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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正面和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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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原就像《捕蛇者说》《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等唐宋名篇一样,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也因收入了中学语文课本而被我们熟记,尽管当年课堂上老师要求的背诵课文早已经还给了老师,但偶尔也会记起这些名篇的片断。而王安石的名字还与改革家相连,在我们读中学的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大谈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就像当年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所营造的那种氛围。近年来,由于听赵冬梅教授在电视上讲《司马光和他的时代》上瘾,对保守的司马光给予深深的同情,与之对应的就是对王安石变法印象的颠覆。去年王安石诞辰一千年之际,坊间关于王安石的各种读物多了起来。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细读了手边两种关于王安石的新版传记:《王安石传》《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等。《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一书出自美国华裔学者刘子健之手,刘子健系美国研究宋史的代表性学者,该书也是他的代表作。对于该书的价值,用赵冬梅的话说:刘先生是她所认识的最具学术企图心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者,他试图以宋代历史为个案,向社会科学提供可以启发思考的“理论概括”,比如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他的官僚分型理论,他对集权与专制主义关系、国家利益与社会各阶层关系的思考,而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梳理之上……刘子健在该书自序里说: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新政是他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显示出与现代方案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灵感来源之一,不只是对于巨变时期的许多中国人来说,而且超越于中国之外——比如,对于远至美国的剩余农产品政策。毫不夸张地说,王安石理应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像历史上的许多伟大人物一样,王安石不能被人完全理解,甚至往往遭受彻底的误解。在中国历史上普遍保守的发展进程中,王安石真的是一位卓越而激进的改革家吗?或者说因为他拥有高尚的品格,所以仍然身处儒家传统的丰厚遗产之中?如仰慕他的人所宣称的,他是一个务实而有远见的伟大政治家?或者如其他许多认为他不值得称赞的人所坚称的,他是一位坚持乌托邦理念而误入歧途的学者?司马光谴责王安石“引援亲党,盘踞津要”,这一评价到底是“误判”还是“中伤”?刘子健说:王安石否认自己及其同僚结成朋党,在选择用人上,王安石通常重视行政能力,有时也重视政治手腕。但王安石的反对者们谴责他只推荐那些不道德的官僚(小人),他们要么知晓如何为政府牟利,这与传统儒家思想相反;要么知晓为自己牟利,这就更糟糕了。这可能言过其实。梁启超和柯昌颐对王安石的研究证明,王安石的僚属之中,有很多德才兼具的官员,只有一小部分王安石的追随者是不道德的,而正是对这些少数人的任命,造成了对王安石集团成员的误判。在刘子健看来,王安石是一位理想化的士大夫,律己甚严。他过着简单朴素甚至与世隔绝的生活,显示出佛家自律、禁欲理想的影响。在支持提高官员薪俸以使其有足够的收入而不致沉湎于财务欺诈的同时,他也削减了办公经费,使得自我放纵的官僚们非常不满。然而,王安石对腐败的打击,并非完全没有偏见。他为了轻微的过失而批评苏轼等政治对手,但在寻找有行政能力的追随者时,他经常对他们错用其才以自肥的可能性视而不见。王安石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政策事务上,可能没有觉察到,有些人在设法令其满意地履行公务的同时,也在不择手段地追求私利。在王安石退闲以后,高标准放宽,腐败增加。到后变法时期,渎职行为远甚于从前。就此而言,保守主义者责怪王安石没有对道德的自我修养给予首要关注,而为许多无耻官僚打开了权力之门……崔铭的《王安石传》则从王安石其人其作入手,考察同时代人与他的交游,展现出颇具特色的“变法改制”图景,凸显一个抖落掉污染、误解和扭曲的改革家形象。崔铭为王安石细致“画像”:他身材魁梧,后背结实有如龟壳,头大而圆,宽阔方正的脸庞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当他注视你时,就像两道利箭突然射出,让人不禁受到震慑。不过,更多的时候,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眼睛也像他的头脑一样不停地转动。他的额角隆起,好像长着两个肉角,两眉之间距离较宽,颧骨高耸,耳长过鼻,厚实的下巴,透出倔犟与威严。左右耳根上各有三颗黑痣,脸上有些许黑褐色的斑点……不过,随着他身前身后地位的升沉起伏,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是非毁誉,围绕他的外貌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故事与议论。喜欢他的人认为:他天生不凡,从古老的相术中即可得到印证……讨厌他的人则试图从他的外貌找出心术不正的依据,例如《道山清话》的作者曾经引用黄庭坚的话,说他“终日目不停转”,内心躁动不安,与心如止水、“二十年来胸中未尝起一思虑”的北宋名臣范镇相对比,境界高下判然立见。不过,笔记中的引用,抽离了原有语境,将两段在不同语境下讲述的话语组合在一起,与其说表达的是黄庭坚的意思,不如说是作者个人的观点。事实上,在《跋王荆公禅简》一文中,对于这位充满争议的长辈,黄庭坚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他的崇敬: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在崔铭的描述里,王安石个性简率,不修边幅,甚至很长时间都不沐浴,衣服脏了、旧了也不及时换洗。他的同事兼好友吴充、韩维实在看不过去,便和他相约,每隔一段时间,大家一起去定力院浴室沐浴。每次沐浴前,两位好友都会为他准备干净崭新的换洗衣物。他们将这个活动取名为“拆洗王介甫”……饮食上他也极不讲究。因为过于专注自己的思考,他不时还会闹出些笑话。有一次,宫里举行赏花钓鱼宴,每位大臣面前的几案上,除了佳肴美酒之外,各放了一碟鱼饵。他竟不知不觉把鱼饵全吃光了。这些生活小节,喜欢他的人总是津津乐道,不仅觉得无伤大雅,反而体现了一种率性自然、脱略形骸的高情逸趣。讨厌他的人则认为都是装的,恰好证明他虚伪奸诈,甚至怒斥他“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凡事不近人情”,是“阴险狠贼”的“大奸慝”,必为“天下之患”。这些尖刻的话语出自署名苏洵的《辨奸论》,成为宋人热议的一大话题。有的人拍手称快,赞许苏洵有先见之明；有的人则不以为然,认为苏洵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而肆意谩骂。然而,《辨奸论》是否为苏洵所作,直到今天,学术界依然众说纷纭没有共识。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奇特、充满争议的人物。《王安石传》中有个细节可以反映王安石的个性: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同,针锋相对。苏轼的父亲苏洵也曾与王安石有过争执和恩怨。王安石辞去大丞相,回到南京之后,从此就成钟山脚下一居士,悠然自在。他想与当年的政敌一一和解。此时的苏轼,依然是谪臣之身,不敢造次,于是手书近作,投石问路。收到苏轼的诗书,王安石十分惊喜,第二天便身着便服,乘驴而往,主动到苏轼停舟之处拜访。苏轼大出意外,来不及戴帽子、换衣服,立即跳下船来,拱手而揖:“苏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之后,王安石还劝苏轼在江宁买房安家,比邻而居,以后便可常相往来。苏轼也曾有“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的打算,但却没有合适的机会。再后来,苏轼离开江宁继续北上,王安石特意前来送行。目送苏轼远去的身影,王安石对身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这话是王安石对苏东坡的评价,其实他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薛原

