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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年谱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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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年谱是按年月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传记体裁,自宋代发展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而且方兴未艾,被当代学者奉为治学门径,在传记体中,格外受到重视。然而由于理解上的差异,如果仅仅抓住"按年月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特征,而不顾体裁间的差异的话,不免会将墓碣、墓表、行状、自志、日记、日录、游山记、奉使录,乃至正史中的帝纪以及起居注、实录、纪年录、系年录等带此特征的著述,也误指为年谱,事实上一些年谱目录便将这些著作登记在册了。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年谱与上述各体裁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可避免地出现"泛年谱"的格局,从而给年谱研究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因此,考察年谱,除了应该抓住其按年系事的主要特征外,还必须注意鉴别体裁,不可将墓志、行状、实录等划入年谱的范围。　　第一章年谱体的形成:年谱是杂糅了编年与纪传二体,并借鉴了家谱、年表、墓志等体的写法而产生的。因此,这些体裁与年谱都有相通之处。于是,关于年谱体的起源,便有始于先秦、始于唐、始于宋三种说法。究其原因,都是将近似于年谱的其他体裁,如帝王实录、编年墓志、家谱等,误认为年谱的结果,如云梦秦简《编年记》、《唐懿祖纪年录》、《唐献祖纪年录》、《太祖纪年录》、《渤海行年记》、《孟知祥实录》、《马氏行年记》等,就已载入年谱目录。但这些著作以记国事为主,并非单纯的编年个人传记,与年谱体裁有别,不应混为一谈。始于先秦说与始于唐代说,目前还缺乏实证支持,站不住脚。而始宋说则不同,不仅有名副其实的大量年谱作证,而且有目录书著录佐证,加上宋人对年谱体的大量阐释,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年谱在宋代已经自成一体了。那么,年谱为什么兴起于宋代呢？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为年谱体裁的形成创造了历史条件。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个人才能突出于世,因此标识门阀的族谱淡出,而褒扬个人的年谱产生,正是士人意识觉醒的表现。同时,宋人求实创新的学风,以及对编年法的重视,也成了年谱体裁产生的契机。宋代崇文抑武的国策,促使文化事业勃兴,宋人对前代文献的整理,更直接促成了年谱体的兴起。而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新兴的年谱体迅速扩大影响,进而在史林独树一帜了。　　第二章宋代年谱考略:目前学术界对宋代年谱的研究,尚显单薄,究其原因,一是文献不足征,从未有人对宋代年谱作过信实可靠的普查,年谱目录往往是对前代著录的转载,不免以讹传讹。以致像最早的年谱是哪种、产生于何时这样简单的问题,都争论不休。二是研究不深入,对宋人所编年谱,包括现存和已经失传的两部分,没有逐个考查,仅仅依据年谱目录统计数字,进而得出的结论,不免令人疑窦丛生。