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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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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家臣形象的分析及文学表现

学术论文

《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历史著作,对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左传》又被称为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奠基之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作为'文学的权威'(朱自清《经典常谈》)的《左传》,决定其文学品味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塑造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左传》全书出现的人物,上至天子诸侯、王公卿相,下至行人商贾、皂隶仆役,共有三千多个.不少人物以其鲜明的个性、独特的面貌,活现在读者面前.对于这些人物形象,前人多有论述,作者不揣冒昧,仅就其中前人涉猎较少的家臣人物群像,进行探悉.探询这类人物形象所蕴含的思想意义与审美意义.这类人物散见在《左传》全书的各个角落,按照孙绿怡在《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所分,属于'闪现型'人物.这些形象的出现虽然稍纵即逝,一闪而过,然而却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同时在叙述过程中蕴涵着《左传》作者鲜明的爱憎倾向.该文即探讨在春秋时代森严的等级关系下家臣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下的矛盾冲突中展现的内在气质及价值观念.综观《左传》全书,描绘家臣人物群像成为作者思想倾向和审美追求的主要载体.同时,在刻画人物时采用的文学手法成为古代史传文学描写人物性格的传统手法,且对其后的集大成者《史记》产生深远的影响.

刘澍
宋代瓷器艺术的工艺范畴研究

期刊

工艺范畴包括宋代瓷器艺术创造的物质技艺系统和工艺机制特征。瓷器制备以原料配方、成型、施釉和烧成为核心工艺环节,锔瓷、金属扣、绘画和书法等装饰工艺同样属于瓷器艺术创造的工艺范畴。釉料配比和施釉方式是宋代瓷器艺术创造的工艺保障。窑位安置保证火路通畅,有利于温度增高以提升瓷化程度和釉料流动。火照子的发明使用和暖窑烧坯的组织实施促进了瓷器艺术创造,而锔瓷工艺保护瓷器艺术创造大胆地追求精益求精。宋代绘画的商业化运作刺激了瓷器艺术生发,而宋代笔记文学对瓷器艺术的接受美学创生具备想象启发价值。

李金来[1]
李白、杜甫诗体与唐诗嬗变

期刊

李白、杜甫是唐代诗国的双子星座,其诗歌不仅众体兼备、题材广泛,而且匠心独运、各领风骚。李白诗体多学古,杜甫诗体多新变;李白擅长古体,是集成,杜甫演化近体,是开派;李白诗体,代表了初盛唐诗歌体裁古体诗多的发展实情,杜甫诗体,开启了中晚唐近体诗多、诗变的先河。李白、杜甫站在时代的分水岭上,其诗歌分别代表了初盛唐向中晚唐诗歌嬗变发展的关节点,也即李、杜诗体的不同,正透露出唐诗转关的深层内涵。初盛唐是以李白古体诗为主流、为正宗的"李白时代",中晚唐是以杜甫为开派、为发展的"杜甫时代",他们是唐诗总结前人、转折启后的关键所在。

申东城[1,2]
《老子》虚词研究

学术论文

《老子》是中国古代道家著名经典之一，约成书于战国年代，流传至今的版本有几百种，诸多版本中，年代较早的有郭店竹简《老子》和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但此两者残缺较多，且相互之间差异较大，已无法从中看出《老子》词汇特点，因此我们选用了现代通行本《老子》作为研究的对象。　　本文的主要思路是对通行本《老子》中出现的虚词做穷尽式的调查，《老子》总共有虚词92个，共计出现961次。我们通过统计出现频率，并按照分布、作用、语义语法特点等，对《老子》中出现的每一个虚词进行穷尽式的描述，进而揭示《老子》中虚词的特点。　　《老子》一书用语生涩，含蓄隐晦，为世人理解造成了极大地阻碍，我们从虚词着手，对《老子》中每一个虚词进行分析研究，揭示虚词在合成构造、语法语用中所起的作用，为中国专书词类研究添砖加瓦。　　本文共分5章，第一章副词，共39个，我们将副词分为六类，即(1)范围副词、(2)程度副词、(3)时间、频率副词、(4)情态副词、(5)关系副词、(6)否定副词。对每个副词的频率统计和详细描述中，进而总结出《老子》中副词的特点。第二章助词，《老子》中的结构助词有“之”、“者”、“所”共3个，我们对其结构特点、语法特点进行详尽的描述，进而总结出《老子》中助词的出现频率、分布特点、语法功能。第三章介词，老子中介词共11个，主要从每个介词的功能和意义上着手，进而总结出《老子》中介词的特点。第四章连词，《老子》中连词有20个，对每一个连词进行详尽的描述，进而总结出《老子》中连词的特点。第5章语气词，《老子》中语气词共15个，我们按其出现位置分别加以描述，(另将词尾、象声词附入语气词一章，《老子》中词尾2个，象声词2个。)从每一个词的使用情况、作用着手，从而总结《老子》语气词的特点。

