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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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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植物意象及其影响

会议论文

本文从《诗经》中常提到的植物人手,总结了《诗经》中植物意象生成的原因,介绍了几种典型植物的基本知识,并把提到相关的植物分为野生植物、住宅植物、园林植物三类,浅析它们各自在对应的环境中来自《诗经》的常有的意象,并根据现代园林植物的应用,探究植物的意象群及其对现代园林的影响。

王艳芳

2012-10-01
渗透于《诗经》中的原始宗教意识

学术论文

本文以人类学中原始文化以及原始思维的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民俗学的研究成果，从文化学的角度入手，对《诗经》作品中渗透的原始宗教意识进行探究，试图找出其中某些特殊文化现象的历史源头。《诗经》是我国最早结集的一部诗歌总集。由于产生年代极为久远，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反映出了当时人们头脑中存在的一些复杂而神秘的观念，这些观念正是处于特定宗教文化背景下的原始宗教意识的残存。原始宗教的产生是基于原始初民混沌的思维方式，“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差不多同样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力量、能力、性质、作用。”①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物我不分、万物有灵的特点。《诗经》中常以天、山等自然物作为神灵或万物之主宰，正是把它们主体化的表现。原始人这种特有的思维方式产生了特有的图腾观念。对于处于图腾社会的原始人来说，任何动物、任何植物、以及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图腾。《小雅·斯干》中所谓梦熊生子、梦蛇生女的迷信，就是由先民以龙、蛇为图腾的信仰而来。原始思维的混沌性在巫术中则体现为交感原则，具体可归结为“相似律”和“感染律”。如《诗经》中所涉及的鱼类多隐含生殖崇拜的寓意，这便是人们顺势巫术(相似律)心理下的产物;植物的采摘行为则多体现了感染巫术的效能。在原始思维看来，所有的事物都是神圣的，没有任何东西与宗教无关。因此所有较重大的活动都要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人们希望通过各种娱神、媚神的祭神仪式把自己同神灵联系起来，获得神赐的力量，并达到让神灵降福免灾的目的。在《诗经》的部分篇章中便可找出某些原始巫术仪式与祭祀活动迹象的残留：《郑·溱洧》、《陈·宛丘》等篇所歌咏的正是“会男女”、“祭高禖”的古俗;《小雅·小弁》、《南山有台》等篇中的树木兴象则渊源于祭祀社的宗教活动。原始物占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属于原始宗教范畴。在客观环境面前无能为力的人们只能求助神灵，他们希望通过物占来推知和了解冥冥之中所传达的神意，这就是物占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诗经》诸多篇目保留了物占意识的痕迹，其中反映龟卜、鸟占和日月食征兆内容的颇为典型。

魏昕
苏轼《司马温公神道碑》略论

期刊

《司马温公神道碑》是苏轼为司马光所作的墓志铭,其书于元祐二年。此时苏轼刚刚重返京城,无论是创作环境还是创作心态都是谪黄期间与后来谪惠、谪儋期间所无法比拟的。《司马温公神道碑》是苏轼奉召所撰,苏轼一生极少为他人撰写墓志铭,司马光是极少数之一。纵观《司马温公神道碑》字字端谨,大存晋唐遗韵,其对探讨苏轼元祐时期书法成就有重要的作用。

付文竹[1]
试论宋代官绅家族妇女角色的时代特点

期刊

宋代官绅家族妇女角色的时代特点主要表现为以自身文化素质辅助夫子成材立业,以经营管理家政促进家族兴旺,以懦释道三教合流之精神塑造自身理想人格。这三个时代特点并不是对传统妇女角色定位、道德规范的全面突破和摆脱,只不过是在继承贤妻良母角色的前提下,深化、拓展其内涵而已。

马金梅[1]
飘风骤雨惊飒飒——祝允明草书《唐宋词》卷考

期刊

在中国明代书法史上,祝允明和文徵明、王宠、陈淳并称为＂吴中四名家＂。祝氏狂草法书《唐宋词卷》原为已故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旧藏,20世纪80年代归无锡博物院。该手卷内容为祝允明抄录唐宋词四首,此卷属于祝氏晚年书法应无争议,但其根底仍在宋人黄庭坚,另融合了唐人张旭和怀素的一些因子,始形成此种风貌。

