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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庄子"性不可易,命不可变"的思想

会议论文

庄子《天运》中的"性不可易，命不可变"的思想，在庄学史上常遭人误解。"性不可易"常使庄子被误解为"本性不可变论"者。而"命不可变"，因"命"常被误解为"命运"，故使庄子常被误解为"宿命论"者。本文通过"性不可易，命不可变"的准确释解，表明庄子在此乃是以"互言"形式，申说人之"性命本性"不可更易之理;并提出，庄子的"性不可易，命不可变"包含有实然与应然两层思想义涵。

罗祥相

2018-11-02
重新认识王安石，再析变法利弊与“荆公新学”

报纸

王安石是广涉四部、具有恢宏格局的文化巨子，但又是生前和死后聚讼纷纭、毁誉参半的争议性人物。其变法活动是争论的焦点。检阅一部王安石研究史，无论政治评价、思想考虑、文学论析均为变法问题所左右，而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成为王安石研究史上的一个突出倾向。这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仅不能正确认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也不能正确认识“荆公新学”和他的诗词文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具有转型意义的朝代，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此前统一王朝的种种特征。北宋知识精英的社会身份，大都是集官僚、学者、文士三者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这与宋朝偏重文治的政治取向息息相关。宋太祖时还致力于征伐、平定各个地方政权，太宗时开始确立文治的方向，真宗承袭继踵，但未成熟。至第四代仁宗时，才彬彬大盛，崇儒尊道，对传统文化吸收、整合，呈现恢宏的气象。仅以宋古文六家而言，欧阳修生于1007年，苏辙年少，死于1112年，前后贯串一个世纪，也可以说，11世纪的北宋，是一个精英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期。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他们都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出现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除了个人的秉赋、勤奋以外，实是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需求。宋神宗欲重用王安石，唐介出面反对，神宗为其回护道：“文学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宋史》卷三一六《唐介传》）俨然规定了这三条任人标准。宋代又是一个成熟的科举社会，历年所取进士成了官僚队伍的主要来源，由此形成文官政府。科举诸科最重进士科，而进士考试的科目可概括为三类：一类为诗、赋，一类为论、时务策，一类为贴经及墨义（或经义）。这与宋神宗的三项任人标准一一对应，若合符节。北宋举士69次，其中以嘉祐二年（1057）最为“得士”，录取进士388名，其中以文学见优者有苏轼、苏辙、曾巩，宋古文六家中，一举而占其半；又有号称“关中三杰”的程颢、张载、朱光庭，同时中式，其首倡的“洛学”“关学”均为北宋显学；政坛人物则有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为王安石新党和元祐旧党的重要人物（吕惠卿等三人为新党，吕大钧为“元祐更化”主要人物吕大防之弟）。他们虽各有偏至，实均兼综文学、思想、政治之域。苏轼曾称赞他的同年友、状元章衡，也突出他“文章之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三项（《送章子平诗叙》）。时代精英的理想标准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统一，这已成为宋代士论的共识和士人的终身追求。因此，为这批精英人物编纂“全集”，就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目录学中的“集部”，而应囊括经、史、子、集四部，才能贴切反映他们全面的精神遗产和文化创造。这对王安石而言尤显重要。王安石自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以博学多才、器局宏大而闻名于世。但由于他遭遇不公，著作严重散佚，仅传的《临川先生文集》（或《王文公集》），与他的实绩相距甚大。《四库全书》收录欧阳修著作十三种，司马光十五种，苏轼八种，而王安石仅《周礼新义》《临川集》（另有著录的《王荆公诗注》已包括在《临川集》中）《唐百家诗选》三种，远不能反映王安石著作的全貌。这套新编的《王安石全集》采取经、史、子、集的传统书目分类方法，收入王氏著作共13种，包括经部六种（《易解》《周礼新义》《尚书新义》《诗经新义》《礼记发明》《字说》），史部、子部三种（《熙宁日录》《老子注》《楞严经解》），集部两种（《临川先生文集》及文集补遗、《唐百家诗选》），王氏现存著作汇于一书，真正做到了“全集”之“全”；在辑佚方面用功尤深，融合两岸学术力量，汲取前贤已有成果，对目前尚少注意的《易解》《礼记发明》《老子注》《楞严经解》等，倾力而为，尽可能完善地恢复王氏著作的原貌；对于一直有成本流传的诗文集部分和《唐百家诗选》也进行了详校、广辑与汇注。我们相信，在王安石集的编纂史上，这部新编的《全集》算得上一个创举，便于展示王氏精神创造的整体风貌，为认识和评价王安石这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基础文献。当然，我们也期待它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得到补益和完善。再析“变法”之利弊王安石是广涉四部、具有恢宏格局的文化巨子，但又是生前和死后聚讼纷纭、毁誉参半的争议性人物。其变法活动是争论的焦点。检阅一部王安石研究史，无论政治评价、思想考虑、文学论析均为变法问题所左右，而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成为王安石研究史上的一个突出倾向。这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仅不能正确认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也不能正确认识“荆公新学”和他的诗词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说，王安石当年和司马光、苏轼等人的矛盾还属于政见不同之争，彼此不失道德人格上的互相尊敬；至北宋末南渡后，王安石即被定性为北宋灭亡的祸首。洛党杨时在靖康国难当头之际，首倡“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的说法，嗣后口诛笔伐，一片骂声。诚如鲁迅所说，此一论调已成为“北宋末士论之常套”（《中国小说史略》）。尤为怪异的，曾被陆九渊评为“洁白之操，寒于冰霜”的王安石，沈与求却在绍兴年间上奏朝廷，认为“丧乱之际，甘心从伪，无仗节死义之风，实安石倡之”，要求治罪，其证据竟只是王安石曾说过扬雄和冯道的好话，这连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也以为“此论前未之及也”。在这样的社会舆论笼罩下，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王安石，是不可能的。直到清中期以降，才出现过平反辩诬的呼声，褒贬立场虽异，但思想方法仍未完全脱离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倾向。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和梁启超的《王荆公》是两部代表性的翻案之作。蔡谱材料翔实，考证缜密，然而过度强烈的辩诬目的夹杂着乡邦之谊的情绪化色彩，使不少论断失之偏颇；梁氏之“传”从大处着墨，影响深远，但显有借古喻今、为戊戌变法申雪张目的印痕，也损害了其学术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王安石被置放于崇高的地位，列宁说的“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一时成为研究的基础和社会的共识。其实，列宁这句话是他的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中的一个注解，内容是肯定王安石主张“土地国有化”；但我们知道，中国自古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只是划分户等、均定税役的一项新政，并不涉及土地所有制的国有或私有问题。但列宁的这条注解，却使王安石研究避免了“左”倾思潮“大批判”之风的干扰，从而使研究论著和文本资料的出版颇为丰富，不像苏轼研究一度成了禁区。到了“文革”大搞“评法批儒”时期，王安石被派定为大法家，一束束耀眼的光环阻挡了人们对他的认识，正如苏轼被强扣上一顶顶“投机派”“保守派”“两面派”帽子而被弄得面目全非一样，或荣或辱，都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正途。从学术研究的自身立场而言，无论是对王安石的肆意攻击，或是无限拔高，都是不正常的，都无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这位历史人物的实际面目和历史地位，也无法揭示他于当下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迎来“春天”，对王氏的肯定评价仍是主流，也有不同的声音，但均属于正常的学术探讨，有助于认识的深入和发展。