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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江陵府知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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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府作为荆湖北路的统府,北宋初期的次府之一,据江汉平原和长江汉水之势,地理地位和经济水平可见一斑。江陵府知府作为本府的最高决策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府的发展。北宋时期江陵府日常事务由12名官员负责运转,知府是本府最高行政长官。在对江陵府知府资料整理的过程中发现,北宋时期一批江陵府知府被称为荆南府知府,而事实上,只有在南宋建炎至淳熙年间,才一度将江陵府改为荆南府。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北宋时期,江陵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兼领荆湖北路最高军事长官,即兵马钤辖或是安抚使一职,荆南知府更多的是强调其军事职能。在现有的研究著作中,关于江陵知府的记载存在诸多问题,需要重新考订。首先,知府姓名存在一人异名的问题。通过对比研究,文章认为一人异名的情况,多因文献记载过程中发生姓氏讹误或者名字讹误所致,如将薛继昭写成薛季昭,将卢秉写成鲁秉,张逊写成李逊。同时还有记载脱字造成的异名情况,如刘亚夫在记载过程中脱字记成刘亚。其次,知府在任时间的记载存在差异,如张秉的在任时间有咸平三年和咸平四年至六年两种观点,吕嘉问的在任时间有绍圣二年和绍圣元年至三年两种说法。通过论证,文章认为在任时间差异是新的史料文献补充以及著者对原有文献史料分析不透彻等原因导致的,张秉在任时间是咸平三年,吕嘉问在任时间是绍圣元年至绍圣三年。再次,知府名单存在差异,如程琳、李士先、杜衍、曾布、王居白、王安石、黄庆灌以及欧阳晔等人是否担任过江陵知府有待考证。经过大量史料的分析,文章一共考证了17位存疑的江陵知府,认为以上记载于现有研究著作中的8位官员均未担任过江陵知府,应该将其从知府名单中删除,而邢恕、刘鞈、孙桷三人则有明确史料证实均担任过江陵知府。最后,文章确定了北宋九朝有史可考的江陵知府共102任。文章基于以上考订的102任知府,对他们的入仕途径、籍贯、本府任职年限以及任职前后任免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认为这个群体在北宋早期受统治政策和习惯的影响,以深受皇帝信任的北方近臣、旧臣居多。真宗以后,科举出身的官员逐渐成为这个群体的主体,而经过科举筛选的官员整体素质和能力较之以往有很大程度提升,知府群体的职业性、专业性也逐渐增强。在这个知府群体中,他们的籍贯以江西、安徽等地为主,这反映了北宋东南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比较繁荣昌盛,为北宋士大夫群体培养了大批人才。北宋官制中的回避原则在这个群体任职过程中也有所体现,唯一一位籍贯为江陵的知府唐义问,上任原因是其丰富的治蛮经验以及当朝宰相文彦博的推荐,其余知府均为非江陵籍。这个群体任职前后的去向反映出北宋政局动荡和政治斗争对官员仕途的影响明显,如神宗熙宁期间江陵府知府的调动,大多受到王安石变法的影响。而这个群体任职时间的长短很大部分受自身能力的影响,最为明显的就是处理少数民族的叛乱和缓和蛮汉相处矛盾的能力。江陵府的知府对地方的治理主要体现在治蛮、治水以及治盗上,其中治蛮能力在北宋后期的江陵知府任上尤其重要。江陵知府兼任本路军事长官,除了处理一般政务以外,还拥有较大地方军权,当荆湖北路的蛮乱频繁,危害较大时,江陵知府可以更加便利的解决危机。在治水方面,以阎文逊和郑獬两任知府成就最为突出,荆襄运河和沙市堤在当时交通运输、文化交流以及百姓生活等方面发挥极大的积极作用。在治盗方面,由于江陵地区濒临长江汉水流域,水患衍生的盗贼居多,文章通过对知府政绩的研究分析发现,在官员的政绩考核中,治盗镇乱是很重要的考核指标。总体而言,江陵知府这个群体基本符合北宋新型士大夫群体特征,以百姓和国家为重,忧国忧民。同时,这个群体也因江陵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具有区域独特性,如优秀的军事能力,以更好的处理蛮汉关系。

胡玲
《诗经》中南山的审美意象研究

学术论文

意象作为一个极富有意蕴的古老范畴，是主体与客体、意与象相互融合的复合物，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而审美意象理论是在意象理论之后才出现的，是主体将主观精神投入到客观物象之中，经过独特的审美观照而形成的主客交融的产物，作为主观情感层面的意象论是意象不断审美化和超越的一个过程。审美意象在审美活动中生成，具有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在情感色彩中又抽象出理性之光，包含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和人生样态。自先秦以来就在中华民族古典文学艺术的发展中慢慢积淀，与先民的潜意识相贯通。　　文学艺术是人的精神的体现，人将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而进行的创造是超功利的，是自由的，也是审美的。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是上古先民内在精神的物化表达，用朴实而真挚的语言表现形式集中展示了他们社会生活的历史风貌，记录了他们的审美感知和审美追求，蕴含着丰富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意象，是他们审美活动最生动、最形象的总结。因此，对于了解古人内在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观念显得尤为重要。《诗经》中包含着大量的名物描写，最初的研究主要是对名物进行考证，到后来关注到更深层的内容，即它是上古先民借以表达思想感情和志趣的依托，有着丰富的审美信息，包含着众多深厚的意象内涵。在我国，山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自然物象，它高大雄壮的形象特点给人以崇高的美感。众多的文学作品都以山作为素材，逐渐构造出意象组合方式多样的山意象。诗经时代的人通过社会活动与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以自身的力量给山打上了属人的烙印，留下了大量的有关山的诗篇，在精神层面支撑起凝聚着人的生命情感的一片天地，成为表达人内在思想的审美性意象符号。《诗经》中许多诗篇中都提到了山，而广泛出现的南山意象以南山物象为载体，成为先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表征，体现了丰富的情感和意味，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诗经》中对南山的表达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承载着先民对南山独特的原始观念和情感意蕴。因此，《诗经》中南山的审美意象研究着眼于《诗经》中南山的美学解读，以《诗经》的南山意象为研究和解读对象，采用审美的视角，将《诗经》中的南山与美学范畴审美意象理论相结合来考察，进行细致具体的分析，力求达到对于南山全面深入的研究，窥探出上古先民对南山独特的审美情趣。

关姣
又有3家A级景区恢复开放

报纸

□记者王春生本报讯昨天，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传来消息，继前段时间我市16家A级旅游景区恢复开放后，近期我市又有昭平湖景区、燕山趣园景区、三苏园景区等3家A级旅游景区恢复开放，目前已开放景区19家。我市共有A级旅游景区35家，此前已开放的有鲁山县尧山景区、画眉谷景区、墨子古街景区、阿婆寨景区、秘洞景区、龙潭峡景区、尧山大峡谷漂流景区；舞钢市二郎山景区、灯台架景区、祥龙谷景区；平顶山博物馆、白龟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景区、市文化艺术中心；叶县县衙景区、叶公园景区；宝丰县宝丰酒业旅游园区等16家景区。五一长假即将到来，根据相关规定，鲁山县尧山景区、画眉谷景区、墨子古街景区；舞钢市二郎山景区、灯台架景区；郏县三苏园景区等属于当地热点景区，将执行分时段预约政策。

