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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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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学视野下的屈原赋研究

学术论文

屈原赋的美学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楚辞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屈原赋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香花香草的意象运用、缠绵悱恻的抒情艺术、弘博丽雅的语言风格等等，都具有特定地域文学艺术的美学特征，同时也是一种人与自然审美交融、和谐共振的生态审美呈现。　　屈原赋生态审美的形成有多重因素：一、楚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并滋养了诗人的审美心灵。自然环境不仅为屈原提供早期的审美对象和审美体验，而且对诗人的整个审美心理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二、楚国巫神文化对自然信仰的保留促成了诗人对自然的浪漫主义想象。巫觋文化将“万物有灵”原始自然观保留下来，这不仅促进屈原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也丰富了屈原对自然界的理解。三、《诗经》比兴手法的运用开创了诗歌感发传统的先河。比兴手法从审美主体的感受角度出发，扩展人对自然美的审美知觉，丰富了自然的审美内涵，为屈原赋时期的自然审美奠定了审美基础。屈原赋生态审美的具体呈现方式有两种：一种呈现方式是物我合一，情景交融;另一种呈现方式是虚实相合，人神一体。在对自然生态进行审美时，屈原以其独到的审美把握能力赋予自然物以深厚的象征意蕴，使自然美与人格美、人情美完美结合，构建美美与共的象征体系，体现出人与自然相互交融、完美契合的生态和谐美。由此可见，屈原对自然的审美不是一种单纯的审美行为，他不仅融入了大胆的想象，更重要的是他融入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人生体验，折射出其浪漫主义的自然至美取向和本真的生存态，这些都是富有个人体验的生态审美形态的体现。　　屈原赋的生态审美对现代生态文明的启示在于其对自然的开放态度和审美态度上。前者表现为诗人对自然之丰富性和神秘性的充分接受和内化，由此获得心灵的广阔天地，收获人生之意义的多重寄托，这与现代工具理性下将自然物质化、资源化等一元论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表现为诗人对自然美的敏感和推崇，由此获得一种审美的生存状态，这与现代人对自然环境的忽视和破坏形成鲜明的对比。

邓康丽
探析苏轼史论文中的“三国正统”观--以《魏武帝论》和《诸葛亮论》为例

期刊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政治人物,在衰微腐朽的乱世中鼎足而立,各自展现了其不同的立场和政治主张。自宋朝始,对魏、蜀、吴三国孰为正统的讨论正式展开,苏轼写作《魏武帝论》和《诸葛亮论》,以对两个具体历史人物的分析为切入点,展开了对曹魏和蜀汉两个政权的思考。他认为曹操和诸葛亮在用人和战略布局等方面各有千秋;也并没有一味推崇某一个政权。苏轼观点的形成既与他本人的遭遇有关,也可以看成是北宋"三国正统论"过渡时期的一个缩影。