姚文辉[1]
棋子湾，美而宁静

报纸

文\本刊特约撰稿李辉海南西线的棋子湾，面对北部湾，与越南隔海相对。号称棋子湾，因为这里有大大小小的棋子石。西线相对干燥，仙人掌长在岩石之间。几个月来，杜觉祥先生总是不断发出他拍摄的落日晚霞，美丽之极。杜觉祥还说，这里是棋子湾，可以请围棋、象棋高手前来，与棋子湾珠联璧合。想想，也颇有道理。11月28日，正好有时间，我们几位朋友驱车从海口前往棋子湾。这一次，期盼已久的棋子湾，终于就在眼前。西线高速，一路雨不停地下。中午时分，抵达棋子湾，意外地，雨停了，阴云渐渐散去，阳光慢慢呈现。旅行者，到一个地方，天空忽然转晴，可谓吉人自有天相。夕阳西下，晚霞一片灿烂，在天空呈现美丽。面对北部湾，我们尽兴享受这个美好的下午！相对于海南东线的热闹，西线明显安静许多。沿栈道下行，站在海边，可以拍摄不一样的景象。晚霞与海边的礁石、滩涂相呼应，景色之美，令人陶醉。我特别喜欢拍海边细节感的景物：椰子树、枯树、红如花瓣的石块、礁石镶嵌的贝壳与水的呼应。第二天上午，前去棋子湾大角，我同样爱拍不一样的细节：枯枝、仙人掌与礁石、沙滩上的黑色树根与海水对应、弯曲的细沙与黑石块、如刀削一样的岩石……有了这些细节的凸显，风景便多了丰富的立体感。寻访流放的苏轼来到棋子湾，怎能不寻访以戴罪之身流放海南的苏轼的足迹？三十几年前，我曾去四川眉山拜谒苏洵与儿子苏轼、苏澈的故居。处在政治漩涡里的苏轼（后称为东坡居士），豪放而敢于直言，难以容于新党与旧党之间的争斗。北宋元丰二年，43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信中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顿时激发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7月28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苏东坡命运多舛，三次戴罪受贬：湖北黄州、广东惠州、海南儋州……苏东坡的流放地，我先后都曾前往。上世纪90年代初两次到惠州，2011年到黄州，2018年11月，我终于来到苏东坡最后一个流放地——儋州。在黄州，苏东坡写下《赤壁赋》，写下《黄州寒食诗帖》，写下《赤壁怀古》。在惠州，苏东坡写下《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这里，苏东坡已把自己称作“岭南人”。谁料想，62岁的苏东坡，又一次被遣送至海南儋州。发配于此，苏东坡又一次把儋州当成另外一个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儋州创办学堂，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拜学苏东坡。苏东坡晚年一直在流放，且是发配在荒蛮之地。可是，难以想象，像他这样不停流放的人，竟能容纳苦难，以文化让自己内心更充实，更从容。他总是以美呈现文化，将流放地的文化，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我眼里，唯有苏东坡才是北宋时代最伟大的人！有人说得好，苏东坡在流放生涯里，无论到哪里，随遇而安，躬耕自养，著书自娱，与民同乐。可以说，苏东坡虽然“戴罪之身”，他却在任何一个流放地，都创造出“贬谪文化”的最高典范。曾经读过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其中这段文字是林语堂对苏东坡的最好表达：“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说得真好！11月29日下午，我们终于来到棋子湾的峻灵王庙。当年流放海南的苏轼，为此庙题写《峻灵王庙碑》。峻灵王庙多年被毁，前些年终于重建。庙前，将苏轼题写的碑文以红字镌刻碑石之上。苏东坡在儋州三年，即将前往廉州时，他的心胸却颇为坦荡。当时，他还特意为峻灵王庙撰写了碑文，也是留给棋子湾最为重要的历史传承。他在碑文里写道：皇宋元丰五年七月，诏封山神为峻灵王。