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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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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短讯

报纸

9月22日晚，2021中国农民丰收节诗歌大会暨“中国·罗江诗歌节”在四川省德阳市开幕。在开幕式上，由《星星》诗刊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十大农民诗人”评选结果揭晓，诗人段新强成为我市唯一入选者。段新强，栾川县庙子镇威池村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洛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洛阳文学院第三届签约作家，主要作品有诗集《活在青山绿水间》《风吹草低》，评论集《词语的回声》等，曾获首届河南文学期刊奖、首届三苏诗歌奖、第三届中华宝石文学奖新人奖、第六届中华宝石文学奖诗歌提名奖、第四届大地文学奖诗歌提名奖等。（记者余子愚）

余子愚

2021-09-24
《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学术论文

随着女性文学的高涨,韩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也开始对女性进行研究。但是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朝鲜时期,对朝鲜时期之前,特别是三国时期的女性研究很少涉及。本论文以《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为主要材料,研究韩国古代三国时期的女性形象。《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是韩国最早的文献,也是记录韩国三国时期女性形象的最主要代表作品,但是它们在很多方面存有很大的不同,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不一样。关于两部作品里面所载的女性形象,目前还没有系统、整体的研究。针对这一点,论文从整体上对《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里的女性形象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论文首先按《三国史记》里面的女性形象分为独立型和注重关系型;第三章先将《三国遗事》里面的女性形象分为神异女性和人类,然后按第二章的方法分类进行分析;第四章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基础上对《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里面的女性形象进行比较,通过分析概括,找出两部作品女性形象的共性是除了描写慈母、贞女、孝女等主流女性形象之外,还描写了很多独立自主、有主见、有能力的主体性女性。不同点是《三国史记》强调故事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三国遗事》则注重神异性和非凡性;《三国史记》多塑造上层女性形象或树立儒家道德典范的女性形象,《三国遗事》则多塑造下层女性形象、笃信佛教的女性、神异的女性,人物形象丰富多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趋向平等。两部作品的共性和特性的形成原因主要从时代背景、作者的世界观和作品本身的特点来分析。

秦广兰
苏轼研究的新开拓——朱靖华著《苏轼新评》读后

期刊

《苏轼新评》(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系朱靖华先生《苏轼新论》(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的姐妹论著。《苏轼新评》(以下简称《新评》)的出版,意味着朱先生在东坡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上下功夫,选择了东坡诗词艺术理想、审美标准研究中的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实现了继《苏轼新论》之后,再度开拓苏学研究领域的愿望。首先,《苏轼新评》在对东坡总体把握的研究上有新深度。

饶学刚
《东坡志林》研究

学术论文

《东坡志林》是苏轼生前“手泽”的汇集,是苏轼日常生活最鲜活的记录。但直到今年来,《东坡志林》的研究相对苏轼的诗词文的研究而言,显得冷落,而且没有有分量的专著。本文选取《东坡志林》为研究对象,就是希望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东坡志林》的研究领域有所开拓。《东坡志林》在苏轼的作品中是特别的一类,其研究方法自然不同于诗文的研究。前面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古代典籍的研究,必须先具备文献学的基础。版本是文献最直接的显现方式。《东坡志林》从传世之日起,就存在着争议,不仅仅是文字校勘方面的问题,更多是版本的互异问题。传世《东坡志林》就有三个通行版本,之间的关系必须辨证清楚,才能开始其他的工作。本文遵循了前人的方法,首先考辨《东坡志林》的版本系统。《东坡志林》虽然是苏轼所作,但其编订却是在苏轼死后,于是就存在编次窜误,甚至伪作。不对版本源流及其系统做一个考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可靠文献来源。本文特别将前人对《东坡志林》的版本研究的成果,以表格的形式作了反映,罗列了各种版本的源流,及其前人研究的成果,努力做到对《东坡志林》复杂的版本有一个清晰的梳理。在有了坚实的版本依据后,本文梳理出来一些业已被证明是存疑或作伪的作品,在后文的引用及其研究中,就避开了这些作品。这也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由于文学史中,《东坡志林》一直以笔记小说的身份出现,随着今年来学者们对笔记小说研究的深入,这一定性值得商榷。本文简要介绍了“笔记”及其“小说”各自的发展脉络,对《东坡志林》的性质重新做了定性,将《东坡志林》从“笔记小说”的误读中解放出来,重新将《东坡志林》的内容作了分类。由于《东坡志林》内容纷杂,合理的分类,以简御繁,会给后续的相关研究带来很大帮组。本文的在借鉴前人分类基础之上,将《东坡志林》分为五大类：小说故事类、历史轶事类、史评史论类、考据辨证类、杂文随笔类。在这个分类基础上,展开对《东坡志林》艺术性的分析。前人虽然对东坡诗文的艺术分析已经很充分,但《东坡志林》做为散文小品,其独特的艺术价值还没有人系统的研究。本文从艺术风格上,先总体对《东坡志林》做而来分析,总结出《东坡志林》重在写意和平淡中见新奇的艺术风格。在具体的艺术分析中,本文从艺术手法和语言艺术两个角度,结合《东坡志林》中的脍炙人口的篇章,提炼出了一些结论：在造境上,借鉴诗词手法,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诗境；在描写上,善于抓住人和事物的本质特点,写人状物惟妙惟肖、神采飞扬：在叙述上,夹叙夹议,以画龙点睛之笔表达真知妙想：在语言上,善于运周雅俗共赏的语言,活泼泼的口语。《东坡志林》作为这样一部艺术水平很高的小品,从出现以来,就对当时文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团结在他周围的一批苏文子弟,模仿《东坡志林》的风格写出了大量的笔记,宋代以后,《东坡志林》做代表的一种文人小品,被发扬光大。尤其在明清时期,小品文的成就达到顶峰。从明代的归有光到李贽,再到袁宏道、汤显祖,在到清代的冒辟疆、沈三白,在延迁至现代,苏轼《东坡志林》多代表的文人小品神韵,一直被传承下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在我们从审美的角度审视过《东坡志林》后,我们更应该加深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问题：《东坡志林》是东坡生活最鲜活的记录。这正是《东坡志林》最大价值的体现,也是本文研究的结穴之处。我们透过《东坡志林》看到了苏轼最真实的性情,还原了苏轼温情脉脉的现实生活的面面,加深而来对苏轼伟大人格的理解。这才是《东坡志林》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

