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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孕育了长江文化，涵养了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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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新河入江口景观提升工程基本完工。南报融媒体记者冯芃摄□贺云翱水是生命之源，文化之根，文明之基。长江养育了长江文化，养育了中华文明。5000年前，在今天的中国境内，最早的国家文明出现于长江流域在长江上游发现旧石器早期巫山人、元谋人，长江下游出现的繁昌人字洞旧石器文化，时代可以早到170万年到200万年间，这是迄今东亚区域最早的人类和文化遗存。长江流域是世界栽培稻的起源地，目前还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制作技术诞生地，长江流域先民发明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木结构建筑技术、木船制造技术、漆器制作技术等，在浙江跨湖桥遗址、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等，都发现了干栏式建筑遗存或造船与漆器制作遗存，那些令人惊叹的榫卯技术实物为后来中国乃至东亚区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和家具工艺开启了技术先河。5000年前左右，在今天的中国境内，最早的国家文明出现于长江流域。2019年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良渚文化古城遗址，正是5000年前良渚文明诞生的标志性遗存。在这里，保存着具有都邑性质的古城、高等级祭坛式墓地、发达的农业水利系统、巨大的水稻仓储设施、宛如天工的玉礼器系统及其他先进的手工业如丝织、竹编、牙雕、石器、漆木等遗存，还有遍布于太湖平原和杭嘉湖平原的不同规模和级别的良渚农业聚落群，都展现出这一中国时代最早的区域性古国高度发达的文化创造。到距今2500年前左右的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流域最终形成了三个主流文化圈，上游的巴蜀文化圈、中游的楚文化圈、下游的吴越文化圈。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三大文化圈都有非凡的创造，有的文化成就影响极其深远。如长江中下游的青瓷及其“龙窑”烧制技术，楚国发达的漆器工艺，吴越国家的铜剑铸造技术和航海技术，吴、越、楚国的铁器冶炼技术、丝绸纺织技术，齐人孙武在吴国完成的《孙子兵法》，楚国伟大的文学家屈原等人创造的“楚辞”文化成就，楚人老、庄完成的“道家”学说等，都代表着许多开创性的业绩。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汉语、汉字、汉赋、汉民族、汉文化、汉文明等都因西汉而得名，而汉文化体系中便包容着大量楚文化要素。我们从西汉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可以深切感受到楚文化在其中占有着重要地位。六朝，长江流域成为华夏文化之中心长江流域攀登上更高的文化高峰是从汉唐之间的六朝时代开始的。公元220年进入三国时期，当时长江流域上游有蜀汉政权定都成都；中下游有东吴政权定都建业（今南京），又有副首都在中游的武昌（今鄂州）。孙吴以南京为中心，开挖了连通江南运河与秦淮河的人工运河“破岗渎”，这是把长江支流秦淮河第一次纳入大运河系统的重要工程。孙权还以今南京为中心，充分利用“通江达海”的有利条件，派海军或使臣去辽东、夷洲（今台湾）、扶南（今东南亚柬埔寨等地），开辟了长江流域的“海上丝绸之路”事业。西晋末年，晋室琅琊王司马睿率领一批大臣渡过长江，到达原东吴都城及江南地区，史称“衣冠南渡”。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江南大地得以保存和发展，江南经济文化迅速发达。都城建康，人口多达百万左右。沿江一线，大城市众多，著名者就有益州、荆州、雍州、湘州、江州、郢州、南徐州、广陵、毗陵郡、义兴郡、吴郡等。整个六朝时代，人才荟萃，文化成就突出，在建筑、哲学、文学、科学、史学、教育、书法、绘画、雕塑、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等方面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学者、艺术作品及著作等，有的作品或著作迄今还属于经典之作，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南朝石刻，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萧统的《昭明文选》，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谢灵运和谢朓等人的诗歌，周兴嗣的《千字文》，徐陵的《玉台新咏》，萧绎的《职贡图》，常璩的《华阳国志》，葛洪的《抱朴子》《肘后备急方》，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弘明集》，慧皎的《高僧传》，法显的《佛国记》等，皆为当时文化智慧之凝聚。其时，长江流域成为华夏文化之中心，以都城建康为代表的文化远播到东亚列国，对日本、韩国、朝鲜一带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唐宋，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地位超过黄河流域格局大体定型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全面崛起。唐代人有谓长江下游区域是“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之胜地。长江下游的扬州和上游的益州成为全国性大都市。在长江及大运河沿线，分布着众多政治和经济中心城市，国家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从过去的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对外交往的中心也渐次南移，扬州、明州（今宁波）、青龙镇（在今上海）都成为重要的国际海港。