公元960年，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王朝，继梁、唐、晋、汉、周以后，演出了又一场武臣夺权的新剧。如何力免沦为承袭五代的第六代，成为宋朝君臣理国治政的关心焦点，不久发生的“杯酒释兵权”事件就是重要的标志。开国君主们殚精竭虑设计的种种“祖宗家法”，目的即为维护和巩固赵宋政权，防止篡权政变，其核心即在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把军权、政权、财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中。朱熹说过：“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朱子语类》卷一二八）这对巩固宋朝的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北宋未发生过一次政变、兵变，也未发生过动摇其政权根基的民变，出现了“百年无事”的表面承平局面。但同时存在着消极因素，而且越到后来越严重。在军权集中方面，北宋王朝为了防范武人跋扈擅权，把军队交由文臣统率，又立“更戍法”，士兵经常轮换驻防，终年来往道路，致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就造成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薄弱；兵种复杂，禁兵、厢兵、乡兵、藩兵重叠设置，造成严重的“冗兵”之弊。在政权集中方面，北宋王朝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相位常年缺额，厉行权力制衡，鼓励“异论相搅”；规定地方长官由中央官吏兼摄，加强对地方的各种监视；但又优待官吏，所谓“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使得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任子”封荫，差遣、寄禄官重叠，造成严重的“冗官”之弊。在财权集中方面，规定地方财赋绝大多数上交中央，又刺激了上层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挥霍享乐。到宋仁宗时，国库空虚，“惟存空簿”。再加上每年向辽、西夏输纳大量“岁币”（银、绢），“冗费”之弊日趋严重，酿成了“积贫积弱”的危机。因而，改革弊政的呼声日益高涨，包括后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士子，都加入这一行列。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在宋神宗的重用下，以参知政事而位居权力中枢，登上了全国性变法运动的大舞台，可谓应运而生。他是位有志于改革的政治家，在多年地方官任上已试行过若干改革措施，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变法理论和具体方案。针对“积贫积弱”的危机，王安石以“理财”和“整军”为两大目标，提出了颇具系统性的“新法”设计。属于理财的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属于整军的有减兵并营、将兵法、保马法、保甲法等。此外，他又改革科举制度，以便为推行新法提拔人才。“理财”和“整军”针对“积贫”和“积弱”两大弊病，而成为王安石变法重要的两翼，其重点是理财。王安石经济思想要点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就是调动人们的劳动创造力，向自然界开发资源，创造财富，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他理财的总目标是“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开源和节流的结合。司马光却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司马光《迩英奏对》，见《传家集》卷四二），把天下财富看作停滞不变的常数，否认人们不断创造能力，这不合常识。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财富再分配，如青苗法把原属高利贷者的四分利息转归“公家”，“民间”的借贷农民减负舒困，单从政策设计本意而言，是合情合理的。从变法理论和具体方案的层面来看，王安石不愧为治国经邦的实干家，既有敏锐的经济头脑，又有周密的通盘擘画。然而，问题在于实践，如何使“良法美意”收到富国惠民的预期成效，王安石面临三大困境：一是声势强大的反对派。比之“庆历新政”，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更有力度和深度的改革运动，首先激起一批元老重臣的反对，变法开始后，韩琦、欧阳修、富弼等纷纷上奏指斥，随后形成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面对这一严峻形势，王安石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力争化解矛盾，变消极负面因素为正面支持力量。这种转化工作虽不一定有望成功，但存在很大的可能性：一是他们之间纯属政见不同的君子之争，忠君体国，不谋私利，且反对派中不少是庆历、嘉祐时期主张或参与改革的中坚人物，并非顽固颟顸之徒；二是王氏与他们均有私交，有的相知甚深，欧阳修甚至把王安石视作文坛盟主的接班人，期许很高；三是旧党中也有主张新旧两党应该调和这种的思潮，司马光指令苏轼起草的王安石赠太傅制称颂王氏“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乃至“建中靖国”年号的拟定，即是显证。然而，王安石却显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姿态，司马光于熙宁三年连续给他三通信函，细说新法推行过程中的流弊，娓娓剖析，长达三千余言，而王氏的《答司马谏议书》仅以不足三百字回复，话锋犀利，不容置喙，对这位比他年长的老友，确属“卤莽”了，尽管这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文。富弼、韩琦、文彦博、司马光先后被罢免，苏辙退出“三司条例制置司”，忌讳苏轼被神宗重用，倾力排挤，都见出他急于求成，以致容人胸襟之狭隘，无法与反对派沟通与合作，直接造成他无人可用、无机构可倚的难题。执行机构的仓猝建置和办事官吏们良少莠多，是王安石面临的另一困境。以理财为重点的变法，本应由三司即户部司、度支司、盐铁司等机构来负责推行。但宋朝的三司脱离相权而独立，直接向皇帝负责。于是，王氏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名义上仅是制定条例，实际上是主持新法的新的权力机构。草创伊始，百废待兴，行政运作不容许有走上正轨的准备期，熙宁二年二月成立，四月即派遣刘彝、谢卿材等八人巡行全国，考察农田水利、赋役，企求事繁而速成，于是大批新锐之士纷纷加入执行新法的队伍；不得不依靠原有的地方行政管理机器，又未经整顿和训练，官吏差役上下其手，因缘为奸，弊端丛生。陆佃从越州归，面告王氏：“法（新政）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法，地方州县以多散为功，有钱者不愿借而“抑配”强借，无钱者患其无力偿还而拒贷；偶获贷款，又在城中挥霍一空，难怪苏轼要写诗加以讥讽：“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三是推行进度缓急的把握。王安石明白，当时积弊深重，不下猛药已无法疗救；他更清楚，他推行新法的权力仅仅来自宋神宗对他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具有不确定性，宋神宗可以随时收回权力，事实上他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已暴露出君臣之间的疏远。这都是王安石采取激进方式的深层次原因。至于他个人性格上的急躁执拗，只是次要的因素。熙宁二年他刚受命任参知政事，就在七、九、十一月，下令推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三法，每法之颁行仅隔两个月，这些新法均涉及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民生，实非长时间的缜密试点、逐步推广不可，如此密集推行新政，超出了全社会的承受能力，更无论具体执行机构和办事官吏能否跟进，种种乱象的产生遂势不可免。王安石变法长达16年（王氏亲自主持者近七年，其他时间由神宗独自主持），其效果如何，迄无定论。大致说来，国家财政有所增加，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西北边防形势有所起色（王韶收复河、岷，拓境二千余里），积贫积弱的局势有所扭转。至于章惇、蔡京等人在崇宁直至靖康长达二十多年所推行的“新法”，实已变质，演成残民以逞的工具，排斥异己、倾轧报复的招牌，倒行逆施，国势日危，蔡京等人才是真正的亡国祸首。这与王安石无关，应作历史的划分。元祐元年，当新法逐一废罢的消息传到病居金陵的王安石耳中，他还“夷然不以为意”，及至听说免役法也被取消，他“愕然失声曰：‘亦罢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之二“丞相荆国王文公”）他满怀悲愤，赍志而殁，我们对他的报国雄心、理国智慧、奋斗精神，尤对他悲剧性的一生，油然产生敬意为“荆公新学”翻案与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不公密切相关、甚或互为表里，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也备受贬抑，充满曲解与误解，歪曲了他作为杰出思想家的历史真相。近年来，它自然地成为学术界拨乱反正的讨论议题，逐渐形成了共识。