王梁
王安石没有救助过苏轼

报纸

□陈志群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四十九《读诗谳》：“……余顷年尝见章丞相《论事表》云；‘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也。’旧传元丰间，朝廷以群言论公，独神庙惜其才，不忍杀。大丞相王文公曰：‘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当时谳议，以公一言而决。呜呼！谁谓两公乃有是言哉、盖义理人心所同，初岂有异？特论事有不合焉。”（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卷七第2014页）上文中的丞相是章惇，章惇发声救苏轼，有《论事表》为证。当时谳议，指苏轼“乌台诗案”的最后定案，因王安石说了“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这话而‘一言而决’，但后面又说：“呜呼！谁谓两公有是言哉，盖义理人心所同，初岂有异？特论事有不合焉”，意思是谁说章惇和王安石这两人出言救助苏轼的呢，大概是因为人心相同，况且只是苏轼和王安石对新法的看法不合，这是“旧传”，是传闻之言，可信度未必高，此事在周紫芝之前或之后，都找不到同类的记载。（内山精也《东坡乌台诗案考》《传媒与真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朱刚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说：倘若真的将苏轼处死，这笔账一定会算到王安石的头上去，王安礼无论如何要及时表明态度，屡次为苏轼求情，有的史料记载，王安石本人也曾反对“诗案”，虽然关于此事的证据不足，但王安礼的态度大抵也可以代表他的哥哥。（《苏轼十讲·第三讲》上海三联书店，第106页），这段话站得住脚吗？他又在该书的第六讲“苏王关系”中说：“‘乌台诗案’的一个文本《诗谳》（《丛收集成》本）其末尾记载王安石可能为苏轼说过话：‘旧传元丰间朝廷以群言论公（苏轼），独神庙惜其才，不忍，大丞相王文公曰：‘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当时谳议以公一言而决。’这个旧传是否可靠，现在难以考见。”（第226页）这还是叫人难以信服。许多写王安石的著作都说在苏轼命悬一线时，王安石虽已罢相在金陵，听说苏轼性命危险，上书神宗皇帝，说“岂有圣世杀才士者乎？”而使得神宗皇帝不杀苏轼。《宋史·王安石传》和《宋史·苏轼传》对王安石救助苏轼皆无一字提及，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柯昌颐的《王安石评传》，研究王安石的专家邓广铭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康震的《王安石》，李一冰先生的遗著《苏东坡新传》等都没有提及王安石救苏轼一事。莫砺锋在《漫话苏轼》中也有这一说，但他没有举出证据。倒是与“乌台诗案”也许有关，王安石有一首《杨刘》诗，可以看出王安石对苏轼身陷“乌台诗案”的态度，这首诗是这样的：人各有是非，犯时为患害，唯诗以谲谏，言者得无悔。厉王昔监谤，变雅今尚载，末世忌讳繁，此理宁复在。南山咏种豆，议法过四罪。玄都观桃花，母子受颠沛，疑似已如此，况欲谆谆诲，事变固不同，杨刘可为戒。“杨刘”，杨指杨恽，他是司马迁的外孙，汉宣帝时，任左曹，因告发霍氏谋反，任中郎将，封平通候。后与太仆戴长乐失和，被告发他有不当言行，被免为庶人。在与友人孙会宗的信中表示不满，被认为大逆不道而腰斩。刘，指刘禹锡。唐贞元二十一年，刘禹锡参加了王叔文政治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到了元和十年（815）回到长安。刘禹锡写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借人们在长安玄都观中看花，讽刺了当时的朝廷新贵，他和柳宗元等又再度被贬。王安石这首诗实际上是暗说苏轼用诗歌来谤讪朝政，攻击新法，是同杨恽和刘禹锡一样的不识时务，得罪权贵，身陷牢狱，完全是咎由自取。你苏轼写诗来评论时政，只能“谲谏”，即委婉地规劝，而你却公开激烈地攻击新法，酿成大祸的原因就是你犯时，这是你致命的大忌。你苏轼须以杨恽，刘禹锡二人为戒。“乌台诗案”震动天下，退居在江陵的王安石不可能不知道，时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原因是反对派人士郑侠上“流民图”，控诉王安石变法引发天灾人祸，使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这引起神宗皇帝的恐慌和反对派的攻击，王安石被迫解职，心有不甘，恨极了反对新法之人。苏轼用诗歌激烈反对新法，王安石早就痛恨苏轼，曾对神宗皇帝说出对苏轼要“譬如调恶马，须减芻秣，加箠朴，使其服贴乃可用”的狠话。（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篇纪事本末》卷六十二）王安石还指使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劾苏轼丁忧归蜀时卖私盐等事，来构陷苏轼。