“安史之乱”后，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地位超过黄河流域的格局便大体定型。据国内外史家研究，两宋时代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均达到中国古代最繁荣的时期。史载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冠，时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说。宋代国家财政中，商业税占到财政总收入的70%左右，当时商业税的主要收入来自城市，北宋年收税40万贯的城市有东京和杭州2城，长江流域占其一；20万贯的城市5个都在长江一线；10万贯的城市18个有17个在长江流域；5万贯以上的城市有31个，其中18个在长江一线；3万贯以上的城市有43个，其中23个在长江流域。两宋时代，西北陆上丝路受阻，海上丝路发达，长江一带设负责外贸机构“市舶司”的城市有杭州、明州（宁波）、苏州、润州（镇江）、温州、江阴军（江阴）、嘉兴府（秀州）的华亭（松江）、澉浦（海盐）、上海镇（上海）等。这一时期，长江流域教育发达，科技称雄，民间书院兴起，理学兴盛。有关四大发明,毕昇是杭州人；沈括在镇江完成了“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梦溪笔谈》的撰著；火药及火枪制造中心主要在江陵、安陆、寿县等地；指南针已用于海上航行。宋代长江流域名人辈出，古文运动大师欧阳修，“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北宋理学大师周敦颐，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南宋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词作大家晏殊、苏东坡、周邦彦、秦少游，著名诗人文天祥等，皆是长江流域的文化巨子。元明清，长江流域整体上处于经济高位，推动文化发达和思想创新元代的长江流域，出现了黄道婆这样的纺织技术改革家。特别是元代在景德镇创烧青花瓷，景德镇发展成为中国及世界的“瓷都”。明代早期，朱元璋以南京为中心，建立了明朝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制度。朱棣迁都北京时，实际是把南京的国家文明体系迁往北京，包括其宫室、陵寝规划建设制度等均移自南方。国家经济上更是依赖南方，明代学者丘浚说“天下之租赋，江南居其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之十九，而苏州尤甚。”明清三大织造中心（南京、苏州、杭州）都在长江流域；瓷都景德镇、陶都宜兴分别位于长江中下游。明代的南京人口达百万左右，是沿江规模最大的城市，它借助长江运道，一举成为海上丝路的中心城市。在这里，郑和七下西洋，28年间航行世界30余国，把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推到了历史的巅峰。明清时代，长江流域已经是人才渊薮。位于南京的国子监，一度学生规模达到9000多人；“江南贡院”作为长江下游科举重地，苏州则成为“状元之乡”。从更大的范围而言，明清时代，长江流域整体上处于全国经济的高位，由此推动了文化的发达和思想的创新。在长江流域，明清时代产生过大量优秀学术成果，如王阳明的心学，王艮的泰州学派，无锡的东林之学，顾炎武为代表的实学，乾嘉学派中的吴派、皖派和扬州学派，常州学派，安徽的桐城派，湖南复兴的湖湘学派等。其中“湖湘学派”起于两宋，到明末清初以王夫子为代表，形成名家层出的态势，从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魏源、陶澍、贺长龄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展现了该学派经世务实、爱国体民的优良传统。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里程碑事件都发生在长江一线1840年，“鸦片战争”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在侵略者的严酷挑战下走上艰难的现代化历程，长江流域既是标志着中国进入近代史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地，也是被迫接受这种挑战并率先做出积极探索的区域。从上海、宁波、南京、武汉等城市“开埠”，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发生，从“洋务运动”兴起，到“维新运动”的参与，从“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到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建立；从“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到《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南昌起义”，从井冈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建立到瑞金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从于都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到“遵义会议”召开，从“四渡赤水”到“飞夺泸定桥”，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到抗战胜利，从打响“渡江战役”到新中国成立……近代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里程碑事件都发生在长江一线。万里长江，浇灌了长江文化数万年之花，哺育了中华文明五千年果实，滋养着近现代无数的仁人志士持续奋进——他们立足长江，面向世界，探索着天人合一、知行圆融、家国情怀、大道之行的至理和实践。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进程中，长江又肩负起新的伟大使命。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从“长江经济带”到“长三角一体化”，从“一带一路”交汇地到“生态文明”先行区，既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又要创新发展不止步，引领全国作贡献。（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