陈洁
《左传》与《战国策》女性形象研究

学术论文

《左传》作为先秦时代的一部珍贵典籍，不仅为我们再现了春秋社会旌旗摇曳背后的刀光剑影，同时不着痕迹的为我们刻画了个性迥异的人物形象，天子、诸侯、贵胄、权臣以及文武之士无疑是作者记述的要点，但那些活跃在时间长河中的女人，或见识高远，或口蜜腹剑，或借以谋权，也深刻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作者从自己特定的文化立场出发，将历史厚重的帷幕缓缓拉开，让那一个个姿态各异、活灵活现的女性在这个舞台上莺歌燕语。《战国策》作为战国时代的史料汇编，折射出战国时代的波诡云谲，是了解战国历史的重要文献依据，以其辩丽恣肆的语言，波澜起伏的情节，记载了战国纵横家的政治生活及外交策略，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女性群像，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虽然着墨不多，但有鲜明形象的将近二十人，不仅描写了上层贵族，同时也将史笔触及到了平民女子，作者将她们从幕后拉至台前，在特定的时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体现了时代的烙印。　　本文以《左传》与《战国策》中的女性形象为切入点，绪论部分主要是从文献的角度梳理了前人对两书女性形象的研究成果与不足之处，第一章通过对两书女性形象进行分类，以期对女性形象有一个整体的感知;第二章透过女性人物的视角，以点带面，探讨从春秋到战国的时代变迁;第三章反思混乱社会下女性命运的形成;第四章分析两书女性的塑造手法及其审美观照，从艺术的角度探讨两书女性形象的刻画方式。