王春生

2020-04-28
重新认识王安石，再析变法利弊与“荆公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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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是广涉四部、具有恢宏格局的文化巨子，但又是生前和死后聚讼纷纭、毁誉参半的争议性人物。其变法活动是争论的焦点。检阅一部王安石研究史，无论政治评价、思想考虑、文学论析均为变法问题所左右，而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成为王安石研究史上的一个突出倾向。这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仅不能正确认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也不能正确认识“荆公新学”和他的诗词文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具有转型意义的朝代，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此前统一王朝的种种特征。北宋知识精英的社会身份，大都是集官僚、学者、文士三者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这与宋朝偏重文治的政治取向息息相关。宋太祖时还致力于征伐、平定各个地方政权，太宗时开始确立文治的方向，真宗承袭继踵，但未成熟。至第四代仁宗时，才彬彬大盛，崇儒尊道，对传统文化吸收、整合，呈现恢宏的气象。仅以宋古文六家而言，欧阳修生于1007年，苏辙年少，死于1112年，前后贯串一个世纪，也可以说，11世纪的北宋，是一个精英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期。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他们都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出现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除了个人的秉赋、勤奋以外，实是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需求。宋神宗欲重用王安石，唐介出面反对，神宗为其回护道：“文学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宋史》卷三一六《唐介传》）俨然规定了这三条任人标准。宋代又是一个成熟的科举社会，历年所取进士成了官僚队伍的主要来源，由此形成文官政府。科举诸科最重进士科，而进士考试的科目可概括为三类：一类为诗、赋，一类为论、时务策，一类为贴经及墨义（或经义）。这与宋神宗的三项任人标准一一对应，若合符节。北宋举士69次，其中以嘉祐二年（1057）最为“得士”，录取进士388名，其中以文学见优者有苏轼、苏辙、曾巩，宋古文六家中，一举而占其半；又有号称“关中三杰”的程颢、张载、朱光庭，同时中式，其首倡的“洛学”“关学”均为北宋显学；政坛人物则有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为王安石新党和元祐旧党的重要人物（吕惠卿等三人为新党，吕大钧为“元祐更化”主要人物吕大防之弟）。他们虽各有偏至，实均兼综文学、思想、政治之域。苏轼曾称赞他的同年友、状元章衡，也突出他“文章之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三项（《送章子平诗叙》）。时代精英的理想标准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统一，这已成为宋代士论的共识和士人的终身追求。因此，为这批精英人物编纂“全集”，就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目录学中的“集部”，而应囊括经、史、子、集四部，才能贴切反映他们全面的精神遗产和文化创造。这对王安石而言尤显重要。王安石自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以博学多才、器局宏大而闻名于世。但由于他遭遇不公，著作严重散佚，仅传的《临川先生文集》（或《王文公集》），与他的实绩相距甚大。《四库全书》收录欧阳修著作十三种，司马光十五种，苏轼八种，而王安石仅《周礼新义》《临川集》（另有著录的《王荆公诗注》已包括在《临川集》中）《唐百家诗选》三种，远不能反映王安石著作的全貌。这套新编的《王安石全集》采取经、史、子、集的传统书目分类方法，收入王氏著作共13种，包括经部六种（《易解》《周礼新义》《尚书新义》《诗经新义》《礼记发明》《字说》），史部、子部三种（《熙宁日录》《老子注》《楞严经解》），集部两种（《临川先生文集》及文集补遗、《唐百家诗选》），王氏现存著作汇于一书，真正做到了“全集”之“全”；在辑佚方面用功尤深，融合两岸学术力量，汲取前贤已有成果，对目前尚少注意的《易解》《礼记发明》《老子注》《楞严经解》等，倾力而为，尽可能完善地恢复王氏著作的原貌；对于一直有成本流传的诗文集部分和《唐百家诗选》也进行了详校、广辑与汇注。我们相信，在王安石集的编纂史上，这部新编的《全集》算得上一个创举，便于展示王氏精神创造的整体风貌，为认识和评价王安石这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基础文献。当然，我们也期待它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得到补益和完善。再析“变法”之利弊王安石是广涉四部、具有恢宏格局的文化巨子，但又是生前和死后聚讼纷纭、毁誉参半的争议性人物。其变法活动是争论的焦点。检阅一部王安石研究史，无论政治评价、思想考虑、文学论析均为变法问题所左右，而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成为王安石研究史上的一个突出倾向。这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仅不能正确认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也不能正确认识“荆公新学”和他的诗词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说，王安石当年和司马光、苏轼等人的矛盾还属于政见不同之争，彼此不失道德人格上的互相尊敬；至北宋末南渡后，王安石即被定性为北宋灭亡的祸首。洛党杨时在靖康国难当头之际，首倡“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的说法，嗣后口诛笔伐，一片骂声。诚如鲁迅所说，此一论调已成为“北宋末士论之常套”（《中国小说史略》）。尤为怪异的，曾被陆九渊评为“洁白之操，寒于冰霜”的王安石，沈与求却在绍兴年间上奏朝廷，认为“丧乱之际，甘心从伪，无仗节死义之风，实安石倡之”，要求治罪，其证据竟只是王安石曾说过扬雄和冯道的好话，这连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也以为“此论前未之及也”。在这样的社会舆论笼罩下，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王安石，是不可能的。直到清中期以降，才出现过平反辩诬的呼声，褒贬立场虽异，但思想方法仍未完全脱离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倾向。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和梁启超的《王荆公》是两部代表性的翻案之作。蔡谱材料翔实，考证缜密，然而过度强烈的辩诬目的夹杂着乡邦之谊的情绪化色彩，使不少论断失之偏颇；梁氏之“传”从大处着墨，影响深远，但显有借古喻今、为戊戌变法申雪张目的印痕，也损害了其学术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王安石被置放于崇高的地位，列宁说的“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一时成为研究的基础和社会的共识。其实，列宁这句话是他的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中的一个注解，内容是肯定王安石主张“土地国有化”；但我们知道，中国自古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只是划分户等、均定税役的一项新政，并不涉及土地所有制的国有或私有问题。但列宁的这条注解，却使王安石研究避免了“左”倾思潮“大批判”之风的干扰，从而使研究论著和文本资料的出版颇为丰富，不像苏轼研究一度成了禁区。到了“文革”大搞“评法批儒”时期，王安石被派定为大法家，一束束耀眼的光环阻挡了人们对他的认识，正如苏轼被强扣上一顶顶“投机派”“保守派”“两面派”帽子而被弄得面目全非一样，或荣或辱，都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正途。从学术研究的自身立场而言，无论是对王安石的肆意攻击，或是无限拔高，都是不正常的，都无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这位历史人物的实际面目和历史地位，也无法揭示他于当下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迎来“春天”，对王氏的肯定评价仍是主流，也有不同的声音，但均属于正常的学术探讨，有助于认识的深入和发展。公元960年，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王朝，继梁、唐、晋、汉、周以后，演出了又一场武臣夺权的新剧。如何力免沦为承袭五代的第六代，成为宋朝君臣理国治政的关心焦点，不久发生的“杯酒释兵权”事件就是重要的标志。