邓广铭先生在《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确指出，“从其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及其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说，王安石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踞首位的人物”，赋予他以崇高的历史地位。具有很大学术话语权的《宋元学案》却以程朱理学作为整个宋代学术思想的主轴线，不仅把“荆公新学”列于全书之末（卷九八），表露出将其边缘化之旨趣，又以“荆公新学略”题名，不得与其他诸子之“学案”同列，就隐含有视之为异端邪说之意了。这是思想家王安石评价史中的重要一笔，尖锐地提出两个问题：“荆公新学”在当时居于主流还是边缘？它代表宋学发展的正途还是邪路？王安石“荆公新学”有个开创、发展与终结的过程。宋仁宗庆历初，他中举后出任淮南判官，广交同好，切磋经学，并于庆历二年至四年撰成《淮南杂说》十卷。此书今佚，但“当时《淮南杂说》行于时，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元城语录》卷上）。蔡卞也记述：“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郡斋读书志》卷一二引）标志着“新学”之滥觞，起点甚高。我们知道，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早于程颢、张载、苏轼等人15年，王安石正式登上学术史坛坫之时，二程洛学、张载关学、苏轼蜀学均未成型，声名不彰，即使被《宋元学案》列为首位的胡瑗，在宋学中地位突出，但其重要性及社会影响力远不及后起之秀王安石，因此，王安石应属于开创宋学方向的先驱人物之一。及至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王安石奉旨设立经义局，主持三经新义的修撰；熙宁八年书成奏上，颁行全国，作为衡文取士的标准，一跃而为官方哲学，其他宋学诸子均瞠乎其后，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晚年退居金陵，王安石仍孜孜于《字说》的著述，试图从文字的“字画奇耦横直”中，去推究“深造天地阴阳造化之理”，“与《易》相表里”（蔡卞语，见《郡斋读书志》引）。元祐更化时期，“新学”一度受压，到北宋哲宗、徽宗时期，在特定的政治局势影响下，又掀起力度更强、广度更大的崇王高潮。诚如陈瓘《四明尊尧集》所言：“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故自（蔡）卞等用事以来，其所谓‘国是’者，皆出于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动摇也。”陈渊在《十二月上殿札子》中更概括说：“自王氏之学达于天下，其徒尊之与孔子等”，“行之以六十余年”。可以说，在北宋中后期的六十多年间，王氏新学高踞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顶层，居于无可抗衡的中心地位。即使南宋以后，程朱理学盛行，也无法摆脱王氏新学无所不在的持续的影响力，进入所谓“后王安石时代”，其发挥的正面或对立面作用，适足展示出宋学的多元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王氏新学的影响力时间延续长久，辐射区域广大，不像其他诸子往往冠以地域限制之语，而它是笼罩政坛、学林全局的“新学”。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注意，即作为学派群体的规模与格局。据《荆公新学研究》一书的精密考证，新学门人人数众多，堪与“欧门”“苏门”相匹，甚或过之。王安石在庆历时即有孙适、马仲舒、胡舜元等人向他问学，英宗治平年间及晚年隐退金陵时，均聚徒授学，门户隆盛。班班可考列入“王门”者有王无咎、陆佃、沈凭、龚原、郏侨、张仅、吴点、杨训、杨骥、丘秀才、王伯起、晏防、王沇之、王迥、华峙、郭逢原、沈铢、汪澥、张文刚、方惟深、李定、董必、杨畏、成倬、周种、鲍慎由、侯叔献、蔡渊、蔡肇、薛昂、叶涛、韩宗厚、许允成、陈祥道、郑侠、蔡卞、吕希哲、钱景谌、吴悊、吴颐、陈度、王雱、刘发、徐君平等，他们有数十种著作问世，亦可一一考知，只是由于“变法”遭遇不公的原因，湮没在茫茫典籍大海之中，连同这个学派的人物也大都沉晦不闻，似乎在历史上不曾存在过。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中肯定韩愈“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乃是“开启宋代新儒学家治经之途径者”，其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奖掖后进，开启来学”，形成“韩门”，而“‘韩门’遂因此而建立，韩学亦更缘此而流传也”，揭示出学术群体与学术流传的因果关系。“王门”在当时人多势众，既是王氏新学极强社会影响力与号召力的结果，也是其社会地位和历史定位的可靠标志。王氏新学能够居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乃是因为它得风气之先，较早体现出“宋学”即宋代新儒学的特质和特征，引导了宋学发展和演进的方向。王安石坚持以义理之学、道德性命之学取代繁琐的章句之学，以经世致用取代空谈蹈虚，更以“内圣外王”等形式取得两者的“相反相成”，获得彼此推进，取得平衡和统一。王氏新学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熙宁二年王安石对神宗说：“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宋史》王安石本传）在他看来“经术”与“治世”是密不可分的互为推毂、互为表里的关系。经世济时的原则、方法均已蕴含在传统经典之中，儒家经典中存在着无限的新的意义世界，后人的责任在于阐明、诠释，加以实践推行，《三经新义》即着眼于“新义”的呈现。王安石以极大的精力从事《周礼》《诗经》《尚书》这三部经典的训解，《诗义》由其子王雱“训其辞”，他自己“训其义”，《书义》由他父子合力撰写，惟有《周礼义》由他独力完成，见出他对此书的特殊关注。《周礼》或名《周官》，是关于周朝官制、礼制的典籍，王安石关注此书，正是由于它与当时推行的新法理论和实践关系最为紧密，青苗法、方田均税法等都能从中找出历史依据，《三经新义》实际上是王安石变法的有机组成的一环，经术与治世合二为一。王安石学以致用的原则自然是正当合理的，一种学术自身发展的升降盛衰也取决于它是否适应社会需要与政治诉求。但是政治和学术的关系错综复杂，学术发展又要求独立自主，要求个性化、自由度和多元性，这一学术的自身规律也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王安石为达到“一道德、同风俗”的政治目的，把学术部分地变成了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这又造成颇为严重的负面效果。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中说：“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尽管是为朝廷代言，但评价尚称平允。而在多封给友人的信函中，苏轼又予以严厉批评：“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答张文潜县丞书》）苏轼的这个批评比起他代表官方所作的“盖棺定论”来，包含更深的意义与教训。王安石的文学思想王安石是位具有强烈个性的文学家，兼擅散文、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他的文学创作历来受到的评价，褒多贬少，相对于政治、学术评价，较为公允，这也表明政治与文学能保持一定疏离的空间，但王安石的文学创作其实仍然显示出鲜明的政治目的性。王安石的文论，以重道崇经、济世致用为核心，强调“文”与“道”“经”“政”的一致性。庆历六年（1046），他在汴京为献文而作的四封书简，即《与祖择之书》《上张太博书》二首、《上人书》，是他文学思想最早的集中体现。他开宗明义地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上人书》），“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与祖择之书》），把“文”直接归结为“礼教治政”“治教政令”的载体。在他的心目中，“文”与“道”“经”“术”“治政”之类是完全融合为一的，并把这看成“圣人作文之本意”。但是，王安石重内容、轻形式的观点还没有导致对辞章技巧的完全否定。在《上人书》中也接着补充道：“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这里对辞章技巧等艺术形式作了明确的肯定，即“未可已也”，是不能或缺的；但比之内容毕竟又是第二位的，未能认识到它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王安石的这些观点在我国散文理论史中并非罕见，其本身说不上具有特殊的文学理论价值，对内容和形式关系的理解也有片面性、机械性。但是，它却是当时社会政治改革思潮的产物，有着相应的时代背景。这些观点与其说是散文理论，毋宁说是政治改革的主张。一是为了反对“时文”，即当时科场流行的空洞无物的诗赋贴经墨义；二是为了反对西昆体追求华靡的诗文。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他的写作实践更不是按照这些理论观点而亦步亦趋地进行的，其作品不是刻板的官方文件、政策图解、高头讲章、道德说教，他所创作的在中国散文史上一大批名篇佳作，完全是按照美的法则，遵循散文艺术规律而写成的。它们所呈现的广阔多彩的社会现实生活，所表现的散文风格和高超技巧，以及对辞章之美的倾心追求，确乎说明王安石已达到了散文大师的艺术水平。王安石的各体散文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尤以论说、书序、记、墓铭、祭文为突出，并形成拗折刚劲、简古瘦硬的个人风格。《王安石全集》（全十册），王水照/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第一版，880.00元