因此,在全面普查宋代文献的基础之上,对年谱目录所载宋代年谱加以排查,并对向来著录的弱项--编撰年代与撰者事迹,作一重点考查,进而展开对宋代年谱的初步研究。本文以年谱著录成就最高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为参照,对其所载162部宋代年谱加以考证,剔除了误载的34部年谱,又据其他文献补录了32部,累计共考得宋编年谱160部。同时,又对著录不确或错误之处,考证订补。例如,《四部丛刊初编》本《欧阳文忠公集》所载《年谱》,历来均著录为胡柯编,而将周必大所撰《年谱》置入失传之列。本文据周必大文集及其他文献,考证所谓胡柯《年谱》实际上就是周必大所编,仅仅因为"郡人登仕郎胡柯谨记"九字而导致此千年公案。　　第三章宋代年谱研究:产生于北宋期的11部年谱,最早为杨崇勋《白氏编年》,现存最早的则是吕大防所撰《韩吏部文公集年谱》、《杜诗年谱》二种,而洪兴祖《韩子年谱》堪称成功之作。这一时期的谱主均为前朝人,正好说明年谱的兴起与北宋人对前代文献的整理密切相关的事实。其中韩愈年谱6部,占压倒优势,这与北宋古文运动取得成功,韩学成为显学相关。在南宋前期,古文运动影响犹在,后人为文学家编撰的年谱数量仍居首位,仅为唐宋八大家所撰年谱就达27部之多,韩愈占4部。而到嘉定以后,理学兴盛,韩学淡出,再无人编韩愈年谱。从此例也可看出,年谱自一兴起即与学术态势息息相关。自南宋前期詹太和编《王荆文公年谱》开始,为本朝人编谱之风兴起,并很快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对宋代文学影响最大的欧阳修、苏轼二人,分别有年谱9部、11部。此外,苏洵、苏辙、黄庭坚各5部,王安石、陈师道、张耒各2部,曾巩、晏殊、秦观、叶梦得等也有年谱,这些都是宋代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对宋代文学有着重大影响的前代人物,如杜甫有年谱11部,白居易7部,陶渊明5部,柳宗元3部,李白、韦应物各1部,从宋人为他们编谱的情况,也可窥见宋代文学发展的一些迹象。文学家年谱多属后人所撰,偏重于诗文系年。在南宋后期,理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儒学大师年谱的数量,一举超过文学家年谱,跃居首位。宋人所编孔子年谱有8部,周敦颐3部,朱熹4部,杨时、黄榦各2部,程颐、李觏、吕祖谦、陆九渊、真德秀、度正等儒学名家,也有年谱,而且绝大多数都产生于这一时期。除孔子外,此类年谱多属友生所撰,详于著述系年,见闻亲切,有助于了解谱主的学术成就及宋代理学发展的脉落。宋人所撰僧人年谱3部,道士年谱4部,对宋代儒、释、道交互影响的现象也有所反映。而名宦年谱则数量较多,不乏影响巨大的人物,如李德裕、范仲淹、司马光、宗泽、周必大、文天祥、岳飞等人,都有年谱,这类年谱多由子侄或后人因仰慕其功业而作,详于历官事迹,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此外还有艺术家年谱3部,与多数宋编年谱一样,虽不免简略,但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从撰者的角度看宋谱,可谓品类齐全,而颇为后人看重的自撰年谱,在宋代也已发凡起例。从年谱体例的角度看,宋人所创体例有文谱、表谱、目录式年谱、纲目式年谱,且编纂方式多样化,无不昭示着年谱在宋代自成一体的事实。最后,本文从年谱传播与应用的角度出发,考察年谱在宋代及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仿作及对体例的翻新改造等方面。而宋代年谱的价值,则集中体现在学术、史料与辑佚三个方面。学术价值的高低,由谱主身份及编者水平决定,而对著述信息的记载,则值得重视。史料价值表现在填补史书不足和纠正史书错误两个方面,而对谱主亲属的记载,尤其应当注意。辑佚价值是宋谱优于后代年谱之处,其中收录的诗文、著述等,可供辑佚,不乏其例。

