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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济南似被前缘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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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DU_CLB_fillSlot("1110675");苏轼画像（传宋李公麟绘，清朱野云摹绘，清翁方纲题款）苏轼“读书堂”碑拓《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张智辉“应似飞鸿踏雪泥”，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苏轼以六十六岁人生谢幕。“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间绝版”的苏轼，冥冥中缘结济南，且留下诸多诗文佳话。《济南通史宋金元卷》记载：“到神宗熙宁时，苏辙出任齐州掌书记，苏轼则知密州，并两次经过济南。”缘起“读书堂”宋熙宁十年（1077）二月初一这天，位于济南王舍人庄的张掞（字文裕）故宅格外热闹，大文豪苏轼来到府上拜谒，写下《张文裕挽词》：“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空推德业余。每见便闻曹植句，至今传宝魏华书。济南名士新凋丧，剑外生祠已洁除。欲寄西风两行泪，依然乔木郑公庐。”并留下了“读书堂”墨宝。张掞，齐州历城人，进士出身，是北宋时期历事三朝的重臣。此时，张掞已故三年。“读书堂”三字，既是对张氏一门重德行精学问的赞许，也饱含着对故友后人的殷切期望。苏轼文章书法名倾朝野，能得到他的题字，是一件难得的事，张掞后人珍而宝之，不久后即刻石为碑。有文史专家推测，张家此时当有一读书学习的堂所，苏轼故而题此三字。金元文学家元好问见过此碑，他在《济南行记》中记载：“绣江留五日而还，道出王舍人庄，道南有仁宗时侍从龙图张侍郎‘读书堂’三字，东坡所书。”后来，该碑不知何故被埋入地下。明万历初年，村民在修房挖宅基的时候复将其挖出，后被运往历城县学文庙。该碑后亡佚。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读书堂”三字，是不知拓于何时的拓片。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千年文豪题字王舍人，人们不禁要问——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史料可考，此时正值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春，苏轼卸任密州（山东诸城）太守，转徙徐州，路经济南。苏轼任职密州缘起兄弟之情。苏辙在《超然台记叙》中写道：“子瞻（苏轼字子瞻）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1073年，苏辙“闻济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自请而来，任齐州（济南）掌书记。为了离苏辙更近一点，苏轼“抛弃”了湖山秀丽的杭州，于1074年底来到密州任职。但是到了密州，兄弟二人却仍然不能相见。丙辰（1076年）中秋，苏轼和苏辙已经离别六年之久了。“每逢佳节倍思亲”，面对一轮明月，苏轼写下了千古第一中秋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兼怀子由”。怀着重逢的祈愿，苏轼首次来到济南。老城墙外，马蹄嗒嗒，雪地泥泞。苏轼远远望见了三个侄儿恭立雪中，翘首企盼伯父的到来。“忆过济南春未动，三子出迎残雪里。我时移守古河东，酒肉淋漓浑舍喜。”多年后，他回忆当年赴济场景，字里行间尽是满满的喜悦和感动。圆缺皆是缘。苏轼这次济南行，有遗憾也有惊喜。苏辙恰好进京述职不在济南，少了一次文坛兄弟“双星会”。时任齐州知州的李常（字公择，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的舅父），是苏轼故友。在此期间，李常陪苏轼赏槛泉（趵突泉）、游龙山，即景赋诗，互为唱和，行程满满。槛泉有缘，苏子大驾光临。苏轼在李常等人的陪同下游览槛泉，观赏了槛泉旁的梅花，并“写枯木一枝于槛泉亭之壁”（见《济南金石志》卷四）。对这“枯木一枝”的解读，众说纷纭。有“题字说”，还有“画画说”。原记载在《禹城县志》中，后收入乾隆《历城县志》的说法是：北宋时槛泉位于寺丞刘诏家庭院内。熙宁十年苏轼游槛泉在墙壁上写下“枯木一枝”四字，后来刘诏让人刻石。此石刻后来辗转到了禹城文庙中，因前来求字或摩拓的人太多，当地官吏怕得罪人，索性把刻石扔进井中，碎为数块。再后来，有人捞出碎石比着笔迹制成木版，可字迹却失去神韵。“更忆槛泉亭，插花云髻重。萧然卧灊麓，愁听春禽哢。”对这次客居济南期间的槛泉之游，苏轼印象极深，并追忆与李常诗文往来之趣：“忽见早梅花，不饮但孤讽。诗成独寄我，字字愈头痛。”“济南春好雪初晴，才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霅溪女，还作阳关断肠声。”此行，苏轼还在好友的陪同下策马畅游龙山（章丘），欣然写下《答李公择》。雪后初霁，春光正好，心情豁然开朗。“马足轻”应脱胎于王维“雪尽马蹄轻”，与“雪初晴”相照应，即景即事，借物写人。后两句温馨中有戏谑，以“请客对主”的巧妙技法，道出与老友的惜别离，情趣盎然。苏轼回忆抵达济南时的窘态，“敝裘羸马古河滨，野阔天低糁玉尘。自笑餐毡典属国，来看换酒谪仙人。宦游到处身如寄，农事何时手自亲。剩作新诗与君和，莫因风雨废鸣晨。”（《至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其韵二首》。）裹着破毡，骑着瘦马，忍不住想起了在北海渴饮雪、饥吞毡的苏武前辈。他慨叹宦海沉浮，与老友互诉衷肠。“夜拥笙歌霅水滨，回头乐事总成尘。今年送汝作太守，到处逢君是主人。聚散细思都是梦，身名渐觉两非亲。相从继烛何须问，蝙蝠飞时日正晨。”往事不堪回首，聚散皆是梦。透过这珍贵的诗文，可以略略感受946年前济南那个空气里都弥漫着诗意的春天。名满天下的苏轼，所到之处皆诗意。聚散皆是缘离合总关情苏轼首次来济，盘桓一月有余，缘分再续已是十年之后。元丰八年（1085）六月，苏轼奉旨知登州（治所在今蓬莱市）军州事，再次踏上了齐鲁大地，并于十月十五抵达登州任所。谁知朝廷政局多变，改革派与保守派轮番上台，受其影响，任命朝令夕改。仅在五天之后，苏轼又接到了要他进京担任礼部员外郎的任命。于是，他只好于当年十一月初匆匆地离开了登州，赶赴汴京（即今河南开封）。机缘巧合，在赴京途中，苏轼第二次来到了济南。这次仍为过客，行色匆匆，但有备而来，不顾旅途疲惫，马不停蹄，城西拜佛，城东访友，兴致勃勃。十二月路经长清县时，吸引了众多“苏粉”追捧。长清县真相院（位于长清老城区西北隅）住持法泰是其中一位，他诚邀苏轼到真相寺一叙。当苏轼得知法泰所建十三层砖塔（名全阳塔，今已不存）未有葬物，便想将苏辙所藏的释迦舍利捐献出来，为已过世的父母祈求“冥福”。法泰听后当然是求之不得，只是当时苏轼急急赶赴京师上任，并未留一物。这位法泰是个行动派，第二年就赴京师找苏轼拜请舍利，并请苏轼撰写塔铭。出于对佛的虔诚和对父母的敬重，苏轼一改往日的随意洒脱，郑重其事地写下了《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然后又赠法泰“金一两，银六两，使归求之众人，以具棺椁”。元祐二年（1087），法泰又将东坡书迹刻勒于石。该刻石于1965年在全阳塔地宫中出土，现被长清区博物馆珍藏。从保存的碑刻看，书刻精湛，用笔丰腴跌宕，结体天真烂漫，字字神完气足，如珠似玑，堪为苏轼书中逸品。法泰去世后，真相院的继任住持文海于宣和三年（1121）也据东坡书迹刻石一块，这块刻石现亦存于长清区博物馆。只是由于历代摩拓过多，其形神俱逊于法泰刻石。因有复刻，故市场所见拓片有两种。苏轼此行再到章丘龙山镇看望时任龙山监镇的宋宝国。这位宋宝国颇受王安石器重，当时宋宝国把王安石所书的一卷《华严经解》给苏轼看，并请苏轼为之作跋。苏轼因此作了《跋王氏华严经解》一文。苏轼缘结济南，有师生缘亦有“同事缘”。《宋史》和《济南通史宋金元卷》记载：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李格非为章丘明水镇人。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师生之谊，元丰六年（1083），苏轼被贬谪到黄州时，李格非前往拜访，苏轼惊喜交加，大为感动。这李格非即是李清照的父亲。苏轼在任密州太守时，章丘人刘庭式也在此任职。二人配合默契关系甚洽，苏轼曾写《书刘庭式事》赞颂刘庭式中进士后不弃盲女与之白头偕老，这一经典爱情故事被传为美谈。苏轼问刘庭式：“哀生于爱，爱生于色。子娶盲女，与之偕老，义也。爱从何生，哀从何出乎？”刘庭式回答说：“只是因为我知道死去的是我的结发妻子而已，她有目是我的妻子，无目也是我的妻子啊！如果我因她容貌俊美才生爱恋之意，因对她有爱恋之意才生哀痛之情，那么随着她逐渐变得年老色衰，我对她的爱恋之意就会越来越少，她死后也就不会有哀痛之情了。如果那样的话，那些站在大街上挥舞衣袖、用眼神挑逗男人、卖弄风流的女人，岂不是都可以娶作妻室了吗？”苏轼听了刘庭式的这番话后，至为感动。苏轼一生如雷似风，少年及第，名动朝野，乌台诗案，大难不死，仕途蹭蹬，宦海游历“黄州惠州儋州”。其实又何止于此，还有“密州徐州齐州”。“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弥留之际，仍不忘与好友互怼“西方不无，着力即差。”苏子之与济南，何曾是过客，仿佛有一根红线相牵，折折叠叠，有缘有分。BAIDU_CLB_fillSlot("1110676");

张智辉

2023-09-15
