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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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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主谓谓语句研究

学术论文

主谓谓语句是汉语独具特色的一种句型，具有较强的造句功能。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说：“主谓结构可以作谓语是汉语语法的一个明显的特点”，主谓谓语句“是汉语里最常见最重要的句式之一，应该看成正好跟‘主-动-宾’相匹配的基本句式”，因而很有必要对这种句式作全面的分析。目前关于主谓谓语句的研究过多地关注于汉代汉语，对于古代汉语中存在的主谓谓语句研究甚少。故本文以《左传》中的主谓谓语句作为研究对象，我们采用了多角度观察和多角度分析方法，既描写了句法结构关系，又分析了语义结构关系，这就可以使我们较为全面地认识这一重要句式。关于主谓谓语句的句法结构，我们详细地描写了构成这一句式的大主语、小主语和小谓语，指出其构成成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关于主谓谓语句的语义结构，我们根据各成分间的语义关系，分为了三种类型，对每一种类型都作了具体的分析。本文提供了较为翔实、全面的语言事实，对《左传》乃至古代汉语主谓谓语句的研究具有语料价值和理论价值。

苏延烨
许渊冲“三美论”观照下的宋词英译研究——以《宋词三百首》英译本为例

学术论文

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是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扬弃和发展。“三美论”，即意美、音美、形美，是许渊冲翻译古诗词的审美标准，这一标准在其唐宋词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广为使用。　　宋词英译是许渊冲古诗词英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许渊冲的“三美论”为理论基础，借助文体学的相关概念来具体阐释“三美”，目的在于检验许渊冲翻译的《宋词三百首》是否实现了意美、音美和形美。通过分析许渊冲在《宋词三百首》中的宋词翻译实践研究，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对译本作细致深入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三美论”对宋词英译的指导意义。文学翻译说到底是一种审美活动，再现乃至能动地表现原艺术品的美学内涵是这一审美活动的根本属性。　　本文将许渊冲的“三美论”在许译的《宋词三百首》英译本中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宋词三百首》的翻译中，“意美”和“音美”传达得较好;“形美”次之;“三美”齐备的译文较少。　　许渊冲的译论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和创新的特点，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不失为自成一家之言的译论。他的文学翻译理论因来自其实践，因而对宋词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较强的可操作性。

