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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程颠簸酬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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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特约撰稿郑行顺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二十日深夜，苏轼怀着怅惘的心情，在小儿子苏过的陪护下，从澄迈县城（今老城）西侧的通潮驿渡海北返，离开海南。这一年春天宋徽宗登基，诏令谪居“海外”多年的老臣苏轼迁居廉州（治所在广西合浦）。彼时，苏过的妻儿，与大哥苏迈、二哥苏迨的眷属，一大家子仍住在惠州。迁廉州，再改永州北渡顺风顺流，次日一早在徐闻递角场登岸，于是陆行到雷州治所海康县，住下来与好友秦观欢会。秦观因与苏轼友好遭贬雷州，也已获诏移英州（今广东英德市），尚未起行，正在等待苏轼的到来。死后余生得相聚，该是何等快慰，万般感慨都付诸唱和。苏轼还兴致勃勃，应雷州太守所请，为伏波庙作记。六月二十五日，苏轼与秦观互道珍重，依依不舍作别，离海康赴廉州。沿官道前行才四五十里，未出海康境，便遭逢连日暴雨，周遭涨水，道路泥泞，只好暂住兴廉村净行院。“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幸有村学老先生慕名悉心款待，才不至于太狼狈。住了几天不见放晴，不得已听从当地人所劝，放弃陆行，涉险改走海路。疍舟漂泊在北部湾大海中，夜来天水相接，疏星闪烁。苏轼起坐四顾，不禁暗自叹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幸好海上风平浪静，有惊无险，终于在合浦县东北的白石登岸，七月四日到达廉州贬所。宋皇朝虽然一再把政见不同的朝臣贬逐到边荒，却亦未曾过多限制他们的社交活动，更何况苏轼名满天下，“粉丝”无数。廉州太守张仲修（字左藏）对他礼遇有加，灵川人欧阳阀与之诗书往来，宴聚多了起来。才住了个把月，又接到“徙内郡”的诏令，改授苏轼为舒州团练副使、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居住。这回可以将寄居在惠州的家眷都迁去了。八月二十九日，苏轼离廉州，水陆兼程，途经白州（今广西博白县）、鬱林州（今广西玉林市）、容州（今广西容县）、藤州（今广西藤县），迤逦到梧州。所到州县都有州守县令接风，但苏轼未多逗留，急着和久违的亲眷相聚。于是父子从梧州乘船沿西江顺流东下，直奔广州。经广州，病卧韶州九月底，苏轼到达广州，长子苏迈、次子苏迨也已依父命率领寄居在惠州的家眷一众迁来会合，悲欢之情自不胜言。广州是岭南都会，故旧友朋多起来了，道士、和尚不断来约邀，大小官员设席宴集，年轻的“粉丝”们抓住机会接踵登门求教。喜欢热闹的苏轼一扫“海外”的孤寂，应酬不绝。友人孙叔静、李端叔成了“天涯老兄弟”，唱和自是少不了的。在惠州时就曾往来的东莞资福寺长老又来拜访，求为禅寺罗汉阁作记、为再生柏作赞语。