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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整本书阅读教学策略初探——以《苏东坡传》整本书阅读教学为例

期刊

在新课标指导下,为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进行整本书阅读教学,思考整本书阅读的意义、整本书阅读书目的选择、整本书阅读教学策略。

朱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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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行状进入碑志的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略论———以宋代为中心的考察

期刊

行状为碑志写作提供素材,乃学界之共识,但行状如何进入碑志,或曰碑志怎样从行状撷取材料,更深入的论述还不多见。行状进入碑志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吸收是最主要的方式,可分为整体吸收与部分吸收,部分吸收又可细分为缩略、扩展、倒序等类型。此外,还有接续、补充、舍弃、代替等方式。行状在进入碑志时,政治变动,当事人的存在,撰者的身份、价值观念、行文风格、与墓主及其亲属的私人交情,文体内在的规定性,行文自身的逻辑等都是重要影响因素。行状与碑志之间的互文关系,对于文体生成、历史人物形象建构、史料的流传与利用、异文校勘等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杨向奎[1];郭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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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诗经》乐器研究

学术论文

该文正文由《诗经》乐器考证、《诗经》音乐的分类与乐器、《诗经》乐器组合的社会文化意义三部分组成,以《诗经》乐器分布分类表为研究的最基本之材料,对《诗经》乐器所体现出来的周代音乐面貌和礼乐文化进行梳理,力求对中国先秦礼乐文化有一更直观的认识.第一部分《诗经》乐器考证,主要依赖考古出土文物和《说文解字》等文献资料,运用考古学、文学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尽力做到实物与文献相互补证,考证《诗经》中的29种乐器在中国上古时期的发生发展,并在《诗经》时代达到较为成熟的阶段.第二部分《诗经》音乐的分类与乐器,分别对'风'、'雅'、'颂'中的乐器存在方式进行梳理分析.第三部分《诗经》乐器组合的社会文化意义.乐器是音乐的载体,亦是文化的载体.《诗经》乐器所代表的礼乐文明,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发生及起点,规定制约了其以后的发展方向,'八音'所体现的历代礼乐文化都是在它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或变易.

徐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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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那场“高考”缘何群星闪耀（下）

