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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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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轼创办安乐坊谈古代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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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高岳□刘峰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再次来到杭州，担任知州。不过，他的运气有点儿差，刚好赶上当地大旱，饥荒、疫病接踵而至。面对严峻的灾情、疫情，苏轼多管齐下，一边申请减免老百姓的税赋，一边请朝廷颁发度牒（出家许可，相当于有价证券，可以出售），卖出后用所得的钱买米赈灾，还把官仓里的米低价出售，帮助老百姓渡过难关。他让人熬粥、制作药剂，分发给灾民，并派人带着医生深入基层，到社区里为患者看病，因此救活了很多人。相对于这些应急性的临时救灾防疫措施，苏轼考虑得更长远，他认为杭州是水陆交通枢纽，人口稠密，流动性强，因此疫情就比其他地方更严重。所以，应该有常设的机构来防治疫病。苏轼产生了一个想法——办医院。开办医院需要大量资金，钱从哪儿来？苏轼先是用多余的办公经费凑了两千贯，又自掏腰包拿出五十两黄金，作为医院的开办和运作资本。史上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就这样诞生了。安乐坊由菩萨心肠的僧人主持，这么看又有点像后来的教会医院。安乐医院创办后，三年时间就治愈一千多人，得到了朝廷和地方的普遍认可。经宋徽宗批准，安乐坊改名为安济坊，全国各地也开始普遍设立这种官办医疗机构。在防治疫病方面，安乐坊除了救治病人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集中隔离患者，避免疫病的交叉感染和传播。这种防疫措施，早在中国汉代就出现了。元始二年（公元2年），由于旱灾和蝗灾引发瘟疫，政府就利用空置的旅馆收治病人，只不过没有变成常设机构延续下来。在防止疫病进一步扩散方面，隔离病患是非常有效和必要的措施。整顿公共卫生环境是防疫的另一项重要措施，宋代的地方官员把城市中淤积堵塞的沟渠看作疫病的重要传染源，史书上多次记载地方官组织疏浚沟渠，预防疫病发生。讲史者语：面对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隔离患者是一道阻断疫病传播的重要防线，也是一道不容突破的高压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情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疫病患者接受隔离，是对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健康负责，是对社会公共安全负责。拒不接受隔离，危害公共安全，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将受到法律的严惩。varnewBr=document.createElement("br");vartagSpan=document.getElementById('oldcontenttext');//document.body.insertBefore(newBr,tagSpan);//tagSpan.appendChild(newBr);varss=tagSpan.innerHTML;ss=ss.replace(//g,"");//alert(ss);tagSpan.innerHTML=ss;//document.body.insertBefore(document.createElement("br"),tagSpan.nextSibling);

刘峰

2020-02-27
亚瑟·韦利和刘殿爵《道德经》英译文化负载词对比研究

学术论文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道家创始人老子所著，是中国古代道家哲学的经典著作，其内涵丰富、历史久远，在哲学、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道德经》曾由海内外诸多译者进行翻译，成为被翻译的频率最高、外文发行量最大的中国典籍。截至目前，《道德经》的英译版本已达一百多种，可见这本文化经典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下，我国要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更加有利的战略地位也亟需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此时，研究者和译者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内容的发掘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以奈达的语言学翻译方法和功能对等理论为理论框架，以王弼注《老子道德经》为参考版本，将具有代表性的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和香港翻译家刘殿爵的《道德经》英译版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梳理总结韦利和刘殿爵英译版《道德经》中“道”和“德”两个文化负载词，以韦利和刘殿爵《道德经》文化负载词英译翻译策略为主线，并从词汇、句式、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技巧、修辞等角度对比分析两个译本，展现了两个译本的不同特点，进而总结出两位译者翻译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方法和原则。