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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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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现状调研

会议论文

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经十多年的发展,成为非洲孔子学院建设的典范,它创立了"一院多点"的办学模式,为喀麦隆及周边20多个非洲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汉语人才,2012年喀麦隆中等教育部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目前,喀麦隆孔子学院"一院多点"模式呈现出蓬勃发展趋势,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如: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教师更替过于频繁,缺乏适合本地的教材,教学资源使用率低,管理机制不完善等。

陈连香

2013-10-01
我甚似乐天

报纸

亓龙“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这是苏轼《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诗中的句子。乐天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字，素指樊素，蛮指小蛮，都是白居易的侍女。据唐代文人孟棨《本事诗·事感》载:“白尚书(居易)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这是说美姬樊素的嘴小巧鲜艳，如同樱桃；小蛮的腰柔弱纤，细如同杨柳。苏轼认为自己与白居易极为相似，只是没有樊素和小蛮这两个侍女。白居易曾任翰林学士、江州司马、忠州、杭州、苏州刺史、刑部侍郎等职，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晚年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代表作有《观刈麦》、《长恨歌》、《琵琶行》等。古人有“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之说。苏轼常以白居易自比，其《赠写真李道士》诗云：“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香山居士是白居易的号。《赠善相程杰》诗写道：“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轼以去岁春夏侍立迩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继入》诗亦云：“微生偶脱风波地，晚岁犹存铁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并且自注：“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轼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焉。”他还在《入侍迩英》诗跋中自言“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可见，苏轼自以为与白居易经历有着相似之处，虽然才气和声名差距较大，但如果不去苛求也应该差不多近似。苏轼贬谪黄州以后自号东坡居士，也是因为钦慕白居易，在贬地耕植自得其乐。其《东坡八首》序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据宋代文人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载：白乐天为忠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清代刻书家施元之《注苏东坡先生诗》亦云：“白乐天谪忠州，州有东坡，屡作诗以言之。故公在黄州亦作东坡，用乐天之遗意也。”实际上，苏轼对白居易的钦慕不止是始于黄州。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在杭州通判任上，苏轼有《吊天竺海月辩师三首》，其中有句：“乐天不是蓬莱客，凭仗西方作主人。”此句缘于白居易的《与果上人诀别》，诗云：“本结菩提香火社，为嫌烦恼电泡身。不须惆怅从师去，先请西方作主人。”据唐李德裕《卢子逸史》载：会昌元年，有南客飘至大山，有人引至一处，见道士坐大殿，曰：“此蓬莱山也。”宫内院宇数十，而一院扃锁，曰：“此白乐天宫。”乐天在中国未来耳。乐天闻之，遂作《答客说》诗：“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则应归兜率天。”又《与果上人》诗：“不须惆怅从师去，先请西方作主人。”也正是因为都曾经仕宦于杭州，使苏轼觉得与白居易有相通之处。他在《去杭州》诗中写道：“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白居易于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十月赴任杭州刺史，在任期间，他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在西湖修堤蓄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守护和疏浚西湖，使市民能够近湖而栖，安居乐业，也奠定了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格局。白居易一生作诗3600多首，其中写西湖山水的诗就有200余首。留下了“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等优美的诗句，为后世文人诵唱西湖、描绘杭州开了好头。任满离杭时依依难舍，感叹：“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苏轼也与杭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先后担任杭州通判和杭州知州，带领百姓疏浚湖水，创造性地将葑草淤泥善加利用，筑成一道横贯南北的长堤，堤上建六桥九亭，遍种桃柳芙蓉。后人为纪念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功绩，将这条全长近三公里的林荫大堤命名为“苏堤”。他主持疏浚西湖时，曾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作为标志，这就是杭州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三潭映月”。苏东坡在杭州的岁月里，公事之余游遍各处名胜，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任杭州通判期间所作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堪称杭州西湖一张靓丽的名片。苏轼之所以自言“甚似乐天”，是因为他们都有较长时间的贬谪生活经历，颠沛流离使他们饱经人生忧患。白居易考中进士之后曾任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后因不畏权贵，直言上书论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三年后改任忠州刺史，回朝后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不得已请求外放，先后任杭州、苏州刺史。苏轼也是仕途坎坷几遭贬谪，先是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求外放，从朝廷调任杭州通判;接着因被李定等人诬陷经历"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被召还朝后因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而再度自求外调；新党再度执政后又被一贬再贬。白居易在贬官期间的许多诗作都表现出一种委顺从命、旷然适性的迁谪心态。苏轼仰慕白居易，也自觉从白居易的诗歌中汲取这种精神解脱的力量。自从学习白居易后，他的心情平静多了，能够洞穿世事，别无所求，越来越寄情山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千古传诵的诗篇和游记。自言“甚似乐天”，还因为苏轼与白居易的思想有着相通之处。他们都欣赏隐逸文化，而且赞赏中隐的生活态度。白居易《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小隐丘樊过于冷落，使人难以忍受这份清苦，大隐朝堂又过于喧嚣，同样使人难以承受。古代文人在隐与仕之间寻求平衡，于是就选择了“中隐”。苏轼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五中亦云：“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他还在《灵壁张氏园亭记》中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古代的君子，不是非要做官，也不必一定不做官。非要做官就容易忘掉自我，一定不做官就容易忘掉国君。就像饮食一样，自己感到适意就行了。正像张氏的先人把建筑居室种植园林的地址选择在汴水、泗水之间，此地是舟船车马官员来往的要冲。让他们的子孙迈出家门去做官，朝堂不过几步之遥；闭上院门回家隐居，就可以坐卧于山林之内。对于贻养性情，推行仁义保持志节，无一不非常适合。可见，苏轼与白居易一样，认为看破红尘隐居于山林是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而真正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反而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因此，隐居于市朝才是他们心灵上真正的升华所在。自以为“甚似乐天”，也由于苏轼欣赏白居易闲适的生活方式，能从白居易身上找到心灵的归依。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说：“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苏轼也是“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他还在《醉白堂记》中写出了对白居易的认同：在自己身体强健时乞求告老还乡，退隐田园十五年，每天和朋友们饮酒赋诗，尽享山水田园乐趣。家里有穿不完的布帛，吃不完的粮食，歌舞作乐享受不尽。这些就是白乐天所拥有的。对于苏轼之钦慕白居易，宋代以来即有此说。苏轼的朋友王直方《诗话》称：“东坡平日最爱乐天之为人”。宋代文人洪迈也说：“苏公谪黄州，始称东坡居士，其意盖专慕白乐天。”南宋文人罗大经也说：“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明代文人田汝成评价：“盖子瞻景慕，惟在乐天，故摹拟之词，比比歌咏。”清代诗人赵翼亦云：苏轼“景仰香山者，不止一再言之”。正因为“甚似乐天”，苏轼在诗歌创作中受白居易影响很深，常在诗中表现出对白居易思想观念、人生态度的深切认同。他写过很多诗类似白居易的闲适诗，如“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清人马位评价“东坡诗熔化乐天语及用乐天事甚多”，苏轼自己也曾表白：“不作太白梦日边，还同乐天赋池上”。

