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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与益州府官的忘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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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与益州府官的忘年之交苏轼、张方平的影视形象。清代《三苏全集》眉州刻本。据三苏祠博物馆□夏钦“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纵观苏东坡一生的成长经历，他之所以日后成为天纵之才，成为千百年来人人喜欢的历史人物，在于他是棋琴书画样样精通的全才型人才，在于他无论顺境逆境都乐观豁达的心态，在于他始终以人为本的悲悯情怀，在于他作为生活大师的触手可及……这种性格、气质和才华的养成，除了良好的家风、过人的禀赋之外，与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复盘苏东坡66岁的人生历程，他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终身受益的老师？他是如何知恩图报的？当他成为一代文坛宗师时，又是如何布道，带领一帮弟子，将文化的火种薪火相传的？壹启蒙教育种下独立思考种子话题得从苏东坡的启蒙教育开始谈起。一个人的儿时经历，有可能影响他的一生。按现在流行的说法，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可以治愈一生。在老家眉山，少年苏东坡先后接受了张易简和刘巨（字微之）的启蒙教育。八岁时，苏东坡进入天庆观官办小学，师从道士张易简。张易简是不拘形式的好老师，而少年苏东坡是个非典型好学生，天资聪明但也贪玩好动，师生情谊合拍，对东坡后来健全人格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张道士不仅教给学生们诗文，偶尔也讲些道家故事来娱乐娱乐学生。这样宽严相济、严肃活泼的教育方式，学生自然听得入迷。那帮同学中，苏东坡和一个叫陈太初的最为优秀，他们的名字后来都留在了史册上。苏东坡自然是因为名满天下，而陈太初却是因为人到中年走火入魔，在一个新年到来时“升天”死去，被东坡晚年在《东坡志林》中记了一笔而留在史册上的。话说某一天，张道士一个从京师归来的朋友，到苏东坡求学的学校与张道士高谈阔论，并拿出名士石介的《庆历圣德诗》与之分享——两人谈得起劲，什么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不绝于口，苏东坡听得好奇，不免要问老师，“诗里写的什么嘛，你们谈得那么开心？”张道士与友人谈兴正浓，被毛头小子打扰很不以为然，“去去去，老师谈事，你瞎掺和什么啊？”小小东坡一听就不高兴了，抗议道，“如是天人，则不敢知，假使他也是凡人的话，为何不可问？”你看，东坡年少时就是这样不惧权威，这种远高于同龄人的心气，让老师既吃惊又喜欢，便换了口气，认真给他讲：当今圣上尚文轻武，朝廷人才济济，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都是当今天下的人杰，是大宋江山的栋梁……张道士和少年苏东坡也许都没有想到，这陌生而遥远的四个名字，多年后，除了范仲淹无法谋面以外，其余三个人，都与苏东坡的生命发生了重要的交集，有的甚至影响了他一生。从张道士那里学习三年后，苏东坡退学回到家中，接受了一年母亲的教育，然后进入眉州城西寿昌院学堂，师从学者刘巨，相当于从小学念到了初中。刘巨爱教学生书写诗词，自己写了得意的句子，也不忘与学生们一起分享。一天，刘老师作了一首咏唱鹭鸶（又称白鹭）的诗，最后两句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刘老师摇头晃脑地吟唱，等待着学生们热烈的巴巴掌。哪知少年苏东坡却站了起来向老师发难，他认为“逐风斜”改为“落蒹葭”要更好些，理由是老师的诗意境虽然好，却让鹭鸶找不到归宿，而“落蒹葭”就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刘老师先是一愣，继而表现出十分欣赏豁达的表情说，“吾，非若师也！”就像当年的张易简道士，明确说：小哥哥，你太腻害了，本人没有资格再当你老师了。实际上，“逐风斜”与“落蒹葭”究竟哪个更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比起老师对诗句优美意境的追求，苏东坡更关注鹭鸶的命运。性格决定命运，这和多年后苏东坡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具有对天下苍生怜悯的博爱情怀多么一脉相承啊。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多年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席话，被人们奉为圭臬。千年前，偏居眉州一隅的张易简和刘巨，自然讲不出如此诗情画意的教育箴言，却用切身的教育行动，在一个叫苏东坡的少年心中种下了一颗独立思考的种子。贰慧眼识才益州府官成伯乐北宋政坛有一个良好的风气和传统，凡朝中大臣外放地方任职时，皆有替朝廷发掘贤能的责任。从后来苏东坡的成长历程来看，他仕途起步最关键的一步，恰恰是得益于这种机制，受益于时任益州（成都）府最高首长张方平的点拨。张方平有两点功不可没：一是指点了苏东坡求仕的最佳路径，放弃传统的解试路径，而是直接赴京应举；二是放弃政治上的恩恩怨怨，向主考官欧阳修推荐贤才。张方平字安道，北宋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人，历任知谏院、知制诰、知开封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和滁州（今属安徽）、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杭州、益州（今四川成都）等地长官。神宗朝，官拜参知政事（副宰相）。他在给神宗皇帝的奏折中曾表露过这样的观点：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独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宋史》称“方平慷慨有气节”。至和二年（1055年），张方平知益州（成都）府，苏洵虽然自己屡考不第，但在外游学多年，视野开阔，对两个儿子的学业前途还是相当重视的，对于成都新来的行政长官，他早就听闻其大名。苏洵在张方平上任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到益州府拜访了张方平，与他纵论时事，针砭时弊。一来二往，苏洵的雄才大略与满腹经纶，引起了张方平的兴趣，也才有了后来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到张府拜识，获得张方平赏识的后话。对东坡两兄弟，张方平在多次考量之后，惊为人中之龙，尤其是东坡，张方平认为是“人间骐骥”。有意思的是，张方平对苏家的举荐，首先是与他纵论时事的苏洵。张方平先是给朝廷举荐苏洵为成都学官（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教授），同时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写了封信，并附上苏洵的得意之作。