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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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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蹴鞠运动繁荣的历史文化原因分析

期刊

宋代的蹴鞠运动之所以能够如此繁荣,一方面由于宋代的文官政治,在这种整个模式之下更加尊重百姓的自主生活,另一方面,宋代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从事体育运动的人群也逐渐形成。

傅强[1]
《史记》《汉书》异文考述

学术论文

《史记》和《汉书》是史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两部著作，历来对《史记》和《汉书》的比较研究中，多侧重于对两部史书的体例和对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又有关于《史记》、《汉书》文字上的互校研究，这些即所谓“班马异同”。本文试图在对校《史记》和《汉书》的过程中，走出之前仅仅校对文字的旧路，力图从史实考证的方面论述《史记》和《汉书》关于同一史实而记载有出入的异文现象。《史记》和《汉书》关于同一史实的记载中，之所以出现这种异文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汉书》纠正了《史记》在史实记载中某些细节上的小讹误，其中当然不排除个别方面有《汉书》误改的现象，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异文是流传过程中所造成，如形近字和同音和音近字，也有因字形变化所造成的，如“七”字和“十”字的演变问题所带来的讹误等，很多细小的史实记载讹误，只有通过《史记》和《汉书》的参读才能发现.本文论证结合，对部分异文亦作详细考证，以求能推进《史记》和《汉书》的比较研究。

邹维一
日本汉语教学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以日本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为例

会议论文

世界各国2013年5月为止有935所孔子学院以及孔子课堂,其中日本有13所孔子学院以及6所孔子课堂。'汉语热'的今日,世界上的汉语学习者超过4000万人,日本的汉语学习者超过200万人。属于汉字圈的日本,'汉字'是得天独厚的容易学习汉语的条件,但反而会导致迁移以及偏误。针对这么大的受到母语影响的学习群体,研究、分析其汉语教学现状、总结出适合日本的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的教学法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从二语习得、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出发,主要研究四个方面:日本的汉语教学情况、日本的孔子学院普及和发展情况、日本櫻美林大学孔子学院采用的直接法教学、最后提出日本汉语教学所需求的教师和应该采用的教学法。

