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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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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推荐人：上海市曹杨二中刘思越推荐理由：苏轼是值得后世景仰的文化巨人，也是我们为人处世的标杆。苏轼年轻时就展露出惊人的才华，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看了苏轼写给自己的信后，对梅圣俞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宋史·苏轼传》）苏轼平等待人，天性善良，看天下人“无一个不好人”。苏轼因小人的诽谤屡遭贬谪，大半辈子颠沛流离。他仕途坎坷、历经磨难，却豁达乐观、光明磊落，心怀对天下人甚至是敌人的大爱。林语堂曾在《苏东坡传》一书中这样评价：“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定风波》作于苏轼贬谪黄州之时。面对“竹杖芒鞋”的清贫生活，苏轼却称之为“轻胜马”；“莫听”“何妨”“谁怕”“任平生”等词，尽显其豪放、洒脱之态；“萧瑟处”“风雨”“晴”是借眼前景抒心中情的双关之语，表现自己面对艰难人生的豁达态度和面对变故的坦荡襟怀。苏轼“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被贬黄州是苏轼的转折点，此后，他写出很多伟大的作品，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等。感谢生命中的磨难和坎坷，成就了一位文化巨人，铸造了一座文化丰碑。

苏轼

2017-05-05
文人如何成群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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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士，踽踽独行固然有之，命俦啸侣也是常态。在北宋，后一现象十分突出，文人集团迭起，笼罩了大半部文学史。三十余年前，王水照先生即拈出这点，视为北宋文学演变的关键线索，持续思考。积岁所获，汇成专著《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刊行。书名所言“三大文人集团”，指钱惟演洛阳幕府集团、欧阳修之“欧门”、苏轼之“苏门”。聚合而称“集团”，自有其强固的特征。序论提炼三点：系列性（人员代代承嬗）、文学性与自觉性，以见三大集团区别于前代文人群体之所在。继而寻绎北宋史学、政治、儒学、古文、佛教诸领域所共有的崇尚“统序”思潮，“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折射或外化”（第10页）。这为文人集团成立，勾绘出深远的时代氛围。正文三章，依时序探讨钱幕、欧门与苏门。诚如著者所说：“‘钱幕’进入文学史视野，并加以系统、全面介绍，本书可能是第一次。”（后记，第475页）一空依傍虽难着手，发挥空间却也充分。第一章详论钱惟演幕府文士构成，洛阳地理、人文环境如何滋养创作，成员间诗歌、古文交流，一代文宗欧阳修的崭露头角，分析最是完备。欧阳修、苏轼及其周边士人，学界知之甚稔，不必面面俱到。本书对欧门与苏门，便专攻若干问题点。考察了作为欧门形成契机的嘉祐二年（1057年）贡举事件后，对于欧门文学写作，仅注目古文一体；对于欧公门下士，也仅注目曾巩一人。考察了苏门的集聚过程、人才网络与性质后，对于苏门文学写作，仅注目词之一体。欧阳修乃是北宋第一位古文大家；苏轼则生当词体由卑至显的上升期，本人又是其有力推动者。词在文人集团中的位置，此前从未如此重要。紧扣两体，足以分别呈现欧门、苏门的交流方式与文学成就。有话则长，远胜过铺陈常识，辞繁不杀。结束语略叙北宋“后苏东坡时代”的文坛光景。苏辙与张耒健在，也具一定声望，后者更是从学者众，却终究未构建起另一铢两悉称的文人集团。加之党祸甚烈，形格势禁。苏轼门下一时盛况，竟成绝唱。结为集团这件事，不会不影响到写作。可是北宋文人集团，组成原则较为宽简，不似后世社团那样，有一致的文学观念、实体组织等等。譬如欧门，就是“自然形成、并无严格结构关系、也无明确权利和义务规定的松散群体”（第165页）。追踪此类集团的文学影响，尤难一索即得。著者聚拢零碎材料，耐心还原具体现象，将这种影响论证到了实处。譬如梅尧臣提倡，诗家应“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久成谈艺者之话头。本书指出，据欧阳修晚年回忆，谢绛曾举“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一联，赞其“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试笔·谢希深论诗》）。梅氏语显然由此化出，且沿用“县古”两句为例。而欧氏在洛中所吟《题张应之县斋》（按《试笔》此条也称“往在洛时”），复有“县古仍无柳，池清尚有蛙”之句，效仿上举一联，“必是聆听谢、梅论诗的启发”（第110页）。钱惟演幕府文士平居切磋、理论与创作互动的鲜活画面，跃然纸上。关于某些争讼不已的公案，本书每能通观首尾，确切下一结论。譬如嘉祐元年欧阳修赠王安石诗，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相期，王氏答诗谓：“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婉拒欧公美意。这牵涉欧阳修托付衣钵的人选更替，歧说纷纭。争议点约略有二：一是欧氏笔下“吏部文章”，是指谢朓抑或韩愈？二是王安石答句，是否暗藏贬抑？著者提示，“翰林风月”与“吏部文章”乃诗、文对举，“吏部”只可能指古文家韩愈，不可能指诗人谢朓（第169页）。又引王安石同年《上欧阳永叔书》两封，尚自列于欧公门墙；及次年他赴任常州，欧公设宴饯别，约梅尧臣作陪，证明彼时“两人并无芥蒂，师弟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正常的”（第171页）。理据坚实，持论通达，可以息众喙矣。值得注意的是，集团成员间的交流，也非全然正向，“既有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一面，又常不可避免地引入竞争的因子。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各自文学创作、文学思想的发展”（第97页）。有见于此，著者细意推寻文人往还的曲折轨迹，时发笃论。譬如欧阳修在洛阳，一度向尹洙学古文作法，后来渐造熟境，遂与后者分途。在文章繁简、骈散关系上，意见均不相同；对尹洙古文的历史地位也有保留（第215—230页）。北宋起就有人主张，欧氏“始从尹师鲁（洙）游，为古文”（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本书并不否认，但动态把握二人关联，反对固化理解，无疑更接近文学史原貌。又如著者发现：“苏门诸人对苏词整体评价上偏低”，令人稍觉意外，不过“苏词的影响在苏门中又是无所不在的”（第357页）。主要是各人词风虽异，而都阑入身世感慨、人生思考，不止乎娱宾遣兴，促进了词的雅化。苏门师弟间文学交往的复杂性，由是可窥一斑。王先生精研宋代文学，凡有著述，往往开拓区宇，引领风气，本书也不例外。提出“文人集团”这一要素，统率北宋朝文学发展，等于步入一片新天地。许多文学现象，从前习焉不察，如今乃得阐明其动力机制。大块烟景，目不暇给。兹在宏观层面，试作两点拓展，以就正于先生和读者。第一，本书归纳北宋文人集团特征，文学性是其中一项，集团中人“更倾心于文学的独立审美价值的追求”（第4页）。然而，恐非所有文人集团皆然，譬如著者提及的王安石之“王门”（后记，第476页），便不以此见长。换言之，富于文学性的文人集团，本身就是拣选过的。即使所拣选的三大集团，也不尽悬文采为鹄的。譬如欧阳修激赏苏轼：“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这是向下一代文人集团领袖传法之嘱。但他曾对后者强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文章与儒道密不可分（俱见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引）。苏轼后撰《六一居士集叙》，为之盖棺论定：“其言简而明，信（通“伸”）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简而明”两句状欧氏文风，“引物连类”两句状欧氏思想，兼包两面，体会真切，可谓不负所托。本书探析文人集团种种表现，基本聚焦于文学方面，不失为一种研究路径。后学继续耕耘，则不妨联系学术思想等因素，汇通观之，针对文人集团的交流内容与传承脉络，或能更进一解。第二，著者比较宋朝文士与前人差异，写道：“如果说，盛唐作家主要通过科举求仕、边塞从幕、隐居买名、仗策漫游等方式完成个体社会化的历程，从而创造出恢宏壮阔、奋发豪健的盛唐之音。那么，宋代的更大规模的科举活动所造成的全国性人才大流动、经常性的游宦、频繁的贬谪以及以文酒诗会为中心的文人间的交往过从，就成为宋代作家们的主要生存方式了。”（第71页）人才流动、游宦贬谪与诗酒酬酢，其实无代无之。上述唐代士子的行为，入宋则确乎衰落泰半。主因在于北宋严科考之条例，封弥、誊录制相继施行，取中与否，纯视临场发挥而定。入仕前的社会声名，作用微乎其微。相形之下，前代从两汉的荐举，到有唐的科举，莫不严重依赖考前声誉，因有各类沽名作为。而南宋中后期以降，士人阶层分化，相当一部分下移民间，辅以刻书业兴起，商业逻辑进入（参看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局面又是一变。脱离于科举的社会名望，再度成为追逐目标。就此而言，北宋文人的处境，居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文人集团也不能自外于此一时代特性，特别是科举制度趋严后的欧门、苏门，更与仕途息息相关。嘉祐二年，欧阳修成名已久，却直要等到领衡文之任，始建立起自己的文人集团。“欧门的核心”即形成于“座师与门生这一基本关系”（第179页）。苏轼与门下核心“四学士”早已订交，但是后者在元祐年间，也“多经苏轼亲自考选”，构成“类似‘座师与门生’的政治关系”（第294页）。北宋文人集团的若干特色，譬如政治立场相近（对比韩愈和柳宗元）、文学论议自由度高（对比后代文学社团），似乎恰可于此求得缘由。由是看来，文人集团之于北宋文学的作用，犹有开掘空间。一个论题，历经三十余年，不但毫无折旧，反而日益显露其惬当与丰富。本书的学术价值，不待烦言而决了。（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成玮