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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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生悲喜变成生命风景920年前的1101年8月，苏东坡走了！他这一生，风雨多，晴天少：22岁丧母，30岁丧妻，31岁丧父，42岁差点死去，45岁起不停被贬，49岁丧子，直到60岁还被贬，66岁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嘻嘻哈哈的，即便生活已如此艰辛了，他还是让自己开开心心的。证据就是那一篇篇传颂至今的诗词。他一直追求的是一种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与韵味，如江上清风般淡雅，山间明月般脱俗。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是唐宋时期有贬谪经历的大诗人现存诗词里，带“笑”字的篇数占比最高的诗人。苏东坡留给后世无数名篇，但学会让自己开朗、快乐，是苏东坡留给后人最好的礼物。●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苏东坡传》林语堂湖南文艺出版社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存在心中有年。1936年赴美时，带了些有关苏东坡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作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中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作他的诗句：“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旋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狗苟蝇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亢言直论，不稍隐讳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需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道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问流出。●知而后勇，才算真勇《斑斓志》张炜人民文学出版社书生之勇为知而后勇，而莽夫之勇是出于无知。苏东坡之所以能够“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应制举上两制书》），也因为这种深知。至于爱，它是我们深入事物、有所作为的一个基础，在这里他爱知皆备，所以才敢于冒犯天颜，屡屡将自己置于险境。这不仅是朝廷上的书生之言，大快之言，即便在现实的操作层面，在实践当中，他也有过一些极出色的表现：面对徐州的滔天洪水，面对密州的匪患猖獗，他都表现出莫大的勇气，毫不畏惧，一次又一次地展现了一个书生的非凡果勇。我们因而得到深深的启悟：知而后勇，才算真勇。通观苏东坡的一生，可谓是大“勇”的一生，但因为缺少机心，缺少“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因为任性、因为恃才，这让苏东坡在步入晚年时多有自省。但晓悟并不等于改变，这是源自血脉和文化的基因，源自苏氏家族。他对这一切显然无能为力。记载中，告退金陵的王安石每次遇到从苏东坡贬谪之地的来人，一定要问一句：“子瞻近日有何妙语？”可见这位对苏东坡一生造成重创和伤害的宰相，对作为政敌的苏东坡畏惧和忌惮，但对一个拥有无限创造力、才情焕发且敏悟多思的诗人，又好奇和喜爱。有一次某位朋友带来苏东坡的新作《胜相院经藏记》。文中，苏东坡把自己的执着与强辩归结为四个字“强恨自用”，说：“我今惟有无始以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以是业故。所出言语，犹如钟磬。”说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自云是巧，不知是业”。王安石看过此文大为赞叹，对苏东坡非常钦佩，但指出该文应改一字：“日胜日负”要改为“日胜日贫”。此语传至苏东坡，诗人即欣然提笔改“负”为“贫”。一字之易让人思索良多：比起“负”字，“贫”之含纳就更加复杂。“贫”是贫瘠、贫困、贫穷，当然这里不是指财富，也不是指处境，而是指生命的中气。它消耗的是生命中具有创造力和坚持力的根本的东西，唯有它支撑着一个生命的远行，冲破千难万险，向着一个目标。“贫”是耗的结果，耗掉了生命中最宝贵的生长的汁水。哪怕稍有虚荣心和求胜心，这种“耗”都会不断地加剧。求胜之心总会把人引向虚妄，无论对方才华多么盛大，势力多么强悍，都难免被这种竞胜之心耗贫、耗光。“贫”字活画了人生，它应该成为始终的生命警示。王安石一生历经两次罢相，饱尝仕途冷暖，由此看出他不愧是一个目光锐利的洞彻之人、一个大彻大悟之人。所以苏东坡曾称他为“野狐精”，这并非世俗意义上的贬语，而是指一代名相的心灵和城府、一切皆收眼底的细密心思。王安石说苏东坡“日胜日贫”之时，又何尝不是在提醒自己。作为一介书生，即便是真勇，也要有一个好的去处。●苏轼的“雪泥鸿爪”《苏轼十讲》朱刚上海三联书店苏轼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罕见的“全才”，在经学、佛学、史学、政治学、医学、造园、美食等诸多领域皆有造诣，尤其擅长文学艺术，在诗、词、古文、书法、绘画等体裁上均达一流水准。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掌握苏轼就掌握了传统文化的梗概。苏轼的诗词中对“鸿”的书写非常多，经常用来自喻。“鸿”是候鸟，随季节的更换飞来飞去，苏轼是个官员，也要随朝廷的差遣跑来跑去，于是他觉得自己像“鸿”。进一步说，不但是跑来跑去的时候像“鸿”，整个人生也就是在世间的一次匆匆旅行，所以人生在整体上也像“鸿”一样飞过这个世界。那么留下来什么呢？也许有些痕迹，就是“雪泥鸿爪”了（《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雪泥鸿爪”出自他早年写的诗，可以说是他有关“鸿”的书写中脍炙人口的了。不过，这仅仅是苏轼写“鸿”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经过一生，后来有个终点。1101年，苏轼在世的最后一年，他从贬谪之地海南岛获赦北归，进入今江西境内行至虔州时，有一诗明确地将自己的心境比喻为“月”：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倾盆落，诗仍翻水成。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而他五月一日舟至金陵（今江苏南京），遇见老朋友法芝和尚，作《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这是东坡留下的最后几首诗之一，其诗意颇堪看作他对人生思考的总结。首句归鸿，是早年雪泥鸿爪之喻的再现，但喻义已大不相同，因为这次不是随风飘零的“鸿”，而是“归鸿”，虽经飘零，毕竟总会归来。在苏轼北归，经过海康时，他与贬谪在那里的秦观见了最后一面，分别时，秦作《江城子》一词相送，首句就是“南来飞燕北归鸿”。秦观想必了解苏轼诗词对于“鸿”的书写，所以用“归鸿”喻苏轼，而苏轼此诗中的“归鸿”肯定也有自喻之意，身世的飘忽不定和人境相值的偶然性，被这“归”字解去了。次句“羸牛踏旧踪”，又是复现磨牛之喻，但这次经了海外一游，便在这个比喻的前面加了“非复”二字，意谓已摆脱“步步踏陈迹”之痛苦，空间的局促和身世迁徙的重复循环也被超越了。后二句既是对法芝的期望，也是自述人生思考的心得，即谓人生的真实、本来之面目，原如皓天中的明月，永恒存在，并且能为人人所理解，因为那原是一切人类的共同底蕴。与“孤月此心明”相比，这个“谁家瓮里不相逢”的“月”似乎多了一层普遍性的含义。人生的最终的意义，归结到此“月”喻。鸿、牛、月，这三个比喻写出了苏轼人生思考的历程，而在这首诗中完全重现，仿佛生命就是这样一首诗。

2021-08-14
再读《绿筠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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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文豪苏东坡两度仕杭，任职时多次巡行属县,并赋诗作文以记其事。於潜属杭，自然亦在其中，苏轼在於潜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乡人尤为传诵的是苏公《於潜女》《绿筠轩》等诗。《绿筠轩》是一首著名的吟竹诗。诗曰：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绿筠轩,昔“潜阳八景”之一，景名“绿筠秋籁”。清《於潜县志》载：绿筠坪，在金鹅山巅，坪五亩余。宋苏轼倅杭时，行县至此，建绿筠轩于上，并有《於潜僧绿筠轩》诗。又据“名胜”栏目载：轩久废，光绪二十三年(1897)，改建文昌宫，遂于其旁重构此轩。亦已废。金鹅山绿筠坪，在今於潜中学校园内，松林一派青翠，校园书声琅琅，别具风韵。明章嗥有诗：“潜溪兰若傍，绕户森修竹。每到秋风生，清音满轩屋。”清冯培元有诗:“一碧洗于净，西风飒飒寒。阶泉响琴筑，庭树缀琅玕。凉信来萧寺，秋声满夜坛。柯亭今有约，应截两三竿。”清郑伯埙有诗:“金鹅山上眺，数亩绿筠坪。坡老题诗处，清风拂袖生。追察无俗客，入耳有秋声。竹径茶烟起，扬州鹤亦惊。”诗僧道潜，於潜浮村人。俗姓何。幼不茹荤，以童子诵《法华经》剃度为僧。本名昙潜，苏轼更名为道潜，字参寥。内外典无所不读，能文章，尤喜诗。初与秦观友好，后遇苏轼，在座赋诗，挥笔而就。苏轼甚爱之，认为他的诗句清绝，与林逋不相上下。此后二人交往甚笃，让他居住在智果精舍。道潜亦写有一首《绿筠轩》诗：绿钧萧萧含爽籁，幽姿冷落人难爱。壁间但有谪仙词，声名目到江湖外。当年创轩非壮观，局促帘栊日亏蔽。一朝经书有底难，推倒墙头了无碍。坐挹西南十里山，彩翠浮空兀相对。开池凿圃增气象，佳致真为一方最。鸟声鸣春春渐融，萌芽蕙茁初蒙茸。我来正值新雨足,弄日吹香闻坐中。主人散策邀我步，地南池北聊从容。会待龙孙添夏荫，借君此地眠清风。苏公与道潜，同食鲜笋蔬果，犹似人间佳肴。尽管粗茶淡饭，依然诗兴不减。谈论松竹梅兰，彼此相见恨晚。苏轼贬居黄州，道潜不远千里相从，二人一起居留了一年多时间。以后复回西菩山中。到苏轼贬居海南，道潜打算要渡海相随。苏轼写信劝阻。由于他和苏轼的关系，也牵连受罪，责令还俗。到建中靖国初(1101)，又削发为僧。崇宁中(1104)，赐号妙总大师。有《参寥子诗集》传世。他同苏轼一样，对竹的爱好始终不渝。南宋时，於潜人洪咨夔(1196～1236)，字舜俞，号平斋。嘉泰二年(1202)进士。洪咨夔对苏东坡十分钦佩，对苏公“不可居无竹”的诗意反复品味，深入探究。因爱屋及乌，专门写了一篇介绍绿筠轩的文章，推崇和怀念坡公。洪咨夔中进士后授如皋县主簿，录为饶州教授。作《大治赋》，受到南宋文学家楼钥赏识。嘉定中，崔与之主管淮东安抚司事，筹划边防。时金人南侵六合(今南京市北)，扬州形势危急，咨夔献策：远斥堠(到远处放哨)、精简探、简士马，张外郡声援而大开城门，晏然如平时。”金人得知扬州防备严密不攻而遁。后为成都路通判，拒不附崔与之。知龙州(今属陕西)时，请制置、漕运司免民戍边及运粮苦役。入朝历秘书郎、金部员外郎、考功员外郎。触犯权臣史弥远，被劾落职，居家7年，潜心读书。理宗亲政后复职，拜监察御使，上书理宗,请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端平时进殿中侍御史，迁吏部郎中兼给事中,历刑部尚书、翰林学士、知制诰。端平三年(1236)卒。洪咨夔素以才艺自负，为官耿直，屡次上书直陈弊政。宋理宗御笔称他“鲠亮忠悫，有助新政。”但也因此得罪权贵，“自宰相至州县无不捃摭其短”，为权臣所抑，“十年不调”。他博学善文，尤专经学、诗词。任成都路通判届满出蜀时，“得书数千卷，藏萧寺(即佛寺)”，与其父洪钺“考论讽诵，学益宏肆”。可知他还是一位藏书家。著作有《春秋说》三卷、《西汉诏令揽钞》(已佚)、《平斋文集》三十二卷、《平斋词》一卷等。其《平斋文集》所收多为讲经及制诰之文，余为诗歌、杂文。其词“淋漓激壮，多抑塞磊落之感”,风格颇似辛稼轩。清毛晋将其刊入《宋六十名家词》。洪咨夔曾作《此君轩》一文，以苏公爱竹而作《绿筠轩》诗为引子,交代了绿筠轩的由来，并补充说明，苏公“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之句，出自晋代诗人王徽之“何可一日无此君”的典故。苏公与於潜诗僧道潜，因志趣相同，精神境界一致，而成为方外之交，发展到生死相随。苏公对诗僧道潜不吃肉、但必须居住在竹林间的高尚隐士情怀十分赞赏，本意就在于借物喻人。竹是君子的化身，说没有竹子，人就会变得庸俗。比起仅为满足口腹之欲，人更应该追求精神境界。要是缺乏精神修养，就会变得毫无内涵。事实上，洪咨夔与苏公、诗僧道潜，乃至文中提到的於潜县令方熙，均是爱竹之人,也都是有着崇高的精神境界的君子。当政者，自当无时无刻关注治下民众的生存福祉，“借君此地眠清风”。别人没有吃饱，我不可以独自吃饱；别人饿得很瘦，我怎么能自个儿养得很肥呢？这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一脉相承。洪咨夔所赞誉的，是像苏公一样心系百姓、做人有德行的君子,而不是位高权重而无内涵的草包。这同洪咨夔本人生性耿直、不畏权势的秉性是相吻合的，乃借物喻人。人们尊崇的是像竹子一样，虚心、有节，共同面对风霜雨雪、与草根之民同甘共苦的人品，而非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养肥自己的“百里之君”。重读洪咨夔《此君轩》(绿筠轩)一文，对苏公“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之深意的领悟和体会，便又深了一层。