2022-05-30
高中新课标今秋开始执行古诗文背诵增至7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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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教育部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新课标的相关情况，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此次课标修订的重点之一。语文新课标中，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专题，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作品的深入学习研讨。原课标“诵读篇目的建议”改为“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推荐数量从14篇（首）增加到72篇（首），提高了学习要求。据介绍，新课标将从今年秋季执行。新变化：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由14篇增至72篇据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介绍，语文课标变化最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贯穿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各个部分，内容更全，分量更多，要求更高。例如，在“课内外读物建议”部分，除保留原有《论语》《孟子》《庄子》外，增加了《老子》《史记》等文化经典著作，要求学生广泛阅读各类古诗文，覆盖先秦到清末各个时期。明确规定“课内阅读篇目中，中国古代优秀作品应占1/2”。在全面加强的同时，还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专题，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作品深入学习研讨。将原标准“诵读篇目的建议”改为“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推荐篇目数量也从14篇（首）增加到72篇（首），提高了学习要求。同时，语文课标在革命传统教育方面做到了“两个结合”。一是全面加强与专题学习相结合，在将革命传统教育内容要求贯穿在必修、选择性必修、选修各部分的同时，还设立专门的“革命传统作品”专题，集中学习研讨。二是广泛阅读与深入精读相结合，要求学生在课内外广泛阅读革命先辈的名篇诗作，阐发革命精神的优秀论文与杂文，以及关于革命传统的新闻、通讯、演讲、述评等，课内外读物推荐篇目涉及毛泽东诗词，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周立波等一批作家反映革命传统的作品，让学生充分体会崇高的革命情怀。树德协进中学语文教研组长税华：让文化的根和血脉更好地延续下去此次高中语文新课标的修订对于学生和学校教学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和影响？对此，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树德协进中学语文教研组长税华。税华认为，现行的教材存在一些不合理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相应的改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求。“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此次课标修订的重点之一，也反映出改革的总指导思想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文化的根和血脉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在他看来，新课标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增加到72篇，其实是一件好事。语文相比别的学科不会在短时间内产生非常明显的效益，所以日常的知识储备是非常重要的，新课标中还增加了《老子》《大学》《中庸》等一些国学经典的文章，能够促使大家在现阶段有意识地重视传统文化，帮助学生在达到一定量的积累的基础上完成质的变化。税华表示，整个课标改革的趋势，最主要的还是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学会用理性辩证的思维去看待问题，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作为学生，除了掌握一些成熟的答题技巧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静下心来，多读书读好书，深入理解和把握文章内涵，让自己的文化素养得到提升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去适应当前的考试机制。”成都儿童团记者杨翼相/关/链/接新课标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72篇）：文言文（32篇）■必修（10篇）《论语》十二章（人而不仁、朝闻道、君子喻于义、见贤思齐焉、质胜文则野、士不可以不弘毅、譬如为山、知者不惑、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小子何莫学夫《诗》、君子食无求饱、克己复礼为仁）；劝学（学不可以已……用心躁也）-《荀子》；屈原列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谏太宗十思疏-魏征；师说-韩愈；阿房宫赋-杜牧；六国论-苏洵；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赤壁赋-苏轼；项脊轩志-归有光■选择性必修（10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论语》；报任安书（古者富贵而名摩灭……难为俗人言也）-司马迁；过秦论（上）-贾谊；礼运（大道之行也……是谓大同）-《礼记》；陈情表-李密；归去来兮辞（并序）-陶潜；种树郭囊驼传-柳宗元；五代史伶官传序-欧阳修；石钟山记-苏轼；登泰山记-姚鼐■选修（12篇）《老子》八章（上善若水、五色令人目盲、古之善为士者、曲则全、歧者不立、善行无辙迹、知人者智、信言不美）；季氏将伐颛臾-《论语》；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万物育焉；博学之……人十能之，已千之）-《礼记》；《孟子》一则（敢问夫子恶乎长……则不能也）；逍遥游（惠子谓庄子曰……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谏逐客书-李斯；兰亭集序-王羲之；滕王阁序-王勃；黄冈竹楼记-王禹偁；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辙诗词曲（40首）静女-《诗经》；无衣-《诗经》；离骚-屈原；涉江采芙蓉-《古诗十九首》；短歌行-曹操；归园田居（其一）-陶潜；拟行路难（其四）-鲍照；春江花月夜-张若虚；山居秋暝-王维；蜀道难-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将进酒-李白；燕歌行-高适；蜀相-杜甫；客至-杜甫；登高-杜甫；登岳阳楼-杜甫；琵琶行-白居易；李凭箜篌引-李贺；菩萨蛮-温庭钧；锦瑟-李商隐；虞美人-李煜；望海潮-柳永；桂枝香·金陵怀古-王安石；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登快阁-黄庭坚；鹊桥仙-秦观；苏幕遮-周邦彦；声声慢-李清照；书愤-陆游；临安春雨初霁-陆游；念奴娇·过洞庭-张孝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辛弃疾；贺新郎-刘克庄；扬州慢-姜夔；长亭送别-王实甫;朝天子·咏喇叭-王磐