尽管成都学官之事久未下文，但张方平的古道热肠和率真耿直，由此可见一斑。苏洵向张方平汇报，想让苏轼兄弟先在蜀中应乡试，张方平却认为，这是“乘骐骥而驰闾巷”，大材小用，力劝苏洵让二子直接赴京应举。但想要赴京应举，没有人推荐是不行的。苏洵便想请张方平作为两兄弟的推荐人。张方平说：“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并不顾自己与欧阳修原有嫌隙，毅然写信向欧阳修推荐苏洵，并资助盘缠。叁为国荐才张方平欧阳修摒弃前嫌张方平与欧阳修，都是名满一时的朝中大臣，但政见有分歧，“道不同，不相为谋”，自然私交也就谈不上。张方平与欧阳修关系不睦，缘于在朝廷工作时的一件政事上，当王拱辰在“进奏院事件”中对苏舜钦等实施“一网打尽”时，张方平站在王拱辰一边，并进而打击范仲淹，欧张由此交恶。但当苏东坡的才华进入张方平的法眼时，本着为国推荐人才的目的，不顾个人政见的不同，向当时的翰林学士欧阳修写了推荐信。事情的发展沿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进行，桥段是我们都知道的，高人与高人对人才的爱惜都是相同的。欧阳修不仅接纳了张方平的推荐信，还和张方平一样，用此后余生的精力提携三苏一家，三苏后来确实也不同凡响，尤其是苏东坡更不负众望，千年之后，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远在两位恩师之上。张方平与欧阳修两人，都从为国荐才的角度出发，摒弃前嫌，合力将“千里马”推上舞台中央。“乌台诗案”是苏东坡步入仕途遭遇的第一大劫，此后他的人生沉浮，皆与此有关，当人人惟恐避之不及时，早已退休赋闲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的张方平，却奋不顾身地上书朝廷营救苏轼。老人家给神宗皇帝写信，呼吁赦免苏轼。张方平托南京的地方政府递交此书，可是官员们不敢接受，张方平大怒，就叫儿子张恕直接去交给朝廷。张恕生性怯懦，在登闻鼓院门外徘徊了很久，终究没敢交出去。后来苏东坡被定罪后，张方平也因与苏轼的交往而受到牵连，罚红铜三十斤。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二人的友谊，他们的忘年之交始终不渝。“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在”。无疑，张方平是三苏父子的伯乐。从至和二年（1055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与张方平相识，到元祐六年（1091年）张方平去世，双方维持了长达36年的友谊，正是这种知遇之恩和漫长时间的了解，使张方平与苏东坡兄弟建立了超乎寻常的关系，他们不是门生之谊，却胜过万千门生之情。1056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到京赴考，张方平还为他们提供了车马和资金支持。后来苏东坡兄弟到外地任官，只要能绕道到张方平处，往往兄弟俩一起去逗留就是两三个月。苏东坡在谈起与张方平的交往时这样写道，“我游门下，三十八年（虚岁），如俯仰中。十五年间，六过南都，而五见公。”张方平和苏洵年龄相差只有两岁，志趣相投，交往甚密。苏洵去世后，张方平和苏轼兄弟的联系反而更加紧密。苏轼兄弟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受政治排挤，张方平不怕牵连，屡屡伸出援手。对于苏轼兄弟，张方平十分信任和依赖，他临终前，将后事全权委托给他们办理，“问后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此外，张方平的女婿王巩与苏东坡兄弟也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说两家为世交之谊，一点也不为过。苏东坡一生只写了7篇墓志铭，其中就有给张方平的，洋洋洒洒五六千言，对张方平85岁的人生进行了系统而全面、深刻而生动的总结，言语之间，充满了温情和悲恸。

夏钦

2020-10-28
“眉山十大旅游名小吃”出炉东坡区4种小吃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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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糖软耙。手抓饼。近日，由眉山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市人民政府第三产业办公室、市商务局主办，市旅游协会、市餐饮协会承办的2018年眉山市“十大旅游美食名店”暨“十大旅游名小吃”大赛评选揭晓，引起了市民的广泛关注。“眉山市十大旅游名小吃”分别是八宝三合泥、手抓饼、红糖软粑、苏门三杰、陈大案饺子、苦蒿饼、眉州膳馔小面、南桥冻粑、香煎老红糖枕头粑、醪糟饼。今天，记者带来东坡区4种名小吃的做法介绍，让大家深入了解这些名小吃。手抓饼（东坡区大隐厨房）手抓饼是大隐厨房拥有10年点心经验的老师傅采用特小级高筋面粉，利用专业的技能技巧，历经3日的发酵和揉面时间，从而达到独有的特点：千层百叠、层如薄纱、用手抓之面丝牵连。红糖软粑（东坡区眉山宾馆）红糖软粑是用红糖、糯米制作的一道传统小吃。红糖营养丰富，释放热量快，营养吸率高，除含蔗糖以外，还含有少量的铁、钙、胡萝卜素等物质。糯米粉加水和匀，将面团搓成饼状，放入沸水中煮熟，起锅，装盘，加入秘制红糖汁即可。苏门三杰（东坡区岷江东湖饭店）“苏门三杰”，其中白汤圆代表父亲苏洵，以泡菜为馅；黄汤圆代表苏轼，以黑芝麻为馅；绿汤圆代表苏辙，以玫瑰花为馅，代表了眉山人民对三苏父子的深情怀念。眉州膳馔小面（东坡区眉州东坡酒楼）有着30年老字号的膳馔面，历史悠久。臊子选用夹缝肉，肥瘦相间，当餐炒制当餐使用。面条选用细碱面，口感爽滑。面汤选用3-5年下蛋老母鸡，棒骨4个小时熬制。红油辣椒面香，选用纯手工炕，盅，当餐炼制当餐使用。

2019-01-10
百日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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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救赎苏轼的人一定不会知道，是他们挽救了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也救赎了后世的文化和良知。“道大不容，才高为累”。在群小的攻讦下，苏轼因诗罹祸。公元1079年7月28日，逮捕苏轼的钦差到达湖州，终于将他“如驱犬鸡”般押走。虽然事先得到弟弟冒险的报信，但这场祸事来得太过突然和蹊跷，苏轼的厄运就此降临了。政敌是要置他于死地，因此，任何辩解都是天真和徒劳的。为了让苏轼的供状合乎内定的罪名，群小无所不用其极，诱供不遂，便大打出手，且日以继夜。牢狱里是“诟辱通宵不忍闻”，而外边开始了从百姓到皇室的百日救赎。湖州的百姓含泪送别了苏轼，他们不明白，这个才高八斗，又造福一方的清官怎么就获罪了呢？真是天威难测呀！不管老百姓多么蒙昧和渺小，对文化的尊重与向往，对文化人的崇高感和神秘感，似乎一直是与生俱来的。从最朴素和最真挚的感情出发，百姓对是非曲直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可是草芥一样的民众微弱的声音又有谁听得到呢？