李丹
“大家”齐聚畅谈三苏的家国情怀

报纸

6月8日，“传承三苏家风涵育家国情怀”研讨会在我市举行。时值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莅眉视察一周年，本次研讨会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与会嘉宾围绕“传承三苏家风涵育家国情怀”主题，深入研究阐释三苏家风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积极探讨推动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方法路径。研讨会上，四位学者的主旨报告引人深思，“一门三父子”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优良家训家风打动了全场嘉宾。□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林琳/文廖波/图陈才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宋代蜀人赵夔在《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序中写道，诵东坡先生诗文，“其初如涉大海，浩无津涯，孰辨淄渑泾渭，而鱼龙异状，莫识其名，既穷山海变怪，然后了然无有疑者”。6月8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才智现身研讨会，以《自江而海，从家到国——走进如海的苏东坡世界》为题，作了主旨演讲。陈才智在现场引经据典畅聊三苏家风传承与苏东坡的家国情怀的联系时，从苏东坡接受的家庭教育谈到他的家风传承又如何影响了这千年以来的中华文明。陈才智在“苏海”拾起一片片闪耀着智慧光辉的“贝壳”，为大家徐徐展开了一幅完整无瑕的“苏门家风”画卷。“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陈才智说，就传承三苏家风、涵育家国情怀而言，苏轼接受并传承的家庭教育的经验，家国情怀与教育理念、实践的影响，早已超越一朝一代，随着其浩荡的才情、渊博的学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与宝贵财富，就像大海一样，吸引着每一位“苏粉”。谈到家风与国风、家事与国事的联系时，陈才智表示，宋代家族多以文学世家而知名，或处于文坛中心，或与文坛中心人物交往密切，创作风尚与家族文学息息相关。家族因血缘、地域和师承等多层关联，对宋代国家层面的文学和学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整体效用。陈才智在研究中对苏轼家风传承的经验，以及教育学理念和实践上的贡献进行了思考。他说：“今天，对于传承三苏家风、涵育家国情怀而言，苏轼接受的家庭教育的经验，家国情怀与教育理念、实践的影响，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与宝贵财富。在数字化时代里，在后现代语境中，一代坡仙参与今日社会的可能越来越多。”陈才智相信，站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之下，苏轼与苏轼研究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突破之机，“这位千古英雄其人其文的魅力，也将获得新的理解与认知。”李公羽家风建设是家国情怀的重要根基主旨演讲中，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高级编辑李公羽着重探讨了如何“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他认为，良好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家国情怀的重要根基；家国情怀是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李公羽表示，中国有三苏，主要是苏氏家庭世代传承的家国情怀和人生态度，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文明培养出来的”，体现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例证。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强调“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深刻背景。什么是家国情怀？李公羽说，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之一，是一个人从家庭角度出发，对自己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归属感和使命感，是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与责任的集中体现。家国情怀的基本内涵立足于诚信、修身、齐家，其理想追求定位为治国、平天下，其行为规范包括自身修养、涵育家风、孝敬慈爱、敬业明德、爱国奉献、天下为公等。新时代家国情怀是青少年成长、人才培养、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基础，是增强民族自信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内在动能，也是面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应当具有的民族姿态与共同价值。李公羽认为，学习传承三苏文化重在涵育家国情怀。他说，三苏的世界，既有仰望星空的哲理思考和审美享受，又有脚踏实地的治国理政理论和从政实践，生动体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苏氏家庭家教家风的养成与传承，对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启迪和激励警示作用。“今天，我们注重家风家教，古为今用、成风化人，能更好地涵养浩然正气、滋养百姓精神、培养子孙后代。”李公羽认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以三苏家风家训为榜样，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与国家休戚与共，以天下为己任。同时，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三苏文化代表和含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舒大刚“利民”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三苏父子，特别是苏轼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价值也是多方面的。研讨会上，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儒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舒大刚以《人本、情本、民本苏轼的家国情怀》为题，从“人本”“情本”“民本”三个维度，解析了苏东坡的家国情怀——人本，即苏东坡的宇宙观，坚持以人为中心，注重人的修为。情本，就是苏东坡的人生观。舒大刚直言，苏东坡判断是非，讨论政事利钝，常用是否合乎“人情”做判断，而这个“人情”正是“民情”。民本，则是苏东坡的社会观。苏东坡认为“民命是天命之本”，他推崇“天下为公”，认为良好的政治就是天下为公，寻找“政权”与“民权”间的最大公约数。“苏东坡认为，‘德政’不是空头、虚伪的，而是要‘利民’。”“苏轼一生都持传统的民本思想，在世界观中他是‘人本’主义的，在政治观中他是‘民本’主义的，在个人性情论上他是‘情本’主义的。同时，其留下的影响深远的‘东坡精神’，其内核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在国家治理、社会管理和个人价值观培养的各个层面，都能给予人启发。”舒大刚说。在民本思想上，苏轼坚持“人为道本”“民命即天命”“民为邦本”“利民即德政”“皇极即民极”，这些传统的民本思想做统率，苏轼在从政治理方面能更多地考虑民众利益，尽可能地为民办事。“苏轼虽然一生几经贬谪，真正为民办实事的时间和机会不太多，但是他到各地都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革除积弊，政绩斐然，深受爱戴。”舒大刚说。舒大刚说，苏轼是一位才情与见识俱佳的奇才，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具有完善的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等“家国情怀”，其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重视人、情、民，体现了其集人本主义、情本主义、民本主义于一身，这是他获得最广泛认可和尊敬的根本原因。正因如此，苏轼才取得了超越时代、超越阶层的巨大成就。因为只有人民才是永恒的，为人民谋福利才是真正的成功；也只有做人民的朋友才具有永恒的口碑，才会获得不朽的英名。潘殊闲领导干部要以“清廉东坡”为榜样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潘殊闲在研讨会上以《家风熏育下的民本情怀》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介绍了家与国的逻辑关联，“家与国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但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却是紧密相连的一组关系，它们之间的任意组合，都是相通的。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家是社会文明的细胞，是文明国家的基础。”潘殊闲说，苏氏家风是三苏前后几代人在家庭内部形成的一种具有苏氏特色的为人、为事、为生、为学、为家的风格与风尚。苏氏家教更多的是身教，是一种道德文章的积淀与熏染，是崇教崇礼崇仁崇义的具化与践行。有零星的诫子篇札，无长篇的家训专著，但这丝毫无损苏氏家族的道德高度。潘殊闲在演讲中谈到了“女性在家风建设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对苏氏家族来说，程夫人是苏氏家族见诸记载的第一位知书达礼的才女，在苏氏家族的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影响。程夫人本身受过良好教育，“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她不仅为苏氏家族生养了苏轼、苏辙，带来了家族的繁盛，而且还以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担，帮助丈夫卸掉治家治生的烦恼而得以安心向学，使丈夫二十七岁之后尚能发愤图强而终成大名。潘殊闲对三苏家风和“清廉东坡”作了当代阐释。家与国的关系，实际上是小与大的关系，是点与面的关系。家道与国道、家运与国运紧密相连。没有良好的家风，难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难以培养有益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栋梁之材。这就是典型的修身、齐家、治国的家国同构观。在潘殊闲的心目中，苏东坡博学多才、博爱谦逊，有民本思想，关心困难群体，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其丰富的阅历和人生，“清廉”的人格魅力，展现出了浩然正气。而这样的苏东坡，给当下的人们带来了很多启示。潘殊闲寄语领导干部：“要做知识型官员、学习型官员，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这样就可以使自己视野宏阔，拥有大境界、大气魄、大格局。要努力做清官，做有责任、有担当、爱民惠民的好官。要敬畏天地、敬畏自然、敬畏科学、敬畏法律、敬畏生命。要有事业良知、家庭良知、社会良知。要慎独、慎交、慎得、慎名。”