2018-01-17
《史记》《汉书》的叙述学及其研究史

学术论文

《史记》、《汉书》是中国史学和文学的两座丰碑，它们开创并奠定了中国正史的写作规范，并深深影响了后世文学创作。《汉书》于汉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这一段史实基本因袭《史记》，两书既存在明显的相同之处，又有着显著的不同。有关《史记》和《汉书》的各自研究已浩如烟海，然而系统地对两书作研究和比较的却极少，本文即以《史记》、《汉书》为研究对象，采取文史结合的办法，着力探讨两书的研究史及其叙述之异同。全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大部分。　　引言部分主要为中国早期以史传为主的叙事传统的形成、综述以及本文写作的意义和主要研究方法。结语部分概括总结全文。正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即《史记》、《汉书》的研究史，下编为《史记》、《汉书》的叙述学建构，上编是本文的研究基础，通过对古代的研究进行梳理，全面了解古代人的叙事研究，以便更好地开展下编的叙述学研究。　　上编分为四章。此编旨在了解古代学者是如何研究、如何学习《史记》和《汉书》的，通过历时性研究，探讨《史》、《汉》地位之沉浮。此部分以年代为顺序，对唐前、唐宋、明清、近代等历代学者的《史》、《汉》研究及其研究特色进行汇总，以便比较全面地见出两书的研究状况，并考察不同时期不同文学领域对两书叙事艺术的借鉴。唐前《史》、《汉》研究集中于“史汉优劣论”;唐宋时期一方面对唐前评论作辨析，一方面又有新的阐发，唐宋古文运动促进了人们对《史》、《汉》文本的研究和学习，古文家们对《史记》的提倡导致了《史记》地位的提升;明代的研究以评点为主，清代研究以考据为主，文学家们在各个领域学习《史》、《汉》。近代研究为传统与现代研究的过渡，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不同于明代评点的注重感发或清代逐字逐句的考据，近代的研究更有系统性。　　下编分为七章。此编运用中西叙事理论分别从叙述体例、叙述视角、叙述时空、叙述结构、叙述思想、叙述语言、叙述特色等七个方面来论述两书的叙述艺术，侧重研究两书叙述上的异同，从两书叙述比较中看史传文学的发展。在叙述体例上，《史记》开创纪传体形式，《汉书》进一步整齐纪传体体例，将通史改为断代史;两书都贯彻“实录”的叙述思想，但《史记》比《汉书》更富有小说性，司马迁尚奇，因而作品中多想象和代言;在叙述视角上，两书作为史学著作，其要求客观写实的原则决定着其叙述视角必然以全知视角为主;在叙述时空上，两书都采取了顺叙、逆叙、插叙等众多叙事手法;叙述结构上都注重整体性原则;两书的叙述语言风格迥异，《史记》晓畅、不避繁复、多散句，《汉书》古雅、力求简洁、尚骈偶，《史》、《汉》语言之不同可见出汉代文学由散而骈的演绎轨迹;两书总体叙述特色不同，《史记》借史抒情，《汉书》含蓄内敛;《史记》“圆而神”，《汉书》“方以智”;《史记》为性情之作，《汉书》为伦理之书。

曾小霞
宋人对苏轼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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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国唐宋以降，士大夫文人雅士的称呼比以前要丰富得多。除了姓名和字外，往往还有号、官职、家乡郡望等称谓，有的以字行，有的以号称，等等，各有偏重，不一而足。但很少有人能像苏轼那样，在同朝人笔下即有那么多称法的，唐朝的李白、杜甫比不上，同朝的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等也都望尘莫及。苏轼作为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名政绩卓著的官员、文人和风流蕴藉之士，可谓人中龙凤、万里无一。正因为其“真名士自风流”的独特品性，苏轼生平掌故、逸事被人所津津乐道，赢得了宋人的普遍尊敬。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说：“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范祖禹评道：“苏轼文章为时所宗，名重海内，忠义许国，遇事敢言。如轼者，岂宜使之久去朝廷？”宋宁宗赵昚《御制苏文忠公集序》：“故赠太师谥文忠苏轼，忠言谠论，正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三位宋人很好代表了苏轼的亲人、同僚和最高统治者对其的盖棺评价。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轼的大名在宋人的诗文、笔记里十分常见，他们对苏轼的称谓也五花八门，绝大多数都很亲切，足见苏轼被广泛认同。宋人对苏轼的称谓大致以姓名、字、号为多，但又不仅限于此。姓名及其衍生出来的称谓。苏轼姓苏名轼，称呼时直接叫“苏轼”是再自然不过的。米芾《廷议帖》：“芾老矣！先生勿恤廷议，荐之曰：‘襄阳米芾，在苏轼、黄庭坚之间，自负其才，不入党与。’”孟元老《武林旧事》卷七：“引注湖水，景物并如西湖。其西又建大楼，取苏轼诗句，名之曰‘聚远’。”均直接称其姓名。但出于对苏轼的敬重，很多人都没有直呼其名，而是在“苏”姓后加一“公”字以示尊敬。如何薳《春渚纪闻》卷六：“晁丈无咎言：‘苏公少时，手抄经史皆一通。’”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又谒姜唐佐，唐佐不在，见其母。母迎笑，食予槟榔。予问母：‘识苏公否？’母曰：‘识之。’”《金史·承晖列传》：“吾师司马而友苏公。”又因为苏轼姓苏，父子三人又都名气很大，所以当时人分别以“老”“大”“小”冠姓相区分。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于是，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陆游《醉中歌》“元祐大苏逝不返，庆历小范今谁”，便以“大苏”称呼苏轼。字号及其衍生出来的称谓。古人称呼他人，往往称其字或号，以示尊重。苏轼才华横溢、风格高标，世人提起他时称其字、号的情况十分普遍。如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苏子瞻元丰间赴诏狱，与长子迈俱行，与之期，送食惟菜与肉。”佚名《道山清话》：“李觏，字泰伯，盱江人。贤而有文章，苏子瞻诸公极推重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时月出于东南，林影在地，公（王安石）展读于风檐，喜见眉须，曰:‘子瞻，人中龙也，然有一字未稳。’”可见，于苏轼有姓加字称“苏子瞻”的，也有省略姓氏直接称字“子瞻”。苏轼的大名流传最广的恐怕还是号，民间至今连菜肴、食品都有“东坡肉”“东坡饼”之称，宋人称苏轼号的频率也最高。朱熹《朱子语录》：“苏东坡子过、范淳夫子温皆出梁师成门。”何薳《春渚纪闻》卷五：“张平子后身为蔡伯喈，邹阳后身为东坡居士，即其习气，似皆不诬也。”罗大经《山静日长》：“人能真知此妙，则东坡所谓‘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亦多乎!”周紫芝《竹坡诗话》：“东坡游西湖僧舍，壁间见小诗。”王明清《挥麈录》有“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三：“歌者袁绹，乃天宝之李龟年也。宣和间，供奉九重。尝为吾言:‘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无际。’”有称“东坡居士”“东坡先生”“东坡”“东坡公”等不一而足。而且还有亲切叫“坡”者，一个“坡”字即可让人知道指的是苏轼，可见苏轼的号在宋代识别度之高了。如周密《癸辛杂识·寡欲》：“坡翁云：‘服气养生，难在去欲。’”刘过《沁园春·寄稼轩承旨》：“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坡仙老，驾勒吾回。”朱弁《风月堂诗话》：“参寥曰:‘老坡牙颊间别有一副炉鞲，他人岂可学耶？’座客无不以为然。”“坡翁”“坡仙老”“老坡”，不难看出，这几个称呼充满着对苏轼的亲近、敬重和向往了。以其官职、谥号、家乡相称。两宋中通过科举而当过各种殿学士的人数不胜数，“学士”这么个辨识性很差的官职较少用在某人身上，而偏偏大家都非常喜欢叫苏轼为“苏学士”，讲苏学士不加附注，世人一看便知指的是苏轼。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其（李方叔）母叹曰:‘苏学士知贡举,而汝不知名,复何望哉!’抑郁而卒。”再如端明殿学士，自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复置以后，不少文人都当过，如蔡襄、苏辙等，可只有苏轼配有“端明即苏轼”的资格。如沈作喆《寓简》卷六：“苏端明平生寝卧时，已就枕，则安然不复飜动，至于终夕。”郑侠有诗《上苏端明》、苏辙有《祭亡兄端明文》。苏轼的谥号为文忠，故而也有称其为“苏文忠”的，如宋宁宗《御制苏文忠公集序》，但总的来说这种称法太过正经严肃，宋人不大多用，在诗文、笔记中较为少见。苏轼乃四川眉山人，因此也有以眉山称呼他的，如王若虚《滹南集》“苏门四学士之一晁无咎云：‘眉山公之词短于情，盖不更此境耳。’”，称苏轼为“眉山公”，但这种称呼也仅一二见而已。苏轼在南北宋的称呼大致以上述几种为主，宋代以后人们对苏轼的称呼也有新增的，如叫他“苏长公”等，但主流不外乎宋人已有称法而已。