广州天庆观道士何德顺则请为作众妙堂诗。此后，一路上不断有道士、和尚缠绕着他，邀游名山寺观，雅求赠诗留题。初时苏轼尚且兴致勃勃，不辞步履。至于吟诗作文，苏长公出口成章，有何难哉？孰不知先生已届暮年，不堪积劳。要命的是，不辞为人师的苏公仍旧“诲人不倦”：广州推官谢举廉带上苏轼旧作上门谒见，苏轼“留语终日”，还录诗相赠。南海秀才黄洞持自作诗《鉴空阁》上门请教，苏轼也不吝作诗相和。在广州住了一个多月，十一月初，苏轼与家人分乘舟船沿北江溯流而上。朋友们追舟饯行，直至清远峡，同游广陵寺，才尽兴挹手惜别。十一月下旬，舟行至英州（今广东英德），苏轼好运再至，接到朝廷诏令，恢复他的“朝奉郎”职级，给予“提举成都玉局观”虚职，还可以“任便而居”。也就是说，苏大人再不是遭贬逐的罪臣，好歹又有了挂名的官称和薪俸，而且不必上班管事，想住哪里住哪里。宋代有定制，大臣罢职，令管理道教宫观，以示优礼。虽无职事，却可借名食俸。苏轼喜不自胜，欢呼“世间美事，岂复有过此者乎”。当然不去湖南永州了，决定到江苏常州定居，常州治下的宜兴县有他的田庄，家人衣食日用可保无忧。一扫心中郁积的阴霾，他又活跃起来，有时还会斗趣取乐。英州太守何及之主持修建的石桥正好落成，难得苏公在此，便求他纪事。苏轼作成四言诗《何公桥》，却不肯送出。何太守来拜谒索求，苏轼说：“未尝至新桥所在，难以落笔啊。”何太守改日命人“具食”，亲自来接，与之“并轿而行”。到了石桥所在，苏轼看了看，说是“正堪作诗”；酒宴末了，让人晚间来取。由水路继续北行，下一站是韶州（今广东韶关）。英州到韶州，越来越接近北江上游，滩险浪激，船上“士无人色”，但苏轼仍稳坐舟中，“作字不少衰”，情绪很饱满。十二月七日到韶州，舟行到此为止。苏轼在这里住了约一个月，与地方官员、和尚道士周旋。韶州太守狄咸延频频宴请，彼此赠诗唱和。新年元旦日，狄太守又邀苏轼饮于州城西北九成台，苏轼即席挥笔书写《九成台铭》，落款自称“玉局散吏”。韶州治所在曲江县，县令陈密也“款待甚殷”，苏轼为作《陈公密子石砚铭》。韶州治下河源县令冯祖仁与苏轼早有结交，邀苏轼及家人同游南山，取其先父所作诗七篇请苏轼为题跋，苏轼好话多说，称“灿然有唐人风”；又有鹤、鹿、马三画轴，苏轼告以“迫行不暇题”。没完没了的冯祖仁又赠送自己的诗作，苏轼只好以“藏之巾笥，以为光宠”回复。和尚们也不肯放过他，还在英州时南华寺住持明禅师就来信邀游。南华寺在曲江县南，是禅宗六祖惠能的道场。待苏轼到了韶州，明长老就紧盯着他。苏轼亦不吝笔墨，一游之后为作《谈妙斋铭》《南华寺公德疏》《南华长老题名记》，明长老该心满意足了吧？旅途劳顿和繁忙应酬，年老的苏轼招架不住，在韶州病倒了。他在与冯祖仁的书信中说：“到韶累日，疲於人事，又苦河鱼之疾。”“河鱼之疾”指腹泻，鱼烂先自腹也，大意不得。关于苏轼的病，这里要多说几句。苏轼患痔，早有自白。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渡海过琼的前夜，与弟苏辙在雷州，“余时病痔呻吟，子由亦终夕不寐”。但是过琼之后，倒是未见提及，是不是少啖肉腻，多吃菜蔬，少有酒宴，多享清闲的缘故？只是在与亲友的书信中，不止一次提到自己苍老、消瘦了。曾在给侄孙元老的信中说：“近来鬚鬓雪白加瘦，但健及啖啜如故耳。”这不是好兆头，是不是痔疮掩盖着别的肠疾呢？滞虔州，长逝常州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元旦过后，苏轼离开韶州，陆行过大庾岭。