黄如嘉[1]
大文豪遗愿化为万顷湖

报纸

千古龙飞地，大美云龙湖。云龙湖位于市区南部，原名石沟湖，又名尔家川、簸箕洼、石狗湖。苏轼任职徐州时，多次来此考察，并留下美好心愿：“若引上游丁塘之水以注，则此湖俨若西湖，徐州俨若杭州”。一年后苏公别徐调任，只能将这一美好愿望，深深埋在心里。悠悠千载，遗愿成真，昔日的石沟湖变成了碧波万顷、如诗如画的云龙湖，成为徐州最具魅力的5A级旅游风景区。云龙湖以自然山水风光为特色，以苏轼文化、两汉文化、彭祖文化、诗词文化为主要内容，传承历史，贯通古今。苏子遗愿千载传承徐州西南三十多里处（今铜山区汉王镇境内），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其中一山为丁塘山，山下有拔剑泉（又名丁塘湖），湖边有汉高祖皇帝庙，庙中有刘邦试剑石。宋神宗熙宁十年六月十五日，阴雨连绵，徐州受涝。苏轼与苏辙一起，策马来此，入庙祭祀，祈求雨停。苏辙应兄长之嘱，作《祈晴文》，应庙主之请，作《汉高祖庙试剑石铭并叙》，叙中曰：“熙宁十年，蜀人苏轼为彭城守，弟辙实从，入庙观石，而为之作铭”。苏轼与苏辙归来，途经石沟湖，灵感突发，对苏辙说：“若引上游丁塘之水以注，则此湖俨若西湖，而徐州俨若杭州”。一年后苏公调任湖州，只能将这一美好的愿望，深深埋在心里。北宋以来，云龙湖数易其名。最早曾名“簸箕洼”。此处本为一片沼泽地，坑坑洼洼，茅草丛生，东有云龙山、泉山，南有大山头、拉犁山，西有韩山，惟北缺一口，形如簸箕，故依其形而名“簸箕洼”。此湖又名“石狗湖”。据《道光铜山县志》记载：“石狗湖，多雨时则南山之水尽汇于此，积久不退，昔人作石狗镇之，故名石狗湖”。另传，明朝万历年间，山下湖边住一老石匠，养一条大黑狗，相依为命。一日，大黑狗被一财主打死，剥皮为其治病。老石匠悲痛之余，按大黑狗模样，雕成石狗，置于湖边，石狗不仅看家护院，而且通灵显圣，涝时能吸水，旱时能吐水，百姓旱涝保收，石狗成了神狗。人们为纪念石狗，就把此湖称为“石狗湖”。在苏轼知徐州期间，云龙湖又名“石沟湖”、“尔家川”。石沟湖的名称，最早见于苏轼诗作《答王定民》。诗中曰：“开缄奕奕满银钩，书尾题诗语更遒。八法旧闻宗长史，五言今复拟苏州。笔踪好在留台寺，旗队遥知到石沟。欲寄鼠须并茧纸，请君章草赋黄楼。”当时王定民在湖北通城任县令，能书善诗，清正廉洁。得知苏轼知徐州，不远千里，前来拜访，一见如故，遂成好友，吟诗作赋，盘桓多日。不久，王定民在南山（后称户部山）台头寺挥笔赋诗后，与苏轼话别。苏轼率领旗队相送，出南门，入官道，一直送到石沟湖。“笔踪好在留台寺，旗队遥知到石沟”，就是讲的“定民留诗、苏子相送”的故事。苏轼诗中的“石沟”，就是指的石沟湖。返回途中，苏轼带领友人与属下，重上云龙山。站在山顶，向西眺望，但见一片洼地，水明如镜，犹如一条大石沟，其沟三面环山，一面临城，紫气腾腾，清风阵阵，不禁连声赞曰：此乃宝地也！他日归隐此处，我愿足矣！不久，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太守，万人相送，感慨万千。他在《罢徐州，往南京（商丘），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中，倾诉了对彭城父老的深情，对徐州风物的留恋。第五首中有：“卜田向何许，石佛山南路。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秔稌。山泉宅龙蛰，平地走膏乳”。诗句中的石佛山是指云龙山，尔家川就是指当时的石沟湖。“尔”是个多义词，可以作为第二人称的代词，如“尔等”；也可以作为某种事物的代词，如“尔日”、“尔为”等。根据徐州的地形，“山南路”显然是指泰山、云龙山南侧的东西路，在这条东西路的北侧就是当时的石沟湖，位于云龙山下。苏公的诗作，向我们展现了当年尔家川的美丽风光：云龙山下，积水成湖。山泉吐瑞，宅龙蛰伏。稻麦飘香，油菜流苏。野鸭成群，雄鸡起舞。百鸟和鸣，牛羊欢呼。在苏轼眼中，当时的石沟湖，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多次萌生在此买地建房的想法。此湖又名苏伯湖。据《重修云龙湖碑记》载：“云龙湖向以石狗湖名之，上承玉带河，溯源拔剑泉，下与奎河相通，雅称苏伯湖，以缅东坡治水之功也。”《新千年整理版——徐州府志》载：“城西南三里，有石狗湖（古曰簸箕洼。明潘季驯挑奎河，起苏伯湖，盖新此湖也。）”又载：“河臣潘季驯挑奎山支河，起苏伯湖入小河即此。”苏轼曾设想开通拔剑泉通往石沟湖的水道，但他的愿望未能实现便抱憾离徐。为缅怀苏轼当年的治水之功，故云龙湖又有“苏伯湖”之雅称。万人筑堤锁住蛟龙石沟湖演变为云龙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当时，每逢汛期，湖水暴涨，淹没农田，冲毁房舍。水退后，湖心仅有少量积水，难收养鱼灌溉之益。为此，市委、市政府决定挖土筑堤，扩湖蓄水，变水害为水利。1958年秋，万人出动，军民联手，打响了整治、扩建石狗湖的大决战。云龙山西坡的彰军碑碑文记载了这一历史。碑文曰：“古城徐州，群山环绕，地势低下。城西南石狗湖，三面临山，一面近城，集水面积达五十四平方公里。每至汛期，湖水泛滥，人民深受其害。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徐州的防汛工作。一九五八年决定治理石狗湖。翌年秋，驻徐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八军等部队和全市人民并肩作战，筑起了东起云龙山麓，西至韩山，长达四千多公尺的大坝。一九六三年进行加固，并将石狗湖改名为云龙湖，湖面达七千多亩。为纪念驻徐部队对徐州人民的大力支援，将大坝命名为八一大坝。云龙湖底高于市区，原唯一的排洪道奎河又从市区内流过，形成悬瓴之势。中共徐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为确保城市建设、人民安全和铁路畅通，从根本上解除水患，于一九七五年，决定再次加固大坝，并横穿云龙山开凿溢洪道，以便紧急时避开市区直接泄洪。一九七六年春，担负施工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六军、第十二军广大指战员、徐州矿务局一零六工区、江苏省丰沛矿区第二工程处职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开山凿石，日夜奋战。四十六军战士李建华和盛明亮在施工中光荣牺牲。一九八二年五月一日，长达两千公尺的溢洪道及其辅助工程胜利竣工，连同原来的湖堤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统，至此不仅解决了汛期洪水的威胁，而且对农田灌溉、水产养殖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并为南郊风景区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为表彰驻徐部队在建湖工程中的功绩，特立是碑，以记其事，使徐州人民世世代代永志不忘。”建成后的十里长堤，如同一道钢铁长城，锁在东西两山之间。堤上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堤下碧波荡漾，沙鸥翔集。正是：军民携手，同修钢铁长城防旱涝；山水联姻，共创太平盛世享安康。后人有诗为证：龙山坡下路东旁，五彩金亭瑞气昂。难忘当年苏子梦，犹闻十里号声扬。车轮滚滚红旗展，山炮隆隆大地黄。挖取石沟千顷土，筑成钢铁一堤墙。巍巍大坝传佳话，闪闪云湖润小康。喜看军民挥彩笔，并肩又写大文章！十里长堤建成后，徐州军民遵循苏公遗愿，在云龙湖和丁塘湖之间，开出一条玉带河，将拔剑泉之水引入云龙湖，使云龙湖的水质大为提升。不久，又将玉带河与大运河贯通，随时为云龙湖补水，确保云龙湖保持一定的水位和蓄水量。（下转13版）

2017-09-22
苏轼思想“大杂烩”论辨

期刊

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认为“苏轼思想的显著特点是‘杂’。……是融合佛、道、儒三家的大杂烩。”其他文学史书及近年来的许多文章论著均重复这一观点。其实,如果我们从微观角度深入一些,“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鲁迅《题未定草》),就会发现苏轼思想并非是“杂烩”一锅,而是有变化的。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