陈宝国

2021-03-16
方言是值得重视和保护的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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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的朋友圈被一条关于眉山方言的内容刷屏。原来，今年7月，眉山被确定为中国语言文化资源库（国家库）建设工程首批建设地区后，通过征集志愿者的方式采集眉山方言。目前，眉山地方方言采集工作已正式完成。“吃义饭”“刹皮儿孩”……这些地道的眉山方言、俚语，引起大家共鸣。同时，也提醒我们方言不仅是一种交流语言，还承载着地方文化，值得重视和保护。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还是一种文化载体。比如一些地方曲艺，如川剧、花鼓戏、相声等，往往是依托于方言演唱表达，方能展现其特色与魅力，这是方言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正如专家所说，眉山作为三苏故里，历史地位非常重要，且眉山话属于西南官话，是岷江小片比较有代表性的方言。可见，眉山方言正是眉山地理文化、三苏文化的一个“文化密码”。丰富多彩的眉山方言反映了眉山的文化和历史，是本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包含着我们祖辈对物质、文化和精神的追求，让我们获得滋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脐带，能勾起人们的乡愁和乡情。城镇化加速推进，社会流动日益频繁，家乡方言如同故乡的山山水水，成为我们内心深处不可或缺的文化慰藉，成为人与人之间不可或缺的情感纽带。笔者了解到，此次方言采集采取了多种方式记录下眉山方言，同时也帮助人们对眉山的历史进程、经济发展等方面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这些所采录的数据将以数字化方式存入国家和省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永久保存，这是对方言的一种保护。而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抓住语言作为生活方式的真谛，从文明使用眉山话开始，保护眉山方言。当我们不使用方言中的不文明词汇、短语和句子，在使用方言中体现教养和礼仪，定能唤醒更多人找回曾经的生活感受，关注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2018-09-02
《史记》的中下层人物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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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一书体大思精，规模宏巨，司马迁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记载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中大部分都是贵族阶级，但不可忽略的是这其中也记载了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物事迹，这一部分实乃史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不可绕行的重大科目。更生动的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地位，更能突出表现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本文以《史记》中的中下层人物形象为研究对象，从文学角度对涉及到的诸多小人物形象进行综合分析。正文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宏观上对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社会中下层人物提炼和把握;第二部分着重对《史记》中的典型中下层人物形象，条分缕析，予以考评;第三部分对《史记》中描写中下层人物形象的语言特点作抽象概括。缕析可知，史公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对中下层人物形象的高超把握和艺术塑造，既合乎历史实情，又具有艺术的审美特征，既是史著的典范，又是文学创作的范本。他所塑造的这一大批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底层人物形象，彰显了他们不屈的气节和优良的美德，而且为后世熟知、传诵，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和建构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精神和人文风尚。

