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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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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全面地把握苏轼

期刊

苏轼一向是古典文学研究界瞩目的对象,研究论著极多。以前的研究者,或谓苏轼忠君爱民,是个大儒;或称"东坡居士"是禅宗信徒。现代学术界一般认为苏轼思想(以及以他为首倡者的蜀学一派)是儒、道、释三家哲学的杂糅。综观苏轼一生言行,基本上是在儒学基础上,濡染佛老。

董乃斌[1]
北宋礼学思想发展的二重路径

会议论文

受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北宋礼学思想呈现出两条鲜明的路径。李觏、王安石尝试以《周礼》为资源,寻求一条趋向礼学制度建设的富民强国之路;以张载、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学者倾向于走一条对礼进行道德思索、哲学建构的路。二重路径都强调礼的重要性, 一方提出了"礼是总名"的观点,一方阐发了"礼即理"的思想。

殷慧;肖永明

2007-10-01
大才子苏东坡

期刊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男，汉族，公元1037年1月8日生。四川省眉山市人，进士学历，主要担任官职有：北宋皇帝秘书，杭州市长，后期被贬为广东省惠州市和海南省儋州市驻军副参谋长。

陈百川
苏轼为汝州代言汝州人世代铭记

报纸

□尚自昌文图词是一种诗的别体，宋词被盛赞为中国古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座高峰，人们形容他震古烁今。苏轼因诗惹祸入狱，贬至湖北黄州，却在黄州实现了诗文升华，从而又因诗得福调至京畿汝州任团练副使。虽未到汝州任职，却在上任途中不断为汝州代言，影响至今。苏轼逝后，汝州人将其牌位入祀于学宫名宦祠中。赤壁怀古量移汝州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因朝中变法派与守旧派的斗争，苏轼这位忧国忧民的大宋才子被告在诗文中暗藏讥刺朝政之罪，被捕入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在多方营救下，苏轼被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弟弟苏辙也被贬到筠州任盐洒税监。一家20多口包括70多岁的乳母在黄州，在一个寺院里栖身。为了生计，开垦了几十亩荒坡地自食，成了东坡居士。处在人生最低谷的苏轼，没有就此沉沦，却来了个触底反弹，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变，终成为举世无双的奇才。余秋雨说：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轼创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是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派的巅峰之作。苏轼把题材从单纯的儿女情长，拓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把词的格调从感伤的、艳丽的情调，拓展到了抒发宏伟的志向，表达自我的胸襟，标志着苏轼由一个洒脱不羁的才子，变成了一位冠绝古今的文豪。据说这首词影响很大，上至太后下至百姓都在传唱。一天宫廷里却传来苏轼病逝的“噩耗”，神宗赵顼正在吃饭，连说：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呀。饭碗一推，回书房了。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三月，神宗手诏：“苏轼黜居思咎，阅历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把他调到离京城较近的汝州任团练副使。惊魂未定百废俱兴“惊魂未定”和“百废俱兴”是两则成语。前者意指受惊后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后者指一切废置的事都兴办起来。两个成语均与宋·苏轼《谢量移汝州表》有关。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四月，神宗诏移苏轼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苏轼作《谢量移汝州表》。谢表是旧时臣僚应酬的一种文书，凡官员升迁除授、谪降贬官、封爵追赠等，均有谢表，谢皇帝恩惠之表。虽为形式，臣僚常利用上谢表例行公事的机会，申诉被谪降的客观原因或受委屈的情况，借以引起皇帝的同情和谅解。皇帝对谢表很重视，官员自然对谢表字斟句酌。谢量移汝州表：臣轼言，伏惟正月二十五日诰命，特授臣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者，稍从内迁，示不终弃。罪已甘于万死，思实出于再生，祗服训词，惟知感涕。臣轼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向者名过其实，食浮于人，兄弟并窃于贤科，衣冠或以为盛事。旋从册府，出领郡符，既无片善可纪于丝毫，而以重罪当膏于斧钺。虽蒙恩贷，有愧平生。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岂谓草芥之贱微，尚烦朝廷之纪录，开其恫悔，许以甄收。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汤德日新，尧仁天覆，建原庙以安祖考，正六官而修典刑，百废俱兴，多士爰集。弹冠结绶，共忻干载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顾惟效死之无门，杀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乃穷。