四日，到大庾岭南麓龙光寺，寺僧请东坡吃斋饭，赠送两大竿长竹扎担架，换来苏轼留诗。五日，到岭北大庾县，为应酬各界，又停留数日。当地的“粉丝”们太兴奋了，“赢粮（带干粮）而从轼者三百馀里”，一直把他护送到下一站虔州（今江西赣州）。正月十二三到虔州，拟由赣江舟行顺流北上，再渡长江。但正值赣江的枯水期，“待春水生方能成行”，不得不“淹留”虔州两个多月。在此期间“长少卧病，幸而皆愈”。历经半载跋涉，苏轼的身体显得越来越虚弱。但是到哪里都有追随者，他又从来不擅于对人说“不”。虔州太守霍汉英、本地隐士阳孝本与之唱和不绝。景德寺僧显荣之数日相陪，直到苏轼为其湛然堂作诗、作《灵感观音偈》方才罢休。崇庆院南禅长老惟湜也不肯消停，缠着苏轼游寺院，苏轼为作《清隐堂铭》《湜长老真赞》。慈云寺长老明鉴则请他到寺中泡澡，苏轼有《戏赠虔州慈云寺鉴老》诗。三月下旬，春水渐至，勉强可以舟行，于是离虔州，月底至吉州（今江西吉安），四月四日至洪州（今南昌市），过庐山，到九江，四月十六日达湖口。苏轼多次上庐山，诗歌中纵情吟咏多矣，如今老病缠身，总感到“陵谷草木皆失故态”。但山中道友契好如昔，“不远数百里负笈相从”，一路护送，给了苏公许多温暖。出湖口沿长江东行，五月一日至金陵（今南京市），又有禅院住持、寺庙长老邀游讨诗文，更不赘述。自离英州后，苏辙便一再来信，劝兄长到河南许昌定居。苏轼贬儋州的同时，苏辙贬雷州，但是运气好一点，一年后便获赦北返，后来也“任便居住”，落脚许昌。苏轼“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但反复再三委决不下。身体每况愈下，又怕拉家带口相累。直至自金陵渡江前，他才决计不去许昌，要住常州。约五月中下旬，至真州（今江苏仪征），苏轼“病暑暴下”，“疲病加乏”，已经到了“虚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困卧不起的地步。可是仍然有邀请宴游者，苏轼只好“乞且罢”。大约是六月上旬，自真州避疾渡江，过润州（今江苏镇江）。在润州，作《荐苏子容功德疏》，勉强上宅祭奠去世不久的好友苏颂；又作《祭柳仲远》文，祭奠堂妺和妺夫柳仲远夫妇墓，文中有“天不我亡，亡其朋戚”“我穷且老，似舅何益”句，凄慽之甚。六月下旬，终于到常州，住租借的孙氏宅。苏轼自知不久人世，依照惯例向朝廷上呈表奏，以疾告老，乞求致仕。其中说道：“今已至常州，百病横生，四肢肿满，渴消唾血，全不能食者，二十馀日矣，自料必死。”七月二十六日，又作《答径山琳长老》诗：“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是为绝笔。七月二十八日，苏轼溘然长逝。苏公逝矣，苏辙在为兄长撰写的墓志铭中说道：“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敬仰苏先生的海南官民，不知道又作何感慨。离琼才一年有馀，颠沛于山高水长的路途上，忙碌于围追堵截的众“粉丝”中，竟就此长逝！要是当初留下不走呢？在读书、授徒、写作的闲适中，到息轩坐坐，上黎家兄弟菜园子看看，或者就宅在桄榔庵里卧听小儿子苏过诵读诗书。兴致来了找符老秀才喝杯小酒聊天，要不就到黎人集市看热闹。芒鞋竹笠，薯芋蔬食，又何曾不是养生的好去处？