开国君主们殚精竭虑设计的种种“祖宗家法”，目的即为维护和巩固赵宋政权，防止篡权政变，其核心即在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把军权、政权、财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中。朱熹说过：“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朱子语类》卷一二八）这对巩固宋朝的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北宋未发生过一次政变、兵变，也未发生过动摇其政权根基的民变，出现了“百年无事”的表面承平局面。但同时存在着消极因素，而且越到后来越严重。在军权集中方面，北宋王朝为了防范武人跋扈擅权，把军队交由文臣统率，又立“更戍法”，士兵经常轮换驻防，终年来往道路，致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就造成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薄弱；兵种复杂，禁兵、厢兵、乡兵、藩兵重叠设置，造成严重的“冗兵”之弊。在政权集中方面，北宋王朝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相位常年缺额，厉行权力制衡，鼓励“异论相搅”；规定地方长官由中央官吏兼摄，加强对地方的各种监视；但又优待官吏，所谓“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使得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任子”封荫，差遣、寄禄官重叠，造成严重的“冗官”之弊。在财权集中方面，规定地方财赋绝大多数上交中央，又刺激了上层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挥霍享乐。到宋仁宗时，国库空虚，“惟存空簿”。再加上每年向辽、西夏输纳大量“岁币”（银、绢），“冗费”之弊日趋严重，酿成了“积贫积弱”的危机。因而，改革弊政的呼声日益高涨，包括后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士子，都加入这一行列。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在宋神宗的重用下，以参知政事而位居权力中枢，登上了全国性变法运动的大舞台，可谓应运而生。他是位有志于改革的政治家，在多年地方官任上已试行过若干改革措施，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变法理论和具体方案。针对“积贫积弱”的危机，王安石以“理财”和“整军”为两大目标，提出了颇具系统性的“新法”设计。属于理财的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属于整军的有减兵并营、将兵法、保马法、保甲法等。此外，他又改革科举制度，以便为推行新法提拔人才。“理财”和“整军”针对“积贫”和“积弱”两大弊病，而成为王安石变法重要的两翼，其重点是理财。王安石经济思想要点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就是调动人们的劳动创造力，向自然界开发资源，创造财富，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他理财的总目标是“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开源和节流的结合。司马光却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司马光《迩英奏对》，见《传家集》卷四二），把天下财富看作停滞不变的常数，否认人们不断创造能力，这不合常识。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财富再分配，如青苗法把原属高利贷者的四分利息转归“公家”，“民间”的借贷农民减负舒困，单从政策设计本意而言，是合情合理的。从变法理论和具体方案的层面来看，王安石不愧为治国经邦的实干家，既有敏锐的经济头脑，又有周密的通盘擘画。然而，问题在于实践，如何使“良法美意”收到富国惠民的预期成效，王安石面临三大困境：一是声势强大的反对派。比之“庆历新政”，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更有力度和深度的改革运动，首先激起一批元老重臣的反对，变法开始后，韩琦、欧阳修、富弼等纷纷上奏指斥，随后形成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面对这一严峻形势，王安石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力争化解矛盾，变消极负面因素为正面支持力量。这种转化工作虽不一定有望成功，但存在很大的可能性：一是他们之间纯属政见不同的君子之争，忠君体国，不谋私利，且反对派中不少是庆历、嘉祐时期主张或参与改革的中坚人物，并非顽固颟顸之徒；二是王氏与他们均有私交，有的相知甚深，欧阳修甚至把王安石视作文坛盟主的接班人，期许很高；三是旧党中也有主张新旧两党应该调和这种的思潮，司马光指令苏轼起草的王安石赠太傅制称颂王氏“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乃至“建中靖国”年号的拟定，即是显证。然而，王安石却显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姿态，司马光于熙宁三年连续给他三通信函，细说新法推行过程中的流弊，娓娓剖析，长达三千余言，而王氏的《答司马谏议书》仅以不足三百字回复，话锋犀利，不容置喙，对这位比他年长的老友，确属“卤莽”了，尽管这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文。富弼、韩琦、文彦博、司马光先后被罢免，苏辙退出“三司条例制置司”，忌讳苏轼被神宗重用，倾力排挤，都见出他急于求成，以致容人胸襟之狭隘，无法与反对派沟通与合作，直接造成他无人可用、无机构可倚的难题。执行机构的仓猝建置和办事官吏们良少莠多，是王安石面临的另一困境。以理财为重点的变法，本应由三司即户部司、度支司、盐铁司等机构来负责推行。但宋朝的三司脱离相权而独立，直接向皇帝负责。于是，王氏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名义上仅是制定条例，实际上是主持新法的新的权力机构。草创伊始，百废待兴，行政运作不容许有走上正轨的准备期，熙宁二年二月成立，四月即派遣刘彝、谢卿材等八人巡行全国，考察农田水利、赋役，企求事繁而速成，于是大批新锐之士纷纷加入执行新法的队伍；不得不依靠原有的地方行政管理机器，又未经整顿和训练，官吏差役上下其手，因缘为奸，弊端丛生。陆佃从越州归，面告王氏：“法（新政）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法，地方州县以多散为功，有钱者不愿借而“抑配”强借，无钱者患其无力偿还而拒贷；偶获贷款，又在城中挥霍一空，难怪苏轼要写诗加以讥讽：“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三是推行进度缓急的把握。王安石明白，当时积弊深重，不下猛药已无法疗救；他更清楚，他推行新法的权力仅仅来自宋神宗对他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具有不确定性，宋神宗可以随时收回权力，事实上他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已暴露出君臣之间的疏远。这都是王安石采取激进方式的深层次原因。至于他个人性格上的急躁执拗，只是次要的因素。熙宁二年他刚受命任参知政事，就在七、九、十一月，下令推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三法，每法之颁行仅隔两个月，这些新法均涉及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民生，实非长时间的缜密试点、逐步推广不可，如此密集推行新政，超出了全社会的承受能力，更无论具体执行机构和办事官吏能否跟进，种种乱象的产生遂势不可免。王安石变法长达16年（王氏亲自主持者近七年，其他时间由神宗独自主持），其效果如何，迄无定论。大致说来，国家财政有所增加，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西北边防形势有所起色（王韶收复河、岷，拓境二千余里），积贫积弱的局势有所扭转。至于章惇、蔡京等人在崇宁直至靖康长达二十多年所推行的“新法”，实已变质，演成残民以逞的工具，排斥异己、倾轧报复的招牌，倒行逆施，国势日危，蔡京等人才是真正的亡国祸首。这与王安石无关，应作历史的划分。元祐元年，当新法逐一废罢的消息传到病居金陵的王安石耳中，他还“夷然不以为意”，及至听说免役法也被取消，他“愕然失声曰：‘亦罢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之二“丞相荆国王文公”）他满怀悲愤，赍志而殁，我们对他的报国雄心、理国智慧、奋斗精神，尤对他悲剧性的一生，油然产生敬意为“荆公新学”翻案与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不公密切相关、甚或互为表里，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也备受贬抑，充满曲解与误解，歪曲了他作为杰出思想家的历史真相。近年来，它自然地成为学术界拨乱反正的讨论议题，逐渐形成了共识。邓广铭先生在《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确指出，“从其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及其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说，王安石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踞首位的人物”，赋予他以崇高的历史地位。