徒有此心，期于异日。归去来兮辞别黄州《满庭芳·归去来兮并序》：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苏轼接到量移汝州的手诏，邻里友人纷纷相送，苏轼作此词，相别。用散文式的句子和俚俗的语言，真切地表现了对黄州的依恋之情。此词选入小学课本中。只是人们对序中的“移汝”做出不同的注解。黄州有个寺院叫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苏轼常去“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寺僧曰继连，为僧首七年，得赐衣。又七年，当赐号，欲谢去，其徒与父老相率留之。连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谢去。父老曾几次要求苏轼为寺写记终未成。将移汝州任职，苏辙感到愧对继连老僧，便挥笔写下了《黄州安国寺记》。《黄州安国寺记》文章回顾了居黄期间的生活及思想变化，借老僧“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表明苏轼从一个有为的封建政治家，经过“乌台诗案”，佛老思想的滋长，是研究苏轼思想变化的重要资料。《黄州安国寺记》最后落款是“四月六日，汝州团练副使眉山苏轼记”。这篇散记，收入中学课本阅读课中。苏轼告别黄州朋友的诗还有《岐亭五首》，诗前同样有序：七年四月，余量移汝州，自江淮徂洛，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独至九江。这里明确是“移汝州”。石钟山记舟行适临汝《石钟山记》是很早就选入中学课本中的散文。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六月，苏轼处理完黄州的杂事，准备到汝州赴任。此时任汝州知州的是好友蒲宗孟，他少了赴任迟到的顾及。黄州与信阳军接壤，信阳军与汝州同属京西北路，有官道直达汝州。他没有从黄州北上，而是顺江东南而下至江南东路的江州。绕行有三个目的，一是长子苏迈接到了赴与江州相邻的饶州德兴县任县尉的诏书，苏轼要送苏迈赴任。二是去荺州看望任知州的弟弟苏辙。三是与黄州隐士、铁哥好友陈慥相约到江州共游庐山，陈已提前在庐山等候。苏迈新官上任不便久留，在湖口陪父亲游看了石钟山就匆匆赴任，苏轼著名的《石钟山记》就出自赴汝州上任的路上。《石钟山记》是考察性的游记，不仅在艺术上“有结构独特、行文曲折、修饰巧妙、语言灵活”等特色，更重要的能教导人们“要正确判断一件事物，必须要深入实际，认真调查”。这篇散文的难点是“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解读五花八门。有说“临汝”是汝州西部的临汝镇。有说“临汝”在江西临川县境，因坐船是不能到汝州的。有人还发表了《“自齐安舟行适临汝”怎么走》的文章。其实，宋代实行的仍是秦汉以来的郡县两级管理，全国200多个州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州名一个是郡名。比如黄州又叫齐安郡，汝州叫临汝郡，陕州叫陕郡，详见宋史地理志。这样苏轼“自齐安舟行适临汝”就非常明白了。类似还有苏轼的散文《赠别王文甫》:“近忽量移临汝，念将复去此而后期不可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者。浮屠不三宿桑下，有以也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是一则七字习语，出自苏轼《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送走了苏迈，就在朋友的催促下来到庐山。东坡曾在神宗赵顼熙宁八年游过一次庐山，这次重游，《东坡志林》里有比较详细地记述。东坡一进入庐山，山谷之秀丽是他平生所见之最，大有东晋名士行于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慨。因此下决心专心观赏风景，不再分心做诗。可是，在山里游览的僧人、俗众一看到他，就纷纷叫了起来：“苏子瞻来了！苏子瞻来了！”情形如同今天追星族看到了自己的偶像。僧俗的奔走相告，激起了苏东坡的诗兴，情不自禁间，作了《初入庐山三首》。有人送了本陈令举的《庐山记》，苏东坡一边走一边读，读到书中徐凝、李白诗的地方，“不觉失笑”。东坡来到了开元寺。等东坡敬过香茶之后，方丈就笑着向他求诗。苏东坡很爽快，当场笔走龙蛇，《戏徐凝瀑布诗》告就：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辞。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这一次游庐山前后10多天，山南山北走了一遍。他觉得庐山的胜景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于是拣自己最喜欢的景点漱玉亭、三峡桥两处，各作一首诗。最后，苏东坡在东林寺住持僧人的陪同下，游览西林时，作了他游庐山的最后一首诗，便是《题西林壁》。乞居常州终老汝州苏轼量移汝州途中，还有许多诗作和别文，或注明量移临汝，或落款汝州团练副使。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苏轼一边等朝廷回复，一边北上。一月后再上乞居常州表，得到批准。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五日宋神宗去世，10岁儿子赵煦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五月六日召苏轼出任登州知州，再升任礼部郎中，回京任职。苏轼虽未到汝州上任，但他一生曾五次到过汝州，在他的著作中也有不少汝州的记载。他生爱汝州山水，死后嘱葬汝州郏县小峨眉山。苏轼虽未到汝州任职，却对汝州做出了不小的贡献。金元以来一直将其祭名宦祠中。明代还在州中大街建二苏祠将其弟弟苏辙同祭。（作者系汝州市融媒体中心主任编辑、汝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出版有《风穴寺探秘》《汝瓷的前世今生》《汝文化简论》等书）