王水照

2017-03-29
诗乡状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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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浦，一个美丽的诗画山城，自“江郎梦笔”伊始，尤其宋代以来，蕴养了当地杨徽之、杨亿、叶绍翁、杨载等著名诗人。其中杨亿为“西昆体”主要诗人，杨载为元代诗歌“四大家”之一，章质夫的一曲杨花词，竟引得苏轼、李纲及众多后人的竞相唱和。灿烂的闽越文化，也招引着各地的名人诗家游此，欧阳修、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陆游、朱熹等都留下大量诗词，还有宋、明、清等的帝王之作。众多文家文士中，更留有一首首情缘南浦的状元诗。南唐状元章文谷（925一1000），浦城人，章仔钧第五子章仁微的第四子，南唐庚午（970）年科，首冠科第。章文谷是南唐跨北宋的人，南唐灭，大宋兴，身为旧国状元，能否为新朝继续出力呢？他借送士濂弟，即章仔钧第四子仁嵩的第三子进京赶考时，作诗《送士濂弟之京》：“行色翩翩入帝都，壮怀此去莫踌躇。昔曾故国登高第，今向新朝再上书。汝负才优堪齐世，我渐衰朽合闲居。鸽原今日常相望，衣锦还乡庆有馀。”一个出乡求考取，一个功名回乡待召，都是身在家乡，心系天下百姓。文谷期望堂弟壮行千里，胸怀大志，莫踌躇不前。说：“你负有才华，将来可济世于民，我渐老而衰，巩怕闲居在家了。”他期望堂弟衣锦还多，又感伤自己在南唐曾科第高中，自我上书新朝，等着朝廷发挥他的才干呵。果然，士濂进士及第后，初授大理评事，历任邵武、归化、汀州、宁化令；因勤政爱民，后赠太师、中书令，封密国公。文谷也得到宋太宗青睐，称他学力充优，才能宏博，先授邢台录事参军，官至工部侍郎，赠太子太保，圆了状元公报国效民的初心。北宋状元章衡（1025一1099）字子平，浦城人，住城关东隅，自幼好学。宋嘉佑二年（1037）进士魁首，官至宝文阁待制。神宗认为章衡进士独秀，面赐三品服，判吏部内铨。不久，知通进银台司，直舍人院，拜宝文阁待制。状元郎回省亲，进香祖庙，作诗《题资福寺》：“我家十五祖真容，冠盖蝉联佛寺中。力悍一方无血刃，庆流千载有阳功。文昌耿耿星常现，桂籍巍巍世不空。此日裔孙来展拜，愧无勋业继高风。”章衡文武双全，传承祖风。任地方官，知澶州、襄阳、河阳、苏州等，加集贤院学时，体恤百姓。做朝官正直，内为严肃朝纲，甚至当朝屡屡与宰相争辩。御外，一次章衡出使辽国，辽主欺他是文官，用比箭法为难之，没想到他燕射连发破的。辽主以为中原文武兼备，而不敢轻易妄动。章衡状元公，不负章家先祖厚望，为国争光，为乡争荣。北宋状元黄裳（1044一1130）字勉仲，南剑州（延平）人，神宗元丰五年（1082）殿试进士第一，是中国状元中寿命最长者，黄裳历任太学博士、太常少卿，后调颖昌与福州知府，任上整肃户政，严明户税，修治街市，颇有政声。他还是北宋文学家，善于诗文，一生笔耕，有《演山集60卷》、诗12卷。黄裳常到浦城，书写了不少诗篇，他咏山川，颂碧水，乐趣无比。在《送人归浦城》，诗云“闽山歌笑与谁期，便破霜风拂袖归。何日却来金阙下，高吟相引到精微。”他作《浦城道中》：“湛碧随人山涧水，清香迎我稻花风。也知吟者多幽趣，物态偏能舆意同。”南平上下浦城，多以舟行。两岸青山，一水清明，溶溶天上，轻轻客舟。雄山丽水，让他伫立船头，诗兴大发：“水村山驿七闽溪，数桨青腰沂上迟。酤向竹林人已到，芦花汀畔且休移。”黄裳，情深浦城，一片丹心在诗中。南宋状元余复（1152一？）字子权，福建宁德蕉城区人，宋光宋熙元（1190）年庚戍科状元。官至秘书郎，作有《礼经类说》《左氏篡类》。他常过浦城，诗题《仙霞岭》：“二十年前过此间，旅囊羞涩笔头悭。时来山色与人好，我也诗肠似海宽。旧事消除身后梦，新声惭愧路旁官。剩车衣锦浑闲事，留此功名竹帛看。”（录自《宁德县志》）余复两次进京朝试，仙霞岭的景色，增强他的豪情，坚定他信心。二十年前，他过仙霞岭，旅费少而俭用，人落魄，心情差，入京考试时笔头都已不出好文章。此次又过仙霞岭，山青水明，景色与人好心情，心宽肠畅如是大海。往事过去，心想梦成；衣锦还乡，功名竹帛。百里仙霞百里诗，巍巍高山峻岭，峨峨绝壁飞泉，给南来北往学子以凌云壮志。明代状元孙继皋（1550－1610），字以德，号柏潭，江苏无锡人。明代万历二年（1574）状元，历任经筵讲官、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礼部转吏部侍郎等职。晚年讲学于东林书院，终追赠为礼部尚书，留有《宗伯集》《伯潭集》。因浦城有内侄张氏，多次到浦城，酷爱这里的桂花。丙午年十一月，晚秋时节，住在张家，见丹桂吐蕊，他诗兴勃勃，即景挥笔《内侄张世卿茂才宅桂花盛开因赋》，其一：“老桂飘香晚更奇，重开不怕朔风吹。请看壁月临长至，可让中秋午夜时。”其二：“一种天香学士家，栽时弥祖侍金华。不缘孙子重攀折，那得寒堂再作花。”学士家，张姓为浦城一大姓，宋代以来出了不少进士及第入朝为高官者。孙状元一边赞扬张家老桂树花开虽晚，但不怕秋寒朔风吹，圆月照壁，时如中秋夜。一边鼓励茂才用功读书，不负先祖期待，重攀折桂，获得功名，再作花寒堂。桂花是浦城的才子花，桂花美，学子折桂之花更美。清代状元翁同龢（1830一1904）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一甲一名进士，即状元郎，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先后担任清同治、兴绪两代帝师。翁同龢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著有《瓶卢诗稿》等，其中《西台吊谢翱》：“阴飙倒卷桐江水，落日沉沉呼不起。狂挥如意发哀歌，竹石一弄敲碎矣。”谢翱是南宋爱国诗人，“福安三贤”之一。字皋羽，原籍长溪人，迁居浦城县观前。恭宗德佑二年文天祥开府延平，率乡兵数百人投之，任谘议参军。文天祥兵败，脱身避地浙东。诗中悲壮地哀赞了谢翱挺身而出，敢于担当的爱国精神。历史长河里，诗咏南浦，词赋浦城的状元公多多，如本地的宋状元周固、祖秀实，外地的明嘉靖八年状元、江西吉水人罗共先，明隆庆五年状元、绍兴人张元忭等都在浦城留下美篇。他们颂丹山碧水，赞花木灵草，或赋闽越文化，记文士先贤，成为闽北历史文化的瑰宝。而今，浦城已获得中华诗词学会命名的“中华诗词之乡”。