2022-01-26
苏子由如何巧断妄告蕃商户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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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三苏”中最著名的，当属东坡先生。但苏辙虽文名稍逊，才干其实不亚于兄长，同样展现出北宋士大夫全面发展、“文学法理，咸精其能”的真才实干。“念昔各年少，松筠圜南轩。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苏辙《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在接受家庭教育与仕途起步阶段，苏辙与兄长苏轼，有很多共同点。“二子皆天才”，性格鲜明、各不相同，张方平初见便评论道“长者（苏轼）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苏辙）谨重，成就或过之”。苏洵于其《名二子说》中，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性格特点，曾有精准的把握：“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诚如其言，苏辙外柔内刚，遇事沉着，不轻举妄动，必要时又能把握时机、稳中求进，甚至直击要害。苏辙于元祐元年自中书舍人升任户部侍郎，此职“宜得强明练达之人”、必须“精炼吏事、通知民情”，而苏辙在任期间（公元1087-1089年），有颇多称职表现。他在《龙川略志》卷五中自叙的“辨人告户绝事”便是例证。此案，广州商人向户部投状，称居广州十余年的蕃商辛押陁罗已死，依法为户绝；其养子现“主其家”，占据陁罗之巨额财产，于法不合。言之凿凿，兼户部郎官见利心喜，认为蕃商家资殷实，“不可失也”，意在将死者定为户绝，使财产入官。苏辙却不为利益所动，不为状词所惑，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疑点。他以三个关键即“三问”来对待告状人：“陁罗死蕃国，为有报来广州耶？”告状者回答：“否，传闻耳。”“陁罗养子所生父母、所养父母有在者耶？”答曰：“无有也。”“法告户绝，必于本州县，汝何故告于户部？”答曰：“户部于财赋无所不治。”苏辙的前两问，着眼于查证告状人所述情状是否属实，如蕃商辛押陁罗死讯不实，则自不存在“户绝”。退一步说，即便辛押陁罗已死，其“养子”信息是否准确，告状者称“养子”所生父母、所养父母均不在，即举不出切实可靠的证据。接下来，就有了更直白的第三问，广州商人不在本州县举报蕃商户绝，却千里迢迢赴京师开封，于户部告诉，越级控告这一方式上的反常，是否告者有意为之、其意在何？告者搪塞说，户部既然“于财赋无所不治”，当然能够过问户绝案件。但苏辙心中意见已定，不为所惑，经过“三问”便归纳出三项“不当”。更进一步说，苏辙正是根据上述三个精心设计的问题，看清问题的症结；而告者看似对答如流，实则在苏辙环环相扣的追问下，告状的理据已不攻自破。苏辙接下来轻描淡写的两段话，便使得一开始振振有词的告状者败下阵来，心服口服，不敢再纠缠狡辩：苏辙先说：“此三项皆违法，汝姑伏此三不当，吾贷汝。”其人未服。苏辙又明确表示：“汝不服，可出诣御史台、尚书省诉之。”其人乃服。苏辙先晓之以理，劝告者明白进退；见告者还心存侥幸，苏辙就把话讲明：告者试图以“越诉”掩饰其无证无据的“妄告”本质，在户部已被看破，倘若还敢故伎重施，御史台、尚书省也定然不会受其蒙蔽。言外之意，若揭破其诬告妄诉之实，告状者定难全身而退。告状者这才收手。苏辙再召诉状中被牵连的在京之“养子所遣”二人，说明情况，进行安抚，称“此本不预汝事，所以召汝者，恐人妄摇撼汝耳”，滴水不漏，从容不迫。从与户部同僚（户部“郎中终以为疑”）的态度对比中，也可显示出苏辙决事切中肯綮。他并不停留在富商可能“户绝”留下大笔财产的表面，而是发现广州商人越诉这一漏洞的背后缘由：“彼所告者，皆法所不许。其所以不诉于广州，而诉于户部者，自知难行，欲假户部之重，以动州县耳。”告状者存心不良而证据不足，“自知难行”，于是选择了在地处据案发地较远的京师越级控诉，意图以财帛动人心，以户部挟制州县。不料被苏辙看破，诡计未得逞。蕃商巨富，“树大招风”，一旦身故，其在华的大宗遗产去向，引人注目，难免有人伺机妄告户绝，利用某些官员的逐利与盲目，假借官府之势，逞己私欲。“宋代广州的历任蕃长，见于文献的寥寥无几。就算名著一时的辛押陁罗，也只留下零散的片断记载”（蔡鸿生：《宋代广州蕃长辛押陁罗事迹》，《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因此，在苏辙明辨是非、令妄告者知难而退后，是否还有纷争、如何解纷等，我们均不得而知。但苏辙办案的手法之精妙，已如前述，其思路与态度，还可以详加解析。苏辙经手此案，不费笔墨，不费周折，也就不会轻信谣言而“妄摇撼”即动摇人心、滋扰被妄告之家，较能保全其商业利益，稳定局面。首先，其察民情、重民生之用心，与南宋“名公”一致。《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七“立继有据不为户绝”司法拟判于开篇指出，“照得户婚牒讼牒，不一而足，使直笔者不能酌情据法，以平其事，则无厌之讼炽矣，家不破，未已也。事到本司，三尺俱在，只得明其是非，合于人情而后已”。倘若中了奸人“无赖”“妄告户绝”之计，会使百姓蒙冤，破财招灾：“官司亦惟微利是嗜，不顾义理，不照法令，便从而没夺之，几于上下交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夫亡而有养子不得谓之户绝”）。其次，苏辙自述中虽然未曾详言，但明辨广州商人妄告蕃商辛押陁罗户绝一事，也是其处事周全、顾全大局的表现。试想，如果办案人员贪利而轻举妄动，大张旗鼓调查，甚至查扣蕃商财产，惊动蕃商家人，甚或激起在广其他蕃商的反感、恐慌乃至抵制，弊害不可胜言。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外商来华交易频繁，朝廷积极发展海外贸易，鼓励外商来华，相关法律较为系统完善（张中秋、陈景良：《宋代吸引外商的法律措施叙论》，《法学研究》1993年第4期）。蕃商辛押陁罗，来自阿曼，长期居住在广州（推测为公元1056—1086年），他曾担任广州蕃长，深得朝廷信任与重用，蔡鸿生教授在《宋代广州蕃长辛押陁罗事迹》一文中指出，辛押陁罗“是一名亦贡亦贾、政教合一的华化蕃官……是宋代跨文化贸易的历史标本之一”。有人正是从维护通商环境与保护外商利益的角度分析此案（刘永加：《看苏辙如何处理外商遗产纠纷》，《廉政瞭望》2019年第2期）。值得注意的是，苏辙明辨此案，从举重若轻的“三问”归结到无懈可击的“三不当”，切中“证据”之要害，使妄告之人只得知难而退，这是执法持平，并无偏袒。苏辙“辨人告户绝事”的态度是慎重对待，缓解讼累，稳定局面，保全蕃商（及其代理人即“养子”等）的利益；而其处事不偏不倚、有理有据，则基于其通览全局，熟谙政令，洞见人情的综合素质，是其行事缜密之风格的集中展现。《栾城遗言》记载苏辙“在谏垣，论蜀茶纤悉曲折（今按：应为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论蜀茶五害状”，《栾城集》卷三十六《右司谏论时事十首》）。时小吕申公当轴，叹：‘只谓苏子由儒学，不知吏事精详如此’。”谏议“纤悉曲折”，既是苏辙独特的论文风格，亦以其精详庶政为基础，方能言之有物。《续明道杂志》作者张耒（1054—1114年）赞叹苏辙行事过人：“某平生见人多矣，惟见苏循州（苏辙）不曾忙……苏公虽事变纷纭至前，而举止安徐，若素有处置。”苏辙为政“不曾忙”，即谋而后动，有条不紊，这特适于理乱解纷，也着实在“辨人告户绝事”等诸多案例中得以展现。（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站博士后）