2020-07-16
古代饱受毒品之害的名人们

报纸

中国人接触毒品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先秦时期，被视为仙丹一类的“不老药”等毒品大多以壮阳药、保健药的面目出现。魏晋时期，当时的名人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都热衷于服用“寒食散”(五石散)。最早且在现代仍流行的毒品种类，当是含有罂粟提取物，亦即鸦片一类的毒品。唐高宗李治受罂粟之害第一名人从史料来看，中国历史唯一一个女皇帝武则天的丈夫即唐高宗李治，应该是有记载的服食罂粟制品的最早的一个皇帝。有关李治服食罂粟的判断，源于《旧唐书·拂菻传》。书中记载，“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伽。”一名叫夏德的德国学者解释，底也伽是一种众草合成之药，是上古及中古时期著名的含有罂粟成分的万能解毒药。拂菻国，也称大秦，是隋唐时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称呼。底也伽就是该国进贡给中国皇帝的。《旧唐书·拂菻传》这短短10个字，被学术界视为中国人服食含罂粟制品的最早文字记载，并被当成鸦片传入中国之始的证据。那么，拂菻国为何要向大唐进贡底也伽?李治原本是很有作为的皇帝，但其龙体欠安，影响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显庆（年号）以后，李治的健康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当时不到30岁的李治，经常感到头晕目眩，好多本应他亲自处理的国家大事均交由皇后武则天处理，此即《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中所记载的，“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李治笃信长生之术，曾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孙思邈、叶法善这些当时的名医名道都曾被召入宫问药。有一次李治召炼丹道士一百多人进宫，两三年内化黄金冶丹，耗资千万。联系李治生前求医问药的史实，拂菻国进贡底也伽应该是有目的的。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医生认为鸦片具有抗毒功效，是治疗慢性头疼、眩晕、耳聋、中风、视力差、嘶哑、咳嗽等疾病的解毒剂，故当时鸦片是万用解毒药方的主要配方。含有罂粟成分的底也伽，正对李治的病症。所以，拂菻进贡底也伽，最大可能就是出于治疗李治风疾的需要。据新旧《唐书》记载，李治死前病情严重，一般药物不管用，御医秦鸣鹤“刺百会”，采用在李治头上放血的疗法才减轻一下痛苦。这与服食“底也伽”是否有关史书上并未说，当时的医生也未必注意到，但可能性极大。如果属实，李治当是受罂粟之害第一名人。文学家苏辙出现吸毒后的典型症状实际上，含罂粟成分药物进入中国应该更早。有学者考证，底也伽进入中国的时间至迟在隋朝。朝鲜《医方类聚》引《五藏论》称，“底野迦善除万病。”“底野迦”，即底也伽，《五藏论》在《隋书》中已有记载。李治主政时，曾颁布了世界上第一本国家级药典《新修本草》(《唐本草》)，药典中即录有底野迦，并对之有详细叙述，称其药主百病。并特别指出这是一种进口药——出西戎，“胡人时将至此，亦甚珍贵，试用有效”。