吴洪泽
中国古代边塞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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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利用历代词总集等文献,对中国古代边塞词进行了全面搜集、甄别和统计,并首次对中国边塞词发展史做出了通代研究。其中既对自唐代至清末的边塞词展开了历时性考察,又对历代各阶段、各流派、各词家的边塞词进行了共时性分析。主要内容及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章为中国古代边塞词概论。首先对“边塞词”及相关概念进行辨析,认为“狭义边塞词”是指亲身到过边塞地区的词人所创作的以边塞人事物为主要内容的词作,而“广义边塞词”则是指无论作者是否去过边塞,只要其创作的词作中有与边塞相关的内容,便可称之为边塞词,本文研究取“广义边塞词”概念。然后,根据历代词总集和历代时段划分,对中国古代边塞词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统计,编成了“中国古代边塞词综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统计梳理,绘制成了“中国古代边塞词统计表”,笔者共得中国古代边塞词1469首,边塞词作者可考者389人。各时期边塞词发展并不平衡,大致为唐代起步,五代和金朝逐步发展,宋代掀起到第一次高潮,元代低迷,明代稍微复兴,清代集大成且掀起又一股高潮,形成一个“N”形发展格局。唐五代十国边塞词是中国边塞词发展史的起点。该部分首先从时代和文学两个角度考察此时边塞词创作的背景,认为唐五代是边塞词的草创时期,唐代已有70首边塞词,再加上五代十国时期的46首,数量已达116首之多。其中唐前期(618-765)共存边塞词22首,从内容题材的表现来看,大致可分为边塞将士的歌咏、边疆民众的心声、征人妻子的闺怨三大类,题材内容较为丰富,但民间风格明显,保存着词体初兴时的“原始”状态。唐中期(766-835)边塞词总共才6首,但文人边塞词和敦煌边塞词相辅相成,分别成为我国古代边塞词的两道发展源头。唐后期(836-907)边塞词以温庭筠和韦庄成就最高,全为“闺怨式的边塞词”,显露出花间底色。五代十国时期(907-960)也涌现出一批边塞词作。其中既有敦煌边塞词的尾声,又有西蜀“花间别调”中的南国风物词、边塞行役词和“花间本色”里的闺怨式边塞词,还有南唐地区的“闺怨式边塞词”。但绝大部分五代十国文人都逐渐转向深沉内省,边塞词创作视野也逐渐向内心化和精深化方向发展。紧接着五代十国而来的是辽、西夏、北宋时期的边塞词。该部分从时代和文学两个角度考察此时边塞词创作的背景,发现诸国边塞词发展很不均衡,辽和西夏的边塞词创作几乎为零,而北宋则有28人44首。北宋初期(960-1004),作为宋代边塞词的开篇之作,寇凖的《阳关引》(塞草烟光阔)在中国词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北宋中期(1005-1120)共有21位词人创作出38首边塞词。其中范仲淹、苏轼等结合自己亲历的边塞边旅生活体验去描写边塞风光,以沉雄豪放之风为北宋词坛注入活力,堪称是宋代豪放词派的奠基和经典之作。黄庭坚等人在酒席歌筵间创作的边塞词,体现出词体的歌词本质。而贺铸、吴则礼等人表现相思之情的边塞之作,或模拟古人,或本于现实,构成了北宋边塞词中另一道风景线。北宋后期(1121-1127)的边塞词中既有出征将士的慷慨雄音,也有徽、钦二帝身陷囹圄的亡国之叹,还有普通人民家国双亡的断肠之哭,而邵缉和王安中等词人以高亢的边塞歌声接续着范仲淹、苏轼等人所开创的豪放词风。整体而言,北宋边塞词篇章数量少,也少见个人着意于边塞词的写作,在主题与内容的表现上也相当分散,但题材、内容和风格丰富而多样,在中国边塞词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金与南宋对峙时期,形成了中国边塞词的第一次高潮。其中金代有16位词人留下29首边塞词,在边塞意识和边塞词内容、风貌等方面愈益彰显出北国边塞词的特质,形成以豪放刚健为主的词风,显现出异于南宋边塞词的另一发展脉络。金初(1115-1160)词坛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批被迫留金的宋人,他们的边塞词多蕴含着浓重的故国之思,词风也在豪放中夹杂着深沉的悲凉之感。金中期(1162-1196)边塞词内容多表现雄壮之志,格调以昂扬见长。金后期(1197-1234)边塞词成就最大,多反映金后期国势日衰、干戈不断的时事,词风多慷慨悲凉。其中元好问堪称是金词的集大成者,代表了金词的最高成就。在与北方政权的多维互动过程中,南宋边塞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共有116位词人创作出333首边塞词。南宋初期(1127-1164)边塞词共18人72首,显现由北宋边塞词向南宋边塞词过渡的痕迹。其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主战派词人所创作的爱国壮词,具有极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性。另外一些使者词人和文人儒士,也分别在出使、交聘或颠沛流离过程中,根据自己对历史兴亡的理解、对边疆地理的认知,以及个人独特的人生经历,写下一些极富个人特质的边塞词作。