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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生命的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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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生命的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苏东坡像《寒食帖》卷北宋苏轼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祝勇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被贬黄州已经三年的苏东坡，见到了好友王巩和随他远行的歌伎柔奴。王巩当年因受苏东坡“乌台诗案”（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谢恩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随后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这案件在御史台狱受审，因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牵连而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他的歌伎柔奴不离不弃，随他远行。此次，他们自南国北归，路过黄州，与老友苏东坡见面。被贬黄州凄雨中写下《寒食帖》苏东坡惊讶地发现，柔奴这柔弱的女子，饱经磨难之后，依旧是那么年轻和漂亮，而且增了几分魅力。苏东坡心有不解，弱弱地问一声：“岭南的风土，应该不是很好吧？”柔奴坦然相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东坡心有所动，写下一首《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东坡一生作词无数，笔者书架上摆着厚厚二十卷《苏轼全集校注》，其中诗词集占了九卷，文集占了十一卷。在黄州最困顿的三年，反而让苏东坡迎来了创作的高峰，“大江东去，浪淘尽”（《念奴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这些名句，都是黄州赐给他的，更不用说前后《赤壁赋》这些散文，《寒食帖》《获见帖》《职事帖》《一夜帖》《覆盆子帖》（以上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以上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这些法书名帖了。在这些林林总总的作品中，这首《定风波》（“此心安处是吾乡”）或许并不显眼，但笔者想，对苏东坡来说，这次见面、这词的书写都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让苏东坡安心，或者说，让已经安心了的苏东坡，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安心。自元丰三年（1080年）抵达黄州，苏东坡就被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压迫着，以至于在到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他在凄风苦雨、病痛交加中写下的《寒食帖》，至今让我们感到浑身发冷。时隔九个多世纪，我们依然从《寒食帖》里，目睹苏东坡居住的那个漏风漏雨的小屋：“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不仅苏东坡的人生千疮百孔，到处都是漏洞，连他居住的小屋都充满漏洞。风雨中的小屋，就像大海上的孤舟，在苍茫水云间无助地漂流，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字体遒媚《治平帖》字划风流韵胜其实《寒食帖》里透露出的冷，不仅仅是萧瑟苦雨带来的冷，更是弥漫在他心里的冷。官场上的苏东坡，从失败走向失败，从贬谪走向贬谪，一生浪迹天涯，这样的一生，就涵盖在这风雨、孤舟的意象里了。但苏东坡熬过来了，渐渐和异乡、和苦难达成了和解，能够长期共存、和谐相处。苏东坡一定是这样想的：苦难啊，你千万不要把我打倒，要是把我打倒了，你又去欺负谁呢？还是咱俩一起，长久做伴吧。在黄州，他耕作、盖房、种花、酿酒、写诗、画画，眉头一天天舒展，筋骨一天天强壮，内心一天天丰沛。他的心，渐渐安了下来。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心为什么会安。直到那一天，他听到柔奴轻轻地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心中恍然大悟，原来他心安，是因为他把这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黄州，当作了自己的家。苏东坡的家，原本在四川的眉州（今眉山市），这是岷江、大渡河和青衣江交汇处一座美丽的小城。十几年前，笔者第一次去眉山，就喜欢上那里。那里有茂密的丛林，有低垂的花树，有飞檐翘角的三苏祠，还有一条河，苏洵、苏轼、苏辙一家就住在这条河的中游，他们青衫拂动，笑容晶亮，形容举止，一如从前。笔者写《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写纪录片《苏东坡》，在北京、成都、眉山之间不停地游走，每次到眉山，都会异常兴奋，觉得自己是来见一个熟人，他姓苏名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笔者一厢情愿地把他视为好友，尽管笔者在他的眼里一名不闻。苏东坡自从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离开眉州进京赶考，就几乎再也没有回到过他的家。只有在第二年春季殿试（欧阳修为主考官，梅尧臣等为判官）后，突闻母亲去世，苏东坡和父亲、弟弟一起回乡居丧，以及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苏洵五十八岁病逝于汴京，苏氏兄弟一起护丧还家，将父母合葬。又过了四年，到了熙宁四年（公元1070年），苏轼给故乡的乡僧写信，托付他们照看祖上坟茔。此札，就是《治平帖》，内容如下：久别思念，不忘远想，体中佳胜，法眷各无恙。佛阁必已成就，焚修不易。数年念经，度得几人徒弟。应师仍在思濛住院，如何？略望示及。石头桥、堋头两处坟茔，必烦照管。程六小心否，惟频与提举是要。非久求蜀中一郡归去，相见未间，惟保爱之，不宣。轼手启上。治平史院主、徐大师二大士侍者。八月十八日。“治平”，是苏轼故乡眉山一寺名。《治平帖》笔法精细，字体遒媚，是苏轼书法典型的早期风格。所以元代赵孟頫在卷后题跋中说它“字划风流韵胜”。宦游四方始终对故乡眉州充满眷恋苏轼、苏辙兄弟名字里都有一个“车”，苏东坡的儿子苏迈、苏迨（dài）、苏过、苏遁名字都是“走之旁”，不知是否暗示了他们一家将越走越远——苏东坡在宋神宗时任职于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从湖州贬谪至黄州），宋哲宗即位后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往岭南的惠州，最终到达大海另一边的儋州，直到宋徽宗时，才获大赦北还，却不幸途中于常州溘然长逝。但苏东坡对眉州的家始终是充满眷恋的，无论他走得多远，故乡都会如影随形，跟着他走。因此说，故乡并非只是我们身体之外的某一个地点，它也在我们身体的内部，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先天地内置于我们的身体中，连接着我们的血管神经，牵动着我们的痛痒悲欢。当然，狭义上的故乡是千差万别的，是各有千秋的，是百家争鸣的，相信并非所有人的故乡都像歌里唱的那样美丽而丰饶，正如并非所有人的父母都像书上写的那样慈祥。一个人的故乡不可能是所有人的故乡，正如一个人的母亲不可能成为所有人的母亲。不排除在有些人的记忆里，故乡是冰冷，甚至是残酷的，哪怕是同一个故乡，在不同人的心里也会留下迥然不同的印象。比如绍兴，既是陆游的故乡也是鲁迅的故乡，但陆游和鲁迅这两个“同乡”对于故乡的印象却并不一致，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个彼此“打架”的绍兴——陆游诗里的绍兴，“门无车马终年静，身卧云山万事轻”，这是一个温润的、闲适的、可以睡觉打呼噜的地方；鲁迅笔下的故乡绍兴则显得阴冷灰暗，犹如一块均质的岩石，有泰山压顶之势。鲁迅是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批判中国乡土社会的愚昧与落后，他笔下的“故乡”，是文化意义上的“故乡”，是封建主义的“故乡”，是扼杀了闰土、祥林嫂、华小栓生命力的故乡，不全然是他个人生命里的故乡。但这些都与苏东坡没关系，苏东坡既不认识陆游，也不认识鲁迅，但他认识苏洵，认识苏辙。“唐宋八大家”里的“三苏”，天天腻在一起，当然是在故乡，在他们成为“唐宋八大家”之前。在苏东坡的心里，故乡是干净、单纯、灿烂的，一如他“像少年啦飞驰”的旧日时光。《故宫的书法风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祝勇