2020-12-24
寻知三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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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千古事，翰墨耀春秋。这句话用在北宋大文豪苏轼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时至今日，不仅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豪放诗词，依然脍炙人口；就连他当年的遭贬谪之地黄州、惠州、儋州，游人仍因他而蜂拥；他的一代文章与功德故事，还在不断地被搬上舞台与荧屏。我与许多国人一样，也曾一次次地“会”过东坡先生，这次来到他的终老之地——河南郏县三苏园，却还抑制不住再度赴会的兴致。步入三苏园，首见一湖，呈耳状，据说是寓意东坡先生聪慧过人。湖面66亩，正合先生阳寿。湖内小岛总面积约1102平方米，小岛到堤岸的距离为6.25米，与先生葬郏时间1102年6月25日正好吻合。如此精心刻意之作，园内比比皆是。如东坡中年布衣像，面向西南昂首挺立，既显敢作敢为之态，又露思乡思友之情。据介绍，当年塑像时，用时不多不少正好66天。塑像所立山岗，旧称峨眉山。东坡先生当年路经此地，见四周芳菲罄逸，一问地名，巧与老家青山相同，遂定终老于此。他在常州病殁，家人遵嘱迁厝于此。后来，弟苏辙的遗骨、父苏洵的衣冠又先后合葬一处，于是就有了三苏园。苏氏三父子同属“唐宋八大家”，园子随处可见的诗词书画和名家所撰对联，自然漫溢着书卷之气。但令人费解的是园内层出不穷的奇异现象。如1986年建起的东坡塑像，落成不久，四川眉县即来人“省亲”。他们行过三拜九叩之礼，步下25级青石台阶，突然听到脚下传来“咯哇”“咯哇”的回声。据当地人辨识，这声音，与消失已久的郏县崇正书院的“哈蟆踏”竟十分相似！如今，“金蛙迎宾道”已被列为全国四大回音地，其成因却仍是个谜。广庆寺大雄宝殿前的“神龟显灵”，同样令人惊异。明朝时，三苏园内的广庆寺立碑以志三苏父子功德，命一石匠雕刻碑座（赑屃）。石匠选用上等青石为料，精雕细刻，完工即运至三苏园，赑屃头部竟然神奇般地变成了棕红色，而且历经千年颜色不变！人们都传这是神龟显灵，喻示大文豪聪明透顶。现在，来往游人都爱摸一摸那红顶子，接接灵气。三苏坟院内的“苏坟夜雨”更是一绝。这个院子约有四五亩地，遍植翠柏。奇怪的是，这些不同年代的柏树，全都向三苏家乡的西南方向倾斜，难道草木也通人情？而且夜深人静之时，柏树林中总会发出一种酷似下雨的声音。清代郏县县令张笃行早有词记述此景：“风声瑟瑟，雨声哗哗，风大不鼓衣，雨大而不湿襟。”联想到苏轼因文字狱身陷囹圄时，给弟苏辙诗中曰：“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诗人的心愿与感怀，在他身后居然全都化作了现实。这种阴阳之合，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如今，游人来三苏园，大多其实是奔着苏轼去的。这在情理之中，因为苏轼比父兄的文学成就更大。不过，我们眼前的游人并不多，导游说平时也大致如此。稍作分析，这并不奇怪。苏轼既然以诗词书画雄冠华夏，因敢谏事功名传千古，人们多看看先生存世的2700首诗、340多首词，多读读相关历史故事即可，他的墓地，是可看亦可不看的。上世纪末，三苏园请国内百多位造诣高深的书法家，书写了180余幅苏轼的诗、词、文，并刻碑成林。其中启功先生挥笔而就的是东坡名句：“堆几尽埃简，攻之如蠹虫，谁知圣人意，不在古书中。”不知何故，三苏园最初收到的启功手笔，“谁知圣人意”中的“知”居然空缺！经园方提醒，启功先生又给补上那一字。并对左右感慨：“在东坡面前，我确是少‘知’啊。”一语中的。像东坡那样学知，该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目标啊。

本报记者孔晓宁文\图

2013-05-07
东坡浑身光芒，只可惜是个科学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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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信道，苏东坡还信佛。他一生结识不少僧人：开封净因寺的方丈怀琏禅师、杭州灵隐寺的方丈普净长老、民间传说中经常出现的那位佛印和尚，都是他来往密切的方外之交。他的发妻王弗去世，他请和尚做法事超度；他的父亲苏洵去世，他又跟兄弟苏辙一起在父亲墓前建庙度僧。后来他去陕西做官，当地某寺建造菩萨阁，他捐资五万文。道教和佛教都是非常正统的宗教，古代文人信佛信道都很正常。我们熟知的唐朝大诗人王维和白居易，晚年都是有名的在家修行者；苏东坡朋友圈里的大政治家王安石，也曾经将住宅捐出去建造寺庙；还有苏东坡门下弟子中的黄庭坚，自从中年以后就不再吃肉杀生，信佛信得相当虔诚。作为一个学富五车的大文人，可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不应该迷信。从苏东坡中晚年的行为上看，他是有点儿迷信的。他在书信中多次跟苏辙探讨成仙的原理，他在生病时尝试用道家仙方的灵丹妙药给自己诊治，而且自认为效果很好，故此很热心地将那些仙方推荐给朋友和弟子。当然，苏东坡绝非个案，唐朝文人对道家仙术更加痴迷。贺知章八十多岁退出官场，专门在家扯起炉子炼丹。李白那么浪漫那么潇洒那么豪放的博雅之士，照样采购过炼丹的配料，还与妻子一起拜在某个号称已然成仙的道士门下。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毕竟他们生活在科学蒙昧的时代。核心阅读CCTV-9今年曾播出大型纪录片《苏东坡》，用六集再现了宋朝大文豪苏东坡的一生，再现了他的性情偏好、社会交际、人生格局、艺术造诣，甚至还从多个角度演绎了苏东坡对现代社会的深远影响，例如他的词、他的画、他的书法、他的传奇故事，以及那些用他的名字做招牌的美味佳肴，至今依然活色生香。不过，作为一部人文历史类的纪录片，这部片子理所当然地没有涉及科学，没有展现苏东坡的科学素养，更没有涉及苏东坡与科学有关的奇闻趣事。今天就用这篇文章讲一讲。老和尚传给苏东坡炼金术因为科学上的蒙昧，因为科学素养的欠缺，古时候的大学者不可避免地会走上歧路。就拿苏东坡来说，他居然对一种很不靠谱的炼金术深信不疑，还亲自去尝试。话说苏东坡年轻的时候，在凤翔（今陕西宝鸡一带）做官。凤翔有一座开元寺，寺内壁画历史悠久。苏东坡喜欢古画，经常去开元寺观摩墙上的画，一看就是一整天。有一回正看得入迷，一个老和尚踱步过来，跟苏东坡打招呼：“小院在近，能一相访否？”苏东坡欣然答应，跟老僧去了禅房。宾主落座，老和尚开门见山：“贫僧平生好药术，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为精金。老僧当传人，而患无可传者，知公可传，故欲一见。”苏东坡婉言谢绝：“吾不好此术，虽得之，将不能为。”言外之意，自己风格高尚，不喜欢钱，有朝廷俸禄养着，足以度日，用不着靠化学发财。老和尚欣然道：“此方知而不可为，公若不为，正当传矣。”那太好了，我这门绝技就是要传给不爱财的人，你不爱财，正是我的传人。于是乎，苏东坡从老和尚那里学到了将低纯度黄金变成高纯度黄金的秘笈。说是秘笈，其实也不复杂。按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原文记载：“每淡金一两，视其分数不足一分，试以丹砂一钱益之，杂诸药入坩埚中煅之，熔化即倾出，金砂俱不耗。”低纯度黄金一两，成色不到一分（纯金含量低于10%），配上丹砂一钱（0.1两），再配上其他的一些化学成分，一起放入坩埚，高温加热，金块慢慢熔化。将熔化的金液倒进模子里，冷却，敲开，本来纯度极低的黄金竟然变成了千足金，并且金块的重量丝毫没有变轻！在此解释一下，古代的化学术语很不严谨，丹砂有时指朱砂，有时则指硼砂。硼砂是元素周期表第5号元素硼的化合物，它不跟黄金反应，不过能做助熔剂：黄金熔点超过千度，加了硼砂以后，不足千度即可熔化。与此同时，硼砂还跟低纯度黄金中的一些杂质发生反应，生成低密度的化合物，漂浮在黄金溶液的表面。等黄金冷却，敲掉表层残渣，即可得到纯度较高的黄金。也就是说，如果老和尚炼金秘术中的丹砂确实是指硼砂的话，那么这个秘术相当靠谱，确实可以将“淡金”化为“精金”。这样一来去掉大量杂质，黄金的重量必然明显下降，绝对不会像苏辙原文中描述的那样“金砂俱不耗”。假如秘术里的丹砂是指朱砂呢？后果会更严重。朱砂是水银和硫的化合物，化学名称是硫化汞。硫化汞受热，能分解出水银。水银本来能溶解金，有助于黄金提纯，但是在黄金与硫化汞混合加热的过程中，分解出的水银还没有来得及将黄金溶解，就自己挥发成汞蒸气跑掉了，最后只剩下一坨熔融的黄金、一层淡黄的硫单质，以及一个吸入汞蒸气的老和尚。黄金的纯度丝毫没有提升，重量丝毫没有增加，人还搞得慢性中毒，这种炼金术怎么靠谱呢？苏东坡在跟老和尚学习炼金秘术的时候，他在凤翔的官职是“签书判官厅公事”，相当于市政府办公室主任。他的顶头上司叫陈希亮，就是传说中最怕老婆的那位陈季常陈老师的爹。陈希亮听说苏东坡得到炼金术的消息，非要让苏东坡把方子传给他。顶头上司要方子，苏东坡只能给。后来东坡贬谪黄州，陈希亮的儿子陈季常也住在黄州。东坡询问老上司的消息，陈季常说：“吾父既失官至洛阳，无以买宅，遂大作此，然竟病背痈而没。”苏东坡悔恨不已，忍不住仰天长叹：“烧金方术不可示人！”炼金秘术千万不要随便传授啊，那会害死人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唐宋大家画像传》里的苏东坡画像苏东坡的小学老师苏东坡是四川人，小时候在眉山生活。苏家在眉山并不穷。苏东坡的曾祖是殷实农户，有一百多亩地。祖父是地主，可能还是大地主。苏东坡追述过祖父生前的事迹：“储之累年，凡三四千石。会眉州大饥，太傅公即出所储，首族人，次外姻，次佃户，乡曲之贫者皆无凶岁之患。”眉山闹灾，穷人没饭吃，祖父拿出多年积攒的三四千石粮食。先救济族人，再救济亲戚，然后救济佃户，帮家乡所有穷苦人熬过了灾荒。“石”是容量单位，北宋一石能装一百多斤粮食，三四千石就是几十万斤。苏家能拿出这么多粮食，说明乐善好施，更说明家底不薄。