南宋中期(1165-1234)边塞词人和边塞词数量逐渐增多,共有42位词人留下113首边塞词。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辛派词人”喜用高亢清越之调,创作出大量意象宏肆、风格雄豪、意境阔大,以抗敌爱国、感抚时事为主要创作内容的边塞词,形成了以豪放为大宗的辛派词风,成为当时边塞词的主流。而另外完全生长于南渡之后的一批词人,则陷入兴亡哀叹和历史沉思之中,代表了新生代宋人所做出的心态调试。南宋后期(1234-1279)共有56位词人留下148首边塞之作,这些边塞词豪放之风渐淡、自我抒情成分更多、沉思哀悼的色彩愈浓,缺少前期边塞壮词那种激昂的情调。辛派爱国词词风更见悲凉,呈现出沉雄悲壮的特征。在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笔下,边塞词抒情言志的成分更重,也更多了一种沉痛之感。总之,金和南宋边塞词在北宋边塞词的基础之上继续发展,于主题广度、内容深度、情感强度等方面均超越前代,将中国古代边塞词推向了第一次高潮。在金和南宋之后,元代(1206-1368)边塞词难继其盛,渐趋衰落,边塞词数量较少,仅有29位词人创作出64首边塞词,在中国边塞词史上处于低潮。元前期(1206-1310)共有15位词人留下38首边塞词。其中绝大部分词作都出自由金入元的词人之手,这造成元代前期边塞词在整体上延续了北宗词刚健豪放的风格特色。但随着时间推移的,南北词风融合和北词南渐越发明显的迹象,促使元词形成了一种兼融南北的审美范式。元后期(1311-1368)边塞词深受国势由盛转衰的影响,在14位词人留存的24首词作中,呈现出南北词风汇流和羁旅边愁日益滋长的倾向。总体来看,元代边塞词一方面内容更为丰富,另一方面体现出兼容南北、风格多样的特征,较金宋边塞词具有更大的包容度,还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描写海疆征战的边塞词,为明清边塞词的发展繁荣开辟了广阔空间。明代边塞词在明词的低谷中逐渐显露出复兴的迹象和趋势。在对其创作背景进行考察之后,发现明代共有55位词人留下206首与边塞相关之作。其中明前期(1368-1505)边塞词人词作较少,仅有9位词人留下48首边塞词,词作内容和风格也较为零散,出现一批为应酬而作的边塞词,整体艺术价值不高,仅个别词人出彩。明中期(1506-1572)边塞词数量逐渐增多,共有17位词人留下88首边塞之作。其中多有以“边”“塞”名篇,显示出明代边塞词中愈益强烈的边塞意识和现实关怀,又有南疆边塞词的兴起,特别是东南海疆词,标志海疆边塞词真正地发展成为一类具备独特艺术魅力的题材,开辟出了边塞词创作的新内容、新方向。同时随着日常酬唱中词作运用的愈益频繁和广泛,涌现出一批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边塞词,艺术审美价值虽不高,却显示出对边塞词内容的拓展。明后期(1573-1644)边塞词的创作热情继续高涨,共有29词人留下70首边塞词作。其中既有在狼烟四起中爆发出的护国守疆的悲壮雄音,也有在江河日下中愈益浓厚的边愁闺怨,还有幛词、隐括词等词作形式的兴起给词体带来的拓展。总体而言,明代边塞词不仅承继了元词发展潮流,进一步实现了南北词风的融合,而且还出现一些新的文学现象,彰显出明代边塞词的独特风貌和时代特色,更为清代边塞词的复兴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实为清代边塞词繁荣兴盛的先声。清代边塞词是中国古代边塞词的总结期,取得了集大成的成就。该部分对清代边塞词的时代背景与文学背景进行考察以后,发现伴随着清词的复兴,清代边塞词也同样走向了繁荣,总共有149位词人创作出了 669首边塞词。清前期(1644-1722)共有38位词人留下人247首边塞词,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其中明朝遗民对新朝的情感各异,他们笔下边塞词也风貌各殊,但都或隐或显地蕴含着一层政治含义。与此同时,清初词人因各自涉足边塞的际遇不同而创作出风貌各异的边塞词。而在所有词人词作中,以纳兰性德边塞词成就最高。清中期(1723-1820)边塞词落入低潮,但还是有32位词人留下了 71首边塞词,并显露出一些新的特征:以西藏边塞词为代表的西部边塞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呈现出自愿出塞、被迫出塞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出塞的三种边塞词人及其创作模式;一些没有机会踏足边塞的词人,因对前代边塞文学文化有了较多的知识经验积累后,同样创作出许多边塞词,展现出间接性的边塞书写特征。清后期(1821-1912)是清代边塞词的又一个高潮,共有79位词人留下352首边塞词。伴随着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急和时代变局,清后期边塞词中出现大量海疆词,其他有的呈现出爱国雄风与末世愁情交炽的边塞书写特征,有的在题材、意象、思想意识等方面出现了不少新的发展和变化,体现出文学新变的发展潮流。总体来看,清代边塞词在词人词作数量、词作思想内容的丰富度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代,呈现出集大成的态势。