林琳文廖波图陈才智

2023-06-09
苏轼在惠州

报纸

1094年9月，苏轼经过大庾岭，踏上贬地惠州。这是他生命中“三州”的第二个。这个遥远的地方让他快乐如神仙。惠州原来那么亲切那一年，章惇为相，苏轼是他第一个开刀的对象。可叹啊，章惇还是苏轼的故交，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敌不过权力的支使。一开始，他被贬到广东英州做太守，半个月后，官职降了一等。等去到南京，第三次降官，改派到惠州做一个司马。那是无数人谈论中瘴疫横行的地方。一千五百多里的路程，况且所去的是闻者色变的地方，苏轼打算一个人去的，把家眷全部留在江苏宜兴家里，不想连累他们。但是家人死活不依，没有人照顾，谁也不放心。最后，在家人的泪眼相送下，苏轼只带了小儿子苏过和第二任妻子朝云。一路担惊受怕，但总算比预想的要顺利，终于来到了惠州。当时的惠州自然是穷地方，但目及之处，北方草木已经开始凋零，这里却依然满目苍翠，花红柳绿，水果挂满枝头。多么神奇的南方！苏轼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看见了满山满坡的橘林，橙红色的橘子到处都是；他第一次看见了高大的甘蔗，飒飒迎风；他第一次看到了芭蕉树，一串串饱满的蕉果垂吊着；他第一次看到了密不透风的荔枝树……城下，宽阔清澈的河流逶迤流过；城墙北望，罗浮山和象头山高耸入云。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太美了！看来老天还是眷顾啊！苏轼暗暗欣喜，黄州四年，他从不习惯到爱上，到忍痛离开，想不到很远的惠州，同样没有让他失望。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的老百姓听说苏轼来了，都跑来一睹诗人的真容。这让苏轼有点措手不及，毕竟戴罪之身，却受到一城百姓欢迎，好像回到家乡一般。更让他感动的是，惠州四周有五个县的太守，都不约而同地来和苏轼结交，对这个杰出的诗人，他们仰慕太久，根本没想到能有朝一日可以和他近距离接触。这些太守送酒送肉送米，隔三差五的来看望苏轼。其中，惠州太守詹范和博罗县令林抃来得最勤，成了苏轼最亲密的朋友。詹范每隔几天，就带着他的厨师，带着食材到苏轼家里做菜。而千里之外，苏轼的朋友们更是时刻关注着他，有些举动疯狂得不可思议。杭州僧人朋友参寥、常州的朋友钱世雄，担心苏轼在南方的境况，不断派人给他送来药物、食物，当然少不了嘘寒问暖的书信。在宜兴的儿子收不到父亲的音讯，十分着急，却又无可奈何。苏州一个姓卓的佛教徒听说了，赶过来安慰苏家孩子：你们不用担心，惠州能有多远啊？它又不在天上，只要走肯定能走到。他不是说好话而已，而是收拾收拾就出发了，果真是走到两脚长满厚茧，终于到了惠州，替苏家送信。道教朋友吴复古在两年的时间里，充当信使，在惠州和弟弟苏辙任职所在的高安两地来回跑。同乡好友陆惟谦走两千里路，就为了来惠州看他。一方面是老朋友的惦记，一方面是新朋友的关心，苏轼初到惠州，竟感到无比亲切，一点也没有陌生感。之前的些许担忧，早就一扫而光。美食让苏轼如此可爱苏轼是个吃货。有人说，要不是有美食的爱好，苏轼不一定能挺过那么多难关。这样的说法当然有道理，一个乐观的人，总能在黑暗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在黄州，苏轼吃猪肉吃得不亦乐乎，还写了不少关于猪肉的文章，有模有样地教别人怎么煮鱼等。来到惠州，他的味蕾有没有新的收获？苏轼首先发现了一种让自己欲罢不能的美酒——桂酒。有人说桂酒是苏轼发明的，事实上应该不是，只不过是他在跟别人吃饭的时候偶然发现罢了。苏轼去世以后，两个儿子经常被人问到他父亲制酒的方法，尤其关心桂酒。两个儿子都会哈哈大笑，二儿子苏过说：“先父不会制酒，他只是爱好，尝试着做过一两次而已。桂酒呢，尝起来就像屠苏酒一般。”苏轼还自己做了橘子酒和松酒，估计还有其他酒。他曾经在一首诗前的小序说他一面滤酒，一面不断地喝，结果酒没滤完，人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了。感觉苏轼就是爱喝酒，并没有很深刻地去钻研，不过是外行中的内行吧。在黄州的时候，就有人因为喝过他做的蜜酒，结果可怜地拉了几天肚子。关于酒，苏轼写了至少五六篇关于酒的文章，什么《东皋子传》《酒颂》等。有一天，弟弟苏辙收到苏轼的信，看得他哈哈大笑。他这个吃货哥哥，在信里描述了烤羊脊的发明。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漉出。不乘热出，则抱水不干。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燋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刍豢，没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戏书此纸遗之，虽戏语，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虽然隔了上千年的时空，我们再看这封信的时候仍然会忍俊不禁。苏轼真是太可爱了，看到街上有人杀了一只羊来卖，不敢跟着官爷们买肉，于是让屠夫帮留着羊脊骨，然后大写特写怎么烤羊脊骨，大写特写怎么啃羊骨头……最后一句最让人喷饭：则众狗不悦矣。跟狗抢骨头吃，狗们当然不高兴了。更有意思的是荔枝。从北方来到惠州，各种水果让苏轼吃得很欢，荔枝又特别让他期待。结果第二年，成熟的荔枝可就让他“大开杀戒”了，大吃特吃，实在美味啊。但解了嘴馋，却苦了身体——他毫不掩饰痔疮的痛苦！想想他写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管是不是夸张，吃得很多是肯定的。但凡吃货，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苏轼自然也不例外。为惠州做了很多事来到惠州，苏轼要比当初到黄州时手足无措好多了。他很快就“鸡犬识东坡”。这是他自己写的句子——连鸡犬都认识自己了，骄傲吧！能“鸡犬识东坡”固然可喜，如果没有个人魅力，迟早也会变成路人。但苏轼就是苏轼，尽管来到惠州的他已经没有什么权力，就是一个普通国民而已，但是为当地老百姓谋福利，他依然认为是自己的责任。一个伟大的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心怀众生。1096年元旦，博罗县城发生了火灾，整座城付之一炬。重建这座城镇是当下最大的事，官府自然会考虑，但苏轼特别担心地方政府会征用物资民工，这样会对老百姓造成巨大的压力，又变个法子来剥削百姓。他心急如焚，指出“灾民又甚于火灾”，给当地政府提出相关建议。结果，当地政府也向朝廷呈请，很让苏轼欣慰。苏轼又做了一件令当地人极为感动的事——把无主野坟的骸骨集中到一个集体公墓。这些死者不是平民，就是兵卒，他希望死者安息。安葬以后，还亲笔写了一篇祭文。在此之前，有谁会去关心这些事呢？这件事让苏轼的名气在当地一下子又提升了好多倍，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圈粉无数。有一次，一位太守朋友移任，苏轼去送行。对这个朋友，他推心置腹，说太守要做得好，关键在于“使民不畏吏”。百姓害怕你，还怎么当父母官？他建议这个朋友可以推广他发明的“浮马”，可以让农民在插秧的时候又方便又省力。事实上，他在给其他朋友写信时，也经常提及到“浮马”，希望大家都来推广。尽管他不是太守，没有话语权，如此积极的心态也足以让人佩服。当时，广州有瘟疫流行。太守王古是他的朋友，于是苏轼给王古写信，提议筹备基金，以此来创立公家医院。这样的思路，苏轼以前在杭州就已经用过，很有效。多少年过去，我们再看苏轼的思路，是不是想到了今天咱们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每个时代都不缺为民着想的英雄，这就是华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理由！苏轼不仅仅想到建医院，他还思考了疾病之源。感觉跟饮水有关，当时广州人喝水是个难题，缺水，饮水不卫生，这都是瘟疫流行的一个原因。苏轼于是向王古推荐一个道士，这个道士有一套引山泉水入广州城的完整计划。建大水库，用大竹管做水管，引水流入城里。那么操心广州城的饮水，苏轼却让王古千万不要说是他的主意，因为当权派厌恶他。可惜这个计划最终也没能实现，因为王古不久因为“妄赈饥民”之罪被革职。唉，一声叹息！不过像这样经过苏轼嘴里出来的建议，最终不了了之的事应该很多。为什么？他心胸开阔，心怀众生，为民之心从来没有断过。但苏轼是戴罪之身，又有多少人敢采用他的建议？就在苏轼非常享受在惠州的神仙生活，以为会在那里安度晚年的时候，他又被贬谪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次是更加偏远的海南儋州。那时候，他的新居刚刚落成两个月。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写，苏轼藏不住安逸的心情，写了两行诗。描写春风中酣美地午睡，一边听房后寺院的钟声。结果他的敌人章惇看到后，幽幽地说一句：“噢！原来苏东坡过得蛮舒服！”于是眼睛一眨，轻松地颁发了新贬谪的命令。