苏东坡还借司马光之笔追述过母亲生前的事迹：“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数年遂为富家。”他的母亲程氏擅长经商，将首饰变卖，去做生意，没几年工夫，成功地发家致富。苏家有钱，所以有条件让后代子孙读书考功名。苏东坡还没出生的时候，二伯父苏焕就中了进士，做了官，让整个苏家在眉山名声大振。但是苏东坡出生以后，父亲苏洵却没怎么在子女教育上耗费精力。苏洵倒也重视教育，可惜把主要精力都花在让自己考进士上，考了几十年进士，到死都没能考中。传说中苏轼父子三人同时中进士云云，并不属实。现存文献中有苏东坡纪念苏洵的许多文章，没有一个字提到苏洵如何教育后代。事实上，苏东坡的童年教育是在一座道观里完成的，他的开蒙老师居然是个道士，名叫张易简，同时教导苏东坡以及其他一百多个孩子读书写字。很可能正是因为从小跟道士接触，所以苏东坡长大以后对道教很感兴趣。他对道家方术应该是有些相信的，他四十多岁时被贬黄州，最初并没有在黄冈东坡开荒种地，而是跑到当地的天庆观借了三间房，焚香沐浴，斋戒更衣，不吃肉不喝酒不近女色，连续闭关了四十九天。他的小学同学陈太初对道教更加痴迷，没考中进士，跑去当了道士。后来苏东坡听到这位同学去世的消息时，坚信他没有死，而是“尸解”了，已经成了神仙，还郑重其事地将陈太初死后复活的传闻写成文章，题目就叫《陈太初尸解》。兼通儒释道的大学者不懂化学苏东坡是百年不遇的文豪，他的诗明白畅达，他的词汪洋恣肆，他的文章光耀千古，他的学问博大精深，他的为人豁达而又幽默，但他不懂化学，缺乏科学素养。说好听点儿，苏东坡是兼通儒释道的大学者；说难听点儿，他是只懂思辨不懂实证、只懂文科不懂理科的科学盲。他恐怕到死都不会明白，老和尚传给他的那种炼金术，绝不可能同时达成既能提纯黄金又不让黄金变少的双重目标。他恐怕更不会知道，他的上司陈希亮之所以背上长疮，极有可能是在炼金时中了毒——前面说过，如果丹砂是指硫化汞，受热分解并挥发产生的那些汞蒸气，将使人慢慢死去。当然，无论苏东坡在科学上有多么蒙昧，都不会降低他在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的高度。我们现在能够接触到的科学知识，是那些古人没机会接触的。另外，古代中国对科学的重视程度真的不够，古代学者重文轻理的态度真的要不得。大家可以回头看看距今只有百余年的那些清朝大学者，那些军机处大臣，当他们抵挡不了洋枪洋炮的时候，竟然能想出用高僧、道士、黑狗血和不穿裤子的女人去破敌的愚蠢主意。他们的科学素养跟苏东坡相比，其实没有丝毫进步。人的一生极其短暂，能学好一门知识，能精通一门技艺，已经相当了不起了，所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兼通文理，学贯中西，那只是传说而已，古人做不到，我们生活在学术分工更加精细的今天，更没有能力做到。这里所说的科学素养，仅仅是养成科学的思维习惯和决策方法。当我们不懂某项专业知识的时候，要记得向权威人士取经，要学会“迷信”主流科学界的观点和结论，而不必向江湖上充斥的保健产品、养生大师、风水先生、奇异疗法等等低头。①2摘自《北京青年报》

2017-11-02
贺知章宋韵文化动人的滋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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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龟换酒图■文/黄建明公元695年，对于浙江，对于萧山，是具有里程碑式的一年。萧山人贺知章，在这一年，中乙未科状元，这是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资料记载的状元，也是萧山历史文官应考之最。贺知章的诗文、书法，独领风骚千年，特别对两宋的影响巨大，可谓宋韵文化最动人的滋养者。令人着迷的“诗剪”贺知章的诗文很独特，一首《咏柳》，使他有了一个“诗剪”的绰号，令后世着迷不已；《回乡偶书》二题，其生活的情趣，好像从画里出来的一般，亲和度、柔和度十足，为后世留下了不尽的文学素材。以至于到了宋朝，许多诗人对贺知章还念念不忘，写下了不少“剪刀”诗篇。南宋诗人方岳有一首诗《赵尉送菜》：“虚老空山学辅翁，荷锄头白雪蓬松。芥台如臂何曾梦，菜脑生筋漫自供。不料官园苍玉束，绝胜禁脔紫驼峰。更烦诗剪春风雨，剩与一番风露胸。”诗末“更烦诗剪春风雨，剩与一番风露胸”句，很明显是仿照贺的《咏柳》“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句，细看一下，两诗各有其妙。方的“诗剪春风雨”虽出贺诗，但从意境上来看，则跳出了咏物的境界。当然，贺诗还有另外一层的深趣，就是该诗运用了齐武帝“杨柳”典故，这样的化用，很自然，这是贺知章的老到之处，也是《咏柳》更胜一筹的法宝。南宋另一个伟大诗人陆游写过一首《秋思》，也提到了这个“剪”字：“乌桕微丹菊渐开，天高风送雁声哀。诗情也似并刀快，剪得秋光入卷来。”这首诗中的“剪”字，也很可能受到贺知章笔下“剪刀”的启发，当然，本诗的“剪”，跟方岳比，手法还是嫩了一点，因为本诗中的“剪”字，与杜甫的“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李贺的“骨重神寒天庙器，一双瞳人剪秋水”“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一样，都侧重于用剪刀的光亮和锋利来进行“比”的手法，即：剪刀既“明”且“快”。而贺知章《咏柳》里的“剪刀”比喻，却含有心灵手巧的意思，说大自然让春风巧妙地把嫩绿的细叶逐一裁剪成功，让它们呈现出一种迷人的意态。这与《韩非子》卷七“刻楮为叶”的故事中“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宋代梅尧臣的“春风骋巧如剪刀，先裁杨柳后杏桃”，浩荡的春风，巧如剪刀，先裁出杨柳的尖叶细枝，后剪出杏花桃蕾，虽化用贺诗，但继承中又有发展，实为可贵；清初金农《柳》诗云：“千丝万缕生便好，剪刀谁说胜春风”，反其道而行，创意满满，别具一格，令人眼前一亮；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牡丹亭·惊梦》中有“闲凝眄兀生生燕语明如剪，听呖呖莺声溜的圆”句，借助“剪”来形容燕语清脆尖新，“语”字是“羽”的假借，形容燕子飞时羽翅像张开的剪子一样，新意顿出。贺知章《咏柳》诗，影响后世数百年。这股唐代的清风，吹拂到宋朝，使宋韵更上一层，具有一花引来万花开的效应。他的边塞诗，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宋代欧阳修、辛弃疾、周邦彦、岳飞、范仲淹等大咖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诗歌内容；其确立的明朗向上情调的写景送别诗，使一大批优秀的送别诗作层出不穷，成为宋诗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如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苏轼的《送别》、范成大的《横塘》，都是此类送别诗的上乘之作；此外，贺知章还培育了清新脱俗的天然美的风气，突破咏物诗固有的范式，迎来了宋代诗歌内容的变革和诗歌风格的塑造，推动了宋代诗歌的繁荣和发展，进入成为仅次于唐的诗歌新时代。宣和御府藏贺草晋唐是书法的黄金时代，“二王”独领风骚自不必多说，“楷书四家”有三个在唐。“二王”完成了草书的上半场，张旭、怀素、孙过庭、贺知章成就了草书的下半场。遗憾的是，晋唐草书大咖留下的墨宝并不多，晋人的传世之作只留存于史志，张旭真迹烟消云散，怀素若即若离，有《自叙帖》《食鱼帖》真迹传世，但不能昭察真伪。贺知章除了诗文精佳，书法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品位高古，尤擅草隶，有右军习气，书名显赫，境界崇高。当时人们还将其草书与秘书省的落星石、薛稷画的鹤，郎馀令绘的凤，合称为秘书省“四绝”，可见贺知章书法高超。北宋《宣和书谱》中亦著录有贺知章的书法，有《孝经》《洛神赋》《胡桃帖》《上日等帖》《千字文》等12件，徽宗本是书画大家，创有“瘦金体”，被他喜爱和收藏，一定是当世之珍品，可惜现在大都见不到了。十七世纪后半期传入日本，明治年间由近卫家进献皇室的《孝经》，虽无署名，但《宣和书谱》有记载目录，卷末有宋初人小楷识语“建隆二年（961）冬十月重粘裱贺监墨迹”，因此推测为贺知章之作。这件《孝经》，书法史上地位崇高，对后世影响深远。施宿在《嘉泰会稽记》云：“凡人家厅馆好墙壁及屏障，忽望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篆飞走，虽古之张（芝）、索（靖）不如也。好事者供其书笺，共传宝之。”贺知章狂草以极高的艺术表现力和豪放洒脱的新面貌体现了盛唐恢宏壮观之象，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而在唐代书法家长廊中拥有颇为重要的一席之地，唐窦蒙评其书是“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也”，影响了晚唐和有宋一代的书风。贺知章对宋代的书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代草书的灵魂人物是赵诘和黄庭坚，他们在贺知章的影子后面，有了自己的小确幸。他们领会了贺知章的草书精髓，并加以发展与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狂草风格，专注于草书对于真性情的表达与阐释，并最终确立了狂草书体的法度与地位。赵诘专设宣和御府，收藏书画，把贺知章的草书收于府中，细细观摩，颇有心得，也从他的书法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的代表作《大草千字文》，堪为后人垂范；黄庭坚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酒不醉人人自醉，已达化境，杂乱无章中透出宋代美学，技法丰富，为后世学习之典范，虽为“苏门学士”，但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苏轼骂天骂地骂怀素骂张旭，却对爱徒黄庭坚草书中变化的趣味大加赞赏。从草书伊始到当代眼花缭乱的草书，我们不难发现，黄庭坚遗存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其艺术的成就及影响力，的确是草书中的天花板。宋太宗虽然书法成就不高，但非常喜爱书法，命人整理了“二王”以来的书法作品，并加以理论的提炼。徽宗赵诘虽为帝王，其书法的成就却是后人难以望背。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宋以后大草几乎不存的原因了。不尽“谪仙”现两宋贺知章活了86岁。有人做过统计，根据唐代5100个墓志铭的大数据，唐朝人均寿命59.3岁。婚后男性平均死亡年龄为62.3岁，婚后女性平均死亡年龄为64.2岁，大大超过了后世的元明清，甚至“民国”。即使这样，贺知章在物质生活第一强国的唐代，他的寿命，还是凤毛麟角。贺知章寿命长，与他的品性有关。他性格豪爽，品格清高，会夸人，会识人，看他的朋友圈，就可以知道，他的人生不会不精彩。贺知章朋友圈里都是“大V”。他与张若虚、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杰”；与李白、李适之、汝阳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又司马承祯、李白、陈子昂、王维、宋之问、孟浩然、王适、毕构、卢藏用为“仙宗十友”。