郭春雨
“欧文苏字”背后的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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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宗，他的光芒不仅照亮了宋代文学的天空，也点燃了滁州文化的星火。他给滁州留下醉翁亭、丰乐亭等历史遗迹，留下《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不朽诗文，留下心怀天下的醉翁精神，留下“文以载道”的千年理想……醉翁文化的产生，标志着滁州文学真正融入了儒学的大潮流，在中国文化史中占据一席之地。他知滁时间虽不长，但是滁州文学的发展史一直伴随着景欧传统。斯人虽已逝，吾辈当永怀。欧阳修仙逝于1072年9月22日，在先生离开我们950周年之际，本刊特开设“纪念欧阳修逝世950周年”专栏，选取与欧公有关之文，追寻其足迹，感怀其风骨，以承欧公风雅，传滁州文脉。“欧文苏字”背后的故事（一）○骆跃泉近日陪友人再访二贤堂，耳畔飘过苏轼“凭君试与问琅邪，许我来游莫难色”的吟咏，笔者心中一个长期存疑的念头又浮出水面：“次韵”是旧时古体诗词写作的一种方式，按照原诗的韵和用韵的次序来和诗，苏轼此作标题随处可搜，显示的绝大多数都是《次韵王滁州见寄》，那么苏轼此作是给谁的和诗？如果像“韦苏州”“薛嘉兴”那样名有所属，倒也好理解，可滁州并无“王滁州”这一约定俗成的称谓。所以笔者怀疑后人辑录文章时，是否在标题上漏了文字。一念缘起，顺兴一探，果不其然，原来完整的标题应该是《次韵王滁州诏见寄》，二者区别在于有无一个“诏”字，这一考证，无意中引出了不少“欧文苏字”背后的故事。宋碑三刻一刻其碑。北宋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被贬谪滁州时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两年后的庆历八年（1048）三月，当地书法家陈知明（字退蒙，滁州人）首次将《醉翁亭记》书丹刻石于亭内。朱熹《朱子考欧阳文忠公》记：“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摹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舍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其本，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这则山僧拓碑、拓文抵税的故事，很能反映《醉翁亭记》初次刻石，拓印流传的盛况。皇祐二年（1050）欧阳修居颖，有《答陈知明书》。据此书知，欧阳修庆历八年知扬州时与陈知明相识于公宴结束之际，考欧公二月庚寅到郡，二人相识当即此日或略后，虽二人很快即分别，但互有书信往还。《答陈知明书》谓“客之来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当指《醉翁亭记》由陈氏书丹刻石一事。由此可证，首次刻石是陈知明所书，并非坊间所传欧阳修自书。二刻其碑。宋仁宗嘉祐年间，苏唐卿担任费县令，苏唐卿是北宋著名书法家，尤其擅长篆籀，嘉祐七年（1062），苏唐卿篆书了好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篆书《醉翁亭记》完毕，特地送给欧阳修亲自审阅订正。此时的欧阳修已由滁州太守入京转任户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给苏唐卿回信，对自己的姓名用字提出修改意见：“‘脩’字望从‘月’。虽通用，恐后人疑惑也。”苏唐卿又多次将篆文石样寄送欧阳修审阅，几经修改，终于定稿。篆文定稿之后，苏唐卿亲笔书丹于石，治平元年（1064）镌刻成碑。碑的阳面是苏唐卿篆书欧阳修《醉翁亭记》全文，文末特地注明“大宋嘉佑七年冬十月庚寅苏唐卿上石于费之县斋”；碑的阴面是以行、草书迹，刻下了欧阳修、赵概二公的谢简手迹，以及苏唐卿与张会宗、邵忱等友人唱和诗七首。欧阳修曾寄书《与费县苏殿丞》云：“某启，特承书问，兼惠篆碑。阳山泉，诚为胜绝，而率然之作，文鄙意近，乃烦俊笔以传于远，明喜斯亭之不朽，又愧陋文莫掩，感仰之抱，宁复宣陈。专人还，谨此叙谢。旧用龙尾砚一枚、风茶一斤，聊表意。”可知欧阳修对苏氏镌刻此文颇为感谢，希望借“俊笔”书写刻石“以传于远”，而此时距此文第一次刻石已有十六年。但此方石刻向不见于宋人石刻书目记载，亦未见有关此碑传拓情况的记录，可见在当时影响并不大。由于交通不便，这方石碑没有送到滁州，而是留在了费县。苏唐卿特地在县署西侧修建了一座高达三仞（大约5.5米）的“醉翁堂”，将《醉翁亭记》石碑置于堂内，使其免受风雨侵蚀，永久保存。此碑后来历经风雨，毁于抗日战争时期。三刻其碑。《醉翁亭记》在北宋的第三次刻石就是家喻户晓的苏轼书丹刻石本。至元祐六年（1091），时任滁州太守的王诏，见陈书亭记碑字画较浅，担心日久磨灭，偶闻开封府的刘季孙与苏轼私交甚好，便拜托刘季孙回开封途中，路过颍州时，代请苏轼重书此文，以期重刻于滁州，《丰乐亭记》约书于同时。今苏书《醉翁亭记》后题记中有“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短短数字，道出了对已故恩师的情意，而在书写先师遗文时，苏轼可谓一笔不苟，倾尽所能，为后人留下了文书双绝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两个名碑。楷书《醉翁亭记》被带回滁州后，太守王诏请工匠精心镌刻，使佳作得以碑石传世，日日观者如云，前来拓印者络绎不绝。美景、美文、美书三者兼备，终使醉翁亭以“欧文苏字”名满天下，成就中国文坛一桩不可多得的佳话。苏轼书丹的石刻对《醉翁亭记》的传播作用最大，宋代徐度《却扫编》云：“欧阳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转运谪守滁州，于琅邪山间作亭名曰醉翁，自为之记。其后王诏守滁，请东坡大书此记而刻之，流布世间，殆家有之，亭名遂闻于天下。”