用部使者承议郎彭次云之请也。绍圣四年五月，琼州别驾苏轼以罪谪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诏徙廉州，自念谪居海南三载，饮咸食腥，凌暴飓雾而得生还者，山川之神实相之，谨再拜稽首，西向而辞焉。且书其事，碑而铭之。山有石池，产有紫鱼，民莫敢犯，石峰之侧有荔枝、黄柑，得就食，持去即有风雹之变。其铭曰：琼崖千里块海中，民夷杂错古相蒙。方壶蓬莱此别宫，峻灵独立秀且雄。为帝守宝甚严恭，庇荫嘉谷岁屡丰。大小逍遥远虾龙，鸡鶋安栖不避风。我浮而西今复东，铭碑晔然照无穷。清朝期间，儋州昌江县令将苏轼碑文镌刻立在面前，后来被砸坏。我问庙前的先生，原来的碑是否还在？他们说，如今只剩下一块残碑。走到残碑前面，上面有的碑文虽然模糊，但依稀仍见。残碑尚在，苏东坡与峻灵王庙就有了灵气。这座庙，也就有了千年传承。当年他撰写的碑文，十分应验，他终于可以离开这里返回大陆了。史料记载，万里北还的苏东坡，见到一幅画时，悲从中来。他在画像地旁边留下这句话：“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东坡书院门前的这块碑石，其实隐含着北宋伟大文豪苏轼的流放人生。遗憾的是，北归途中，苏东坡于建中靖国元年7月28日（1101年8月24日）在江苏常州逝世，享年65岁。一生颠沛，四处流放，一代文豪就这样走了。棋子湾挥之不去的美11月30日，天气晴好，我们前往位于儋州中和古镇的东坡书院。遥想当年，苏东坡在这里设立书院，多少人前来学习。同样，我们走进东坡书院，拜谒这位激发儋州文化的巨人。史料记载，绍圣四年（1097）四月苏东坡贬至儋州，宋元符元年（1098），苏东坡与军使张中同访黎子云，名其屋曰：载酒堂。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有人在此掌教，载酒堂改称“东坡书院”。东坡书院的匾额，由儋州的张绩书写。1818年，张绩考中举人，前往甘肃古浪县任县令。返回儋州，他为“东坡书院”题写的匾额，遒劲有力，如今悬挂于书院。五六十年代期间，不少人走进东坡书院。郭沫若、田汉等人都曾来到东坡书院。田汉走进书院，是在1962年的5月。参观之后，田汉诗兴大发，挥毫赋诗。197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救救东坡书院》的读者来信，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于是，东坡书院开始重建。走进书院，可以看到不同的诗碑。田汉的诗，邓拓《怀苏东坡》诗，镌刻诗碑之上，留存苏东坡与儋州的历史延续。返回棋子湾，已是30日下午。此时，夕阳如期而至。这一次，我没有走到海边，而是伫立五层大阳台，眺望远景。夕阳缓缓西下，淡淡的金光，渐次走进晚霞一般的灿烂。我用手机拍摄不同画面，每一个画面都美丽无比。棋子湾之美，美得令人陶醉，再也挥之不去了……最佳浏览线路棋子湾海湾呈现S形状，湾长20多公里。到达棋子湾后可以观光峻壁角、细眉角、鉴真坐禅、黄帝祭海、神龟探海、大角石林、小角石林、仙人足迹、八戒背媳妇、祭海石、观鱼石、火焰石、情侣石、帆船石、观音石、观音潭、棋子篮、望郎滩、白沙岭、治癣沟及野菠萝度假村等天然景点。棋子湾美丽三角棋子湾最有风情的，是三个湾，大角、小角和中角。大角湾沿着海岸线新建了海边观景的木栈道，一路上可赏礁石、岸滩，也可观察到仙人掌、红树林与海岸帆船石、笔架山等礁石景观，海岸奇石林立，形状各异，野菠萝与仙人掌在风中野趣横生，丰富多变的海岸景观让游客赞叹不已。小角是棋子湾观赏日落最佳的观察点，夕阳西下，落日在三五分钟之间在天空中变幻出奇瑰的景象，时而为云彩镶上金边，时而在玫瑰红，淡紫与蓝色间层层叠叠，与海岸礁石相映成趣，从小角边的开元度假村下望，落日风景一览无遗，正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最美的诠释。（小文）（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李辉摄）

2018-12-10
在他们的笔下，感受“千古风流”