靳文娟
苏轼诗词作品的英译现状和改进策略研究

学术论文

苏轼诗词作品在国际上的推广和传播是我国汉语国际推广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对苏轼诗词作品的英译现状和改进策略的研究工作，一方面为今后苏轼诗词英译工作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动苏轼诗词等中国文化作品在国际上的推广。在世界多极文化碰撞交流发展的背景下，苏轼诗词的英译和推广有着极大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首先，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提升，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度也日益增加，苏轼诗词作品需要抓住这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次，此时苏轼诗词作品的译介和传播工作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内外学者对苏轼诗词作品的译介和传播工作的重视程度依然很低，人们对苏轼诗词作品的译介研究工作还不够全面和深入，这也是阻碍苏轼诗词作品更好地进行国际推广的重要原因。因此，开展系统的苏轼诗词译介研究工作，加强对苏轼诗词作品的国际推广势在必行。　　本文通过对苏轼诗词作品英译本的研究，选用了文献阅读法、对比分析法以及实证研究法系统地梳理并总结了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国内外的译介研究现状和中西方在诗词翻译理论方面的基本特色。通过把苏轼诗词作品的英译本与原文进行深入地比读鉴赏，分析了在译介过程中苏轼诗词在语言、文化和艺术方面的美学损失，有鉴于此提出了相应的美学补偿机制。最后通过反思苏轼诗词作品的英译传播现状提出了相应的译介推广的改进策略。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对苏轼诗词作品的英译现状以及改进策略展开分析探究。　　第一部分是绪论。这部分笔者主要提及了苏轼诗词英译的研究背景以及苏轼诗词英译推广的选题价值，考察并梳理了国内外苏轼诗词作品的英译现状，为后续的译本对比研究和译介推广的改进策略的提出奠定了基础。绪论的最后一节指出了贯穿本文的主要研究策略。　　第一章的核心内容是苏轼诗词英译本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要领。本章整合了中西方诗歌英译的重要理论，梳理出了不同历史阶段产生重大影响的翻译家的诗歌翻译观点，最后分析归纳了中西方诗歌英译理论的基本特色，为第二章苏轼诗词中外英译本的对比分析和第三章苏轼诗词英译的美学损失与补偿策略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对苏轼诗词作品的中外英译本进行了比读与研究。这一章节笔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五首苏轼诗词的十篇国内外英译本，并进行了深入的比读分析。笔者从英译本的选词、押韵方式、语法使用、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等方面对所选取的中外英译本与苏轼原诗词作品进行了对比分析，为接下来总结苏轼诗词的美学损失以及提出补偿策略做了铺垫。　　第三章为苏轼诗词英译的美学损失与补偿。这一章节笔者综合了绪论的重点部分（苏轼诗词作品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第一章(苏轼诗词作品英译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要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以及第二章(苏轼诗词中外译本的比读与分析)的重要结论，同时结合了苏轼诗词作品独特的美学价值探究了译本在语言、文化和艺术方面存在的美学损失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补偿和改进策略。　　第四章对苏轼诗词译介推广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并进行了相应的改进策略的探讨。这一章节笔者从译介主体、译介受众和传播途径三个方面对苏轼诗词英译和推广的现有情况展开细致地分析和反思，然后在第四章地第二个小节进行了改进策略的构想：首先引起对象国政府重视并合理运用“名牌效应”，在我国规划建设苏轼文化的研究基地。然后在做好域外调查的基础上，对接孔子学院，做好苏轼诗词文化的教育教学工作。最后，重视发展苏轼文化产业，通过发展经济将苏轼文化融入海外读者的日常生活中。