宋代人将罂粟米和壳子研成末，加蜂蜜制成药丸吃，或熬汤煮水加蜂蜜喝，被当成治疗痢疾的特效药。宋徽宗赵佶的御医寇宗奭即持此观点，可以想见，当年赵佶应该服食过御医配制的罂粟制品。宋人甚至有人认为，用罂粟配药能解毒治痔疮肛脱。南宋时词人辛弃疾，便服用过用陈年罂粟壳与人参一起配成的威通丸，治此疾。当时，罂粟子初为皇家专用，故又称为御米，由此名也可知当时皇帝是服用罂粟制品的。宋人还将罂粟制品视为保健品来服用，而根本未注意其成瘾和毒性。名叫林洪的南宋名医将罂粟磨成乳，去渣煮沸，制成鱼片状新药，称之为鱼饼。老百姓将罂粟子作为大补之物，用来煮粥食用，叫做佛粥。苏轼、苏辙兄弟也可能都食用过罂粟。苏轼《归宜兴留题竹西寺》诗中称，“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莺粟汤，即罂粟汤。苏辙曾跟农民学习种植罂粟，他还记下了喝了罂粟汤的感受：“饮之一杯，失笑欣然;我来颍川，如游庐山。”这种“失笑欣然”“如游庐山”的感觉，显然是吸毒后的典型症状，飘飘欲仙，充满幻觉。明神宗朱翊钧懒政被指系毒品所害吸食毒品在中国大范围流行，当是从元朝开始。蒙古族人在征服印欧的同时，也把鸦片作为战利品，从西域带回了中国。据晚清曾留英的陈寿彭考证，元朝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毒品泛滥，当从明代始。虽然明代之前有关吸食鸦片的记载，但并无鸦片的输入和采集方面的记载。鸦片一词，最早便出现于明代的书中。徐伯龄《蟫精隽》中称，“海外诸国并西域产有一药，名合甫融，中国又名鸦片。”“味辛，大热，有毒，主兴助阳事，壮精益元气。”可见，明代是将鸦片这种毒品当成壮阳药来服用的。当时，鸦片很贵，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主要消费者当然是社会名流、权贵。明朝皇宫吸食毒品，在郑和下西洋时代已出现。王玉海在《续绀珠集》中记载，郑和之徒自西洋携回碗药，当时太监多嗜之。碗药，即鸦片。明代，关于鸦片的毒性已被认识，谢肇淛即记之有大毒，往往吞之即毙。谢肇淛是万历年间进士，当时的皇帝是明神宗朱翊钧，因其陵墓定陵在1956年被考古发掘而广为知晓。据史书记载，朱翊钧即是一个染毒成瘾的皇帝。他当皇帝长达48年，竟然有23年不视朝政，长年宅在深宫大院里，“群臣罕能窥其面”。有人认为朱翊钧是“奸臣毒药所蛊”，清代的俞燮《癸巳类稿》则直接认定朱翊钧“中乌香之毒”。乌香，即当时藩属国进贡的鸦片。从《明神宗实录》中所记来看，朱翊钧经常颁谕旨，称“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维艰”，显然，这是长期吸食毒品造成的。在定陵发掘后，人类学家从朱翊钧的头盖骨中检出了毒品吗啡成分的残留，这证明他生前长期吸食毒品。据《重庆法制报》脱身的间谍被特工部门视为超级间谍的伊凡，为了搜集一份重要情报，他背着照相机和闪光灯伪装成一名记者混入了A国举行的一个外交集会。就在他不停拍照的时候，一名A国特工走到他的眼前：“记者先生，能看看你的证件吗？”“当然，请过目。”伊凡递上“记者证”。那中年特工仔细看过“记者证”，突然喝道：“好一个冒牌的记者先生，还是亮明你的真实面目吧。”他一面说，一面把手伸进衣袋里取枪。伊凡意识到必须立即逃走，但他立刻又想到，如果此刻转身逃跑，对方一拿出手枪，自己就会被击中。伊凡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争取时间的巧妙办法，终于脱险，逃之夭夭。伊凡是如何争取时间逃脱的？（答案在本期找）据侦探推理网