谢承国（Tse Shing Kwok）
宋代凉州诗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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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控关陇，连番部，通西域，是历代西北边塞的军事、政治要地，是文人出使边塞的重要通道，其特殊的地域文化与民族风俗影响着历代诗人，在此背景下孕育出的凉州诗歌，是河西地区灿烂的文化瑰宝。　　凉州诗歌源远流长，宋代凉州诗歌有其时代特色。本文意在充分查阅文献资料与分析诗歌的基础上，研究宋代凉州诗歌与前代凉州诗歌的不同，探讨宋代凉州诗歌的特色，讨论宋代凉州诗歌的价值。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简要阐述凉州在古代政治、军事、交通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并对本文研究的凉州及宋代凉州诗歌作一范围上的界定。追溯凉州诗歌的源头，梳理宋前凉州诗歌的内容。　　第二，讨论宋代凉州诗歌整体概况，分析宋代咏凉州诗人的构成。宋代亲历凉州诗人较少，多为未过境诗人，但其中有晁说之等人到达甘肃;有范成大、陆游等亲历边塞;有曹勋、苏辙等出使他国。其他诗人虽未过境，也没有到达边塞的机会，但他们有诗歌提到“凉州”“武威”“姑臧”“西凉”等，通过对比诗人构成，分析诗人的创作视角与想象空间，为进一步研究诗人诗歌奠定基础。　　第三，研究宋代凉州诗歌的特色。主要研究诗歌题材内容，艺术特色，以及“凉州”意象。首先，宋代凉州诗歌在描述边塞战争，边地风景，人文景观等方面大体承接前代，但宋代咏凉州诗人运用想象，视角转换叠加等创作手法，宋代凉州诗歌出现征夫思妇形象的刻画，英雄形象的塑造与想象，记录当时军事、政事、官员日常生活、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等题材内容方面的突破与新变。其次，宋代凉州诗歌的情感基调大致为乐观昂扬、积极报国与悲凉伤感、冷静平和两种，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诗歌情感基调会发生转变，甚至同一首诗歌前后情感可能会不同;宋代凉州诗歌语言趋向朴实美，有少数民族语，俗语，口语，市井化词句，其意象多百姓生活常见意象、世俗化意象，风格追求平淡美，多用冷色系色调，重实用，摒弃华丽等，体现其设色之淡与“美刺”功能;宋代凉州诗歌的创作手法，主要为用典，以及以陆游为代表的“以梦入诗”。最后，从空间诗学的角度来讨论凉州诗歌中“凉州”意象的嬗变，发现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延伸，主要为自然空间的衍生，诗意空间的迁移，文化空间的辐射，出现了“地名”“边塞”“失地”“凉州曲”“曲牌”“词牌”“凉州艺人”“葡萄”“葡萄酒”“异域文化”等一系列具有地域特色的意义，使得“凉州”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诗歌意象符号。　　第四，分析宋代凉州诗歌的价值。宋代凉州诗歌涵盖层面广，具有一定的文献学、史料学、地域文化价值。从文献学方面来看，主要体现在文献的辑佚、校勘，辨伪等价值;从史料学来看，宋代凉州诗歌有补充宋代人物生平史料，宋代经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史料的价值;从地域文化方面来看，宋代凉州诗歌中对于凉州地区山川河流，自然环境，植物，民俗的描述，对我们研究凉州地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张美玲
苏轼《奖谕敕记》与北宋徐州城市复原