具有很大学术话语权的《宋元学案》却以程朱理学作为整个宋代学术思想的主轴线，不仅把“荆公新学”列于全书之末（卷九八），表露出将其边缘化之旨趣，又以“荆公新学略”题名，不得与其他诸子之“学案”同列，就隐含有视之为异端邪说之意了。这是思想家王安石评价史中的重要一笔，尖锐地提出两个问题：“荆公新学”在当时居于主流还是边缘？它代表宋学发展的正途还是邪路？王安石“荆公新学”有个开创、发展与终结的过程。宋仁宗庆历初，他中举后出任淮南判官，广交同好，切磋经学，并于庆历二年至四年撰成《淮南杂说》十卷。此书今佚，但“当时《淮南杂说》行于时，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元城语录》卷上）。蔡卞也记述：“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郡斋读书志》卷一二引）标志着“新学”之滥觞，起点甚高。我们知道，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早于程颢、张载、苏轼等人15年，王安石正式登上学术史坛坫之时，二程洛学、张载关学、苏轼蜀学均未成型，声名不彰，即使被《宋元学案》列为首位的胡瑗，在宋学中地位突出，但其重要性及社会影响力远不及后起之秀王安石，因此，王安石应属于开创宋学方向的先驱人物之一。及至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王安石奉旨设立经义局，主持三经新义的修撰；熙宁八年书成奏上，颁行全国，作为衡文取士的标准，一跃而为官方哲学，其他宋学诸子均瞠乎其后，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晚年退居金陵，王安石仍孜孜于《字说》的著述，试图从文字的“字画奇耦横直”中，去推究“深造天地阴阳造化之理”，“与《易》相表里”（蔡卞语，见《郡斋读书志》引）。元祐更化时期，“新学”一度受压，到北宋哲宗、徽宗时期，在特定的政治局势影响下，又掀起力度更强、广度更大的崇王高潮。诚如陈瓘《四明尊尧集》所言：“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故自（蔡）卞等用事以来，其所谓‘国是’者，皆出于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动摇也。”陈渊在《十二月上殿札子》中更概括说：“自王氏之学达于天下，其徒尊之与孔子等”，“行之以六十余年”。可以说，在北宋中后期的六十多年间，王氏新学高踞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顶层，居于无可抗衡的中心地位。即使南宋以后，程朱理学盛行，也无法摆脱王氏新学无所不在的持续的影响力，进入所谓“后王安石时代”，其发挥的正面或对立面作用，适足展示出宋学的多元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王氏新学的影响力时间延续长久，辐射区域广大，不像其他诸子往往冠以地域限制之语，而它是笼罩政坛、学林全局的“新学”。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注意，即作为学派群体的规模与格局。据《荆公新学研究》一书的精密考证，新学门人人数众多，堪与“欧门”“苏门”相匹，甚或过之。王安石在庆历时即有孙适、马仲舒、胡舜元等人向他问学，英宗治平年间及晚年隐退金陵时，均聚徒授学，门户隆盛。班班可考列入“王门”者有王无咎、陆佃、沈凭、龚原、郏侨、张仅、吴点、杨训、杨骥、丘秀才、王伯起、晏防、王沇之、王迥、华峙、郭逢原、沈铢、汪澥、张文刚、方惟深、李定、董必、杨畏、成倬、周种、鲍慎由、侯叔献、蔡渊、蔡肇、薛昂、叶涛、韩宗厚、许允成、陈祥道、郑侠、蔡卞、吕希哲、钱景谌、吴悊、吴颐、陈度、王雱、刘发、徐君平等，他们有数十种著作问世，亦可一一考知，只是由于“变法”遭遇不公的原因，湮没在茫茫典籍大海之中，连同这个学派的人物也大都沉晦不闻，似乎在历史上不曾存在过。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中肯定韩愈“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乃是“开启宋代新儒学家治经之途径者”，其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奖掖后进，开启来学”，形成“韩门”，而“‘韩门’遂因此而建立，韩学亦更缘此而流传也”，揭示出学术群体与学术流传的因果关系。“王门”在当时人多势众，既是王氏新学极强社会影响力与号召力的结果，也是其社会地位和历史定位的可靠标志。王氏新学能够居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乃是因为它得风气之先，较早体现出“宋学”即宋代新儒学的特质和特征，引导了宋学发展和演进的方向。王安石坚持以义理之学、道德性命之学取代繁琐的章句之学，以经世致用取代空谈蹈虚，更以“内圣外王”等形式取得两者的“相反相成”，获得彼此推进，取得平衡和统一。王氏新学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熙宁二年王安石对神宗说：“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宋史》王安石本传）在他看来“经术”与“治世”是密不可分的互为推毂、互为表里的关系。经世济时的原则、方法均已蕴含在传统经典之中，儒家经典中存在着无限的新的意义世界，后人的责任在于阐明、诠释，加以实践推行，《三经新义》即着眼于“新义”的呈现。王安石以极大的精力从事《周礼》《诗经》《尚书》这三部经典的训解，《诗义》由其子王雱“训其辞”，他自己“训其义”，《书义》由他父子合力撰写，惟有《周礼义》由他独力完成，见出他对此书的特殊关注。《周礼》或名《周官》，是关于周朝官制、礼制的典籍，王安石关注此书，正是由于它与当时推行的新法理论和实践关系最为紧密，青苗法、方田均税法等都能从中找出历史依据，《三经新义》实际上是王安石变法的有机组成的一环，经术与治世合二为一。王安石学以致用的原则自然是正当合理的，一种学术自身发展的升降盛衰也取决于它是否适应社会需要与政治诉求。但是政治和学术的关系错综复杂，学术发展又要求独立自主，要求个性化、自由度和多元性，这一学术的自身规律也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王安石为达到“一道德、同风俗”的政治目的，把学术部分地变成了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这又造成颇为严重的负面效果。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中说：“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尽管是为朝廷代言，但评价尚称平允。而在多封给友人的信函中，苏轼又予以严厉批评：“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答张文潜县丞书》）苏轼的这个批评比起他代表官方所作的“盖棺定论”来，包含更深的意义与教训。王安石的文学思想王安石是位具有强烈个性的文学家，兼擅散文、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他的文学创作历来受到的评价，褒多贬少，相对于政治、学术评价，较为公允，这也表明政治与文学能保持一定疏离的空间，但王安石的文学创作其实仍然显示出鲜明的政治目的性。王安石的文论，以重道崇经、济世致用为核心，强调“文”与“道”“经”“政”的一致性。庆历六年（1046），他在汴京为献文而作的四封书简，即《与祖择之书》《上张太博书》二首、《上人书》，是他文学思想最早的集中体现。他开宗明义地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上人书》），“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与祖择之书》），把“文”直接归结为“礼教治政”“治教政令”的载体。在他的心目中，“文”与“道”“经”“术”“治政”之类是完全融合为一的，并把这看成“圣人作文之本意”。但是，王安石重内容、轻形式的观点还没有导致对辞章技巧的完全否定。在《上人书》中也接着补充道：“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这里对辞章技巧等艺术形式作了明确的肯定，即“未可已也”，是不能或缺的；但比之内容毕竟又是第二位的，未能认识到它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王安石的这些观点在我国散文理论史中并非罕见，其本身说不上具有特殊的文学理论价值，对内容和形式关系的理解也有片面性、机械性。但是，它却是当时社会政治改革思潮的产物，有着相应的时代背景。这些观点与其说是散文理论，毋宁说是政治改革的主张。一是为了反对“时文”，即当时科场流行的空洞无物的诗赋贴经墨义；二是为了反对西昆体追求华靡的诗文。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他的写作实践更不是按照这些理论观点而亦步亦趋地进行的，其作品不是刻板的官方文件、政策图解、高头讲章、道德说教，他所创作的在中国散文史上一大批名篇佳作，完全是按照美的法则，遵循散文艺术规律而写成的。它们所呈现的广阔多彩的社会现实生活，所表现的散文风格和高超技巧，以及对辞章之美的倾心追求，确乎说明王安石已达到了散文大师的艺术水平。王安石的各体散文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尤以论说、书序、记、墓铭、祭文为突出，并形成拗折刚劲、简古瘦硬的个人风格。《王安石全集》（全十册），王水照/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第一版，880.00元