□王德仁

2019-10-23
苏辙留给汝州的勤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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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自昌文图925年的农历四月，56岁的苏辙因“以汉武比先朝”之罪，由北宋王朝的门下侍郎贬至汝州任知州。同年夏历六月，因“讥斥先朝”之罪从河北定州贬至英州（今广东英德）的哥哥苏轼，特绕道汝州看望弟弟，在参观苏辙倡导修葺一新的龙兴寺画殿时挥笔写下了《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七言诗：丹青久衰工不艺，人物尤难到今世。每摹市井作公卿，画手悬知是徒隶。吴生已与不传死，那复典刑留近岁。人间几处变西方，尽作波涛翻海势。细观手面分转侧，妙算毫厘得天契。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似闻遗墨留汝海，古壁蜗涎可垂涕。力捐金帛扶栋宇，错落浮云卷新霁。使君坐啸清梦余，几叠衣纹数襟袂。他年吊古知有人，姓名聊记东坡弟。苏辙在汝州任职不到百天，勤政爱民，在发展地方经济和保护文化遗产等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受到了汝州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汝州的历代志书中，均把他列在《名宦》篇中重点介绍。明清时汝州文庙的名宦祠立有他牌位，每逢祭日都会受到人们的祭拜。汝州新修的中央公园里的名人苑中，竖有苏辙画像和事迹的展板。望嵩楼上书心怀绍圣元年（1094）四月二十一日，苏辙带着家眷来到汝州。18年前苏辙做陈州教授时，在洛阳负责举人考试，曾游嵩山。年初，京城的葆光法师得到一份《嵩山图》，约他到嵩山游玩，苏辙正处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哪有心思？苏辙离京到汝州任职时葆光设宴相送，席间苏辙与葆光法师相约：“闻此州在嵩少之阳，登城北望，可以尽得其胜，君何时为此游，吾将举酒与子相望，虽不能同，亦庶几焉。”葆光说随后动身，希望苏辙到汝州安顿后能到嵩山相见。苏辙到汝州后，适逢大旱，百姓一片恐慌，加上州衙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根本没有时间去嵩山游玩，但为不失约，苏辙就写了《嵩山祝文》派家兵带着到嵩山与法师相会。家兵赴嵩山走后，苏辙登上州衙后花园的望嵩楼遥望嵩山。苏辙北望嵩山看到的是“连山障吾北，二室分西东”的景观。面对北方的圣山，鸟瞰汝州四周美景，把酒临风，自然心旷神怡。能远离朝堂钩心斗角的环境，饮着汝州纯正的汝阳贡酒，欣赏着如画的山水景色，苏辙感觉比在京城一点也不差：“可怜汝阳酒，味与上国同。游心四山外，寄适酒杯中。”望嵩楼上，苏辙对汝州有了全新的认识。后园祈雨救苍生汝州大旱，如何解决干旱问题稳定民心是当务之急。天灾在当时一般都被认为是上天对地方官员失政的惩罚，地方长官要带领下属向上天祈告自己的罪过，让上天饶恕百姓。苏辙是新任知州，自然要担当这个责任。按汝州的风俗选定向上天祈雨的日子，决定在州衙后花园（望嵩楼所在地）设坛祭祀社令神和后土神为百姓祈雨。他要求各部门做好准备工作，自己则亲撰祈雨文告。苏辙知道向天求雨不能解决问题，但在当时条件下对稳定民心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辙打算在求雨之后，动员汝河沿岸百姓引汝河水抗旱，进行生产自救。也许是苏辙的诚心感动了天神，求雨仪式的前夜，汝州由晴变阴，开始降雨。喜雨一直下了一天两夜，第三天早上放晴。持久的旱情解除后，天很快转晴，对靠农耕吃饭的黎民无疑是个天大的福音。而这个机会却让苏辙给碰上了。多年不遇的大旱，因苏辙的到来而解除。原本对神灵崇拜的社会，更加相信苏辙是真正的文曲星下凡。老天“未请而予，再宿告晴”，给心神还没平静下来的苏辙以极大的安慰。但苏辙深知自己的处境，没敢“居功自傲”，将准备的求雨仪式改成谢雨仪式，亲自撰写了“谢雨文”，将“未请而雨”的功劳给了前两任知州，把久旱的责任自己承担。四月二十六日，也就是苏辙到任的第5天，在州衙设置的祈雨坛前，向社令神和后土神举行了酬谢降雨的仪式。苏辙主颂了撰写的《汝州谢雨文》：“维绍圣元年岁次甲戌，四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丁卯，太中大夫、知汝州军事、护军苏辙，谨以清酒特羊之奠，恭祭于北园社令后土神君。辙以罪戾，谪守兹土。自春徂夏，旱饥为苦。麰麦殄悴，禾未出亩。吾民忧伤，巫觋旁午。念予罪人，余谴累汝。间行北园，亭曰‘致雨’。前守赵王，有祷咸许。顾惭昔贤，愿蹑前武。扫地而祭，屏去牖户。清漪绕屋，乔木环堵。微风肃然，神物来处。吾僚祗敬，斋宿吾府。云兴山际，倏遍天宇。风来不疾，雷发不怒。祈祈甘泽，如哺如乳。酒不濡地，雁不升俎。仁哉有神，未请而予。再宿告晴，高下咸溥。朝阳既升，锄耨毕举。宿麦斯实，施及禾黍。吏免诃谴，民病获愈。念惟始至，神则何取。祗荐醪牲，以永斯祜。尚飨。”