本文还结合两位译者的生平、教育经历、个人身份、信仰和历史背景分析其翻译差异的原因，同时指出其译本的不足及局限性，以期给其他研究者或译者在研究、分析或翻译其他中国经典著作时提供分析角度和借鉴意义。研究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经典文化作品如何向国外传播和推广，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周琳
东坡与惠州的酒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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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寓惠让惠州声名鹊起，在惠州短短的两年零七个月间，他以如椽巨笔书写惠州的湖山和风俗，其中，各类美酒也是苏轼笔下的重要内容。苏东坡一生爱酒。他曾对人说：“予虽饮酒不多，然而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其笔下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都是酒醉后写下的名句。苏东坡不但喝酒，还尝试酿酒。他还总结自己的酿酒经验写了《东坡酒经》，短短数百言就道出了酿酒的制曲、用料和酿造时间等内容，成为研究宋代酿酒史的重要文献。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抵达惠州，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当时的惠州不禁酒，一片“家家腊酒香”的景象，这就为苏轼品酒酿酒的小爱好提供了发挥空间。据记载，苏轼在这里酿造和品鉴的美酒达八种之多。（一）桂酒。桂酒即用玉桂浸制的美酒。绍圣元年（1094年）冬，苏轼在《桂酒颂》序中说：“岭南无酒禁，有隐者以桂酒方授吾。酿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间物也。”可见，桂酒为苏轼在惠州自酿。苏轼在《新酿桂酒诗同赋此酒》中描写了自己酿造桂酒的过程：“捣香筛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带雨浑。收拾小山藏社瓮，招呼明月到芳蹲。”捣香筛辣的意思是酿桂酒的材料需经捣和筛。（二）罗浮春。罗浮春是苏轼在惠州自酿的糯米黄酒。唐人多称酒为“春”，苏轼也沿用这一习俗，又因惠州有山叫罗浮山，便取名叫罗浮春。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苏轼在《寓居合江楼》中写道，“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苏轼在诗中自注：“予家酿酒，名罗浮春。”绍圣三年（1096年）八月，苏轼曾以此酒寄罗浮山中道士邓守安，有诗云：“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三）万家春。万家春也是苏轼在惠州所酿，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十三日，苏轼游惠州大云寺，写有《浣溪沙》，在序中写道：“余近酿酒，名万家春，盖岭南万户酒也。”并在词中写有“雪花浮动万家春”之句。绍圣二年（1095年）10月，又在《和陶诗·和己酉岁九月九日》中写道：“持我万家春，一酬五柳陶。”（四）真一酒。绍圣二年（1095）六月，苏轼在《真一酒法·寄建安徐得之》中写道：“岭南不禁酒，近得一酿法，乃是神授。只用白面、糯米、清水三物，谓之真一法酒。酿之成玉色，有自然香味。”苏轼描写这种酒喝过后“晓日著颜红有晕，春风入髓散无声”。绍圣二年（1095年）三月，苏轼在《游博罗香积寺》中写有“要使真一流天浆”的诗句，意思是惠州本地出产的粮食可以酿造质量上乘的真一酒。（五）松黄酒。苏轼在惠州有食用松黄的习惯，绍圣二年（1095年）正月二十四，苏轼在游罗浮道院时写有《韵寄迈迨一首》，其中有“崎岖食松黄，欲救齿发弊”，意思是经常食用松黄可防止牙齿脱落。苏轼的朋友苏州定慧寺长老守钦赠诗安慰并派其徒弟到惠州看望苏轼，苏轼在回诗中就讲到了自己在惠州用松黄酒待客，“松花酿仙酒，木客馈山飧。”（六）万户春。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苏轼写了《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诗，诗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苏轼在诗中自注：“岭南万户春，酒名”。这首诗说明苏轼一踏进惠州城，惠州父老就用当地酿造的万户春酒招待他。（七）桑落酒。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十九日，苏轼携白酒、鲈鱼去看詹太守，写有“桑落初尝滟玉蛆”的诗句，意思是新酿成的桑落酒还漂浮着泡沫。