张田田

2020-01-10
苏轼曾破解唐代古琴余音绕梁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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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商越核心提示“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的诗句展现出大唐文人雅士对古琴的偏爱。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位列琴棋书画四艺之首，目前传世最早的古琴实物是唐代的琴。在辽宁省博物馆“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中，就有一件稀世珍宝——唐代九霄环佩琴，它是辽博的镇馆之宝之一。有观点认为，这张琴是蜀地雷氏家族的作品，由此引出“雷氏琴”及李白、韩愈、白居易等人抚琴放歌的故事，还有宋代苏轼如何破解其余音绕梁的奥秘……四川雷氏祖孙三代有九位制琴大家在博大精深的唐文化中，古琴文化承载着盛唐记忆，古琴也成为呈现盛唐气象的重要实物。辽宁省博物馆“又见大唐”展厅里陈列的这张唐代九霄环佩琴，是唐代中期制品，距今1200多年，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据考证，这张琴的制造者很可能是唐代最为著名的斫琴家——四川的雷氏家族。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研究员李琼璟介绍说，四川雷氏家族祖孙三代皆以斫琴为业，共计9人，称为“九雷”，包括雷绍、雷霄、雷震、雷威、雷俨、雷文、雷珏、雷会、雷迅。其造琴活动从唐代开元年间起到开成年间止，前后120多年，经历了盛唐、中唐、晚唐3个历史时期。他们所制的琴被后人尊称为“雷琴”“雷公琴”“雷氏琴”，不仅为唐人所推崇，更被后世奉为上品。为何四川能出现制琴名家呢？据明人蒋克谦编辑的《琴书大全》记载，隋朝时，隋文帝的儿子杨秀被封为蜀王。他有个雅好，就是爱琴，曾“造琴千面，散在人间”。正是因为蜀王的喜好和提倡，蜀地便出现了许多制琴名家。到了唐代，很多富贵人家大规模造琴，古琴制作得到空前的发展，蜀地也成为制琴的主要基地。“九雷”中的前五人，为盛唐开元年间人，属于雷氏的第一代。其中，雷俨曾被唐玄宗召入宫中，职务是“琴待诏”，即凭着弹琴的技艺侍奉内廷。由此可知，雷俨不仅善于斫琴，也是一位弹琴高手。而雷氏家族中最为有名的斫琴师要数雷威，他常常为选择上佳琴料不辞辛劳。《嫏嬛记》（嫏嬛读作lánghuán）引前人之说记载：“雷威作琴，不必皆桐，每于大风雪中独往峨眉。酣饮，著蓑笠入深松中，听其声，连绵悠扬者伐之，斫以为琴，妙过于桐。”意思是说，雷威为造一张好琴，不避艰险，深入峨眉山，在大风雪中聆听狂风撼树的声音，找寻音质优异的材质。他所作之琴，并不拘泥于必须用梧桐、梓木，而是以峨眉松之良者为之，只部分使用桐木，却比桐木制作的琴还要好。因此著名的唐琴“春雷”“九霄环佩”“飞泉”“玉玲珑”等，都为雷氏所制。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也是一位著名的琴家。他对雷氏琴情有独钟，并收藏有开元十年造的雷琴，时时弹奏。苏轼在《杂书琴事》中说，为了研究古琴的发声原理及特点，他不惜把自己珍藏的唐代名贵雷琴拆开来观察：“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结果发现，“琴声出于两池间，其背微隆若薤叶然，声欲出而隘，徘徊不去，乃有余韵，此最不传之妙。”原来琴的声音是从龙池与凤沼两孔间对面的木头稍微隆起处、好像薤叶的形状处发出的，由于声音的出口处很狭窄，琴音不能马上出去，留在琴内徘徊成余韵，这就是雷琴的奥妙之所在。李琼璟解释说，从“九霄环佩”与雷氏“春雷”两琴的纳音来看，都是在琴腹腔里稍稍高的部分中间，开出一条约5分深、1寸宽、通贯于纳音始终的圆沟。它既未增加琴面的厚度影响发音，又使龙池、凤沼两个出音孔变得稍稍狭窄，借以延长共鸣箱中余音的扩散。这种琴腹纳音的特殊做法，亦即雷氏第一代人所创造的家法。白居易“共琴为老伴”最爱弹《秋思》大唐盛世，社会繁荣稳定，涌现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文人琴家，如王维、李白、白居易、柳宗元、温庭筠等，他们弹奏古琴并创作琴曲、琴诗。文人的大量参与，推进琴曲创作及演奏技法不断提高。据统计，在《全唐诗》中，收录有“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的诗作，其中涉及古琴内容的有1400多首，从唐人诗作中咏琴诗的数量，可看出古琴在文人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为何唐代文人雅士如此偏爱古琴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古琴的声音非常独特，安静古朴、清微淡远，被称为“太古之音”，被用以“愉悦情思”；另一方面则因古琴“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功能，成为表达文人洁身自好、超然物外思想的载体，被誉为“圣人治世之音，君子养休之物”。因此有诗人王维作琴曲《阳关三叠》，有文学家柳宗元作琴曲《欸乃》，大诗人白居易更是留下众多咏琴诗。《琴史·白居易传》中记载，白居易自云有三大爱好：嗜酒、弹琴、吟诗。而且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先拂酒罍，次开箧诗。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官声，弄《秋思》一遍。有时白居易坐着轿子到郊外，轿中放着一张琴，一个枕头，数卷陶渊明、谢朓的诗，轿边竹竿悬挂着两个酒壶，随意停于有山水之处，弹琴饮酒，兴尽方归。翻阅白居易的咏琴诗，可以发现，白居易的生活中少不了琴声琴韵：“身外都无事，舟中只有琴。