苏辙离开汝州后，后任知州将苏辙的《汝州谢雨文》刻置在致雨亭座凳的楣板上。重修汝州思贤亭州衙后花园内有纪念宋初文坛领袖杨亿的思贤亭。杨亿于公元1014年调任汝州知州。任职期间，汝州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杨亿常把州务托付僚吏，以文墨自娱，常与风穴寺和尚谈禅论诗。他将自己与高僧交往语录，裒辑而为《汝阳禅会集》十三卷。杨亿在汝州，风穴寺和望嵩楼一度成为天下文人向往的地方，或向杨亿拜师学习，或与杨亿饮酒唱和。杨亿也用诗文赞美天中之地的宜居环境，留下《汝阳》诗集数卷，《汝阳杂集》20卷。可惜全部散佚。杨亿从汝州调京城任职后，汝人将其诗刻于石上。皇佑年间（1049~1053），王珦瑜任汝州知州，在望嵩楼苑内建“思贤亭”，置石于亭柱和亭板上。苏辙到汝州任职时杨亿已离开人世70多年。思贤亭很是破旧，诗石散失过半。苏辙在后花园散步，发现了这个破亭子，决定对思贤亭进行整修，重刻杨亿汝州诗，增广思贤亭，龛诗石于亭壁，并作《汝州杨文公诗石记》一并嵌在亭壁。苏辙在石记中对杨亿的为人和文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是“清风雅量”之士，不仅独步真宗朝，而且简直可与唐代燕国公张说这样的大家相比。思贤亭经大文豪苏辙整修和增广，古亭美感增加了，诗刻的内容丰富了。特别增选的“《汝阳》组诗”，是经过杨亿校改后正式出版的，纠正了不少原诗刻的不足。思贤亭也因苏辙的重修，提升了知名度，一直保存到元末。倡修吴道子画殿龙兴寺位于汝州城东门外，隋唐时代声名颇著。公元734年，李白由安陆北游汝州，曾写下《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留下了“晴山翠远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的名句。唐天宝初年，龙兴寺华严殿落成，寺院住持特邀请吴道子至寺作画。传说吴在龙兴寺作画的时候，观看者围得水泄不通。他作画时速度很快，像一阵旋风，一气呵成。特别在描绘壁画中佛头顶上的圆光时，不用尺规，挥笔而成。吴道子一生虽然创作了许多壁画，但真迹流传下来的很少。原因是唐会昌五年（845），唐武宗以佛教“非中国之教”，下令毁灭佛寺，除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各留两寺，同州、华州、高州、汝州各留一寺外，其余尽数毁去。吴道子的画大部分是画在寺庙墙上的壁画，随着灭佛废寺，自然难以幸存。龙兴寺是汝州奉旨保存的一座寺院，吴道子的真迹也很难得地保留下来。到宋代，汝州龙兴寺因保留有吴道子的真迹而更有名气了。因此，喜画的苏辙来到汝州刚安顿下来，便约州通判李纯绎参观龙兴寺。然而苏辙看到的龙兴寺因年久失修，“寺宇破漏，画壁为风雨所侵”。寺院方丈惠真向苏、李二人介绍自己修葺寺院的准备工作。苏辙非常赞同惠真的做法，要求寺院先修华严殿，以保护吴画，并答应对修葺工作给予资金支持。在苏辙和李纯绎的带动下，州衙官员和地方士绅纷纷解囊相助，很快解决了修缮寺院的资金问题。工程开工后不到两个月，华严殿便修葺一新。画殿修好后，惠真方丈请苏辙为重修画殿写记，苏辙欣然同意。苏辙深思后在官邸挥笔写下了《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详细记述了华严殿吴画的情况：“其东西夹皆道子所画，东为维摩、文殊，西为佛成道”，且“比岐下所见，笔迹尤放。”为汝州修复龙兴寺留下了宝贵资料。苏辙贬汝州不久，哥哥苏轼也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贬至英州。苏轼赴任途中特绕道汝州看望弟弟，苏辙陪同哥哥观赏龙兴寺的吴道子画。苏轼在方丈室提笔写下了《子由新修龙兴寺吴画壁》的七言诗，最后以“他年吊古知有人，姓名聊记东坡弟”收尾，对弟弟保护文化古迹的善举给予了高度评价。汝人聊记东坡弟56岁的苏辙已到致仕的年龄，想把汝州当成仕途的最后一站，但事情的发展并不遂他的心愿。他离开京城后，朝堂上“变法党”与“元祐党”的斗争越演越烈。年轻气盛的哲宗在“变法派”的不断引导下，誓把“元祐党”从朝中清除干净而后快，以至于发生了要废除祖母高太后封号，将司马光从坟中挖出曝尸的动议。绍圣元年六月，右正言上官均指责苏辙有六大过恶，结果苏辙再贬至袁州。苏辙接到袁州上任的圣旨不敢怠慢，简单收拾准备悄悄离开汝州，谁知出门后州衙外站的全是送行的百姓。苏辙离开汝州后，汝州官民在州境建苏辙生祠，敬苏辙画像纪念。明洪武年间创修的文庙，将苏辙和苏轼兄弟同入祀名贤祠中，而当时祭名贤祠的在汝州任职的历代官员只有六人。现存最早的《汝州志》，成书于明正德元年，将苏辙列入名宦篇中重点介绍。正德之后的五套《汝州志》均将苏家兄弟列入名宦篇介绍。明万历之后，文庙将名贤祠分为名宦祠和乡贤祠，将名宦和乡贤分开祭祀，苏家兄弟一直占据名宦祠的重要位置。2017年8月，汝州市公布首批20位历史名人，其中4名为客籍，苏辙为其一。苏辙的画像和事迹展板，就在新修的中央公园里的名人苑中。（作者系汝州市融媒体中心主任编辑、汝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出版有《风穴寺探密》《汝瓷的前世今生》《汝文化简论》等书）