2021-08-23
《史记》“太史公曰”研究

学术论文

“太史公曰”是《史记》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研究司马迁思想的重要材料，也是《史记》学研究主要对象之一。本文试图在前人的文献与思想研究基础之上，对“太史公曰”所涉及的有关内容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期能更深入地了解司马迁及《史记》之精髓。“太史公曰”所涉及之内容众多，限于篇幅，本文仅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思考：其一，“太史公曰”这种史评形式的传承、名称及其作用;其二，“太史公曰”对《史记》成书有关问题的论述;其三，“太史公曰”与《史记》“实录”及“发愤著书”;其四，“太史公曰”对《史记》悲剧人物的评论。

翁俊松
庄子“无用之用”思想浅析

学术论文

《庄子》中关于“无用之用”的思想对打破主体跟客体的界限、破除以人为主体、万物为客体的视角局限具有指导意义，如果人看万物的角度完全局限于其具体某一方面的现实价值，将无法破除对于物体某一特征的局限性，无法预测到时空无限、世界无穷，对物体间接而不显著的特征不能予以重视。因此提倡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角度来看万物，将万物与人放在同一层面的平等位置，不应局限于“用”这一范畴，否则就看不到万物的多样性，只有这样个体的最高价值才能被表现出来。每个朝代的哲学家基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对“无用之用”也呈现出了不同态度，其原因在于不同时代的哲学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他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必然影响其对待庄子“无用之用”思想态度。当今社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又出现新的问题，“唯利是图”的实用价值观过度风靡，深入学习庄子的“无用之用”思想对于中国目前的社会风气的改变具有指导意义。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如何将物用大并不是庄子讲无用之用的初衷。在他看来，万物与人并没有任何区别，他们不应该只是作为被人“用”的对象而存在，而是告诫人们破除“用”的概念，这样才能达到“道”的概念。庄子在说“物”同样也是再说人，人也不应该只因为其“有用”而存在。庄子面对惠施对他著作以及思想“大而无用”的嘲讽，借由大瓠逍遥于江湖的形象喻示着自己虽然于现世世界无用，对后世却有大用，但他又不是为了成为“有用之人”而存在，能终其天年、逍遥于江湖的“无用之用”同样能实现个人价值。在汲取庄子的“无用之用”思想精华时，既要避免陷入与惠施一样教条主义的同时，也要避免陷入同庄子一样的相对主义局限中，做到绝对与相对的统一，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吕莹
从《孔子诗论》与熹平石经谈《小雅·都人士》首章的版本问题

会议论文

＜正＞《毛诗·小雅·都人士》首章"彼都人士,狐裘黄黄。行归于周,万民可望",《左传·襄公十四年》引与本章后两句相同,而服虔注以为逸诗。《礼记·缁衣》引与本章几乎全同,而郑玄注以为"此诗毛氏有之,三家则亡"。《左传》为古文经,为何所引诗见于同属古文的《毛诗》,服虔却以为逸诗?今本小戴《礼记》应该属于今文

季旭升

2008-01-01
郭沫若对老子和《道德经》评价的几个问题

会议论文

在20世纪20年代初至40年代中叶的二十多年研究历程中,郭沫若对老子和《道德经》的认识与评价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大体上讲,其受泛神论思想支配的20年代,对老子的思想评价最高,视之为古代思想史发展的革命先驱者;30年代注重社会形态与宇宙观念的发展演变研究,肯定老子'道'的概念具有形上学的本体意义,老子的地位未变,但已经注意到其思想的局限性及负面成分;40年代用'人民本位'的尺度衡量诸子学说,对老子思想的估价大为降低,总体显示负面评价为主。《道德经》则是因老子的出生年代及其遗说的保留程度等学说问题争论引出的相关话题,郭沫若认为此书系黄老学派传人之一的环渊笔录润色老子遗说而成,其中包含了大量发挥老子思想旨意的成分。

杨胜宽

2014-06-01
二苏“对床夜话”