2019-06-19
苏轼与苏、李诗的辨伪

报纸

逯钦立在《汉魏六朝文学论集》中谈到苏武、李陵诗的辨伪，引文中有“苏轼《答刘沔书》云：‘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有江汉之语。及陵与武书，辞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绝非西汉人。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真识者少，从古所痛也。’”并在后文中对此进行了批驳，“且如苏轼，竟谓为齐、梁小儿所作……今此一组别诗，既俱与李陵身世不合，则谓其为李作固非，谓其为齐、梁拟作，抑极可笑，况颜氏之《庭诰》已有称引乎？”颜延之《庭诰》引自《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云：“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及李陵诗，并且做出怀疑的。而《太平御览》早在宋太宗时期（约公元983年）就已编写成书，苏轼生于1037年，是没有理由看不到其中这一段记载的。既然苏、李诗早在刘宋时期就有人提及，自然不可能是齐梁时人的伪作，苏轼是决不至于犯这样的错误的。仔细考察《答刘沔都曹书》中的这一段文字，它其实论述了两样东西。一是苏、李的赠别诗，二是李陵的《答苏武书》。关于苏、李诗，苏轼只指出了其中矛盾，认为不可信，而被斥为“辞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的，分明是“陵与武书”，并非“苏、李的赠别诗”。况且，逯钦立引文中“决非西汉人”，其余版本皆引作“决非西汉文”，则苏轼认为“齐梁间小儿所拟作”的是“文”，而非“诗”。翻看原文的记载，会发现苏轼辨伪苏、李之作的目的是在于证明“梁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因此这一小节的重心在于后面“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真识者少，从古所痛也。”刘子玄即唐代的刘知几，他在《史通·杂说》中云：“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显然也是在说“文”。按论诗部分仅到“而有江汉之语”，以下全为对“文”的论析。从文意看，苏轼的确是认为苏、李诗为伪作，但并未对伪作时间做出界定。当然，苏轼文集中论及苏、李诗的并不仅此一篇，但都未提到过苏、李诗是齐梁间人伪作的言论。如《题〈文选〉》中云：“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引》，斯可见矣。如李陵、苏武五言，皆伪而不能去。”这里的论调与意图都和《答刘沔都曹书》相同。而《题〈蔡琰传〉》中则说得更加明白：“刘子玄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书》，非西汉文，盖齐梁间文士拟作者也。予因悟陵与武赠答五首，亦后人所拟。”很显然，苏轼认为齐梁间文士拟作的，只有《与苏武书》，至于苏、李赠答诗，只说“后人所拟”。“后”自然是西汉之后，如何见得苏轼所谓的就一定是齐梁之间呢？有趣的是，苏轼文集中，也有将苏、李赠答诗视为真作，并且给与很高评价的。如《书〈黄子思诗集后〉》云：“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这里曹、刘为曹植、刘桢，陶、谢为陶渊明、谢灵运，从时代顺序来看，苏、李当为李陵、苏武。苏轼不仅认为苏、李诗浑然天成，还将其视为诗歌中的最高境界之一。《书苏李诗后》中亦云：“此李少卿赠苏子卿之诗也。予本不识陈君式，谪居黄州，倾盖如故。会君式罢去，而余久废作诗，念无以道离别之怀，历观古人之作辞约而意尽者，莫如李少卿赠苏子卿之篇，书以赠之。”明确肯定“此李少卿赠苏子卿之诗也”，还特意写下赠人，这与《题〈文选〉》等文所流露出的态度简直判若两人。以致后世有人援引《书〈黄子思诗集后〉》等文作为肯定苏、李真作的依据。如明代郎瑛的《七修续稿》：“子美有云：‘李陵，苏武是吾师。’东坡《跋黄子思诗》云：‘苏、李之天成’，二公尊之至矣。夫岂无见哉？”对于这一矛盾，丁福保在《全汉诗》绪言中曾分析道：“古文苑有李陵录别诗八首，又有苏武答李陵诗别李陵诗各一首，皆标明苏李所作。宋章樵注古文苑，因大苏疑文选中苏李赠答五言为伪作，遂并以此十首为非真……杜子美云‘李陵苏武是吾师’，子美岂无见哉。东坡晚年《跋黄子思诗》云‘苏李之天成’，尊之亦至矣，其曰‘六朝拟作’者，一时鄙薄萧统之偏辞耳，盖东坡亦自悔其失言也。”《题〈文选〉》原文中明确标明写作时间为“元丰七年”，即公元1084年，《跋黄子思诗》不知作于何时，《书苏李诗后》与之论调相同，按文中的记载，应作于苏轼谪居黄州时期，即元丰二年至元丰七年之间。如果以元丰七年为下限，苏轼约为47岁，并不算晚年。况且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对苏、李诗的看法发生如此巨变，的确有些奇怪，但若仅以为“一时鄙薄萧统之偏辞耳”，或许还有些道理。苏轼集中提到苏、李作品的地方，几乎全与指责《文选》有关，其目的无非是反对骈俪文风，重振古文传统。而所谓的“古文传统”，又是指的先秦两汉的散文，处在这一关节点上的李陵《答苏武书》，显然因文辞过于骈俪，不符合古文家模拟典范的要求，故被再三鄙斥为伪作。这里“齐梁间小儿”也是别有用意的，因为齐梁为骈文的兴盛时期，文风艳丽绮靡，苏轼作为北宋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自然斥“齐梁文章衰陋”。而对于苏、李诗，则观点比较暧昧，一方面苏轼的确佩服苏、李诗古朴简约的艺术境界。另一方面，苏、李诗最早被《文选》收录，而《文选》作为骈文的重要文典，是重点批驳的对象，故由《答苏武书》为伪作，恨乌及屋，连带认为苏、李诗也不可信。但从集中来看，苏轼论苏、李诗伪作的言辞并不激烈，甚至还有些矛盾。苏轼要反对的是“齐梁文章”，而对于苏、李诗，苏轼显然是欣赏的，他只是怀疑其非西汉时原作，但并没能指出作于何时，更不会将其戴上所厌恶的齐梁的帽子。如果因此指责苏轼判断失误，实在有些冤枉。