又有谁在乎呢？他们只能自发地用自己原始和虔诚的方式连续数月为苏轼作“解厄道场”，祈求神灵保佑他们的恩人能够化险为夷。苏辙一方面忙着给哥哥报信，一方面连夜上奏皇帝：“不胜手足之情，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臣早失怙恃，唯兄轼一人，相依为命”。愿意用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又将兄长家眷二十余口接到自家寄住。父亲被执，长子苏迈千里相随，每日出入囚笼为父送饭。父子二人早有约定，如有凶信便送鱼为号。一日，苏迈外出筹措钱粮，就将此事托付朋友，但忘记告诉他这个秘密约定。朋友有心为苏轼烹制鲜鱼改善伙食，却无心误传死讯。苏轼见鱼自忖不免一死，于是留下绝命诗二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据说神宗看到此诗也不由得动容，亲情的力量感天动地。苏轼的入狱，自然引起朝野上下的关注。与“三苏”父子两代有恩的退休大臣张方平痛心不已，上告无门之际，干脆派儿子张恕带着自己上书皇帝的亲笔信上京，张恕性格怯懦，没敢把信投出。幸亏他胆小，要不然信中说苏轼“实天下之奇才”，岂不是说皇帝不惜人才，激怒神宗而延祸苏轼。要知道苏轼的罪名之一就是“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神宗皇帝无疑是矛盾的。他既恼怒苏轼恃才傲物，诗文带讽，又爱惜他的出众才华，不忍加害，何况还有“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可羊入虎口，群小哪会将他轻易放过，痛下杀手网罗罪名，“勘状”中罪责不轻，神宗不由得阵阵气恼。时值宰相吴充在侧，突然问神宗曹操为人如何？神宗说不值一提。吴充接过话说：“曹操这样多疑猜忌的人都能容下一个祢衡，陛下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一个写诗的苏轼呢？”这话问得非常巧妙。神宗一心想做个堪比尧舜的明君，此言正中要害。只得说：“我并不想杀苏轼，把事情问清楚后就会放了他。”其实，神宗也算是苏轼的忠实读者。连后宫嫔妃只要看到皇帝吃饭时停下筷子击案叫好，就知道神宗读的一定是苏轼的诗文。期间，一向对苏轼抱有好感的曹太后（神宗的祖母）病危，神宗前去看护，并且要大赦天下为太后请寿。太后说：“我记得仁宗皇帝（神宗的祖父）一日下朝后高兴地说：‘我觅得两个相才，一个叫苏轼，一个叫苏辙。我老了可能来不及用了，留给子孙不是很好吗？’现在听说苏轼因诗获罪，开国百年尚无先例，这一定是别人的陷害。我已病入膏肓，不可再有冤屈之事。不须大赦天下凶恶，只放了苏轼一个便足够了。”言讫泪如雨下，神宗不由得暗自神伤。挺苏的大臣还有昔日的新党领袖，此时已罢相三年退居江宁（南京）的王安石。因为政见不同，为了实施新政，王安石曾排挤过旧党中坚苏轼，也曾提拔过群小中的几个，但在内心之中对苏轼的才华人品却极为欣赏。苏轼的性恪向来是不吐不快，以前文字中对王安石多含诮带讽，言语上更是不饶人。可在生死关头，王安石却奋力上书神宗为苏轼说情：“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话说得够分量。“君子和而不同”，荆公（王安石封荆国公）不愧是宰相气量，堪称君子。神宗不觉心动，说：“这场公案就以公一言而决。”系狱百日后（一百三十天），苏轼终于从幽暗囚笼中走出来，这个不可救药的文人又情不自禁地写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名声不厌低。”这个世界上最难囚禁的便是思想和笔。那些救赎苏轼的人一定不会知道，是他们挽救了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也救赎了后世的文化和良知。

2009-04-03
用大数据研究苏轼是因材施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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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形成教育合力的最好体现戴陶(赤坎)看到本期话题不禁让笔者想起湛江日报九月份曾讨论过的一期话题——“家校形成教育合力”。清华附小小学生用大数据研究苏东坡写出了高品质的优秀论文，即是家校形成教育合力的最好体现。这几篇研究报告，笔者也略为浏览，虽然语言表述稍显稚嫩，不似正规论文前有导语、关键词，后有尾注、参考文献，但这些文章中大量的图表、表格以及统计数据，还是能感受到孩子们在十分认真地进行一项“学术活动”。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爸爸”的出镜率颇高，论文中不断提到：“我和爸爸一起”“在爸爸的帮助下”，由此我们不难明白，并不是这些小学生有多了不起，写出如此优秀论文的背后其实离不开高知父母的帮助与指导。高知的父母能给孩子更高水平的帮助，让他们从小接触科学的思维训练和研究方法。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这些父母不但高知，还真的舍得花时间，并没有像一些父母那样产生“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之类的抱怨，而是认真积极和孩子一起完成此类研究报告。联系到当前很多家长对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的质疑及恼怒，以至投书媒体，甚至惊动相关教育部门的作法，清华附小的学生家长们真是难能可贵。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清华附小，学校也想开展致敬苏轼活动，也想让孩子们去用大数据分析苏轼，甚至写成论文，家长群里会怎样讨论此事？——这不就是给家长布置作业吗？这不就是折腾家长吗？——类似的质疑一定少不了，说不定还会捅给媒体，让媒体曝光“家长作业”问题，甚至要求教育部门介入惩处。大多数学校都能提前想到后果，因此也干脆不去组织，看不见的教育差距越拉越大。所以，不要忙着夸赞清华附小的孩子们多牛，有了你的得力帮助，你的孩子也许一样能够做到。关键是，你会不会把“家长作业”看成问题，会不会认为教育孩子只是学校和老师的事情？在线教育如此发达的今天，家长们在知识储备上的差距，是有机会弥补的；教育理念上的差距，才真正是一个大问题。愿意去陪孩子一起做。这一点，恰恰是很多父母最为欠缺的。小课题大发展庞凌敏(霞山)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清华附小某班的学生利用大数据研读苏东坡，这种大数据的研读值得称道。其一、研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兴趣。研读与兴趣相辅相承，因研读产生兴趣，因兴趣促进研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就能大大激发研读的积极性，有了研读的积极性，就能大大拓展研读的广度与加强研读的深度。其二、研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能力。研读的海量数据，种类的繁多，数据的真实，学生要进行整理、分析、综合、运用。这个过程就是不断提高能力的过程。