2022-03-28
第二十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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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14日电（记者王子墨）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承办的全国第二十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内外各大高校的专家学者及各地苏轼研究学会的成员一百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国内外与会学者提交了百余篇论文，对苏轼的生平及创作、思想及艺术理论、文学及书画作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考索与阐释，展示了国内外苏轼研究的最新成果，推动苏轼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本报记者王子墨

2016-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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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市一批家长自发组织孩子到三苏祠参观，让孩子们从小接受东坡文化的熏陶。活动中，孩子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听讲解员讲三苏故事，并表示以后要多读苏东坡优秀诗词，传承和弘扬东坡文化。本报记者马诗雨摄

2018-07-21
东坡菜系，每道菜都有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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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菜系，每道菜都有传说王晋川冬至漫谈苏轼与美食“他不仅会吃，也会动手做，还会写，吃进去后吐出锦绣文章。”12月22日，冬至这天，迎来了东坡大家讲第十讲。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苏东坡传说”四川省非遗传承人王晋川作为讲座嘉宾，以《人间有味是清欢——东坡美食谈》为题，与大家分享了苏东坡的美食与美诗。P04-P05互动

2023-12-25
古今“外号”谁最多众人齐指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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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因为他太有名了，不只是宋朝人，就是后人也经常会给他起一个外号，有研究者粗略统计过，苏轼一个人就有差不多七十个称谓。常山赵子龙放在唐朝，应该称其为赵常山，就像韩愈的韩昌黎（郡望），柳宗元的柳河东（籍贯）。要是在宋朝，估计就该是赵一身是胆或者赵长坂坡了。此处参见欧阳修的醉翁和苏轼的苏东坡。不过，宋朝士大夫轻视武夫，不是什么文化人的赵云不管他长得帅不帅，他的外号很可能只是叫做赵大枪。宋朝的史料中，使铁锏的就叫张铁锏（张玉），而更多的是郑大刀、刘大刀等，连完整的名字都没留下。而文人士大夫，那外号可就多了，外号不算是什么贬义，包含了别号、自称、绰号等等。尤其是苏轼，他太有名了，不只是宋朝人，就是后人也经常会给他起一个外号，有研究者粗略统计过，苏轼一个人就有差不多七十个称谓。唐宋文人“外号”很多由作品而来和李白杜甫等一个时代乃至后来的诗家们都挺无奈的，因为诗仙诗圣连诗鬼都有了，甚至还有“诗天子”，所以关于褒美的文人雅号只能另辟蹊跷。既然夸不了那么神圣高大上的，就从夸其作品这小处着手吧。“长笛一声人倚楼”，作者赵嘏就被称为“赵倚楼”。郑谷则因为一首《鹧鸪》而成了“郑鹧鸪”。韦庄有名作《秦妇吟》，所以被称为韦秦妇？不是，是“秦妇吟秀才”，感觉作品比人有名似的。唐朝有雅号总结了文人的诗作特点的。比如“许浑千首湿”。就因为他的诗中多写水。而初唐四杰中，一篇檄文让武则天呼头疼的骆宾王，因为他的文作中特别喜欢用数字表达，所以被称为“算博士”。另一位杨炯，这个雅号就不太雅，“点鬼簿”，意思是说他的诗里，总用一堆死去的古人名作排比句。乾隆这个十全老人能写诗吧，估计比不上唐朝末期的诗人王仁裕，王诗人写诗写了一万首，人称—“诗窑”，就是诗歌也能批量生产的意思。通常来说，唐宋文人还是愿意别人用自家的得意诗作来雅称自己的。张先的词《一丛花》中有：“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欧阳修非常喜爱，当张先登门造访时，欧阳修就称他为“桃杏嫁东风郎中”（当时张的官职为郎中）。苏东坡给弟子秦观起外号“山抹徽云君”，出自秦观的“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秦观的女婿叫范元实，一次酒宴上，有人问他能解曲不，范元实颇为骄傲地回答：我是山抹微云君的女婿，你说我能不会吗。再看看宋朝其他名作。“试问闲愁都几许？”一首青玉案成就了贺铸贺梅子。“只寄得相思一点。”张炎作《孤雁》词被称为“张孤雁”。无独有偶，鲍当作《孤雁》诗，就成了“鲍孤雁”。而张炎还有“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词咏春水，又得名“张春水”。