李庆皋
苏东坡与贾耘老的友谊

报纸

H圣昌湖州贾耘老是古代的一位穷秀才，虽然有不错的文化功底，但由于一直未考取功名，所以没有官职。一直过着很贫穷的生活。《乌程县志》载：“贾耘老原名贾收，喜饮酒，家贫。”《苕溪渔隐》说：“贾耘老旧有水阁在苕溪之上，景物清旷。东坡作守时屡过之，题诗画竹于壁间。”贾耘老是和苏东坡同一时代的人物，苏东坡到湖州任太守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他。那时，贾耘老在苕溪上面建了一座水阁安家，并将水阁起名为“浮晖”，自称为“浮晖老人”。宋朝词人沈会宗曾赋词称道：“景物因人成胜概，满目更无尘可碍，等闲帘幕小栏杆，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风如有待。谁信门前车马隘，别是人间闲世界。坐中无物不清凉，山一带，水一派，流水白云长自在。”关于水阁的具体位置，据说在今湖城潮音桥附近。《梅涧诗话》里也有诗称赞：“卜居求静处，喜傍碧溪湾。隔岸高低柳，当轩远近山。天开图画久，人共水云闲。闻说贾耘老，旧曾居此间。”水阁虽然简陋，但却风雅别致。坡翁因而常去那里光顾和贾耘老喝酒吟诗。据《嘉泰吴兴志》记载，有一次，苏东坡经过水阁时发现贾耘老非常贫穷，就在一张纸上画了古木怪石留给贾耘老，他在纸后面写道：“今日舟中霜寒，十指如悬槌。适有人致佳酒，遂独饮一杯，醺然径醉。念贾处士贫甚，无以慰其意，为作古木怪石纸，每遇饥时辄一开看，饱人否？若吴兴有好事者，能为君致米三石酒三斗，便当以赠之，不尔，可令双荷叶收掌（双荷叶即耘老侍妾）。”《苏轼诗集》载有多首和贾耘老有关的诗歌。卷八有《和邵同年戏赠贾收秀才三首》。1072年，苏轼任杭州通判，根据上级要求他到湖州视察水利建设情况，在湖州太守孙莘老为他举办的一次酒会上，苏轼遇到邵同年和贾耘老。邵同年即是和苏轼同年登进士第的邵茂诚。《苏轼诗集》卷八注云：“茂诚与余同登进士第，十有五年，而见之于吴兴孙莘老座上。”按时间推算，苏轼中进士为嘉佑二年，即1057年，往后推15年，即1072年。其一：倾盖相欢一笑中，从来未省马牛风。卜邻尚可容三径，投社终当作两翁。古意已将兰缉佩，招词闲咏桂生丛。此身自断天休问，白发年来渐不公。其二：朝见新荑出旧槎，骚人孤愤苦思家。五噫处士大穷约，三赋先生多诞誇。帐外鹤鸣匳有镜，筒中钱尽案无鮭。玉川何日朝金阙，白昼关门守夜叉。其三：生涯到处似樯乌，科第无心摘颌须。黄帽刺船忘岁月，白衣担酒慰鳏孤。狙公欺病来分粟，水伯知馋为出鲈。莫向洞庭歌楚曲，烟波渺渺正愁予。当时，苏轼和贾耘老刚认识不久。苏轼1071年任杭州通判，在一次“有美堂”观赏题咏时，他着人抄录所有题诗，隐其名而判定高下，结果贾耘老所作诗获得最佳。由于交通不便，苏轼虽然已经知道贾耘老大名，但对其还不很熟悉。真正跟贾耘老交上朋友，是苏轼来湖州以后的事。苏轼诗中说“倾盖相欢一笑中”，是指他们才认识不久。第二首诗中苏轼引用了几个典故，一个是作《孤愤篇》的韩非，他有才但是没有被重用。第二个是汉代的梁鸿，他曾经作《五噫之歌》，因此遭到肃宗反对，而被迫隐形改名。第三个是司马相如，他曾经作过三赋，即《子虚》、《上林》、《大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怀才不遇而且过得很贫穷的生活。他们的一些文人特点在贾耘老身上也都存在。实际上苏轼是将贾耘老比作历史上这些名人。所以，在此苏轼是很看重贾耘老的。最后，苏轼用卢仝比贾耘老，卢仝自号玉川子，他曾经说过，“夜叉当昼不肯启，夜半醮祭夜半开。”苏轼诗中说“玉川何日朝金阙，白昼关门守夜叉”，是戏称贾耘老怕老婆，白天还在家里守着老婆，你何日才能得到解脱啊！夜叉比喻老婆凶悍。而此时的贾耘老已经有了再娶的打算。古代纳小妾是比较普遍的事，苏东坡和一些朋友后来还为贾耘老纳了一名小妾。并且他还为此妾取名“双荷叶”。有人不理解为何取“双荷叶”名，后来有人研究得知，温庭筠词曰：“裙拖安石榴，鬓偏荷叶。”因为此女“两鬓并前如双荷叶，故以名之。”《乘舟过贾收水阁，收不在，见其子，三首》其一这样写道：“爱酒陶元亮，能诗张志和。青山来水槛，白雨满鱼蓑。泪垢添丁面，贫低举案蛾。不知何所乐，竟夕独酣歌。”陶元亮即是陶渊明，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甘心情愿去乡下种地，以作诗和饮酒为乐。张志和是唐时从金华来湖州的诗人兼画家，他潇洒倜傥，乘一叶扁舟，出没在苕霅间，他的渔歌子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脍炙人口。苏轼在湖州，外出游走或是去办公事，也都是依靠航船来解决，因为湖州四面环水。航船出行每一次几乎都要经过贾耘老的水阁。这三首诗便是途经水阁时作。诗中把贾耘老比作能喝酒的陶渊明，能作诗的张志和。湖州法华山是湖州最高的一座山脉，登上法华山可以鸟瞰整个湖州地貌，可以清晰地观赏太湖虚无缥缈的风景。苏轼诗《又次前韵赠贾耘老》记录了苏轼跟贾耘老一起登上法华山的事：具区吞灭三州界，浩浩荡荡纳千派。从来不著万斛船，一叶渔舟恣奔快。仙坛古洞不可到，空听余澜鸣湃湃。今朝偶上法华岭，纵观始觉人寰隘。山头卧碣弔孤冢，下有至人僵不坏。空余白棘網秋虫，无复青莲出幽怪。我来徙倚长松下，欲掘茯苓亲洗晒。闻道山中富奇药，往往灵芝杂葵薤。诗人空腹待黄精，生事只看长柄械。今年大熟期一饱，食叶微虫真癣疥。白花半落紫穟香，攮臂欲助磨镰鎩。安得山泉变春酒，与子一洗寻常债。