看看这些朋友，哪一个不青史留名？哪一个不圈粉无数？李白碰到贺知章，是他一生的幸事。当年李白还是“北漂”一枚，生活清苦，一天，他去紫极宫碰见贺知章。贺知章向李白要新作的诗看，当他读完《蜀道难》时，惊讶地对李白说：“看来，你就是天上下凡的诗仙呀！”两人相见恨晚，一起去喝酒，因为没带酒钱，贺知章只好亮出腰间金饰龟袋，这就是著名的“金龟换酒喝”的故事。当然，这里的“换”并不是“易物”的意思，因为金龟就是金鱼，相当于现代社会的工作证，五品以上的官员刻有本人名字。当时可能是贺知章亮出工作证以证明自己的身份，跟店老板赊了一顿酒喝。后来，贺知章极力向唐玄宗推荐李白，于是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从此，李白才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贺知章是修道之人，他对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有重大的影响。“谪仙”本是道教称谓，在贺知章称谓李白为“谪仙人”后，便有了诗意的栖居。宋代文人由于强烈的道教信仰、深厚的诗才学识，广泛借用“谪仙”称谓，这一点来说，贺知章功不可没，引领一代风骚。在宋代，有一大批心怀天下的士大夫们，正是由于对道家的精神向往，内化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倡导“无为”“厚民”的思想追求。如赵普、吕蒙正、赵沆、司马光、王安石，这些宋代的名臣，当时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思想中均含有“道”的含义，有道家的情怀，为他们的施政提供理论根据。“有道之士易行，无为之功最大”，掌握实权的宋代士大夫们，没有实权的宋代士大夫们，对“道”的理解，各有千秋，但归根结底都是在遵循“天地之道”的基础上，发挥每个人的智慧。在宋代，自称或被他人称为“谪仙”的人数目十分可观。北宋王辟之的史料笔记《渑水燕谈录》云：“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黄庭坚《避暑李氏园二首》：“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谪仙苏二来。”这里的“子瞻”和“苏二”就是大名鼎鼎的苏轼。为什么黄庭坚称苏轼为“苏二”，最大的原因是，苏轼是家中老二，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谪仙”是李白最喜爱的自称，李白就是“谪仙”第一人，举国公认，苏轼只能自谦为第二了。宋代文学史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宋代文人自称或被他人唤作“谪仙”的大有人在，如陆游、邹浩、欧阳修、梅尧臣、郭祥正、朱自英、李昉等，这里的“谪仙”除了有道教的因素外，更是诗才超绝的意思，因此，贺知章呼唤李白的“谪仙”一词，开创了宋朝的一代文风。“唐风宋韵”传佳话贺知章中状元后，即被授予国子四门博士、迁太常博士，后历任礼部侍郎、秘书监、太子宾客等职，最高官至从三品正授秘书监（去世后追赠正三品礼部尚书），属于非重要岗位的副部级领导干部，一直到天宝三年告老回乡，是真正的官场不倒翁。贺知章是如何做到近50年仕途平坦的呢？贺知章的过人之处，可能更多的来自他生性旷达、与世无争的个性。他是乐天派，他凡事不计较，他纵情好酒，他率性而为，他荣辱不惊，他永远都是笑眯眯的模样，像弥勒佛，无心无事，不得罪人，贤达皆倾慕。这样的下属，显然是很多上司喜欢的类型。唐代文人在历史上也算是另类，既有豪气干云、才华横溢的特点，造就了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又有天真直率、舒卷自如的行为，开启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更有浮华怪诞、异想天开的种种，呈现出收敛沉潜的取向。两宋官场动荡不安，北宋是党争、南宋是主战与主和对立，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南宋的辛弃疾、陆游、范成大等，仕途上都是起起落落。因此，两宋文人对于内能坚守自己心中的“道”，外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仕途生活是比较向往的，可以这么说，像贺知章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进入编制、打卡上班、享受各种福利待遇的生活对两宋文人来说是十分羡慕的，不仅如此，贺知章退休后还受到皇帝亲率百官搞个盛大的告别会，并允许他在鉴湖畔建道观，以安享晚年，这样的贺知章，是宋代士大夫的理想的幸福人生。欧阳修与学生苏轼一样，在仕途上一贬再贬，范仲淹五下基层，辛弃疾和陆游同病相怜，一生不受重用，“深探力取常不寐，思以正议排纵横”，这些“书呆子”普遍的以国家栋梁为己任，成为宋代士人特有的精神面貌。即使在遭受打击的日子里，像苏轼这样的倔强之人，对生活还是很乐观的，美食与美酒，是被贬之后的苏轼最理想的生活状态，于逆境中保持平和的心态，从文学和艺术两方面，来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此心安处是吾乡”“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从他写的诗词中可以领略其豁达，这不正是另一个贺知章吗？贺知章提携李白，成为盛唐的一段佳话。两宋的师生佳话，一点也不亚于贺李，展现出宋代文人丰富、敏感的精神世界，且师生链越来越长。晏殊，以神童之名破格录用为“进士少年班”。宋仁宗朝，官至宰相。当时名臣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王安石等都出于他的门下；欧阳修是北宋的“文坛盟主”，他善于把人才团结在自己周围，扶持他们，“三苏”都出自他的门下，其中苏轼得其教诲尤多，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第二个北宋文坛的领袖，师生携手创造了北宋文学的辉煌，成为惺惺相惜的一朝知己。苏轼得益于欧阳修，他明白，年轻人永远是鲜活的，让年轻人站在理想的高地上，则是苏轼一生的传奇。“苏门六君子”——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席，在“前浪”苏轼的运作下，六大“后浪”个个成了宋代泰斗级的人物。《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在担任荆湖南路郴州郡郴州县县令期间，授业程颢、程颐；“二程”后来在其师的影响下，创办“洛学”，“洛学”道统南渐的过程中，一传杨时，二传罗从彦，三传李侗，再传朱熹，理学终成参天大树。从这两条师生链可以看出，无论从文学，还是学术，抑或是仕途，两宋文人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特别是士人群体的仕途观、师生观乃至为官为人的理想境界，都能清晰地看到贺知章的影子。这位乘风破浪的唐代寿星，即使到了宋代，也是不会寂冷的。当才华横溢的两宋文人，在人生最有战斗力的黄金时代，遇上在岁月里沉淀出释然与笃定的贺知章，从贺知章那里汲取的澎湃力量，演绎成心灵的律动与灵魂的呐喊，说有“知遇之恩”并不为过。唐风醉我，贺知章举杯邀明月；宋雅宜人，两宋文人把酒问青天。有些美好而纯真的东西，一定会穿越时空，而“唐风宋韵”的融合，就是这类穿越的骨灰级文化现象。本版面感谢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提供支持

2022-10-08
苏轼的桐庐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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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感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和诗人，是难能可贵的奇才，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因为苏轼有其迷人的魔力，他身上有一股正直的道德力量，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据笔者考证，苏轼曾数次到桐庐与分水行游，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也曾是苏轼迷恋之处。苏轼何时曾来桐庐苏轼曾前后两次来杭州任官，共五年。第一次是宋神宗熙宁四年至七年（1071~1074），任杭州通判，相当于今副市长。第二次是宋哲宗元祐四年至六年（1089~1091）任杭州知州，即市长职。他任职杭州时，两次疏浚西湖，灌溉农田，并取葑泥筑堤，有名的“苏堤”就是这样来的。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后神宗驾崩，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但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而苏轼游于桐庐，虽然具体年月已不可考，但亦当于这两次宦游杭州期间。两次来到杭州，苏轼是带着被贬斥的悲愤而来。而钱塘江畔的山山水水美景抚籍了他的心灵，也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苏轼在杭时，写有多首歌颂杭州之美的诗词，今选数首欣赏。《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自呼。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圆蒲。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晡。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兹游淡泊欢有余，到家怳如梦蘧蘧。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惠勤、惠思，杭州人，工诗能文。惠勤是欧阳修的朋友，惠思跟王安石有交情。宋神宗熙宁四年苏轼做杭州通判，路过汝阴时见到欧阳修，欧阳修特别称道惠勤。苏轼到杭州后就去探访他们，事后做了这首诗。《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先生在高堂。”寓意是讽刺当时封建统治者高居庙堂，不管人民死活。《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起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这诗作于熙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原五首，选二欣赏。《望海楼晚景》：“横风吹雨入楼钭，壮观应须好句夸。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原五首，选一首。