（《宋史》卷二百九十五）古往今来，在中国高层的政治生态中，只要一有派系存在，或政见不合，或对权力构成威胁，政治上的倾轧是免不了的，历来党争都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王安石性情狠逼，是个出名的“拗相公”，他会救助自己的政敌苏轼吗？王安石这首诗完全用教训的口气，在敲打苏轼，警告苏轼。“诗可以怨”是孔子肯定的，是儒家诗学观念。表达政见是一个人基本的权利。像刘禹锡这样用诗歌表达政见的诗人不可胜数，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受了惩罚，甚至丢了性命，那是统治者的狭隘和暴虐造成的。北宋开国皇帝不是立下“不杀言者”和“言者无罪”的规矩吗，言者委婉进谏，这当然最好，但语言切直，也未尝不可，只要你是真诚的，出于公心。嘉祐六年（1061）苏轼、苏辙等参加了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苏辙对语最切直，几位考官要黜免他，但仁宗皇帝不许，说：“以直言召入，而以直弃之，天下谓我何？”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在《猎较诗并序》中，不也以诗刺仁宗较猎吗？（《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十八）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不也对几位皇帝均有指责吗？苏轼用诗讽刺新法，诗语再怎么“不逊”，毕竟是在为朝廷谋策，就算是尖刻酸冷的讥讽，也是出于对赵家皇朝的一腔热情，动机是没有丝毫恶意的，如果过激而有失偏颇，那也应该求同存异。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也激烈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后王安国因与郑侠的“流民图”事件有关连，被追毁生前所有文字，遣归田里。在整个过程中，王安石没有为亲弟弟说过一句求情的话。有人用这件事来证明王安石不营救亲弟弟，而为苏轼求情，显示了王安石的胸怀，我说这是王安石的法家的冷酷，自己的亲弟弟不救，他会救一个恨之入骨的苏轼吗？元丰七年（1084）苏轼特地绕道到江宁会见王安石，时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已是心灰意冷。此时的苏轼和王安石已没有政治上的对立了。从二人会面过程中，苏轼没有对王安石出言相救表示感谢，倒还是对王安石有所讥讽的，如果王安石真的救过苏轼，苏轼按常理应该表示感谢，至少要委婉地表示一下吧，可我看不出苏轼有这一点意思。有人说苏王二人“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虽然他们不是亲兄弟，但是现在总能算是知己了吧。”（康震《王安石》中华书局，第259页）说苏王不计前嫌，这还可以，但说他俩是知己，怕是未必。什么是知己，志同道合才能算知己吧，“道不同不相与谋”，这是含糊不得的。王安石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此言只是对苏轼才华的钦佩，仍只是以“才士”的眼光看待苏轼的。王安石也十分清楚，苏轼在治国理念和变法策略，是决不会与他达成共识的。君子和而不同，苏轼的胸襟和气度够大的了，他可以不计王安石当政时对他的恶毒攻击和无情打击，但苏轼在原则上也是个是非分明之人，他从始至终决不同意王安石的变法，苏轼是个重感情，讲感恩的人，在他身陷“乌台诗案”时，章惇曾出言相救。苏轼在贬到黄州后，写信给章惇表示感谢：“一旦有患难，无复相哀者，子厚平居遗我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救恤之，真与世俗异。”（《与章子厚参政书》）元丰七年（1084）神宗皇帝不顾蔡确，王珪等一些大臣的阻挠，用“皇帝手札”的特别手段，迁苏轼量移汝州，告词中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语，使苏轼低佪雒诵，非常感激。后来苏轼得知“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之语，出自给事中王震（子发）的手笔，王震是苏轼好友王巩的六侄。元祐初，苏轼为翰林学士，与王震做了翰林院的同僚，次韵赠诗，有“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以病颜”，即指此告词，喻为黑漆寒霜之夜里的明月，使枯槁的病人脸上顿时透露出了生气，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北归过赣州，重遇画家宋子房（汉杰），想起四十年前，自己任凤翔签判时，其父宋选为凤翔太守，对苏轼非常照顾，苏轼始终感念于心：“话及畴昔，良复慨然，三十余年矣，台隔晨耳，而前人凋丧略尽，仆亦仅能生还，人世一大梦，俯仰百变，无足怪者……”（《与宋汉杰书》）苏轼对照顾和帮助过自己的人，是终生感念于心的，如果他在“乌台诗案”中得过王安石的一言救助，他一定会铭记于心，没齿不忘的，但在苏轼的文集和其它资料中，我们没有发现王安石曾救助过苏轼的根据，也没有见过苏轼感谢王安石救助之语，所以说王安石曾出言救助过苏轼，是不确的，至少说缺少证据。我的看法是否有点武断，就教于大方之家。