具区，是太湖的别称。诗人登上法华岭，看到太湖浩浩荡荡，气势澎湃。顿时感觉到人生的渺小。“今朝偶上法华岭，纵观始觉人寰隘。”贾耘老告诉他今年的农事情况，“乡下的稻子只遇到一点小虫，并无大碍。”诗人听了更加高兴，今年大熟没有问题，这一点微虫算什么？到时他将和耘老一起喝一个痛快。公元1079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在遭受诬陷被关了三个月以后才得以释放。在苏被捕期间，贾耘老率部分老百姓为苏轼作道场近一个月，他们祈求菩萨保佑苏轼。12月，苏轼被连降两级，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的名义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初到黄州，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工资没了，而家里吃饭的人口仍很多。苏轼给秦观的信中写道：“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省，日用不过百五十，每月朔，取钱四千五百，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在当时生活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苏轼竟还想到贾耘老。1084年，已经49岁的苏轼突然接到朝廷命令，让他从黄州移置汝州，汝州在河南，距离朝廷比较近。但是，近五年的黄州生活，苏轼好像已经习惯了种田的日子。他对朝廷的命令高兴不起来。考虑再三，苏轼还是给皇帝写了谢表。而后，苏轼开始慢慢往汝州搬家，他一路游山玩水，先是在九江跟弟弟子由相会，然后又看了几个侄子，后又游了庐山。七月里到了南京。在南京，他去看望已经疲惫颓唐的王安石，他们一起讨论文学和佛学。江南城市的繁华使得苏轼非常想留在常州。八月，他遇到即将去湖州任太守的老朋友滕元发。滕元发也劝他想办法留在常州。在和滕元发聚会的时候，苏轼又想到了湖州的老朋友贾耘老，他于是关照滕元发到湖州一定要多多关照贾耘老。滕元发去湖州以后，苏轼开始给朝廷写信请求留在常州。在获得朝廷恩准以前，他还必须慢慢地往汝州赶。1085年2月，苏轼到达安徽的泗州，他又再次给朝廷写信。可是那年三月，神宗皇帝驾崩。新上任的是还是小孩的哲宗皇帝。不久苏轼接到朝廷命令允许他在常州太湖边居住。正当苏轼非常兴奋，赶到太湖边的宜兴去准备买一块地安度晚年时，没过几天，朝廷又来了新的命令，让他到山东的登州去做太守。这是一个好消息，新皇帝只有九岁，尚不能亲自管理朝政，执政派起用司马光旧党，苏轼终于又得到提拔，全家老小都非常高兴。获得苏轼知登州的消息以后，贾耘老携带滕元发书信到宜兴贺喜。《苏轼诗集》25卷《次韵答贾耘老》后注：“上年八月，滕元发往知湖州，与公会于金山，以贾收为托。是年五月戊戌，公有知登州之命，是月丙申不书朔，则戊戌退在五月初四五日间也。贾收携滕元发书来贺。而元发得耗（指皇帝驾崩）乃四月十七日。王定国京中所报，初疑其未确，至是，贾收以六月至常，距命下已一月，必已见邸报矣。”《次韵答贾耘老》云：五年一梦南司州，饥寒疾病为子忧。东来六月井无水，仰看古堰横奔牛。平生管、鲍子知我，今日陈、蔡谁从丘。夜航争路泥水涩，牵挽直欲来瓜洲。自言“嗜酒得风痹，”故乡不敢居温柔。定将泛爱救沟壑，衰病不复从前乐。今年太守真卧龙，笑语炎天出冰雹。时低九尺苍须髯，过我三间小池阁。故人改观争来贺，小儿不信犹疑错。为君置酒饮且哦，草间秋虫亦能歌。可怜老骥真老矣，无心更秣天山禾。这是一首描写他和贾耘老一起饮酒时的真实感情的诗。诗中“南司州”即指黄州。苏轼说，五年的黄州生活好像是做梦一般，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也是常常地想念你。他把自己跟贾耘老的关系比喻为管鲍相交，“平生管鲍子知我。”那时候，贾耘老已经得了风痹症，身体也差了。苏轼说，我知登州的消息传出去以后，众人皆来祝贺，可是我是老了，经过那样的打击，我哪里还有什么雄心壮志能够像薛仁贵当年那样三箭定天山呢？苏轼知登州以后，又几次得到提拔。1088年，他53岁，任翰林学士；1089年，除龙图阁学士；后又知杭州；1091年，领汝阴。到了1094年，长大的哲宗皇帝开始自己管理朝政了，他又要起用新党，苏轼被作为旧党要员遭到了严厉迫害。他这一次被贬谪到更远的地方，是广东惠州，流放岭南。在岭南那样的艰苦条件下，苏轼还给贾耘老来过书信，《清远舟中寄耘老》是苏轼到岭南以后写的诗。诗中的描写悲壮，流露出对人生的无奈，有一种看穿一切的思想。“汀州相见春风起，白苹吹花覆苕水。万里飘蓬未得归，目断沧浪泪如洗。北雁南来遗素书，苦言大浸没我庐。”“人生百年如寄耳，七十朱颜能有几？有子休论贤与愚，倪生枉欲带经锄。天南看取东坡叟，可是平生废读书。”经过了这许多挫折，苏轼对朝廷完全没有了信心。他已经看透一切。所以，此诗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他告诫老朋友，有了子女休要论聪明和愚蠢。他告诫朋友，没有必要去读那么多书，读书有什么用？他因此感叹人生百年如寄耳，该要想穿一点。一个太守、学士，像朋友一样对待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而且保持那么持久的友谊，实属不易。