《法惠寺橫翠阁》：“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纵。吴山故多态，转侧为君容。幽人起朱阁，空洞更无物。惟有千步冈，东西作帘额。春来故园归无期，人言秋悲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锦，更看橫翠忆峨眉。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百年兴废更堪哀，悬知草莽化池台。游人寻我旧游处，但觅吴山橫处来。”《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一首非常受人称赞的西湖诗句。两宋之际的诗人武衍在其《正月二日泛舟湖上》诗中甚至说：“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百重堆案掣身闲，一叶秋声对榻眠。床下雪霜侵户月，枕中琴筑落阶泉。崎岖世味尝应遍，寂寞山栖老更便。惟有悯农心尚在，起占云汉更茫然。”桐君山下的苏东坡苏轼早就慕名钱塘江上游之富春江、富春山之旖旎风光和那不事王侯高风亮节的严子陵与钓鱼台。一日他偕僚属从杭州出发乘舟逆水而上赴桐庐县。一路上两岸景色如画，正如南朝文人吴均所描绘：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苏轼在游览桐庐时写有多首赞美桐庐及严子陵钓台的诗篇：《送江公著知吉州》：“三吴行尽千山水，犹道桐庐更清美。岂唯浊世隐狂奴，时平亦出嘉公子。初冠惠文读城旦，晚入奉常陪剑履。方将华省起弹冠，忽忆钓台归洗耳。未应良木弃大匠，要使名驹试千里。奉亲官舍常有择，得郡江南差可喜。白粲边樯一成艘，红妆执乐三千指。簿书期会得余闲，亦念人生行乐耳。”这是一首苏轼送友人江公著赴吉州任知州的诗，本诗开头就破题直指，他行遍三吴山水，最使他留恋感动的是桐庐清美的山水风光，更有隐居于此地的高士“狂奴”严光。诗中引用典古较多，有待破解深析。苏轼的诗句大大提高了桐庐的知名度，美誉度，感谢大文豪为桐庐写下了如此彪炳千古的煌煌名句！苏轼兴犹未尽，数次游钓台。作《过钓台》：“昔人垂钓今何在？此地空余百尺台。山上云岚舒复卷，江中潮汐去还来。昭昭令誉垂千古，耿耿清风播九垓。回视寿陵何处是，夕阳翁仲卧钓台。”苏轼怀着景仰与欢快的心情游钓台，仰观了严子陵钓台上空那蒸腾的云气，俯瞰了台下那潮汐涌退的美景。其时范仲淹已于景祐元年（1034）知睦州时在富春山严光隐居处修建祠堂，祠堂落成后写了篇《汉严先生祠堂记》。苏轼概是读了此文，胸中的浩然正气喷薄而出，“昭昭令誉垂千古，耿耿清风播九垓。”这是志同道合追求风骨者的心灵共鸣！《行香子·过七里滩》：“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虛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虛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苏轼对严子陵钓台下的七里滩情有独钟，他陶醉在这美景如画的大自然中。乘一叶轻舟，双桨划动惊飞了大雁。水天一色，碧波中游鱼翻藻，沙汀上白鹭点停；滩溪急，秋霜冷，明月之夜的旷野，更添愁绪和韵味。遥想当年严光隐此，空空地老死在这个地方，君臣之交犹如一梦，但留下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那万古不衰的佳话。《满江红·钓台》：“不作三公，归来钓，桐庐江侧。刘文叔，青眼不改，故人头白。风节尚能关社稷，云台何必图颜色。使阿瞒，临死尚称臣，伊谁力！登钓台，初相识，渔竿老，羊裘窄。除江山风月，更谁消得？烟雨一竿双桨急，转头不分青山隔，叹鼻端，不省名利膻，京华客。”苏轼高度赞颂严光不慕名利，不事王侯，隐于桐庐富春山垂钓的高风亮节。赞扬刘秀（字文叔）慧眼识珠，恢宏大度，因他深知严子陵的人品才情，几次礼贤下士欲聘其出山佐政。社稷的稳固靠的是贤人贤政，社会风气，而人贵在风骨节操。东汉明帝永平三年（60），汉明帝刘庄在南宫云台阁命人画了28将的像。称为云台二十八将。是汉光武帝刘秀麾下助其一统天下、重兴汉室江山的二十八员功劳最大，能力最强的大将。他们虽有赫赫战功，但他们的风骨均在严光之下。更有那一代枭雄曹操，感于严光的高风亮节，临死时还不敢称王，深予敬畏。历代文人雅士，歌颂桐庐美景和严子陵清高的诗作不计其数，而苏轼的这几首诗，以特有的磅礡之气和纯真之情，把桐庐的清美和严子陵的崇高推向极至。分水江畔携友游苏轼在杭任通判时，曾于熙宁中（1071~1074）专程从杭州到分水，会晤他的诗友郭祥正。郭祥正（1035～1113）北宋诗人。字功父，一作功甫，自号谢公山人、醉引居士、净空居士、漳南浪士等。当涂（今属安徽）人。皇祐五年（1053）进士，历官秘书阁校理、太子中舍、汀州通判、朝请大夫等，虽仕于朝，不营一金，所到之处，多有政声。一生写诗1400余首，著有《青山集》30卷。他的诗风纵横奔放，酷似李白。郭祥正出身官宦之家，父亲郭维，曾任淮南提刑、度支郎中等职。郭祥正少年即倜傥不羁，诗文有飘逸之气，史传其母梦李白而生。梅尧臣见之叹道：“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郭祥正的诗不仅深得李白的神韵，还饱含他对家乡人民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如《苦寒行》、《前春雪》、《后春雪》、《川涨》、《治水谣》等。苏轼与郭祥正交情匪浅，我们还能从许多资料中找到佐证。在北宋新旧党的斗争中，郭祥正的遭遇有似苏轼，因此他对苏轼颇为同情，感慨很多，如《寄东坡先生自朱崖量移合浦》：“君恩浩荡似阳春，海外移来住海滨。莫向沙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诗人郭祥正有一次路过杭州，把自己写的一卷诗送给苏轼鉴赏。未等苏轼看诗，他自己先有声有色地吟咏起来，直读得感情四溢，声闻左右。吟完诗，征询苏轼的意见：“这些诗能评几分？”苏轼不假思索地说：“十分。”郭祥正大喜，又问何以能有十分。苏试笑着答道：“你刚才吟诗，七分来自读，三分来自诗，不是十分又是几分？”（原自宋人苏轼语，明人王世贞编次之《调谑编》）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在被关押了四个多月后出狱。鸟雀叽喳，苏轼提笔写下了“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又写了：“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大年初一，苏轼在长子苏迈的陪同下，启程前往贫瘠荒凉之地黄州。苏轼极有可能是在赴黄州途中向正在当涂的友人郭祥正（字功甫）写信作别，故有“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之语，这便是海内著名的《功甫贴》，仅仅九字，笔迹雄强朗润，尺寸为古代一封折页书信大小，文博界泰山北斗张珩将它与米芾的《苏太简参政帖》并列，称为北宋书法“双璧”。绍圣三年（1096）苏轼贬惠州，郭祥正有诗寄之：“平生才力信瑰奇，今在穷荒岂易归。正是雪林枝上画，羽翰虽好不能飞。”这里表现了郭祥正对苏轼的才华钦佩，又感其遭遇为之可惜。建中靖国元年（1101）宋徽宗赦免苏轼，令其北归，苏轼再次过当涂与老友郭祥正会面，并次韵其赠诗《次韵郭功甫观予画雪雀有感》：“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九万里风安稅驾，云鹏今悔不卑飞。”有一次苏轼在郭祥正家饮酒并在壁上题画，作《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剑》：“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不嗔不骂喜有余，世间谁复如君者。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铓。剑在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郭祥正与苏轼、黄庭坚等人交游甚密，从本诗来看，两个人的友情很深厚：在朋友家中对饮，酒能喝到不顾客礼、在朋友家的墙壁上作画的程度，感情相当不一般吧。郭祥正分水之行是为何事呢？原来是他应分水县令齐堪之请，给分水县学宫撰写《题名碑》。古时分水虽为小县，但异人代出，名士迭兴，崇教尚学之风颇盛。在唐代就出了施肩吾、徐凝、缪迁等进士，至宋代更是锦上添花，共出了十七名进士（北宋、南宋）。其时县令齐堪为振兴教育，激励后进，多出人才，在学宫置题名碑，镌刻施肩吾、徐凝等先贤事迹，登科者依次题名，余方虚之以俟将来俾多士，朝夕观览有所感激，使后人寓目歆动，追踪继美。苦心勤学，务欲题名斯碑。请来好友郭祥正撰文。分水县学宫坐落在双峰山前，县衙东侧，历代分水县官对学宫的建设都非常重视，一直沿袭至今。当时在杭州任通判的苏轼，得知诗友郭祥正到分水为邑里撰题名碑，他不顾路途遥远，特地赶来分水与郭祥正会晤，西窗剪烛促膝谈心，共磋诗艺。须知那时的分水地处偏僻，交通相当不便，而苏轼专程赶来，可见他与郭祥正的情谊确非一般。两人在分水小住数日，不胜欢欣。在古街徜徉，在天目溪畔漫步，还游览了状元施肩吾、进士徐凝曾在此苦读的五云山，北宋进士陈恕曾游览并吟咏的玉华山等。真是“乡不在大，有才则名；人不在穷，有志则成。”施肩吾、徐凝为古邑分水开了个好头，也使分水这块弹丸之地名扬神州。当然他们更喜欢的还是施肩吾、徐凝的诗，这块灵性的土地养育了杰出的诗人，惺惺相惜，是诗的幽灵在召唤，才使他们不辞辛劳来到这方热土。王顺庆/文

2014-10-11
徐州的七条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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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苏堤路的前身叫苏堤，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附近居民叫它高头，它是一条土质大堤，堤身最高处位于云龙公园南墙一带，有三米多高，传说是苏轼当年筑堤护城留下的遗迹。这个传说究竟是不是真的呢？看看史书中对苏轼所建的七处大堤的记载吧。苏轼筑堤是为束水护城徐州的黄河水患始于汉朝，横溃于宋朝，糜烂于元明清。黄河到徐州，遇九里山后，往东南倾注，洪水大时会越过黄河大堤流入云龙湖，威胁徐州城池。徐州城经常出现东西北三面被水的态势，苏轼说“回头望彭城，大海浮一粟”。苏轼《奖谕敕记》“黄河大概五六十年发生一次决堤，而徐州处于汴泗下游，上下二百余里均被大山阻挡，水深难以排泄，和其它州城不同。”城池低洼、积水难退在宋朝已很严重了。《清实录·康熙朝实录》记载，康熙六十年皇帝批准河道总督赵世显的奏请“徐州黄河南岸韩家山应建迎水领水二坝”。寻找当年的拦水大坝，新淮海西路的大坝遗存应是当年的领水坝，这条大坝从小山子经段庄到帘子布厂宿舍附近，大坝遗存比新淮海西路高达六米，它当年的作用就是阻拦洪水冲向云龙湖而使之归顺于黄河正道。乾隆三十三年，徐州知府邵大业的《重修苏堤碑记》记录了黄河遇到九里山之后，拐向南奔注云龙湖方向。乾隆四十七年，徐州知府钱金殿在《徐州府重修苏堤记》记录了黄河对徐州城墙的威胁，城墙是保护老百姓的，筑苏堤保护徐州城墙，避免城墙因浸泡而坍塌，使老百姓免于遭遇水患。