陈志群

2022-01-12
柳永慢词居多现象解析及其慢词作品研究

学术论文

柳永是宋代最杰出的词人之一，也是宋词的开拓者之一。同时期词人，晏殊词以承前为主，张先词略显变化，至柳词则大变。他是宋词史上第一个毕生致力于慢词创作的词人。词发展到柳永，乐工歌女之曲与诗客文人之词，音乐的谐美与文辞的流畅，真正得到融合，也充分显示出词有别于诗的独特个性。柳永词大量慢词长调的创制成为词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使宋词呈现出新的风貌，其本人也成为宋词昌盛的奠基者。柳永的词不但为同时代人所瞩目，受到世人的崇拜与追捧，即使是对柳永屡有鄙夷的士大夫阶层，在进行歌词创作时也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他的影响。柳永之后的宋代杰出词人如秦观、贺铸、以及名震一时的周邦彦，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苏轼、辛弃疾等词人，无论在作词手法或艺术风格无一避免都与柳永有继承渊源。本文以柳永《乐章集》慢词居多现象为契点，分析研究在《乐章集》中出现数量庞大的慢词的原因。目前只有一些词史著作提到过慢词蔚然大盛的外在原因，但是对词人个体的原因也就是内因的研究是不够的。因此，将这个论题进行再深入全面的研究很有必要。本文从柳永慢词居多这种现象入手，去深入思考《乐章集》中的慢词作品为何能在时代潮流中一枝独秀，从外因至内因分别进行阐述，试图给此独特的文学现象一个满意的解释。同时，也肯定了柳永对慢词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对确定柳永及其词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一些确实的支撑并希望能促进对柳永慢词的文化内涵和词史意义更深入的研究。论文主体由三章组成。第一章对《乐章集》慢词作品进行数据统计。分为两节，第一节简介词体的分类，界定文中所讲的慢词等于长调。第二节，通过摘取全宋词中柳永、晏殊、张先、欧阳修四位词人作品中长调数量的比例，引出中心问题：柳永慢词数量远超于同时代词人。第二章分析柳永慢词居多现象背后的原因。分别通过外因和内因两大部分阐释：客观原因从时代风气、社会经济、词体发展三方面论述;主观原因则从柳永生存需要、杰出音乐才能、对赋体的继承三方面论述。其中重点论述柳永个人杰出的艺术天赋及遭遇的现实需求是促成他创作众多慢词的直接原因，最后，得出结论：柳永慢词居多现象实际是柳永个体独特性在词体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第三章就柳永慢词作品的内容进行分类，划分出恋妓词、羁旅词、都市节日词三种类型。并重点对并对行羁词、都市节日词进行文本分析，指出柳永慢词的成就和影响。