2014年4月7日 A05：A05－南太湖文史稿件来源：湖州晚报

2014-04-10
宋代香料与贵族生活

期刊

宋代官僚贵族在诸如饮食、焚香、熏衣、佩香、沐浴、待客、书写等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使用香料尤盛。出现这一现象有诸多原因:宋代海外贸易兴盛,进口香料大量供应;长期以来香料知识文化的逐渐积累;宋代官僚贵族相对富裕的经济条件和奢侈的生活习惯;宋代士大夫贵族追求精致的精神文化生活趋向。香料不但极大丰富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常物,而且也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他们生活中既奢侈又雅致的一面。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夏时华[1]
老子与海德格尔哲学思维方式比较研究

学术论文

老子与海德格尔分别是中国和欧洲哲学史上的两位十分重要的哲学家。老子开创了中国哲学的道家流派，而海德格尔则是欧洲现代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家。老子与海德格尔虽然身处不同的时空，但他们都对各自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以哲学思维方式为视角，试图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两者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形式与内在特质进行比较，以找出两者的相通与差异，以此深化老子与海德格尔哲学的比较研究。　　第一章分析老子与海德格尔各自哲学思维方式的缘起。老子的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缘起为“道”。“道”之不可言说的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老子哲学思维方式的独特性。海德格尔哲学思维方式的缘起是“存在”。“存在”的不可定义性、自明性等也决定了海德格尔独特的现象学方法的产生。　　第二章对老子与海德格尔的一般思维方法进行剖析。老子的“涤除玄览”作为其循“道”的一般方法，具有类似现象学的“直观”的特性。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方法则是其哲学思维的根基，而现象学思维从其早期的“形式显示”现象学就开始了。理解“涤除玄览”与现象学在其各自语境中的意义，对于我们理解老子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维方式有很大帮助。　　第三章在前两章的基础上对老子与海德格尔哲学思维的核心特质进行剖析。老子哲学思维方式的核心特质为“反”，海德格尔哲学思维方式的核心特质为“Ereignis”。“反”与“Ereignis”有相通之处，两者都居有生成性与对反性特征。　　第四章对老子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比较。老子与海德格尔哲学思维方式的相通之处体现为两者都处在哲学终极境域之中来思考现实生活世界，两者哲学思维方式都居有对反性与居间性。老子与海德格尔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体现在两者各自的哲学背景中。老子哲学思维方式体现出非系统性与喻象性，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维方式则体现为系统性与概念性。