会议论文

苏轼的《奖谕敕记》详细记录了苏轼在熙宁十年领导徐州军民抗洪的过程,其中也有不少涉及宋代徐州城市地理情况的内容,本文通过对这篇文章的解读,基本复原了宋代徐州城址范围、城市规模、形制、基本功能分区等情况。

王跃

2021-06-01
《左传》比喻句研究

学术论文

本论文研究《左传》句子系统中一个重要的语用句类——比喻句。文章采用穷尽式描写的方法，对《左传》一书包含有比喻结构的句子进行了多角度和多层面的考察分析，研究的途径及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运用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对《左传》比喻句的结构类型进行全面描写，由此探讨比喻句语用结构与句法、语义之间的错综联系。二、运用话语结构和广义语用学的有关理论，考察《左传》比喻句的构造特点及其与话语语境和篇章结构的关系，由此探讨比喻句作为语法现象和修辞现象二者之间的联系。三、运用认知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理论，从社会习俗和文化背景的角度考察《左传》比喻句的形成机制和时代特色，由此探讨比喻句作为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二者之间的联系。本论文在研究中力求做到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静态描写与动态比较相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相结合、语法与修辞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通过这种多维度的考察分析，对《左传》的比喻句及其使用特点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本文的研究从一个侧面补充了目前《左传》语言研究的不足，从而为全面认识《左传》的语言面貌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素材;与此同时，本论文还为语法和修辞的结合研究、语言和文化的结合研究作出一些尝试。

韩红星
《诗经》中的植物意象及其影响

学术论文

《诗经》感物造端，比兴寄托，植物描写缤彩纷呈，弦而歌之，功用与诗情圆融合一，或天真质朴，或热烈缠绵，或飘渺摇曳，汇聚了先民的慧心与灵巧，融入了绵绵不尽的情思，植物承载着诗之“意'，“意'与“象'水乳交融，定格为集体精神的契约，在长久的吟唱流传中，成就了它永恒的美丽，牵绾起流动的文学一脉。《诗经》植物在先民的灵手慧眼中，可用来驱除疾病，祭祀祈福，占卜吉凶，美化环境，又可用来比附才德，传情寄爱，象征福禄，忘忧解愁。植物与先民的生命与情感、礼仪与性情相交织，从其实用价值中升华出的深情诗意，虽隔了这久远，依然声色鲜活，并滋养了后代文学。本文从《诗经》植物意象的生成基素、《诗经》植物意象群、《诗经》植物意象的影响三大部分进行论述。从生存本能与植物崇拜，物竞天择与生态积累两方面论述《诗经》植物意象的生成基素。从德之物化、情之媒介、福之喻体三方面论述《诗经》植物意象群：以松柏、青竹、梧桐和其它嘉树恶草所代表的寓意来论述德之物化;以花椒、木瓜、梅子等果实和兰草、芍药、荷花等花草及桑林所代表的情感来论述情之媒介;以葛藤、葫芦、萱草、杨柳所代表的家庭福禄来论述福之喻体。最后论述《诗经》植物意象对后代文学、园林等方面的影响。