■记者黄梦帆

2021-12-22
金元明各代词人追摹及次韵李白词初探

会议论文

几年前,笔者曾撰文考察宋代词人对李白词的追摹次韵的创作情况,从创作实践这个层面凸显出李白词在宋代的广泛传播及其对宋代词坛的深远影响,以及宋代词人对李白词的接受、认同和追摹的事实。那么,李白词在宋以后的各代词坛上其传播接受情况又如何呢?换言之,金元明清各代词人是否也有对李白词的追和次韵或模拟创作呢?当时限于精力和篇幅,笔者未能就此问题继续进行考察,时隔数年之后,借参加"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六

刘尊明

2014-09-01
杜甫拗体诗研究

学术论文

杜甫是第一位大力创作七言律诗的诗人,对七律这一体式的形成和演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就斐然。拗体诗是杜甫七言律诗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杜诗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领域。杜甫的拗律以拗折之笔,写艰涩之情,夐然有独往之致,形成了杜甫七律一体的另一个成就。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缺少对杜甫拗体诗系统的研究,拗体诗数量问题也是众说纷纭。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杜甫拗体诗的数目做出了明确的认定,并对其认定的依据进行详细的论述,以及对于杜甫拗体诗内部的规律和其发展演变作出细致地分析。全文共分四章。首先是绪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及研究背景和己有的相关成果。还对古体诗、律诗、拗、救等基本概念进行简要的介绍。第一章进行杜甫拗体诗的辨析,拗体诗与古体诗、“入律的古风”辨析,把拗体诗与之区分开来,明确拗体的范畴。第二章进行杜甫拗体七律的认定,首先明确杜甫的拗体诗一般仅涉及七律的问题,然后在杜甫所有的七言八句诗中把杜甫七言律诗与非七言律诗分辨出来,改变了学术界一般直接从浦起龙分好的151首杜甫七律来探讨拗体诗的情况,使下面对拗体诗的分析更加的准确详尽。在确定了杜甫七言律诗数目的基础上进行杜甫正格七律与拗体七律的认定,层层剥茧般地逐步分析,根据拗救、失粘、地名出律、声调等方面确定拗体诗的最终数量为31首。第三章讨论杜甫拗体诗的规律,从声韵方面和创作方面阐述拗体诗的一些规律性特征。第四章讨论杜甫拗体诗的发展及影响。从安史之乱爆发之前,任职左拾遗到贬官华州期间,蜀中草堂,夔州到晚年漂泊时期四个阶段论述拗体诗的发展。从唐代和宋代两个方面论述拗体诗的影响。