报纸

■本报记者陈俊珺今年迎来600岁的紫禁城，正通过一系列大展庆生。其中，文华殿书画馆展出的“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自开展以来，吸引了大批观众。展览中亮相的78件（套）文物，不仅包括苏洵、苏辙、王安石、米芾、黄庭坚、欧阳修等大家的作品，更有苏轼的传世真迹。他写给友人的信、题在画上的字，距今已有千年，但见字如面，笔墨背后透出的喜怒哀乐、人生况味依然能感染现代观众。一蓑烟雨任平生历史上，有多位画家描绘过苏轼的形象，最为人所熟知的，要属他的“粉丝”元代大画家赵孟頫在《前后赤壁赋》中所画的苏东坡小像，以及晚明清初画家陈洪绶《隐居十六观》中的苏轼形象。在此次故宫举办的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中，明代书画家朱之蕃所绘的《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首次公开亮相。画中的苏轼头戴斗笠，脚踩木屐，十分生动。据故宫博物院书画部馆员郁文韬介绍，苏轼晚年被贬海南时，曾在访友途中遇到一场雨，他向农人借来斗笠与木屐，农人争相笑看，而苏轼却十分坦然，那份“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跃然图上。苏轼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之一，他在文、诗、词、书、画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苏轼有天纵之才，却命运坎坷，他的一生随着北宋动荡的政局而起起伏伏。20岁那年，苏轼离开家乡四川随父进京赶考，他的文章深得主考官欧阳修的青睐，获赞“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苏轼获得的第一个正式官职是陕西凤翔签判，此后在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做官。42岁时，“乌台诗案”的爆发彻底改变了苏轼的人生，他被捕入狱，又被贬黄州。在那里，他写下了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诗句沉郁苍凉又不失旷达，书法通篇起伏跌宕，气势奔放。正如黄庭坚在诗后所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黄庭坚将苏轼的书法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年姿媚、中年圆劲、晚年沉着。他的早期代表作为《治平帖卷》，中年代表作则为《黄州寒食诗帖》。离开黄州几年后，苏轼再度获得升迁，在京城任中书舍人，后又升至翰林学士，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时期。然而到了人生的最后十年，他又被贬惠州、儋州。65岁时，皇帝大赦，苏轼得以奉召重回中原，在长达一年的北归途中，他染上了瘴毒，最终在常州逝世。《苏轼十讲》作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朱刚教授认为，尽管苏轼遭遇了人世间的诸多不平，在仕途中屡屡受到打击，但他的内心依然深爱人间，他的诗、书、画是他为生活唱出的赞歌。见字如面，惺惺相惜在此次展览中，虽未见《寒食帖》的真迹，但也有多件珍贵的苏轼手迹亮相，包括《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题王诜诗词帖页》《三马图赞并引残卷》《治平帖卷》《归院帖卷》《春中帖页》等。此外还有一批苏轼师友的作品以及后世书法家所书写的苏轼诗文作品。苏轼生活的北宋时代，是文化巨匠辈出的时代。与他有着深入交往的前辈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是文史大家。而他的门生以及友人如黄庭坚、秦观、米芾、李公麟、王诜等人，也都是宋代文化星空中的璀璨之星。汉学家包华石教授曾说，宋代的文明在很多方面都显露出现代社会的特征。阅读苏轼与前辈、友人之间的书信，不难发现他的文字有一种超越时代的魅力。他是宋人，却极其现代。尽管隔着千年的时光，但见字如面，笔墨背后透出的喜怒哀乐、人生况味依然能感染当代观众。