邱美
唐宋时期的《楚辞》及其美学思想的传播和接受

期刊

《楚辞》有着极高的美学价值,泽被后世,对后世文学和美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楚风楚俗、楚地文化、骚人遗韵、香草美人,民族气节等推动中国人追求理想,审美生活的精神境界。《楚辞》的整体风格是哀怨的、悲惋的、唯美的、忧郁的,《楚辞》具有浓的厚感伤色彩。从哲学和艺术观念上《楚辞》有着一种超越生命、寄托理想的精神境界。这些对唐宋时期《楚辞》及其美学思想的传播和接受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唐宋及其以后的文学和美学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肖潇[1]
苏轼与眉山

报纸

□方永江苏轼与眉山，这个话题足够大，黄河之水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有铺天盖地之感。苏轼与眉山，这个话题足够长，从苏轼出生那天起，九百多年以来，千年万年而去，奏高山流水之乐。龙门阵一代又一代摆下去，书一本又一本写出来。海南新闻广播“但愿人长久”——解读苏轼传承经典跨年特别直播节目，从2020年12月31日晚上9点至2021年1月1日凌晨1点，主持人林溪和海南大学教授海滨解读苏轼，共享清欢。四个小时的直播，广播电视网络多媒体融合传播，四大篇章多维展示：才华横溢苏子瞻、雪泥鸿爪苏贤良、此心安处苏学士、清风明月苏东坡。更有电话连线东坡故乡四川眉山、北宋帝都河南开封，还有来自东坡研究专家学者的精彩点评，以及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清歌婉转。眉山这差事，海滨老师、林溪主持点卯点到了我。林溪女士给我的题目是“故乡人对苏轼的看法和印象，苏轼对当下眉山的影响，当下眉山的文化氛围，眉山是怎样把苏轼的文化符号具体化的。”五分钟，把苏轼与眉山讲清楚，我真是太难了——又一次把我放在火上烤啊！海滨兄站着说话不腰疼，反正他是笑言过：“经常烤，就烤熟了！”共襄盛举、与有荣焉，好意难却、恭敬从命，2020年12月30日如约连线，我就这么说了——眉山是苏轼的故乡。在苏轼的故乡，流传着家喻户晓的与苏轼有关的三个故事。一是苏轼改联。苏轼年少时，自负才高，曾书一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后经一老者点化，改成了“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二是不残鸟雀。苏家的宅子里有很多鸟雀，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告诫孩子们不要伤害它们。三是不发宿藏。就是说埋在地下的东西是前人、他人留下来的，不属于自己就一定不要去发掘。这三个故事分别讲的是读书正业、勤奋成才，仁爱之心、以民为本，非吾所有、一毫莫取的道理。综观苏轼的一生，眉山这方水土这方人给了他夯实的人生底色，他一生坚守、始终不变。所以，在眉山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深受人民喜爱的政治家、一位天才全能的文化巨人、一位潇洒自适乐观旷达的生活大师！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跳出眉山看眉山，苏轼给予眉山的文化自信，在“局外人”看来格外通透。参观三苏祠后，复旦大学教授王水照题词：说不全、说不完、说不透，永远的苏东坡；武侠小说泰斗金庸题词：蜀中多名士，东坡第一人；著名作家蒋子龙题词：文章缺豪气，千里拜东坡（落款是小作家蒋子龙放肆）；著名作家贾平凹题词：文胆耸峙。四位文化大咖在眉山的留存，精妙绝伦地阐释了苏轼对当下眉山的影响，亦可说是苏轼之于当下的时代价值，这就是：因为苏轼，大江东去、清风徐来，遗爱超然，眉山是天下苏粉顶礼膜拜的文化圣地；因为苏轼，拍手唤鱼、轩窗梳妆，夜来幽梦，眉山是信男善女天长地久的牵手之旅；因为苏轼，悲欢离合、阴晴圆缺，心安之处，眉山是孝慈仁爱、夜雨对床的心灵驿站；因为苏轼，东坡泡菜、味在眉山，人间清欢，眉山是绽放味蕾舌尖舞蹈的品质之城；因为苏轼，“奋厉当世忠诚有为，报国之心死而后已”，不仅是眉山的文化符号，而且是眉山的城市精神。在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眉山立足于实施“文化立市”战略，高标准建设了苏洵公园、苏轼公园、苏辙公园、苏母公园四大主题公园；在主城区通往东坡城市湿地公园的东坡湖上建设了三座文化景观桥醉月桥、老泉桥、颍滨桥；高质量建设了苏洵小学、苏洵中学，东坡小学、东坡中学，苏辙小学、苏辙中学，从小培养“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品格，真正实现了传承东坡文化、弘扬东坡精神从娃娃抓起。漫步东坡竹园、徜徉中国竹艺城，自然会对苏轼“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引发会心一笑；泛舟眉山西湖、登临远景楼赏月，自然会对苏轼“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生出无限憧憬……今天的眉山处处洋溢着浓郁的东坡文化气氛。这些，共同构成了眉山苏轼文化符号“外化于形，内化于心”的恢弘格局。