大宋朝还有位“红杏尚书”——宋祁。“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就是他的名作，所以被冠以红杏之名。六大家的“外号”都有啥？宋祁曾与欧阳修合著《新唐书》，有人说“红杏尚书”就是欧阳修送给他的。欧阳修起的名都挺怪，自己不到四十，就自称“醉翁”，送给写下范仲淹一个外号是“穷塞主”，其理由是：“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欧阳修的别称比较单调，醉翁之外就是他另一自号“六一居士”，别人因此尊称他为“六一老”或“六一翁”。和欧阳修岁数差不了多少的苏洵，《三字经》里称他“苏老泉”。不过，和苏轼时代最近的叶梦得早就说了，苏东坡晚年自号老泉山人。所以还是“老苏”算是苏洵的专用别称了。苏辙的话，肯定是“子由”了。宠弟狂魔苏轼笔下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子由”，也就是苏辙的字。曾巩确实是八大家里比较透明的，算得上别名的就是“曾南丰”了，和柳宗元被称“柳河东”一样，南丰是曾巩老家。王安石的别称和他的政治立场有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是为“三不足”，王安石也被称为“三不足相公”。不过这三不足是他的政敌总结的，王安石自己不承认说过。还有个“拗相公”也是说王安石锐意变法，时有独断专行，固执己见。王安石还有个自号就是“半山”。古代文人在名和字之外常有“号”。赵匡胤也有个号，叫“铁衣士”，大概是表扬自己一条齐眉棍打下四十军州。宋徽宗则自号“教主道君皇帝”，结果这位有道明君被金人带去“北狩”了。宋徽宗还曾下旨从文化上消灭已死二年的苏轼，“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不过，外号就有七十来个的苏轼身后名岂是一个亡国皇帝能毁掉的。苏轼的别号你知道有多少？因为数量众多且五花八门，所以从苏轼的这些称谓可以看成古代文人别号的来源的分类汇总。古代文人的称谓主要有名、字、号、斋、排行等几大类型。古人的字、号、斋，是所有人都可以直呼的，只不过晚辈们，往往会加上“公”“翁”等，表示对其的尊重。首先看自称也就是号。苏轼自号东坡居士，是因为仰慕白居易，所以也将自己在黄州种的地命名为白居易诗中的东坡。也就有了他自称过的东坡老、东坡病叟、东坡翁。而东坡旁筑玉堂，他又自号“玉堂仙”。苏轼儒释道都有涉及，所以又曾自号铁冠道人和戒和尚。从海南岛被赦免后，苏轼被任命管理成都玉局观，他就又自称“玉局老”。因为老家是四川眉山，他也曾自号“眉阳居士”，而苏氏祖坟旁有一老翁泉，所以他又自号“老泉山人”。再者就是古人常常以姓加上籍贯或任官地为别称。因为老家是眉山，所以苏轼被称为“眉山公”“苏眉州”和“苏眉阳”。而根据他的任官地，就有“苏杭州”“苏徐州”等等了。就连他被贬之地，也成了他的称谓，如“苏黄州”“苏儋州”。还有就是加官职也是别称的一种，比如“苏太史”“苏礼部”等，比较有特点的是“苏贤良”，这个不是说他的品行。而是苏轼曾应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此科非常难考取，北宋直到苏轼时，考入优等的，也不过两人。再有的就是朋友们给他起的绰号和后人们对他的尊称了。这就包括长帽翁、秃鬓翁、白发兄、笠履翁、苏大胡子等。“长帽翁”是因他喜欢戴高高的长帽。“笠展翁”，则是因为他喜欢戴斗笠、登木屐、执手杖。晚辈后人尊称则有“坡仙”“苏仙”“苏公”“坡公”或“坡老”等。其他的还有狂副使、老农夫、雪浪翁、苏端明、西湖长、白发兄、香案吏、思无邪斋、德有邻室、毗陵先生、髯苏、髯公、髯翁、文星、奎宿、妙喜老人等。当然更高档的是“诗神”“词圣”，而最正式的尊称就是带上苏轼的谥号了，也就是称其苏文忠公。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外号都是苏轼起的文忠这个仅次于“文”和“文正”的文臣谥号是南宋高宗给苏轼的，而在苏轼活着的时候，虽然文学上被皇帝们喜爱，但是却一直没给他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甚至为了苦其心志，越贬越远。当然这与苏轼在政见上不肯与任何人妥协有关。像曾巩那样不妥协也不吭声也没关系，苏轼却是深得韩愈“不平则鸣”的真传，看不顺眼就要表态。就说起外号这事，司马光和王安石代表旧党新党争得热火朝天的。司马光说王安石是“拗相公”。本是旧党阵营的苏轼就说司马光你也差不多，就是一犟“司马牛”。转过头又给王安石起外号——“三不足”。等旧党获胜了，苏轼又给司马光起了个外号——“鳖厮踢”，鳖就是甲鱼，遇到事就知道往泥里钻，而钻的时候腿总是小腿乱踢，苏轼的意思就是说司马光固执得可笑。苏轼和朋友在一起更是火力全开。有个研究历史的叫刘贡父，因为生病，眉毛快掉光了，而且鼻梁也断了。喝喝酒苏轼就引用了刘邦的大风歌来说刘贡父，“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刘贡父此后就有外号“刘眉飞扬”。河东狮吼也是苏轼这传出来的，就为了笑话他朋友陈季常是个“妻管严”。说他媳妇一喊，陈季常拐棍都拿不住了。对自己家人，苏轼也不客气，他叫他二儿子“长头儿”。就是脸长，当然这个该是遗传吧。呵呵。一笑。此处非敷衍，而是苏轼书信中挺喜欢写“呵呵”的。在写了“老夫聊发少年狂”那首《江城子》后，苏轼给朋友写信，“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傲娇之气跃然纸上，令人不禁莞尔。“今天教你做一道汤，做好后喊你媳妇一起吃，呵呵”。“我只要睡舒服了，写东西那才叫顺溜，呵呵”。不知道称他“苏呵呵”会不会被他的粉丝打死。林语堂曾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辽沈晚报主任记者李振村