“桑落”是一种酒名。据明代冯时化的《酒史》记载：“桑落酒，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时，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酿酒甚佳。”意思是每到桑叶飘落的季节，井水的温度最适宜酿酒，所酿造的酒品质最好，所以称此酒为“桑落酒”。（八）林婆酒。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苏轼在《白鹤新居上梁文》中写道：“年丰米贱，林婆之酒可赊”，说明林婆酒也是苏轼常饮之酒。宋朝文人叶梦得与苏轼的儿子苏迈、苏过相熟，据他写的《避暑录话》记载：“苏子瞻在黄州作蜜酒不甚佳，饮者辄暴下，蜜水腐败者尔。尝一试之，后不复作。”也就是说苏轼在黄州酿的蜜酒，喝得大家拼命拉肚子，只试了一次之后就不再酿了。而在惠州的日子是苏轼酿酒的高光时刻，在这里，苏轼亲手制造的佳酿陪伴了苏轼接下来的岁月。

2021-12-19
苏轼的密州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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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密州属京东东路,今天的诸城属之并为其治所。1074年底至1076年12月,苏轼任密州知州。这是他第一次主政一方、施展抱负。主政密州期间,苏轼政治上取得了不凡建树,灭蝗、抗旱、治匪、救治弃婴……赢得了百姓的爱戴；文学上达到了第一次高峰,不仅留下大量诗词名篇,“密州四曲”更是脍炙人口；思想上发生了蜕变,初步孕育形成了贯穿他此后一生的超然旷达思想；情感上发生了转变,从初到密州的苦闷寂寞、失落失意转变为离任时的愧对此邦、无限眷恋。请调密州:手足情深1074年,苏轼在杭州三年任满,方是时,其弟苏辙在济州(今天的济南)任职。兄弟两人自小同窗,同中进士,同朝为官,同列“唐宋八大家”,少年时便有“风雨对床”的约定；兄弟两人亦师亦友,苏辙赞苏轼“扶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道苏辙“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兄弟两人患难与共,苏轼身陷乌台诗案、生死未卜之时想到的是“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不了因”,苏辙为救兄长冒死上书、甘愿被免官去职；兄弟两人诗词唱和,苏轼一生所作诗词中,有270余首是写给弟弟的,苏辙是苏轼作品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至死不渝的手足深情可见一斑。入仕之后,兄弟两人天各一方、聚少离多,颍州一别又是三年未见,阔别之日愈久,思念之情愈切。苏轼上奏朝廷,希望杭州任期结束后调到靠近济州的地方,便于兄弟谋面、相互照应。9月,朝廷命令下达,苏轼如愿以偿被任命为密州知州。在赴任路上,他便迫不及待地写下了《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不禁回想起当年自己与弟弟同至京城、一举成名、意气风发的样子。尽管密州和济州相距不过几百里,但兄弟两人各自忙于公务,密州期间终究未能相见,只得飞鸿传书、诗词唱和。在密州期间,苏轼为后世留下了兄弟情深的见证——超然台并《超然台记》,留下了中秋节超然台上“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的旷世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初到密州:心情落寞1074年11月,苏轼抵达密州。当时的密州属“备员偏州”,既没有怡情养性的好山好水,也没有他喜欢的歌舞酒筵,更缺少志趣相投的朋友,有的只是天灾、人祸、冷清和荒凉,这对喜欢交游热闹的苏轼来说,是一时难以适应的。到密州后的第一个春节,苏轼就是在落寞孤寂的心情中度过的。他的两首词,足以展露当时的心境。一首是在正月十五上元节写下的《蝶恋花·密州上元》:“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词的上下两阙分别描写了杭州、密州上元节的情景,以杭州的热闹繁华反衬出密州的荒凉萧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寂寞山城让他一度心情失落,后悔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地方。另一首是在正月二十日写下的《江城子·悼亡妻》,同样可以看出苏轼当时的落寞心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初到密州,正值爱妻王弗十周年忌辰之日,苏轼思念之情愈深,悲伤之感更浓。睡梦中,苏轼梦见亡妻,醒后便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年、冠绝古今的悼亡词。词人平实地记出梦中相遇的情景,心中难以言表的凄凉苦闷迸发而出,今天读来仍让人唏嘘感叹不已。主政密州:成就斐然对深受儒家积极入世、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苏轼而言,落寞苦闷是短暂的,很快他就重新面对并适应了密州的生活。在密州两年多的时间里,苏轼忧民所忧、乐民所乐、勤于政事,“朝衙达午,夕坐过酉”,不知疲倦地工作。