卢董董
欧阳修颍州遗迹与祠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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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成李兴武欧阳修在颍州留下许多遗迹，虽由于时空磨洗大都泯灭，但文献史料尚存，今搜集整理追记于后。六一堂六一堂是欧阳修在颍州自建的私宅终老之所。早在皇祐元年〔1049〕正月，欧阳修自请从广陵（扬州）来到颍州任知州之始，便热爱这里“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时慨然已有终焉之意”。自此二十多年，他先后八到颍州，并经营谋划在颍州建立私宅住所，直到退休的第二年才算全部建成。此堂建在颍州西湖南岸，菊圃之北。堂之西厢系书库和琴亭，东厢系灶屋和餐室。欧阳修深情地说道：“颍人厚我，我爱颍人。西湖筑室，让我栖身。渔夫农夫，往来频频。有酒有诗，弈后彭琴。无欺无诈，相交真心。笑语喧喧，不觉红日西沉。”或问为何把这所住宅称为“六一堂”呢？那自是源于他晚年自号为“六一居士”之故。而关于“六一”的含义，欧阳修在其所著的《六一居士传》中作过如下解释：“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这里被欧阳修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作为退休养老之地。他的诗句“朱轮昔愧无遗爱，白首重来似故乡”，道出他对颍州的特殊感情。他的四个儿子发、奕、棐、辩中，有棐、辩两支为“家颍者”，子孙亦留颍守业，世代繁衍生息。尔今凡三千余人仍居于此。在全国欧阳修当年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最少有三处是仿效颍州六一堂而建造的建筑：一是绵州之“六一堂”。欧阳修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这时他的父亲欧阳观适任绵州军事推官。《绵阳县志》云：“宋欧阳观为锦州推官，生修于此，后人作堂记之”：堂以六一居士得名，熙宁中，谢固为推官时建堂。清府正、嘉庆屠用谦、李在文两司牧迭修理之，亦以公德业文章足资景仰。近年绵阳市将此“六一堂”改建于市郊之南湖。规模之宏大，远非昔日可比。二是扬州之欧公祠。祠位于平山堂、谷林堂后。宋庆历年间建成。祠五楹，以楠木为架，规模宏大，上悬“六一宗风”额。三是永丰六一祠和六一亭。欧公故里为江西庐陵及永丰两地，祠祀甚多。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吉州知州方时可，在州治府右街兴建的“六一祠”……近年来，江西省政府特于永丰县恩江大桥附近，辟地5万平方米，复建欧阳文忠公纪念馆，由宰相府、明道厅、六一亭、醉翁亭等仿古建筑组成。会老堂据阜阳文化学者肖汉泽先生研究确认：会老堂是欧阳修私宅六一堂的西堂，或者说是欧阳修私宅的一部分。那么，怎么又有个“会老堂”的名谓呢？事情是这样的。欧阳修于熙宁四年（1071）六月六十五岁，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七月归居颍州。次年四月，他的同事、好友、七十七岁高龄已退休的归居南京（今河南商丘）的前参知政事（副相）赵概，应前约来颍州探访欧阳修，欧阳修在家居六一堂的西院接待赵概。时任颍州知州的吕公著陪同在场，即席名西堂为“会老堂”并题写了堂额。为此，欧阳修曾有《会老堂》、《叔平少师去后，会老堂独坐偶成》、《会老堂致语》、《拟〈剥啄行〉寄赵少师》等诗作。其中《会老堂》曰：古来交道愧难终，此会今时岂易逢。出处三朝俱白首，凋零万木见青松。公能不远来千里，我病犹堪酹一钟。已胜山阴空兴尽，且留归驾为从容。《叔平少师去后，会老堂独坐偶成》曰：积雨荒庭遍绿苔，西堂潇洒为谁开？爱酒少师花落去，弹琴道士月明来。鸡鸣日午衡门静，鹤泪风清昼梦回。野老但欣南亩伴，岂知名籍在蓬莱。《会老堂致语》曰：某闻安车以适四方，礼典虽存于往制；命驾而之千里，交情罕见于今人。伏惟致政少师，一德元臣，三朝宿望。挺立始终之节，从容进退之宜。谓青衫甲早并于俊游，白首各偕于归老。还释轩裳之累。却导鸡黍之期。远无惮于川途，信不渝于风雨。幸会北堂之学士，方为东道之主人。遂令颍水之滨，复见德星之聚。里闾拭目，觉陋巷以生光；风义耸闻，为一时之盛事。敢陈口号，上赞清欢：欲知盛集继荀陈，请看当筵主与宾。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红芳已尽莺犹啭，青杏初尝酒正醇。美景难并良会少，乘欢举白莫辞频。与欧阳修同时代的蒙城县主薄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说，欧阳修与赵概当年同在中书，尝约还政后再相会。及告老，赵自南京来颍访欧，欧公“所居之西堂曰‘会老’，乃赋诗以志一时盛事”。这次聚会一时轰动朝野，传为天下美谈，吟诗唱和者甚众。其中与赵、欧当年同为官的宰相韩琦也从京城送其诗作往颍州，题为《闻致政少师远访欧阳少师于颍州》曰：一忆贤交动至诚，安车虽远必勤征。荀陈为会还推象，嵇吕相思不问程。洛社成图兹易合，越溪回棹彼何情。西湖便是瀛洲上，莫接仙游跨海鲸。当时，苏轼、苏辙兄弟赴颍拜望恩师欧阳修不久，而今兄在杭州、弟在陈州，闻此事分别有诗唱和。其中苏轼有《和欧阳少师会老堂次韵》《题永叔会老堂》《和欧阳少师赵少师次韵》《寄汝阴少师》《和南都赵少师》等。兹录《题永叔会老堂》：三朝出处共雍容，岁晚交情见二公。乘兴不辞千里远，放怀还喜一樽同。嘉谋定国垂青史，盛事传家有素风。自顾缨尘犹未濯，九霄终日羡冥鸿。苏辙也有诗《赵少师自南郡访欧阳少师于颍州留西湖久之作献欧阳公》（节录）曰：公居颍水上，德与颍水清。身闲道转胜，内足无复营。平昔富交游，开门坐常盈。退居万事乐，独恨无友生。汝颍亦多士，后来非老成。赵公平生旧，情好均弟兄。少年结意气，晚岁齐功名。携手践廊庙，蹑足辞钧衡。欧公辞世二十年后的元祐六年（1091）八月，苏轼来颍州任知州，曾修葺会老堂，并题“景贤”、“尚友”书法，经砖雕于堂内两月棂门之额，今日观来虽已残缺漫漶，但仍可辨识。这四个字也是苏轼在颍州的书法遗迹中，唯一留存至今的一处。会老堂原址在颍州西湖亭孜村（今颍泉区生态园内）。历经沧桑特别是黄河泛滥夺淮，致使西湖夷为平地，所有景物也已荡然无存。只是水灾过后还留有清代复建的一处建筑。这个遗迹在修复前院门塌落，只残存几片小瓦，原来六门堂舍，西头一间已倒掉，东头一间屋顶漏天；其余檐梁倾斜，屋瓦破碎，损坏严重，破烂不堪。笔者时任阜阳市政协常委，曾亲自到残存的会老堂旧址考察，并请摄影家王十庆先生拍照，除在《江淮时报》上发表《会老堂前话沧桑》和图片呼吁抢救之外，又由我在阜阳市政协第二届四次会议上写出《抢救会老堂紧急提案》（编为175号），得到市委市政府重视，决定由市财政拨款30万元，并由会老堂所在地颍泉区政府实施抢救修建。区委、区政府、区政协通力合作，成立会老堂修缮领导小组。对会老堂旧址周边35亩高台地上的居民，进行耐心宣传发动，妥善安置，得到村民拥护，使拆迁工作顺利展开，只用七天时间，拆除民宅25户，房屋面积1229平方米，消除地面附属物29座，伐树1043棵，又从别处取土3万立方，填补高台。在会老堂落架大修时将地基堤高60厘米的同时，又建成高度在2米以上的围墙336米。……至此，颍泉区已投入260万元。重建的会老堂已于2006年5月1日向社会开放。之二