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船夜援琴》），在《对琴待月》诗中，白居易自称：“共琴为老伴，与月有秋期”。在《宿东亭晓兴》中，他“独抱一张琴，夜入东斋宿”，可见古琴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而在众多琴曲中，《秋思》是白居易诗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首曲子：“晚坐拂琴尘，秋思弹一遍”（《冬日早起闲咏》），而“调清声直韵疏迟”（《弹》），应该是《秋思》受白居易喜爱的原因。中国古琴在周代已经流行，至今有3000多年历史。周武王建立了周王朝之后，大力推行礼制，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倡音乐尤其是琴乐，用以陶冶人们的性情，而礼乐的“乐”主要就是指古琴。儒学创始人孔子就是一位杰出的琴家，他一生酷爱弹琴唱歌，曾向师襄学琴，能弹琴唱《诗经》300首，并创制仲尼式古琴，成为后世士人典范。唐文化的繁荣昌明，将古琴发展推向了第一个高峰，唐琴的造型之妙、制作之精、琴音之美为历代之冠。李琼璟说，唐代古琴尤其是盛唐之琴，造型肥而浑圆，一般又在颈、腰内收部分做圆角处理，业界称为“唐圆宋扁”，相比宋琴较扁的外形来看，唐琴的造型，各处比例均比较合理，既美观又便于弹奏。2003年，中国古琴继昆曲之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还特别选用古琴演奏。至今流传下来的古琴名曲有《广陵散》《高山流水》《渔樵问答》《平沙落雁》《阳春白雪》《阳关三叠》等。唐代宰相李勉创制“百衲琴”唐代著名诗人王维不仅善诗文、通书画，还精音律、长于弹琴。他的好友元二出使安西都护府时，王维到渭城为之饯行，作七言绝句《送元二使安西》送别，一时间广为流传，因为诗中有“渭城”“阳关”等地名，所以，又名《渭城曲》《阳关曲》，词句被反复诵唱，称之为《阳关三叠》。许多唐代诗人曾在诗作中提到这首诗，如李商隐的“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宋代文学家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曾对“三叠”作过考证：“旧时‘阳关三叠’，然今世歌者每句再叠而已。”如今，《阳关三叠》成为中国十大名曲之一。关于辽博这张唐代九霄环佩琴的制造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唐代宰相李勉制作的“百衲琴”。李琼璟介绍，所谓百衲琴，是制琴不用整块木料，而是用小块优质桐木精心拼接，看起来像僧人的百衲衣，因而得名“百衲琴”。若仅从琴的形式、漆色、断纹、声音来看，百衲琴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的特点。从这张九霄环佩琴的背面透过圆形的龙池、椭圆形的凤沼向内看去，可见琴腹内木料上有长方形条状的百衲纹，木条纹理错综，有明显的拼合特点，因此推断其可能为百衲琴。在传世的百衲琴中，用来拼合的木块，形状、大小也并不相同，除了长条形的，还有龟纹形、银锭形、方块形等几种。而百衲琴的首创者，便是唐代宰相李勉。李勉（717年—788年），是唐高祖李渊第十三子李元懿曾孙。李勉以皇亲身份入仕，历任开封府尉、监察御史、京兆尹、岭南节度使等职，晚年入朝为相，任工部尚书，封汧（qiān）国公。李勉为官清正廉洁，奉公守法。《旧唐书》称李勉：“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简易，为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属诗，妙知音律，能自制琴，又有巧思。及在相位向二十年，禄俸皆遗亲党，身没而无私积。其在大官，礼贤下士，终始尽心。”据宋人《琴史》记载：“勉有所自制，天下以为宝，乐家传响泉、韵磬，皆勉所爱者。或云，其造琴，新旧桐材扣之合律者，裁而胶缀之，号百衲琴，其响泉韵磬，弦一上十年不断，其制器可谓臻妙，非达于琴者，孰能与于此乎。”文中讲述了李勉将音质上佳的新旧梧桐木裁减成小块相扣合，用胶粘接而成。“沉雅清峻”的李勉不仅善于弹琴、制琴，还有琴著《琴徽字议》，并曾作琴曲《静观吟》。当然，百衲琴作为一种制琴方法，四川雷氏也曾做过。史记SHIJI传世九霄环佩琴只存四张辽博珍藏的九霄环佩琴长122厘米、肩宽21.2厘米，表面有栗壳色的漆层。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研究员李琼璟向记者介绍，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确定的传世唐代古琴约有20张，其中最著名的唐代伏羲式九霄环佩琴仅有4张，除了省博物馆的藏品外，一张在故宫博物院，一张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有一张在私人手中。“这张九霄环佩琴，采用松散质地、纹理顺直的梧桐木制成，因为这样的材质能充分震动。”李琼璟说，在古琴的背面底板，篆刻有“九霄环佩”四个大字，就是此琴的名字，寓意声传九霄、音似古人腰间玉佩般悦耳动听。古琴根据腰部、颈部等外形弧度的差异，可分为蕉叶式、响泉式、凤势式、剑式等；根据创制琴形的人物，又可分为伏羲式、神农式、仲尼式、子期式、师旷式等。这张九霄环佩琴是伏羲式，腰部有两个月牙形的弯儿为特征，相传为华夏民族人文始祖伏羲所创制。古琴上有七根琴弦，一弦最粗，七弦最细，因为年代久远，古琴丝弦不易保存，这张古琴的琴弦是后人缠上的。古代琴弦一般是由蚕丝制成，声音小，常常说的古琴悦己，也是因为古琴的声音小只够愉悦自己。今人多用钢丝弦，钢弦声音大，更适合舞台表演。再看琴面一弦外侧，面板上镶有13个圆点，这是琴徽，为蚌壳制成，是琴弦音位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在琴面上，有很多黑色线条纹，原来这是因常年风化和弹奏时的震动，天然形成的断痕裂纹。古人根据裂纹的形状，给它们起名为蛇腹纹、牛毛纹、梅花纹、流水纹、冰裂纹等，这张琴显示出来的是蛇腹纹加上一些牛毛纹。一般来说，琴不过百年不出断纹，随年代久远程度不同，断纹也不尽相同，它是鉴藏古琴的主要依据之一。