马渊亮

2013-05-11
徐州的七条苏堤

报纸

徐州苏堤路的前身叫苏堤，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附近居民叫它高头，它是一条土质大堤，堤身最高处位于云龙公园南墙一带，有三米多高，传说是苏轼当年筑堤护城留下的遗迹。这个传说究竟是不是真的呢？看看史书中对苏轼所建的七处大堤的记载吧。苏轼筑堤是为束水护城徐州的黄河水患始于汉朝，横溃于宋朝，糜烂于元明清。黄河到徐州，遇九里山后，往东南倾注，洪水大时会越过黄河大堤流入云龙湖，威胁徐州城池。徐州城经常出现东西北三面被水的态势，苏轼说“回头望彭城，大海浮一粟”。苏轼《奖谕敕记》“黄河大概五六十年发生一次决堤，而徐州处于汴泗下游，上下二百余里均被大山阻挡，水深难以排泄，和其它州城不同。”城池低洼、积水难退在宋朝已很严重了。《清实录·康熙朝实录》记载，康熙六十年皇帝批准河道总督赵世显的奏请“徐州黄河南岸韩家山应建迎水领水二坝”。寻找当年的拦水大坝，新淮海西路的大坝遗存应是当年的领水坝，这条大坝从小山子经段庄到帘子布厂宿舍附近，大坝遗存比新淮海西路高达六米，它当年的作用就是阻拦洪水冲向云龙湖而使之归顺于黄河正道。乾隆三十三年，徐州知府邵大业的《重修苏堤碑记》记录了黄河遇到九里山之后，拐向南奔注云龙湖方向。乾隆四十七年，徐州知府钱金殿在《徐州府重修苏堤记》记录了黄河对徐州城墙的威胁，城墙是保护老百姓的，筑苏堤保护徐州城墙，避免城墙因浸泡而坍塌，使老百姓免于遭遇水患。苏堤的东南—西北走向是顺着洪水过来的方向，其选址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苏堤是为了阻拦泛滥的黄河水殃及城池而使之束集于云龙湖，苏堤束水护城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防洪大堤苏轼建七处从宋朝开始，为了防范黄河水患危及城池，徐州开始建造防洪大堤。有史书记载的徐州第一条防御黄河泛滥的城南大堤，是宋朝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徐州知州王贻永修筑的。建东南、城南两条防洪大堤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正是这条东南大堤抵挡了黄河决口的大水：“堤成之明日，水自东南隅入，遇堤而止。”明嘉靖《徐州志·山川·苏堤》也提到“宋苏轼守徐时，河决为患，因筑以障城，自城属于台，长二里许，民赖以全，活着众，今尚存。”在清乾隆《江南通志·古迹考·徐州府》的史料中也写到：“苏堤在府城东南，宋苏轼守郡时，河决汇城下，筑长堤障之。”以上文献记述的都是苏轼修建的东南大堤，苏轼是否也修建过城南大堤呢？在苏轼所写的《奖谕敕记》中，指出他借鉴天禧年间王贻永修建两堤护城的经验：“父老云：‘天禧中，尝筑二堤。一自小市门外，绝壕而南，少西以属于戏马台之麓；一自新墙门外，绝壕而西，折以属于城下南京门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与武卫奉化牢城之士，昼夜杂作堤。”另外，从苏辙《黄楼赋》“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东西北门，水皆自城际山”中也可推断出苏轼修筑了东南大堤。因为城下二丈八尺高的水位，东西北三座城门全被洪水堵住，文中唯独没有提到南门被洪水堵住。如果此时没有城南大堤，洪水肯定也会从南门灌进城内。明确苏轼建城南大堤的是明嘉靖《徐州志·兵防》中陈师道的《黄楼铭》。据《黄楼铭》记载：“守臣苏某，深惟流亡，为天子忧，夙夜不怠。以劳其人，兴发戍兵，固弊应卒，外为长楗，乘髙如虹，以杀其怒，内为大堤，附城如环，以持其溃，筑二坊于南门之外，以适南山。”坊即防，这里引申为防洪大堤，在《钦定四库全书·后山集·卷十七》记载的《黄楼铭》中已经把坊改为防。陈师道说的“二坊”，就是东南大堤和城南大堤，这两条大堤还可以让城内没有跑出去的人们迅速逃生到戏马台。所以说，苏轼不仅建造了东南大堤，还建造了城南防洪大堤。只是这条抗洪保城时所建的城南大堤是从城西门连接戏马台的，不是灾后第二年修建的连接云龙山麓的城南大堤。修筑九百八十四丈城内护城长堤苏轼《奖谕敕记》“三方皆积水，无所取土，取于州之南亚父冢之东。自城中附城为长堤，壮其址，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阔倍之。”长九百八十四丈是指为了加固内城墙基础修建的护堤长度。林语堂在《苏东坡·黄楼》中说：“苏东坡亲自参与了防堵工程的数字计算，在盘旋滚转的洪水势将越过东南外城墙时，他正在忙于加固城基和增加城高。防水工程长九千八百四十尺，十尺高，二十尺厚。完成这项工程，需要数千人之众。”林语堂说的防水工程长度只是城内护城堤长度，并不包含城外的东南大堤和城南大堤，结合苏轼《奖谕敕记》原文并不难理解。