贺云翱

2020-11-25
眉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关于收回杨建中在眉山市苏辙公园雏凤阁装修投资“苏东坡书法艺术院”所有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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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眉山市文联”）与杨建中（身份证号：511121197012177939）签署的关于在眉山市苏辙公园雏凤阁装修投资“苏东坡书法艺术院”的合作协议已经依法协商解除，双方对涉及装修工程、配套设施、馆藏物品已达成协议。2015年7月至2016年4月，杨建中因在眉山市苏辙公园装修投资“苏东坡书法艺术院”涉及的包括但不限于装修工程、配套设施、馆藏物品的工程款、材料款、民工工资的债权和物品物权的权利人或权利相关人，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两个月内，与杨建中本人协商处理，协商不成提请人民法院调解或诉讼，并同时到眉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书面主张权利、提供合法合规有效的有关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文书、合同文本、财务票据等。本会将依法依规协商处理。公告期满后，如本会未收到权利人提供的权利主张文书，视为无债权物权纠纷，将按移交补偿合同支付杨建中本人补偿余款。本会联系人：沈荣均联系电话：028-38169826。2018年6月25日

2018-06-26
佛印与苏轼互为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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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读《佛印禅师》·江锦灵◎吴仕民/著作家出版社小说主人公佛印，非释非儒，亦释亦儒。或者说，如果在儒、释之间存在一道桥梁的话，那么便是佛印。佛印是一位儒僧，佛身儒心，以出世的态度入世，虽身许佛门，也心系苍生。读懂佛印，也就读懂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与辩证的哲学精神，明知不可为而为，也明知可为而不为。佛印是有历史记载的人物，其成长经历，不无传奇色彩，却也符合当时这类个体发展的自然逻辑。一生最好的状态，或是来也安宁，去也安宁。佛印是笑着圆寂的，仿佛一笑，就松弛世间的人事与执念。此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佛印的传记，字里行间也不乏佛以及禅的术语、概念，但真正书写的，是一种履世的姿态和为人的风骨，道出对信仰的坚守、对品格的追求、对情义的珍惜。如此，俯仰就无愧于天地，履世就无愧于众生，亦可在纷繁世间里超凡脱俗，在佛门渡己、方外渡人。苏轼虽不在佛界，却是烟火人间的佛；佛印虽在佛门，却是经卷遮掩的儒。与此同时，佛印与苏轼、松风道人，甚至与偶遇的画家之间的情谊，也为世人称赞和羡慕，可谓君子之交，和而不同，也隐约透露出中国古代儒释道的相互交融而非排斥，这也恰好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弹性和包容性。当然，他们的情谊可以说超越政治和宗教，甚至超越常规意义上的人际交往。惺惺相惜的他们，是互相遇见另一个自己，互相外化于彼此领域。因此，小说中会读到不少关于苏轼的章节。因为书写苏轼，也是从另一纬度书写佛印，我想这是作者的“文化无意识”。若换成另一位作者，或许也会不由自主这般走笔，毕竟佛印和苏轼共同营造的人文磁场太强大。对于佛印与苏轼，几乎可以部分性地下结论：佛印心中住着一个苏轼，苏轼心中也住着一个佛印。在俗世，苏轼近于僧；在佛门，佛印趋于儒。他们可谓镜像关系。作为小说化的呈现，作者是通过具体且绵密的情节和典雅且紧实的语言，细致描述出佛印与苏轼那“同质异体”的存在。另外，《佛印禅师》或具备这些价值：史学价值，是对北宋文学和佛教历史的一个有益补充，可丰富读者的精神阅历；文学价值，对人物刻画非常精准而细腻，透过形象揭示人性，人物对话、场景描写也比较详实、活泼，甚至有时不无匪气，捧读时，具有很强的代入感，仿佛自身也是其中一角色；文体价值，在创作历史小说方面，能给后来者提供一个尚好的范例，原来小说还可这样写，把宗教、政治、历史、传说、文艺糅合在一起，推动情节的发展，虚虚实实，虚实相生，又增强小说的文化底蕴，颇具有才子风味；宗教价值，给宗教尤其是佛教注入新的内涵，展现出新的气质，由此，令人觉得佛学也可感可触，甚至血肉丰满；地域价值，如同一个典雅的软广，可以更好地彰显浮梁乃至江西的文化历史，散发人文魅力；剧本价值，之前也提到有很强的代入感，有详实活泼的对话描写，应可便捷地改写成剧本，拍成影视剧。如此，求真、向善、崇文、尚义、致情的《佛印禅师》将成为各类文艺形式生发的母体。