2019-10-22
词本求忘机余事自高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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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本隋唐宫廷娱乐之歌曲，至宋初仍然沿袭绮艳柔靡体格，以为宴赏游乐之具，而士人创作亦不免此风。中唐“古文运动”兴起，文化风气一变，文人士大夫以独立人格担荷斯文，其于诗文艺术的观念也发生重大变革，具体表现就是道艺分途。“道”成为士人主体精神的内在追求，而诗文艺术则成为其游心其间的悟道之梯。这一思潮对词的影响，就是“诗之余”观念的兴起。此观念起于欧阳修，成熟于苏轼，而大盛于“元祐”文坛。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提出“余事做诗人”的主张，标志着诗文艺术独立于道统的艺术价值的凸显。其直接的影响就是“诗之余”观念的产生。而最早提出词为“诗之余”的则是苏轼，其《张子野词跋》曰：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波耳。《华州西溪诗》云：“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又和余诗云：“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若此之类，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称其词。昔周昉画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盖所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欤！（《百家词·张子野词跋》）在《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中，苏轼还谈道：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东坡文集》卷二十一）苏轼说张先词为诗之余波，又说文与可之书与画为诗之余，视词、书、画为毫末，表面看来是表现了苏轼作为士大夫思想正统的一面，实际上，他这种文人余事的态度则是把词完全当作了文人的消遣品，是文人修养德行之余品味人生的深层次的精神体验，恰恰说明了道艺分途后超功利的艺术思潮的兴起。苏辙《墨竹赋》详细描述了文与可画竹时的心态：“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予隐乎崇山之阳，庐乎修竹之林，视听漠然，无概乎予心，朝与竹乎为游，莫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文与可与竹倾心而谈，心灵洞彻了竹之“神”，人与竹交融到一起，以至合二为一，就达到了庄子所说的“人蝶不分，梦觉难辨”的境界，故竹之神情即人之神情，人之神情亦为竹之神情，这就完全超出了社会功利之心。苏辙还体悟到：“盖予闻之，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万物一理也，其所从为之者异尔，况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小苏在此正是从“万物一理”的角度解析了儒释道融合，以及这种融合为当时的文家们深透物理，从而达到了物我两忘的超功利的精神境界。后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云：“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他肯定了文与可与苏辙等人的认识，赞许文与可“墨戏”创作的超功利的审美态度。苏轼还指出：“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草木鱼虫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虽然，苏轼关于词为“诗之余”理论内涵未作正面的阐释，但通过其对文与可墨竹观念的赞赏，我们还是能寻绎出其理论旨归的。在这种观念下，其对词之本体及功能的认识就完全不同于唐五代以来一直到“大、小晏”的观念，而有了质的变化与飞跃。可以说，苏轼更多地思考并实践了文人之所以为文、为词的最本质、最内在的东西。如再深入论之，苏轼以翰墨游戏的创作态度填词，使词体开始摆脱词乐的限制并日渐独立，从而成了文人抒发情感的纯文学体裁。如他隐括陶渊明《归去来辞》为《哨遍》，隐括周穆王与西王母之事为《戚氏》，集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诗句而为《南乡子》三首，以及首次把农村题材引入到词体而为《浣溪沙》联章词五首等。苏轼甚至直接提出改变词体现状的主张，有意打破“词为艳科”的传统，题材范围由原来的专一艳情变为多种多样，“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尽管这种“诗之余”的观念与“词为艳科”的传统词学观相抵牾，但是，由于欧苏文人集团的重要影响，以及这种观念适应了当时文化发展的趋势，其别样的词风与特点于是越来越受欢迎，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了这种“新词体”的创作，词体遂发生了全新变化。此为词体发展之重要一转关也。所以，刘崇德先生指出：“当苏黄这些文人去写那些‘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的作品时，诗也就由文学教化的‘千古事’沦为文人案头的翰墨游戏了”。叶嘉莹先生也提出：“当时的士大夫们，在为诗为文方面，既曾长久的受到了‘言志’与‘载道’之说的压抑，而今竟有一种歌辞之文体，使其写作时可以完全脱除‘言志’与‘载道’之压抑与束缚，而纯以游戏笔墨做任性的写作，遂使其久蕴于内心的某种幽微的浪漫的感情，得到了宣泄的机会。”宋人的这种翰墨游戏的创作观念几乎贯穿了整个宋代，并持续到了后世，受其影响，文人画（写意画）、题画诗、词成了文学艺术发展的主流。苏轼这种理论勇气、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尝试为文学创作、词学史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和深远的影响。（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