报纸

千年前那场“高考”缘何群星闪耀（下）古代科举考试的贡院。苏轼□夏钦科举考试发展到宋代，已经十分完善和成熟。整个考试过程既严肃紧张又周密细致。宋代科举制度除了一些制度创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改进了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壹锁院与糊名的发明“锁院”“糊名”都是在宋代提出并完善的。在宋太宗淳化元年，为了表示公平取士，知贡举苏易简入贡院后，便不与外界沟通，此后成为定制，被称为“锁院”。到宋真宗初年，规定所有的试卷，要经过封印院糊名之后，再送往知举官处阅卷。“糊名”制度的诞生使得考试完全凭借考生的答卷情况来选拔人才，进一步强化了考试的公正性，唐代科举中的士人考前投状，名人举荐等妨碍考试公正性的因素都得以杜绝。“公正性”的提高，可以看成是科举制度发展完备的一个重要特征。让我们看看嘉祐二年整个科举考试的全流程吧。考试之日，考生凌晨入场，依次就座，主考官将试题写出后，考生对题目有疑问，可向主考官提出。考场由皇宫侍卫严加看守，黄昏时分才开门放考生出院。考试结束后，由内侍官收取试卷，先交编排官，去掉籍贯、姓名等，另行编号，然后交给封弥官誊写一遍，校对无误后，盖上御书院的印章。这一过程就是“糊名”，目的是防止营私舞弊。接着，由初考官初次判卷，定出等第；然后再次“糊名”，由覆考官覆判；随后由详定官启封，以两次判卷的结果决定等第；最后交还编排官，揭去糊名，恢复姓名、籍贯，决定礼部录取的名单，奏闻朝廷，以供殿试最后裁决，这叫奏名，也叫定号。其严肃性和公正性，与现在的高考有得一拼吧。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高考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放在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何尝又不是呢？北宋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考试，从正月初六至三月初五，整整两个月。各科共录取899人，其中进士科388人（礼部考试进士科出线373人，三月十一日的殿试放榜时，比礼部试登科进士多了15人，这15人是特奏名进士。所谓特奏名是指屡次参加礼部试不中的考生，另造册上奏，特许附试，属于照顾性质）也是从这一届科举考试开始，宋朝确立了“殿试不落黜”的原则，即凡获得参加殿试资格的进士，原则上都不落黜（之前最高可达50%以上落选），都赐予进士出身，殿试仅仅是评定名次而已。贰高手如云的比拼后世之所以将嘉佑二年的科举誉为“千年科举第一榜”，因为这一次科举考试中，产生的很多进士，对后世的文学、政治、思想等领域影响非常之大，无论政治、经济、文学、经学都有独领风骚的人物出现，可谓是群星璀璨，辉映史册。这场科举考试，“唐宋八大家”占了三席，分别是苏轼、苏辙和曾巩。经后人梳理总结，在《宋史》中有传的就有24人，他们分别是章衡、窦卞、罗恺、邓考甫、王回、王韶、王无咎、吕惠卿、刘库、刘元瑜、苏轼、苏辙、郑雍、林希、梁焘、曾巩、曾布、程颢、蒋之奇、杨汲、张载、张璪、章惇、朱光庭等。这些人中，有9人曾担任宰执：分别是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苏辙、林希、曾布、张璪、章惇等。这对于那些成绩在进士线上徘徊的读书人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看看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都在哪些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文学家有苏轼、苏辙、曾巩；理学家张载、程颢和吕大钧；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人物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张璪、林希、蒋之奇、邓绾；保守派名臣朱光庭、梁焘……有意思的是，后来成为理学大家的张载是程颢的表叔；曾巩与他的弟弟曾布、曾牟，以及堂兄弟曾阜，一门四人同科及第；状元章衡与叔父章惇同科及第，但章惇的名次在侄儿章衡之下，深以为耻，遂放弃殿试成绩“委敕而出”，下次科举考试时，高中甲科，其任性程度，恐怕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无人出其右；以善长险怪文风的太学生刘几名落孙山发动“进士群辱欧阳修”，后来痛改前非，彻底摒弃怪僻文风，两年后改名为刘辉，被担任殿试详定官的欧阳修擢为第一，获得殿试甲科……可以说，1057年的那场“高考”，不仅照亮了北宋的星空，也因其群星闪耀，辉映着历史的星空。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因为这次科举考试，因缘际会齐集京城，其中四大家与这次贡举直接有关：欧阳修身为主考官，曾巩与苏轼兄弟都是进士及第。另两大家也在京城：苏洵送二子应试，王安石正在京担任群牧判官（国家养马场的场长）。对这一奇特现象，吴钩在《宋仁宗：共治时代》做了如下深刻分析：嘉祐二年的礼部贡举之所以能遴选出这么多杰出才俊，除了归功于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慧眼识才，也应归功于范仲淹昔日推行的庆历新政。新政“十条”中的一项举措为“精贡举”，含教育振兴与改革、科举考试改革两个部分，其中的科举考试改革在庆历五年叫停：“礼部贡院进士所试诗赋，诸科所对经义，并如旧制考校”，但教育振兴计划却坚持了下来，朝廷在国子监设太学，又在地方州县遍设官学，史称“庆历兴学”。从庆历兴学至嘉祐二年，已有十余年时间，苏轼、苏辙、曾巩、王韶、张载等嘉祐二年的进士，正是在这十余年间接受的教育。叁苏轼未能进前三嘉祐二年的贡举考试，名气最大的，莫过于苏轼，尽管历史的真相是他的考试名次并不靠前，但因为相关的单科考试获得了主考官欧阳修的极大赏识，以及由此产生了口口相传至今的若干精彩故事，使大家误以为，苏东坡因为欧阳修为了避嫌的原因，与那届科举状元擦肩而过。事情的真相是：嘉祐二年的殿试中，苏轼中第四甲，苏辙中第五甲，排名是较靠后的。按惯例，第四甲可授予“判司簿尉”范围的官职，第五甲则不能立即授官，须候选。苏轼参加的嘉祐二年进士科礼部考试，一共考四场：第一场试诗赋，第二场试论，第三场试策，第四场试经义。试诗赋即考生根据给定的题目与韵脚现场创作若干首诗赋；试论类似于命题作文，按题目写一篇短论；试策，即出题者就时务提出若干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试经义则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请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理。苏轼在第一场考试中，所作诗赋被评为不合格，第二场试论得第二（《刑赏忠厚之至论》，即应试的短论），第三场试策成绩不详，第四场试经义得第一。综合四场成绩，顺利登科，获得进入殿试的资格（至于苏轼省试的具体名次，现已难考索）。如果不是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欧阳修与梅尧臣的赏识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苏轼很可能在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中落第。如果落第，他与欧阳修将不再有后来让人羡慕的师生关系，也许，他的人生命运将会被改写，能不能有我们今天熟知、人见人爱的苏东坡，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肆欧阳修产生了错觉据《文献通考》载：宋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凡进士，试诗、赋、杂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为什么苏轼在礼部贡举中总成绩并不靠前，单科论排第二却引起了巨大轰动，连他单科得第一的经义都没有人谈起，以至千年以来，人们以讹传讹，误传其总成绩为第二呢？这其中实际上大有文章，按当时省试四场考试的内容来看，惟第二场论最能体现欧阳修下决心倡导的古文之风。并且这篇论中还有“想当然”的典故（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让最先发现而饱读诗书的梅尧臣不知其典故，但文章务实的文风又与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高度契合，遂向主考官欧阳修报告，欧阳修亦不知其典故出处，因疑心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才判为第二。从传播的角度，这个不经意间出现的“梗”，引起了整个考官团队的高度关注，由此在去“糊名”之后，都急于想知道是谁作的文。这才有了后来妇儒皆知的相关故事：欧阳修给好友、担任此次科举考试编排详定官的梅尧臣写信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言及苏轼，欧阳修多次向人说起：“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以及欧阳修给自己的儿子们所言：“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作为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的一言一行，都是文坛的风向标，如此溢美之辞，更是让苏东坡爆得大名，成为红遍全国的新闻人物。风头之劲，反而盖过了后来殿试的状元。至于后来殿试中的排名，更是与北宋的科举考试不断改革、修正和完善有关。进士科在太祖朝因取士不多，皆不明确区分甲第，唯以赐及第、出身显示高下。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起，随着取士人数的增多，录取进士分等，兴国五年（980年），进士开始分甲、乙等，甲等即第一等，授将作监丞，通判藩郡（诸州），乙等即次等，授大理评事、知令、录事。科举考试录取分甲乙科，主要目的是作为授官的依据，以便按成绩等级高下决定授官之高低。后到仁宗景祐元年，进士又分为五甲，宋代科举中习称的甲科，在五甲制下一般是指第一甲，乙科则是指第二甲至第四甲。但乙科与丙科之间却界限模糊。殿试的最终结果，苏轼初列丙科，因第四场《春秋》对义名列第一升一甲而升为乙科，从第五甲升至第四甲，赐进士出身。苏辙中第五甲，不能立即授官，须候选。在惨烈竞争的科举考试中，由于录取比例极低，过五关斩六将最后进士登科的，都是人中龙凤，即使像后来被认为是天纵之才的苏东坡，在省试中也会有不合格科目，也会无缘甲科，更不要奢望前三甲状元榜眼探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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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昂夫散曲研究