报纸

张春生（坡头）《舆地纪胜》是南宋人编的一部地理总志，在谈及雷州半岛文化时，引用了这样一首诗：“二苏留翰墨，谪坠百蛮里。兄弟对床眠，此意孤一世。”（《雷州·诗》）“二苏”即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苏轼苏辙，湛江人把他俩归在“雷州十贤”之列，对床夜话是他们在雷州半岛时的一个生活场景。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对床夜话”成语的形成即与此有关。据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回忆：苏辙小时候跟着哥哥苏轼读书，形影不离，对哥哥感情很好，希望两人可以一直守在一起。苏轼也有这样的想法。古代读书人如果没有功名，自然可以长守桑梓耕读传家，但要是考中进士，必然会远别亲朋游宦四方。亲情和功名有时候是不兼得的。二苏同榜考中进士后，按照规定应该分开到各自任所去，但因为母亲去世守制三年，又守在一起切磋文章。守丧结束苏轼被任命为福昌县主簿，苏辙被任命为渑池县主簿，再一次面临分别，但听说制科考试，两人辞不就任，又守在一起准备考试。期间读到唐人韦应物诗，有一句“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两人兰蕙齐芳，都有极高的识见和才华，这一次的制科考试不管能否成功，都不影响他们做官，只不过制科再中，职位起点就会高一点。分别马上就在眼前。于是约定：日后功成名就，当及早隐退，再在一起对床叙话。后来制科考试结果公布，苏轼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辙四等，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由于一二等空缺，最好成绩就是三等了。苏轼上任，苏辙侍老不就任，兄弟二人这才第一次分别，苏轼写了《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再一次深情地提起那个约定：“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世人千千万万，但同声同好的知己太少。一个人即便如何出色，都有可能处于各种漩涡之中，被故意冷落或恶意中伤，所以会格外珍惜那些关爱过自己或帮助过自己的人，一旦相聚就不忍分别。“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何况二苏情况特殊，他们不仅是亲兄弟，还是师徒关系，父亲苏洵把知识教给苏轼，再由苏轼当小老师教给苏辙，另外二人还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们“对床夜话”的约定，有人又叫做“夜雨对床”。如果把雨加上，对床夜话时室内灯光昏黄，窗外雨帘轻垂，雨儿在灯光映照下白珠细飞，淅淅沥沥的声响恍如聊天时的伴响，也别有一番味道。雷州半岛的这次连床夜话是在贬谪途中进行的。据记载，两人1097年6月5日到雷州半岛之后，昼则同行，夜则连床，直至6月11日苏轼渡海离开雷州。不清楚晚上聊天时雷州半岛下雨没有，我也不关心九百年前的天气，我只关心的是，一灯昏黄，满窗椰风，两人在深夜会聊些什么？当时苏轼62岁，苏辙59岁，历尽劫难身犹在，平生功业已成空，什么话题会进入他们的视野呢？会聊些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吗？这可能有些奢侈，毕竟两人都是被贬，早已剥夺了在朝堂的发言权。让他们到雷州半岛，有制其死地的意思。苏轼原先贬到惠州，写诗夸耀自己在那里很受优待，其中有这么一句：“闻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当权者听说后又将他贬到儋州（在今海南），途中路过雷州。对于这次再贬，在离开雷州半岛时苏轼曾自嘲说：“岂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者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是孔子的一个典故。孔子主张不被采用，连续碰钉子，禁不住发了牢骚：“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道，就是他的儒家仁政理念；桴，木筏子。意思是自己主张不能施行，就乘木筏子到海外去。到海外干什么？是继续推行自己仁政主张，还是学道家游仙避世？