2020-08-10
苏轼与李清照间的轶闻

报纸

苏轼与李清照都是宋代著名的词人，但苏轼比李清照整整年长一辈，社会关系上本无交集之处。这里所说的“轶闻”是指两人之间因家庭关系所连带产生的一些轶闻轶事。李清照的丈夫叫赵明诚，看过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都可以知道这对夫妇之间感人至深的伉俪之情。赵明诚的父亲叫赵挺之，山东密州诸城人，与苏轼同朝为官，任监察御史。但此前，他与苏轼却发生矛盾，各生嫌隙。原来，赵挺之任监察御史之前曾在德州任通判，与他同在德州的有后来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黄庭坚时任德安镇监官，而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时期，热中于官场投机的赵挺之为迎合变法，求取进身的机会，硬要在德安实行王安石的“市易法”。市易法规定，商人小贩都要向政府借贷经营，每年纳息百分之二十（其实更高）。黄庭坚认为德安镇小民贫，百姓不堪盘剥，担负不起债负，因而拒绝配合执行。苏轼得知这一消息，在赵挺之参加“召试馆职”（相当于参加最高等级的公务员考试）时，公开批评赵挺之是个极力搜刮民财的“聚敛小人，学行无取”，无资格参加考试。为此，赵挺之深恨苏轼。至元祐六年，苏轼在宣仁皇太后垂帘听政时获得重用，在京任翰林学士承旨（为皇帝起草文书的主官）时，赵挺之利用他的“御史”身份，上章劾奏苏轼在为大臣吕大防授勋晋爵而写的“制”书中有“民亦劳止”之句，认为这是在引用周厉王的典故“攻击”宋神宗时期为“乱世”！为臣不忠、毁谤人主，令“识者闻之，为之股栗”，是大逆不道！照赵挺之的意见，苏轼该当杀头之罪了。但究其实，这明显又是一种企图以文字罗织人罪的“文字狱”手段。其实，苏轼的原文是：“天维显思，当将启承平之运；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全出于恭颂当朝的联绵属对之语，苏轼亦熟知神宗对他个人的赏识，岂有“不臣之心”？相反，若以此为论，则当时侍御史贾易弹劾苏轼的奏章中有：“豺狼当路，将肆其毒”，岂不是在攻击宋哲宗与宣仁皇太后用人不当，使朝廷上“奸臣当道”？赵挺之的小人行径当时就遭到正直人士的鄙视。但苏轼却因为被诬而主动要求“外放”，离开朝廷到颍州任知州去了。李清照的父亲名李格非，因文名而受苏轼赏识，与廖正一等被后人称为“后苏门四学士”。但李清照似乎对此并不买账。南宋初年（绍兴三年），她曾有诗赠韩琦的曾孙韩肖胄，称“父祖皆出韩公门下”，不承认与苏轼有任何瓜葛，撇清了与苏轼的关系。而李格非本人虽受知于苏轼，但极少来往，考其生平，当苏轼获罪被远贬儋州时，他获得晋升，成为吏部员外郎，可见已经摆脱了苏轼的影响。而李清照在苏轼去世那年（1101年），年十八，嫁与赵挺之的儿子赵明诚，成了苏轼政敌家的儿媳妇。从这层关系上看，她对苏轼并无好感可知。不过，李清照之父李格非虽蓄意与苏轼保持距离，后来又与苏的政敌赵挺之结为儿女亲家，却也未能与赵挺之走到一起。相反，到了宋徽宗朝，赵挺之作为排击“元祐党人”的干将获得重用，官至副宰相，权倾一时。而李格非却因蔡京颁布的“元祐党籍碑”上列名其中，被革去了提点刑狱的官职，被驱逐出京，全家生计顿入困境。李清照作为赵挺之的儿媳因此出面求情，请赵挺之网开一面，给父亲一条生路。但赵挺之无情拒绝，冷若冰霜。李清照为此有“炙手可热心可寒”，“何况人间父子情”的诗句，对赵挺之的势利无情表示出极大的愤慨。故此后人也有赵挺之不满赵明诚与李清照的婚姻，猜忌儿媳的传言。还有“赵明诚死后，李清照改嫁”的传闻也公然出现在宋人的笔记中。北宋末年，王安石变法之后，像赵挺之这类钻营投机、拉帮结派的政客布满朝列。而且更为可恶的是，这些人结为党派排斥正人却反指对方为“党”，造成“新旧党争，祸及社稷”的假象，于是像苏轼这样本无意于争权霸位、邀宠干禄的正人君子也被诬称为“蜀党”，冤背黑锅，至今未能解脱。让人感叹的是，赵挺之最后也因与蔡京争权而被蔡京整垮，落得个“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贻笑后人。而因赵氏的倒台，赵明诚的猝死，李清照晚年也很不幸，虽不至穷饿饥寒，却也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景况十分萧条。

林冠群

2017-02-13
《左传》中“礼”的内涵及其对人物形象描绘的影响

学术论文

“礼”是《左传》思想的核心，在《左传》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左传》之前，礼经历了夏、商两代的发展并最终在西周得到成熟和完善。周礼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起到了维护等级制度、提升个人道德以及雅化政治人际关系的作用。周礼正是《左传》“礼”思想的母体和核心。《左传》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融汇诸家思想、顺应时代潮流，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礼”，其特点是以儒家学说为根本，同时兼容了诸家学说。在内涵方面，《左传》之“礼”则表现为“礼”与“仪”的统一。《左传》中独特的“礼”思想作用于其文学创作，对其人物形象描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影响表现在对人物形象的描绘手法以及其人物形象所体现出的特点两方面。在手法上，《左传》通过“礼”的语言、“礼”的行为以及以“礼”为核心的评价来描绘人物形象，都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在“礼”的影响下，《左传》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在特点上集中表现为三个大类，即，顺应时代潮流的、具有复杂性格的以及具有“君子”理想人格的人物形象。各类不同形象所具备的特点也都与“礼”有着密切的联系。“礼”在《左传》中，不仅是思想的核心，还是其文学上描绘形象的重要手法：思想与文学创作相结合，展示了《左传》高超的艺术手法。