2020-10-17
盘活文化资源提升山乡“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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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有民本报记者冯长福仲夏时节，走进大山深处的东至县木塔乡，满目葱茏，暑热顿减，正合宋人杨万里笔下所写：“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随着红色旅游和乡村休闲游的兴起，慕名而来的游客，一拨接着一拨，在此探访红色足迹，触摸时光痕迹，追寻田园诗意。2018年以来，木塔乡确立了创建“红旅小镇”的战略目标。围绕这一目标，该乡着力挖掘革命老区红色文化与山村历史文化“富矿”，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在盘活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产业的同时，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涵养时代新风。木塔乡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厚，古村落众多，现有横山、黎痕两个省级传统古村落和一个木塔口国家级传统古村落。结合“红旅小镇”创建，木塔乡大力加强古村落保护和文化底蕴发掘。横山村建设美丽乡村中心村时，在用好财政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村民集资100余万元，重点对古村落的古祠堂、古民居、犁头墙、青石巷道、礼仪广场等特色古建遗存进行维修保护，再现古村落昔日风貌。走进横山村汪氏祠堂，67岁的祠堂义务管护人正在检查雨季房漏情况。“汪氏祠堂建于明末清初，建筑面积600平方米，解放后村民多次集资维修保护，既是村里最大一座古建筑，又是一处红色旧址。”汪水福介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带领群众在这里创办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皖赣红军的王丰庆等领导人多次来这里开会、演讲；红十军一次夜宿横山，周建屏军长的指挥部就设在这个祠堂里。祠堂是族人寻根敬祖的地方，也代表了威严和正义。而今，“汪氏祠堂”墙上张贴着“村规民约”、族规、家训。祠堂还是横山人说事、议事的重要场所。村道德评议会在此开设道德讲堂，讲先人的“忠孝”故事、讲红色故事，宣传评选“道德模范”。同时祠堂又是放电影、唱戏和村民开展文化活动的地方。夕阳西下，在中园村霞林村民组，陆续下山的茶农结束了一天的夏茶采摘，背着竹篓三三两两结伴而回。不远处，粉墙黛瓦的霞林古村落暮霭笼罩，更显幽静。行至苏轼曾孙苏让墓园景点，人们总会习惯性歇息片刻，读两首文化墙上苏氏先人的经典诗词，品味“耕读传家久”的优良家风。据了解，在这里繁衍生息了近千年的一支苏轼后裔，如今已有三千余人。脱贫攻坚收官后，该村的苏氏村民自发集资200余万元，建起了一座3000余平方米的“苏轼文化园”，园内以900平方米“苏氏文化活动中心”为代表，集苏氏宗祠、苏轼诗词研究、栲溪（当地）历史文物展、综合性群众文化活动为一体，成为展示木塔历史文化的一大窗口。“美丽乡村建设要‘面子’，更要‘里子’。”木塔乡分管文化工作的党委委员陈莹告诉记者，全乡13个村已有12个村为省级美丽乡村、1个村为市级美丽乡村，改善村容村貌的同时，各村均打造了一批公共文化设施；“红军纪念馆”、“苏轼文化园”、“江南农具博物馆”免费开放；业余黄梅戏、话剧、十番锣鼓以及广场舞等文艺队伍达50余支，群众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该乡木塔村86岁的非遗文化传承人方桂芳老人介绍，木塔村每年中秋节晚上举办的省级非遗“平安草龙灯”表演，是一次大型的文化盛会，上千群众和一些摄影爱好者纷纷赴会。历史文化的熏陶、红色基因的赓续，让“红旅小镇”的文明之花满园竞放。移风易俗、孝老敬亲、邻里和谐，婚丧事不再大操大办，清风正气洋溢山乡。2020年，全乡评选出“木塔好人”、“星级文明户”、“好婆婆、好媳妇”等典型162人（户）。陈莹告诉记者，作为革命老区，木塔乡的烈属和红军后人众多，随着“红旅小镇”创建的推进，这个乡又掀起了关爱“红色家庭”、助力困难红军后人的“助红”新风，去年为困难红军后人捐款37500元，还捐款12万元复建了富丰红军碉堡。“我们将进一步保护并利用好红色文化和历史文化资源，持续繁荣乡村文化，提升‘红旅小镇’品位，推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木塔乡党委书记陈大圣表示。

冯长福

2021-06-18
“跟着苏轼游密州”推介会在我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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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冯纯报道本报讯3月14日，“跟着苏轼游密州”旅游推介会在市文化馆举行，市文化和旅游局邀请市教体局研学旅游负责人、全市重点旅行社、研学机构代表参加推介会。会上诸城市动物园、竹山生态谷、永辉乡间生态园、龙湖绿园生态园景区等旅游景区进行了推介，重点介绍景区特色游览项目、团队优惠政策等，与我市重点旅游企业现场搭建了沟通交流渠道。推介会后，诸城市文旅企业参观了我市重点文旅企业，进一步推进双方企业交流互通。据悉，此次推介会是落实《胶诸文旅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重要一环，未来将进一步推进胶诸文旅一体化、青潍一体化发展协作，实现共赢。