朝廷拨财物苏轼再修四处大堤苏轼《奖谕敕记》记载：洪水过后，苏东坡对临时的堤防感到不满意，上奏朝廷，请求拨款，重建石头城墙，以防患于将来。之后，苏东坡修改了原定的计划，建议改用坚实的木材加强堤防。次年二月，朝廷拨予苏东坡二千四百一十万钱，一千八百石米粮，七千二百个人，有了这些人财物，苏轼又“创木岸四”，即新建四处防洪木堤。苏辙《黄楼赋·序》中记载：“乃请增筑徐城，相水之冲，以木堤捍之。”后人效法苏轼修堤有迹可循明万历《徐州志·城池》载张鹤鸣《护城提记》，主要是为称颂徐州知府刘顺之。他在明万历初年及时筑堤使徐州城抵御了一次黄河水患。文中不仅指出刘顺之效法苏轼，在苏堤原址上修建起来的大堤正好环徐州城一周，还记载了苏堤的来历，苏堤起于城南门，止于云龙山麓。佐证刘顺之效法苏轼筑堤、捍水、护城的文献还有明万历的《徐州志·祀典》：“东坡昔为宋名守，顺之守徐筑堤捍水诸事皆师东坡故，特立祠祀之，以示尊崇之意云。”从宋朝到明朝，徐州城多次被淹、一度被战火摧毁，直到明洪武年间徐州城才在原址重建。《护城堤记》中记载：“徐之城在宋已危之矣，然今之城即宋之城，而今之河则非宋之河也。”这说明明万历三年的徐州城池和苏轼执政徐州时基本一样，因此，徐州城西门的定位，苏堤走向和长度都比较确定，刘顺之效法苏轼修筑大堤是有迹可循的。如今苏堤路从建国西路到云龙山这一段就是“自黄茅冈绕西门”中的一段苏堤，是苏轼遗迹。苏轼筑堤被误传成传说《江苏省徐州市地名录》把如今苏堤的修建时间定为清朝，忽略了明朝万历三年刘顺之效法苏轼修筑苏堤的事实，把苏堤称为纪念苏轼的堤，实则不妥。清乾隆年间，邵大业作《重修苏堤碑记》认为“今徐城在堤之东，安知非所谓故城小城者，而公所全之城在堤之西，已就湮废，未可知也。”因为对苏堤方位判断的错误，导致他认为“城非旧城，堤之是与非，未足为定论矣。”进而认为：“今堤之建于苏公，真伪不可知，其建立之本意尤不可考。然使其于厉害非甚关切，而后之人籍为游观寄兴之所，是可废也。”这是不恰当的。文|于克南记者手记我市史学研究学者于克南近日完成新作指出苏轼捍水护城功绩当属苏堤2016年6月，省委书记李强在履新讲话中谈到了“一堤一楼”，其中的“一堤一楼”指的是杭州的苏堤和徐州的黄楼。因为这句话，我市史学研究学者于克南展开了对徐州苏堤的研究，半年多的考察，八易其稿之后，近日完成他的新作《徐州的七条苏堤》，论证出苏轼在徐州一共修建了七条“苏堤”。由此他认为，在徐州能代表苏轼捍水护城功绩的不应是黄楼，而应当是苏堤。在于克南的书房里，堆在书桌最上方的是一本厚厚的《徐州志》。为了研究苏堤，他查阅了几十本文献资料，包括以前在重点工程部门工作时一些发黄的文件也都被翻了出来。“经过半年多的钻研，我查证到徐州有七条苏堤。”于老师兴奋地将他的作品打开，巨大的环形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他收集、拍摄和撰写的诸多图片和文章。谈到做这一研究的初衷，于老师说，省委书记在2016年6月讲话中，讲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时谈到了苏东坡留下的“一堤一楼”，其中的“一堤一楼”指的是杭州苏堤和徐州黄楼。省委书记为什么不提徐州苏堤呢？这让他萌生了研究徐州苏堤的念头。“百度‘徐州苏堤’词条的解释也非常混乱。”于克南认为，包括很多徐州人，对苏堤路的理解也局限于它的纪念意义。2016年初，于老师偶然在大士岩寺发现了徐州知府钱金殿的《徐州府重修苏堤记》。在苏轼之后，徐州又出现了三位有史可考的知州和知府对苏堤进行重修。于克南由此认为，探究苏轼当年所建大堤、厘清书籍中关于苏堤的记载，确定苏堤是苏轼遗迹，对弘扬苏轼精神非常有必要。为了考察1875年黄河改道以前对徐州的危害，于克南对徐州故黄河上游的清朝三条防洪引水渠进行实地考察，这三条防洪引水渠即水线河（今丁万河）、天然闸河、潘家屯引河，两天的时间，他整整步行百余里路，从丰县故黄河一直走到微山湖。期间有大约一周的时间，他一直泡在故黄河边。他还多次跑到矿大勘察队找资料，考定徐州古城以前多次被淹的程度。据他调查，如今的徐州金鹰彭城广场店及附近位置，当年大水过后，古城上还留存着1米多深的黄沙。这七条大堤的位置如今都在哪里？哪一条又是现在的苏堤呢？于克南通过一些考证认为，如今起于建国西路、止于云龙山的苏堤路，就是当年“自黄茅冈绕西门”的苏堤中的一段，是苏轼遗迹。“天王堂之西”指的就是现今的苏堤，“彭城楼之下”指的是彭祖楼，现牌楼市场附近，“上洪门之西北”指的是如今一中后面，“大城之东南隅”指戏马台到老开明市场的位置。于克南还说苏堤也有弊端，会导致堤内部分区域和堤外大部分区域的积水无处可排。解放后，徐州市政府又进行了几项意义重大的抗洪工程，特别是八一大堤竣工后，石狗湖（今云龙湖）开始蓄水，苏堤的防洪御水的作用便退出了历史舞台。苏公已去，苏堤犹在。苏公若是看到如今美丽的苏堤路，看到与西湖结为姊妹湖的云龙湖，也应该十分宽慰吧。文|记者吴云连线时空深读徐州文化·地理每周五出版电话：13775979255邮箱：pcwbzmwh@163.com