董艳梅
北宋苏轼巡边文安县足迹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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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一生屡经坎坷。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22岁的苏轼进士及第，26岁步入仕途。出知定州修筑营房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58岁，这一年九月初三，“元祐更化”的主持者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宋廷政治情势急变，新党再执政权，元祐诸臣相继获罪。虽然苏轼曾为宋哲宗侍读五年，仍被17岁的哲宗帝视为旧党、后党，进而遭到冷落。于是，苏轼不得不再度请求外放。宋哲宗批准了苏轼的请求，却诏令他知定州。出知州郡，是苏轼的请求，但出知“重难边郡”定州，不是本愿。当出知定州诏命到达后，苏轼即刻奏请改知越州，然而宋哲宗没有答应。就在此时，妻子王润之去世，苏轼“临老遇此灾，怀抱可知。摧剥衰羸，殆不能支……”勉强北行。在肃杀的社会环境中，苏轼怀着与贤妻死别的悲凉心情，于元祐八年（1093年）十月二十三日到达宋代北部缘边定州治所。虽然政局对自己不利，家庭又遭变故，但苏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因个人恩怨而懈怠，也没有因心情悲伤而消沉。毕竟，苏轼是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的官职出知定州，可以主管军、州大事。于是，苏轼在定州干了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一是严惩恶吏，整饬军纪。定州为边防重地。苏轼帅定时，契丹的势力虽日益衰微，且正受到女真族的威胁，但边地并非太平无事。契丹入境劫掠事情经常发生，可是宋朝边备却很松弛，将骄卒惰，军纪涣散，军校贪污，克扣粮饷。面对边备的疲弱、混乱，苏轼积极采取措施，整顿军纪。首先，苏轼对贪赃枉法的惯犯严加惩处，他把盗窃官物获赃的贼人绳之以法，收入监狱，又严惩偷盗者、侵斫禁山者、饮酒聚赌者。经过整顿，“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衰少，贼盗亦稀”。加强军事训练，以提高军队战斗力，帅定第二年元祐九年（1094年）春天，举行了自庆历末韩琦帅定后中断了四十多年的阅兵典礼。二是修筑营房，改善兵士生活条件。苏轼到定州后，曾派出幕官“遍往诸营点检”，发现“营房大段损坏，不庇风雨”“诸营军号，例皆暗敝。妻子冻馁，十有五六”。于是，他上《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向朝廷申请经费，修缮和新建所需营房计七千九百七十一间，并发足粮饷。三是赈灾度荒，救济百姓。元祐八年，河北诸路雨水为害，收成减半，定州一路更是遭受严重水灾，秋税依然繁重，百姓苦不堪言。苏轼估计到第二年“春夏新陈不接之际，必致大段流殍”，便向朝廷上《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解决百姓买粮、吃粮问题。四是乞增修弓箭社，加强边备，保境安民。澶渊之盟后，宋朝每年按规定给辽国输送大量银两绢匹，同时在处理与辽国的边境关系上，一方面大量压缩军队，一方面处处忍让，小心翼翼，不敢惹出事端。辽国却失信于宋，军队常常越过边境，偷盗抢劫，宋朝沿边百姓深受其害。到定州后，苏轼很快发现，澶渊之盟以来数十年的和平环境，使得宋朝沿边诸郡在军事上放松了对辽国的警惕，并且，这一带军队的武艺和军事装备远远落后于陕西、河东。沿边禁军（朝廷正规军）虽然经过整顿，但由于缺乏训练，将士多胆小力弱，实际战斗力不强，宋朝边境驻军成了摆设。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一定很难应对。苏轼认为，要恢复禁军的战斗力需要时间，为了加强边防，又不让辽国产生戒备，在加强军政管理的同时，可以恢复原有的沿边民间武装——“弓箭社”。弓箭社，是澶渊之盟后边界成立的一种地方保卫组织，在宋仁宗时期就已经产生。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苏轼在《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中写道：“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但是，在宋神宗时期，因推行保甲法，这种民间自卫组织有所削弱。而苏轼认为，“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苏轼奏议加强这种地方民间武装组织，从而弥补禁军之不足。苏轼认为，弓箭社这一地方武装不仅可以抵抗北方辽朝的进攻和侵扰，还能够用来抓贼捕盗，维护地方治安。可惜，苏轼的奏议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巡边文安巩固边防虽然苏轼有时思想保守，但他并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保守派，而是一位稳健的革新者。主政地方时，他总是在忠君爱民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稳妥的办法兴利除弊。苏轼所处的宋代时期，文安县属河北东路管辖，而苏轼所知的定州，属于河北西路管辖。按照管辖范围，苏轼不需要到文安县巡视边防，由于他发现当时宋代整个北部极边的军事防御问题太多，所以主动到冀中边城、边寨进行实地查勘，并提出防范措施。他巡查的目的是为了筹备弓箭社，加强边防力量。苏轼来文安巡边的史实信息，包含在他在定州时所写的《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与孙知损运使书》《与友人一首》（也称《病逊贴》）《与刘仲冯六首》等奏议、书信里。下面把有关内容逐一引述：“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状奏：“臣窃谓陕西、河东弓箭手，官给良田以备甲马，今河朔沿边弓箭社，皆是人户祖业田产，官无丝毫之给，而捐躯捍边，器甲鞍马，与陕西、河东无异，苦乐相逢，未尽其用。近日霸州文安县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贼惊劫人户，捕盗官吏，拱手相视，无如之何，以验禁军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县逐处皆有弓箭社人户致命尽力，则北贼岂敢轻犯边寨，如入无人之境。”（《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元祐八年十一月，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状奏：右臣近奏乞修完极边弓箭社条约，已详具利害，于今月十一日入递去讫。臣自到任以来，不住令主管衙前引到北人访问事宜，虽虚实难明，然前后参验，亦可见其略……及又据北平军中据勾当事人李坚等体探得，北界昨差往西北路去者兵士并百姓等，近有逃背落草四十余人，马二十匹，见在狼山西头君市等村乞食，窃虑来南界别作过犯。虽未见的实，然去岁之冬霸州文安县被北贼杀人劫物，朝廷已知其详，及真定府北寨于去年八月、今年二月两次被北贼群众打劫……若边臣坐观，不先事设备，则边民无由安居，亦恐更生意外之患。”（《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文安北城，如涉无人之境，其渐可虞。庙堂已留意，兵久骄惰，自合警策之，数年乃见效。惟极边弓箭社射生极得力，虏所畏惮，公必旧知之矣。以数勾集一月，村堡几虚，公私惴惴。北贼亦多相时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劳费。此出入守望，与虏长技同，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不忧其不闲习也……备御之策，惟安养弓箭社，及稍加优异，使当淬砺，以待小寇，策无良于此者矣。”（《与孙知损运使书》）“戎主病逊之事……初报十二月三日已殂，秘而未发，近乃知其未也……轼体问得一事，胡雏若得志，必有崄薄贪利之臣出而为之谋，虽未敢逾盟称兵，必须时遣三二十人钞劫边民，若得利而归，我不能制，其来必频，人数渐多，其利愈博……此必然之势也。近霸州文安县贼是矣。必已知其详。捕盗官吏但防护他出境而已。轼谓此一事最近最切，当深留意。官军近骄惰，带甲行十余里便喘汗，见贼一二十人解走者，即是精兵，此等决不可恃也。惟有缘边人户，自相团结，为弓箭社。此人饮食长技与虏同，守护亲戚坟墓，人人自为战，虏独畏此耳。”（《与友人一首》）“某近奏弓箭社事，必已降下。旦夕又当奏乞修军营。频渎朝听，悚息待罪。利害具状中，此不缕陈。邻近诸路，皆时有北贼，小小不申报者尤多，民甚患之。惟武定一路绝无者，以有弓箭社人故也。”（《与刘仲冯六首》）上述文章主要记录苏轼在宋代北部极边定州路、真定府、霸州文安县等地，深入军营、边地、村寨进行查访，从而提出增修“弓箭社”措施的过程。通过文中的“访问”“参验”“体问”“临近诸路”等词语，我们可以断定苏轼经常带领将士到各处探访、查验边防情况。在上面引述的几篇奏议、书信中，苏轼先后四次提及“文安县”，可见他对当时霸州文安县边防情况十分关注。特别是在《与孙知损运使书》中，开篇就说：“文安北城，如涉无人之境，其渐可虞”。基于这样的表述，我们可以推断：苏轼曾亲自到文安县北部边寨地区巡边，时间在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前后。具体日期、地点和行程还需进一步考证。此外，上述与苏轼巡边文安县有关的《与友人一首》（也称《病逊帖》），其墨迹现保存在宋拓《西楼苏帖》中，这是苏轼留存至今写有“文安县”的书法精品。苏轼知定州刚刚半年时间，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初，朝廷降旨，苏轼落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罢定州任，降充左承议郎，远知英州（今广东英德）。从此一路南行，直至又贬至今广东惠州、海南儋州，最终，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在常州病逝。定州，成为苏轼政治生涯中一任主政地，而苏轼的文安巡边之行，是在他人生旅程的最北端留下的历史足迹。