面对“农夫拱手但垂泣,人力区区难抵御”的蝗灾,他深入田间地头,组织发动民众以火烧土埋的方法扑杀蝗虫。他经常前往常山为百姓虔诚祈雨,著《密州祭常山文》以祈祷山神解救百姓苦难,祈雨成功后又写下“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的词句,表达内心的欢欣。他深知民穷必反的道理,在“磨刀入谷追穷寇”的同时,宽政利民,给百姓一条生路。他怀着伟大的人道精神“挥泪循城拾弃婴”,救活了数以千计因饥荒而被遗弃的婴儿。他接连上书反映密州的严重情况,言辞恳切地请求朝廷以资救济,忧国忧民之心处处可见。治事之余,他的文学创作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在密州先后创作并留世的诗词共230余首,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尤以“密州四曲”最为流传,堪称千古绝唱。《江城子·悼亡妻》中“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哀婉,流露了对妻子的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超然,表达了对弟弟的情；《望江南·超然台作》中“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的自我解脱,反映了对故土的思；《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的豪迈,表现了对国家的忠。“密州四曲”中的一词一句,无不深刻展现出他厚重的家国情怀。密州时期也是苏轼超然旷达思想形成的初始阶段。经历初到密州的落寞孤寂,苏轼开始接受《庄子》“齐物思想”和“顺应自然,乐天安命”的观点。他把官舍北边的一座废旧的城台稍加修葺,建成一处登临远眺的休闲胜地,工作之余偕友饮酒赋诗。最了解兄长的苏辙为其取名“超然台”,苏轼特作《超然台记》,表达了自己“超然物外、无往不乐”的超然思想。《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对自己的思想从苦闷到超然的诗意总结。离任密州:永愧此邦在密州勤政为民的两年多时间,苏轼的思想发生了蜕变。在成长为一名干练正直的地方官员的同时,也为以后主政地方为民造福积累了经验,奠定了思想基础。转眼之间,苏轼在密州的任期将满,在给继任太守的赠答诗中,苏轼深深自责未能救民于苦难。他写道:“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临行前,他又登上常山,在《留别雩泉》中写道“二年饮泉水,鱼鸟亦相亲”,表达了他对密州这片土地的热爱。1076年12月,带着遗憾依恋,苏轼离开了密州,奔赴河中府任职。沿途看到村落凋敝、满目凄凉,苏轼心中十分难受,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攲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的词句,表达了自己对密州百姓的愧疚之情。1085年5月,苏轼赴登州(今天的蓬莱)任知州,专程路过密州并逗留几日。故地重游,又登超然台,百姓对他争相迎接。看到百姓安居乐业,当年救治的弃婴也已长大成人,苏轼倍感欣慰。苏轼在密州两年多的时间里,留下了勤于政事、为政清廉,忧民所忧、务实为民,超然旷达、造福一方的身影,给密州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对密州的深切情怀,也让今天的我们永远铭记于心。

2021-12-17
苏东坡兄弟与大熊猫的诗歌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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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烈/文《竹公式》苏轼野人献竹公式，腰腹大如盎。自言道旁得，采不费罝网。鸱夷让圆滑，混沌惭瘦爽。两牙虽有余，四足仅能仿。逢人自惊蹶，闷若儿脱襁。念此微陋质，刀几安足枉。就擒太仓卒，羞愧不能飨。南山有孤熊，择兽行舐掌。《次韵子瞻竹公式》苏辙野食不穿囷，溪饮不盗盎。嗟公式独何罪？膏血自为罔。阴阳造百物，偏此愚不爽。肥痴与瘦黠，禀受不相仿。王孙处深谷，小若儿在襁。超腾避弹射，将中还复枉。一朝受羁绁，冠带相宾飨。愚死智亦擒，临食舐吾掌。编者按：1869年3月，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德将在四川雅安宝兴县发现的一只“黑白熊”的标本和骨骼运到法国，由此引发了西方世界对大熊猫的狂热。事实上，大熊猫已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中国人对大熊猫的认识由来已久，早在文字产生初期就记载了大熊猫的各种称谓：《书经》称貔，《毛诗》称白罴，《峨眉山志》称貔貅，《兽经》称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称貘……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苏轼从汴京（今开封）出发，赴签书凤翔府判官任。治平元年（1064年）夏秋，凤翔当地农民把在路边上捉到的一只“竹公式”，送给苏轼。时年29岁的子瞻先生挥笔写下《竹公式》诗，和父亲一起住在汴京的苏辙，得到哥哥寄来的这首诗后，立刻写了《次韵子瞻竹公式》。