2017-01-13
苏轼书《孙莘老墨妙亭》考

期刊

《孙莘老求墨妙亭诗》(1)见于《苏轼诗集》卷八,刻入广州博物馆藏《晚香堂苏帖》卷十二,亦刻入董其昌审定《戏鸿堂法书》卷十一,孔继涑摹勒《玉虹楼法帖》卷六,师亮采撰集、钱泳摹勒《秦邮帖》卷一,钱泳摹勒《吴兴帖》卷四,刘恕摹勒《宋贤六十五种》卷三。《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作于熙宁五年(1072),但何时书写并刻入石,是否刻入墨妙亭,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崔永升[1]
后记

会议论文

<正>"皖台基础教育论坛"自2012年创设以来,在促进海峡两岸文化教育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论坛始终聚焦皖台两地基础教育发展中的共性问题,为两地基础教育界搭建了学术交流与经验分享的平台,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渐而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域性教育交流品牌。第四届皖台基础教育论坛作为国务院台办2015年对台交流的重

编者；
文学流派：【唐宋八大家】

报纸

编者按：我国文学史上，诗人词家多若繁星，他们或因风格相近，或因时代相同，或因同乡好友，或因父子师生，而各自被归入不同的流派。这些流派有前有后，有大有小，地位也有高有低。了解和熟悉它们，对于理解鉴赏诗文大有裨益。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2023-04-03
徐州的历史印记——老东门