冯纯

2023-03-15
《功甫帖》，苏轼写在当涂的一张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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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生中书写的短札不计其数。岁月之河，大浪淘沙。随便哪一张，只要是苏轼的短札流传至今，就是珍宝。2013年9月19日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将《功甫帖》两行九个字即“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拍出天价，以822.9万美元，拍给了大收藏家刘益谦，一字千金。未曾料，2013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报道称，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三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认为刘益谦拍得的《功甫帖》是“双钩廓填”伪本。2014年1月1日，《中国文物报》刊出上海博物馆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的文章，坚称《功甫帖》系清道光四年以后“双钩廓填”的伪本。《功甫帖》真伪之辨如一枚重磅炸弹，不仅给收藏界带来了震撼，按照收藏家马未都的说法，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有的媒体甚至把此列为2013年十大文化事件之一。一巴掌大小的《功甫帖》墨迹真伪，我无可置喙。《功甫帖》书写年代、地点，与我的家乡当涂有关，令我十分感兴趣。一当涂县，县城古称姑孰，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设太平州，州治姑孰，州县同城。郭祥正，字功父，又称功甫，当涂人。郭氏一门五进士，皇祐五年（1053年）郭祥正19岁中进士，父亲郭维，叔郭经、郭缗兄，聪正皆举进士。郭祥正，在历史上受到过不公正的评价，尤其是郭祥正与王安石的交往，《宋史·郭祥正传》采信于宋人笔记所致。九百三十年后，《功甫帖》墨迹进入公共视野，像是为我的乡贤鸣冤似的。《功甫帖》真伪之辨以来，我考证认为，《功甫帖》是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底，苏轼由黄州“量移”临汝乘船途径当涂与郭祥正会晤，因李白之诗——《姑孰十咏》真伪之辩不欢而散。苏轼离开当涂，郭祥正生气没有送行，或苏轼不辞而别，苏轼写下一则留言短札：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皖籍苏轼研究专家孔凡礼（1923-2010），在《苏轼年谱》中认为：《景园苏帖》有“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字一行，亦作于此时。二近来，我爬梳各方有关《功甫帖》书写的年代、地点考证的观点，主要有三大方面：朱绍良认为《功甫帖》不是苏轼三十六、七岁所作，是否1081年所写待考。朱绍良先生认为，苏轼《功甫帖》墨迹，翁方纲考证为：苏轼三十六、七岁所书。经考得出不同的结果，是否翁方纲考证有误，请方家以正。按照元丰四年郭功甫在汀州做通判奉议郎，苏轼元丰三年被贬黄州，苏轼到达黄州为七月，抵达后并未投入工作。元丰四年写给郭功甫此帖，也是可以成立的，这一年是公元1081年。单国霖、张荣德等依据翁方纲题跋认为《功甫帖》为苏轼时年三十六七岁，是苏轼早年所书。单国霖先生认为，根据帖后翁方纲题跋，考证此书为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时，约熙宁四年至五年间（1071－1072年）奉别友人郭祥正（功甫）所书。张荣德先生考证，据翁方纲考《宋史》，认为这幅手札应该是苏轼三十六、七岁时所作，熙宁初，王安石执政，几年后，郭功甫被擢升为殿中丞，后在奉议郎致仕，路过杭州，期间（熙宁四年至七年）苏东坡正在杭州任通判，据推测这幅手札就在这段时间完成。虞云国博文认为翁方纲所考肯定有误,署款姓氏也不能证伪。虞云国先生也认为翁方纲所考肯定有误，熙宁间确实没有“奉议郎”的官衔。但其考证仍有值得推敲处。还谈到“帖中‘苏轼谨奉别’文字，不符宋人信札自称的规矩。但未遍观苏轼现存书札真迹，未敢断论其是否都不书姓，从署款姓氏上也只能质疑，似乎也不能证伪。三我考证认为《功甫帖》是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在当涂写给郭祥正的理由：从郭祥正仕履看，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在当涂郭祥正与苏轼会晤具有可能性。郭祥正景祐二年（1035年）出世，十九岁中进士至三十八岁期间，官场职位没有升迁，可是在文学上收获了梅尧臣、郑獬、章望之、章衡等人的“李白后身”的赞誉，王安石也称其诗“豪迈精绝”。这种盛誉加之年少便中进士，养成了我的这位乡贤心理上的优越感，自负、傲慢，为他人生的道路曲折埋下了伏笔。熙宁五年（1072年），郭祥正赴任武冈县令，适值章惇招降梅山峒蛮，郭祥正自称“论功辄第一”，章惇也认为“有劳”，但结果是，第二年郭祥正官任太子中舍，却让他在当涂老家等候差遣。熙宁八年（1075年）任桐城令。熙宁十年（1077年），自桐城令迁为签书保信军节度判官，以殿中丞致士，归隐当涂。直至元丰四年（1081年），被朝廷起用，任汀州通判。元丰五年春（1082年，摄漳州。奉诏赴京师，行至半道，巡查福建的御使向朝廷报告郭祥正有罪，于是便降职。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十三日，五十岁的郭祥正解除官职，回当涂。《宋会要辑稿》记载：“前汀州通判奉议郎郭祥正勒停。”获罪理由：“坐权漳州补僧道住持，不当受金，悔过还王及违法差送还人，经赦也。”。从苏轼由黄州“量移”临汝行程看，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途径当涂与郭祥正会晤具有可能性。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轼接到圣旨迁往临汝，刚巧兴国州知州杨绘、令李仲览到黄州来，邀请苏轼绕道兴国。于是苏轼一家人，从黄州，到武昌，至兴国，上庐山。游庐山，苏轼写下《题西林壁》等诗篇。六月九日，在九江乘舟顺长江而下，将从扬州拐入京杭大运河，入淮河，到临汝。长子苏迈将赴饶州任德兴尉，一家人在湖口分手后，苏轼写下《石钟山记》。六月二十三日，船过芜湖，不久抵达当涂，与郭祥正会晤。六月底，便到金陵，与王安石会晤。七月二十八日，未满周岁的小儿苏遯在金陵夭折，哭以诗。十月十九日，在扬州上表乞居常州，未果。十二月，抵达淮河之滨的泗州，写下《浣溪沙·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有“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千古喟叹。从《姑孰十咏》争辩看，《功甫帖》中‘苏轼谨奉别’文字，符合苏轼书写信札时的心理态势。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二十四、五日，苏轼船抵当涂。郭祥正设宴招待，苏轼席上酒醉，在墙上题诗作《竹石图》，郭祥正赠送两把古铜剑。席间，郭祥正袒露熙宁五年招降梅山峒蛮后自己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心声。苏轼在郭祥正陪同下游览当涂名胜姑孰堂。李白游历当涂的遗迹，李白在此写有《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孰亭序》。走进姑孰堂，一见到《姑孰十咏》，苏轼称为伪作。郭祥正与之争辩，不以为然。苏轼又戏说“但恐是太白后身所作耳”。受到嘲弄的郭祥正十分气愤。按照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陆游在《入蜀记》载，“功父甚愠”。苏轼与郭祥正这次会晤的结局是不欢而散，以至于苏轼匆匆离开当涂往金陵去了。非常有意思的是，一是《苏轼文集》卷十九《天石砚铭》跋语称，“七月至当涂”。芜湖离当涂今日车程是30分钟，北宋走水路一日足够，用不了七、八日。此砚是苏洵送给苏轼的，苏轼在由芜湖到当涂的船上转送给自己的两个儿子苏迨、苏过。此铭文是后补的，苏轼把到当涂时间记错了。二是《苏轼佚文汇编》卷六《白鹭亭题柱》中写道：“舣舟亭下半月”，而文作于七月十四日。苏轼从当涂到金陵的时间应为六月底。苏郭《姑孰十咏》真伪争吵后，苏轼是悻悻地离开当涂的。苏轼离开当涂，不辞而别，或是郭祥正怒气未灭，没有为苏轼送行。于是，苏轼严肃认真写下留言短札：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苏轼的《功甫贴》史林漫话当涂风光