蔡芳园
《诗经》采集文化研究

学术论文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的元典之一，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和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典籍，其广博而丰富的内容，也承载着丰厚的文化传统。先哲时俊对于《诗经》文化有着精彩的解读，因而，深入挖掘《诗经》中隐涵的采集文化，以采集文化的视角阐释《诗经》中的相关诗歌，并再现《诗经》时代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探索与尝试。这可以完善对于《诗经》采集、渔猎、农业等三个从生产方式方面着眼的文化解读，以更好的理解先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达到文化理解与认同的高度。　　《诗经》的文化品性是对于《诗经》进行文化解读的前提，而《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诗经与中国文化》、《诗经的文化精神》等则提供了理论性的指导，具有示范性的作用。“《诗经》与采集文化”、“《诗经》与植物文化”、“《诗经》与植物名物”、“《诗经》与考古”等各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正是进行“《诗经》采集文化研究”的坚实基础。认识到《诗经》中所蕴涵的文化的信息不会局限于诗歌所产生的时期，而是包含此前的人类文化积淀，也即《诗经》时代是立足于西周春秋时期，以之作为基点的，而在对某些具体内容进行辨析时，又会有一些对于夏代、商代文化的追溯。而正是因为认识到《诗经》里隐含着如此古老而又丰富的文化遗留，才使得深入探讨《诗经》时代的采集生产与采集文化成为可能。　　采集生产是原始先民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生产方式之一，有其漫长而又独立的发展历程。与渔猎经济对比，采集经济有着明显的优越性，曾长期作为社会的支柱经济而存在。原始农业起源后，采集生产一度作为重要的社会经济补充。在《诗经》的时代，种植农业渐趋昌明发达，然而真正精耕细作的时期并没有马上到来，因此在灾荒、战乱、饥馑等侵袭的年代里，采集生产的救急功能愈加彰显。在《诗经》中，关乎采集的诗歌丰富多彩，引人入胜。解读这些诗歌，基于它们对于采集生产活动的反映，可以将它们分为三种情况，实写采集的，以采集起兴的和直接描摹植物意象以表情达意的。　　《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涉及的内容，与先民们的衣、食、住、行紧密相关，这主要反映了采集文化的物质层面。就衣而言，是由动物皮毛、葛、麻、丝等不同材料制成，都与采集生产、采集文化直接相关。食则最重要的是菜蔬，主要是指采集而得的野菜，这既为先民日常所食用，也是饥民赖以活命度过荒年的依靠。其次也有各种果实，以及几种昆虫。先民们的住与行也多用到采集生产得来的材料，这在《诗经》中仍有着一些生动的歌咏。　　《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涉及的内容，还进一步涵盖到了先民们的社会生活，这主要反映了采集文化的精神层面。而深入探寻，这些采集文化相关诗歌或隐或显的含有巫术、宗教方面的意义，反映的是人们的精神生活。这基于先民们的原始思维，即万物有灵的思维，表现为物我的互渗，以及在一些诗歌中所流露出的以植物比附自我的“生命的律动”。从原始思维的角度而言，《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所体现出的主要是交感巫术的影响，还有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的庄严与神圣。深入探讨这些诗歌所含有的深层的文化因素，能使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些绚烂的诗歌，走进先民们花草芬芳、林木含情的生活，领略他们相对神秘而又美丽的精神世界。从中可见，《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深深植根于先民们的精神家园，其文化意蕴绚丽多姿，美不胜收。　　对于《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从名物的、民俗的、文学艺术的以及比较文学的等四个角度进行解读，是一种多重阐释的尝试。《诗经》名物解说的历史积淀深厚，其专书则始于值得细致考究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作为个案，基于名物的解说，考察了《诗经》中的“葛藟”，从文字训诂、考古发现、植物分类等多方面考辨，得出“葛藟”应为葡萄科葡萄属的葛藟葡萄（V.flexuosa Thunb.）的结论。在民俗方面，采集本身就可称之为“采集风俗”，而《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深刻反映了祭祀民俗、婚恋爱情等方面。祭祀所用的祭品，多与采集相关，《诗经》中直接反映这一生产生活实际内容的诗歌比较多，有的就写到了芳香植物的采集和用以祭祀，而有些诗歌也同时与爱情婚恋相关。《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其艺术上的特质，在于其突出而又集中的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在于其婉转含蓄而又韵味深长的抒情特色，也在于其典型的复沓叠唱的吟咏，从被采摘植物的变换里体现出来的音乐的制约、套语的模式和意象的复合。《诗经》与外国文学与文化的比较，选取了“槲寄生与寄生草”、《雅歌》与《国风》、《万叶集》与《诗经》等视角来多侧面揭示《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的自身特质，相比较而言《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是十分典雅含蓄的，呈现出鲜明的中和之美。　　《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上承自远古歌谣，与逸诗、《尚书》、《周易》、《山海经》以及神话中关于采集的描写、记载相比较，体现出了形象生动而又质朴尚实的特点。《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绝大多数是以采摘起兴的，这种用以起兴的采集意象虽然来自于真实具体的采集生产活动，但往往只是在诗歌里流露出或隐或显的意愿和情韵。尽管如此，《诗经》采集文化相关诗歌在题材与主题上的开创上还是十分丰富的，举其要者言之，大致有“香草美人”、采草怀远、采桑诗歌、采莲歌曲、树喻的母题等等，而在后世的演变中，桃花吟咏、折柳诗歌的发展较为突出，而采草作为民俗流传，渐渐兴起了“斗草”风俗。作为个案研究，《古诗十九首》的植物意象很突出，有四类，即:时序之草:与白露、秋蝉、东风、回风等相关联的草意象;生命之树:与陵、墓、古墓等相联系的松柏、白杨;遗远芳华:采摘以遗远方所思的芙蓉、芳草、奇树之花;情爱依附:孤生竹、惠兰花和表达夫妻情深的兔丝、女罗等。《古诗十九首》的植物意象表达显然是对《诗经》、《楚辞》植物意象的继承与发展，但较之于《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植物意象具有唯美化、组合化和更为情景交融的特点，体现了“婉转附物，怊怅切情”的审美特质。