此次展出的《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是苏轼写给好友陈季常的书信，因长期被共同保存而合装为一卷，是反映其交游的名作。据文献记载，《新岁展庆帖》作于苏轼44岁那年，他于信中相约陈季常与李常于上元时在黄州相会。《人来得书帖》则是苏轼为陈季常的哥哥伯诚之死而慰问陈季常所作。此二帖下笔自然流畅、劲媚秀逸，精心用意，是苏轼的书法由早年步入中年的佳作。陈季常的名字或许令许多人感到陌生，但“河东狮吼”却是家喻户晓。这句成语就出自苏轼写给陈季常的一首诗：“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龙丘居士就是陈季常，柳氏是他的妻子，乃河东的名门望族，“狮子吼”来源于佛教，有宏大威严的意思。这句诗的本意是否为苏东坡在戏谑陈季常惧内、柳氏为悍妇，后人的理解并不一致。但“河东狮吼”作为悍妻发威的意思流传至今。陈季常也因这首戏谑之作成了中国“怕老婆”第一人。苏轼在绘画方面的审美能力，被认为是一代天才。他对吴道子与李公麟两位画家可谓情有独钟。苏轼曾写过一篇《四菩萨阁记》，详细记载了他花费十万钱，购得吴道子四版绘画真迹的事。而对于被誉为“宋画第一人”的李公麟，他给出了极高的评价：“龙眠胸中有千驷，不唯画肉兼画骨。”此次展出的《三马图赞并引残卷》让人充分感受到他与李公麟之间的惺惺相惜。《三马图》是苏轼请李公麟所画。他非常喜欢这幅作品，甚至在被贬惠州时还随身带着这件宝贝。苏轼在欣赏这幅画时题下了长跋，即《三马图赞》。苏轼等人的跋与李公麟的画本为一卷，原为清宫旧藏，因流散出宫而被人撕毁，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两段残卷十分珍贵。苏轼的《题王诜诗词帖页》与王诜的《渔村小雪图卷》也是一段佳话。王诜是苏轼的至交，两人可谓难兄难弟。王诜本是驸马，却因乌台诗案受到苏轼的牵连被贬。他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山水画家，《渔村小雪图卷》是其难得的传世之作。这件作品充分体现了文人逸士向往的山林隐逸生活，是北宋文人画“诗画一律”“得之于象外”的典范之作。苏轼的《题王诜诗词帖页》用笔浑厚遒劲，行文充满感情色彩，一看便知是为知己而作。“世间何来墨竹”苏轼的书法以及艺术鉴赏水准无疑是一流的，他自己的绘画也是独树一帜，并对中国绘画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可惜其传世且可靠的绘画作品少之又少，只有现存中国美术馆的《潇湘竹石图》和几年前拍出天价的《枯木怪石图》。尽管此次展览没有苏轼的绘画真迹亮相，但了解他的绘画对于理解其艺术理念极为重要。苏轼爱画墨竹、树石，也画山水、人物，甚至还画草虫、禽鸟等。除墨竹一种外，苏东坡的绘画都没有师承。他能够自出新意，独树一帜，靠的是天赋、修养、意趣与襟怀。苏东坡作画的速度很快，且常在酒后。他画画追求“大抵写意，不求形似”，笔下的墨竹有时会一根通天。好友米芾问他：“为什么不分节？”他答：“竹子也不是逐节生长的。”他还曾用朱笔画竹。有人问：“天下哪有红竹？”他就反问：“世间何来墨竹？”苏轼画画显然不是为了描摹景物，再现自然，他是在“醉时吐出胸中墨”，借物抒怀。他孜孜追求的是物我交融、物我合一。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邵仄炯副教授认为，在苏轼生活的北宋年代，中国画的技能、品类经历了晋唐五代的传承，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宋代绘画以格物之精神搜妙创真，将中国画的写真发挥得淋漓尽致。自苏轼开始，文人不仅通过诗赋、文章、书法来抒发情感、完善人格，绘画也成了一种重要的表达手段。苏轼、米芾倡导的士人画后称文人画。文人画不是简单的文人和画的组合，而是以创意风格和独立的精神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高度。以苏轼为首的文人画家转变了宋画写真精工的院体格局，找到了文人表达心性与自由的新语汇，中国画从此有了写真和写意的双翼，得以自由地翱翔。苏轼倡导的文人画不是古木、竹石或梅兰竹菊的不断重复，也不仅是在画上题字赋诗，而是以一种前卫的精神、创意的方式来抵御保守和僵化的思维，从而保持艺术的纯粹与生机。