据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张志烈研究，东坡兄弟诗中写的“竹公式”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熊猫。中华国宝与国宝级文化名人苏轼兄弟的诗歌情缘，是研究大熊猫文化中值得重视的故事。从发现地域看秦岭山脉自古大熊猫家园2021年10月，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其由四川岷山片区、邛崃山——大相岭片区、小相岭片区和陕西秦岭片区、甘肃白水江片区组成。这些地方都是大熊猫古老的家园。苏东坡见到竹公式的地方是在凤翔，正是秦岭西北边际。唐末五代，秦陇之地，也就是秦岭西部，竹公式繁殖得很快。因为常见，就有人编造童谣，以记此事。宋初编成的《太平广记》卷一六三就据《王氏见闻》引录了一首《秦人竹公式谣》：公式公式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岁，扬在蜀江头。1996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由陈贻焮先生主编的《增订注释全唐诗》第5册的957页上就收录了这首《秦人竹公式谣》，正文之后，有编者的简要注释：见《太平广记》卷一六三引《王氏见闻》竹公式又作竹公式，向释为竹鼠，当即熊猫。……按“岐梁”指李茂贞和朱温。唐末，朱温封梁王，李茂贞自称岐王。二人常举兵以争长。《太平广记》卷一六三引《王氏见闻》中《竹公式》一篇，上文引录中有些文字省去，如“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八字，这里必须补出，因为一看就会使人想起大熊猫。此外，上引注文中提到的岐王李茂贞，其都城一直都在凤翔，以他的妻子为名的“皇后园”，就在凤翔城北之东边。苏轼去过几次写了诗歌《李氏园》，题下注云：“李茂贞园也，今为王氏所有。”对于苏轼来说，这些都是“近代史”，他对“竹公式”的观感也必然要受其影响。凤翔在秦岭西段偏北。今陕西省商县处于秦岭东边，宋时称为商州。比苏东坡时代略早的宋初著名诗人王禹偁在淳化三年（992年）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王禹偁在商州为官一年多，他也写了一首题为《竹公式》的诗。“春笋啮生犀，秋筠折寒玉。饫饱致肥腯，优游恣蕃育。”这首诗前部分写竹公式的食竹特点非常鲜明，写它的“肥腯”和“优游恣蕃育”，也使人想象到野生大熊猫的生活习性。中间写山民猎杀出卖，使人痛心于历史上大熊猫竟还有如此遭遇，心里不是滋味。南宋人黄榦也有一首名叫《食竹公式》，是写人们如何吃竹公式的诗，可知这也是真实的历史事实。秦岭西边和东边都见到竹公式，那秦岭中部会有什么呢？我们把历史镜头往前推，于是在古老的《山海经·山经東释》的卷二《西山经》中看到：“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兽多猛豹，鸟多尸鸠。”南山即终南山，在渭水之南。四川省社科院袁珂先生在《山海经校注》中对“兽多猛豹”的注释中说：“郭璞云：‘猛豹似熊而小，毛浅，有光泽，能食蛇，食铜铁，出蜀中。豹或作虎。’郝懿行云：‘猛豹即貘豹也，貘豹、猛豹声近而转。’”“貘豹”是中国古人对大熊猫的精准称呼。《尔雅》卷十“释兽第十八”记载：“貘，白豹。”晋人郭璞注云：“似熊，小头庳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骨节强直，中实少髓。皮辟湿。或曰豹白色者，别名貘。貘音陌。”这40个字，记录了大熊猫最主要的特点，总体形状像熊而略小，毛色驳杂，由黑色和白色组成；能用舌头舔食铜铁；最爱吃竹茎的节骨。除了大熊猫，世界上没有任何动物符合这里的描述。作为今天大熊猫国家公园组成部分的陕西秦岭片区，自古就是大熊猫的栖息地之一。苏东坡先生当年能在凤翔遇到大熊猫并写诗，一定意义上也是历史的必然。从食竹习性看东坡兄弟提倡保护大熊猫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关于大熊猫的历史资料是很丰富的，但由于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误读，也就产生一些混错。大体上“名同实异”和“名异实同”这两种现象都存在。比如，唐人白居易《貘屏赞并序》中的貘，肯定不是指在熊猫，而是指称的另外一种动物。又比如，“竹公式”一词，有的辞书解释，称其“一般身长约30厘米，背部呈灰棕色，生活在竹林中，专吃竹类植物的根和地下茎，毛发可用。”这种不到一尺长的动物，绝对不可能是大熊猫。但是从唐末五代至宋初，“竹公式”这个名字，指的确实就是大熊猫。苏轼的诗名《竹公式》，苏辙的诗题为《次韵子瞻竹公式》；略早于二苏的王禹偁诗题名《竹公式》；南宋朱子门人黄榦诗题为《食竹公式》；到元朝人洪希文《续轩渠集》中也有题为《竹公式》的诗。这些诗题的命名，都是缘于这种动物的食竹特性。成书于宋初的《太平广记》卷一六三，据《王氏见闻》收录其文章《竹公式》一篇，借关于竹公式的歌谣二首，记载秦陇与蜀地军事割据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其开头一段文字云：“竹公式者，食竹之鼠也。生于深山溪谷竹林之中无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发地取之甚艰。岐梁睚眦之年，秦陇之地，无远近岩谷之间，此物争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坏城，或自门阈而入。犬食不尽，则并入人家房内，秦民之口腹饫焉。”上引宋人诗题的名称由来，大概都与这篇文章中类似内容的影响有关，故称它为食竹的动物。王禹偁诗中“春笋啮生犀，秋筠折寒玉……唯此竹间公式，琅玕已满腹”是很有代表性的描述。