其三、研读有利于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学贵有疑，敢于质疑，方能进步，方能发展。研究的课题有大小，研究者无年龄之别。年轻的伽俐略就敢挑战亚里士多德，不迷信权威。至于小学生搞研究，会不会拔苗助长，我想不会。清华附小研读这类研究是该校的常态，该校从低年级就开始要求做小课题研究。相对其他学校，也许高要求高起点罢了。习惯成自然。也许这是该校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和学生的实际要求学生研读的。窃以为，只要不给学生施加压力，不增加学生负担，这种因材施教是行得通的，是有利于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的，乃至全面的发展。刘巧钦(雷州)清华附小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利用大数据分析研究苏东坡，实令我们教育资源贫乏的基层学校望洋兴叹。大数据时代，是知识信息爆炸的年代，是促使人类思维能力与科技飞速发展的年代。学会运用大数据分析研究探索多样的广阔的领域，是时代发展的亟需。拥有优越的教育环境的孩子在高素质家长与老师的指导下，知识储备与学习能力已产生巨大的飞跃，与昔日的或差教育环境成长的孩子相比较，有着巨大的知识落差。如此落差产生的缘由在于大数据背景下的教育敢于逆常规因材施教，在于充分利用高尖科技与优质教育资源产生无限度的教育产值。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认识苏东坡是在小学五年级学习古诗《题西林壁》。当时语文老师要求我们背诵全诗然后学会一句句翻译为白话文，理解这首诗描写庐山美丽与奇妙的风景，具有哲理含意。我们书声朗朗地背着：“横看成峰侧成岭，远近高低各不同。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在此山中。”看着课本上庐山的插图，思维只局限于：庐山多美，有一天能到那儿游览捉迷藏该多好！至于苏东坡具体是谁，为什么要到庐山去？庐山在哪儿？诗意有多深……不再去探究。因为老师不要求，父母也没有能力告诉我们。当时的教育条件是黑板粉笔加纸质教材与知识水平有限的老师。现在的语文课堂，尽管使用多媒体等先进教育工具，倘若教师只按常规教学，不善于拓宽加深，学生的思维能力与知识面只囿于平常程度。清华附小学生在高素质教师家长的辅导下，晨暮诵读诗词，学习用大数据分析全方位研究苏东坡的诗词、生平、名人价值效应，撰写的论文令大人都自叹莫如。他们的开放性作业大大突破小学教学大纲与常规教学模式的羁绊，体现远超出自身年龄的极为成熟的心理素质，丰富的学识，高超的能力。他们正是优质教育环境因材施教的产品，与飞奔的时代相适应的产品。在教育设施与资源低下的地方，尽管目前还没有能力实施大数据分析于教育教学中，但我们需要以积极达观的态度去看待，以进取的心态去争取改善我们的教育环境，以坚定的信心去达到如此的教育境界，世界上有许多似乎不可实现的事情总归有一天会实现的。一味赞羡清华附小学生的“博士水平”没有多大意义，现在我们必须要采取的措施是：不断设法提升师资水平，改进完善教育配备，加强孩子的教育管理，以步步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距离，填补知识落差。

2017-12-14
庸常君主在位期间人才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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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共治时代》吴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宋仁宗究竟是平庸之主还是后世帝王效仿的对象？这个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本书以时间为线索，详细讲述了宋仁宗的一生，既包含他作为个体所经历的喜怒哀乐，更着力刻画他作为皇帝要面临的重重考验。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开国国策指导之下，宋仁宗以其对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温和包容的性格，与其治下宰辅大臣逐渐构筑出一套相对良性的王朝运作机制。在这一机制之下，皇帝并不独揽大权，而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们平定叛乱，开展改革，次第推出选拔人才、改善民生、完善法制等诸多举措。故而，在仁宗统治中后期，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获得长足发展，整个时代呈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因而被冠名“嘉祐之治”，这段时期的治理方式也被后世士人认为是治国之楷模。从表面看，宋仁宗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皇帝，行事时总是处处受宰辅大臣掣肘。然而，也正是他的万事不自由，正是宰辅大臣的据理力争，才换来这个时代的空前繁荣。中国历朝帝王之中，宋朝第四任君主——宋仁宗赵祯，可谓是一位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却极低的皇帝。说起古代的治世，人们脑海中出现的是汉文帝、汉景帝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明皇的“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会联想到宋仁宗以及他的时代。而当人们提及皇帝中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皇帝时，想说的也必定是宋徽宗赵佶，而不太可能是宋仁宗赵祯。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宋仁宗赵祯也是一位颇有才情的艺术家。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在春宫，闲时画马为戏”；其书法造诣更是不输宋徽宗：“万几之暇，惟亲翰墨，而飞白尤神妙（飞白体，指中国书法的一种笔法）。凡飞白以点画象物，而点最难工。”他还通晓音乐：“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然而，不管在彼时的文艺圈内，还是在长时段的艺术史上，宋仁宗的存在感都非常低，以至宋人认为“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官家”是宋人对君主的称呼，宋人习惯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称皇帝为“官家”。与宋仁宗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宋徽宗，修史者评“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独不能为君耳”。甚至民间文人编造故事，也不喜欢拿宋仁宗当主角。宋太祖有“千里送京娘”的传说，宋徽宗有“私会李师师”的演义，明朝正德皇帝有“游龙戏凤”的风流韵事，宋仁宗却连一个可供坊间文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也没有。