孙秀华
当苏轼走过宜宾的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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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宽学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嘉祐四年（1059）初冬的一个早晨，天气晴好，岷江上云开雾散，苏洵、苏轼、苏辙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在眉山东门外的江家渡码头上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船行下水，其快如箭，半天时间就过了嘉州（今乐山）。写诗也是写心情，看得出今天苏轼的心情不错。这一趟行走的路线设计是：眉州——嘉州——戎州（今宜宾）——江阳（今泸州）——渝州（今重庆）——涪州（今涪陵）——万州……船停江陵再弃舟北上，直到汴京（今河南开封）。水路七百里，陆路五百里。苏轼他们不赶行程，有趣的地方就停舟一两天，访古寻幽，拜会朋友，也寻美食美酒。走走停停，玩了又玩，到达汴京已近来年的二月。船至犍为，他们去游览了王氏书楼。“书生古亦有战阵，葛巾羽扇挥三军”，苏轼对王氏亦文亦武的气概发了一回赞叹。接下来就进到了宜宾地界。（一）江寒晴不知，远见山上日。朦胧含高峰，晃荡射峭壁。横云忽飘散，翠树纷历历。行人挹孤光，飞鸟投远碧。蛮荒谁复爱，秾秀安可适。岂无避世士，高隐炼精魄。谁能从之游，路有豺虎迹。《过宜宾见夷中乱山》，这是苏轼进入宜宾地界时在船上看到的风景。当时，宜宾的地形，山脉迂回，树木蓊郁，水流湍急，地远人稀。苏轼说：“江水寒冷，不知晴暖，太阳升上了山顶，照耀着陡削山崖。横浮于天空的云雾忽然飘散了，翠绿错落的树木历历在目。出行的人挹一捧江上的阳光，飞鸟投入遥远的青山。这样的地方，好到是好，但那沿路豺虎的足迹随处可见，谁敢去这山里游览。”苏轼写得有点荒凉，但真的是一片原生态景观。这一片“乱山”，指夷牢山，《方舆览胜》记：“夷牢山在叙州宣化县南。”当年的宣化县县城遗址在今天宜宾县蕨溪镇的宣化坝，它的南面正是黄山。苏轼见到的夷中乱山应该是今天的黄山极其余脉。现在的黄山风景依然好，已没有了豺狼和老虎，是四川省风景名胜区。（二）牛口坝在宜宾市翠屏区思坡乡的临江村。春天油菜花盛开，遍地金黄；秋天芦苇摇曳，浩浩荡荡。当年苏轼他们到来的时候是十月底的一个黄昏，应该看到了江边风吹芦苇的壮美景象，还有翩飞的白鹭和撑一支长篙的打鱼人，“渔人忽惊起，鹭鸟落蒹葭”。可惜他没写进诗里。苏轼《夜泊牛口》时见到的是这样的情景。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煮蔬为夜餐，安识肉与酒？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儿女自咿嚘，亦足乐且久。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傍晚，落日返照，空中的水气都染成了红色。这个时候，苏轼他们“系舟宿牛口”。上岸以后见到的是当地居民的一个生活场景：伐樵为生，茅屋破败，蔬食果腹，但“儿女自咿嚘，亦足乐且久”，家人相亲，陶然自足，兴趣盎然而不觉简陋，生活充实而富有情趣。苏轼很感慨。随即以“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与自己“汲汲强奔走”作出了对比，看得出苏轼有厌倦仕途的一面。在出世入世问题上，苏轼从青年时代起就很矛盾。夜色来临，从江面上升起一轮圆月，整个牛口坝沐浴在月光洒下的清辉之中。苏轼又开始写牛口坝的月色。“掩窗寂已睡，月脚垂孤光。披衣起周览，飞露洒我裳。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三）乱山围古郡，市易带群蛮。庾岭春耕少，孤城夜漏闲。往时边有警，征马去无还。自顷方从化，年来亦款关。颇能贪汉布，但未脱金钚。