于东新

2013-11-23
东坡耕读传家风家校共育促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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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展示新一代学子风采，继承“东坡”家教家风，促进“家校共育”的健康发展，眉山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东坡外国语学校于4月19日、20日，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家长开放日活动。活动特邀知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成都国学研究会秘书长、广安市国学学会会长景心做家风主题讲座。早上8点40分，高一高二年级的家长和同学们在听完第一节常规教学后，便来到学校东坡大剧场。学校高中部执行校长李海军就两个年级近期工作进行简要汇报，从教师成长、学生发展等方面向家长展示实绩。尤其针对高二的阶段特殊性，李海军强调更要稳抓实打，坚持三个发展方向：发扬学科兴趣优势，培养拔尖人才；夯实学科知识基础，奠定提分前提；规范言行学习习惯，培养高贵品质。家长是学生的第一任老师，孩子的成长不能仅靠学校，家校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此，学校特邀景心开设了两场以苏氏家风传承结合当下的文化讲座。景心通过分析自唐迁至眉山三百年的苏家历代优良家风的传承，讲述程夫人的贤良与苏洵愤而发奋的故事，赞叹“千古一文人、世代长怀念”东坡的成就与品行。讲授苏家人历代承继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读书正业；积善好施、孝悌仁爱的美德，勤政为民、忠心报国的理想，清廉自持、修身律己的品格。通过景心的讲授，大家了解了东坡为官造福一方、为民所爱，为文开一代境界、千古传诵，并在书画、医学、水利等方面造诣深厚。景心指出良好家风是指引“三苏”成功的关键因素，自先人传承而来的家风，引导苏轼父子三人孝悌仁爱、崇美向善，留下千古佳话，实谓“孝悌之子，可以为国瑞”。景心还强调，当前学生正处于传统教育的“少年养志”、家长处于“成人养德”的阶段，孩子不仅需要学校纯正学风和教育，更需要家庭的良好家风与正确引领。“家庭，是一个孩子终身教育的成长基石，是一位少年走向远方的无畏底气，是学校和社会教育间必不可少的桥梁。”景心说，家庭和学校共同努力，方能最大程度激发学生的潜能。她号召师生共读、亲子共学、家校共育，倡导在学校建立北外东坡书院，传承东坡精神，共建书香门第，家校协同，以爱之名共同托起孩子美好的明天。此外，开放日还进行了学生展示环节，围绕“读东坡，诵东坡，传东坡”的主题，以朗诵、歌唱、短剧等形式对东坡诗词进行解读，着眼于“个人理想与家国情怀”，唱响个人的历史责任与担当。“听了讲座，实在深受触动，家长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书房才是最好的学区房，要自觉参与家校共育。以后要行动起来，更加关心孩子，同时提升自己，与孩子共同进步。”高一学生家长刘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同样高二学生家长王女士也说：“爱，是最好的教育。听景心老师娓娓道来，除了被教育情怀打动，对照程夫人反思自己，离一个优秀的母亲还差得远，以后要多理解孩子，协助学校，家校共育，促进孩子健康成长。”据了解，从事传统文化教育多年的景心，少年时期就深深热爱东坡，她将携成都国学研究会的同仁们进一步推动东坡文化传承、家风建设，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家校共建、共生、共育。家校携手，给孩子最深远的人格养成教育。李海军表示：“我们是学生的生命合伙人，‘家校共育’事业持续向前推进中，将深入开设家长教育课堂，同时希望能推动书院建设。”本次开放日的举行，突出了眉山东坡外国语学校学子的主体性，展示出在学校“精致教育”理念下学生的多方面发展和较高的素质，通过亲子听课、专家讲座、汇报演出等，也增加了广大家长对学校的理解和信任。（陈丽君刘枢洵）

2023-04-24
陈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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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三苏祠启动史上最大规模修缮。（资料图片）三苏祠震后修缮现场。陈仲文（左一）从著名画家邓枫先生处接过画作。人物名片陈仲文，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党组成员、三苏祠博物馆馆长、眉山市“东坡宋城”景区管委会主任。讲好三苏故事守好三苏祠大门在改革开放40年轰轰烈烈的时代大潮中，每个人都是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而我更有一重“特殊”身份，即三苏祠博物馆的现任“守门人”。2012年，我刚到三苏祠当馆长不久，便把网名改为“苏门一丁”，意思是给三苏祠看好大门。来三苏祠工作之前，我就职于眉山市公安局，担任政治部主任。虽然是警察出身，但我毕业于中文系，一直喜爱文学书法，更崇拜乡贤苏东坡。白天上班处理日常事务，晚上恶补三苏知识。从三苏作品，到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我都仔细阅读。我内心有个愿望：让自己和苏东坡、和三苏父子，距离能够近一点，这样才不枉为三苏看门人。2013年8月，受雅安芦山地震影响，三苏祠闭馆，开启了建祠以来最大规模的保护维修工程。三年重建，从三苏祠整体布局、到个体修缮、甚至一草一木，这种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新细致体验，让我对“看大门”有了更深的认识。三年后，在为三苏祠重建编写的《古祠新生》中，我曾这样写道：对三苏祠的“病”，不是动刀而是动心；对三苏祠的美，不是改造而是发现。也就是在这一次维修过程中，我悄悄把网名改成了“苏门一子”。一字之差，表明的是心态的变化。苏东坡这样的绝世天才，既让人无比崇敬，又让人觉得无比亲近。作为看门人，如果只是把门看好，没有传承和发扬，感觉对不起这样的先贤。记得中国作协原副主席、著名作家蒋子龙走进三苏祠，留下名句“文章缺豪气，千里拜三苏”。著名作家贾平凹在东坡盘陀像前，留下题词“耸瞻文旦”……从国家领导人，到文化名人，再到不远千里拜东坡的普通百姓，来三苏祠的人越多，我倍感压力也越大，生怕学识不够，跟大家对话有差距，丢了苏东坡的脸！尤其像苏东坡这样全能的天才，既让人崇敬，又让人亲近。他家的大门看不好，大家都要骂你的。改革开放40年，三苏祠有了长足发展。如今，接力棒在我们手上，我们更要给眉山市民，乃至全国、全世界的东坡文化爱好者们一个满意的答案。去年开始，我市着力推进“七个一工程”。通过有形载体和有效传播，展示千年三苏文化，扩大眉山文化影响。“做精一个博物馆”是“七个一工程”之一，即将三苏祠打造成为精品博物馆，这是市委、市政府定下的目标，是我们接到的任务，也是我一直的心愿。三苏祠有很多“宝贝”，但是因为场地等限制，还“养在深闺人未识”，我们正是期望通过“”七个一”工程，亮出三苏祠的“家底”，让大家感受到三苏祠的“真”与“珍”，更好传承弘扬三苏文化。目前，三苏祠博物馆式苏轩正在进行文物库房、展厅改造提升工程，算是迈出了第一步。而我们的目标，是要创建国家5A级景区，将三苏祠打造成世界知名的人文旅游胜地。■本报记者李幸刘寅