报纸

徐州老东门历史久远，最早可追溯至唐朝贞观631年。宋代时期，老东门是老徐州人出行必经的大门。史料记载，熙宁十年（1077）4月，苏辙送哥哥苏轼来徐就任知州。7月苏轼送弟弟出徐州东门，兄弟二人一起登上东城。苏辙建议这里应该建一座亭台，可以用来俯瞰山川，赏景吟诗。不想，这一愿望很快因为一场不期而遇的洪水而付诸现实，苏轼带领徐州军民取得抗洪救灾胜利后，翌年在城的东门筑大楼，垩以黄土，曰：“土实胜水”。老东门这一带曾有月波楼，黄河水面的月光印在楼上，故而得名。老东门最初为“内城河衙门”南宋光宗年间（1194年），黄河在阳武决口，其南支遂在砀山以下浸汴夺泗夺淮入海。汹涌的黄河给沿岸人民带来无数沉重的灾难，徐州人民饱受水害之苦。从此，徐州就成为黄河沿线的重要都会了。那个年代，徐州城北、城东有黄河河道，故徐州有“水路走奎山、旱路走东门”之说。为了泄洪，从宋代起官府在老东门建立了内城河衙门，职能就是今天的市水利局。老东门内城河衙门一直延续到元朝、明朝和清朝。明洪武年间，徐州内城开始大规模扩建，城墙高三丈三尺，周长九里多，并修筑了四座城门。明万历十八年、清咸丰九年，徐州内城不断扩建，东距子房山3里，南临云龙山2里，北卧九里山5里。老东门就是四城门之一，城墙的东门。清末民初老东门改为“辫子军”驻地最早驻扎老东门的部队是清末民初时期徐州“辫子军”张勋的警卫营。辛亥革命后，原北洋军张勋所部定武军原驻守山东兖州。1913年7月爆发“二次革命”，张勋率部往南京镇压讨袁军。后被袁世凯授为江苏督军，调往徐州，于是所部移驻徐州。1928年2月11日，国民政府发动第二次北伐。占领徐州的国民革命第一军军长刘峙，认为徐州城内城墙不适应城防需要，决定拆除。一直到30年代初，徐州城内城墙几乎被拆除殆尽，现仅存快哉亭公园和老东门内一段城墙。徐州会战时期10号楼为李宗仁将军的指挥部徐州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陇海铁路地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防御战役。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司令部就设置在老东门10号楼。特别是1938年3月16日至4月15日，李宗仁在老东门指挥第五战区部队进行了滕县、临沂、台儿庄保卫战，最终取得了台儿庄大捷，因围歼日军一万余人，史称之为台儿庄大捷。如今10号楼墙外雕刻“台儿庄大捷李宗仁将军指挥部遗址”，成为徐州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沦陷时期成日本宪兵本部和驻徐领事馆1938年5月20日，日军少将未松率部攻占徐州，焚烧了老东门周边的民房，修建了现在的3号楼、4号楼。其中3号楼作为日军在徐州的指挥部，后为徐州宪兵队本部。在老东门四周修筑炮楼、碉堡、围墙等军用设施。4号楼为日本驻徐州的领事馆。1939年7月，日本驻徐州领事馆成立。徐州领事馆把日本殖民经济利益放在首位，从日本和韩国向徐州大量移民，强占经济地盘，攫取原料，垄断市场。领事中野在1940年5月24日致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部的信中预测“本年度辖区内日韩侨民将增至28000人，徐州市区将突破10000人。”当年日本领事馆可以说是日本天皇在徐州的办事处，有着无上的权威，是统治徐州人民的魔窟，日本特务、宪佐、便衣经常出入于此。在徐州沦陷时期，老东门周边5公里范围内日本人开设了大量商铺、洋行、工厂、会社等机构达132个。这些机构或为日本企业徐州代办处，如浅野产品株式会社徐州代办处；或为在徐新办企业，如东光焦炭厂事务所；或为日本在华所办企业的分支，如中华出光兴产株式会社徐州代办处；或为日本在华企业的总部，如金田洋行、三共商会、三幸洋行。还在东门大街开设大量妓院，如金谷里、花园饭店的鹤家屋等，来慰问日军陆军、空军士兵。由此可见日本对徐州经济侵略规模之巨，给徐州人民带来的痛苦与不幸可想而知。而这些，无不是在徐州领事馆这只日本军国主义所豢养的恶枭的羽翼之下进行的。抗战胜利后为接收日军投降、国民党“剿总”指挥部所在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徐州作为15个受投区之一，国民党二级上将李品仙也就是在老东门接受了日军的投降。如今10号楼有墙外悬挂简介“爱国将领李宗仁将军司令部旧址暨日本军队徐州受降遗址”。1945年—1948年是国民党军徐州警备司令部和联勤处所在地。其中老东门6号楼，建造于1948年国民党时期，是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杜聿明的徐州“剿总”指挥部。解放后成为徐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3个军部驻地1948年12月中旬，徐州解放。老东门为徐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驻地。1955年3月，解放军68军抗美援朝归来，划归新成立的济南军区。4月移防徐州及其附近地区，老东门为68军军部所在地。68军驻防期间，对3号楼进行改建，用作军部会议礼堂；对6号进行了扩建，作为军部的综合办公场所。军部使用时期，一层为后勤部，二层为司令部，三层为政治部；还新建了8号楼，为军长办公处，面积约300多平方米。1975年6月，经中央军委批准，68军与沈阳军区46军对调。老东门成了46军军部所在地。军首长和司令、政治、后勤三大部的办公位置与原68军一致。1978年12军从安徽移防徐海地区，46军移防山东临沂。此时老东门又成为了12军军部。笔者1987年军校毕业，在徐州天桥东某师坦克团任特务连侦察排长，常到徐州市内游玩，只见老东门右侧悬挂“徐州警备司令部”。这是出于保密的缘故，老东门不悬挂部队番号。1990年笔者调天桥东某师司令部任参谋，经常到老东门军部开会，进门除要出示证件外，还需军部内侦察处的同志认可方能进入。当然，这里对老百姓来说，显得十分神秘。2010年，12集团军军部移至徐州南郊某营区。如今的老东门是时尚街区2011年9月30日，市城建重点工程——位于云龙区辖区内的老东门时尚街区改造工程竣工并开街营业，这个因军用原因一直没有对外开放、颇为神秘，经过改造后有“开放式红史博物馆”之称的街区，终于向市民打开了尘封的记忆。如今的3号楼——原国民礼堂，门厅四角地面各有一幅蝙蝠水磨石浮雕，寓意“福”气来临。礼堂正厅的水磨石地面分布着大小不一的青天白日徽图案，上部是北方传统的木梁结构，木梁结构四周的墙壁上还钉着排列不一的供电用的瓷瓶。万豪湘鄂情酒店是李宗仁将军指挥台儿庄战役的指挥部，酒店走廊陈列着坦克、高炮模型及李宗仁将军的老照片，一间大包房里悬挂着台儿庄战役态势图。尽管寸土寸金，但经营者仍然辟出数个空间，有的展示李将军的书法，有的摆放着当年的弹药箱、发报机……从为宋明清时代的内城河衙门，到清末明初、民国、新中国时期的驻军营房，再到今天的商业时尚街区，随着时代的发展，老东门不断变换角色，履行着自身的历史使命。纵观老东门，它是徐州发展的见证，即便在今天人们消费时，仍能从保存的建筑风格中看到600余年历史的痕迹。人们在感知徐州时代变迁的同时，徐州老东门也是一座“开放式红史博物馆”，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极具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丁开明