何足争强弱，吾民尽玉颜。这首《戎州》诗，描述了当年苏轼见到的宜宾城市形象：乱山环抱，夷汉杂居，土地贫瘠，人烟稀少。诗是好诗，赵克宜在《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中说：“排律一气流转，颇为法。”但作为事实和研究史实的角度看，苏轼的描写还是有出入。事实是岷江沿岸，月波、泥溪、古柏、蕨溪、真溪、高场、思坡、菜坝、旧州坝、三江口，一个连着一个的冲积扇，肥田沃土，丰富的菜篮子和粮袋子，吃不完的粮食还用于酿酒。土地一点都不贫瘠。史实是《元和郡县志》载：“秦军破滇，通五尺道，至汉武通西南夷。……南朝梁大同十年（544）立戎州，唐为巴蜀地区通南昭的交通枢纽，是为门户。”苏轼讲“自顷方从化”，最近刚刚归化朝廷的意思，是最近吗？秦汉唐均已归化也。“年来亦款关”，款关，叩关，攻打关门，指嘉祐二年（1057）三里村少数民族“内寇”之事。这本是“人民内部矛盾”。“颇能贪汉布，但未脱金钚”。夷人很喜欢换取汉人的货币，但还未摆脱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几句诗，按照我的理解，苏轼的本意是希望国家统一，天下太平，不管是汉人、夷人都和睦相处，尽展玉颜。（四）《过宜宾见夷中乱山》《夜泊牛口》《牛口见月》和《戎州》。据考证，苏轼写有关宜宾的诗只有这四首，而且都是这次顺江而下写下的，悉数收录在他的《南行集》里。江安县，历史上一直隶属泸州，民国24年（1935）调整行政区划划归宜宾管辖。由于这个原因，我再录入一首苏轼的《泊南井口期任遵圣长官，不至。至晚，复来》。江上有微径，深榛烟雨埋。崎岖欲取别，不见又重来。下马未及语，固已慰长怀。江湖涉浩渺，安得与之偕。南井口，在江安县东北。到这里，苏轼父子是来会朋友的。朋友的名字叫任遵圣，眉山老乡，以学问气节推重乡里，当时任简州平泉（今简阳市草池堰）令。他们约好在南井口（今井口镇）见面，哪知这位任先生当天早已去过，立马江边，久久不见苏轼父子的船到来，于是，返回15里外的南井监（今南井场）小憩去了。直到傍晚暮色苍茫，才又姗姗到来，得以见面，相互赠答赋诗。东坡的这首诗，专门记述这件事。“我辗转徘徊在丛木茂盛、烟雨蒙蒙的江边小路上，正想就此登船离开，这时，期待相见的任尊圣长官赶来了。他从马上下来还未开口说话，就已慰抚了我那颗悠思的心。江湖浩渺，广大辽阔，我怎样才能与您偕行呢？”苏轼写诗的画面感很强。他说王维诗中有画，其实，苏轼的这首诗也是一幅画。在宜宾境内，我陪苏轼一大家子盘桓数日后，一直把他们送到这南井口，前面已是泸州地界，我们挥手作别。（五）苏轼南行去了，却给宜宾人留下了热爱他的诸多缘由。牛口坝所在地那个乡场，明朝以前叫渡口场，明末改称大顺场，民国时，人们思念苏轼的情思日盛，正式定名为思坡乡。在思坡乡，至今流传着一个故事。当年，黄庭坚得到苏轼要来宜宾的消息后，欢喜不已。天天等，时时盼，等待的过程中更是越发的思念苏东坡。在这份心情的支配下，黄庭坚在苏东坡到来时必须经过的孔道上，见亭阁书题“思坡亭”，见溪流书题“思坡溪”，见桥梁书题“思坡桥”……这一天，苏轼终于到了，黄庭坚把他引入长江边一条风景如画的小溪流，只见两岸翠竹浓荫，丹霞如渥，瀑布似练。苏轼与黄庭坚在这里畅叙情意，以诗唱和，好不惬意。为了记住黄庭坚的这份思念，更为了纪念两位大文豪、大书法家的倾情一会，在这里，“会诗沟”仨字便定格成了一个地名。关于这一次相会，我做过考证。绍圣元年（1094），黄庭坚遭章惇、蔡卞一党人诬陷修《实录》不实，有损帝王之名，于1095年贬涪州驾默州（今四川彭州）安置。因表兄任其长平提举，为避亲嫌，移戎州安置。黄庭坚1098年抵达宜宾，1100年放还，在宜宾居住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正是苏东坡贬惠州继而贬谪儋州的日子。因此，历史上，苏黄都曾到过宜宾，但他们只是擦肩而过。这样看来，会诗沟是一个传说。呵呵，即使是传说也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2018-08-07
