要從諸家學者對《詩經》藝術性質和藝術手法的探究、對詩歌理論和詩歌創作審美的影響展開討論。此時的學者在繼承歐陽修以情解《詩》的理論上,進一步注意探討《詩經》所包含的人情、詩韻,擺脫經學本位,真正還《詩》之為詩的本來面目。譬如《詩經》中一些閒情、勞動的歌謠,此時一些學者可坦言其無王道教化深意,而是一時詩人閒情的歌詠,此無疑是擺脫傳統毛詩學派的束縛,而能以文學體認詩情。自北宋起,學者開始標舉《詩經》作為百代詩歌之祖的權威地位,批評鑒賞、指導詩歌創作。兩宋之際正是這類詩歌藝術理論發展和凝結的時期,詩人、學者的研討和宣說,大大豐富了宋代的詩歌理論。本論文下編是專人專書的研究,一共五章,討論了楊時、董逌、陳鵬飛、曹粹中、李樗五位代表學者的《詩經》學。楊時的代表作是《詩義辨疑》,專為攻駁王安石之書而作。本文對此作了詳細的討論,還考證了楊時《三經辨疑》成書、流傳的相關問題,澄清了學界以往的一些誤解。董逌的《廣川詩故》是此時最具特色的一部作品,文獻價值巨大,可惜以往學者並未注意研究。董氏深諳訓詁考據之學,金石古籍頗富,其《廣川詩故》不但大量記錄三家《詩》的異文,還引用了許多今已亡佚的唐前古書,不少記載是南宋後期王應麟也未曾見到的。本文對董氏徵引古書作了較為全面的梳理與辨證,力圖揭示此一在宋代《詩經》學史中獨樹一幟的學者的學術內涵。陳鵬飛《詩經》最值得稱道之處在於其對《魯頌》諸篇思想藝術的批評,甚至提出了《魯頌》可廢的說法。曹粹中和李樗各自代表了地域性的《詩經》學研究。曹粹中是四明人,在兩宋甬上《詩》學傳承中具有重要地位。李樗是閩人,和林之奇開創了三山學派,其《毛詩詳解》則反映了南宋前期三山學派的經學特色。總之,兩宋之際的《詩經》學有繼承、有新變,不僅在宋代《詩經》學史中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在整個中國古代經學史中亦有特殊的價值。本文力圖通過文獻的1考、闡釋,全面深入的探究此時《詩經》學的面貌特質,彰顯其在中國經學史中久被忽視而又亟需重視的歷史地位。

朱学博
民国湘籍学者的荀子研究

学术论文

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荀子思想带有强烈的现实性，且有很多观念与西方思想具有共通之处，受到了民国时期学者的重视。民国湘籍学者的荀子研究也在此时蓬勃发展起来。<br>　　民国湘籍学者的荀子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受晚清湖湘学术重考据的影响，湘籍学者对荀书进行了考校，展示了民国湘人沿续朴学研治荀学的概况。其中杨筠如通过荀子文本的分析以及姓氏的考订，对荀书真伪进行了判断，杨树达结合修辞语法注释《荀子》，体现了杨树达受西学影响对传统训诂学的发展和创新，鲁实先旁征博引，对荀书中的地理器物、历史典故进行了考证。另一方面受近代中西交融及社会进步的影响，湘籍学者重点阐释了荀子的哲学、政治、经济和教育思想，其中刘鼒和比附西学对荀子人性观和名实观进行了讨论，认为荀子名实观符合西方逻辑学原理。谭戒甫对荀子名实观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重点分析了名实观中“离心“的含义，以及五官与心的关系。杨筠如全面的探讨了荀子与古代哲学、宗教、政治、经济的关系，其观点鲜明，论据广泛充实，论证也颇为合理。马非百、杨荣国对荀子的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荀子经济思想中的分配制度以及开源节流思想。杨荣国、罗焌又对荀子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研究，不仅细致论述了荀子教育思想的内涵，也指出荀子的教育主旨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br>　　当前湖湘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晚清，对民国时期的研究相对不足。通过梳理与总结民国湘籍学者的荀子研究成果，既能展示湘籍学者个人治荀的成就，也能体现民国湖湘文化的特点，有较大的学术意义。

杨亢

到底了

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