刘盼
李白文化与采石矶——在“李白文化与采石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会议论文

＜正＞因为李白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是在马鞍山度过的,因此李白的文化就与马鞍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但是李白给马鞍山究竟留下了哪些文化,世人还没有细细考察。今天在采石矶风景区召开"李白文化与采石矶"学术研讨会,我想是最适宜不过的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采石矶的实景来亲身感受、想象唐代李白在这里留下的文化遗产。那么究竟有哪些文化是和采石矶有关系的呢?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的文化可供学人研究参考:

沙鸥

2016-11-01
哲学诠释学视角下三个《论语》英译本的对比研究

学术论文

《论语》是一部卓越的中国典籍，在中国文学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迄今为止《论语》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欢迎，而且《论语》的翻译也已有很长的历史。许多学者都已从不同的角度对《论语》的英译本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原则”等概念为视角对James Legge、Arthur Waley和Charles Muller的《论语》的三个英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理解的历史性”概念表明，三个译本的不同主要是由译者和文本的历史性所致;“视域融合”概念表明，译本对源语文本的“扭曲”和“变形”是译者视域、源语文本视域、源语文化视域和目的语文化视域等彼此融合的结果，这些视域的融合同样导致了同一源语文本会产生不同的译本。但由于译者与目的语文化之间公共视域的存在，尽管这些译本对源语文本有着这样那样的“扭曲”和“变形”，各译本之间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它们总有许多共同的理解和解释。翻译现实表明，译者只有以公共视域为基础进行翻译才能使其译本有可能受到读者的公认，这也就肯定了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合理借鉴前译本的必要性。但若想创造出成功的复译本，译者更重要的任务是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创新，而效果历史原则可以促使复译者发掘出前译者们所意想不到的新的理解源泉，从而对复译实践有诸多新的启示，尤其是对发掘出复译本中的创新因素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总之，“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融合”为解释翻译中的“扭曲”和“变形”现象以及同一源语文本拥有不同译本的现象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认为“扭曲”和“变形”就像胎记一样在翻译中是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效果历史原则”则要求复译者应该在充分理解源语文本和前译本的基础上努力做到推陈出新。复译本的“新”部分是由“理解的历史性”和诸多不同视域的冲突形成的，部分则是由于译者的积极“创新”而变得独具一格。因此，伽达默尔的这几个概念对翻译尤其是复译现象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价值。

郑晓秋
再论东坡文化研究上的惰性思维

期刊

我国东坡文化研究早趋热潮,而今,一些受金钱和功名驱使的研究者痼疾复发,日渐危重。有的学术不端,剽窃造假;有的大权在握,搞门户之见;有的一知半解,浅尝辄止。惰性思维大大阻碍了东坡文化研究的健康发展。在学术研究上应该营造一种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

饶学刚[1]
脆嫩鲜香犹香蕈——芥蓝

期刊

芥蓝，别名白花芥蓝，以肥嫩的花苔和嫩叶供食用。芥蓝起源于中国南部，栽培历史悠久，是我国的特产蔬菜之一。苏轼的《老饕赋》中写道：“芥蓝如菌蕈，脆美牙颊响。”以此来形容芥蓝有香蕈的鲜美味道。

姚扶有
草木有本心--苏轼《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的草木意象探究

期刊

苏轼《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吟咏草木意象主要包含了三个主旨:一是赞咏草木象征的卓尔不群的生命姿态;二是借草木感时伤怀,叹离愁别绪;三是借草木的高洁品性寄托淡泊的隐士情怀。诗中草木意象的内涵比起前代皆有所扩大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情感蕴含和审美特征,是中国文学史上草木意象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张苑瑜[1]
《诗经》动物意象的翻译

学术论文

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信息的交流是手段,文化的传播是目的。如何使一种文化在准确传神地体现在译文中,是每一位译者都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图式作为图式理论中内容图式的一个分支,是人脑中通过过去经验累积而形成的关于文化的知识组织架构,成功激活文化图式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社会中发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文化图式理论运用广泛,其中语言间的学习和翻译是两个重要领域。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生动的内容和丰富的表现手法影响着其后中国各类文学作品的创作和表达,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诗经中出现了大量的意象如动物、植物、人物、房屋、劳动工具、祭祀同品等,用来记录和反映古代人们社会和思想的方方面面,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的生活画卷。自古以来对于诗经的研究数不胜数,近代以来也出现了不少基于诗经翻译的研究,但探索诗经文化图式的传达和效果的尚不多见。本文从文化图式理论出发,以诗经中的动物意象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理雅各1871年的非韵体译本和汪榕培2008年收录于《大中华文库》中的译本进行分析。二者是中外两位优秀译者,其译本在诗经翻译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并在市场上广泛流行,其译本具有研究意义。本文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以文化图式理论的四种对应类型:文化图式相似、文化图式错位、文化图式冲突和文化图式空缺来将诗经中的动物意象分类,并分析了理雅各和汪榕培的翻译手法和再现传达文化图式的效果并进行统计,分析了二者翻译手法的异同和原因,根据翻译手法效果的分析总结了每种文化图式对应类型中效果较好的翻译手法,并根据整体分析过程得出了文化图式视角下诗经翻译的一些启示,可能对于将来的诗经动物意象翻译有所帮助。