当代辞书在介绍大熊猫时说：“生活在2000～4000米高山有竹丛的树林中，喜食竹类植物，有时亦食小动物。”但我们根据上引的记载材料，完全可以判定苏轼、苏辙以“竹公式”为题的诗中所写动物就是大熊猫。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人写竹公式的文字相较，苏氏兄弟明确反对杀而食之。东坡诗“念兹微陋质，刀几安足枉。就擒太仓卒，羞愧不能飨。”意思是将它放归自然，最后两句发挥韩愈《猛虎行》中猛兽应“择肉”的诗意，表示绝不食竹公式。韩愈《猛虎行》有句云：“群行深谷间，百兽望风低。身食黄熊父，子食赤豹麛。择肉于熊豹，肯视兔与狸？”最后两句“南山有孤熊，择兽行舐掌”，借写熊表现自己情操。又是暗用庚信《和宇文京兆游田诗》中“熊饥自舐掌，雁惊独衔枚”的典故。苏辙的和诗全首都是对东坡诗意的紧密回响，此处恕不详说了。从躯体形状看东坡妙喻惟妙惟肖苏轼是被称誉为口有熔炉的大诗人，对事物描状比喻，以生动见长。他诗中写竹公式体态的三句话就与众不同：“腰腹大如盎”“鸱夷让圆滑，混沌惭瘦爽。”用盎来形容竹公式的腰腹部，弄清楚盎的形状，也就弄清了竹公式腰腹部的形状和大小。《急就篇》“甀缶盆盎甕罃壶。”颜师古《注》：缶盆盎一类耳。缶即盎也，大腹而敛口；盆则敛底而宽上。”盎的形状大体是“U”形。盎是普通人家的储米盆，俗称米坛子。《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十二东门行》“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储米备用的容器必当是较大的。竹公式的“腰腹”部分像个上口略小而下底略大的米坛子。仔细体味东坡说的“腰腹大如盎”一语，我们仿佛看到成年熊猫紧实的腰腹和肥大的屁股。接下来“鸱夷让圆滑”还是沿着这个方向形容。扬雄《酒箴》“鸱夷滑稽，腹大如壶。”颜师古注：“鸱夷，韦囊以盛酒”这是继续形容竹公式的肚子和屁股像装满酒的皮口袋一样肥大圆滑。“混沌惭瘦爽”是拿传说中一种叫“混沌”的“四足似熊”的兽来与竹公式比较，说它与竹公式的样子都像熊，但它就要自惭清瘦了（出自《神异经》）。苏辙的次韵诗中也突出竹公式体型的特点是天生“肥痴”，与其他动物不同，乃是它的自然禀受。从神态特征看苏东坡如何夸大熊猫东坡对竹公式（也就是我们亲爱的大熊猫宝宝）的独特的神情态度作了仔细观察、深刻体认和鲜活的表达。我天天在思考东坡诗中“闷若儿脱襁”该怎么理解，看到谭楷先生2008年作的《薄太后宠爱大熊猫》图后，当时真是无限欣喜。我个人觉得东坡的诗句与谭楷先生的图画，相距近千年，但在引导后世人们准确地认知大熊猫的本真神态及其衍生的丰富意义，都有很重要的价值。襁，背负婴儿的布兜，四川农村都叫背带。褓，小儿的被，用以裹覆，在褓中的婴儿两手向上，最像熊猫样。“在襁褓”常用指一岁多的婴儿。《老子道经二十章》有云：“我魄未兆，若婴儿未孩。众人皆有余，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纯纯。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我认为东坡当时观察竹公式，能以“闷若儿脱襁”来认知其本真神态，与这段《老子》文字有深刻的关联。东坡在凤翔为官三年，其中1063年9月在终南山读道藏，写有《读道藏》诗歌其事。1064年1月游楼观，此地相传为老子学生尹喜旧宅，写有《楼观》诗记其事。又游授经台，相传是老子传《道德经》于尹喜之处。可知这时正是东坡钻研《老子》文义的高峰期。仔细想来，东坡“闷若儿脱襁”一语所可能联结的内容，与上引《老子》道经二十章之精义皆能相应，如“无为”（“我魄未兆”）“未能孩”“纯纯”“质朴无欲”“无所欲为”（“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无所知”“不觉之貌”“不觉之容”（“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东坡似乎在大熊猫的生命本真的自然形态之美中感触到这一切，传递着这一切。今天，研究大熊猫文化的许多学者使用的语言，如“憨态可掬”“活泼可爱”“温和敦厚”“善良友好”“呆萌形象”等，与古人的语言也都是可以打通的，憨、傻、痴、愚、蠢，都和“无知”“无欲”“不觉”等相通，但每个字在不同的语境下又可被赋予很特别的韵味。比如憨中可含“憨直”“憨厚”——厚道、朴实、天真等。东坡、子由写的“竹公式”，确实就是大熊猫宝宝。在“熊猫文化，世界共享”的今天，苏东坡、苏子由兄弟与大熊猫的诗歌情缘是研究大熊猫文化不可不讲的故事。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2022-03-28
千古文人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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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秋雨一位朋友到海南旅游后，回去写了一篇文章：《天涯海角觅东坡》。大好的春节黄金假期飞到海南，不是如常人那样去欣赏享受中国最后一块绿洲的椰风海韵，而是寻觅九百年前北宋文人苏东坡在海南的足迹，堪称苏氏的铁杆“粉丝”了。苏东坡在“瘴疠肆虐”的儋州生活了三年，经常“多病无米”、“食芋饮水”，甚至还屡次遭受“逐出官舍”的迫害。然而苏东坡在这块蛮荒之地上，传播文化、开凿井泉、破除迷信、散发药剂、介绍先进的农耕经验、提倡民族平等观念……与此同时，寄情山水，归隐林泉，纵酒狂歌，热爱自由，达观洒脱，参透穷通，悟尽人生，活得有滋有味。谪居海南时间虽短，却是他颠沛流离人生的最后一站，有终结的意味。