刘清华

2022-03-08
文脉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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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雕像将与苏轼的光辉一起流芳百世。鲜花丛中的苏文忠公祠。苏轼《梅兰竹菊图》。东湖碑林。苏公祠大殿。在建中的凤翔东湖二期景观。本报记者吴晓斌文/图他就是一场文化盛宴，有苏轼的地方，总会“圈粉”无数。戊戌清明，记者在陕西省宝鸡市展览馆感受宝鸡八千年文明史，“炎帝神农”“伐纣灭商”“周公制礼”等一件件大事如雷贯耳。在该市选取的22件最有影响力的历史事件中，凤翔“东湖喜雨”占据一席——这是一代文豪苏轼的仕途起点。一个只做了三年“市长助理”的文化人，千年之后能在当地精挑细选的八千年厚重史事中一枝独秀，这就是苏轼的魅力。一代诗风励后人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十二月，苏轼初仕凤翔（今属陕西省宝鸡市），开始了他的签判官生涯。其《石鼓歌》诗云：“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我们看看苏轼头几天的日程：十四日到凤翔，十五日办完交接，十六日即去孔庙礼拜，留下了“礼孔崇儒”的千古佳话。凤翔乃秦之旧地，有名的古都，特别是与秦、唐有关的文物甚多。在参观了保藏在那里的石鼓及其他七处遗物景观后，嘉祐八年，苏轼写下了《凤翔八观》。记载了秦刻石鼓、秦碑诅楚文、王维吴道子画、唐塑维摩像、东湖、真兴寺阁、李氏园、秦穆公墓等八大景观。《石鼓歌》为“八观”开篇之作，可见其地位至傲。看到那些“漂流百战偶然存”的秦刻石鼓，苏轼如获至宝如饥似渴。他仔细推敲上面的文字，像当年韩愈一样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石鼓文字，有的“模糊”，有的“诘曲”，纵是苏轼“强寻偏旁推点画”，也只能“时得一二遗八九”，这或许是苏轼的谦词。六经委尘，九鼎沦泗，文物损毁，令人痛心；石鼓独存，幸运之至……他看到历史在他面前演进，一幕又一幕：兴亡百变，富贵一朝，人生和客观世界相比，太渺小了，太短促了。韩愈写过《石鼓歌》，苏轼也想好好将这一切记载下来，留给后世。石鼓文据说是周宣王时宣扬文治武功的遗迹，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到苏轼时代，已历经2000多年的沧桑。苏轼知道，这些石鼓是国之珍宝，民族财富。他首要之事就是安排对这种文化遗存的护佑，让人把石鼓送入庙中精心保护起来。今天，韩愈、苏轼看到过的这个石鼓，已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可慰苏轼护宝之心。在凤翔，苏轼遍访名胜古迹，继续为自己的文学筑魂。他曾无数次去凤翔城外的普门寺与开元寺，观摩吴道子和王维在寺壁上的画作，如痴如醉流连忘返，有时掌灯观看直到深夜才恋恋不舍离去。“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凤翔八观》中，《王维吴道子画》一诗称得上苏轼当时古诗成就“最高峰”。吴道子和王维的绘画世界，已经把东方美学推向了极致，再加一位“诗画相通”的苏轼，更不得了。苏轼此后多次书评王维和吴道子画作，锦上添花相得益彰，传下不少千古流芳的佳作。从清流蜿蜒的川西平原，来到气候干旱的黄土高原为官，眉山苏轼在陕西凤翔完成了文学升级的“临门一脚”，也为他的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著名的“三记一论”，即《凤鸣驿记》《凌虚台记》《喜雨亭记》《思治论》（《喜雨亭记》和《凌虚台记》均被收入《古文观止》），以及《凤翔八观》《和子由渑池怀旧》《太白山早行》等130余篇诗文都成于凤翔，他的为学之风和诗文才情，影响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学子。百年笠屐寄黎民除去诗书画研习，在凤翔的日子里，作为一方官员的苏轼用了很多时间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苏轼在《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诗中，深层次地阐释了当时危害百姓的弊政，使百姓深受其害、不堪重负的根源，以及自己力不能及的惭愧：“我诚愚且拙，身名两无谋。始者学书判，近亦知问囚。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忧。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桥山日月迫，府县烦差抽。王事谁敢愬，民劳吏宜羞。……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无泥，菑堰旋插修。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遑求。……秋风迫吹帽，西阜可纵游。聊为一日乐，慰此百日愁。”不文过，不饰美，有陈述，有分析，更有为官者的百姓之忧，这是苏轼“述责述廉”的《宋代中国西北之农村调查报告》。初入仕途，苏轼就把“为官”的根须连接在“为民”上，并设身处地、力所能及地解决广大劳动人民的困难，这是一个伟大灵魂的人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心中装有百姓，百姓也会感念不忘。难怪，在苏轼离开凤翔400年后，明代的凤翔百姓会在东湖岸边修建起苏文忠公祠，后又多次维护重建。有关资料显示，仅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就多次重修苏公祠，民国年间又两次重修。上世纪八十年代，凤翔县人民政府重建，近年又进行了修葺。今天的苏公祠前楹联为清朝凤翔知府白维清所撰，曰：“道学寓风流，当时帝许奇才，一代文章高北宋；宦游同石隐，此日人怀旧德，百年笠屐寄东湖。”苏公祠院深二进，正中为大殿，内有苏轼坐像。院内左侧为仝笑山房，右侧为鸣琴精舍，再现当年苏轼在凤翔王弗伴读和精舍抚琴的场景，内有苏轼读书和抚琴的蜡像。亭前楹联均为清人所撰，歌颂苏轼“少年已匹杜韩欧”，赞扬东湖“胜地何殊杭颍惠”，很高的评价了。正堂前的横批“气高天下”更是大气磅礴，唱尽了苏轼的气格高绝。想起东湖东门厅堂前，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题那副楹联：“百顷汇泉源，偕周鼓秦碑共数八观雄右辅；千秋留宦迹，比颍川杭郡还应两地配西湖。”上联概述苏轼引流疏浚，修建东湖，使东湖与石鼓秦碑等一起，组成“凤翔八观”，名垂史册；下联说苏轼继凤翔签判任后，在颍州和杭州两地为官，凤翔的东湖和颍州的西湖，因为有了“苏轼元素”，都可以和杭州的西湖相媲美。苏轼在凤翔短短三年时间里，做了不少利于百姓，有益社稷的好事、实事。凤翔百姓建苏公祠，修望苏亭，希望把苏轼“留在凤翔”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我书意造本无法在苏公祠东侧有东湖碑林，上世纪九十年代创建。