苏轼家族墓地里面怎么没有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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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出土的苏轼后人墓砖。　　前些天,四川眉山公布了一项重大考古发现,确认了苏轼,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的家族墓地——苏轼之孙苏符墓葬大苏坟园,苏符之子苏山墓葬小苏坟园。消息一出,热度不小,可网民们的关注点似乎有点儿不一样:什么什么?苏轼的家族墓里竟然没有苏轼? 　　是的,苏轼的家族墓里确实没有苏轼。就好像那个笑话里说的:东坡肉里也没有苏东坡。那么问题来了:身为北宋士林领袖,堪称千古全才的苏轼,为什么没有遵照“落叶归根”的传统回到四川眉山?既然不在眉山,那苏轼的墓地又在哪里呢? 　　□邬邰 “苏坟园”葬的是谁　　11月19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眉山市文物局共同披露的眉山重大考古发现确认,“苏坟园”中的大苏坟园为苏轼孙子苏符墓葬,小苏坟园为苏轼曾孙、苏符之子苏山的墓葬。这一完整墓园结构被揭露,在四川地区是极为少见的。　　“苏坟园”是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修文镇十字卡村的一个小地名,据当地村民口中代代相传,这里是一代大文豪苏东坡的家族墓园。　　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4月5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考古队,对小苏坟园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并对周边进行了全面调查。　　经过考古发掘,发现小苏坟园茔园建设规模较大,整体平面呈长方形,包括围墙、墓上建筑、环墉、墓室、墓前建筑、台阶、道路等部分,其余建筑被破坏,具体不详。整个茔园建筑在坡上分布,错落有致,顶部到底部高差为8.5米；平面布局呈中轴线对称分布,主要建筑设施位于中轴线上。　　根据墓砖铭文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可以确认,“苏坟园”的大苏坟园为苏轼孙子苏符墓葬,小苏坟园为苏轼曾孙、苏符之子苏山的墓葬。苏轼决定在常州养老　　苏轼的家族墓里为什么没有苏轼?想要探寻问题的答案,还要从元符三年(1100年)开始说起。　　这一年,苏轼六十五岁。宋徽宗即位,神宗皇后向氏听政,已在儋州(今海南)谪居三年的苏轼终于遇赦北归。　　在贬居海南之前,苏轼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打野经验:四十五岁被贬黄州四年,五十九岁又贬惠州三年,加上海南这三年,人家已经是妥妥的北宋“野王”了。他在黄州研究猪肉新吃法,在惠州又将羊蝎子纳入食谱,到了海南更是将生蚝的美食地位推升到了历史新高度。可以这样说,打不死苏轼的都会让其更强大,看起来能做菜的,苏轼都会吃了它。　　然而,拥有如此强悍、稳定心态的苏轼,面对北归后即将展开的新生活却犹豫起来——在哪里养老,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苏轼首先想到的是颖昌(今许昌),那里有和他一生忧患与共、不离不弃的弟弟苏辙。想当年,苏辙官至副宰相还毅然奔走在“捞哥”路上,手足情深自是不用多说。苏辙得知苏轼蒙恩放还后也不断地劝说兄长,希望他定居颖昌,实现兄弟组团养老的美好愿望。　　兄弟团聚固然好,可苏轼心中却有顾虑。他既担心自己这一大家子搬到颖昌会给经济本就不宽裕的弟弟添负担,又担心颖昌邻近汴京(今开封),万一政局上再有什么风吹草动很容易受到波及。毕竟一把年纪,折腾不起。　　颖昌之外,苏轼心中的另一选项是常州(今常州)。在苏轼的职场生涯中,常州的出现频率非常高,那里的山水人文也深深吸引着他。苏轼曾经两度在常州买房置产,当年为了定居常州还给皇帝写过申请书,贬官海南期间多数家人也居住在常州。