2014-07-22
人生自适乃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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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波立冬，意为冬季开始。《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解释：“冬，终也，万物收藏也”。古代将立冬分为三候：“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冻；三候雉入大水为蜃。”唐代诗人元稹的《咏廿四气诗·立冬十月节》：“霜降向人寒，轻冰渌水漫。蟾将纤影出，雁带几行残。田种收藏了，衣裘制造看。野鸡投水日，化蜃不将难。”就形象地描述了立冬物候现象。古人认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冬天最适合养精蓄锐，以期来年的春之勃发。陆游在《书壁》给生活支招：“炊粟犹支日，藏蔬可御冬”；苏辙的《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秋成粟满仓，冬藏雪盈尺。天意愍无辜，岁事了不逆。”也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冬藏的意义。秋冬相连，渐次递进，冬景里还带着秋意。元朝陆文圭《立冬》云：“早久何当雨，秋深渐入冬。黄花独带露，红叶已随风。边思吹寒角，村歌相晚春。篱门日高卧，衰懒愧无功。”虽然时至立冬，可天气没有想象中那么寒冷，还能看到黄花和红叶随风摇曳，与深秋毫无二致，此时看黄花红叶，听乡间俚歌，无异于闲情高卧，实乃人生一快事。宋代诗人钱时也是把冬看作秋，他的《立冬前一日霜对菊有感》：“昨夜清霜冷絮裯，纷纷红叶满阶头。园林尽扫西风去，惟有黄花不负秋。”就这么几句，把立冬时节的“清霜”“西风”生动表达出来，同时也借立冬时节菊花在霜过之后依旧傲然盛开，感叹生命的不屈。毕竟是进入了冬季，下点雨感觉就不一样了。宋末元初的仇远在《立冬即事》中如此写道：“细雨生寒未有霜，庭前木叶半青黄。小春此去无多日，何处梅花一绽香。”有阴冷的细雨带着寒意袭来，虽然还没冷到结霜，院子里的树叶也是半青半黄，秋爽的日子走得并不远，可已经在冷嗖嗖的风中闻到了梅花香味，这是借喻腊梅凌寒开放来抒发不惧寒冬的奔放豪情。有人临寒不惧，有人更是报之以歌。大文豪苏轼的《冬景》诗，一贯的豪放旷达：“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写初冬之时，荷叶枯败，盛夏时能遮雨的荷伞没了，菊花也有些残落，可傲然挺立的枝桠还在，一年中最好的景色，莫过于这橙黄橘绿的初冬时节。相比这下，明代王稚登就有一丝愁绪在心头，他的《立冬》诗：“秋风吹尽旧庭柯，黄叶丹枫客里过。一点禅灯半轮月，今宵寒较昨宵多。”一点灯光和半轮残月，在这立冬之夜明显给人一种孤凉感。同样是立冬当天，谪仙人李白却随遇而安，他的《立冬》洒脱自如：“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月白，恍疑雪满前村。”某个立冬之夜，李白打算写诗，可他却嫌天太冷笔太凉，影响到写诗灵感，索性就放下冻笔，在寒炉中温起一壶美酒驱寒，喝着喝着一抬头看到村子里居然遍地白雪。啥？其实并未下雪，是李白自己醺醉中将一地月白误看成了雪花。宋代余安行在《游龙舟中遇立冬》有句诗：“我今与汝共孤舟，寂寞舟中任水流。人生自适乃为乐，莫把闲肠生寸愁。”借着冬藏时节，品读下古人关于冬天的诗词，在心灵深处寻得一份自适，安享季节的馈赠，便会有一种别样人生。（作者单位：广东电网东莞石排供电服务中心）栏目：CSG心赏·节气说（立冬）