然而与苏轼的坎坷人生一样，在元祐党祸影响下，苏书碑刻也命运多舛。先是崇宁三年（1104）淮南西路提点刑狱霍英请毁天下苏碑，后政和年间潭州倅毕渐请碎元祐中诸路所刊碑，致使苏碑在北宋时尽毁，滁州两亭记碑也不能幸免。至南宋，才开始大举重刻，董史《皇宋书录》载：“张淏《云谷杂记》云，往时禁东坡、山谷书，令下之日其书焚烧殆尽，碑刻则例皆毁仆，韩子苍云，士大夫有其书者皆深藏，遇好事者，相引入宻室中，屏人相示，犹惴栗恐有窃窥者，其禁严如此。髙宗方弛其禁，近日滁州醉翁亭记，九江狄梁公碑，皆是用模本重刋。”岁月沧桑，《醉翁亭记》石刻到宋末因战乱被毁，只有拓片留传下来，洪熙二年（1425），南太仆寺卿赵次进，寻得拓本，重新刻制碑石，竖立醉翁亭下。《丰乐亭记》石碑为明嘉靖二年（1523）知府陈则清重修丰乐亭时所覆刻。天启二年（1622），南太仆寺少卿冯若愚，出于对欧苏的仰慕和对文化瑰宝的珍爱，备砖运瓦，在《醉翁亭记》碑石四周，垒墙造屋，建成了宝宋斋，一代艺术珍宝，方得永避风雨。因文受贬王诏，字景献，祖父王化基官至副宰相，父亲王举元官至给事中，“官三代”的“恩荫”，王诏被朝廷授予官职，先后任职多地，在开挖黄河河道、加固河堤时两次仗义执言，为老百姓免除劳役之苦，深得民心。宋元祐六年（1091），王诏由右朝奉大夫出任滁州知州，与欧阳修同有仁者之心的王诏，看见陈知明版《醉翁亭记》碑刻日渐模糊，遂写下书函及诗作，托请刘季孙面呈苏轼，苏轼除了欣然应约书丹两亭之记，还回信给王诏，这就是那首著名的《次韵王滁州诏见寄》。王禹偁、欧阳修都曾在滁为政，二人都以天下为己任，体恤民情，政善民安，使滁州生产发展，四境丰登，百姓温饱，人民感怀，滁人并称二贤以感念其德。苏轼此番回复继任滁州的王诏，实是见贤思齐，与君共勉。徽宗崇宁元年党祸再起，崇宁三年（1104）苏轼的名字被刻上元祐奸党石碑。《清波杂志》载“臣僚论列：司农卿王诏，元祐中知滁州，谄事奸臣苏轼，求轼书欧阳修所撰《醉翁亨记》重刻于石，仍多取墨本，为之赆遗，费用公使钱。诏坐罪。”白话一下，就是有御史指责“王诏在滁州任职的时候曾请苏轼书写《醉翁亭碑》重新刻石，还动用了公款给苏轼送了财物。”崇宁四年（1105），朝廷因此罢免了已经由大理卿调任司农卿的王诏的职务，贬他做了闲职“崇福宫使”。其后，朝廷任命王诏为秘书省官员“直秘阁”，但言官再次指责王诏在滁州请苏轼写碑文的事，王诏再次被罢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王诏因为求书苏轼两度受贬，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王诏不幸滁州幸，我们今天回头看“欧文苏字”力贯千秋的影响，滁州应该记住王诏。良师诤友除了“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的门生之谦，滁州知州王诏又是请何人出面托付苏轼？此人又缘何能担此重任不负所托呢？此人即是碑文跋语中所记的刘季孙。北宋元祐四年(1089)，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到杭州当太守，这是他第二次在杭州任职（十六年前曾任杭州通判六年），苏轼甫一上任，在疏浚西湖、修建大堤（后世著名的“苏堤”）的浩大工程中，得到了时任左藏库副使并两浙兵马都监的刘季孙的大力支持。刘季孙，字景文，北宋诗人，博通史传，性好异书古文石刻，仕宦所得禄赐尽于藏书之费。刘季孙交游广阔，与王安石、米芾、张耒等文人雅士相知。二次守杭之前，苏、刘二人是否相识不得而知，但在造福杭州百姓的共同事业中，苏轼与刘景文一见如故，刘景文曾作《寄苏子瞻自翰苑出守杭州》。元祐五年(1090)三月八日，苏轼得见刘景文所藏欧公书，写有诗文《题刘景文所收欧阳公书》《题欧阳帖》《跋刘景文欧公帖》等，可证此时苏、刘已经相知相惜，此后二人诗文往来，相交甚密。刘季孙父亲刘平曾经是朝廷重臣，担任过宋仁宗朝的太尉，刘平因战事原因不受待见。刘季孙很有才华，也深怀抱负，但受父事影响，生活困窘、壮志难酬。面对充满人生挫败感的刘季孙，作为同道和知己，格局更大的苏轼深知好友心中的苦与痛，于是寄书刘季孙，希望他能够忘掉心头的阴影，振作起来，坚强起来。这就是后来流传于世的《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在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桔绿时。”北宋元祐五年(1090)十一月，苏轼特意写了《乞擢用刘季孙状》举荐刘季孙。苏轼赞誉刘季孙为“慷慨奇士”，将他比作孔融，举荐他担任隰州知州，仕至文思副使。查阅史料可知，刘景文存世诗作不多，但其中与苏轼诗词唱和所占比例不少，《陪东坡中和堂赏月》《西湖泛舟呈东坡》《次韵东坡赏枇杷》《题子瞻扬州借山寺》《寄苏内翰》《和东坡送仲天贶王元直六言韵五首》等，情真意挚。苏轼对刘景文也是惺惺相惜，留下了《和刘景文雪》《和刘景文见赠》《刘景文家藏乐天身心问答三首戏书一绝其后》《次韵刘景文见寄》《喜刘景文至》等诸多回应。元祐七年(1092)，60岁的刘季孙死于隰州任上。刘季孙死时，“家无儋石，妻子寒饿，行路伤嗟。今者寄食晋州，旅榇无归。”苏轼又上书《乞赙赠刘季孙状》，请求朝廷解除刘景文后事之忧，可谓重情重义。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自杭州还朝。八月，为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军州事。十一月初，刘景文自杭州经大运河过高邮西赴汴京，原本就有拜会老友苏轼的念头，中途折经滁州，又受滁守王诏请托,劳请苏公俊笔书丹《醉翁亭记》以传远，遂迂道访颍与苏轼重逢。留颍期间，苏、刘相谈甚欢，苏轼特为刘景文撰诗六首。诗文之中，苏轼与挚友重逢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相看握手”，暖意融融，“千里一笑”，尽在不言中。故友重逢，恰在故地（欧阳修晚年在颍州归养，苏轼二次赴杭前曾专来拜访），又是对先师敬表尊意，此时欧阳修的三子欧阳棐（与苏轼儿子苏迨是儿女亲家）、四子欧阳辩也刚巧居颍，整日朝夕相处，诸君相遇，情谊交融，苏轼对王诏所请欣然允诺。苏轼草书《醉翁亭记》