2020-12-29
“徐州煤炭发现和利用始自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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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徐报融媒记者张瑾）6月19日，由徐州市政府、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主办，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承办的第24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矿大举行，国内从事苏轼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180余人围绕“弘扬苏轼文化，加强城市交流”主题深入进行学术研讨。此届年会是继1999年第11届、2009年第16届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以来，徐州第三次主办这一全国性会议。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周裕锴说：“徐州是一座光荣的历史文化名城，苏轼在徐州留下的政绩和诗文词，更给这座城市增添了光彩。我们今天在徐州纪念苏轼，研讨他豁达的人生观、高尚的价值观以及不同流俗的艺术观念，为当下社会提供积极健康的文化资源。”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本刚介绍：“苏轼在徐州做知州的两年任内，是他一生不多见的为官为文的一段明媚时光。徐州苏轼文化的丰富遗存是苏学研究的基础，市苏轼文化研究会自2008年成立以来，苏学研究成果丰硕，重点课题取得突破，社教活动也很丰富，近年通过杏花诗会、东坡杯书画大赛等活动，苏轼文化获得了广泛的弘扬和传播。”历时一天的学术研讨包括一场主旨演讲与四场分组讨论，专家们从苏轼文献考证、精神探究、传世影响、现实意义等多方向、多层次表述了各自的学术观点。中国矿业大学党委副书记蔡世华认为，徐州煤炭的发现和利用始自苏轼，这是苏轼在徐州任内的重要事件，对于研究中国煤炭史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刘清泉总结徐州苏轼符号的生成、提炼是源于苏轼忠于职守的担当、危机应对的果断和凝心聚力的协商精神；眉山市检察院高级检察官彭林泉从法治的角度对苏轼在徐州治理匪盗、保一方平安的做法进行了分析，展示了苏轼出众的行政才能和治理能力。大会共收到论文132篇，内容涉猎广泛，其中苏轼与徐州的论文43篇，研究苏轼思想文化方面的论文44篇，研究苏轼诗文书画的论文45篇，共约100余万字，作者中有老专家也有在校大学生。所有论文分三卷集结成册，免费提供给参会者交流研究。会议还向每位与会者赠送了11套苏学专著，包括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赠送的《苏学概论》《苏轼民本学说简论》《苏轼守徐州史话》《苏轼知徐州札记》《古今诗人咏黄楼》《从楹联读苏轼》《黄楼诗友咏苏轼》，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赠送的三部苏学专著《遗爱千载苏徐州》《苏轼徐州诗文辑著》《徐州苏轼诗文名篇赏析》，四川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赠送的《三苏文化研究资料索引》，展现了近年来最新的苏轼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后，与会者于次日集体考察了徐州市区的苏轼遗迹，包括黄楼公园的镇河铁牛、苏公行迹壁画，云龙山的黄茅冈、东坡石床、放鹤亭、饮鹤泉，云龙湖畔的圆梦园、苏公塔、苏轼纪念馆等。专家对徐州在苏轼文化的弘扬与景区打造所做的工作赞不绝口，认为苏轼文化已积淀成为徐州厚重而珍贵的城市文化基因，让徐州城更加美丽。徐报融媒记者周杰摄短评以务实精神弘扬徐州苏轼文化◎张瑾苏轼在徐州任知州两年，勤于政务、爱民为民，创作诗词文300余首（篇），为后世留下了黄楼、快哉亭、放鹤亭等众多胜迹。怀着对苏轼的无比崇敬，当下的徐州人发扬苏轼的勤政务实精神，在弘扬和传承苏轼文化的道路上书写下新的篇章。此次学术研讨会规模大、论文多、成果丰，180余位高校教授、在校大学生、各行业的文史爱好者济济一堂，演讲内容体现了文化活动的深度与广度，并将苏轼研究和徐州地域文化紧密结合，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相得益彰。市苏轼文化研究会成立13年来，聚集了一批学识渊博、乐于奉献的专家学者。令人感动的是，本次论坛编辑集结了百万字的三卷论文，参与此项工作的研究会研究员陆明德和谭敦容都是耄耋老人。在徐州，像这样为擦亮徐州苏轼文化名片而不遗余力耕耘的人士还有很多。历史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脉与灵魂，挖掘传承苏轼文化离不开政府、高校、民间的持续合力，立足本土文化富矿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推动苏轼文化在古彭大地焕发新的时代光芒，有识之士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正以务实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培厚徐州的文化土壤，推动徐州打造淮海经济区的文化高地。