东坡晚年的一首诗，再次点明了儋州对他一生的特殊意义：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然而，苏东坡毕生的“功业”，就在“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蛮荒之地？后人如果这般望文生义就误入认识苏东坡的歧途了！这首诗的背景是，宋徽宗元年（1101年）孟夏，66岁的苏东坡被赦免，从海南岛北还，五月抵达江苏，在镇江金山寺遇画家李龙眠。故人重逢，不胜唏嘘。老友为东坡画了一幅像。回首前尘往事，东坡感慨万千，在自己画像上题了这首愤懑忧伤的诗，聊作一生官场不得志，对仕宦道路绝望的总结。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决定了文人只能在仕途上实现兴邦治国之志。然而苏东坡天性恃才傲物，在朝廷上心直口快，目中无人，“内功”极差，屡屡触犯官场之大忌。同时一生姬妾众多，风流韵事层出不穷，完全继承了历代文人的豪迈和放荡不羁。朝廷里的奸侫小人不拿他做“菜”才怪呢。从历史上看，真正的文人从政，未有善始善终的。苏东坡凭其才华曾经官至极品。人生的跌宕起伏，始于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宰相，上有皇上撑腰，手中大权在握，苏东坡一介书生，逆流而上，与“总理”大人较劲，不是找死么？但不让他“找死”，不让他“飞蛾投火”，就不是苏东坡了。官场落败后，风华正茂、满怀经邦治国之志，时年３６岁的苏东坡被迫请调外职，从此辗转大半个中国，而遭贬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正是他人生中最背时、最黑暗的时期。一生舞文弄墨，却又不断饱受“文字狱”之灾。宋哲宗太皇太后摄政时，他一度回京，甚至官至礼部尚书。但宋哲宗正式即位后，重新推行新法，苏东坡再次遭殃，贬谪广东英州。赴任途中，又加罪流放广东惠州，不久再次加罪放逐到昌化军，即今日之海南儋州。待到宋哲宗驾崩，宋徽宗即位，新旧两派达成和解时，苏东坡已垂垂老矣，获赦归京途中病死常州。苏东坡的结局颇有悲剧的色彩，我却觉得非常圆满，完全符合苏东坡性格发展的逻辑。苏东坡对自己的评价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善良，慈悲，耿直，宽容，简单，透明，与那些善于玩弄权术、大搞政治斗争的所谓“新党”人物为伍，只能是官场的弃儿，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试想，如果他一生春风得意，官运亨通；如果他不被对手整得蓬头垢面，西里哗啦；如果他不历尽沧桑，数度浩劫，客死他乡，那还叫苏东坡吗？著名作家林语堂曾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上帝关闭了一道门就会为他开启另一道门。坎坷的仕途给了苏东坡文学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放逐途中，一听到边疆大破西夏侵扰的捷报，他便按捺不住狂喜，写下了著名的爱国诗篇《闻洮西捷报》。面对滚滚长江和乱石穿空的赤壁，他塑造了词史上第一个潇洒英俊、指挥若定的英雄周瑜形象。在忠君忧民与报国无门的矛盾心境中，他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超绝古今、光耀千秋的“一词二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灾难都源于官场，功业皆出自文学。黄州惠州儋州，虽是苏东坡人生中最背时、最黑暗的时期，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他的生命绽放出了夺目的光华，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苏东坡在文学艺术上的“功业”与其做官的“功业”不可同日而语。苏东坡堪称通才。他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他的诗和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词和辛弃疾并称苏辛；他是“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之一；他的画开创了湖州画派；他与父苏洵、弟苏辙都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合称“三苏”，同属“唐宋八大家”。众多桂冠，任取其一，便足可名垂千史！我的朋友到海南来寻苏东坡的足迹，说明人们的旅游品味正在提高，更提示我们开发海南人文旅游资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责任编辑王维娜

2007-04-15
东坡精神万古流芳

期刊

"东坡精神",是指苏东坡集民族的真善美于一身的人本主义,人的本体精神,表现在他才华横溢的千古文章上,独立刚行的生活经历上,生命、思想、人格、灵魂、情感、心理的力量张扬与震动上。它源远流长,得益于时代、家庭、高师、劳动、道学的熏陶,可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精神。它是醇厚、灿烂、悠长的民族文化的活水源头和智慧海洋,是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宝贵人文资源和科技资源。

饶晓明[1];饶学刚[2]
宋代歌妓乐舞事迹探究

学术论文