陈俊珺

2020-10-16
略论苏轼《李太白碑阴记》及其他

期刊

苏轼《李太白碑阴记》涉及李白生平为人及才情评价,表明作者对李白、包括此前文化史上东方朔等“狂士”的心灵相通。当然,苏轼对李白从永王璘事有所误解,实为宋人重传统,轻创新,重正统、轻个性观念使然,但终究因其与李白同声同气,而倾之以尊崇、赞许。

李太白[1]
李高洁的苏轼赋文译介与研究

期刊

李高洁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引发国内重要学者点评的《苏东坡集选译》与《苏赋》分别是通俗性与学术性的苏轼赋文译著,后者还是英语世界唯一一部个别中国作家的赋别集,也是苏轼赋最完整的英译本。这两部译著继承翟理思、亚瑟·韦利等人译赋工作,是赋体文学及苏轼作品海外传播中的重要环节。李高洁在《苏赋》中对赋文体形式的翻译策略和苏轼文艺思想做了专门探讨,也体现在他的译文及注释之中。《苏赋》的译文吸纳钱锺书等学人的批评,对正文及学术注释都有增修。而《苏东坡集选译》作为一部面向大众读者的作品则采用了李夫人所作的艺术性插画与译文相结合的策略。考察李高洁的苏轼赋文译介可以为赋体文学及苏轼作品翻译与传播研究提供借鉴。

阮诗芸[1]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词汇研究

学术论文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简称“孔疏”）是《五经正义》之一，成书于初唐，全书约134万字;如果去除《春秋》《左传》以及西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仅论孔颖达的义疏，则约85万字。孔疏的编撰年代正处于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发展的过渡时期，因此能够较为充分地反映这一时期的语言概貌;又因该书大量参考、改写前人的相关注疏，使其词汇呈现出丰富的内部层次与差异。这种语料特徵，有利于我们探求一般性、普遍性的语言发展规律，为我们描写中古汉语的词汇面貌，考察上古至中古时期的词义演变等问题，提供了研究基础。此外，孔疏作为一种注疏语料，遵循特定的写作体例，这也使孔疏词汇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文献语言的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本文结合孔疏的撰着过程、时代背景，及其文体特徵、注疏体例和注疏对象《左传》的特点，对孔疏诩汇进行了全面考察和分析。　　第1章《绪论》，交代了选题意义，介绍了孔疏的基本情况，论述了当前相关研究成果，也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第2章《孔疏的语料性质及其研究价值》，梳理了孔疏的语料来源，并用统计数据加以说明，在厘清语料性质的基础上论证孔疏语料的研究价值。　　第3章《孔疏词汇的专业性》，这种“专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疏内容的专业性，二是注疏用语的专业性。本章的论述重点在于后者，讨论了其中三类注疏专业术语:训诂术语、辨析论说类术语、孔疏中的新兴注疏术语，揭示了注疏体例和语料性质对词汇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义疏”这种新体裁的出现催生了一批新的注疏术语。　　第4章《孔疏词汇的特殊性》，通过考释一系列因《左传》的特殊内容和体例而产生的特殊词语，揭示注疏对象对注疏语言的影响。　　第5章《孔疏诩汇的时代性》，从“新”和“俗”两个角度讨论了孔疏词汇的“时代性”特点:“新”是指在“以今释古”的注疏方式下，孔疏词汇中所包含的一批産生或主要使用於南北朝之後的新词和新义;“俗”是指在“以俗释雅”的注疏方式下，孔疏词汇中所包含的、唐代正在使用的俗语词。　　第6章《孔疏词汇的承袭性与创新性》，“承袭性”反映了孔疏词汇受到《左传》语言的影响，“创新性”是孔疏在各种参考材料的基础上创造的新词、新义，带有明显的个人偏好，体现了语言使用过程中的灵活性。这两个特点都体现了注疏词汇与注疏对象以及相关注疏材料之间难以剥离的关系。　　第7章《从孔疏看上古至中古时期的词义演变》，从孔疏的语料特点入手，通过经传和注疏的对比，考察《左传》常用词的词义演变，并分析其绿由。　　对孔疏诩汇展开研究，除了能解决具体的训诂、校勘等问题，描述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过渡时期的词汇面貌，还揭示了注疏语料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复杂性和特殊性，仅仅将注疏语料视作独立个体，置入当时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去讨论，从而描写其词汇的一般性特徵，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认识到，除了时代的影响，不同的文体、不同的写作目的，以及不同的注疏对象，都会对个体所使用的语言产生深刻的影响。

周夢烨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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