可以说,常州是苏轼心中最理想的安养之所。　　选颖昌,可以实现兄弟间“夜雨对床”的美好夙愿；选常州,则是苏轼心之所向。两难间,真正推了苏轼一把的还是时局——向太后过世,朝中恐有变化。　　当种种不利的消息传到苏轼耳边后,他立即打消了定居颖昌的念头,决计在南方养老,就在常州。　　四川眉山,并没有真正出现在苏轼的养老计划上。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家祖籍河北栾城,自称“赵郡苏氏”,眉山只是占籍。　　苏轼的墓地,由弟弟苏辙定在郏县。　　既然苏轼最后决定归老常州,那他的墓地是选在常州吗? 　　并不是。　　苏轼一路舟车劳顿,在到达常州居所前已然重疾缠身。他预感自己时日无多,于是强撑病体给弟弟苏辙写信交托后事:“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卒于常州。遵照苏轼的临终嘱托,在苏辙的主持下,苏轼最终在河南郏县入土为安。为什么是郏县呢? 　　有人说是因为郏县的风光好,苏轼生前曾经多次路过那里,赞不绝口；也有人说是因为郏县的风水好,依山傍水,是理想的安葬地；还有人说是因为宋朝的高官去世后大都要葬在京畿或者皇陵附近以表忠义；更有人说是因为苏轼苏辙兄弟长期遭贬导致囊中羞涩,无力承担归葬眉山的费用。　　以上这些原因皆有些道理,但促使苏轼长眠郏县的最大原因却只有一个——苏辙。　　早在苏轼病重前,就在给弟弟的回信中对自己百年之后的归葬之所有了明确的表态:“墓地,弟请一面果决。”(《与子由书》)他将自己的身后事全盘委托给了最信任的弟弟苏辙,一切由他做主。　　二人商量之后,将墓地选址定在嵩山南麓。这一点在日后苏辙写给苏轼的祭文中也有印证:“卜葬嵩阳,既有治命。”(《祭亡兄端明文》)“嵩阳”,即河南嵩山以南。“治命”,指的是人死前神志清醒时做的遗嘱。　　苏辙在接受了兄长的嘱托后细细思量,结合时局与现实因素,最终决定将苏轼夫妻合葬于郏县。这里既有可与故乡眉山媲美的秀丽风光,又免去了时局动荡时归葬眉山带来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距离自己定居的颖昌又不算遥远,便于祭祀。　　另外,郏县有小峨眉山可能也是原因之一。苏辙写的端明墓志铭里提到:“地虽郏鄏,山曰峨眉。天实命之,岂人也哉。” 　　苏轼下葬后,苏辙在祭文中写道:“虽非故乡,亲族不遐,勿畏勿惊。”(《再祭亡嫂王氏文》)这里虽然不是家乡,但亲人们离你不远,别怕啊。　　苏辙,做出了他能做出的最妥帖的抉择。　　苏轼去世十年后,苏辙在颖昌辞世,又五年,苏辙夫人史氏病故。苏家子孙按照苏辙生前遗愿,将他们也安葬在郏县苏轼夫妇墓旁。兄弟二人终于实现了当年“夜雨对床”的夙愿,再不用分隔两地。　　四川眉山苏轼家族墓中没有苏轼,但苏轼和苏辙却有彼此长眠为伴。血浓于水,人生尽头并不孤单。　　　　据“科普中国”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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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1
后记

会议论文

<正>南城县地处江西东部,山水秀美,境内山如麻姑山、从姑山,水如盱水、黎水,皆名闻于世。南城建县于汉高祖时,是座千年古邑,历史悠远,人才辈出。罗汝芳就是千千万万先贤中的杰出代表。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学界称明德先生,为明代一大儒,师从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弟子颜钧,为泰州学派的再传弟子,阳明学的第四代传人。罗汝芳其人被称为"泰州学派唯一特出者",其学被称为"王学的圆熟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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