门前一联有意思：“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上联是苏轼“尚意”书风的经典，下联是陆游湖上寻梅的感慨，集合在一起，竟然毫无违和感地成了对苏轼的赞誉。跨进大门有一影壁，上面镌刻着《东坡笠屐图》，两边刻有苏轼醉笔对联：“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几曲回廊中镶嵌着苏轼的诗文和绘画，及历代文人墨客诗词石刻150余通。在这里，记者惊奇地看到了苏轼的《楚颂帖》。和眉山三苏祠内一方碑刻不同的是，凤翔碑林采用了五幅石刻。用四幅石刻完成了原本，另有一幅放大的局部版。据介绍，这还算不得凤翔东湖碑林“镇碑之宝”，最为珍贵的是四通刻有《梅兰竹菊图》的画碑。一通碑面，刻有苏轼《老梅嫩枝图》和诗一首，诗为“孤山清趣压群芳，一阵风来一阵香，百卉不荣先此盛，诗成锦绣贺三阳。”一通刻苏轼《菊配兰竹石》和诗一首，诗为“品色般般间错栽，重阳烛为道林开。一丛香艳东篱下，笑舞寒风待我来。”一通刻苏轼《菊配竹松石》，和诗“嗟而精神不异常，敢于霜圃斗寒芳，丛板未许十分色，叶枯也沾一阵香。”一通刻苏轼《老梅盛开图》，和诗“升降阴阳上下交，地无弃我不相饶。乾坤多少真情趣，为写丹青看雪梢。”细看和诗及落款中有“东坡”“坡仙”字样，可以推之此画应为苏轼离开凤翔后所作。苏轼1079年底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1082年躬耕黄州东面山坡，方有“东坡”之号。彼时，苏轼离开凤翔已近20年矣。东坡作品，收藏者众，此组画作是否为后来者辗转藏于凤翔，继后刻石，不得而知。但观四通画碑，立意深邃，格调高雅，画风独特，气韵不凡。诗画双绝，妙趣横生，当为苏轼手笔。作为美食家的苏轼，出京做官第一站自然不忘“舌尖上的记忆”。他在品尝了凤翔豆花泡馍后啧啧赞曰：“东湖柳，姑娘手，金玉琼浆难舍口，妙景、巧人、佳味，实乃三绝也！”如今的凤翔三绝，亦基本沿用苏轼命名：“东湖柳、姑娘手（凤翔剪纸）、西凤酒”。临别凤翔，我们专门去品尝了苏轼盛赞的豆花泡馍，离开了苏轼，也许味道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味。“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十二月，结束了“基层锻炼”的苏轼离开凤翔，回京师入“判登闻鼓院，直史馆”（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信访办和国家文史馆官员）。传奇苏轼的宦海沉浮正式启程，从20多岁做小官到50多岁做大官，60岁后还一贬再贬到海南，才有苏东坡的“黄州惠州儋州”，才有市民百姓的苏堤春晓、坡仙遗范……“千年英雄”苏东坡的历史长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2018-04-28
北宋江陵府知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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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府作为荆湖北路的统府,北宋初期的次府之一,据江汉平原和长江汉水之势,地理地位和经济水平可见一斑。江陵府知府作为本府的最高决策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府的发展。北宋时期江陵府日常事务由12名官员负责运转,知府是本府最高行政长官。在对江陵府知府资料整理的过程中发现,北宋时期一批江陵府知府被称为荆南府知府,而事实上,只有在南宋建炎至淳熙年间,才一度将江陵府改为荆南府。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北宋时期,江陵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兼领荆湖北路最高军事长官,即兵马钤辖或是安抚使一职,荆南知府更多的是强调其军事职能。在现有的研究著作中,关于江陵知府的记载存在诸多问题,需要重新考订。首先,知府姓名存在一人异名的问题。通过对比研究,文章认为一人异名的情况,多因文献记载过程中发生姓氏讹误或者名字讹误所致,如将薛继昭写成薛季昭,将卢秉写成鲁秉,张逊写成李逊。同时还有记载脱字造成的异名情况,如刘亚夫在记载过程中脱字记成刘亚。其次,知府在任时间的记载存在差异,如张秉的在任时间有咸平三年和咸平四年至六年两种观点,吕嘉问的在任时间有绍圣二年和绍圣元年至三年两种说法。通过论证,文章认为在任时间差异是新的史料文献补充以及著者对原有文献史料分析不透彻等原因导致的,张秉在任时间是咸平三年,吕嘉问在任时间是绍圣元年至绍圣三年。再次,知府名单存在差异,如程琳、李士先、杜衍、曾布、王居白、王安石、黄庆灌以及欧阳晔等人是否担任过江陵知府有待考证。经过大量史料的分析,文章一共考证了17位存疑的江陵知府,认为以上记载于现有研究著作中的8位官员均未担任过江陵知府,应该将其从知府名单中删除,而邢恕、刘鞈、孙桷三人则有明确史料证实均担任过江陵知府。最后,文章确定了北宋九朝有史可考的江陵知府共102任。文章基于以上考订的102任知府,对他们的入仕途径、籍贯、本府任职年限以及任职前后任免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认为这个群体在北宋早期受统治政策和习惯的影响,以深受皇帝信任的北方近臣、旧臣居多。真宗以后,科举出身的官员逐渐成为这个群体的主体,而经过科举筛选的官员整体素质和能力较之以往有很大程度提升,知府群体的职业性、专业性也逐渐增强。在这个知府群体中,他们的籍贯以江西、安徽等地为主,这反映了北宋东南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比较繁荣昌盛,为北宋士大夫群体培养了大批人才。北宋官制中的回避原则在这个群体任职过程中也有所体现,唯一一位籍贯为江陵的知府唐义问,上任原因是其丰富的治蛮经验以及当朝宰相文彦博的推荐,其余知府均为非江陵籍。这个群体任职前后的去向反映出北宋政局动荡和政治斗争对官员仕途的影响明显,如神宗熙宁期间江陵府知府的调动,大多受到王安石变法的影响。而这个群体任职时间的长短很大部分受自身能力的影响,最为明显的就是处理少数民族的叛乱和缓和蛮汉相处矛盾的能力。江陵府的知府对地方的治理主要体现在治蛮、治水以及治盗上,其中治蛮能力在北宋后期的江陵知府任上尤其重要。江陵知府兼任本路军事长官,除了处理一般政务以外,还拥有较大地方军权,当荆湖北路的蛮乱频繁,危害较大时,江陵知府可以更加便利的解决危机。在治水方面,以阎文逊和郑獬两任知府成就最为突出,荆襄运河和沙市堤在当时交通运输、文化交流以及百姓生活等方面发挥极大的积极作用。在治盗方面,由于江陵地区濒临长江汉水流域,水患衍生的盗贼居多,文章通过对知府政绩的研究分析发现,在官员的政绩考核中,治盗镇乱是很重要的考核指标。总体而言,江陵知府这个群体基本符合北宋新型士大夫群体特征,以百姓和国家为重,忧国忧民。同时,这个群体也因江陵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具有区域独特性,如优秀的军事能力,以更好的处理蛮汉关系。