钟菡

2010-04-25
略论黄庭坚七律之语言艺术

学术论文

黄庭坚诗在我国宋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传诵不衰，从古至今吸引了大量学者对它进行研究。然而，学术界对黄庭坚诗歌的研究长期存在着重思想内容而轻艺术形式的现象，并且两者间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水平也很不平衡。正如著名学者章培恒所言：“以前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重内容而轻形式，对作品艺术成就的分析往往只是一些大同小异的评语，或者是研究者用抒情笔调所写的赏析，但并非对艺术形式的学术性分析。现在，艺术形式的重要性已越来越成为研究者的共识，所以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古典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品，任何诗歌都是诗人运用词语加以创造性组合的产物，离开了特定的语言形式，诗歌的艺术魅力就不复存在。黄庭坚诗歌对后世的影响历千年而不衰，这与其诗歌本身的语言特点亦有很大关系。本文从语言艺术角度入手，选取最能代表黄庭坚诗歌特色的七言律诗作为考察对象，试图揭示黄庭坚诗歌是如何通过用字造句的形式技巧来实践其诗学审美主张的。本文分四个部分进行分析，第一部分概述黄庭坚七言律诗的基本情况，以及七律语言艺术的研究意义所在;第二部分论述黄庭坚七律的用字艺术;第三部分论述黄庭坚七律的句法艺术;最后一部分，通过分析探讨，总结黄庭坚七律语言艺术的诗学意义。总之，本文试图在黄庭坚诗歌的语言形式与文学思想之间找到一个的结合点，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改善二者研究不平衡的状况做出有益的尝试。在增加人们对黄庭坚诗歌的认识的同时，为深化我国古代诗歌语言形式和语言艺术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付青华
哲学诠释学视角下三个《论语》英译本的对比研究