虽然宋仁宗与张贵妃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但知名度远不如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长恨歌”；即使在广为传播的“狸猫换太子”戏文中，那个可怜的太子就是宋仁宗，但他扮演的却是“打酱油”的角色，真正的主角是包拯。宋仁宗在民间文艺作品中的存在感低，是可以理解的。他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样的鲜明个性、乾隆下江南那样的戏剧性经历。他是一个庸常的君主，居于深宫，生活平淡如水，当然没有一个民间文人愿意将他平庸的人生演绎成人间传奇。然而，正是这位庸常的君主在位期间，中国涌现了非常之多的杰出人物：文学界，明朝人评选“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为北宋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全都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唐诗宋词为中国古典诗歌中并峙之两大高峰，后人习惯将宋词分为豪放词、婉约词两大流派，执豪放词之牛耳者，苏轼苏大学士也，执婉约词之牛耳者，为柳永柳七官人。不管是苏学士，还是柳郎中，都是仁宗时代的一流诗人。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形成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象数学诸流派，而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全是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政治界，不但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诸人是仁宗朝的中坚，而且，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邓绾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党中人，也是在仁宗时代的政坛中崭露头角的。科学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均出现在仁宗时代（用来制作热兵器的火药配方首见于仁宗朝的《武经总要》，指南针与活字印刷技术，首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宋代最聪明的两位科学家——苏颂与沈括（苏颂发明了世界最早的自动天文钟“水运仪象台”，沈括则是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无不涉猎的天才），都成长于仁宗时代。有宋史研究者列出了一份更长的仁宗朝杰出人才名单,全都是名动一时、青史留名的一流人物。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难怪苏轼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明代李贽也感叹说，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众多民间演义故事取材于宋仁宗朝，大概也是因为那个时代人才济济。一个庸常君主御宇的时代，为什么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杰出人物？北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廿九日，五十四岁的赵祯走完了他庸碌的一生，逝世于东京（今河南开封）大内福宁殿。北宋著名的大学者邵伯温当时才七岁，与父亲邵雍居住在西京洛阳。多年之后，邵伯温仍记得清清楚楚：当仁宗皇帝龙驭上宾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大家都悲从中来，沉痛悼念先帝。邵伯温的舅父王元修自京师过洛阳，告诉邵雍：“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邵氏的友人周长孺赴四川剑州普安县就任，行走于乱山之间，但见“汲水妇人亦戴白纸行哭”。大宋的臣民发自内心地缅怀一位君主，为他的离世感到悲伤。王安石说仁宗皇帝“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并非夸大之词。当宋朝派出的使臣前往辽国告哀之时，发现辽国人也在哀悼宋朝的皇帝，“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辽国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得悉仁宗驾崩，抓着宋朝使者的手号恸：“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宋人笔记说，耶律洪基尚为契丹皇太子时，曾随出使宋朝的使者，在东京见过宋仁宗，“仁宗召入禁中，俾见皇后，待以厚礼。临归，抚之曰：‘吾与汝一家也，异日惟盟好是念，唯生灵是爱。’”因此，耶律洪基对宋仁宗非常感念。耶律洪基还下诏，将宋仁宗昔日赏赐的御衣下葬，造了一座衣冠冢，“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云”。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深情地悼念、纪念、怀念一位庸常的君主？有意思的是，赵祯在位之时，士大夫对于仁宗之政其实谈不上十分满意，比如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即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深切忧虑：“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赵祯本人也没少受士大夫批评，如嘉祐六年（1061），苏辙参加制举考试，在回答御试策问时，便毫不客气地对皇帝提出措辞强烈的批评：“窃闻之道路，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毫无疑问，没有一名仁宗朝的士大夫会认为赵祯是一位完美的君主。然而，在赵祯逝世之后，宋朝士大夫却将宋仁宗塑造成君主的典范，推崇有加：北宋末陈师锡认为，“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赵祯时代也被誉为“盛治”，是治世的楷模：“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这话是邵伯温对赵祯时代的评价，却几乎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一个显然并不完美的君主及其时代，为什么得到了宋代士大夫众口一词的称赞？

2020-05-12