2019-06-06
草树云山如锦绣自古成都森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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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土地肥沃，温润宜人，适合多种花木生长。早在蜀汉时期，成都就绿树成荫，繁花似锦，即使是万木凋零的冬天，依然“季冬树木苍”。到了唐宋，成都的绿化树种更加丰富，街道江堤枝繁叶茂，娇花啼鸟，从浣花溪到合江亭游人云集，犹如一幅长轴画卷，极大地美化了城市人居环境，为市民提供了游江览胜的佳处，形成特有的游乐文化。正如李白所言：“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千百年来，这座森林城市的秀丽风景让诗人吟咏不已。杜甫憩息地必种数竿竹据《成都志》载：蜀多竹，有观音竹、慈竹、斑竹、白甲竹等，仅望江楼内有竹140多种，占全国竹种类60%。歌咏竹子的诗作俯拾即是：杜甫的“江深竹静两三家”是竹子的静谧；“相近竹参差，相过人不知”是竹子的茂密；“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更写出了成都这座城市在以竹所制乐器的演奏中呈现出人声鼎沸、歌舞升平的景象。陆游的“茂竹青入檐，幽花红出草”，体现的是绿竹与红花的和谐之美；“莺花又作新年梦，丝竹常闻静夜声”，动与静之间展现流年变换；“青羊宫中竹暗天”，“青羊道士竹为家，也种玄都观里花”，青羊宫的竹子堪与刘禹锡笔下著名的玄都观桃花媲美。吕大防的“拿舟直入修草里，坐听风湍澈骨清”尽显诗人悠闲雅致，亲近自然的隐士情怀。杜甫酷爱竹，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在草堂居住的时候，杜甫特地到朋友那里觅绵竹栽种，“幸分苍翠拂波涛”，诸多绵竹环绕草堂，竹与荷相互映衬，“有竹一顷徐”，“风含翠筱娟娟静，雨衰红蕖冉冉香”，美不胜收。竹在成都锦江畔、宅第旁、园林和寺观中，广泛种植，成为寻常人家的荫屋之木。范成大在《吴船录》中记述，成都郊外“家家有流水修竹，浓翠欲滴”。“贪看修竹忘归路，不管人间日暮寒。”竹不仅在夏季提供一片清凉，在冬季抵御寒风，而且在生活中用处也极大，可筑篱笆、串竹帘、编竹篮、甚至造桥，杜甫云：“伐竹为桥结构同，褰裳不涉往来通”。竹已经成为一道艺术和生活的风景线，深深嵌在了成都的人文生活中。陆游观古楠苏轼“桤木情结”据宋祁《益部方物略记》载，唐宋时期，成都广为种植楠木和桤木。草堂附近有一棵“故老相传二百年”的老楠木，像一把青色大伞屹立在浣花溪畔，令杜甫欣喜不已。他在楠树旁开药圃、建草亭，经常在树荫下休息，似睡非睡间还能听到树叶在微风吹拂下发出的悦耳声音：“楠树色冥冥，江边一盖青。近根开药圃，接叶制茅亭。”更有意思的是，“寻常绝醉困，卧此片时醒”，就算酒醉后特别困倦，在树下卧上片刻即可清醒。后来楠树不幸被狂风吹倒，连根拔出，杜甫专门作诗悼之：“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惋惜之情溢于言表。郫都区犀浦蘧仙观有四株古楠木，“皆千岁也”。范成大赞叹说：“敢请丹光来万里，为扶云娇驾飞鸿。”在犀浦镇国宁寺，陆游也留下一篇著名散文《犀浦国宁观古楠记》，详细记述了该寺古楠葳蕤荣茂：“枝扰云汉，声挟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而荫之所庇车且百辆。”新繁隆道观也有两株古楠，宋人蒲咸临《新繁古楠木记》说古楠在玉帝殿庭中，“分列左右，如辅如弼。”到了宋代，成都知府蒋堂在成都种下楠木两千株，为一大政绩：“手植楩楠二千树，时当庆历五年春。还期莫道空归去，留得清阴与后人。”桤木，又名水冬瓜，成都的田垄河岸随处可见，主要供薪柴用，嫩叶可以代茶。杜甫《觅桤栽诗》云：“叶与竹类，致理如栢，以状得名，亭亭修直。”苏轼《题杜子美桤木诗后》介绍说：“蜀中多桤木，读如欹仄之‘欹’，散材也。”北宋严有翼在《艺苑雌黄》中说，“蜀人以桤为薪，三年可烧。”当年修建草堂，杜甫不仅向绵竹县县令徐卿讨过竹子，还向好友何邕讨过桤树，广为种植：“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草堂建好后，高大的桤木遮住阳光，微风吹响树叶像是在吟咏，修长的笼竹萦绕着烟雾，梢头还滴着露珠：“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无独有偶，后来王安石也在《偿薛肇明秀才桤木》中写道：“濯锦江边木有桤，小园封植伫华滋。”苏东坡则有“桤木情结”，屡次在诗中提到桤木，《次荆公韵四绝》云：“斫竹穿花破绿苔，小诗端为觅桤栽。”《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观将老焉》云：“芋魁径尺谁能尽，桤木三年已足烧。”《木山诗》说：“二顷良田不难买，三年桤木行可槱。”锦官城外柏森森成都的寺观祠庙，常种植松柏，环境清幽，陆游曾记：“予在成都，偶以事至犀浦，过松林甚茂。”最著名的柏树非武侯祠的古柏莫属。赵抃《成都古今记》说：“庙前双大柏，古峭可爱，人云诸葛手植。”杜甫在《蜀相》中留下“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名句，《古柏行》中对柏树有生动描写：“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苍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甚至是离开成都后，他依然对柏树依依不舍：“武侯祠堂不可望，中有松柏参天长。干戈满地客愁破，云日如火炎天凉。”杜甫之后，武侯祠的松柏在诗人的笔下，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李商隐曾叹：“蜀相阶前柏，龙蛇捧閟宫。阴成外江畔，老向惠陵东。”雍陶则感慨：“密叶四时同一色，高枝千岁对孤峰。此中疑有精灵在，为见盘根是卧龙。”成都文殊院的古柏也是几经风雨，苍翠依然。苏辙曾作《文殊院古柏》：“曾看大柏孔明祠，行尽天涯未见之。此树便当称子行，他山只可作孙枝。栋梁知是谁家用，舟楫唯应海水宜。日暮飞鸦集无数，青田老鹤未曾知。”唐宋时期，成都的道路、驿舍旁随处可见松树。陆游《寓驿舍》云：“遶庭数竹饶新笋，解带量松长旧围”，松树尚未及人的腰身粗，而《龙挂》中“山摧江溢路不通，连根拔出千尺松”，所见松树已经是庞然大物。杜甫也曾在草堂颇费心思地栽种了四棵松树：“四松初移时，大抵三尺强。别来忽三载，离立如人长。会看根不拔，莫计枝凋伤……所插小藩篱，本亦有堤防。”离开成都后，他还“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再回草堂，首先看到的是“入门四松在，步履万竹疏”。诗人对松的喜爱之情溢于笔端。锦江两岸杨柳丝柳树是唐宋成都城区和街道的主要绿化树，尤其是在西郊锦江两岸。杜甫放眼望去：“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而在苏轼眼中，“拾遗被酒行歌处，野梅官柳西郊路”，枝枝细柳、阵阵梅香，和行人的身影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景。柳树是春天的使者。初春时分，“大城少城柳已青”（苏轼《成都书事二首》其二）；在春雨的滋润下，“云敷牧野耕桑雨，柳拂旗亭市井烟”（薛田《成都书事百韵》）；夜晚春风拂来，“柳堤夜月珠帘卷，花市春风绣幕褰”（薛田《成都书事百韵》）；春天繁花盛开，“烟柳不遮楼角断，风花时傍马头飞”（苏轼《成都书事二首》其一）；两岸柳树，在诗人的笔下别有一番风味：“独咏沧浪古岸边，牵风柳带绿凝烟”（李新《锦江思》），“晓出锦江边，长桥柳带烟”（陆游《晓过万里桥》）……依依拂水的柳树与水面蒸腾的雾气构成一幅“柳带烟”迷茫、缥缈的美景。在成都的江边和桥头，还种植有枫树和杨树。李贺《蜀国弦》诗云：“枫香晚花静，锦水南山影。”苏轼亦感叹：“我欲归寻万里桥，水花枫叶暮萧萧。”杨树是当时成都很常见的一种行道树，也让世人驻足观赏吟诵：“榆荚钱生树，杨花玉糁街。”（李白《春感》）；“杨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杜甫《田舍》）；“杨柳丝牵两岸风”（花蕊夫人《宫词》）；“迎马绿杨争拂帽，满街丹荔不论钱。”（陆游《江渎池醉归马上作》）果实累累踏槐而归如果说柳树带给诗人的感觉是柔美、依恋，那么槐树就让人觉得端庄、厚重。唐宋成都城内的街道两旁种植的，除了柳树，最多的就是槐树。陆游《早行》云：“筰马践槐影，纱笼吹蜡香。”诗人眼中所见的槐树影与鼻中所闻的蜡烛香交织在一起，更觉静谧。茂密的槐树夏天带来清凉：“沟水浸新月，街槐生碧烟。”一弯新月倒影在水中，朦胧的月光与街边槐树的苍翠墨绿，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这一路风景，让陆游带着好心情回家：“归途细踏槐阴月，家在花行更向西。”早在汉代，左思《蜀都赋》称成都平原“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足见成都果树之多，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荔枝和橘。橘树是成都园林中的寻常果木，到了唐宋数量更多。杜甫诗中有“秋日野亭千橘香”，在果实累累的橘园中，“披林采秋橘，临江钓春鱼”，多么惬意悠闲。除了荔枝和橘，诗人笔下的水果琳琅满目：褚沄的柰，“红紫夺夏藻，芬芳掩春蕙。映日照新芳，丛林抽晚蒂。”杜甫的樱桃，“野人相赠满筠笼”；宋祁的枇杷，“作花凌早寒，树繁碧玉叶，柯叠黄金丸”；韦穀的石榴，“流霞色染紫罂粟，黄蜡纸裹红瓠犀。玉刻冰壶含露湿，斓斑似带湘娥泣。萧娘初嫁嗜甘酸，嚼破水精千万粒。”按照唐代李德裕《画桐花风扇赋序》的记载，成都还种有紫桐，“每至暮春，有灵禽五色，小于玄鸟，来集桐花，以饮朝露。及华落则烟飞雨散，不知其所往。”张籍则提到锦江边上种有木棉。除此之外，锦江沿岸还种植有褚树。在唐代，用褚树皮造的纸叫作褚纸，益州广都褚纸非常出名，据元代成都人费著的《笺纸谱》载：“凡公私簿书、契券、图籍、文牒，皆取给于是”，至有“败楮遗墨人争宝，广都市上有余荣”之谓。许永强/文