2019-05-06
苏东坡为中华传统美学贡献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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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法史上有着显赫地位的苏轼《寒食帖》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沈荣均苏东坡书画正在形成一个热点，并且渐从业内走向大众。正在举行的中国美术馆建馆60周年系列展览，就以苏轼《潇湘竹石图》打头阵；亮相上海图书馆东馆的新展“游目骋怀——北宋书家的人文之旅”，有14件碑帖作品与苏轼有关；“你好苏东坡”沉浸式宋韵艺术展正于长沙巡展；四川博物院前段时间举办了“高山仰止回望东坡——苏轼主题展”；再往前追溯，三年前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更是轰动一时。苏东坡最以文学成就家喻户晓，人们却未必知道，这其实也是中国书法史、美术史上绕不开的一个名字。——编者艺术史公认，苏东坡是制定文人书画规则的第一人：书法开“尚意书风”，列“宋四家”蔡襄、黄庭坚、米芾等人之首；绘画创“士人画”（“文人画”），对宋元明清士大夫绘画的审美取向影响甚大。苏东坡的书画拒绝手段和超越形式，注重日常应用的艺术逻辑，更强调不拘一格的趣味与灵魂。创作者个体的生命与“尚意书风”“文人画”共生，高度抽象地诠释了一个伟大人物的人生走势与人际生态。这也是苏东坡对中华传统美学的重大贡献。“东坡情绪”：以笔墨替代语言的抒情叙事在宋以前，中国书法日常应用多以“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为标准。王羲之《兰亭集序》间于行楷之间的“美”，公认具有“自然美”与“人工美”的普遍意义。山水不因人而存在，然山水之美却因人的呼应而传世，两者又高度契合与协调。王羲之的结构和章法，更多反映了眼睛与自然的美好关系，书法的形式，于此成为自我荡涤、与世无争的某种表现主义。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宋四家”的出现，时间蓦地显得重要了，书法终于迎来革新时代。线条是时间的流动，章法是流动的铺陈。时间不是被运用，而是被表现——直接反映了艺术家灵感生发到升华的履历。其特别强调进程。主宰进程的，一般理解为情绪。情绪又因“我”的秉性而大放异彩。人们开始对于王羲之的“普遍意义”审美疲劳，喜欢上了别扭新奇的“东坡情绪”：向右上倾斜，像个患有严重风湿肩周炎的老年患者，“颠倒”“不安”“扭结”，颠覆了“均整”“安定”“和谐”的美学，俨然士大夫们新的时风——在完善中抗争，在抗争中权宜。苏东坡的“尚意书风”，可从《西楼苏帖》《桤木卷帖》《海棠诗卷》《寒食帖》中观之。《西楼苏帖》最早问世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由苏轼的粉丝信州玉山人（即江西玉山人）汪应辰（1119年—1176年），在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任上，在成都府治西楼所镌。《西楼苏帖》收录苏轼行、草、楷诗文和信札共30卷60余篇，时间跨度从苏轼29岁到66岁，是第一部苏轼书法丛帖。其中盛名的有：《表忠观碑》《黄楼帖》《北游帖》《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天际乌云帖》（部分）……《西楼苏帖》整体表现出苏轼深厚的唐人楷书基本功，仅止于古法，又如何能够？于是他又独辟蹊径，造出一套“尚意”的理论来。比如：“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宋·李昭玘《乐静集》卷九《跋东坡真迹》引苏轼论书语）三分功夫，两分学养，一分技艺。苏轼这么说，其实是谦虚，低调，鄙视炫技。“学不足”好理解，欲抵达“识浅”“见狭”，需要哲学层面的修养。比如，苏轼极力推崇的书法之“意”或者“道”，并非玄学——它其实是与点画提按、行笔章法，始终随行，浑然一体，绝不可分述，作等而下解读的。《桤木卷帖》，又名《书杜工部桤木诗卷帖》，原藏台北兰千山馆，现寄藏台北故宮博物院。手卷正文抄写杜甫《堂成》一诗。杜诗大概是说蜀中“桤木”因实用而招人喜爱。手卷正文后面还题有十二行一百零三字跋文。跋文又录杜诗《觅桤栽》两句诗眼，加了些说明，松散的闲笔，不过把桤的实用性质，又重复了一遍。这件作品，诗意和书艺是融合的，杜诗和苏文是融合的，两个生命体是融合的。字体章法的形式，倒是其次的东西。“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书艺随表意书风渐入佳境。《海棠诗帖》，即《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墨迹失传，现在能看到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拓本。此帖代表了东坡“涣涣如流水”（宋·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卷十七《庄居阻雨邻人以纸求书因而信笔》之三）的成熟书风。这段节点的苏轼，正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尽管惊魂未定，想来握笔也是不大稳的，但肯定未曾迟辍，就像春水涣涣，逡巡而来，一点点盈满斗方。他需要在平复心跳中迂回落笔，在屏息静气里调整由行到走的加速潜行，在寻思和否定中突破笔的管制和墨的困顿。《寒食帖》在书法史上有着显赫地位，因为苏轼以其命名并设计了“尚意”的规则——以笔墨替代语言的抒情叙事。读《寒食帖》，往往会谈到其内容(文本)的叙事性(语境)，与形式(纸本)的情绪性(书境)，两者高度统一，并以作者和读者的共鸣实现。尚意(写意)的追求，与历代书法主流不太一样——它的价值显著地有着苏轼本人道德文化的加持印迹。《寒食帖》选择了以性灵做诗和书帖，它的生命力是中世纪的苏轼，面对苍穹和人生的无声呐喊，沉重而鲜活，以“帖”的表面形式（物）存在，但此帖不仅是“物”，俨然新的生命体——复合了苏轼的生命个体和美学理解，以及千百年来人们的共鸣与共识。《寒食帖》书写于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把苏轼人生低谷的悲剧性审美，升华到了一个现代性的高度。第一个收藏《寒食帖》的人，叫张浩，蜀州江源（今四川成都崇州江源）人，河南永安（今河南巩义）大夫。张浩的收藏事迹，记录于诗帖的题跋。题跋者系张浩的一个堂孙，南宋文人张縯。张浩谒见黄庭坚，求取题跋的时间为元符三年（1100年），地点在蜀地眉州青神。黄庭坚是苏轼的门生。是时，黄庭坚刚刚获得朝廷的特赦，由戎州（今四川宜宾）到眉州青神，看望姑妈张氏。黄庭坚见到苏轼诗帖的时候，苏轼刚好也获特赦，正辗转于北归途中。黄庭坚的草书跋文，清晰可见，历来被公认为苏轼寒食诗帖不可或缺的连体知音，逆境中彼此关怀，虽隔千里，一样演绎着高山流水的千古传奇。《寒食帖》是东坡先生在元丰年间不可或缺的“唯一可能性”，它挑战了先生自己的生活、情绪和想象力，也挑战了今天我们的接受度——我们不可复制，是因为我们无法与先生感同身受，不仅我们不能，先生自己也不能，因为先生不可能在下一个“寒食”，再回到《寒食帖》的那一个寒食午后，也无可能踏进《寒食帖》的“那同一条河流”。“士人画”:人格与画品的叠印与加持苏东坡和他的半个老乡文同（字与可）共创画竹一派——“湖州竹派”或“湖州画派”。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下旬，苏轼刚从徐州到湖州（今浙江湖州吴兴）。在此之前，还沉浸于文同新逝的悲情里。精于画竹的“竹痴”文同，是先生的表兄。湖州的夏天，令人莫名地烦躁。苏轼翻出书画曝晒，一眼就看到了文同赠予的竹画。迎风的枝叶曲而不折，梅雨蒸出来的霉点并不影响浓淡渲染的干净。晒着屋里的书画，忽然见着了文同的墨竹，睹物思人，不禁潸然……于是有了《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文章借文同竹画，抛出了“成竹在胸”的文人写意观，后来也多作画论来读：“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成竹在胸”，一般视为其开创“士人画”（“文人画”）的观点，和“尚意书风”一样，强调书画一体、书人一体、人画一体与形神兼备。苏东坡爱竹到痴，自己也画竹。苏轼画竹，师出文与可，却颇多出入。最大的不同，则是他的竹，悄悄塞了画者似是而非的私货——“主意”，还能从中读出时间的流动来。除了画竹，苏轼还画枯木和怪石。苏轼最有名的两幅传世画作，都画有竹和怪石，一张《枯木怪石图》，一张《潇湘竹石图》。民国时期，《枯木怪石图》流落日本。2018年，现身佳士得香港秋拍“不凡——宋代美学一千年”晚间专场，以约4.6亿港元成交，创下苏轼作品拍卖纪录。英国著名艺评家AlastairSooke，认为此画令艺术家的内心世界成为重要的艺术主题，是苏轼“为艺术史带来的贡献”。《潇湘竹石图》，为邓拓所得，赠予中国美术馆收藏至今，被誉为中国美术馆镇馆之宝之一。《枯木怪石图》，在竹和怪石之外，多出来一个主体：枯木。《潇湘竹石图》，放大了竹，隐去了枯木。其间有着怎样的深意，不得而知。它们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石不像石，像“黑洞”。木不像木，像“龙卷风”。竹也被严重地弱化，即便《潇湘竹石图》那样突出“竹”，竹在绘画者的笔下，也是柔软纤细弯曲的，像百折不挠的枯草，更像在营造某种困境。有了困境，才有突围，曲线和墨色为走出困境提供可能——曲线和墨色螺旋而进——日常的态度和过程。苏轼把对“竹”的个性化理解彰显到极致，甚至将葱绿的竹子给变了色，画为赤红。突破水墨画竹的规矩，施以与北宋的天空不太协调的重色，描画出千年后的今天，我们看起来仍然不显过时的现代派“红竹子”。欣赏“红竹子”，需要时间慢下来，需要时光回流，需要内省和折射的力量。这些都与肌体和心志承受“内压”痛苦的品质有关。以朱砂写竹，是东坡形而上的发明。而“枯木”更像某种与公共话语体系不太合拍的“情绪”。苏轼开始关注“枯木”的意象，最早或在赴任徐州的时候，而不是在乌台诗案之后的黄州蛰伏。苏轼路过济南，与友李公择等人游槛泉（趵突泉），赏梅插梅，还在槛泉亭墙上留了一枝水墨的枯木。“熙宁十年（1077年），东坡先生过济南，写枯木一枝于槛泉亭之壁”（清·冯云鹓《济南金石志》卷四）。亭主叫刘诏，收藏了此画，并在元祐年间刻石。石刻后来“流浪于别馆”。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禹城王国宝徙石刻置远尘庵，常山李彦文记之，后又移植儒学大成殿左壁。明初靖难之役，笔迹遂失，禹城石刻尚存。世人慕名传拓众多，县中小吏不胜烦扰，投石于井，碎为数段。一年后，禹城学官再次将碎石，从井里捞出，拼接置原处。明嘉靖年间，福建王姓教谕将石刻抛弃。自此，苏轼的枯木墨迹，湮灭人世。现在看到的《枯木怪石图》，据说就是那件作品。可惜无画者的名款和确凿作画年份。我更倾向于那张无名的枯木作于黄州，因为枯木、怪石和竹，三位一体的审美，更符合先生的黄州涅槃：“所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中盘郁也。”（宋·邓椿《画继·轩冕才贤》）竹、枯木和怪石，被苏东坡赋予了特别的符号寄托，人格与画品的叠印与加持——竹、枯木和怪石三位一体。它们不只是竹、枯木和怪石，也是极端抽象的意念和人格榜样，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美学立意和态度。从苏轼讨论文同的竹画始，到“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国画的价值观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创者苏轼，自此开创了一条叫“士人画”或“文人画”也叫“南画”的先河。（作者为艺评人）