苏轼晚年主要经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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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元年（1094）：59岁，数被贬职，最后惠州安置，携幼子苏过及王朝云往惠州，十月至。绍圣二年（1095）：60岁，贬居惠州，建议惠守詹范收葬野外暴骨，作《葬枯骨铭》，三月迁合江楼居住。绍圣三年（1096）：61岁，贬居惠州，造白鹤峰新居，爱妾王朝云因病去世。绍圣四年（1097）：62岁，二月新居落成，长子苏迈带全家人来会。五月再贬海南昌化（今儋州中和镇），独与苏过行，与弟苏辙相遇于藤州，同行至雷州。六月十一日渡琼州海峡，七月二日到达贬所，租住官舍伦江驿。绍圣五年、元符元年（1098）：63岁，贬居儋州，食芋饮水，著书立说，续《易传》九卷，作《书传》三十卷。元符二年（1099）：64岁，贬居儋州，琼州人姜唐佐到儋，从轼问学。元符三年（1100）：65岁，贬居儋州。五月大赦，量移廉州。六月二十日渡海北返，七月到贬所。九月改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行至英州，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任便居住。年底度大庾岭。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66岁，度岭北归。正月抵虔州。五月至真州。瘴毒大作，暴病卧床，行止于常州。六月上表告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

2020-05-22
苏轼如何当“军区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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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被称为古代第一全才作家。他精通文史哲经、医药、科技、水利、种植，还懂佛法，也是书画音乐方面的艺术家。在军事上，他也不仅有官衔还有军事理论，不仅有理论还有实践。苏轼当过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乡村自卫队副队长，这是他被贬官后的职务，当然也是虚职。但后来他还当过兵部尚书，当时的兵部侍郎是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的岳父杜预，晁补之担心两人关系处不好，就给两人写信协调。理论方面，苏轼写过一篇《教战守策》，这是一篇关于军备的策论，主要是国防建设方面的内容。当然，这样的文章不一定是军事家或将领才能写出，文人也可以。可他还当过“军区司令员”，真正带领和管理部队了。北宋自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重文偃武后，地方官和军队的主要领导都是文人，武官主要居副职或负责具体事务。1093年，无论对北宋还是苏轼来说，都是命运攸关的一年。这一年，一向反对变法、袒护苏轼的高太后去世了。这位来自安徽蒙城庄子故里的美人，是英宗的皇后，神宗的母亲，也是18岁的哲宗皇帝赵煦的祖母。她的逝世，使得还不十分成熟的哲宗亲政了。新党再一次包围了皇帝，也左右了皇帝。见势不好的苏轼立即请求外调，他被调任定州太守兼河北军区钤辖，管理河北西部地区，并指挥该地区的步兵和骑兵。对一般文官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并不一定要亲自充任司令角色，只要监督不出事就行，因为军事方面，自然有专门的副职来负责。可苏轼是个生活随便、工作认真的人。如果军队没问题还好，如果有问题，他就忍不住要亲自抓。当时他面对的军队是什么样呢？行政腐败，营房破烂，兵饷过低，衣食不堪，军纪废弛，官兵终日酗酒赌博，遇敌不是溃不成军，就是逃逸无踪。苏东坡决心整顿，修缮营房，整饬纪律，改善士兵给养。他把文官的圆领长衫脱下，身着戎装，莅临校场。他对腐化堕落和不服管理的军官予以惩处或革职。有人不满，向上告状，说苏轼随意惩治军官。苏轼对告状者也加以惩处。他当文官时比较“民主”，当了“军官”后则很重视自己的威严和军中秩序。当时有个将领叫王光祖，是泾原猛将王铁鞭王珪的儿子，荫父功，作了沿边安抚副使，驻守雄州，正是苏轼的辖区。这个王光祖统领军队多年，也颇有战功，有些骄横跋扈，他对苏轼颇不以为然，拒不参加校阅，苏轼依军法惩治了他。于是，每次校阅，苏轼以下，大小官佐依职务高低依次排列，观看指挥士卒操演。如此，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肃和操练，军队面貌焕然一新。

2020-03-04
超然台前“苏轼”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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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在诸城市超然台广场,一座名为《把酒问青天》的苏轼雕像揭开神秘面纱,正式与游客见面。据了解,《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是苏轼于公元1076年中秋节在密州,也就是如今的诸城市所作。为了进一步丰富诸城超然文化,充分展现苏轼在密州时期的政绩和文学创作成就,诸城市特意打造了这座高7.2米的大型苏轼雕塑,并赶在中秋节前完成。高7.2米花岗岩材质名为《把酒问青天》9月10日上午,记者在诸城市超然台广场看到,一座乳白色的人物雕塑矗立在最显眼的位置,特别吸引人。这就是诸城市今年倾力打造的苏轼人物雕塑,当天第一次揭开神秘的面纱,在游客们面前展露真容。整座雕塑下面是一个黑色的底座,上面写着雕塑的名称《把酒问青天》,下面还有两行小字,写着苏轼知密州的时间。底座上面就是苏轼人物雕塑,苏轼右手低垂,拿着一支毛笔；左手高举向天,目光看着向天而举的左手,仿佛在邀天共饮。他左手的袍袖和下身的衣服则向后方飘动着,仿佛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整个人物显得气势磅礴,非常传神地诠释了苏轼把酒问青天的一幕。据了解,这座雕塑是由诸城市今年新打造的,高7.2米,宽3.6米,厚2.49米,为花岗岩材质。诸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孙加军介绍,这座雕塑命名为《把酒问青天》就是取自千古第一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他们特意邀请四川美院雕塑系主任董志刚教授主创,整座雕塑与超然台现有的建筑相得益彰,形成了一种整体的艺术效果,充分体现了苏轼在密州时期的政绩和文学创作成就。这座雕塑落成后,必然将成为超然台最大的亮点,并成为诸城超然文化的新名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苏轼在密州时所作孙加军介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于公元1076年中秋节,在密州,也就是今天的诸城市所作。