2022-09-22
执中行权与孟子说《诗》

会议论文

＜正＞自古论孟子《诗》说者甚众,除注经之外,近世多从文艺学或者说诗学角度立论;本文则转换视野,从其思维方式入手,探讨其之所以如此说《诗》用《诗》的原因及其本质,希望借此使人们对孟子《诗》说有更深入的理解。

王以宪

2007-09-01
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

学术论文

本文依靠北宋中后期的历史背景,以儒学复兴的演变、南北地域文化的冲突、士人心态的衰变及诗歌风格的流转为主要线索,对此期的贬谪与文学间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全文共分八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概述党争与贬谪关系。首先揭示党争的学术动因,指出王氏新学与以洛学为中心的北方学术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双方的学术歧异决定了新旧党争的不可调和,最终造成愈演愈烈的局面。其次将北宋中后期分为熙丰、元祐、绍圣至徽宗朝三个阶段,对每一阶段的党争与贬谪情况分别加以论述,勾勒出相应的历史轮廓,以为后面的展开张本。其三则主要从制度层面对被贬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加以描述,揭示党争愈烈而贬谪日重的状况。第四节则从文化角度揭示出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的心态的内敛趋势,而贬谪则是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这直接影响到北宋晚期的诗歌风格。第二章论述熙丰间的贬谪与文学。第一节首先对“道”“势”关系进行探讨,王安石主政使王氏新学由民间学术的“道统”上升为“政统”,从而与朔学、洛学、蜀学等民间学术重新形成对立关系。第二节对司马光等元老重臣的文化心态及文学创作加以分析,认为其退守洛阳等地主要表示一种对抗新法的姿态,其创作的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第三节从三个方面论述贬放地方的士大夫的创作,揭示出他们心忧天下而又欲归隐林泉、依傍王权而又欲疏离王权的心理矛盾。第四节分析贬谪士大夫与园林组诗间的关系,指出宋代士大夫的内倾心态造成了其审美趣味的幽细玲珑,而贬谪际遇使其更乐于面对池榭亭台等安静幽闲的园林意象,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园林组诗的繁荣。第三章论述乌台诗案与苏轼、苏辙之贬。首先对乌台诗案的文化内蕴加以剖析,指出乌台诗案乃是文化专制、春秋笔法与苏轼的自由人格激烈冲突的结果,其后结合文学创作及交游情况对苏轼贬谪际遇下的心态嬗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其贬后心态大体经历了苦闷超越、幻灭、归真四个阶段,而其生存哲学及文学观念则是“随物赋形”。苏辙贬谪期间所奉行的乃是“省之又省”的老子哲学,这一方面是其生存哲学,同时也成为文学观念,它与李翱的“复性论”一起,对苏辙贬谪筠州期间的文学创作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第四章主要探讨元祐贬谪与文学。首先对元祐更化的文化原因及这一阶段的党争特点加以剖析,指出元祐更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南北地域的文化冲突,旧党对儒家价值的执守造成对新党批判的泛道德化。第二节对车盖亭诗案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新的清理,以求更深刻地揭示新旧党争的复杂性。第三节论述元祐更化对新党的打击,他们既有失落与反思,也有愤恨与忧惧,其诗歌创作呈现出政治重压下的平淡风格。第四节则对洛蜀党争进行分析,指出旧党虽然掌握政权,实际上承受着内部斗争及新党可能复辟的双重压力,与新党相比,有着更为深重的忧惧心态,表现为诗歌创作同样呈现出平淡风格。第五章共分三节,首先概述徽宗朝的政治状况及士人人格的蜕变,指出党争的加剧造成了三代理想的破灭及士风的整体堕落,这促使置身贬谪中的士人对新党、新学乃至儒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士人思想变化的总趋势是转向内在,皈依佛禅,居士文化大行其道,这在被贬士人那里有着突出的表现。本章以郑侠、陈瓘、邹浩、苏辙为例,对居士文化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析。第六章主要分析苏轼、黄庭坚贬谪际遇下的心理矛盾及通常被忽视的性格侧面,以深入揭示贬谪与其心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文化人格的本质。苏、黄晚年都追求平淡诗风,却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苏轼之平淡主要是其随缘任运的生命哲学的外化,黄庭坚之平淡主要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儒家诗教的体现。尽管有这样的不同,二人的平淡追求本质上都标志着生命激情的消颓及时代精神的没落。第七章与第八章具体论述苏门成员及元祐老臣贬谪际遇下的心态特征及创作变化,在描述其创作个性的同时揭示其创作共性,以深入探究其审美追求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北宋中后期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第九章主要论证北宋后期诗歌的发展趋势。首先分析苏门贬谪际遇下的交游情况,尤其具体分析苏轼与黄庭坚交游的不同特征,以揭示二人对诗坛的不同影响及双方地位沉浮消长原因。其次考察贬谪与江西诗派兴起之间的关系,联系北宋后期回归儒学的学术思潮,以潘大临与陈师道的诗学选择为例,说明为什么是黄庭坚的创作观念及创作模式最终成为诗坛主流。