牛睿
唐文学家吴少微及其后世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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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民徽州在唐代（时称歙州）出过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叫吴少微，休宁县人。对中国文学史稍有了解者都知道，初唐时期有过一场文学复古运动。如果说陈子昂是这场运动的提倡者，那么，吴少微和富嘉谟则是文学复古的率先实践者和开山祖。他们用新式散文取代六朝骈文的大胆尝试，对后世的古文复古影响至深。盛唐时的散文家萧颖士、李华、元德秀、元结，中唐时的独孤、梁肃、韩云卿、韩会等人，无不受吴少微、富嘉谟创造的“吴富体”（也有称“富吴体”）的影响，以至中唐时出现了韩愈、柳宗元，他们把文学复古运动推向了高潮。人们熟知的唐宋散文八大家是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八人，他们的文风实际上以“吴富体”为宗。富嘉谟（？—706），唐代雍州武功（今陕西武功）人，唐代散文家，与吴少微同朝为官，相友善。今主要撰文谈谈吴少微和他的后世子孙。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学大辞典》对吴少微有这样的记载：唐散文家。新安（今属河南）人。曾举进士，任晋阳县尉。神龙年间，为左台监察御史。时卧病洛阳，闻富嘉谟卒，乃作《哭富嘉谟》诗，亦恸绝而卒。与晋阳尉富嘉谟、太原主簿谷倚，同以文辞鸣世，人称“北京三杰”。为文与嘉谟均以经典为本，雅厚雄迈，号“吴富体”。原有集，已佚。《全唐诗》存其诗六首，《全唐文》存其文六篇。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九〇、《新唐书》卷二〇二。吴少微能入传《旧唐书》和《新唐书》，足见他非同一般。有关典籍上言吴少微为“新安”人，这“新安”实为唐歙州休宁县。泱泱大国中以“新安”名地者多，民国以前学人著述讲不清“新安”究竟在哪里，尚可以理解，而时至公元2000年出专业辞典，仍将“新安”误注为河南省属下的新安，实在不应该。歙州改徽州是在宋宣和三年（1121）年，徽州历代方志都有吴少微的记载。结合吴氏谱牒考得：吴少微，又名远，字仲芳，又字仲材，号遂谷，生于唐高宗龙朔三年癸亥（663），卒于唐玄宗天宝八年己丑（749）六月初七日，享年八十七，与夫人朱氏合葬休宁北郭外老柏墩。据吴氏宗谱载，吴少微的父亲叫吴义方，为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初唐之时，他以博学而闻名。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诏天下名儒讲学于歙州，吴义方参加了这一盛会，由于深为当地山水之美所吸引，回豫章后遂举家迁于歙州休宁县城西北向的石舌山。吴义方娶忠壮公之后程氏，生三子，伯太微，仲少微，季宝微。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春秋时代吴王吴寿梦第四子叫吴季札，史称“延陵季子”，是一个受中原文化熏陶较深的人，曾代表吴国出使文化发达的中原各诸侯国，和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叔向、子产、晏婴都有交往。季札死后葬上湖（今江苏江阴申港）中的小岛上，相传孔夫子因推崇季札之德，曾手书十字碑文：“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德”。吴人为纪念季札，在他墓旁建庙，世代祭祀。清同治十三年（1874），周长森为《新安昌溪吴氏太湖支谱》撰序称：“吴氏自太伯以下六十世始居新安。文惠公起于唐之盛时，文章勋业，彪炳当世。”吴氏迁新安始祖为吴少微之父吴义方，吴义方为吴季札六十世孙。唐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吴少微举进士，初授晋阳（今山西太原）县尉，当时文坛崇尚南朝浮靡文风，人们撰文赋诗均仿“徐庾体”（徐陵与庾信）为正宗，文辞华丽而骨气不振。吴少微诗文雄迈高丽，与以文名卓著的雍州武功人富嘉谟，一反流俗，为文雅厚雄迈，文风为之一变，受到时人推崇，被人称为“吴富体”。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吴富体”的代表作是吴少微的《崇福寺钟铭》和富嘉谟的《双龙泉颂》《千蠋谷颂》。这三篇文章，“词最高雅，作者推重”，因富嘉谟二文今已不存，吴少微的《崇福寺钟铭》（《全唐文》题作《唐北京崇福寺铜钟铭并序》），为“吴富体”代表作仅存之孤版。“崇福寺”在晋阳南五里，为唐代晋阳名刹，《崇福寺钟铭》是吴少微为“崇福寺”铜钟撰写的铭文，这篇铭文继承了先秦、西汉散文的写作特色，文字简淡清新、朴质幽雅，毫无雕琢和浮华；一反四六文固定格式，运用灵活多变的两字句、三字句和五字句，读起来节奏明快，起伏跌宕，语气浑厚雄迈，气势不凡。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因吏部侍郎韦嗣举荐，吴少微升任左台监察御史，该吴及后世因称左台吴氏。吴少微娶武阳公李大亮之女，生三子，长子吴隆术，次子吴巩，三子吴筠。三个儿子都很有出息，能继承家学，其中以次子吴巩为最，甚负文名。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曾任中书舍人。吴巩因以道德文章名世，被人誉为“人中凤凰”，遂将祖居休宁的石舌山改为凤凰山，莲池改凤凰池。与父亲相比，吴巩的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作过一首题为《白云溪》的著名五律，诗云：山径入修篁，深林蔽日光。夏云生嶂远，瀑水引溪长。秀迹逢皆胜，清芬坐转凉。回看玉樽夕，归路赏前忘。吴少微离世后，后人仍居休宁石舌山，左台吴氏子孙蕃衍，枝繁叶茂。据《左台吴氏大宗谱》载，徽州的左台吴氏苗裔有七十余支，总支的五大派，即莲塘派、金竺派、石岭派、城门派、丰溪派。在徽州的吴姓中，奉吴少微为始祖的十之占九。休宁商山吴氏、歙县西溪南、南溪南以及昌溪、汊口的吴氏均为左台吴少微之后。宋时，与朱熹同时代的休宁商山人吴儆和他的哥哥吴俯，文名极盛，时人将他们与北宋的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齐名，时称“眉山三苏，江东二吴”。据传，明末清初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吴三桂（1612—1678），近代直系军阀首领和著名的军事家、爱国者吴佩孚（1874—1939），晚清官员、学者、书画家兼民族英雄吴大澂（1835—1902），以及与曾国潘、李鸿章、左宗棠齐名官至四川总督的封疆大吏吴棠（1813—1876），他们都是吴少微的后世子孙，祖籍都在徽州。而据吴佩孚自己考证，他是吴姓开氏始祖吴太伯的121代嫡传裔孙。吴棠祖籍休宁商山，其高祖于明代中叶由休宁商山迁安徽滁州、定远、盱眙交界的三界（今属滁州明光市三界镇老三界行政村）。