胡玲
《河上公章句》与王弼《老子注》之道论比较

学术论文

作为老子注中两本极为重要的文献，《河上公章句》与王弼《老子注》获得了后世学者的大量研究，但很少出现将两家注解的哲学思想进行全面比较的著作。原因在于二者的思想体系不同，《河上公章句》主要以汉代黄老道家解说《老子》，而与王弼《老子注》以哲学本体论思想解老有所不同，而且学界对于《河上公章句》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还存在着较大争议，因此，要深入了解这两本老子注本的核心思想，首先要弄清楚两者的学术渊源。　　本文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重新梳理《河上公章句》的作者及成书时代，也追溯了王弼的学术渊源。从《河上公章句》与王弼《老子注》两者的大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两家注产生的思想渊源，对两者的哲学思想以“道论”为基础来分析，阐述两者思想的体系建构及其注本的核心内容。并基于《老子》的“道”论思想开始阐述两者的哲学思想，《河上公章句》继承和发展了道家的宇宙生成模式，以”气”来释”道”，并吸收了汉代黄老思想，在此基础上以黄老道家主张以无为治国、虚静养生的思想来阐述自己的观点，通过“道”这一理论基础将自己的养生工夫论与治国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注解《老子》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架构，为后来道教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而王弼注重阐发《老子》的本体论哲学思想，构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将“道”与“无”进行了概念上的置换，使“无”上升为一个与“道”平等的地位，完成了将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的转变，并着重论证了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思想。　　此外，文章基于二者的“道”论思想分析两者在其各自的哲学体系中所形成的不同价值取向，从价值取向中探讨河上公与王弼所处的政治背景所带来的思想的转变，了解最早期的最为明显的老学的分歧情况，从两汉之际到曹魏时期的时代背景和思维模式的差异以及对经典的注释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问题的不同层面。　　最后，基于《河上公章句》和王弼《老子注》对“道”的阐释和发挥，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反思，二者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思想，河上公将治国与治身并列而论，通过“身国同一”的理论基础来实现其理论从个体养生思想向国家治理的转换，而王弼将本末关系落实到现实社会中，用来调和儒道关系。《河上公章句》和王弼《老子注》对后来的老学的影响很大，因而之后老学的分歧往往与注的差异有关后来老学的真实面目，应该考虑它们与这两家注的思想来源以及它们分别对老子关于“道”这个哲学思想的继承和改造，才能更清楚的显现出来。

刘娇娇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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