2018-01-29
北宋人怎样拜师？师承如何影响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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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著作。首先是选题新、研究领域新。我们都知道北宋文坛上有欧门、苏门，欧阳修门下有曾巩、苏轼等名流，苏轼门下有苏门四学士等高足，黄庭坚门下又有陈师道、王观复、范寥等门生，薪火相传，代不乏人。然北宋文坛上，除欧、苏、黄门之外还有哪些师门？每一门又各有哪些生徒？我们并不了解。尽管我们知道欧、苏、黄三大师门名贤辈出，但每门究竟有多少门人，其实我们也不了解。虽然黄宗羲在《宋元学案》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分名单，但他是着眼于理学、道学，而不是文学的师承。更何况，北宋人凭什么当老师？在哪里当老师？是“来学”还是“往教”？北宋人为什么好为人师，乐于奖掖后进？是个人的品性使然，还是社会风气如此？后辈学生是怎样拜师求学的？为什么要拜师求学？仅仅是因为求知问道还是别有所求？师承的风气与文化传播、文学发展有哪些关联？这些问题，很少有人关注过，至少是没人做过系统的探讨和解答。所以，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问题。直到本书的问世，才给出了答案。这些答案，或许不是标准答案、最佳答案，但可说是前所未见的有据可依的答案。当我们带着好奇心打开这本《北宋士人师承与文学》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作者没有让我们失望，开卷有得，如行山阴道上，精彩应接不睱。除了得到上述问题的答案，读罢还有意外的收获。意外收获之一是从中了解了宋代士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求学过程、求学生活的诸多细节、场景，书中都有具体生动的呈现，甚至于日常交际，彼此之间赠送什么礼物、怎样的礼尚往来，都有详细的叙述。收获之二是熟悉了北宋士人的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书中陈述的不止是师生关系，还有姻亲关系和其他亲戚关系、社会关系。师门之间常常结成儿女亲家，如苏轼之子娶了欧阳修的孙女，苏辙之女嫁给曾巩之侄等，亲上加亲。至于同学、同年之间结亲的就更多。了解这些人际关系，对于深入认识宋人的社会关系、婚姻观念都有助益。收获之三是知悉了北宋文坛生态。文人之间的互动往来、文士进入文坛的过程、文士在地方文坛与中心文坛之间的流动等等，都有了新的认识。过去，我们在文学史里，看到的都是文坛名家大家的高光时刻，本书看到的却是一群群、一代代菜鸟雏鹰们的学步历程。如果说文学史展现的是文坛的终极状态，那么，本书展现的则是文坛的起点初阶。以前，我们也关注古代作家的成长历程，但很少关注作家是如何进入文学场域的、通过什么途径获取进入文坛的资本、又怎样获得文坛的认可。本书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对此做了解答分析。文坛生态、文学背景，得到一幕幕的呈现，虽然是剪影式、碎片化的，但拼合起来，还是能得到比较完整的印象。其次，是资料新。作者是花了真功夫、苦功夫的。不是凭聪明巧慧，先拟定个理论框架，然后随便找几个例子予以证实了事，而是遍阅《全宋词》《全宋文》《全宋诗》《全宋笔记》和《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宋元方志丛刊》《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宋人年谱丛刊》等总集和史书方志文献，一条条地从中寻检出北宋文人师承交往的文献史料。经过披沙淘金式的汰选，择用最能说明问题的史料，拼合成一幅幅有机的图景。书中的资料，绝大多数是第一手资料，很少被人使用过或关注过。这些资料未见得多么珍稀，但新颖鲜活，至少本人以前没有留意过。试举两例。苏轼《书黄泥坂词后》说：“余在黄州，大醉中作此词，小儿辈藏去稿，醒后不复见也。前夜与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箧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读，以意寻究，乃得其全。文潜喜甚，手录一本遗余，持元本去。”此跋说的是，苏轼在黄州大醉时写的词稿，原本是被儿子们收藏的。