2016-12-27
五代、两宋潇湘主题山水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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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两宋时期，以“潇湘”为题的山水画开始盛行，它涉及的画家之广、表现的形式之丰富，成为了这一时期山水画创作的重要表现主题和一种文化现象。以“潇湘”为题的山水画，其绘画样式和审美观念对这一时期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将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在五代、两宋期间，主要是基于：其一，这段时期是以潇湘为主题的山水画创作最为兴盛的时期。其二，这段时期正好处在具有独特历史性意义的文人画兴起的节点，其审美品格和绘画理念上极具开创性和实验性，在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具备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美学价值。其三，在这一时期，以“潇湘”为题的山水画表现出了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强烈的隐喻性、抒情性和人文意趣，对这一现象的深入思考，对研究中国山水画的美学价值和个人绘画理念的形成有很好的启发性。　　全文除绪论外分四章展开：　　第一章追溯潇湘山水的地理特征及人文渊源。第一节“地理资源考察”，考察潇湘山水从最初神秘而朦胧的意象到其独特的地理资源被逐渐认识发掘的过程。通过考察调研，发现了水资源观念以及它独特的构成体系对形成潇湘地貌特征的重要性;以“湘江”为主线，来带动对整个潇湘流域山水面貌的了解，重点论述了“潇湘二水”之间的关系，以及历代对其流域内山水资源的考察情况及面貌特征的描述，总结出“水源”观念对于潇湘地缘文化形成的重要性。第二节“梳理人文资源”。发掘整理出与潇湘山水相关的历史事件和人文资源，从“人文资源”“迁谪文化”“渔隐情结”三个方面，对潇湘山水中蕴含的人文资源进行整理归类。“人文资源”：以时间为线索，抓住重要历史人物及事件为节点展开论述;主要描述了代表圣君的舜帝与忠贞、哀怜的二妃，爱国、高洁的屈原，潇湘山水文化初兴的魏晋名士等。“迁谪文化”：主要从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操守、贬谪之地的形成、迁谪文学的独特现象等方面进行阐述。“渔隐情结”：从“任运自然”的隐忍苟活转变为坚守理想的高洁品格，再上升到回归本真的“超然隐逸”，以此来呈现潇湘“渔隐情结”的形成及演变过程;对潇湘的“渔隐情结”从文学被引入山水绘画及其表现方式和融合方法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为论述潇湘主题山水画中的“隐喻性”和“抒情性”做出铺垫。　　第二章对五代、宋初潇湘山水画的出现及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第一节从社会背景出发，分析五代政权南移、政治中心南迁，为稳固正统和复兴文化，文士们重拾了潇湘的历史人文。从宋初文人画始兴的重要历史性节点切入，分析文人们对荒远而神秘的潇湘充满向往的原因;论述文人们将“潇湘”在文学中形成影响的因素引入山水绘画的目的，以此来分析两宋绘画领域“潇湘热”现象形成的重要原因。第二节对五代到两宋期间潇湘主题山水画的出现和发展，作了文献引述和流传作品资料的论证。选择五代两宋期间最具代表性的董源《潇湘图》和宋迪的《潇湘八景》展开论点，分析它们产生的原因、创作的背景，试图对潇湘主题山水画进行绘画样式的归纳，并对其在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影响进行重点论述，突显出它在中国山水画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价值。　　第三章论述在“潇湘”主题山水画中呈现的四种意趣。选择了董源、宋迪、米友仁、禅僧四种具有鲜明个性的画风，分别对应为“真趣”“天趣”“奇趣”“禅趣”。论述他们在“潇湘”主题山水画中对笔墨探索表现出的革新精神;描述了他们在突破传统樊篱和摆脱院画弊病上取得的成效。第一节从“写真”到“写意”的蜕变过程，来分析董源《潇湘图》中笔墨语言表现出的“真趣”。第二节从宋迪提出的“活笔”和“天工自然”两方面分析“潇湘八景”中的“天趣”。诠释了宋迪“活笔”说包含更为高和广的审美层面。第三节写米友仁在潇湘二图中所表现出来的“奇趣”。从平中见奇的米点、不可名状的烟云、不拟绳法的墨戏三个方面展开，它涉及的是潇湘图中的皴法、意境营造、笔墨语言等具体内容的分析。显示了米氏在山水画发展中的探索精神和革新精神。第四节通过分析禅僧将禅意融入山水画的方式方法，来论述禅僧在“潇湘八景”中营造出的“禅趣”;分析“简而淡”“简而残”与禅画“潇湘八景”中“空朦”“虚白”之境的关系，以及对于形成禅画“潇湘八景”独特的空间与结构的意义。　　第四章探索“潇湘”主题山水画与诗意融合的方式方法。“潇湘”有诗缘也有诗性，潇湘的山水与其独特历史人文之间的密切关联也可以触发文人骚客们的诗兴。第一节追溯诗与画之间的异质与同理，分析宋代文人在突破诗画艺术各自领域的局限性，促成诗与画互为补益的诸多美学观点。第二节潇湘主题山水画引入诗意的种种形式。通过对《潇湘图》的诗意解读，分析“题画诗”与画意、画境之间存在的关系;通过对《潇湘八景》的诗意追溯，分析《潇湘八景》潜在的诗意渊源;分析苏轼对潇湘山水在诗与画之间如何互为引发;第三节从释惠洪的“八境”说来分析禅意化的《潇湘八景》在诗画之间的融通方法，是“潇湘主题山水画”特别是《潇湘八景》具备了如诗一样的比兴和寓意的功能。第四节分析论证《潇湘八景》如何实现诗意中的隐喻与抒情，从“晚景寓幽意”和“渔村寓桃源情结”两方面展开论述。通过以上研究，谋求了解作为传承绘画的“潇湘主题山水画”如何实现意蕴提升和诗意融合。