2018-11-25
西林寺“林”“琳”变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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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孝树文/摄提起庐山三大古寺可以说是世人皆知，西林寺、东林寺、大林寺被人们称之为庐山三大名寺。每一座名寺都伴随着经典诗篇不断传唱。唐代诗人白居易《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一诗让大林寺名声赫赫，然而大林寺今已难寻觅，但白居易咏诗的花径依然吸引四海游客前来欣赏。西林寺和东林寺位于庐山西麓，被称为二林。苏辙在《不到东西二林》诗中所写的“山北东西寺，高人远永师。来游亦前定，回首独移时。社散白莲尽，山空元鹤悲。何年陶靖节，溪上送行迟。”就是当年在此游玩时的感悟。唐代白居易曾在此游玩和留宿，并留下《宿西林寺》“木落天晴山翠开，爱山骑马入山来。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一诗。从西林寺向东远眺便是庐山，香炉峰难以辨认，因它融入于巍峨、葱茏的匡庐之中，四季云蒸雾腾，难见尊容。昔日苏轼在此留下《题西林壁》一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传颂千年的绝唱，让西林寺声名远播。关于苏轼题诗还有一段故事，苏轼于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由黄州（今湖北黄冈）贬迁汝州（今河南临汝）途经九江，与友人参廖和黄庭坚同游庐山后到西林寺。据说苏轼刚到庐山时，见到山谷奇异又秀丽，感觉到这是平生从未看到过的美景，面对如此秀丽风光两眼几乎是应接不暇。寺中众人一看到他，就像现在的粉丝追星，纷纷叫了起来。苏轼看到墙壁上前人题诗甚多，顿时兴起，索笔《题西林壁》成为千古佳诗。西林寺是庐山最早的寺院之一，公元377年，由开山祖师慧永法师创建，迄今已有1700余年的历史。西林寺与东林寺均依庐山而立，相距不过百丈，景观各有千秋。东林寺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西林寺则小巧紧凑，秀丽严谨。西林寺最初是沙门竺昙结庵草舍，死后慧永继承师业。晋太元二年，慧永只身来庐山，作为庐山第一个道人，江州刺史陶范捐舍为之立庙，命名为“西林寺”。慧永主持西林寺后，精心修禅，苦心经营，数年后，就把西林寺拓置成为殿阁台室齐备的庐山名刹。随后，慧永的同门师弟慧远由北来此后，说服了当时的江州刺史桓伊，给慧远建了一处新道场，位置就在慧永西林寺之东，故称东林寺，创建于公元386年，并成为中国佛教净土宗（又称莲宗）发祥地。唐代高僧鉴真曾至此，和寺中高僧智恩和尚同渡日本，净土宗的教义也随之传入日本，至今日本东林教仍以慧远为始祖，东林寺被日本佛教净土宗和净土真宗视为祖庭。西林寺自晋至唐鼎盛，公元731年由唐玄宗敕令重修，后来元朝时被焚烧，明朝修复后又被毁掉，此后长期没有修复。1989年始，历时七余年，修复了千佛宝塔，新建大雄宝殿、天王殿、阿弥陀佛殿、地藏殿、观音殿、藏经殿、客堂、斋堂、佛池等，庙宇宽敞，佛像高大，规模不亚当初。西林寺内有《十八罗汉图》《五百罗汉图》等画卷，《大藏经》及各类佛学经典图书千余册，晋、明二代碑刻、塑像数件。位于西林寺后面的七层千佛宝塔最有特色，千佛塔又名“砖浮屠”，唐开元年间由唐玄宗敕建，塔内供佛像千余尊，高46米，为七层六面楼阁式砖塔。明王鸣玉重修。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塔顶曾裂开，至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又自行愈合。底层南北开门，正门向南。底层至七层分别为千佛塔、羽室才、金刚、灵就来、无上法、聪雨花、无明藏。塔为空心塔，外状崔巍，高耸峭立，为西林寺的标志。塔内外供奉佛像共计1008尊。从此千年千佛宝塔，重振雄风，不逊昔日光彩。在千佛塔旁边的石碑上，有北宋文学家苏轼所题的《题西林壁》。西林寺历尽战乱数度兴废，世事沧桑，1989年，来自台湾的觉海法师回大陆探亲。她不顾年逾古稀，赴东林寺接见果一法师，言其不忍看到西林寺荒圮冷落，发愿要重建西林寺。觉海法师的想法立即得到九江市各级政府部门及佛教界人士的一致赞同。1989年9月，重建工程全部启动。西林寺的重建工程耗资多、规模大，在重建期间，觉海法师不辞千辛万苦，夜以继日，精心筹划，自行设计，自行施工，日夜在工地督检质量，采购运输材料。历时七年有余，总建筑面积九千平方米，现已初具规模。如今西林寺巍峨屹立于庐山上，重放异彩，觉海法师终于了却了自己的心愿。现在西林寺成为一处尼姑庵，女众道场，因过去是僧人驻地，现今为尼姑驻地，为了显示区别，1989年觉海法师将西林寺更名西琳寺，林字加王旁是为了区别东林寺，琳字为美玉之意，体现寺中居女尼的特点。然而这一个林字之改就是30多年，期间给人们造成很多误区。毕竟西林寺已经流传1000多年，早已深入人心，很多人来此游玩时，发现这“琳”字与历史记载中“林”完全不同，心里不明就里，从而导致很多人以为西林寺就是“西琳寺”，家住西林寺附近的九江市政协委员陈尚健，因从小生活在这里，对西林寺和东林寺有着很深的感情，当碰到外地朋友问其西林寺为何名字不同之时，他才发现林字真的不同了，尽管只是一字之隔，但简简单单的一个“琳”字却已改变了千年的历史传承。在中国既有北少林和南少林之称，但从未改变名字，西林寺与东林寺经过千年的文化熏陶早已深入人心，西林寺改名对民众而言是不小的折腾。常言道，一方山养一方人。附近的村民也认为改名字很不妥当。为了尊重历史，不让世人被名字误导，身为市政协委员的陈尚健提出将“西琳寺”重新改回“西林寺”的提案，得到政协领导和濂溪区政府大力支持，并通过相关部门要求西琳寺将有关“琳”字标志全部改正过来，这一提案通过后快速落实。如今，寺里的门楼、碑石、路牌等全部更改过来，让千年文化重新回到原来的轨迹。