两宋时期，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并且以大小城市灯火阑珊、歌舞升平来力显太平之盛之始，歌妓便成为皇室、贵胄家庭及以闹市街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研究歌妓的生活事迹，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上看，是自下而上的仰视两宋市民文化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　　全文以歌妓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对宋代歌妓活动事迹研究，通过对大量的史料文献的考证和探究，试图揭示出宋代歌妓生活的共性特征以及她们给社会经济、文化带来的影响。　　全文由引言、主体、结语三大部分构成。引言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方法，并对近年来学术研究成果的作了大致归纳和总结。主体部分包括三章：第一章“宋代歌妓概述”，主要梳理了歌妓名称的变迁、宋代歌妓的类别以及她们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第二章“宋代歌妓生平事迹寻踪”，按照官妓、家妓和市井妓分类，对历史上所记载的严蕊、王朝云、李师师等21位有影响力的歌妓生平、才能和事迹做了相应考察和解析，试图对宋代这些处于弱势群体却又不同程度地影响宋代社会文化的歌妓人性作以较为深层的窥探。第三章“歌妓对宋代文化经济的贡献”，主要从歌妓对宋代经济发展、对柳词的影响、对宋词的传播和发展三方面分析了歌妓与其之中的关联。歌妓不仅对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点缀，而且以她们自身形象和艺术才情对宋词创作繁荣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宋代歌妓对宋词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但是她们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极其卑贱。歌妓在吟诗作词的同时，也向世人表现了她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反映了她们自身在宋词中的地位。即使处于社会底层，宋代歌妓与词人交往频繁，她们的作品既是宋词的补充，同时对宋代的文化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徐强
《左传》中的女性及女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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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作为先秦历史散文的经典代表之作，从古至今在史学和文学上都有其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前人对《左传》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叙事手法和外交辞令上，历代的学者在关于《左传》的真伪、注疏、考据、义理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充分的研究。然而，对于其中的人物研究尤其是是对女性这一群体的研究较少。对于古代女性的认识，人们思想意识大都停留在“男尊女卑”的层面，在人们潜意识中认为女性是受奴役受压迫的阶层，对女性的认识存在偏见与误读，“红颜祸水”一词最是有力的证词，那么古时的女性到底是怎样的？回顾以往的论著谈及此问题时，往往是浮光掠影，一笔带过，并未作出深入、系统的分析。本文通过对《左传》中社会关系较为明确的女性人物进行整理，以进行解读春秋时期这个中国历史上礼崩乐坏、战争纷扰的年代里女性的面貌，以呈现出中国古时女性的风貌特征。

张秋霞
袁宏道尺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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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分三部分：引论、上篇和下篇.引论部分阐发该选题的研究意义,并介绍分析研究现状.上篇对袁宏道尺牍进行分期分集解读.下篇将袁宏道尺牍放到中国尺牍文学史中考察,阐发性灵说给尺牍文体带来的新变特质,展示袁宏道尺牍的艺术追求及所达到的的美学境界.对真趣与性灵的追求使尺牍成为晚明小品的一个重要门类,在看样子贽笔下发生新变后的尺牍在袁宏道手里继续转变,风气一开,继者如云.袁宏道尺牍首先表现出小品的艺术品性：短小精致而机趣幽默;其次由于他才情浪漫又放纵文笔,其尺牍还表现出文辞优美的特点,这一效果的获得缘于尺牍中无处不在的修辞手法,其中以比喻、排比出现得最为频繁,最富特色.袁宏道把实用文体的尺牍改造成抒发性灵的文学体裁,使尺牍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其尺牍攀升的美学境界而言,袁宏道不愧为尺牍文学史上可与苏轼等名流相提并论的尺牍文学大师.

陈娟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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