吴增辉
探访徐州五大名楼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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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新任江苏省委书记李强讲话时，提到了苏东坡在杭州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在徐州治理黄河、修建黄楼，他在讲话中还提到了徐州的五大名楼。李强说，离开浙江前，我又到杭州西湖的苏堤上走了一趟，这是苏东坡在杭州知州任上为疏浚西湖修筑的一条长堤，今天已经成为西湖十景之一。而在江苏徐州有一座黄楼，也是当年苏东坡在徐州知州任上治理黄河决堤后修筑的，今天已经成为徐州五大名楼之一。我讲这“一堤一楼”，主要是提醒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踏上江苏这片热土开始，我就是江苏人了。我将把江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勤勉履职、脚踏实地、扎实工作，努力用实干托起我们共同的梦想，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徐州的五大名楼都是哪里？许多老徐州都能如数家珍：五大名楼即彭祖楼、霸王楼、燕子楼、奎楼、黄楼。俗话说“走进徐州城，景致数不清。五楼二观八大寺，七十二庵布其中。”昨日，记者联系了我市几位知名学者，探访徐州五大名楼的前世今生，和流传久远的一些故事。汉风：五大名楼都和名人有关系徐州历代应该有很多有名的楼，但为什么只有彭祖楼、霸王楼、燕子楼、奎楼、黄楼这5座楼名垂千古？我市文化学者、彭城书院院长汉风认为，因为这5座楼跟徐州的5位名人有关系。彭祖姓篯名铿，因建国于彭，被称为彭祖。“他是徐州这个城市文明的开创者、缔造者，是这个城市的根，所以后人为纪念他建造的彭祖楼，将其列为五大名楼之首。”汉风称，“项羽在徐州建造了西楚故宫，也就是他的王宫。建于唐代的燕子楼因为关盼盼而流传千古。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有义’的人，一个是‘有情’的人，说明我们徐州人自古就有情有义。”“黄楼是宋代苏轼所建，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至今徐州还有很多苏轼的遗迹传说，也说明了百姓对他的景仰之情。”汉风称，奎楼应该建于清代，“徐州自古崇文尚武，清代也出了一个状元李蟠，建设徐州的奎（魁）楼，说明百姓希望这座城市文气绵延不绝，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李世明：徐州其实有两座奎楼我市文史学者李世明认为，徐州应该有两座奎楼，一座位于快哉亭公园，一座位于河清路附近。因为徐州市的文庙建在河清路现在徐州二中的位置，奎楼也称魁星楼，河清路的奎楼是文庙的配套建筑。“我小时候还有印象，当时文庙有个九龙壁，那处奎楼距离九龙壁东南不远。”李世明称，文庙始建于宋代，元代毁于战火，明清两代由于黄河泛滥而遭受破坏,曾多次重建。至于快哉亭公园的奎楼历史，李世明认为此楼应该建于清代。因为徐州城南门位于现在的泛亚大厦附近，明万历42年（1614年）,东南方向奎山塔于1606年落成后,奎山名声大振，而改南门名为奎光门。之后在附近又建设了奎楼，又称魁楼、魁光楼。刘永钧：存有四大名楼的老照片2009年，我市老艺术家刘永钧创作了“地图画”作品《曙光初照古彭城》，当时为了创作，他参考了几份老地图、很多文史资料和老照片，至今还藏有数百张老徐州的电子照片。“除了彭祖楼，其余4座名楼，我小时候都见过。”打开电脑，刘永钧找到了霸王楼、燕子楼、奎楼、黄楼的照片。其中一张霸王楼的照片上还有“徐州市委宣传部暨市文工团全体同志合影留念1950.6.2”字样，说明1950年6月霸王楼还存在。刘永钧介绍说，霸王楼位于现在彭城壹号最北侧，一幅老的《徐州府衙图》上就画有霸王楼。在他印象中，霸王楼应该拆于上世纪50年代。一幅标注有“黄楼”字样的老照片，刘永钧称，这其实应该是奎楼。在他的记忆中，当时河清路文庙南面有泮池，奎楼就位于泮池边。刘永钧介绍说，徐州有名的楼还有彭城路的鼓楼，与河清路的奎楼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拆。张士魁：《徐州府志》只记载3座楼现已退休的原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士魁认为，《徐州府志》上只载有彭祖楼、燕子楼、黄楼3座楼的资料，他经过考证后认为颇有道理，因为黄楼上承载霸王楼，以后又被后人附会称为奎楼，其实奎楼就是黄楼。“苏轼拆除霸王楼建设了黄楼，说明霸王楼从宋朝苏轼始，就已经不存在了。”张士魁介绍说，宋代的时候，徐州府辖彭城郡、古邳郡、兰陵郡等9个郡，苏轼建造黄楼后，在黄楼内大摆鹿鸣宴，为科举考试中成绩好的州郡贡士们庆贺，后人就将黄楼附会称为魁楼。何为“二观八大寺”？张士魁教授称，道家之观，在徐州寥若晨星，其中有点名气的，一处叫真荣（一说真武）观，在原第四中学附近；一处称凌霄观，在今苦水井一带。徐州的寺庙较多，但具有一定规模与影响的，只有8处，被市民称为“八大寺”。其间，有以建筑材料的品种命名的，如铁佛寺、石佛寺；有以佛像姿态命名的，如卧佛寺；有与佛教历史、佛家习俗有关的，如来佛寺、太平寺和慈云寺。此外还有一座白云寺。另外，庵在徐州很多，如千佛庵、大士庵、铁刹庵、大渡庵、广渡庵、送子庵等，说徐州“七十二庵”实不为过。彭祖楼徐州古称彭城，已有6000年灿烂文化。尧帝时建大彭氏国。有2500多年建城史，是江苏境内最早出现的城邑。夏禹治水时，把全国疆域分为九州，徐州即为九州之一。彭祖楼原来位于徐州城东北隅，又叫彭祖祠或彭祖庙，是为了纪念彭祖而修建。北魏时徐州刺史元延明将它迁建于城垣东北角上。此楼恰好在汴泗之交汇处。登上此楼，可环顾远处的山峰。彭祖楼下有彭祖墓。现在淮海食品城的彭祖楼是彭城饮食文化娱乐村的标志性建筑，占地78亩，主楼五层，附楼二层，框架结构。霸王楼公元前206年，项羽灭秦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建立了西楚故宫。传说当年项羽所建的霸王楼就在西楚故宫内，位于今天的“彭城壹号”附近。唐、宋两代，西楚故宫成为当时的刺史衙门。当年苏轼在徐州为官时，为表彰徐州人民奋勇抗洪的精神，拆除了西楚故宫，用这些建筑材料新建了黄楼。清代这处大院又成了徐州府衙所在，并重修了霸王楼。解放前有一段时间，这里是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学楼。1948年12月徐州解放，这座千年古院便成为徐州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办公地点，而且办公室就设在霸王楼上。燕子楼关盼盼去世于公元820年，生前曾在燕子楼度过10年。燕子楼原为唐朝贞元年间，武宁节度使张愔为其爱妾、著名女诗人关盼盼所建的一座小楼。张去世后，关矢志不嫁，在燕子楼中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张仲素和白居易为之题咏，遂使此楼名垂千古。唐景福二年（893年），徐州行营兵马都统时溥兵败于朱温，登燕子楼自焚而死。此后该楼屡废屡建，抗日战争时期被占领军拆为平房。1985年方才得以重建于现址。燕子楼两面临水，掩映在树木花丛之中。楼二层，飞檐挑角，花棱雕窗，造型别致。楼内陈列着红木家具，悬挂着赵朴初题写的白居易咏燕子楼的诗句。黄楼黄楼，现位于黄河南路、庆云桥东的故黄河南岸大堤，是徐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黄楼始建于宋神宗熙宁10年（1077）秋，徐州古名彭城。其“势如仰釜”，头顶故黄河，历史上屡遭其害。熙宁10年7月17日，洪水自曹村决堤，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满溢，8月21日水汇于徐州，城下水深达2.8丈，上任伊始的苏轼亲至武卫营调兵遣将，筑堤御洪；城中百姓也纷纷投身抗洪救城。苏轼住在城上临时塔建的草庐里坐镇指挥。至10月上旬，洪水终于退去。为镇水患，苏轼又兴土木建造黄楼，黄楼利用废材所修建，是官员爱民节用的标志。苏轼来徐州任知州，因建造黄楼缺少材料，将西楚故宫拆除，在城东门建造两层高楼。他在答范纯甫诗中有：“重瞳遗址已尘埃，唯有黄楼临泗水”之句，即指此事。正所谓“先毁王霸之堂，以绝淫逸；复整弃用之材，以节库银。”此楼于神宗元丰年（1078）告竣，因五行中土能克水，楼外四壁涂以黄土，取名黄楼。楼中树《黄楼赋》碑，苏辙撰赋，苏轼手书，毕仲询篆额，堪称“三绝”。1988年新建黄楼落成，“三绝”碑历经劫难，复立于楼中。但黄楼上的《黄楼赋》碑已非苏轼真迹，估计是明清两代人重刻的。2007年，黄楼进行改造，黄楼公园面积在原来的5031.34平方米的基础上，增加了995.2平方米。徐州与杭州因苏轼而结缘,西湖和云龙湖是杭州、徐州两地政府缔结的姊妹湖，黄楼和苏堤是两地地标级建筑物，遥相呼应。奎楼奎楼，俗名拐角楼，又名魁星楼，位于快哉亭公园，为徐州五大名楼之一。魁星是汉族民间信仰中主宰文章兴衰的神，在儒士学子心目中，魁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奎楼具有浓厚的汉族民族风格和地方文化特色，是灿烂的汉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魁楼祀魁星，为文人崇祀之神。按星宿分野，徐州与二十八宿的魁星相应，东汉纬书《孝经援神契》中有“魁主文章”之说，后世附会为神，建魁星阁并塑神像以崇祀之，视为主文章兴衰之神。

2016-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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