2023-06-16
在惠州的时光，是什么让苏轼文思泉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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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吃荔枝雕像羊城晚报记者陈骁鹏通讯员王锭铨摄羊城晚报记者夏杨从1094年10月抵达，到1097年4月离开，苏轼在惠州不足两年零七个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水照曾做过统计，就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苏轼创作了400多篇（首）诗文、序跋等。更有一说，包含书画创作，总数多达580篇、首、幅。如此大致算下来，在惠州的时光，苏轼平均每三天就有一到两篇作品问世。这比很多现代人发“朋友圈”都多，可谓文思泉涌、笔耕不辍！苏轼在惠州短暂停留的这段时间，给惠州带来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当然也可以说，是惠州收留了失意中的苏轼，给了他心灵的温暖和诗文创作的条件。那么，在惠州的时光，到底是什么因素，让苏轼文思泉涌？壹拥抱自然大美山水，诗意游走纵观苏轼在惠州900多天的行踪，你会发现，尽管由于“惠州安置”，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但他或有官员朋友陪伴，或就近灵活安排，还是去了不少地方。苏轼的很多创作灵感，就来自他亲眼所见的岭南风物。苏轼一向豁达，每次被贬外放，尽管内心惆怅，但最终都成了他的采风之旅。显然，这次也一样。他一路坐船南行，每到一地，凡遇佛寺道观或山水胜迹，都会利用琐碎时间弃船前往。过广州时，他上了白云山，在蒲涧寺“神会”安期生。他写诗曰：“昔日菖蒲方士宅，后来薝卜祖师禅。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学仙。”没到惠州前，苏轼的小舟经过他心仪已久的道教圣地罗浮山。他与葛洪神交已久，当然不愿错过拜山机会。“人间有此白玉京，罗浮见日鸡一鸣。南楼未必齐日观，郁仪自欲朝朱明。”（《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山中留住的那晚，他情绪激动，一口气写下六篇散文和一首诗。这一路所见，客观上给他郁闷的心情一些释放。风景与他相遇，便产生了一篇篇诗文。到了惠州，他被太守詹范安排住在了风景绝佳的合江楼。当年的合江楼建在东江和西枝江的交汇之处。登上此楼，近有江帆，远有山树，都尽收眼底。“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寓居合江楼》）可见当时的苏轼心情大好。虽遭贬谪，但苏轼仍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地方官和百姓对他都有几分景仰和尊重。除了当时的惠州太守詹范，还有后来的继任者方子容，及循州太守周文之、博罗县令林抃、广州太守王古等，都不时前来探望他，给他送来生活所需，邀他携酒访幽。比如苏轼刚到惠州不久，程乡（广东梅县）令侯晋叔、归善县（今惠州城区和惠阳区）主簿谭汲等，就邀他坐船去大云寺，并在松树下野餐饮酒。此事他记述在《浣溪沙》中：“罗袜空飞洛浦尘，锦袍不见谪仙人。携壶藉草亦天真。”对爱好游历山水的苏轼来说，等人邀请显然不够。大云寺出游不久，他听说白水山风景不错，就带着儿子苏过自行前往了。他们在汤泉里洗澡，傍晚才返回。他当日的诗文间流露出对这方山水之爱：“此山吾欲老，慎勿厌求取。溪流变春酒，与我相宾主。”（《白水山佛迹岩》）惠州山水秀美，即便不出市区，还有西湖让人流连。于是，西湖周边，留下了苏轼密密匝匝的足迹。其《江月五首》写道：“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你看，他夜晚还在游西湖！苏轼幸甚，在他失意的时候，惠州给了他安顿。惠州幸甚，苏轼每行一处都留下了故事和诗文。这又成了惠州新的风景线！贰赤子情怀混迹民间，生活入诗尽管受到惠州当地的照顾，但毕竟是贬官，刚在合江楼住了十多天，朝廷就责令惠州府对他严加看管。苏轼不得不搬出合江楼，迁往嘉祐寺（荒郊野外的一座破庙）居住。接连的打击令他心情郁闷。他回想起自己的过往，“定居之后，杜门烧香，闭门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思无邪斋”，并作《思无邪斋铭》、《思无邪丹赞》。此后，他对宠辱、得失、进退、贵贱等有了更深的认知。“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记游松风亭》）贬官“不得签书公事”，这客观上免去了他的“案牍劳役”。在惠州，他走出官府，走进了民众生活，“杖履所及，鸡犬皆相识”。他找屠夫买菜，和邻里攀谈，这些人都成了他的朋友。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透着地气，读来生动鲜活！绍圣二年三月，他游览白水山佛迹岩，归途中遇到一位80多岁的村叟，老者热情地请他饮酒，并约他待荔枝成熟时再来一游。他写诗记事：“有酒持饮我，不问钱有无。”“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此后他一直记挂着这件事，又写诗曰：“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和陶归园田居六首》）这就是淳朴的乡间生活。因与民众的感情，苏轼热情地歌颂岭南风物。比如荔枝，他写过多篇诗文，最出名的当然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成了千百年来推介岭南的第一广告词。爱荔枝，他还饱含深情地写道：“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因感怀唐明皇宠幸杨贵妃差点误国的故事，他还写下了为民请命的千古名篇《荔枝叹》：“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苏轼是个富有情趣的人，他把日常种菜、种药、酿酒、做饭等都写进了诗文。他爱酒，一位道人朋友给他一个酿酒方，他便亲身试验，果真酿出了桂酒。为此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不仅邀请朋友来品尝，还写成了《新酿桂酒》、《桂酒颂》、《书桂酒颂》等多篇诗文。后来又得到酿真一酒的方法，他又很快酿出了真一酒。对于真一酒酿造方法的来历，他叙述得神秘而充满仙气：“予在白鹤新居，邓道士忽叩门，时已三鼓，家人尽寝，月色如霜。其后有伟人，衣恍榔叶，手携斗酒，丰神英发如吕洞宾者，曰：‘子尝真一酒乎？’三人就坐，各饮数杯，击节高歌。合江楼下，风振云涌，大鱼俱出。袖出一书授予，乃真一酒法及修养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书。既别，恍然。”在惠州的生活是艰苦的，有时需朋友接济方可度日。即便如此，他仍是乐观的。买不到肉的时候，他就和屠夫商量，把别人不要的羊脊骨卖给他。回到家，他先下锅煮，然后涂上酒和盐，再放火上烤，结果香气四溢。他兴奋地把这一“发明”写信告诉弟弟苏辙。我们今天读这封信颇为心酸，却又能从中感受到他当时苦中作乐的劲头。就是这样，苏轼用他的华彩健笔记述着日常琐事，诸如《记惠州土芋》、《菜羹赋》、《记菊帖》、《种茶》等等。有人统计过，此间苏轼所写咏茶诗有4首，咏荔诗词有5首，咏梅诗词有6首，有关酒的诗文更有8篇之多。这些诗文都十分清新有趣。透过这些“琐碎”的文字，900多年后的我们，仍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位智慧而乐观的老人，其赤子之心，熠熠闪光。叁心灵沟通跨越时空，唱和陶潜被贬惠州的苏轼，其心情总体是苦闷的。到惠州的第一个上元夜，他写诗回首自己生活的变化：“前年侍玉辇，端门万枝灯……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兴……今年江海上，云房寄山僧……”如此变故，心灵强大如苏轼，也努力地寻求着精神的寄托。这一时期苏轼的诗文中，有一类很特殊，是跨越时空，与距他约600年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隔空唱和之作。虽然苏轼一生中写唱和陶渊明的诗最早不是在惠州，但最集中、最多的无疑是在惠州。有人统计过，在惠州的两年多时间，和陶渊明的诗竟然多达109首！陶渊明厌倦官场，担任彭泽县令仅80多天就弃职而去，留下了震古烁今的《归去来兮辞》。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过着简朴的田园生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苏轼仰慕陶渊明，曾想象着把自己与葛洪、陶渊明画在一张图上。“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他多次游走于葛洪生活过的罗浮山，为他的丹灶、药池题字写诗；更流连于陶渊明用诗文营造的“桃花源”里，隔着时空与之唱和。唱和陶渊明，是苏轼在惠州的贬谪生活的一种特殊表达。他没有直接述说自己的不满和苦痛，而相反，他随遇而安，努力去适应当时的生活处境。“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和陶归园田居》）为何苏轼要和陶渊明诗？东坡研究学者王启鹏曾专门做过分析：他们心境相同、心灵相通。具体说来，一是苏轼仰慕陶渊明。陶渊明了解自己的心性，决然离开官场，苏轼在心灵上认同陶渊明，自己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追和陶渊明诗引》）。二是他当时的处境，很容易被陶渊明诗歌触动。陶渊明“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仕途中跌跌撞撞身心受伤的他，这样的诗句有扎心之痛，容易形成心灵的共鸣。其三，也是苏轼的无奈之举。回望自己坎坷的仕途，可谓“成也文字败也文字”，乌台诗案中差点丢了命，在被贬黄州时“廪入既绝”，“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生活之艰辛可见一斑。而被贬惠州，亲人离散，只有朝云和小儿子苏过陪伴，不久朝云也病逝了。体弱多病，举目无亲，当时处境下的苏轼，心境难免有所郁结，又不敢多说话，就想出了追和古诗的方式，实现特殊的心灵表达。这一推断，苏轼留下的文字可以证实。他给朋友程全父的信中说：“仆焚毁笔砚已五年，尚寄味此学，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耳。”正是用这种方式，苏轼营建了他在惠州时光的精神世界。他品读陶渊明，并用自己的感受与之“交流”。“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典衣作重九”“落英亦可餐”……生活的艰辛跃然纸上。今天读来，仍令人心潮起伏，感慨良久！

夏杨

201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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