王水照

2017-03-29
苏东坡还是个治水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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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吴限提示TISHI在“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上，展出很多与苏轼相关的文物，其中，有两幅描绘西湖美景的名画，证明了苏轼治理水患的才能。除此之外，主办方还为观众倾心打造了多媒体全息数智人剧场，生动地再现了九百多年前苏轼在徐州抗洪、杭州抗疫和西湖治淤的历史画面和家国情怀。徐州抗洪碑烁黄楼在辽宁省博物馆，记者注意到，在第三展厅的展板上展示了苏轼在徐州抗洪的文物和图片。除此之外，主办方还在此展厅中设有全息数智人剧场，生动地再现了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900多年前在徐州抗洪的历史画面和家国情怀。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介绍说，苏轼作为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忠义两全、心怀天下。在对儒家道统的维护、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文理想的坚守、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大义的维护上，始终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至今依然不乏共鸣。公元1077年，身处王安石变法斗争漩涡中的苏轼，身心疲惫，自请外放。他的申请很快得到朝廷批准，于四月来到了徐州，担任徐州知州。初到徐州的苏轼，暂时远离了党同伐异，明争暗斗，心情不错。此时的徐州风和日丽，政治清明。只是苏轼没有料到的是，一场远比官场争斗更为严峻残酷的考验来到了。据苏辙《黄楼赋》记载，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曹村决口，“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于南清河入于淮，一合于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齐、郓、徐尤甚，坏田逾三十万顷。”黄河一泻千里，所到之处皆为汪洋，并很快朝徐州奔来。七月下旬，当得知黄河决口的消息后，苏轼立刻组织徐州军民在城中积蓄土石、干草，加固城墙、填补缝隙。八月廿一日，滚滚洪流抵达徐州城下，“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苏轼立即选派水性出众者组成水上救援队，驾船搜寻流落在城外或者是居住在偏远地区的难民，给他们带去食物或载入城中。事实证明，苏轼这一策略相当有效，一时“得脱者无数”。随着洪水泛滥，局面失控。城中的富人大户纷纷打点行李准备出城躲避，一时人心惶惶。面对这种局面，一向温文尔雅的苏轼拿出了壮士断腕的气概，厉声喝止道：“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并做出了人在城在、人亡城亡的承诺：“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见《宋史·苏轼传》）一时人心大定，众志成城。苏轼说到做到，以身作则。他马上在城墙上搭建了茅屋，作为自己的临时指挥部，日夜巡视，亲自调度。史料记载，苏轼先是采用前人的经验和方法，将徐州城的数百艘船系缆在城下，靠船只的阻挡，减轻洪水对城墙的冲击。然后苏轼发动群众想办法。很快便有年长者建议在城内修筑两条防水堤，阻隔分断洪水。苏轼经过考量后，认为此法可行，用最短的时间建成防水堤。此外，苏轼动员驻扎在徐州的禁军参加抗洪。按宋朝制度，知州无权调动禁军，禁军由皇上直接指挥。苏轼对禁军首领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禁军将士奋然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见《宋史·苏轼传》）很快军民齐上阵，大家争分夺秒，日夜赶工，终于赶在洪水破城之际，修好了一条3.8公里的长堤。抗洪期间，苏轼布衣草履，在城上吃住，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抱着“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的决心，打算与徐州共存亡。终于，十月初五，经过70多个昼夜奋战，全城军民战胜了水灾，保住了城池。洪水退后，苏轼上书朝廷，请求免除徐州百姓的赋税，增筑“外小城”，以巩固内城。由此，皇帝下旨，表彰苏东坡抗洪保城的功劳，赞扬他：“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淹没之害。”（见《奖谕敕记》）为纪念此次抗洪救灾的胜利，次年二月，在修复城墙时，苏轼在城东门挡水要冲修建了一座两层高楼，题名“黄楼”，取黄土镇水之意。后苏轼邀请苏辙﹑秦观等人登黄楼参观，苏辙因此作《黄楼赋》以纪念，并由苏轼亲笔书写刻碑于楼中。西湖治淤美景永驻在展览第三单元，主办方还通过绘画作品，展现出苏轼“为政以德”的一面。两幅绘画作品分别是南宋马麟《荷乡清夏图》和清初“四王”之一的王原祁手绘绢本《西湖十景图》。在这两幅手卷上，长长的苏堤横贯画卷，“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的美景呈现在画面中。据林语堂《苏东坡传》记载，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34岁的苏轼第一次来杭州做通判时，西湖已被葑草藻荇淤塞了十分之三；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52岁的苏东坡第二次出任杭州知府，此时西湖淤塞得更加严重，湖水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苏东坡决定治理西湖。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上奏了《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他把西湖比作人的眼目，状中写道：“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苏轼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他动员了20万军民疏浚西湖，又通过各方渠道筹措钱款以及米粮。他组织人挖出西湖内的葑草和淤泥，用这些淤泥和葑草建造出一座大堤，此堤横贯西湖南北，长约80丈、宽5丈，既清理了河道淤泥，又缩短了交通路程。为了能够让此堤的两侧通船，苏轼又在长堤上修建了6座石拱桥，分别是映波桥、锁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还在湖中种植荷花，在堤上栽杨柳，又建了9座凉亭，以方便行人休息。苏轼因此在《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韵》一诗中写下“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的诗句以纪念。后来，杭州人民为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把他修建的这条长堤命名为“苏堤”。为了对西湖的环境进行维护，苏轼还将岸边的湖面租给民户种植菱角。因为每年春天农民在浅水种菱，都需要清除水中藻荇，做到寸草不留，才可下种，所以凡是种菱的地方，杂草都不易生长。这个办法使西湖沿岸湖面得到彻底清理。为了防止种菱户侵占水面，苏轼在湖上立了几座小石塔，以此作为湖面和种菱水域的边界线。但他未曾想到，这些小石塔后来成了西湖上有名的景致。南宋时，著名画家马远绘出了《三潭印月图》，这个景致也因此成了西湖十景之一。苏轼一生除了在西湖建有苏堤，还在颍州的西湖、惠州的西湖修筑了长堤。如今这些水利设施仍然在用，并且成为当地最有名的风景。董宝厚介绍说，作为主办方，就是希望通过文物让大家看到，以苏轼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如何把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置换为温暖的人间大爱情怀。杭州抗疫安济众生省博物馆展厅的全息数智人剧场，讲述了杭州瘟疫肆虐时期，苏轼兴办医院，救民于水火的故事。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在建完苏堤、治理水患之后，杭州又遭遇百年不遇的瘟疫，成百上千的民众在疾病中死亡。大疫流行高峰，商贾不行，市场萧条。苏轼平日爱好阅览医书，收集天下奇方。在黄州时，他曾从老友巢谷处得到一张由高良姜、厚朴、半夏、甘草、草豆蔻、木猪苓、柴胡、藿香、石菖蒲等20多种药材构成的“圣散子”秘方。药材虽然廉价，对瘟疫却有惊人的疗效。当时，巢谷对这一秘方视若珍宝，连亲生儿子都不肯传授，后来逼苏东坡对着江水发了毒誓，决不再传给他人，才把药方交给了他。面对杭州的瘟疫，苏轼毫不犹豫地献出秘方。这个秘方，每帖药只需要一文钱，便于普及。他还自费采购了许多药材，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汤剂，过往行人“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至于它起到的效果，《苏东坡全集》第四卷《圣散子叙》载：“用‘圣散子’者，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宇完复。”后来，苏轼下令将常平仓米减价出粜给平民百姓，还派专人每天煮粥施舍、煎药给无钱的病人服用。他派出专人带了郎中在杭州城内一个坊一个坊地去治病，不遗弃任何一个没钱的穷人，救活了大批病人。瘟疫过后，为防患于未然，苏轼拨出公款纹银2000两，又个人捐赠黄金50两，在杭州创立了一所病坊，取名“安乐坊”。病坊设立三年，治愈病人数以千计。据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面向民众的官办医院。在苏轼的努力下，这次疫情很快就平息了。这一次战胜大瘟疫的过程被视为教科书式的救灾，苏轼所采用的一系列举措，包括官方分发医药、印制医书、提供药方、鼓励民间医师行医、号召富人捐款等被后世人模仿。到宋徽宗执政时，苏轼创办“安乐坊”模式引起朝廷关注，于是各地设置这种医院，起名“安济坊”，专为穷人免费治病。苏轼为官期间，屡遇疫灾，见到大批百姓被疫灾夺去性命，他开始研究医理，撰有医药杂说及医方，后人将其一部分并入《苏沈良方》，流传至今。（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手记心怀天下济苍生本报记者吴限谈及北宋文学家苏轼，脑海中浮现的也许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经典诗词，抑或是因他而出名的一道名菜“东坡肉”，又或者是其身上被赋予的“唐宋八大家”“宋四家”的举世英名，但事实上，苏轼还是一位爱民如子、心怀天下的父母官。现代著名学者林语堂曾戏言苏东坡为“火命”，因为不管他身在何处、处在何方，总是身先士卒，为民请命，为民解忧。纵观其足迹，在黄州也好、徐州也好、杭州也好、琼州也好，苏轼为官40年，每到一处，重要的工作就是访贫问苦，扶危济困，为民请命，不计得失。他心里装着百姓，装着大爱，他穷达如一，始终坚守直言敢谏、爱国爱民、清正廉洁的政治操守。他从百姓中来，到百姓中去，知民情、晓民意，哀民苦、体民心，其浩然之气真是扑面而来。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说，苏轼在地方履职期间所做的一系列民生工程，给苏轼带来的成就感，丝毫不亚于其文学成就和艺术创作。这些民心工程，立足当前，规划长远，如在整治杭州西湖时，退耕还湖，恢复原貌。他修筑的那些民心工程，不仅浸润当时，更浸润长远，遗泽后世。于今观之，仍感亲切。或许这是苏轼留给我们的另外一种传世的经典作品，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唐宋八大家”作为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对儒家道统的维护、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文理想的坚守、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大义的维护上，始终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这一精神境界不仅深深植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更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最深的奥义所在。两朝人组合而成的“唐宋八大家”虽已远去，但通过浩瀚的历史文物展现出他们留给后世的精神光辉，化成了弥足珍贵的精神食粮，滋养着无数中华儿女，更是成为民族精神宝库里永不熄灭的火把。