2021-07-12
苏轼研究的新开拓——朱靖华著《苏轼新评》读后

期刊

《苏轼新评》(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系朱靖华先生《苏轼新论》(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的姐妹论著。《苏轼新评》(以下简称《新评》)的出版,意味着朱先生在东坡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上下功夫,选择了东坡诗词艺术理想、审美标准研究中的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实现了继《苏轼新论》之后,再度开拓苏学研究领域的愿望。首先,《苏轼新评》在对东坡总体把握的研究上有新深度。

饶学刚
《史记》的中下层人物形象分析

学术论文

《史记》一书体大思精，规模宏巨，司马迁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记载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中大部分都是贵族阶级，但不可忽略的是这其中也记载了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物事迹，这一部分实乃史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不可绕行的重大科目。更生动的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地位，更能突出表现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本文以《史记》中的中下层人物形象为研究对象，从文学角度对涉及到的诸多小人物形象进行综合分析。正文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宏观上对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社会中下层人物提炼和把握;第二部分着重对《史记》中的典型中下层人物形象，条分缕析，予以考评;第三部分对《史记》中描写中下层人物形象的语言特点作抽象概括。缕析可知，史公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对中下层人物形象的高超把握和艺术塑造，既合乎历史实情，又具有艺术的审美特征，既是史著的典范，又是文学创作的范本。他所塑造的这一大批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底层人物形象，彰显了他们不屈的气节和优良的美德，而且为后世熟知、传诵，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和建构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精神和人文风尚。

郭春雨
孟子梦与中国梦

会议论文

孟子是一个富有梦想,追求梦想的人。《孟子》一书系统地展现了他的梦想,深入地阐发了他的梦想,真实地记载了他对梦想的不懈追求。孟子之梦有三个层次:治国梦、社会梦、个人梦,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有清晰梦境,有高远境界,有系统表述。孟子有执着顽强、锲而不舍的追梦精神;宣传梦想,实践梦想,坚持梦想;孟子之梦和孟子的追梦精神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反映和折射,我们要继承这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吸收其丰富滋养,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王志民

2016-01-01
陶渊明的作品该如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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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陶渊明，大家一定不陌生，无论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气，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抑或对酒痴迷的态度，都让人印象深刻，成为中国文化史中的一种不可替代的符号。他的作品更是以独特的风格开创了“田园诗”这一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而陶渊明的作品历来都被作为经典篇目收录在各个阶段的语文教材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学习陶渊明作品的重要性。那么，学生们应该如何着手才能更好地理解陶渊明的诗文呢？主持人：李振村拜读诗人作品，可观其格局；拜读文人评论，可窥其品质。千古文人的公众偶像，当属陶渊明。想了解一位伟大的诗人，不如我们换一个角度，不仅可以通过文人的作品，读历史长河里千古文人留下的评价，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如果你拜读了陶渊明的作品和传记，那么，不妨尝试了解一些古代文人对陶渊明的评论。文人的评论，浓缩了陶公一生的文学贡献，概述了陶公的美学风格及文学特点。更重要的，是对陶公本人的品质格局，一生修行自我，从入仕到出仕精神世界的诠释。在评论中，参悟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之所以成为另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偶像，其必然原因，便是他伟大的人格魅力，赋于诗词歌赋上的表达。因此，读文人的评论，会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作品，从情感上和精神上，达到更好的融合和共鸣。那么，千古文人是如何评论陶公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文人评论的文字中去，一探究竟吧！阅读古人的评论更好理解陶渊明从情感和精神上达到融合与共鸣？破题者：邢敏冰心作文大赛指导教师、大国学大语文教师。评论一苏轼：“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主题：通过“底色”探陶公苏轼的这段对陶公的评论，来自于他遭贬儋州时，写给弟弟苏辙书信中摘录的段落。此段评论对陶公的风格及人格，进行了双重点评，堪称全面。前文总结陶公诗作风格，后文告诉弟弟，自己好读陶诗，不是因为诗本身，而是“如其为人”。陶公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远离官场，而非沽名钓誉，为的是寻求本心。苏轼深表敬畏。苏轼曾说：“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译文即是：“我深深地为你折服，我要以您为师，向您学习，哪怕学得万分之一也好。”实际上，苏轼创作了关于陶渊明非常多的诗歌，单单《和陶诗》就写了109首。而苏轼所敬佩的，不仅是陶渊明诗歌创作的“真我”风格，更是陶渊明的品格深深吸引着他，这里，我更喜欢用“底色”这个词来诠释。陶渊明的“底色”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归园田居其一》中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是他的底色；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这是他的底色；他在《咏荆轲》中说：“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这是荆轲的底色，更是陶公的底色；他在《其十》中说：“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也是他的底色。那么问题就来了，这里的底色好像有很大的区别啊，哪个才是真正的陶渊明呢？答案是，都是！我们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追求和感受，陶渊明年轻时反复入仕出仕，他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是生活上的窘迫、对理想的追求，都让他对入仕有着一份渴求。而同样伴随他的，更多的是自己的原则，自己的底线，自己的“底色”。因此，他反复游走，他曾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里的“三十年”应是“十三年”，十余载的光阴里，他先后为官五次。这里，大家不要以为陶渊明做的都是文官，据史料记载，实际上，陶渊明曾任镇军参军和建威参军。按理说，官职不小，相当今天的军政长官了，那他为什么还是辞官了呢？那就要问，陶渊明做谁的参军了。历史记载，是这两个人：桓玄和刘裕。读过历史的学生们都知道，桓玄、刘裕都是篡逆者，桓玄反，刘裕平定桓玄；待到平定后，刘裕也成了篡位者。推翻晋朝，建立刘宋王朝的人就是他。所以陶渊明毅然决然辞官，宁困苦一生也不做助纣为虐的臣子。之后他再次因生活所迫，由亲戚推荐，最后一次入仕，任彭泽县令，仅做官八十余天便辞官了。苏轼曾评价陶公：“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陶公最洒脱的底色，就是他的“真”。一生没有违背过自己的心，随心所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但陶公做到了，这是怎样的人生境界！评论二元好问:“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主题：“豪华落尽见真淳”我国历史，进入到司马家族统治后，文风由素朴文雅趋向华丽繁复。描写上，追求由简到繁。这短暂的过渡后，取而代之的是孙绰的玄言诗、郭璞的游仙诗、谢灵运的山水诗和陶渊明的田园诗。这里成就最高的就是陶渊明。大家不难发现，我刻意将山水诗与田园诗做了区分，因为两者风格与内容是有不同的。比如谢灵运《游南亭》中的“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中的“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这是游玩中的山水诗歌。而陶渊明笔下《归园田居·其三》中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去来兮辞并序》中“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陶渊明是以真实的身份、一位农者的身份来创作。一种偏重于山水景色的精神享受，一种偏重于真实生活的朴实无华，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虽质朴，但创作风格万古之新，是陶公除却繁华后见真淳的洒脱和豁达。今天，我们能欣赏到陶公的大作，源于他经历的坎坷，有时，我们很矛盾，希望我们崇拜的文人，曾度过自己美好无憾的人生，但也恰恰是因为他们经历的坎坷，于荆棘中跋涉，才成就了他们的文学高度。我们读《归去来兮辞》感受陶公的真实，也惋惜他的际遇，正如元好问的那句“未害渊明是晋人”。陶公的一生，不是用寥寥千文就能勾勒清楚的，我们需在长久地读书和学习中，慢慢品读陶公的作品，探究他的风格，感受他的思想，这里给大家推荐李长之先生的《陶渊明传》；叶嘉莹老师的《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和《迦陵说诗》。

2022-05-10
平凡世界的荣光——宋代风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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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的由来,《列子》一书中讲得很清楚——“上以为政,下以为俗”(《列子·汤问》)。《汉书》亦有记载:“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风者,国风也,由上流社会引领俗者,民俗也,在百姓当中扩散开来,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

佳兰[1];卢珊[1];杨典昫[1];王洪涛[1]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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