张瑾周杰短评

2021-06-28
放逐与回归（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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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落寡合后来苏洵又上书韩琦，说薪俸太低，难以糊口。韩琦过意不去，欧阳修也帮着讲了话，就任命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河北霸县）主簿，与人同修《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即为本朝皇帝立传。宋朝官制十分复杂，苏洵其实只是挂一个文安县主簿的空名，不必赴任；又如，一县的长官是县令，但常会调一个并非县令的人来管理，称为知某某县县事等。苏洵留汴京修传，尽管涉及的那些皇帝都是当今天子的先人，但他决定采用史家笔法，不文过饰非，曾说：“洵闻臣僚上言，以为祖宗之行不能无过差，不经之事欲尽芟去，无使存录……然则洵等所编者是史书之类也；遇事而记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是史之体也。”这就不难理解下面发生的一件事。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韩琦为山陵使，治陵规模宏大，但因国库空虚，一切向州县摊派，海内骚动。苏洵向自己的恩人上书规谏，内有“昔日华元厚葬其君，君子以为不臣”的句子。据说韩琦览书，为之色变，因为“不臣”是“奸臣”的别称。他虽然没有完全采纳苏洵的“改令以救百姓之急”的建议，但也“稍挽其过甚者”。（见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终其一生，苏洵都是处世落落寡合，遇事不假通融，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轼兄弟。这从他们参加策试的文章便可以看出。苏轼对当时国情总的分析是：“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宋王朝就像一个病人闷闷不乐，问他哪里有病，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其言语饮食、起居动作，固无以异于常人，此庸医之所以无足忧，而扁鹊（战国名医）、仓公（汉代名医）之望而惊也！”公开提出：“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萎靡废放，日趋于弊”“方今之世，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但他吸取了“庆历新政”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因循苟且”，一方面也反对用“悍药毒石”去治病。（以上均见《策略一》）总之，他不赞成“一切图速成之效”，否则会“欲速而不达”。这与王安石在上仁宗书中主张以“征诛”为变法开路的激进观点显然不同。在变革什么的问题上，王安石认为当今之危，“患在不知法度”“多不合先王之政”。苏轼则认为，声律再好，奏非其人，也会走调；法律再好，任非其人，也“不能无奸”（《策略三》）；要排挤你，尽管你“小不如法”，也可依法治你；而要举拔你，尽管你“有所乖戾”（违法乱纪），也可“借法以为解”（《决壅塞》）。苏轼有时也强调“厉法禁，自大臣始”，但还是为了他的“择吏”为先的主张。江西高校出版社