孔子没说，但按他的个性，应该是到海外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苏轼在雷州，用孔子的话表明心迹，自然是和孔子思想产生了共鸣。会聊些忠奸斗吗？会谈起提携过自己的恩人、并肩作战的战友及恶意满满的仇人吗？也许会的，但流露出来的不是悲观失落，而是豁达乐观。他在《次前韵子由》写道：“老矣复何言，荣辱今两空。泥丸尚一路，所向余皆穷。……别离何足道，我生岂有终。渡海十年归，方镜照两童。”当时守旧派和变法派都几经沉浮，谁上台好像已没有区别，朝廷充溢了满满的戾气。一方实行的政策，另一方必定坚决反对；打击对方时越来越狠，必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宋代可能是中国制度史上最关键的时期，首先它商品经济发达，其次有宰辅负责制和两派牵制监督，还有大量优秀人才，如果向好的方向发展，会给后世王朝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可惜没有如果。两人雷州半岛夜话的三十年后，北宋就发生了靖康之变。南宋政体和北宋相同，蒙古大军灭掉南宋后，汉人成了最卑贱人群。南人（特指南宋统治区的汉人）地位更差，一切都是为了活着而努力，活着成了他们最大任务，文华风流不再，人格尊严更无从谈起。有时候我想：两宋时期有很多聪明人，但他们只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知道怎样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缺少一种为民请命和求是的精神，这也是我读“雷州十贤”资料时深为叹息的原因，像“雷州十贤”这样的人太少了！会聊些学业文章吗？两人都是文学大家，也都是学术大师，苏辙传世有《诗集传》《春秋集解》《古史》《老子解》，苏轼传世有《易传》《书传》《论语说》。前几天苏辙还将《老子解》稿子给哥哥看，苏轼不太满意，提了一些意见。苏辙在雷州时，将主要心思放在这部书的撰写、修改上，《老子解》也成了学术史上极重要的解老之作。学术是经世的，很多政策的学术基础就是“经”。他们会讨论学术，去反思政策得失吗？会聊些贬谪时的衣食住行吗？雷州守张逢将他们安排在府衙休息，但这是不符合规定的。苏辙如果搬出去，会搬到哪里呢？是买房还是租房？苏轼到海南给张逢写信，请他帮忙给苏辙找住处。“舍弟居止处，若早得成，令渠获一定居。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乃公之厚赐也。”苏轼自己则抱侥幸心理住在官舍，不过后来被人查到赶了出来，只好自建房屋。当地读书人纷纷当起木工和泥瓦匠，那些拿笔的手，此时也坎坎伐木，阁阁橐橐。新居建成，苏轼命之为“桄榔庵”。当然，若干年之后，这件有温度的事也成了海南人的骄傲。他们会谈论亲友们的婚丧嫁娶吗？会谈论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风土人情吗？……以上种种，我都不能肯定，因为没有文献支持，只能根据他们在雷州前后的诗文推测那几晚的谈话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互为依靠，肝胆相照，无论做什么都会为对方着想；也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聊到戒酒。苏辙回忆，两人一起时，苏轼起床次数很多，“联床闻动息，一夜再三起”。苏轼解释说，可能是平时喝酒太多，“自言衰病根，恐在酒杯里”，下定决心戒酒，“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但决心并不管用，到了海南仍时常微醺，脸红红的，“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虽然苏轼写过“酒酣胸胆尚开张”这样的词句，好像酒量很大，但其实那只是诗人的夸张，他的乐趣还是看朋友喝，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氛围。让诗人戒酒，无疑是让他和缪斯绝交，难度相当大。很多人有这样体会：当满怀心事找人诉说时，翻遍朋友圈电话薄，却找不到一个随时可以倾诉的人，对床夜话更是奢望。是知己太少？还是我们顾虑太多？所有苦痛只能在孤独的酒杯中回旋，所有辛酸只能由夜半的流风吹散，所以九百年前的那个深夜，整个雷州半岛在南海与北部湾拍抚下沉入无边黑甜乡时，那一间小屋里的灯光才让人更加怀念。