孙艺璇

2021-11-09
四川文学“两奖”颁奖典礼在眉山举行表彰32件佳作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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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省长罗强在颁奖典礼上致辞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高艳黄晓庆/文乔薇/图）“三苏”故里共襄文学盛举，“文学川军”共攀文学高峰！11月12日晚，以“向文学高峰迈进”为主题的第十届四川文学奖、第八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颁奖典礼在眉山市举行。32件获奖作品，包括四川文学奖16件、四川文学奖“特别奖”3件、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13件。副省长罗强出席颁奖典礼并致辞，为获奖作家颁奖。四川文学奖和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是我省的最高文学奖项，代表四川文学的最高荣誉，均为每三年评选一次。“两奖”的设立，受到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推动四川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两奖”的颁发，更是四川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生动实践。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侯志明在会上表示，以盛典的形式表彰获奖者，就是要展现新时代作家昂扬向上勇攀高峰的志向，让优秀作家的作品以更丰富的形态走进大众视野，吸引更多读者，这是优秀作家作品应该享有的荣誉和尊严。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说，在“三苏”故里，举行“两奖”颁奖，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对以三苏为代表的，非常有高度，充满家国情怀又充满乐观、幽默、旷达的四川风范，提出了新要求。这次的奖项，是对四川文学界几年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出作品、出人才，出优秀作品、出优秀人才一个阶段性成果的检阅和展示。阿来也祝愿四川作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颁奖分为两个“方阵”进行。首先颁发的是第八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13件获奖作品中，有藏文作品奖2件、彝文作品奖2件、汉文作品奖9件。其中，已获得四川文学奖的阿克鸠射、阿微木依萝双喜临门。阿克鸠射的《天梯——来自大凉山阿土勒尔村的脱贫攻坚故事》和阿微木依萝的《我的父亲王不死》分获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彝文作品奖”和“汉文作品奖”。随后，颁发的是第十届四川文学奖。16件获奖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奖2部、中短篇小说奖3篇（部），诗歌奖3部，散文奖3部，报告文学奖2部（篇），儿童文学奖1部，文学理论评论奖1部（篇），文学翻译奖1部。四川经济日报社社长、总编辑李银昭的《一册清凉》获散文奖，该作品的授奖词中写道，“着眼小处，盯住细节，见常人所未见，写常人所未写，使他的作品出现了别有洞天的景象和格局：下笔是针尖向深井掘进，收笔是矿藏汽化升华出井，布满天空。如此，他的文章温度便有了井孔的坚硬深度和云彩的柔曼广度。”此外，3部四川文学奖“特别奖”也在这一环节进行颁发，分别是阿来的中篇小说《蘑菇圈》、阿克鸠射的报告文学《悬崖村》和阿微木依萝的散文集《檐上的月亮》。32件作品集中体现了过去3年四川文学创作的卓越成就。重任在肩、大有可为。作家们坚信，新时代必将为文艺繁荣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四川文化文艺事业必定在这个伟大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颁奖现场