吴限

2021-01-22
诺瓦利斯《夜颂》中的死亡主题

学术论文

诺瓦利斯的组诗《夜颂》作为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代表作品,历来为许多研究者所关注,然而,却鲜少有人把死亡主题当作这部作品的中心主题来加以研究论述。本文试图仅从死亡主题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夜颂》,并指出诺瓦利斯在此组诗中流溢出来的关于死亡的思考不仅有欧洲传统美学的烙印,更有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特色。本文首先介绍了欧洲关于美与崇高的区分传统、死亡意象的变迁以及作为死亡主题一部分的“爱之死”（Liebestod）主题,以此作为文章的理论基础,接着围绕“索菲之死”、“基督之死”和“渴慕死亡”三个层次对《夜颂》进行详尽分析。诗人对黑夜的恐惧的克服实则就是对爱人之死的恐惧的克服,黑夜之所以能成为死亡的绝妙意象,是因为二者都能激起人心中的崇高感,而被等同于爱人的基督则彰显了诗人“爱的宗教”的浪漫主义特色,唯有基督的死而复生才给人们带去死后进入永恒的爱之国度的福音,由此,渴慕死亡就是渴慕爱的回归。对诺瓦利斯关于死亡的思考的探究言犹未尽,本文又把《夜颂》同歌德的诗歌《欧弗洛绪涅》以及苏轼的诗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进行比较。同为欧洲诗人,歌德继承了古希腊通过美化死亡来超越死亡的传统,而作为后来者的诺瓦利斯一脉相承,也给出了自己时代的回应。通过《夜颂》和《江城子》的遥远对照可以看出,中国的悼亡诗脱离不了现实生活,而欧洲诗人由于悠久的宗教传统得以在缅怀爱人时尽情展望彼岸世界。通过这一部分的对比研究,对诺瓦利斯关于死亡的思考探究得以在纵向和横向上得以深化。

杨天薏
论杜甫的文学史观

会议论文

＜正＞当唐代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面临着十分丰厚的文学遗产。那份遗产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使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顾此失彼和买椟还珠的事时有发生。显然,要使文学遗产成为诗歌继续发展的动力而不是包袱,需要正确的文学史观作为指导。从初唐至盛唐,诗

莫砺锋

1992-11-01
苏轼诗词中自然意象的隐喻研究

学术论文

20世纪80年代,Lakoff与 Johnson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在认知语言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语言与思维的基本方式和人类认知的基本工具。隐喻是诗歌最显著的特色之一,诗歌通过隐喻来简化语言、深化内涵、美化意境。因此,对隐喻的理解是解读诗歌最关键的环节。　　中国古诗词基本符合最初来源于英文语言证据的概念映射。本文将概念隐喻理论运用到苏轼诗词的自然意象分析中,构建了系统的隐喻映射模式。笔者根据苏轼诗词中自然意象隐喻中源域的特点,将其中的隐喻系统分类成五个子系统,即植物子系统,动物子系统,山水子系统,天气子系统和月亮子系统。在每个子系统中以苏轼的部分诗词为例,考察源域和目标域的映射特点,在相似性的基础上着力探讨苏轼是如何在自然意象中创造出了一系列隐喻。　　在植物子系统中,笔者引用了三首词来展现诗人怎样建立从植物到人的概念映射,发现植物和女人之间诸多的相似点。在动物子系统中,文章引用了三篇具有代表性的诗词,从中发现用动物可以指代某一类人,包括诗人自己。同时,一些动物器官的特点也与名利具有相似的特性。苏轼在山水的欣赏中运用隐喻,用智慧的眼光探索生命。在天气子系统里,诗人基于云和墨水、雨点和珍珠、变化的天气和不同的人生状态之间的相似性构建了不同的隐喻映射。对于月亮子系统,在月亮和诗人,月亮和人生之间相似性的基础上,作者创造了全新的隐喻。　　文章重点分析了诗人是怎样从自然意象中得到灵感并创造了隐喻,读者又应该如何运用自己的认知能力建构这些隐喻的映射关系。读者可以从中理解诗人的思想与情感,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诗人的自然观和人生观。借助概念隐喻理论来分析中国古诗词为隐喻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同时,对中国古典诗词的隐喻研究也成为跨文化研究的重要语料来源,丰富并发展了概念隐喻理论。

洪敏
论华兹生的苏轼诗译介

期刊

在华兹生的众多翻译成果中,《宋代诗人苏东坡选集》是其知名度较高的诗歌译著,且是截至目前西方世界最具代表性的英译苏诗选集之一。华兹生的译介策略、选篇理念、译本特色充分体现了"大众化翻译"的风格。译介中的文化过滤也反映出文本在跨文化行旅中的变异。华兹生的个性化翻译充分凸显了其面向英语世界普通大众传播中国古典诗词的追求,体现了一名优秀译者对两种异质文化、两套语言系统的融通,给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