洪亮著

2019-03-03
为三苏守墓40年这位眉山老人上榜“四川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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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3年第二季度“四川好人榜”名单揭晓。眉山市东坡区富牛镇永光村村民陶宗勤上榜“敬业奉献好人”。永光村是苏氏墓地所在地，当地人称为苏坟山。陶宗勤在这里为三苏守墓差不多40年了。□眉山日报全媒体首席记者李幸文/图数年如一日为三苏守墓陶宗勤的老家，与三苏所葬地相邻。这里除了有苏洵及其夫人程氏、苏轼发妻王弗的墓地外，还有苏轼、苏辙的衣冠冢。在陶宗勤的记忆里，老祖母牵着自己在墓地旁玩耍，指着碑文教他认字，告诉他：“这是我们眉山名人三苏的墓。”虽然成绩不错，考上了眉山一中，但由于历史原因，陶宗勤未读完初中就回家了。彼时，墓地也一度遭到破坏。“每每看到有牛在这里活动，吃草拉屎，我就去赶，然后把牛粪清理掉。”1984年，苏洵夫妇墓和王弗墓重修，并增修了苏轼、苏辙的衣冠冢，形成苏洵家族墓地。陶宗勤家的山地、果园就在墓地对面的山头上，早上出工或晚上收工时，他总会多走几步，到墓地看看：封土是否有垮塌，刚立的墓碑是否有损坏。如果墓地四周脏了，他就清扫干净。三苏祠感念这个守墓人，开始给他发报酬，最早是5块钱一个月。2004年，东坡区文管所正式聘用陶宗勤为苏氏墓地兼职管理员。“现在800块一个月。”陶宗勤说。在讲解中不断学习成长如今，慕名来朝拜、凭吊的游人一天天增多。“来的人多，有时问我碑文、铭记啊什么的，我就开始给他们讲。讲着讲着，发现很多不懂的地方，内心很惭愧。”陶宗勤坦言。“好多人来这里祭拜三苏，甚至有外国人，三苏父子究竟有啥令人着迷的？”陶宗勤说，为了解三苏、走进三苏，他开始勤奋学习。白天，他在田间干农活，晚上，就阅读《苏东坡传》。对每一块墓碑上的碑文，他努力学深、学透。遇上墓碑上风化的字或一些晦涩难懂的词语，他就翻字典、查资料。空闲时间，他拜访周围村民，聆听他们代代传下来的关于三苏的故事。陶宗勤说，自己学历有限，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便去请教资深的苏学专家赖正和先生，“没想到先生不仅悉心指导，还收我为徒。”陶宗勤深深觉得，这里碑文、铭记、楹联比比皆是，文字寓意高深，内涵极为深刻。“很多游客看不懂，我就在想能不能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语言译读成白话文，再编辑成一本书给大家看。”陶宗勤说，“有了这个想法，却又很忐忑，我在心里问自己：你面对的是文学大家，敢在他们面前班门弄斧吗？”农民“土专家”完成出书梦想犹豫之际，陶宗勤壮着胆子，把苏洵回乡安葬程夫人的《老翁井铭》译成白话文，送到了赖正和先生面前。老先生很支持他的想法，提供了相关资料，还鼓励他放开写，不拘泥于一字一句，把译文写成大意，写得灵活生动一点。在他的写作过程中，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四川省作协名誉副主席徐康，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作家刘川眉，苏学专家熊朝东等为陶宗勤提供了资料，徐康还为陶宗勤的新作《苏氏墓地史话》作序。“陶宗勤用大半生的经历投身于看护和管理苏氏墓地，并终于完成了该书。其情可感，其志可嘉。”2021年6月，由陶宗勤编著的《苏氏墓地史话》付印。“很感谢这些老师，不嫌弃我是个农民。也要感谢三苏，因为给他们守墓，我才有机会不断学习，完成了出书的梦想。”陶宗勤说，“虽然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为苏氏家族守墓，我感到很荣幸。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干不动为止。”

李幸文图

2023-07-25
苏轼：“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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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坐落于山东省诸城市的“超然台”）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熙宁七年（1074年）十二月，他以朝奉郎（正六品文官）至密州任军州事，时年36岁，恰是年富力强之时，虽然政见不被采纳，仕途失意，但他仍关怀民瘼，奋发作为。上任之初，密州蝗灾严重。他一到任就马上调查蝗灾受害情况，发现农民捕杀蝗虫报官的已有三万斛之多，于是写出《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向朝廷力陈灾荒严重，驳斥之前有的官员欺上瞒下，并建议减免秋税。他还与民同苦，“曾怀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蝗灾造成了严重的饥荒，苏轼“洒泪循城拾弃孩”，又费尽周折设法拨出数百担粮米，专门用于资助收养弃儿的家庭，并张贴告示，凡领养弃儿的家庭由官府每月补助6斗米，救活了成百上千濒临死亡的弃儿。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受贬谪。面对种种挫折，他淡定自若、随遇而安，将对物质和名利的追求抛于脑后，一心为民请命。在政事劳顿之余，他创作了一篇篇流芳百世的佳作——修葺超然台后，他写下《超然台记》，表现了“游于物质外”“无所往而不乐”的超然情怀；在常山祈雨归途狩猎于铁沟，写下《江城子·密州出猎》，显示出“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迈；丙辰（熙宁九年）中秋，写出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成为千古绝唱……“俭而不奢，家道恒兴；俭而不贪，居官清廉”“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苏轼一生留下诸多名言警句，处处闪现着他勤政务实、清正廉洁的政治智慧和高尚品格。时至今日，依旧值得人们深刻领悟、细细品鉴。山东省诸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彦青——位于山东省诸城市的超然台，原名北台，苏轼于熙宁八年（1075年）在密州（今诸城）任军州事期间修葺。后其胞弟苏洵将北台改名为超然台，取意于《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在诸城短短的两年任职期间，苏轼心系黎民，超然达观，留下了许多忧民爱民的故事，写下了许多传世佳作。近年来，诸城市检察院以苏轼在密州留下的超然精神和超然文化为素材，强化干警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育超然物外、司法为民的检察情怀，不断打造为民、务实、清廉的过硬检察队伍，全面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作为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我院近年又相继荣获山东省省级文明单位、执法规范化建设先进院、四德工程建设示范机关等荣誉称号。（本报记者郭树合通讯员彭乾）