后来有次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三人到苏轼家夜座，翻箱倒柜，找出手稿，张耒喜不自胜，抄录一份留给苏轼，将原稿拿走。门生居然在老师家里翻箱倒柜找手稿，找到后据为己有，可以想见苏门师生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苏轼又有《记夺鲁直墨》说：“黄鲁直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常携古锦囊，满中皆是物也。一日见过，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鲁直甚惜之，曰：‘群儿贱家鸡，嗜野鹜。’遂夺之，此墨是也。”这是说，黄庭坚一次去见苏轼，带着锦囊，内装别人赠送的好墨，其中有“半挺”李承晏墨,甚是爱惜。苏轼见后，不由分说，夺而有之，还公开写文章记下此事。学生无意奉送，老师出手强夺，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也足见苏黄两人亦师亦友，关系平等融洽！这类资料，文学史研究者一般不会关注，引用者少，但很能说明宋人的师友关系和师友活动。其实，任何一则史料，可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序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大醉作词，让人怀疑是不是一种说辞。一般人大醉，东西南北都分不清，哪能写词！读了《书黄泥坂词后》，我们确信，苏轼大醉后真能作词。大醉时写的词，“字半不可读”，连他本人也不认得了，师生在一起按语境词意上下推究，才全部认出写的是什么字。《书黄泥坂词后》对我们了解苏轼醉中作词的精神状态和文本样态很有帮助。苏轼曾醉中草书《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后跋云：“久不作草书，适乘醉走笔，觉酒气勃勃从指端出也。东坡醉笔。”因为其草书赤壁词与他别的书法风格不同，所以，有人怀疑是伪作。怀疑者没有注意到这是苏轼的“醉笔”。试想，苏轼醉中作词，写的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那么醉中所书，自然会发生字形的变化、风格的变形。醉中所草赤壁词，与平日常态下的书法自然有差异。所以，仅凭风格不同就怀疑苏轼草书赤壁词是伪作，证据不足。一则材料，有多种用途，能说明多种问题。不同的读者，都能从本书找到对自己有用的材料。本书挖掘汰选的材料，不仅丰富翔实，而且剪辑到位，运用得宜。该详则详，该略则略，或全引，或摘引，或酌述，灵活变化。故全书史料虽多，全凭史料说话，却不显得堆砌，读来通达顺畅。虽是纯学术著作，却有趣味性、可读性。再次是观点新、结论新。本书的观点不是观念先行、理论先行，不是先有结论，后予论证，而是广泛阅读文献、充分占有材料，从材料中抽绎、提炼、概括出观点，故其观点、结论都坚实可信。诸如“学道与艺，必出于师：重视学有师承”“受其师道，传无穷已：艳称前贤师承”“术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恪守师徒名分”等重视师承的观念，都不是从既有理论中推导出来，而是从众多史料中提纯凝炼出来。以宋证宋，用宋人的话语证明宋人的观念，让人觉得新鲜又可信。书中前五章论证分析的北宋文坛师承谱系观念、北宋师承关系的确立及其演变、地方文人与文坛中心的互动、师承谱系拓展的社会网络、师生日常活动与师门交流等，都是前贤时彦很少关注的话题，所得结论当然也是未经人道。第六章讨论宋人的画像赞、写真赞，这个题材时贤早有关注，台湾大学谢佩芬教授的《自我观看的影像——宋代自赞文研究》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衣若芬教授的《北宋题人像画诗析论》两篇大作，让我印象深刻。本书却从“忆昔述古与师门统序的延绵”的视角考察写真赞，又别具胜解。书中总结师门写真的意义说：“写真及题咏写真的文学作品，是师门怀思的触发与表达。通过具象化、仪式化，师门长辈的写真成为触动师门怀思琴弦的金手指。门生对师长写真的仪式化祭祀，成为了他们对师长尊崇心态的外化。而真赞中体现出的对师长之评价，对师门之自豪，在在成为凝聚师门、宣扬师德的路径。”从写真赞中挖掘出尊师观念和师门意识，让人耳目一新。本书不仅建构出北宋士人的师承谱系，也呈现了北宋士人的日常生活细节、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坛运行生态，丰富了宋代文学史的图景，深化了宋代文学发展过程的认识。于2022年8月16日酷热加腿伤