万燚[1]
千古风流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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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任万平主讲人简介：任万平，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曾参加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专项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特聘为《清史图录》项目专家；现主持在编国家“十四五”规划项目国家级重大学术工程《（新编）中国通史·中国历史图录》；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宫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物与史料整理研究”首席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礼俗研究，重在制度与习俗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以及我们今天应该如何传承与弘扬。发表著作十余部、论文数十篇。编者的话：苏轼，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艺术家，他不但在诗文、书画等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诣，同时因其高雅的生活品位与豁达的人生态度，散发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他的艺术与思想乃至生活情趣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本人也成为后人景仰的文人典范。本期讲坛邀请任万平委员结合多年博物院工作体会，以丰富的历史文物为线索，来解读苏轼、感受苏轼，及其带来的文化影响力。这是她近期在四川博物院与看度新闻主办的“高山仰止回望东坡——苏轼主题文物特展”系列讲座上的演讲内容，现整理发表，以飨读者。初识东坡苏轼，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政治家、水利专家、美食家，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关于东坡先生的出生年份，在学界有1036年、1037年两种说法。其实，这是由于公历换算时需要注意细节所致。苏轼，生于北宋景祐三年，是丙子年，属相鼠，如仅按甲子纪年推算，不考虑具体的月日，应该是生在1036年。但其具体的生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如把年月日全部对应为公历，就是1037年1月8日。而1037年1月8日仍然是丙子年的年尾，仍然是鼠年，还没到丁丑的元旦（春节）。所以，苏公祭一般均是按照腊月十九来祭祀。东坡生活的北宋年间，一生经历5个皇帝——宋仁宗赵祯、宋英宗赵曙、宋神宗赵顼、宋哲宗赵煦、宋徽宗赵佶，在不同的皇帝执政期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共同构成了他坎坷跌宕的一生。关于苏轼名、字的由来，苏洵在其《名二子说》中，道出了自己给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命名的缘由：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所以，轼指的是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没有大用，但是缺了它车就不完整，父亲希望苏轼不要锋芒外露。辙指的是车轮压出的痕迹，苏洵希望苏辙平平安安过一生。苏轼，字子瞻（子，是古代男子的美称；瞻，取“凭轼而瞻望”意），又字和仲（排行第二，上有长兄景先，但夭折），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据不完全统计，苏轼有92个不同的称号，可以说，苏轼是拥有最多称号的历史人物：有自称，如苏轼、苏子、子瞻、东坡（元丰四年，1081年始称）、坡翁、坡老、老坡、东坡老人、东坡病叟等；也有尊称，如苏太师、文忠公、苏公、眉山公、苏仙、坡仙等；还有以辈分与出生地称，如大苏、苏眉州、苏眉山、苏眉阳、峨眉先生、眉阳居士等；亦有以官职称，如苏端明（端明殿学士）、苏内翰、苏学士、苏翰林等；更有以宦迹称，如苏杭州、苏徐州、苏密州、苏湖州、苏登州、苏扬州、苏定州、苏英州、苏黄州、苏惠州、苏儋州等；当然，还有学者私称，如毗陵先生、仇池翁、黄冈翁等；抑或其他称，如大坡、髯苏、西湖子、雪堂、雪浪翁等。那么到底苏轼的形貌如何？据现存宋代可考文献记载，学界将其归纳为：胡须不多、眉清目朗、脸长而奇、身材修长。至于他的相貌，南宋惠州画家何充绘《苏东坡像》中，不但具有前者特征，还可以看到其右颊太阳穴附近约有10颗黑痣，此后明代潘峦《古先君臣图鉴》中的苏轼像，10颗黑痣更是清晰可见；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佚名绘《帝王名臣像册》之苏轼像中，也有10颗黑痣。宋代及以后的画作中，也有略去黑痣的画像，比如清代嘉定人程祖庆同治元年（1862年）绘苏轼像轴，是在南薰殿本的基础上，为东坡做生日而摹写。同时，还有其他艺术形式来表现的东坡形象。如，明代德化窑瓷塑东坡像、清代石湾窑瓷塑东坡像、苏轼行书《治平帖》卷前明人绘苏东坡像、清代丁观鹏摹苏轼像等。近年来，在出版物与不同的展览场所常见的苏轼像有：赵孟頫行书《前后赤壁赋》卷前苏东坡像，画中东坡手持拐杖却精神抖擞，这是赵孟頫心中的苏东坡。明代朱之蕃临李公麟《苏轼笠屐像》轴中，苏东坡戴着斗笠、穿着木屐，是在海南生活的形象。亦见有小荷女史绘东坡笠屐像，这与李公麟所作有相似之处。北宋乔仲常绘《后赤壁赋图》卷是幅山水图，其中的苏东坡像，相较于画中山水，人很小也有几分模糊，但依然清晰可见东坡高大颀长的体态。相传每年腊月十九苏东坡生日，翁方纲便召集亲朋好友、硕儒名彦，展示书、帖，焚香祭拜，称为祭苏会；翁方纲获得苏轼《天际乌云帖》（又名《嵩阳帖》）长卷后，邀请画家朱鹤年（字野云）临摹北宋李公麟《苏东坡像》，表现东坡醉时“按藤杖，坐磐石”之意态。故宫博物院藏清拓东坡像团扇页中，苏轼是高颧骨、疏须的形象，按《东坡全集》卷三十八《传神记》记载：“传神之难在目……其次在颧颊。吾尝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应更接近于真实样貌。苏东坡的人生丰富多彩，他的留世之作更是数不胜数。要全面认识东坡先生，首先是东坡先生的文集，还有同时代以及后世人们的著述。在他生前刊印的作品便有八十八卷，包含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和外制三卷。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其中包含《东坡全集》一百一十五卷。如今，人们看到的《苏东坡全集》更加丰富、全面，如中华书局2021年出版的一套《苏东坡全集》，分别是：第一、二册为苏东坡《诗集》《词集》，第三至六册为《文集》，第七册为《苏氏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辑本），第八册为《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东坡手泽》及作为附编的《苏沈良方》《艾子杂说》《杂纂二续》《渔樵闲话录》《调谑编》《问答录》。其中《苏氏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是其学术著作，《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东坡手泽》是东坡的笔记类作品，《苏沈良方》收录了苏东坡和沈括关于药方和养生方面的文章，《艾子杂说》据说是东坡的寓言作品，《杂纂二续》等多是托名苏东坡的作品，大体反映了苏东坡幽默风趣的文化形象。除了以上著述，2022年故宫出版社与青岛出版社共同出版了6卷本的《苏东坡书法全集》，其中墨迹2卷、法帖3卷、碑刻1卷。精选分散在海内外的苏东坡存世墨迹作品43幅、法帖作品15幅、碑刻作品8幅，包含了代表苏东坡艺术高度并著名于世的作品，如《寒食诗帖》《李白仙诗卷》《归去来辞卷》《前赤壁赋卷》《楷书祭黄几道文卷》《行书洞庭、中山二赋卷》《答谢民师论文帖卷》《东坡苏公帖》《成都西楼苏帖》等。苏轼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人才荟萃的时代。其间，巨星震烁，层出不穷。不仅有思想家程颢、程颐、张载，也有政治家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同时欧阳修、司马光还是历史学家。文学家更是层出不穷，如散文家“苏家三父子”、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词人柳永、苏轼、秦观、李清照；诗人梅尧臣、苏舜钦等。亦有书画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还有科学家沈括、苏颂等。苏轼同年科举有苏辙、曾巩曾布兄弟，蒋之奇、张载、程颢、章惇、吕惠卿等。可见，那个时代造就了一大批成就斐然的大家，而这些人也为那个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文物及流传中的东坡苏东坡人格魅力广为流传，于家人，他孝敬父母、慈爱子女、夫唱妇随、兄友弟恭；于师友，他尊师重道、断金如兰。苏轼有一幅著名的书帖《治平帖》，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它是熙宁年间，苏轼在京师时所作。