郭树合　彭乾

2018-01-30
於潜问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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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潜问轼对於潜来说，苏轼不能只是一个人，而应当是一个符号；不能只停留在古籍和记忆里，而应当经常跳出来出现在我们面前。前几日，特地跑了百十公里去找寂照寺，找绿筠轩，去找他笔下的於潜女，踽踽而行，遍访不得。苏轼是一位在诗词书画上俱可开派的人物：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绘画他和表兄文同开创“湖州竹派”；在学术论述、医学、水利等方面也有极高造诣，甚至还有堪比宰相的理政之才。这样的一个人曾和杭州临安於潜有过亲密的交集：他把杵臼之交的朋友留给了这里；他把名声籍甚的诗歌留给了这里；他把对官员昆山片玉的评价留给了这里……友，是情谊；诗，属文脉；评，显思想——如此说来，苏轼留给於潜的是至少一半的灵魂。一苏轼一生多次离京外放，其中两次是来了杭州：初到杭州时是通判，再到杭州时任知州。熙宁四年（1071年）底，苏轼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34岁。六月出发，十一月底才到，待了三年。这三年，无论是苏轼的杭州还是杭州的苏轼，都是柔软的——杭州的山都不高，出入自如，平易近人，犹如隐士；杭州的水可鉴心，连而不断，勾留宁静，催促伤逝。于是，他可以在这里衔觞赋诗，访佛寺、问民风；左采菱、右放歌。在杭州，他不用故作坚强，风是温润的，山是深翠的，水是清碧的。元祐四年（1089年），52岁，他再踏杭州，四月出发，七月到任。这一次他修缮西湖、治理水灾、疏通渠道……一切都是民生，都是生活。他不必豪放，不必踌躇满志，他只要真诚地生活。苏轼之于杭州，是习惯；杭州之于苏轼，是港湾。二苏轼和於潜的缘分，始结于通判杭州。他至少两次进入於潜，一次是熙宁六年，一次是熙宁七年，观政、游历、留诗。熙宁六年时的於潜县令是刁璹。听闻苏轼来於潜视政，他按耐不住高兴——苏轼是他的同年，苏轼的二伯苏涣和他的叔叔刁约也是同年进士。两人是上下级，两人又是世交。刁璹知道苏轼的品行喜好，特地将苏轼安排在自己觉得最幽静的绿筠轩。绿筠轩在於潜寂照寺内，寺里有僧人慧觉。一面是佛门佛学，一面是“临窗远眺，满目皆是茂林修竹”。东坡坐而忘日，写下《於潜僧绿筠轩》。当然，苏轼此次来是为了视政，在县令刁璹的陪同下，他去往乡间，走于乡道。一路民情村风，所到之处，乡野无不笑面相迎。苏轼奇之，问：“为何？”答：“刁令熟久矣。”这个时候苏东坡才知道刁璹天天走田过地，深为治下百姓所爱，大家热情相迎的原因不在自己，而在刁璹。回观这几天所历，他颇有所感——可以肯定，这种印象一定非常之深，并在苏轼的心里保留非常之久，乃至于苏轼欣然写下《於潜令刁同年野翁亭》——一方面说於潜被刁璹治理得“吠犬足生氂”，一方面担忧“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长使山人索寞溪女啼”。第二次苏轼再抵於潜时，少了些第一次的轻松。当时飞蝗自西而来，弥天塞地——於潜一带，蝗害甚重。他一边组织人员捕蝗一边急切地向朝廷报告，在苏轼后来到任密州时写的《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曾有追叙：“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於潜这个地方山秀水灵且人风淳善，自古以来少灾少害。在苏轼“灾伤手实书”中可以知道，这一次的蝗虫是由外地蔓延而来，并最终导致了当地百姓种无可收。在所谓“止水之祷未能踰月，又以旱告矣”的艰难时光里，苏轼一直都守在於潜，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三陪着苏轼捕蝗的，是刁璹的继任毛国华。《苏轼年谱》记载：熙宁七年八月苏轼扑蝗。二十八日，还至於潜，晤县令毛国华……也正是这一天，苏轼和县令毛国华、县尉方武去走访了於潜明智寺，宿西菩山。这一夜的明智寺和一年前的寂照寺不同：那夜是刁璹的安排，这晚是苏轼的有意为之——明智寺是他的至交辩才法师的“三皈依”之地——换成是我，到了好友初入佛门的寺庙，也必然是要去拜谒的。辩才法师，俗姓徐，於潜县人，10岁在西菩山明智寺出家，16岁落发受具足戒。他18岁开始游方问法：离西菩寺去杭州上天竺，师从慈云法师；25岁时已名闻东南，被宋神宗赐紫衣袈裟、赐法号“辩才”。