王兆鹏

2023-01-04
刮去灰浆山村古牌匾上惊现“苏轼”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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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淳安县郭村一村民在整修族谱时，偶然“破”开了一栋老房里的隔墙，结果发现大量牌匾，有顺治十年的“節並筼筜”、明洪武九年的“苏湖雅范”……多达100余块（本报2015年曾作报道）。最近，村民们又有大发现，清理牌匾时，发现了一块落款为“苏轼题”的牌匾。这真的是苏轼题词吗？背后有段怎样的故事？修复员清洗牌匾意外发现上面有“苏轼”两字庄口自然村是郭村的一个自然村，发现牌匾的老房就在这里。庄口自然村村民大多姓汪，多年来就有传言：这里曾有几十块历朝历代的牌匾，有官府监造颁赐的，也有状元郎、进士或举人题字的，很值钱，但后来失传了。上年纪的人会说应当还在，但具体位置没人说得清。直到2015年7月7日，村民修族谱时，才发现墙体里藏着大量古牌匾，大大小小一百多块。有明代成化、明代万历，清代康熙、乾隆，还有民国时期的。当时，大家看到最早的一块牌匾落款为“洪武九年”，也就是公元1376年，距今645年。一晃，6年过去了。最近一年，又陆续有十几块牌匾被清理和修复。8月1日这天，郭村村文化员汪小明，突然接到负责牌匾清理和修复的吴崇武打来的电话，“我本能地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汪小明说。果然，有新发现。吴崇武说，他在清洗一块很大很重的牌匾时，发现上面有两枚印章，他认出来这枚印章的字是“蘇軾之印”。他没敢再动，赶紧给汪小明和另一位非常关注古牌匾的汪伟锋打电话。两人几乎同时来到这块古牌匾前。他们发现在两枚印章的正上方是“蘇軾題”，然后又慢慢清理，看清了牌匾的内容为“王侯世胄”四个字。书画专家认为“苏轼”二字后人曾涂描过偏僻山村发现苏轼题写的古匾，可信吗，是真品吗？钱报记者见到这块牌匾，它宽192厘米，高79厘米，每字高42厘米、宽32厘米，两枚篆文印章各约7平方厘米。据考证，所题四字为“王侯世胄”，左下方分别有“苏轼题”三字和两方印章，一枚为“苏轼之印”，一枚可能为“东坡居士”，古匾未见上款。这块古匾的发现很快引起了村里人的关注，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应当是苏轼题写给越国公汪华的后人。据村中族谱记载，此地的汪氏是汪华后人。汪华在隋末唐初的乱世里，曾是一方诸侯，自称吴王。唐高祖李渊登基后，汪华审时度势，率土归唐，被授为上柱国、越国公、歙州刺史，总管六州军政。因此，村民认为，汪华的地位与牌匾题写的“王侯世胄”四字内容相符；对苏轼而言，汪华是被尊崇的前辈，题字也仅仅是表达尊敬的心情，故而没有上款也在情理之中；题写的四个大字应该是由制匾师傅誊抄，所以没有完全体现、保留苏轼本人的笔法、笔意或笔锋也属正常。记者随后请教了多位书画专家。淳安当地知名书法家汪红平认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大部分题匾都是这种厚重、雄浑的字体，总体依然能体现书法的造诣较高。至于落款章还需要现场查看才能真正明辨。中国美术学院一位国画系博士生认为，这块牌匾后仿的可能性不大，应当是原品。“因为是匾，所以不太可能是苏轼直接题写的；‘苏轼’二字落款应当是后人为了强调而重新涂描过，‘题’字没有后描。”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也采访了西泠印社理事、书法家、史论家朱妙根，他也认为“苏轼”二字为后描，他建议由当地文保部门进行现场考据鉴定最为科学。接下来，这些牌匾还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这块落款为“苏轼”的古匾到底身价几何？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将持续关注。

本报记者鲍亚飞通讯员任玮晔文/摄

2021-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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