吕道建
鸠摩罗什和玄奘《金刚经》翻译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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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翻译拉开了中国翻译史上大规模翻译活动的序幕，对中国语言、文学、哲学、思想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术界对佛经翻译的研究也比较多。大乘佛教是中国汉传佛教的主要特色，其所依据的根本是般若理论，而作为最早的般若经典，《金刚经》奠定了般若理论的基础。佛教在中国历经两千多年，也只有这部《金刚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在此传播过程中，《金刚经》翻译活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其翻译技巧与手法也颇具代表性。然而学术界对《金刚经》汉译问题的研究却不尽如人意。本文通过比较归纳分析，重点描述鸠摩罗什译本和玄奘译本翻译手法与语言特点的异同。　　鸠摩罗什和玄奘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德高望重的高僧，也是中国翻译史上成就卓越的翻译大家。二者都精通汉梵，在佛教义理上造诣颇深，翻译也都得到了广泛协助与支持，但是由于翻译指导思想以及目的不同，二者所译《金刚经》版本的结构语言风格迥异。本文主要从语言和结构层面上，归纳分析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兼对二者佛经义理和佛教专有名词翻译异同，进行分析和描述。　　从整体上看，罗什译本简洁明了，而玄奘译本详细复杂。罗什倾向于使用简单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复杂繁琐的佛经义理，使其译本语言节奏明快，通俗易懂，易于广泛传诵。玄奘则力图重现梵文原本的佛教语言特色，反腾前辞，不厌其烦的详细解释义理，还原梵文反复咏诵的特殊结构。较之玄译，罗什省略了许多过渡修饰结构，重复解释结构，以及反复诵唱的偈颂等。这些简写与省略，一方面使罗什译本简洁易懂，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出现译语不详和义理漏误等问题。通过比较两个译本，发现二者在义理翻译方面有一些比较大的区别，甚至个别地方截然相反。同时，玄译本对罗什译本的补正作用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修正谬误，化解晦涩，增进理解等方面。二者在处理术语翻译之时，区别也很大。虽然大多数义理术语的翻译都相同或相似，但是在一些人名、地名、国名等专有名词的翻译上，二者使用的翻译方法相反，且在同一类术语的翻译过程中，音译意译交杂，两人译法不相同，各自译法也并不统一，同一译法翻译的术语表现形式也有区别。玄奘一些术语的翻译还违背了他自己“五不翻”的翻译原则。