这首词是以月起兴,与其弟苏辙七年未见之情为基础,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思考,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之情纳入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性追寻之中,反映了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又表现出作者热爱生活与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自这首词作成以来,其中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词句,每逢中秋节到来时,必定会被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反复吟唱,已成为传颂千古的中秋佳句。孙加军说,尽管这首词对很多人来说耳熟能详,但知道苏轼这首词是在今诸城市所作的人却并不多。因此,今年他们特意打造了这样一座雕塑,选取了这样一个经典的片段,赶在中秋节之前打造完成,正是为了纪念苏轼在诸城市作的这首千古第一中秋词,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家住奎文区中央丽景小区,老家诸城市相州镇的市民王磊告诉记者,今年5月,他就听说了要在超然台广场上建造一座苏轼雕塑的消息,特别期待。王磊说,超然台本身就和苏轼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后来虽然对超然台进行了重新整修,可还是缺乏一道标志性的景观,“我感觉像这种人文景观,一定要把与之相关的人物突出出来。打造一座苏轼雕塑,就能够起到这样一个作用,让超然台景观真正丰富起来,也能给游客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孩子特别喜欢苏轼的词,正好听说苏轼雕像建成了,中秋节假期的时候一定要带他去超然台看看,对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作为诸城人,感觉非常骄傲。”家住高新区恒大名都小区的张恒说。增加超然文化内涵提升知名度美誉度超然台是诸城市一座非常著名的人文景观,是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任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太守时所建。当时,诸城西北墙上有“废台”,苏轼“增葺之”而成,“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其弟苏辙依据《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文意,命名曰“超然”,并作《超然台赋》予以赞咏。超然,即超脱尘世、乐天知命的意思,后引发苏轼《超然台记》横空出世,成就千古名篇。不过,伴随着朝代更迭,超然台多次被损坏,并于1947年完全损毁。2007年秋,超然台在整整消失了60年后又在原址附近开工复建。整个工程依原有的规模,按3倍的比例进行扩建,共占地20余亩,台高10.74米,宽28米,长160米,建筑面积为7000余平方米,陈列面积3000余平方米,总投资7000余万元。2009年,超然台重建完成。新超然台内部陈列以碑刻、字画为主,展示了苏轼在密州的活动和传说等,通过文字、图片、声像以及高科技手段全面展示超然文化的内涵。诸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赵莉介绍,最近几年,诸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苏轼文化的研究传播工作。通过恢复建设超然台,成立市超然台服务中心、市地方文化研究学会、苏轼文化研究会,为苏轼文化研究创造了条件,并出版了一大批专著,推出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赵莉说,为了进一步增加超然台景区的文化内涵,推进诸城市文化名市建设,在超然台广场建设了这座苏轼雕像。苏轼文化源远流长,超然精神博大精深。苏轼雕塑的落成,为诸城市传承传播苏轼文化提供了新的载体。接下来诸城市还将继续深度挖掘苏轼文化的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用诸城特有的视角展现出来、传播出去,让苏轼文化在当代熠熠生辉,为提升诸城的知名度、美誉度,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推动诸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文/图本报记者赵春晖通讯员王晓磊

赵春晖

2019-09-11
古典诗词之旅，从《诗经》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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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诗词之旅的第一站，当然是《诗经》。虽然三千年来中国古典诗歌在形式上不断流变，风格也不断出新，可中国诗歌艺术的灵魂，却始终没有脱离《诗经》最初确立的基调。因此，读《诗经》，是了解中国古典诗歌及文学的起点与必需。《诗经的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是日本文字学家、汉学家白川静的代表作，虽已问世近半个世纪，却常出不竭，历久弥新，堪称外国学者对《诗经》解读的经典。众所周知，《诗经》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在《论语》《孟子》中被视为经书，不过在白川静看来，诗篇的解释也因此被儒学角度的诠释所改变，失去了其古代歌谣的本来面貌。因此，他从《诗经》中所蕴含的情感出发，从纯文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山川、恋爱、社会与生活、贵族社会盛衰几个方面，引介分析众多《诗经》名篇，试图还原中国古时人们丰富而充满活力的精神世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作者将《诗经》与日本文学经典《万叶集》的比对研究尤为精彩且意义深刻。告别《诗经》流传的先秦，我们途经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的历史长河。这段时期前后经历800多年，虽然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许多变化发展，且不同历史时期风格各异，但学习和研究这段时期文学的人们，往往将之统称为“汉魏六朝”。王运熙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大家，尤长于六朝、唐代文学。《汉魏六朝诗简说》（北京出版社2019年4月）选编王运熙先生《汉魏六朝诗简论》《论吴声与西曲》《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考略》等论述性文章十三篇，赏析文章十篇，基本涵盖了王运熙先生汉魏六朝诗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中乐府诗研究尤显其深湛功力。来到了唐代，这一时期是中国诗歌艺术公认最辉煌的时期，王国维曾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唐代文学的代表就是诗。