学术论文

《论语》是一部卓越的中国典籍，在中国文学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迄今为止《论语》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欢迎，而且《论语》的翻译也已有很长的历史。许多学者都已从不同的角度对《论语》的英译本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原则”等概念为视角对James Legge、Arthur Waley和Charles Muller的《论语》的三个英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理解的历史性”概念表明，三个译本的不同主要是由译者和文本的历史性所致;“视域融合”概念表明，译本对源语文本的“扭曲”和“变形”是译者视域、源语文本视域、源语文化视域和目的语文化视域等彼此融合的结果，这些视域的融合同样导致了同一源语文本会产生不同的译本。但由于译者与目的语文化之间公共视域的存在，尽管这些译本对源语文本有着这样那样的“扭曲”和“变形”，各译本之间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它们总有许多共同的理解和解释。翻译现实表明，译者只有以公共视域为基础进行翻译才能使其译本有可能受到读者的公认，这也就肯定了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合理借鉴前译本的必要性。但若想创造出成功的复译本，译者更重要的任务是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创新，而效果历史原则可以促使复译者发掘出前译者们所意想不到的新的理解源泉，从而对复译实践有诸多新的启示，尤其是对发掘出复译本中的创新因素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总之，“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融合”为解释翻译中的“扭曲”和“变形”现象以及同一源语文本拥有不同译本的现象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认为“扭曲”和“变形”就像胎记一样在翻译中是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效果历史原则”则要求复译者应该在充分理解源语文本和前译本的基础上努力做到推陈出新。复译本的“新”部分是由“理解的历史性”和诸多不同视域的冲突形成的，部分则是由于译者的积极“创新”而变得独具一格。因此，伽达默尔的这几个概念对翻译尤其是复译现象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价值。

郑晓秋
论俄语报刊政论语体中的数量隐喻

学术论文

近年来,隐喻已成为学术界深入探讨的热门话题。全球隐喻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多元化趋势。本文系统回顾了西方学术界和俄罗斯学术界对隐喻问题的研究状况,论述了有关隐喻的概念、构成和功能问题。通过对俄语报刊文章中出现频率较大的数量隐喻的分析和研究,归纳总结出数量隐喻在俄语报刊政论语体中的词汇体现、使用特点和功能。同时,分析和阐释了数量隐喻在报刊政论文章中频繁使用的原因。研究探索报刊政论语体中的数量隐喻,对现代隐喻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与此同时,了解和掌握数量隐喻这种独特的表达手段,有助于我们正确阅读和理解俄语报刊文章的内容。

李冬梅
狂狷——唐宋词与人生(之五) 戚氏凄凉一曲终——说柳三变

期刊

宋初词坛,作风渐变,由花间小令的一统天下,衍至以长调为主,气象为之一新。令词短制,一变而为铺陈摛藻的长调,使得本来只适合片段式、跳跃式的叙事的词,也能铺叙张皇。这就像画坛上本来都是些山水小品,忽然有人开始作数十尺的长卷,表现力当然大有不同。这一转变主要由二位词人完成,一是张先,一是柳永,二人中柳永的贡献更大,影响也更深远。柳永本名柳三变,字耆卿,福建崇安人,有《乐章集》。

徐晋如[1]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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