桂孝树文

2022-03-18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在新的征程上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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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6月9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四川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经济稳定发展，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6月8日，习近平在四川省委书记王晓晖、省长黄强陪同下，先后来到眉山、宜宾等地，深入农村、文物保护单位、学校、企业等进行调研。6月1日，四川雅安发生6.1级地震，习近平当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四川省委和省政府全力做好抢险救灾，安抚遇难者家属，及时救治受伤群众，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抓好灾后重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有关部门立即启动国家地震三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委和省政府迅速组织开展抗震救灾工作，抢通生命通道，全力以赴做好伤员救治工作，及时转移和安置受灾群众。目前灾区群众绝大多数已返回家园，四川终止了省级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转入恢复重建阶段。考察期间，习近平十分牵挂受伤人员的救治和灾区人民生产生活，详细了解抗震救灾进展情况，叮嘱四川省委和省政府继续做好伤员救治，加强受灾群众心理疏导，做好遇难者善后处理及其家属安抚工作，稳妥安置受灾群众，保障基本生活物资供应。要做好恢复重建规划，抓紧实施，帮助受灾群众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8日上午，习近平来到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考察调研。永丰村依托水稻产业和技术优势，建成了全省规模最大的水稻新品种新技术中试基地。在高标准水稻种植基地，习近平听取村整体情况介绍，对他们坚持粮食种植助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做法表示肯定。习近平强调，成都平原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要严守耕地红线，保护好这片产粮宝地，把粮食生产抓紧抓牢，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习近平走进试验田，察看水稻长势。农技人员向总书记介绍水稻试验育种和种植推广情况。习近平指出，水稻良种育种周期长，需要反复试验筛选，我国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付出了艰辛努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老百姓丰衣足食作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没。推进农业现代化，既要靠农业专家，也要靠广大农民。要加强现代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技术培训，把种粮大户组织起来，积极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高效农业。我们有信心、有底气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习近平十分关心推进乡村振兴情况。他步行察看永丰村污水处理池和村容村貌，考察村卫生站，详细了解该村改善人居环境、做好农村疫情防控等情况。习近平强调，乡亲们吃穿不愁后，最关心的就是医药问题。要加强乡村卫生体系建设，保障好广大农民群众基本医疗。要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团结带领乡亲们脱贫之后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离开村子时，总书记同村民们亲切道别。习近平对乡亲们说，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步步向前推进，全心全力把老百姓的事一件一件办好，让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在眉山市中心城区，坐落着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三苏祠。习近平来到这里，了解三苏生平、主要文学成就和家训家风，以及三苏祠历史沿革、东坡文化研究传承等。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8日下午，习近平来到宜宾市考察。长江、金沙江、岷江在宜宾市主城区交汇，形成了三江汇流的壮阔景象。宜宾依水而建，有“万里长江第一城”的美誉，经过多年持续整治，三江六岸的岸线更美了，变成了人民群众喜爱的亲水岸线公园。习近平来到三江口，眺望三江交汇处，听取当地推进长江流域生态修复保护、实施长江水域禁捕退捕等情况介绍。习近平指出，保护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也是守护好中华文明摇篮的必然要求。四川地处长江上游，要增强大局意识，牢固树立上游意识，坚定不移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护好这一江清水。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创历史新高。习近平十分关心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来到宜宾学院考察调研，察看毕业生创新创业代表作品展示，了解学校开展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工作。学校招聘大厅内，正在举行企业招聘宣讲会，习近平向教师、学生、企业负责人了解企业招工的需求和毕业生签约率等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当前正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阶段，要进一步挖掘岗位资源，做实做细就业指导服务，学校、企业和有关部门要抓好学生就业签约落实工作，尤其要把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有残疾的、较长时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作为重点帮扶对象。习近平对同学们说，幸福生活是靠劳动创造的，大家要保持平实之心，客观看待个人条件和社会需求，从实际出发选择职业和工作岗位，热爱劳动，脚踏实地，在实践中一步步成长起来。他勉励同学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随后，习近平考察了极米光电有限公司。他走进公司展厅和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加强自主创新、产品研发销售、带动就业和当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出台纾困帮扶政策等情况。习近平强调，推进科技创新，要在各领域积极培育高精尖特企业，打造更多“隐形冠军”，形成科技创新体集群。在车间外广场上，习近平同企业员工们亲切交流。习近平强调，我国是制造大国，要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向制造强国转变。中国要强大，各领域各方面都要强起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会面临许多激流险滩，要勇于迎接各种风险挑战。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切成就都要通过我们共同拼搏来取得。大家都是“80后”、“90后”，正当其时，要有事业心、责任感，努力奋斗，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时，大家一定会为“强国圆梦、功成有我”而感到自豪。考察途中，习近平指出，当前，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为党的二十大召开营造良好氛围。要高效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决克服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困难，做好就业、社会保障、贫困群众帮扶等方面的工作，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保持人心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坚持就是胜利，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定信心，排除干扰，克服麻痹思想，抓紧抓实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习近平强调，近期，我国一些地方发生洪涝地质灾害。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立足于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提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全面提高灾害防御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灾害隐患巡查排险，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提高降雨、台风、山洪、泥石流等预警预报水平，加大交通疏导力度，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灾害发生后，要迅速组织力量抢险救灾，严防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在做好抢险救灾工作的同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灾返贫和“大灾之后有大疫”。丁薛祥、刘鹤、陈希、何立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9日上午，习近平在成都亲切接见驻蓉部队大校以上领导干部和建制团主官，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驻蓉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并同大家合影留念。许其亮陪同接见。

2022-06-11
《苏轼书法全集》编纂顺利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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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日报全媒体首席记者李幸见习记者廖波12月10日上午，《苏轼书法全集》编纂合作项目结项会在我市东坡书院举行，标志着《苏轼书法全集》编纂成果正式出炉，这也是苏轼及苏氏一门书法作品首次得到全面整理与研究。《苏轼书法全集》是眉山市人民政府与西南大学校地合作的重大文化工程，由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书法研究所和三苏祠博物馆具体实施，并联合了西南大学、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国家博物馆等多方研究力量。整个编纂团队包含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生等研究人员数十人。整个项目编纂历时5年，编纂内容主要包括苏轼书法作品，同时也对苏洵、苏辙、苏迈、苏过、苏迟等苏氏一门的书迹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自本项目立项以来，我们编纂团队便积极展开了调研考察活动。截至目前，团队实地考察的机构，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天津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多家国内外收藏有苏轼书法的公私机构。这些实地考察活动，在团队对苏轼书法进行深入研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学术作用。”参与编纂的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书法研究所博士周康说。据悉，《苏轼书法全集》采用传统中式（右翻本）设计形式，大8开开本彩印（260cm×370cm），分成墨迹卷、法帖卷、碑刻卷、释文卷四部分内容共45卷，收录海内外20多家文博机构的苏轼一门书法作品540余件（不去重为950余件），其中苏轼书法500余件，苏洵、苏辙、苏迈、苏过、苏迟、苏峤等书法近40件。全集由高清图版近万张构成，大多直接购自相关收藏单位，几乎囊括了当前传世最重要的苏轼书法墨迹和历代刊刻拓本，是迄今为止同类出版物中收录最全、材料最新、印制最精美、出版规模最大的苏轼书法全集。《苏轼书法全集》以打造精品为目标，收集文献不仅全，而且新，很多作品还未曾公开出版过。如墨迹卷中的《定惠院月夜偶出诗稿》（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等墨迹；法帖卷中宋刻《东坡苏公帖》、明刻《雪浪斋苏帖》《响琴斋帖》《墨稼庵帖》《净云枝藏帖》、清刻《东坡墨刻》《萼辉堂苏帖》《宗鉴堂法书》《至宝斋法帖》等历代刻帖；碑刻卷中《上清词》《滕县公堂记》《潮州韩文公庙碑》等碑刻。“整体上说，全集有收录全、材料新、印制精、释读准等特色，其出版将为苏轼以及宋代艺术和文化等诸多研究领域带来新的拓展与突破。同时，此次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书法研究所与眉山三苏祠的合作，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成渝地区校地合作的一次有益探索。”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书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曹建说。结项会上，曹建代表编纂团队正式将编纂成果移交三苏祠博物馆。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表示，成果移交后，三苏祠将尽快与出版社敲定出版事宜。此外，为充分用好《苏轼书法全集》资源，三苏祠将发挥整个项目丰富的研究价值、书法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让其成为社会公器。“同时，我们也会围绕《苏轼书法全集》开办展览、学术研讨交流等活动，创制新颖的文创产品，让苏轼书法作品更好地走近市民、融入生活。”陈仲文说。西南大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苏轼书法全集》正在做付梓前释文校对、排版调整等工作，预计不晚于明年下半年正式出版发行。

李幸见习记者廖波

20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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