李珺
颍州聚星堂的诗酒雅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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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宏升北宋欧阳修、苏轼是颍州文化的播种者、推动者，欧、苏知颍时，整治西湖，遍尝颍酒，诗酒唱和，使颍州名郡文风极盛，也使西湖之畔的诸多亭、堂、院、阁成为颍州名胜流芳后世，其中最富诗酒气息的文化遗产，要数欧公所建、因“星”而名的聚星堂。欧、苏聚星堂诗酒雅集独领风骚，打造了魅力颍州的独特名片，引领了颍州千年文脉，别开生面的颍州文人雅集余韵深长。聚星堂的文化魅力聚星堂是欧、苏会饮雅集之所，位于颍州治所，是皇祐元年（1049）欧阳修知颍时改建，在宅门内，共有三楹，坐北朝南，因在州署院内大堂（治事堂）与三堂（州宅）之间，俗称“二堂”，道光《阜阳县志》载：“宅门内，二堂三楹，即宋‘聚星堂’故址。”明正德《颍州志》记载：“聚星堂，宋欧阳文忠守颍，倅佐吕正献，而其先政如晏殊、蔡齐、曾肇、韩琦皆名公，故欧公建堂治内，题曰‘聚星’，有《聚星堂诗集》”。又据明成化刘瑛纂修《中都志》记载：“聚星堂，在旧州治内。欧阳公守颍时，吕正献公为倅，欧公与为讲学之友而一时游从者，如刘攽、王回辈皆名流，故欧公以聚星名堂。”可见，聚星堂得名于欧阳修对前任“名公”贤守、讲学“名流”贤达和雅集名士贤才的尊崇，是晏殊、蔡齐等守颍名宦的纪念之堂，是明星荟萃、名流汇聚的高雅之堂，是文化精英讲学交游和雅集交流的文化场所。在文化史上，聚星堂雅集光彩夺目，作为有宋一朝首次高规格的文人雅集，前可媲美东晋王羲之兰亭雅集、唐代阎伯屿滕王阁雅集，后领风气之先，垂范北宋西园雅集、元末玉山雅集，激励颍州后人续写聚星堂文化。欧阳修首开聚星堂雅集皇祐二年（1050）正月初七（人日），欧阳修在聚星堂召集吕公著、刘原父、魏广、焦千之、王回、徐无逸等六位文坛之星会饮雅集，把酒赋诗，首轮分韵探题，次轮赋室中物，三轮赋席间果，四轮赋壁间画像，酒罢成诗48首，编成《聚星堂诗集》。颍酒佐诗催生了一部诗集，一时轰动朝野，开创了颍州文人雅集之先河。翌日，欧阳修乘兴再邀文友会饮聚星堂赋诗咏雪，并约定禁用“玉、月、梨、花、练、絮、白、舞、鹅、鹤、银”等11个咏雪颜色、形态和动态的常用陈言之字。叶梦得《石林诗话》云：“诗禁体物语，此学诗者类能言之也。欧阳文忠公守汝阴，尝与客赋雪于聚星堂。举此令，往往皆搁笔不能下。”因禁用常用字咏雪难度极大，独欧阳修作出禁体诗《雪》，而且“所可叹者，后来无继耳”（见《风月堂诗话》）。苏轼称欧阳修“禁体物语”咏雪诗为“欧阳体”，宋代文人则称之为“禁体”，特指咏雪诗禁用陈词的独特诗艺。苏轼唱响聚星堂“白战”令苏轼传承欧公衣钵，践行“禁体物语”创作规则，不断将“欧阳体”发扬光大，并形象生动地称之为“白战”。嘉祐四年(1059)冬，苏轼在船上创作了一首禁体咏雪诗，题为《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在欧公禁用11个常用字的基础上，苏轼增加了“盐、鹭、蝶、皓、洁、素、飞”等7个禁用字，欧、苏禁用的常用咏雪字合并起来共有18字：玉、银、盐、月、梨、梅、练、素、絮、鹤、鹅、鹭、蝶、白、皓、洁、飞、舞。元祐六年（1091），苏轼知颍。