此时他的父、母、原配妻子已逝世，但心系家人，便委托乡僧照管坟茔，于是有了这幅《治平帖》。他与继妻夫唱妇随，他在《后赤壁赋》中写道：“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苏轼有求，他妻就有应，可见夫妇二人默契融洽。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扇面《殢人娇·赠朝云》是明代娄坚所作行书，内容是苏轼同名词作：“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筯点，更髻鬟生菜。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好事心肠，着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是为最后一任妻子朝云所作。苏轼与苏辙的千古无双兄弟情世人皆知，传为佳话。除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大家所共知，其实《东坡全集》卷一前两首诗歌均是写给弟弟子由：其一，《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是哥哥苏轼初次任官陕西凤翔府，弟弟苏辙留京开封侍奉父亲而送别哥哥一直到郑州。其二，《和子由渑池怀旧》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前两句也为人所熟知。弟弟苏辙对哥哥的感情，被他称为亦兄亦师亦友。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言：“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在《历代论一》中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可见弟对兄之恭敬。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张瑞图的《超然台记》卷，所书是苏轼《超然台记》一文，表现了兄弟二人超然甚笃的感情。兄弟二人常常和诗，也成为后人书法所录诗文，清代张照的《七律诗轴》，便是苏轼写的《和子由四首首夏官舍即事》：“安石榴花开最迟，绛裙深树出幽菲。吾庐想见无限好，客子倦游胡不归。座上一樽虽得满，古来四事巧相违。令人却忆湖边寺，垂柳阴阴昼掩扉。”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包世臣所书《题西林壁》，此诗广为人知，这首诗则是苏轼在探望弟弟途中所写。“乌台诗案”苏轼被贬黄州，弟弟苏辙营救哥哥不成，反被牵连贬为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而且五年不得升调。当苏轼结束了在黄州四年多的谪居生活，改授汝州（今河南汝州）团练副使，赴任之途，本应直向北归。然而，苏轼想起为自己受牵连的弟弟，于是不远千里绕道到筠州看望自己的弟弟苏辙，途经九江庐山时写作此诗。关于弟弟舍官救兄，宋人孙汝听《苏颍滨年表》中记载：“八月，轼下御史台狱。辙上书乞纳在身官赎兄罪，不报。十二月癸亥，轼责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辙亦坐贬监筠州盐酒税。”《宋史·苏辙传》也有：“……坐兄轼以诗得罪，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兄弟之情至深，旷古未有。还有一件事，更能表现兄弟二人的情感。广东惠州西湖六大名桥中第一桥——惠州西新桥，是苏轼捐资修建。当时，修建资金紧张，他弟弟子由的夫人史夫人便倾力相助。《苏东坡文集》中记载：“先生助以犀带，而子由亦以史夫人顷入内所赐金钱数千为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长子苏迈《跋郑天觉画》，其跋文中记载，冰华即钱世雄，苏轼弟子。苏、钱两家为世交，世雄少从苏轼游，东坡逝世时亦侍奉于侧。2020年9月，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举办的“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中，宋拓苏轼书《丰乐亭记册》被展出。欧阳修撰《丰乐亭记》，后苏轼写下此篇大字楷书，于宋元祐六年（1091年）在亭内立石成碑，为苏书代表作。此碑用笔体度庄安，结字气象雍裕，楷法中略见行意。为先生作品书碑，留存千载师生情谊佳话，其原石宋已毁，此宋拓本实属难得。苏轼的《前赤壁赋》是千古名篇，其手书墨迹《前赤壁赋》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实，此赋是写给友人傅尧俞（字钦之）的作品。在后记中，苏轼写道：“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倦未能写当，俟后信。轼白。”故宫博物院藏苏轼的《题王诜诗帖》，又名《王晋卿帖》，是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49岁时所作。本帖有卞永誉等藏印四方，左右各有“式古堂”等半印六方。该帖是苏轼为王诜自书诗所作的题跋，记述了友人宋英宗驸马王诜因受其累而贬至武当，然仍醉心于诗词，有世外之乐。帖文有“晋卿为仆所累，仆既谪齐安，晋卿亦贬武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之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患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耶。元祐元年九月八日苏轼书。”该帖笔丰墨满，结体长短交错，纵横抑挫，富有动感。虽是叙事而兼有议论，充满感情色彩，是为知己而作。故宫博物院藏《新岁展庆帖》，是苏轼书于元丰四年（1081年）正月二日，苏轼写给友人陈慥的书札。他相约陈慥与李公择同于上元（正月十五）时在黄州相会。李公择就是李常，是黄庭坚的舅舅，能诗善书，是苏东坡的至交。苏轼《蝶恋花·暮春别李公择》中云：“簌簌无风花自堕。寂寞园林，柳老樱桃过。落日有情还照坐，山青一点横云破。路尽河回人转舵。系缆渔村，月暗孤灯火。凭仗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我思君处君思我”，可见其深厚的情谊。从以上存世文物得见，苏轼与家人、与兄弟、与师友的感情至真至诚，令人感动，所留诗词画作，也都成为传世之宝。书画与工艺作品中的东坡苏东坡的艺文成就、德操政声、人格精神，当世激赏，后世仰慕，永续传承。比如艺术方面，苏轼的《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此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也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黄庭坚跋、苏轼书的宋拓《东坡苏公帖》，是宋代汪应辰辑刻的苏轼书法专帖，因帖石原在成都西楼，又名《西楼苏帖》。其中收入苏轼各类书法作品十分丰富，且多不见于后世其他传本，具有极高的艺术与文献价值，存世稀少，今已无全秩。帖中收入的黄庭坚题跋，论述了苏轼各时期的书法取向，并对其艺术造诣给予了高度评价。《晚香堂苏帖》二十八卷，为明代陈继儒辑刻。陈继儒笃嗜苏书，将平生所见墨迹均摹勒上石，汇刻成此丛帖。如《献蚝帖》是苏轼于元符二年（1099年）在儋州写给幼子苏过的一封信，谈及海南盛产生蚝，可煮可炙，十分美味，并叮嘱切勿外露此消息，以免他人求谪海南，瓜分美味。此篇语言平实、幽默，反映出苏轼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不只如此，宋代之后，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甚至是名人大家都纷纷临摹、刻帖苏轼的书法作品。如故宫博物院藏元代欧阳玄行书《去岁帖》册页，学的是苏轼的早期书法；明代陈继儒《行书苏轼帖》卷、明代吴宽行书《游金山寺》之作扇面、明代陈沂行书《致原思诗》、明代董其昌行书临苏杂帖《寿圣聪长老偈》卷、清代笪重光临《苏轼书李白仙诗》卷、清代陈奕禧行楷《临苏轼寒食帖》卷等，均为临摹苏体。而苏轼的诗词书画，都成为后人创作的范本或母题。《赤壁赋》题材可谓人尽皆知，以各种形式的书画作品、工艺美术作品呈现。甚至，苏轼所参与的文人雅集活动，也成为后来很重要的文学艺术创作主题。如《西园雅集图》是托名李公麟创作的以元祐文人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16人在王诜府邸西园进行雅集活动为主题的人物画。之后，有八大山人的行书《西园雅集图记卷》、清代朱耷的行书《西园雅集图记卷》；绘画更为丰富，如南宋刘松年的《西园雅集》卷、南宋马远的《西园雅集》卷、元代赵孟頫的《西园雅集》轴、明代唐寅的《西园雅集》卷、清代石涛的《西园雅集》卷等，还出现了工艺美术作品，如乾隆款碧玉西园雅集图笔筒、剔红雅集宝盒等。王诜绘有《烟江叠嶂图》卷，是宋代的青绿山水画代表作，苏轼观画后写下了千古名篇《书王定国藏王晋卿画〈烟江叠嶂图〉》，即《烟江叠嶂歌》，苏诗与王画珠联璧合，书与画均曾为后世名家摹写。明代沈时的《烟江叠嶂图》，是观友人所藏董其昌所书《烟江叠嶂歌》后，应友人所请所作，自言未见苏诗王画，是根据诗文描述与前人所画此类题材的模式再创作。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们从文本记载到观以文物之有形，东坡先生似乎离我们更近。如今，当我们回望东坡，其文艺成就、人格精神、德操政声，仍照见于天地。

2023-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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