高艳黄晓庆文乔薇图

2022-11-14
并作南楼一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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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崇喜这座古城的水源地，名曰黑池。经历了几个小时的行走，双腿有些疲惫，也看厌了满目的绿色，便想换个行进的方向。穿过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杨树林，踏着脚下作响的落叶，便来到了有些浩瀚之气的水边。顺眼望去，微风拂过，水面泛起粼粼波光；水鸟掠过，荡起层层潋滟。近前看，看得见的是芦荻、菖蒲之类的水草，在清澈的水中还有鱼儿浅翔。更喜的是，水边的几处浅水里已是绿荷盈盈。其间，有倩影娉婷、嫣然含笑的白荷，在阳光下，就像朦胧月色下绝俗逸尘、疏秀清瘦的白梅，占尽风情，暗香浮动。“白莲生淤泥，清浊不相干”，“开花油水中，抱性一何洁”，该是苏辙的诗句吧，数语就言尽了荷花高洁的品德。“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是赞美红荷的，但白荷更有一分不虚伪、任天真的自然美。在很多人的心中，荷似乎是江南的象征。不是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采莲，弄莲，置莲，一个心事满怀、柔情郁结的思妇形象如在眼前。此处虽不是烟雨江南，却也颇有几分相似的神韵，因为那水和白色的荷。“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姜白石《念奴娇》中的这一句，让人似乎看到了荷的风露清愁之态，禁不住想泛舟而行，在凌空白鸟的陪伴下临风照水，去寻觅那个清香幽韵的梦。然而，有人并不这样看荷。且不说“留得残荷听雨声”的凄然和无奈，草木枯荣，虫爬兽奔，燕来雁往，万物皆有其命，“岁月如飞刀，它刀刀催人老，再回首天荒地老”。谁能逃避时间的刻痕？谁能拒绝时间的刺痛？即便是满目荷花盛开，有人也是不想看的。记得黄庭坚在《鄂州南楼书事》里这样说：“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楼一味凉。”黄庭坚是一个怪才。他天生聪颖，7岁能诗，22岁乡试第一，23岁登进士第即步入官场，可谓少年得志。他的文学成就很高，其诗与苏轼齐名，和苏东坡并称“苏黄”，而且引来很多人效仿，成为声势浩大的江西诗派。宋徽宗时，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以黄庭坚为祖师爷，下列陈师道、潘大临等25人。其词可和秦观争雄，人们常以“秦七黄九”并称。比他大8岁的挚友苏轼曾经称赞其作品为“超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为造物者游，非今世所有也”。人们熟知的是他大书法家的身份，所谓“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一说蔡襄），其墨迹为世人所重。从51岁起，厄运便降临到黄庭坚的头上，党争之累让他尝尽了苦头，直至生命的终结。他由于遭人陷害中伤，曾贬官至蜀中6年之久，召回京城后仅几个月，又被罢官到武昌闲居。他当夜纳凉南楼，荷香氤氲浮荡，凉风拂面，皓月当空，碧空如洗。他眼见明月清风无拘无束，想到自己每欲有所作为便处处遭到掣肘，不禁有羽化登仙之慨。这其实也应了明代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的：“徜徉于山林泉石之间，而尘心渐息；夷犹于诗书图画之内，而俗气渐消。是故君子虽不玩物丧志，亦常借境调心。”翻看中国的历史，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古代的文人都有一颗隐逸之心。自古文人官场多失意，屈原在诗歌创作上独步千古，然而在官场上却屡遭排挤打击，最终自沉汨罗江；李白“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自幼就有建功立业的理想，常自比管仲、乐毅、张良、诸葛亮、谢安等人，被玄宗召至长安后，也只不过被看做文学弄臣。由于在现实中抵达不了自己心中的方向，他们便通过另一种途径来抵达，那就是亲近自然的山水。王维的辋川是十分有名的。这位有“诗佛”之誉的诗人，多才多艺，工诗善画，兼通音乐，书法也有很高的造诣。他在长安有自己的地位，在辋川也构筑着自己的精神高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这样美的意境，令人如痴如醉、心旷神怡。这让人想起一个字——闲。什么是“闲”？清人张潮说：“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唐朝诗人李涉说“偷得浮生半日闲”；宋朝人程颐被称“将谓偷闲学少年”。为了求闲，竟要去偷，可见闲之难得。人为什么这样难“闲”呢？且不说“官居宫苑，漫道是天威咫尺近龙颜，每日间亲随车驾，只听鸣鞭。去螭头上拜跪，随着豹尾盘旋。朝朝宿卫，早早随班。做不得卿相当朝一品贵，先随着朝臣待漏五更寒”的辛苦，就是平头老百姓在欲望和攀比中也“免不得心焦也”。欧阳修在《秋声赋》中写道：“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当心灵蒙上厚厚的泥垢和灰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成了我们的向往；当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占据感官，“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成了我们的追求；当匆忙、焦虑、奸诈和虚伪霸占视野，“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成了我们的期待。如此，我们还敢于宣称自己的幸福指数高于古人吗？由此看来，“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该是一种彻悟了。这凉风“一味”，不啻于一服清凉剂，不知能医得心中多少烦闷。作者单位：开封日报

2012-08-22
中国书刊发行行业协会城市发行专业委员会年会在我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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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幸）昨（13）日，中国书刊发行行业协会城市发行专业委员会第33届年会在我市举行。中国书刊发行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总裁、新华文轩董事长何志勇，副市长毛洪涛出席会议。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新零售形势下书店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旨在探讨在大数据日益广泛应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成为新的营销方式的环境下，实体书店如何抓住契机，积极抢占制高点，推进书店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围绕年会主题，与会人员作了主题发言并进行会议交流；部分书刊发行行业负责人还就新技术推动出版发行融合发展、大数据与新零售、2018年上半年图书零售市场分析作了演讲。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对我市三苏文化与雕版印刷历史进行了考察。

2018-09-14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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