张春生

2018-04-01
苏轼《后赤壁赋》中的儒道情结及其文化意义

期刊

代表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苏轼,其政治生涯和文学活动与儒家和道家思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联系可理解为血肉般的:它不只是象范文正公标榜的“进亦忧、退亦忧”的纯粹儒学,还有进亦自然、退亦自然的道家真意.可以说苏轼是进亦儒道、退亦儒道.儒道融合互补成为苏轼人生和文学的最重要的特色.

朱秋德
《诗经》祭祖诗与祭祖礼

学术论文

祭祖是聚合中华民族向心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周礼》说，“左祖右社”，表明了周人对宗庙、祖先的重视。这种强烈的情感也渗透在《诗经》的祭祖诗中。在《诗经》的祭祖诗歌里，集中反映了后代子孙对于祖先功绩的真诚崇拜、表达了希望祖先降福的强烈愿望，这无疑是祖先崇拜的表现形式。礼客观存在于《诗经》时代，祖先崇拜凝练出来的外化形式便是祭祖礼。可以看到，《诗经》的祭祖诗歌中体现了当时客观存在的祭祖礼的内容，表现了祭祖礼的具体仪节，展现了当时礼制文化的盛况。因而，《诗经》中的祭祖诗，对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古代祭祖礼，并且在礼的背景下解读《诗经》有重要价值。本文对于《诗经》与祭祖礼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探讨“祭祖”的内涵和《诗经》祭祖诗的篇目。学者们对祭祖诗及其篇目的界定多有分歧，本文根据《诗经》祭祖诗歌的特点及祭祖的含义，从《诗经》诗歌的内容和功用出发，界定了《诗经》中与祭祖礼有关的祭祖诗。第二部分探讨《诗经》中的祭祖礼。祭祖礼有常祀和临时祭告。本文结合礼书及其他文献，对祭祖礼进行再探讨，依据祭祖礼、的制度和内容去考证《诗经》祭祖诗的主旨，以求更好地理解《诗经》诗歌的内容和意义。第三部分结合《诗经》探讨了常规祭祖礼仪的大体过程。《仪礼》之天子诸侯祭祖礼缺失，而《诗经》的某些祭祖诗篇章以艺术化的形式，对天子诸侯祭祖礼仪进行了描述，为我们考察当时天子诸侯祭祖礼的原貌提供了重要资料。本文将通过对《诗经》反映的相关祭祖礼仪的解读，以《诗经》为主要对象，参之《礼记》、《周礼》等文献，以及《仪礼》可资借鉴的内容，探究天子诸侯祭祖礼仪的基本程序。

水汶
宋正气凛然张九成

期刊

张九成（1092-1159），字子韶，宋开封人，后迁海宁盐官（今浙江海宁）。南宋绍兴二年（1132），张九成在殿试时，慷慨陈词，直言不讳，痛陈宋金形势，认为“去谗节欲，远佞防奸”才是中兴之道。因而得到考官的赏识，选为廷试第一，被宋高宗钦点为状元。

刘永加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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