彭熙祎
颍州西湖访欧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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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新一“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这是苏轼对颍州西湖的赞誉，《大清一统志》说：“颍州西湖闻名天下，亭台之胜，觞咏之繁，可与杭州西湖媲美。”颍州西湖，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西郊，它兴于唐，盛于宋，明正德《颍州志》里记载：颍州西湖，在州西北二里外，湖长十里，广三里。初夏，我游颍州西湖，正赶上蒙蒙细雨，烟水西湖别有一番意境。一入景区，大片的原野，宽阔的湖面扑面而来，面积大到难以置信。成片成片的菊花，将原野涂成了金黄色。道路两旁是一块块两米多高的朱红色的铁框，一共有13块。框中皆崩挂着一条浅黄的布塑，分别写着欧阳修的13首《采桑子》。公元1071年欧阳修退居颍州，极爱颍州西湖的他写下13首《采桑子》，首首都说西湖好，称赞“汝阴西湖，天下胜绝”。并说，泛舟西湖，人在舟中便是仙。颍州西湖上有很多拱形桥，第一座便是春深桥，桥名取自于《采桑子·春深雨过西湖好》，站在桥上，眼前碧水茫茫，柳绿花多色，水草繁茂，细风斜雨，湖之初美好尽现。下春深桥，向前步行七八分钟，眼前便出现了一条长两公里多的长堤，名为苏堤。苏轼喜欢筑堤兴修农田水利，造福于当地人民，杭州、颍州、惠州的西湖都有苏堤。他任颍州知州时，利用颍水与西湖的资源，疏浚西湖，挖出的泥土堆成的大堤，便被后人命名为苏堤。苏轼是喜欢颍州西湖的，有多喜欢呢？他在《泛颍》中是这样说的：“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跟喜欢杭州、惠州西湖不同，苏轼爱颍州西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老师欧阳修曾在颍州做过知州，一生去过颍州多次，晚年又归隐于颍州西湖旁的“六一堂”，终于颍州西湖上的湖心州。苏轼曾在颍州西湖住了近一个月，专门看望陪伴老师。后来他也来颍州当知州，师徒二人先后在同一地方做官，且都是在仕途不太顺的情况下，与颍州西湖结下情缘，古今都实属罕见。二我沿着苏堤，朝东北方向一路前行。由于当日非周末，又下着细雨，所以景区里的游人不是很多，刚刚适合游览追思。在我的身边，是一望无垠的湖面，碧波万顷。湖边长着很多高高细细的香蒲草，随风摆动，湿地上芦苇成荡，不时能听到“扑通”一声响，是鱼儿在湖中快乐地翻腾呢。芦苇荡里则时不时有鹤、鹭、雁、野鸭等飞起游过，野趣十足。青草地、柳树林、绣线菊……一路相随，满眼尽是无边的绿、澄清的水，让人心旷神怡，临波踏堤，耳边是轻柔古朴的古琴之声，时不时加进树上之鸟的叫声，路上有亭有阁，有石桌石椅，可休可坐。途中有一景点名为“碧波在望”，因颍州西湖是平原上的湖，所以从近至远，均无半点遮挡，“渺渺平湖碧玉”。很远处的跨湖大桥和三十多米高的清莲阁，在烟雨之中，隐约可见，犹如海市蜃楼。继续朝前行，只见湖边一斜依绿树草坪上的巨型长方形白布，上有一行绿字：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一首，东坡居士。有苏轼的《夜泛西湖》为证：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可以想象西湖夜景之美。再前行便是飞盖桥，此桥为欧阳修在颍州当知州时所建，乃一廊桥，盖在湖面之上，桥曲栏朱，是颍州西湖上“三诗桥”之一，欧阳修有诗：“鸣驺入远树，飞盖渡长桥。水阔鹭双起，波明鱼自跳。”飞盖桥真乃“诗桥”，桥上全是诗，用绿字行楷，佳句妙词连篇，刻在一道道横梁之上，令人拍案叫绝！来回都有，两侧亦有。原来，古时颍州西湖四时景色俱佳，吸引来了无数文人墨客来此吟诗作画，留下了近300首（篇）诗词文章，其中唐宋八大家就占到了4人，还有杨万里、黄庭坚等人的。而名气较大的晏殊、欧阳修、苏轼、吕公著均来当过颍州知州，贡献出来的名篇更多，仅欧苏二人加起来就有近两百首。湖光水色，水光湖色，凭栏而望，水天一色，名篇在侧，好不美哉！从飞盖桥上折回，朝南去便是撷芳园，该园呈岛形，园中角楼湖亭，楼亭旁百花盛放，水面上有荷叶片片，只是荷花开还尚需时日。三遗憾的是因黄河泛滥，历史上古颍州西湖已不复存在了，经安徽省人民政府同意，1998年以来，阜阳市开始在颍州西湖旧址以西的三十里河重建西湖，经过二十多年的精心规划和建设，一个崭新的西湖已呈现在世人眼前。新颍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规划总面积为24.32平方公里，周长11.5公里，湖面约5.74平方公里。遗憾的是，我未来得及乘船泛舟湖上，感受不了“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的美好意境，游览的也只是颍州西湖的南湖，清涟阁、九曲桥、会老堂等所在的北湖，都未及去看。虽只看了一部分颍州，但我已深深爱上了它，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跟欧阳修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欧阳修最爱颍州西湖，王安石变法出现问题后，宋神宗决定起用他，但历事三朝，窍位二府的欧阳修，已有了强烈的退隐之心，他写了辞职信，表示自己老矣，不愿再出山。1071年，欧阳修被允，回到他魂牵梦萦的颍州——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决定将颍州选为退隐养老之地，“予自广陵得请来颍，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时慨然已有终焉之意也”。“十载荣华贪国宠，一生忧患损天真。颍人莫怪归来晚，新向君前乞得身”。这是欧阳修历经宠辱后的心声，回到颍州，他开始“筑室买田清颍尾”“独结茅庐颍水西”，并整理自己的文集，泛舟湖上。当年9月，苏轼、苏辙二兄弟来到颍州拜望老师，师徒们游览西湖，饮酒赋诗，并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交接——欧阳修让苏轼接任他的“文宗之位”，把引导、发展和繁荣文学的重任托付给苏轼。多年前他就预言，未来的文坛属于苏轼，到时将不会有人记得自己了。交代完了后事，整理好了自己的文章，欧阳修感到大限将至，写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诗，伤感得很：“冷雨涨焦陂，人去陂寂寞，惟有霜前花，鲜鲜对高阁。”醉翁去矣。公元1091年9月，已是文宗的苏轼出任颍州知州，到任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恰逢好友、音乐家崔闲来访，几人一起泛舟湖上，苏轼让崔闲抚琴弹唱《醉翁吟》，怀念老师，事后，苏轼用大楷写下了这首名诗，并请名匠镌刻于石上，立碑于西湖书院，后被屡屡拓印翻刻：白露下众草，碧空卷微云，孤光为谁来？似为我与君。水天浮四坐，河汉落酒樽，使我冰雪肠，不受曲蘖醺。尚恨琴有弦，出鱼乱湖纹，哀弹本旧曲，妙耳非昔闻。良时失俯仰，此见宁朝昏，悬知一生中，道眼无由浑。又一晚，苏轼泛舟西湖之上，听到有歌妓在吟唱欧阳修在此地的旧作《木兰花令》，他情不能自禁，想起了已去世了20年的老师，随即写了附和之词：……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苏轼错了，人们并没有忘记那位自称醉翁的大文豪，今年五一，颍州西湖部分风景区对外开放，游人如织，一天进入景区的游人达到2万，只得临时采取限流措施。我想，游人络绎不绝，大都是冲着欧苏诗词文章的绵绵余韵而来，我在湖边看到一些年轻人穿着宋代的服饰在打卡拍照，还有些在销售颍州西湖的文创产品，让欧苏再度活泛生动了起来。返程，我们走了环西湖大道，路上处处皆有写有欧苏诗词的旗帜，迎风飘展，每一首都能直抵心灵的最深处。万顷颍州西湖之波，凝聚诗文千载，涵养颍人的精神田园，近水楼台先得月，颍州人何其有幸，皖人何其有福！苏堤飞盖桥

徐立新

2023-07-03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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