这样一位大师见法问法的地方，苏轼慢慢走去，心性虔诚。他先说寺前“云晦”“遥望”两山的“石瘦”，再说寺内“清凉”“明月”两池的水清，最后还说这种景致以及修行不是靠追求而是“须天付”的结果。想必苏轼是极为尊敬法师辩才的，不然他不会专门去明智寺。两人的关系也一定是非常深的，不然不会有寒冷欲雪里的空等，不会有苏迨的“剃落摩顶”，不会有元祐四年的乐以忘忧“过溪亭”……人生零落百十年，故人稀、三两个。其实，他们的故事，绝大部分都发生在杭州，是因为辩才是於潜人，所以两人的交往才被当地人所记。相较于这些千百年前的记忆，苏轼留给於潜的《与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二首》更为人熟知，文献、县志有记载，甚至连一些族谱在归纳本宗本族名人的经历时，也会把眼光打开一些，零碎或者片段地将之收录。四我想多留一些文字给道潜（号参寥子，俗姓何，於潜浮村人）。一则因为他是於潜的大德；二则因为他和苏轼的交情非其他任何人可以替代，当然，还因为希望今人能再有这样的情谊，而不只是功和利。第一个要说的就是1080年东坡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实际上当时的苏轼属于朝廷的监管人员，不能随意离开。他放笔拿锄耕50亩山坡于城东，于是有了“东坡”。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心情抑郁——于是道潜禅师不远千里去黄州探望，陪了一日又一日，竟然居留一年有余。我是一个喜欢朋友的人，陪三五天，最多一周，十天就是极限，像道潜这样一陪就是年余的，可能需要50个我。有一个形容至情有爱的词叫“煮粥焚须”，但我觉得这个词还不够。道潜和苏轼的初见应是在公元1074年前。苏轼赴任杭州路上见道潜《临平道中》诗并刻之为石后不久，寻于西湖，并一见如故、辅车相依——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密州知州，道潜到密州；熙宁十年苏轼改任徐州，道潜从杭州到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调湖州知州，道潜又到湖州……湖州任上不足三月，“乌台诗案”发，湖州苏知州被贬黄州苏东坡。元祐四年（1089年）东坡任杭州知州，道潜赴杭州；元祐六年苏轼自杭调京赴颍州知州；次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再一年又任定州知州——三年三徙，道潜无一次不往……有些人觉得苏东坡调动再多，大小总是官员，这个从於潜浮村出来的和尚说不准是个酒食征逐之辈？如果这样想，那就真的阴暗了。东坡先生曾给李端叔写过一封信：“得罪以来……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大家都恐避之不及，只有道潜不离不弃。因与东坡关系太近，他还被治罪、被开除僧籍，甚至被勒令还俗，但护守依然——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东坡被贬宁远军节度副使，再贬惠州，三年后终贬海南儋州——据说放逐海南，在北宋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道潜听闻，又要从杭州转海南相访。苏东坡觉得自己可能有去无回，死活不同意，专门作书劝止，道潜才作罢。苏东坡是“一蓑烟雨任平生”，道潜是“半声木鱼随君去”。将近30年的情谊，不为功、不为利、不为名，只有伯埙仲篪，只有灼艾分痛——於潜潺潺2000年，这样的人，无有；这样的故事，无有；这样的取艾自炙真意，无有。五曾有人考证，苏轼留给於潜共有8首诗。这种说法不太严谨：有几首毕竟写于於潜之外——如果这样都算，那苏轼还有更多的诗词是写给或生于於潜或活于於潜的人的，比如慧觉，比如辩才，比如道潜——把这些诗都集合起来，加上批注和解析，大抵可以做一本很厚的书：字比书贵，书比人重。如果再学一学苏轼刻石《临平道中》，这一首首就能做成一面诗墙，让於潜中学的孩子们知道教舍一侧的山上曾有绿筠轩，轩中曾住过苏学士，这个苏学士应当变成他们耕读成文的“心向往之”。自然，更希望现在的於潜镇能多做一些关于苏轼的文字收集或考据，多多爱护这位刚过完985岁生日的国宝级人物。

本报首席记者鲍亚飞

202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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