可以说，在唐代近300年的时间里，各体诗歌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尤其是格律诗更是繁荣昌盛。我们首先推荐两堂专家讲唐诗的“大课”。《尚永亮说唐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是汉唐文学专家尚永亮的视频公开课《唐诗艺术》文稿的结集，本书不同于以往或以诗人或以诗作来分类说明的同类书籍，作者巧妙地以声律、立意、结构、语言、比兴、剪裁等诗歌艺术手法为线索，对浩如烟海的唐代诗歌进行了串讲。与尚永亮强调文体、文法不同，唐宋诗词研究学者莫砺锋更以“唐诗是一座气象万千的深山，我只是一个站在山口向游客指点进山路径的导游”来自我期许。《莫砺锋讲唐诗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的特点是以专题的形式解读由初唐到晚唐诗歌的许多面向，顺着“谁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乱离时代的特殊视角”等一篇篇读下去，我们仿佛穿越回了那些千古名诗的诞生现场。长久以来，诗歌界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诗歌究竟能不能被翻译？”有人认为不同语种，先前时代语言的诗歌，是不能被另一种语种以及今天的语言来翻译，而另有人认为现实则恰恰相反。“伟大的诗歌正是在不断的变形、不断的翻译之境中活着：诗作死于穷途末路。”这是美国诗人、散文家、译者温伯格的观念，也是他的行为指导。《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商务印书馆2019年2月）一书中，温伯格将有“诗佛”之称的唐代大诗人王维之五言绝句《鹿柴》进行了不断的翻译与品读，直至十九种甚至更多种的译本。在这段文本的细读之旅中，温伯格一面在翻译的横向上挪移，一面在诗的纵向上深入，我们随其身后，穿山越岭，不停地感受中国古诗幽微迷人、难以把捉的魅力。本书更有趣的还有，作者除了彰显汉语之独特，也同样体现了英语、法语、德语、西语等语言的质地与特色，众多语言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如果说李杜是唐诗中的两大翘楚，那么论起宋诗的扛鼎人物，相信绝大多数人会把票投给才情盖世的苏轼。专攻宋代文学研究的朱刚曾著有《苏轼评传》《苏轼苏辙研究》等学术专著，是不折不扣的苏轼专家。《苏轼十讲》（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7月）为朱刚在复旦大学开设的课程，既有苏轼一生“如鸿风飞，流落四维”的沉浮仕途，也有一代文坛盟主的壮浪纵恣，更有苏轼集儒释道三家思想之博大宏丰的心灵世界。可以说，擅诗、词、文，同时又精于书法、绘画，并兼济经学、史学、医药、水利的苏轼，几乎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也成为了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因此，这本《苏轼十讲》以十个主题串联苏轼丰富的生命历程，将苏轼置于历史与文化的洪流中，上下观照，并作精妙讲解，可谓一部披沙拣金的“苏轼新传”。行至我们古诗词之旅的尾声，你会发现中国古典诗词不但包罗万象，而且也无一定之规，而是各具形态，常品常新。（蓝笑笑）

蓝笑笑

2019-12-09
用大数据研究苏轼这才是教育的应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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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附小六年级学生用大数据分析苏轼的文章，很多人感到震撼。这个班的小学生利用假期时间，进行了以苏轼为主题的小课题研究。其研究主题包括《大数据帮你进一步认识苏轼》、《苏轼的朋友圈》、《苏轼的心情曲线》、《苏轼的旅游品牌价值》等等。该班微信公众号展示了5篇研究报告，引来很多网友围观。让小学生动手做“课题研究”，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小学教育中，十分普遍。通常老师设置主题，学生们分工合作，进行调查、收集资料、加以分析，写成“小论文”，然后在课堂上进行陈述、“答辩”。在这过程中，老师、家长通常只是起引导作用，由学生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其实，这才是教育的应有魅力，即在教学中给学生们以启发，让学生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去寻找生活世界和知识世界的无限可能。JINRISHIDIAN我们经常说要以启发式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去实践教学，但实际上，在当下的教育实践中，启发式教学一直践行有限，依然是提供标准答案的教学方式大行其道。别说在小学阶段，即使在大学课堂，也不乏以标准答案为标准的教学方式。这实际上限制了学生们思考的空间，特别是在小学阶段提供标准答案的教学方式，会过早禁锢孩子们的思维驰骋。有时候，我会给自己上小学的孩子辅导作业，在有些题目验算或者文字书写的交流中，他经常告诉我，老师说应该是这样的。当然，我并不是说孩子不应该听老师的，而是说老师应该在有些时候给孩子们留出适当的空间，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找到答案，或者找不到答案。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什么都有答案。当下的世界，各国都提倡创新，但是，创新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不是让学生去死记硬背某些知识，而是应该让学生有机会自己思考。有个中国教授在美国访学时，跟我感叹过美国的小学作业布置得看起来很不靠谱，因为他的孩子回家来不是做数学题，也不是写英文单词，而是从图书馆借了一堆书，准备回答“地球是什么”“火星是什么样子的”“去埃及旅游应该准备什么”等等问题，说是要给同学们讲自己的答案。我明白，这位家长说的当然不是常态，他之所以印象深刻，大概是自己孩子此前不曾遇到这样的情境。三年前，我曾有幸听大名鼎鼎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北京演讲，他说，有句谚语说“教育的本质，不是把篮子装满，而是把灯点亮”，如果我们还是把篮子装满，那只能是渐进型的改革；如果我们想点燃一盏灯的话，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教育的方向应该是点燃每个学生心中的那盏灯，照亮自己，也照亮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讲，启发式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不是装满篮子的教育，不是填鸭式教育，而是点灯教育，照亮教育。据《新京报》

2017-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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