苏堤的东南—西北走向是顺着洪水过来的方向，其选址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苏堤是为了阻拦泛滥的黄河水殃及城池而使之束集于云龙湖，苏堤束水护城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防洪大堤苏轼建七处从宋朝开始，为了防范黄河水患危及城池，徐州开始建造防洪大堤。有史书记载的徐州第一条防御黄河泛滥的城南大堤，是宋朝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徐州知州王贻永修筑的。建东南、城南两条防洪大堤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正是这条东南大堤抵挡了黄河决口的大水：“堤成之明日，水自东南隅入，遇堤而止。”明嘉靖《徐州志·山川·苏堤》也提到“宋苏轼守徐时，河决为患，因筑以障城，自城属于台，长二里许，民赖以全，活着众，今尚存。”在清乾隆《江南通志·古迹考·徐州府》的史料中也写到：“苏堤在府城东南，宋苏轼守郡时，河决汇城下，筑长堤障之。”以上文献记述的都是苏轼修建的东南大堤，苏轼是否也修建过城南大堤呢？在苏轼所写的《奖谕敕记》中，指出他借鉴天禧年间王贻永修建两堤护城的经验：“父老云：‘天禧中，尝筑二堤。一自小市门外，绝壕而南，少西以属于戏马台之麓；一自新墙门外，绝壕而西，折以属于城下南京门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与武卫奉化牢城之士，昼夜杂作堤。”另外，从苏辙《黄楼赋》“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东西北门，水皆自城际山”中也可推断出苏轼修筑了东南大堤。因为城下二丈八尺高的水位，东西北三座城门全被洪水堵住，文中唯独没有提到南门被洪水堵住。如果此时没有城南大堤，洪水肯定也会从南门灌进城内。明确苏轼建城南大堤的是明嘉靖《徐州志·兵防》中陈师道的《黄楼铭》。据《黄楼铭》记载：“守臣苏某，深惟流亡，为天子忧，夙夜不怠。以劳其人，兴发戍兵，固弊应卒，外为长楗，乘髙如虹，以杀其怒，内为大堤，附城如环，以持其溃，筑二坊于南门之外，以适南山。”坊即防，这里引申为防洪大堤，在《钦定四库全书·后山集·卷十七》记载的《黄楼铭》中已经把坊改为防。陈师道说的“二坊”，就是东南大堤和城南大堤，这两条大堤还可以让城内没有跑出去的人们迅速逃生到戏马台。所以说，苏轼不仅建造了东南大堤，还建造了城南防洪大堤。只是这条抗洪保城时所建的城南大堤是从城西门连接戏马台的，不是灾后第二年修建的连接云龙山麓的城南大堤。修筑九百八十四丈城内护城长堤苏轼《奖谕敕记》“三方皆积水，无所取土，取于州之南亚父冢之东。自城中附城为长堤，壮其址，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阔倍之。”长九百八十四丈是指为了加固内城墙基础修建的护堤长度。林语堂在《苏东坡·黄楼》中说：“苏东坡亲自参与了防堵工程的数字计算，在盘旋滚转的洪水势将越过东南外城墙时，他正在忙于加固城基和增加城高。防水工程长九千八百四十尺，十尺高，二十尺厚。完成这项工程，需要数千人之众。”林语堂说的防水工程长度只是城内护城堤长度，并不包含城外的东南大堤和城南大堤，结合苏轼《奖谕敕记》原文并不难理解。朝廷拨财物苏轼再修四处大堤苏轼《奖谕敕记》记载：洪水过后，苏东坡对临时的堤防感到不满意，上奏朝廷，请求拨款，重建石头城墙，以防患于将来。之后，苏东坡修改了原定的计划，建议改用坚实的木材加强堤防。次年二月，朝廷拨予苏东坡二千四百一十万钱，一千八百石米粮，七千二百个人，有了这些人财物，苏轼又“创木岸四”，即新建四处防洪木堤。苏辙《黄楼赋·序》中记载：“乃请增筑徐城，相水之冲，以木堤捍之。”后人效法苏轼修堤有迹可循明万历《徐州志·城池》载张鹤鸣《护城提记》，主要是为称颂徐州知府刘顺之。他在明万历初年及时筑堤使徐州城抵御了一次黄河水患。文中不仅指出刘顺之效法苏轼，在苏堤原址上修建起来的大堤正好环徐州城一周，还记载了苏堤的来历，苏堤起于城南门，止于云龙山麓。佐证刘顺之效法苏轼筑堤、捍水、护城的文献还有明万历的《徐州志·祀典》：“东坡昔为宋名守，顺之守徐筑堤捍水诸事皆师东坡故，特立祠祀之，以示尊崇之意云。”从宋朝到明朝，徐州城多次被淹、一度被战火摧毁，直到明洪武年间徐州城才在原址重建。《护城堤记》中记载：“徐之城在宋已危之矣，然今之城即宋之城，而今之河则非宋之河也。”这说明明万历三年的徐州城池和苏轼执政徐州时基本一样，因此，徐州城西门的定位，苏堤走向和长度都比较确定，刘顺之效法苏轼修筑大堤是有迹可循的。如今苏堤路从建国西路到云龙山这一段就是“自黄茅冈绕西门”中的一段苏堤，是苏轼遗迹。苏轼筑堤被误传成传说《江苏省徐州市地名录》把如今苏堤的修建时间定为清朝，忽略了明朝万历三年刘顺之效法苏轼修筑苏堤的事实，把苏堤称为纪念苏轼的堤，实则不妥。清乾隆年间，邵大业作《重修苏堤碑记》认为“今徐城在堤之东，安知非所谓故城小城者，而公所全之城在堤之西，已就湮废，未可知也。”因为对苏堤方位判断的错误，导致他认为“城非旧城，堤之是与非，未足为定论矣。”进而认为：“今堤之建于苏公，真伪不可知，其建立之本意尤不可考。然使其于厉害非甚关切，而后之人籍为游观寄兴之所，是可废也。”这是不恰当的。文|于克南记者手记我市史学研究学者于克南近日完成新作指出苏轼捍水护城功绩当属苏堤2016年6月，省委书记李强在履新讲话中谈到了“一堤一楼”，其中的“一堤一楼”指的是杭州的苏堤和徐州的黄楼。因为这句话，我市史学研究学者于克南展开了对徐州苏堤的研究，半年多的考察，八易其稿之后，近日完成他的新作《徐州的七条苏堤》，论证出苏轼在徐州一共修建了七条“苏堤”。由此他认为，在徐州能代表苏轼捍水护城功绩的不应是黄楼，而应当是苏堤。在于克南的书房里，堆在书桌最上方的是一本厚厚的《徐州志》。为了研究苏堤，他查阅了几十本文献资料，包括以前在重点工程部门工作时一些发黄的文件也都被翻了出来。“经过半年多的钻研，我查证到徐州有七条苏堤。”于老师兴奋地将他的作品打开，巨大的环形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他收集、拍摄和撰写的诸多图片和文章。谈到做这一研究的初衷，于老师说，省委书记在2016年6月讲话中，讲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时谈到了苏东坡留下的“一堤一楼”，其中的“一堤一楼”指的是杭州苏堤和徐州黄楼。省委书记为什么不提徐州苏堤呢？这让他萌生了研究徐州苏堤的念头。“百度‘徐州苏堤’词条的解释也非常混乱。”于克南认为，包括很多徐州人，对苏堤路的理解也局限于它的纪念意义。2016年初，于老师偶然在大士岩寺发现了徐州知府钱金殿的《徐州府重修苏堤记》。在苏轼之后，徐州又出现了三位有史可考的知州和知府对苏堤进行重修。于克南由此认为，探究苏轼当年所建大堤、厘清书籍中关于苏堤的记载，确定苏堤是苏轼遗迹，对弘扬苏轼精神非常有必要。为了考察1875年黄河改道以前对徐州的危害，于克南对徐州故黄河上游的清朝三条防洪引水渠进行实地考察，这三条防洪引水渠即水线河（今丁万河）、天然闸河、潘家屯引河，两天的时间，他整整步行百余里路，从丰县故黄河一直走到微山湖。期间有大约一周的时间，他一直泡在故黄河边。他还多次跑到矿大勘察队找资料，考定徐州古城以前多次被淹的程度。据他调查，如今的徐州金鹰彭城广场店及附近位置，当年大水过后，古城上还留存着1米多深的黄沙。这七条大堤的位置如今都在哪里？哪一条又是现在的苏堤呢？于克南通过一些考证认为，如今起于建国西路、止于云龙山的苏堤路，就是当年“自黄茅冈绕西门”的苏堤中的一段，是苏轼遗迹。“天王堂之西”指的就是现今的苏堤，“彭城楼之下”指的是彭祖楼，现牌楼市场附近，“上洪门之西北”指的是如今一中后面，“大城之东南隅”指戏马台到老开明市场的位置。于克南还说苏堤也有弊端，会导致堤内部分区域和堤外大部分区域的积水无处可排。解放后，徐州市政府又进行了几项意义重大的抗洪工程，特别是八一大堤竣工后，石狗湖（今云龙湖）开始蓄水，苏堤的防洪御水的作用便退出了历史舞台。苏公已去，苏堤犹在。苏公若是看到如今美丽的苏堤路，看到与西湖结为姊妹湖的云龙湖，也应该十分宽慰吧。文|记者吴云连线时空深读徐州文化·地理每周五出版电话：13775979255邮箱：pcwbzmwh@163.com

2017-01-13
古代名士的琼岛水果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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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南日报记者梁君穷今天我们常见的火龙果、芒果、菠萝等水果，至少清代之前，古人在海南都不可能见识，而荔枝、龙眼、椰子等在海南栽培已久的水果却是见证了琼岛两千多年的历史。自汉代被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以来，由于交通不便，海南的风土人情在大多数中原人士看来都是稀奇异闻，而海南的水果在中原和北方地区还是少见。偶有贬官迁客流放岭南甚至渡海而来，海南水果总能在他们的笔下留下千古印记，也记下了许多他们与水果之间的趣事。在荔枝龙眼中徘徊的苏轼苏轼更爱荔枝还是龙眼？这似乎没什么疑问，因为苏轼的那一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脍炙人口，流传甚广。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苏轼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在广东惠州，苏轼对荔枝情有独钟。绍圣二年（1095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以洋洋洒洒140个字的诗句，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此后，苏轼多次在诗文中表现出对荔枝的喜爱。荔枝刚开花，他就念叨着“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等荔枝熟等得苏轼有些惆怅了，说道：“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连他在针砭时政、借古讽今之时，也不忘把荔枝带上。他写下《荔枝叹》，追思汉唐贡荔之害，再转入议论感慨，批判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海南岛儋州，3年后，获赦从儋州迁调到廉州（今广西合浦县）。一到廉州，苏轼就受到太守张左藏（张仲修）等人的热情款待，在一日的宴会中，张左藏叫人拿出了龙眼招待苏东坡。不知是文人总爱把三分的爱说成十分，还是被张左藏等人的热情所感动，或是当晚酒喝多了，苏轼似乎忘了此前对荔枝的夸赞，洋洋洒洒写下了一首《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支》。龙眼与荔支，异出同父祖。端如甘与橘，未易相可否。异哉西海滨，琪树罗玄圃。累累似桃李，一一流膏乳。坐疑星陨空，又恐珠还浦。图经未尝说，玉食远莫数。独使皴皮生，弄色映琱俎。蛮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污。“蛮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污。”一句是此诗的精髓，幸好龙眼生在这蛮荒之地，才没有像荔枝一样被宫中的妃子玷污。荔枝在这里不再是“风骨自是倾城姝”，而是被“妃子污”了。此前谪居惠州之时，为比较荔枝龙眼，苏轼已经写过一篇《荔枝龙眼说》：“闽越人高荔子而下龙眼，吾为评之。