方永江

2021-01-08
苏轼诗词中自然意象的隐喻研究

学术论文

20世纪80年代,Lakoff与 Johnson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在认知语言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语言与思维的基本方式和人类认知的基本工具。隐喻是诗歌最显著的特色之一,诗歌通过隐喻来简化语言、深化内涵、美化意境。因此,对隐喻的理解是解读诗歌最关键的环节。　　中国古诗词基本符合最初来源于英文语言证据的概念映射。本文将概念隐喻理论运用到苏轼诗词的自然意象分析中,构建了系统的隐喻映射模式。笔者根据苏轼诗词中自然意象隐喻中源域的特点,将其中的隐喻系统分类成五个子系统,即植物子系统,动物子系统,山水子系统,天气子系统和月亮子系统。在每个子系统中以苏轼的部分诗词为例,考察源域和目标域的映射特点,在相似性的基础上着力探讨苏轼是如何在自然意象中创造出了一系列隐喻。　　在植物子系统中,笔者引用了三首词来展现诗人怎样建立从植物到人的概念映射,发现植物和女人之间诸多的相似点。在动物子系统中,文章引用了三篇具有代表性的诗词,从中发现用动物可以指代某一类人,包括诗人自己。同时,一些动物器官的特点也与名利具有相似的特性。苏轼在山水的欣赏中运用隐喻,用智慧的眼光探索生命。在天气子系统里,诗人基于云和墨水、雨点和珍珠、变化的天气和不同的人生状态之间的相似性构建了不同的隐喻映射。对于月亮子系统,在月亮和诗人,月亮和人生之间相似性的基础上,作者创造了全新的隐喻。　　文章重点分析了诗人是怎样从自然意象中得到灵感并创造了隐喻,读者又应该如何运用自己的认知能力建构这些隐喻的映射关系。读者可以从中理解诗人的思想与情感,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诗人的自然观和人生观。借助概念隐喻理论来分析中国古诗词为隐喻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同时,对中国古典诗词的隐喻研究也成为跨文化研究的重要语料来源,丰富并发展了概念隐喻理论。

洪敏
宋代点茶“盏贵青黑”文化成因及美学意涵

期刊

宋代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点茶斗茶的兴起也催生出不同于别代以青白色茶盏为主的黑釉盏。本文将从宋徽宗所著的《大观茶论》里提到的“盏色贵青黑”中着手探究盏色何以贵青黑?是对宋代文人何种茶道审美精神的外化体现?本文通过对宋代文人茶类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挖掘黑釉盏于宋代的繁盛与饮茶风格的变化关联性,从“盏贵青黑”映射出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等多层次、多方位的对宋人点茶审美的联系与影响。深挖宋代茶文化美学精神内核有助于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为茶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拓展道路,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叶锦霓[1];丁铮[2]

到底了

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