是年十一月一日，苏轼因颍州久旱祈雨得小雪而喜，便召集颍州签判赵令畴、教授陈师道、欧阳棐、欧阳辩会饮聚星堂，再效欧阳体赋雪诗，演绎41年前欧公约客赋诗的盛况。此次雅集，苏轼作《聚星堂雪》诗，诗末有“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之句。所谓“当时号令”，是指皇祐二年欧阳修聚星堂雅集赋雪诗的游戏规则，即：“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白战不许持寸铁”中的“白战”，是指手无寸铁、赤手空拳的徒手战斗，“白战”不许持武器，比喻写“体物诗”不能用“体物语”，咏雪诗不许用那些常用的咏雪字眼，如用了其中任何一字，就是手中持了“寸铁”。苏轼以“白战”比喻不用任何常见字咏雪，与“禁体物语”的意思相同，因此后人将“禁体物语”的咏雪诗称为“白战”或“白战体”。此后不久，苏轼又效“欧阳体”，在聚星堂以同一方法作禁体诗《用前韵作雪诗留景文》，可见当时聚星堂诗酒之盛，久而不衰。“白战体”本是欧、苏聚星堂雅集禁用陈词的酒令规则，却在欧、苏的笔端产生了一种新的诗体。可以说，禁体诗起源于颍州聚星堂，首创于欧阳修，形成发展于苏轼，对后世影响深远。颍州后世续写聚星堂雅集故事由欧阳修首倡、苏轼继承发扬的聚星堂诗酒雅集，在历史上引领颍州文脉和社会风尚，塑造了颍州独特的诗酒文化传统。明清颍州文人崇尚欧、苏，再续雅集之风。明末颍州人刘九光，字文孚，号含轩，万历乙未（1595）进士，辞官还乡后，与张鹤鸣、张鹤腾兄弟“为文酒会，殆无虚日”，其《东园午作》诗记载了“引泉成曲水，移树傍层台”的“曲水流觞”诗酒雅集盛景（道光《阜阳县志》）。明末另一文士宁予庆，字大履，崇祯甲戍(1634年)进士，归乡后曾举行西湖雅集，作有《花朝前一日西湖雅集》诗（康熙《颍州志》）。清雍正十三年（1735），颍州升府，首任知府卢见曾向慕欧、苏，爱才好士，古雅好文，尝在聚星堂主持雅集，名士汇聚，诗酒唱和，极一时之盛。颍州文人吴茂陵，字松如，康熙丙戌（1706年）进士，曾授井陉县令，是卢见曾聚星堂雅集常客，有二诗《聚星堂公?诗呈卢太尊》《聚星堂公·诗呈雅雨卢太尊》记载了这一诗酒盛事，卢太尊即卢见曾，号雅雨，山东德州人，“太尊”是对知府的尊称。乾隆十二年（1747），湖广抚院、前安徽布政司晏斯盛作《改建府署记》云：“颍之州署即宋聚星堂也”，勉励颍州知府王敛福复现“聚星堂之盛事”(乾隆《颍州府志》)。乾隆五十二年(1787)，颍州知府和瑛感欧、苏爱民之事迹，偕僚友在会老堂雅集，作《清颍书院课士毕，偕张松泉、裴西鹭两明府劝农西湖上，燕集会老堂即席赋诗》（和瑛《易简斋诗钞》）。乾隆五十七年(1792)冬，镇洋(今江苏太仓)诗人彭兆荪随父彭礼赴颍州教授任，深感“晏吕欧苏，遗泽未泯”，在聚星堂前创办颍州星社，与颍州文士联吟雅集，“掎裳联褴，访二柳之亭，赋聚星之雪，中间往还南北，山川人事，皆托诸咏歌”(彭兆荪《星社集序》)。清代颍州文人王度、王世荣、陈之玙等均有诗追慕欧、苏聚星堂雅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聚星书院、聚星学堂、聚星小学，也是对欧、苏遗韵的纪念和传承。从北宋中期到清代中期，聚星堂诗酒雅集之风传承了七百余年，成为颍州名流荟萃、诗酒文化繁荣的象征。

2022-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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