荔子如食蝤蛑大蟹，斫雪流膏，一噉可饱。龙眼如食彭越石蟹，嚼啮久之，了无所得。然酒阑口爽，餍饱之余，则咂啄之味，石蟹有时胜蝤蛑也。戏书此纸，为饮流一笑。”在这里，苏轼说荔枝如生长海边的“蝤蛑”（即梭子蟹），“斫雪流膏”、肥美鲜嫩；“龙眼”则如乡间的“彭越石蟹”，壳坚少肉；从这一点看，荔枝似乎胜了龙眼。但苏轼又说，壳坚少肉的“石蟹”，于“咂啄”之际，也能品尝到无穷余“味”，这样看来龙眼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椰子被古代名士视为赠礼珍品今天的椰子，在海南随处可见，但在古代，椰子甚至椰子叶，都是上层雅士赠亲馈友的珍品。清朝人李调元《南越笔记》云：“琼州多椰子叶，昔赵飞燕立为皇后，其女弟子合德，献诸珍物，中有椰叶席焉。椰叶之见重也，自汉时始。”赵合德与赵飞燕姐妹二人都是中国历史上传奇的美女，也是当时地位极为尊崇之人。到了宋代，虽然海南与中原的联系已比汉代时密切得多，但椰子此时仍是珍重的物品，甚至出现对椰子加工的“椰雕”技艺。南宋时候有一位进士官至太府卿（管理中央财政的主官），名为项安世，后世纪晓岚评价他“安世之经学深矣，何可轻诋也。”有一回，项安世在为人祝寿之时，便请人精雕了几只椰子送上。项安世写道：“叶间各结三四子，大者能容五升器。初如青缬美少年，渐久渐黄坚且緻。”可见他对椰子的情况了解得很详细。项安世曾当过湖广总领，广东广西是他的管理范围，当时海南属广西管辖，但他本人有没有到过海南还未可知。“翻愚老工巧心数，能制瓶炉出新意。尽力揩摩发光彩，一月工夫成一枝。二瓶可花炉可香，中有千种万种味。笺封囊裹送大人，伴以银奁古心字。”费时一个月才可“成一枝”，最后项安世将椰子雕成了两个花瓶和一个香炉，作为珍贵的礼物送上。宋代，文人雅士们还喜欢用椰子做帽子，名为“椰子冠”，其中就以苏轼、黄庭坚师徒为代表。苏轼在诗中直言：“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黄庭坚也作《以椰子小冠送子予》，他说道：“有核如匏可雕琢，道装宜作玉人冠。”到了明代，中原人士对椰子的热情依然不减。明朝中期名臣、诗人韩雍曾被朝廷赏赐了三个椰子，于是韩雍赶紧写下《二月二十九日蒙恩赐椰子三枚赋此志感》一诗：“剖开玉碗光偏润，泻出琼浆味独真。千载深恩无可报，拜瞻嵩岳颂严宸。”虽是对朝廷恩赏的表态，但“千载深恩”与“三枚椰子”联系在一起也是让后人忍俊不禁。（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梁君穷

2020-08-10
五公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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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儒在海南省会海口市中心东南约五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旅游观光的好去处。坐在游览车上，透过明净的玻璃车窗远远望去，红墙绿瓦和古代建筑群在热带树木花卉掩映之下，显得很是壮观。大门口一侧有一块大大的广告牌上写着:“五公祠欢迎你，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南最具历史文化底蕴景区，海南文化发祥地”，几行大字格外耀眼。这就是著名的琼台胜景五公祠。五公祠是为纪念唐宋时代几位被朝廷贬谪到海南的名臣而建。这几位名臣是:唐朝卫国公李德裕、宋朝忠定公李纲、忠简公赵鼎、庄简公李光、忠简公胡铨、文忠公苏轼等。有的史书记载五公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其实自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来琼，借寓金粟庵(今五公祠内)留存遗迹以来，宋、元、明、清及民国历代不断在其周围增建，重修古迹，后来人们习惯把这一组古建筑群统称为“五公祠”。它包括了海南第一楼、学圃堂、观稼堂、东西斋、苏公祠、两伏波祠、浮粟泉、泂酌亭，琼园和新建的五公祠陈列馆等，共占地面积6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800平方米，2001年6月26日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德裕、李纲等在我国历史上声名显赫，举足轻重。他们都是爱国忧民的朝廷重臣，有远大政治抱负，屡遭打击迫害，却不屈不挠与世俗抗争。在被誉为“天下第一楼”的楼下有两副楹联，一副是:“唐嗟未造，宋恨偏安，天地几人才置诸海外;道契前贤，教兴后学，乾坤有正气在此楼中”。另一副是:“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益坚其志;先其所忧，后其所乐，但愿才奋起，莫负斯楼”。这两副楹联所表达的内容，就是历史对他们的称赞和肯定。李德裕在唐文宗、唐武宗年间两度为相，敢作敢为，因在“牛李党争”中失利，初贬荆南，次贬潮州，公元848年贬海南崖州(今琼山市)，公元850年卒于贬所。李纲，宋民族英雄，提出抗金建国十策，不为朝廷所用而罢相，公元1129年贬万安军(今海南万宁市)后遇赦北返。赵鼎，山西闻喜人，南宋高宗时两度为相，处理军国大事才能非凡。他力荐岳飞为帅抗金，享有“南宋贤相首推赵鼎”之美誉。他因与秦桧不和而罢相，公元1144年贬吉阳军(今海南三亚市)，仍受秦桧胁迫，公元1147年绝食而亡。还有李光、胡铨等人都因政见不同而被贬海南。说起苏轼来，尽管谪居海南只有四年，但在当地百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极好的口碑。苏公祠就在五公祠的东侧，大门上方是“苏公祠”三个苍劲有力金灿灿的大字，大门两旁有楹联一幅，上联是:“此地可开眼界”，下联是:“何人可配眉山。”祠内小溪流水，曲径通幽，花团锦簇，别有洞天。祠的左侧琼园内有洗心轩、浮粟泉等遗迹。相传当年苏轼寓居金粟庵时“指凿双泉”，浮粟泉乃其中之一。这里泉水甘甜，水源旺盛，泉面常浮水泡如粟，故名。后人为纪念苏公，又将此泉叫苏泉、苏井或东坡井。千百年来该泉水不溢不竭，堪称一奇。苏轼(公元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是北宋著名的大文学家。他的诗、词、赋、书、画，莫不美善一时，俱臻绝妙。他与父苏洵、弟苏辙人称“三苏”，成为历代文坛佳话。苏轼21岁时赴京应举，次年与苏辙中同榜进士，由此步入宦海。由于他的超人才华，几年间便由主薄、判官之类地方小吏调入京城任殿丞、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朝廷高官。自踏入仕途后，他多次卷入新旧党争的政治旋涡中，屡遭贬谪。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因著名的“乌台诗案”入狱，被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团练副使，是一个“不得签书公事”的虚职。从此，他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悲剧命运。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七月又以“讥斥先朝”罪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州)安置而后又贬至海南。苏轼被贬初到海南，借寓金粟庵(今五公祠内)，十余日后他辗转来到贬所昌化军，即今海南儋州市的中和镇。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苏轼在赦归途中满怀复燃的报国之心，壮志未酬公元1101年客死常州，追谥“文忠公”，享年64岁。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海南岛被视为蛮瘴僻远的“天涯海角”之地。贬谪在这里的朝廷官员面对异乡的荒凉景色，大都兴起飘零冷落的悲凉之感，而苏轼不是这样。他一生走遍大半中国，或官或游或贬逐，总是怀着一种乐观旷达心态，把所到之处视为第二故乡，并尽力为当地百姓做些好事。早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轼在杭州先作通判，后又作知州。作为地方长官，他就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好事，特别是整修西湖甚为后人称道。他向朝廷上呈《乞开杭州西湖状》，提出西湖不可荒废的五点理由，以工代赈，雇工开捞，花了20万人工，把西湖中的葑草打捞干净。他命人用葑草和淤泥筑成一条长堤，在堤上建了云桥九亭，遍植桃柳、芙蓉。这就是有名的苏堤。他还在湖中立了三座石塔，石塔以内湖面不准种植菱藕，以免再次堵塞。这三座石塔便是如今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时，住在城南长江边上的临皋亭。他在住地不远处开了一片荒地，种了庄稼树木，曰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这一年冬天，黄州大雪盈尺。下雪期间苏轼在东坡营造了几间房屋，名曰雪堂。对刚刚经受了一场严酷政治迫害的苏轼来说，真是劫后余生。但他没有被痛苦压倒，表现出一种超人的旷达和不以世事萦怀的恬谈精神。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苏轼贬居海南儋耳(今儋州市)时，为立春而作“减字木兰花”一词中写道:“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这首词以欢快跳跃的笔触描绘了边陲绚丽的春光和充满了生机的大自然，发出了身在天涯“不似天涯”的感叹。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词史上，这是对海南之春的第一首热情赞歌。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他日谁写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苏轼初到海南时，当地原住民尚处于刀耕火种阶段，文化、教育、生产技术都很原始落后。在公元1097-1100年的几年时间里，苏轼几乎用了后半生的全部精力办学堂，讲学明道，培育人才，教当地人用牛耕田，推广中原劳动人民的先进生产技术，促进汉黎民族和睦团结，为中原文化的传播和海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史书称之为:“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据说，由于苏轼对本地文化的影响，在当年他谪居地，今海南儋州市中和镇的人们数百年来都喜欢吟诗作对，至今仍享有“诗对之乡”的美称。中和镇的东坡书院曾是苏轼当年居住和讲学的场所。书院内古木参天，群芳竞秀，乃历代最高学府，培养了不少杰出人才。公元1101年，苏轼遇赦北返途中仙逝后，琼州百姓闻之甚是悲痛，于是建祠并刻他64岁的肖像，点燃香火纪念之。

2013-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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