学术论文

维吾尔族作家薛昂夫是元代中后期重要的散曲作家之一，他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本文对薛昂夫的散曲进行较为全面而又系统地研究。　　本文包括前言，正文五章以及结语共七部分。　　引言:概述选题价值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思路。　　正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论述薛昂夫的生平及思想。在生平方面论述其身世、家庭成员、做官经历、文学创作这些内容;在思想方面简要论述其叛逆、隐逸和爱国爱民等文学思想。　　第二章论述薛昂夫的学术修养，从传统哲学、时代环境、家庭教育、个人因素、对前人的接受这五个方面来论述。这些因素对薛昂夫的文化底蕴和文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薛昂夫对前人陶渊明和苏轼的接受这方面，在此前研究薛昂夫的论文中还没有学者提及，这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第三章论述薛昂夫的散曲内容，按照题材将其分为三类，分别为咏史怀古散曲、叹世乐闲散曲、写景咏物散曲。而第四节的其余题材包括爱情、神话等内容的散曲，由于这几类散曲的数量相对较少，所以归类到其余题材中并分别论述。本论文中关于薛昂夫散曲内容的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咏史怀古、写景咏物中可能含有隐逸思想，隐逸乐闲中又见感叹世事。这几类散曲内容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有一定的联系。　　第四章论述薛昂夫散曲的艺术特征，分别从使事用典，表情达意;情在景中，景在情中;以俗为主，雅俗并蓄;豪放率真，急切透辟这四个方面来论述。典故的运用从事典和语典两个方面论述，突出薛昂大应用典故的特点。通过对薛昂夫典型艺术特征的分析，体现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高超的写作技巧。　　第五章论述薛昂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薛昂夫作为维吾尔族散曲重要作家之一，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薛昂夫本人及作品对后世文学、文化交流、民族融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结语:总结整篇文章的内容，并且提出本论文研究的重点，最后指出本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上升空间。

高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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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古韵多胜境

报纸

【阅读提示】位于豫东的商丘，其地位在北宋历史上实现了“两连跳”：先是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从宋州升为应天府；接着又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诏升为南京，使这里原本繁华的古城，更是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所在。从宋州升为应天府，宋真宗赵恒下了诏书。《升宋州为应天府诏》收录在《宋大诏令》卷一百五十九，诏曰宋州“乃帝业肇基之地。恭惟圣祖，诞启鸿图，爰于历试之初，兼领元戎之寄。讴歌所集，符命荐臻……宜锡崇名，用彰神武之功，具表兴王之盛”。由此，州升格为府，宋城县为次赤，宁陵、楚丘、柘城、下邑、谷熟、虞城等并为次畿。之后不久，应天府又升为南京，成为大宋陪都。再之后的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下诏将应天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至此，商丘在北宋的地位隆盛。就在此时，宋廷在南京兴建了一系列标志性的建筑，如归德殿、照碧堂、妙峰亭等，使此成为旅游观光的风雅之地。千年以后，昔日的古建筑已经湮没地下，让我们循着史籍的记载去追寻曾经的旖旎。归德殿：大宋行宫之正殿在商丘，广泛流传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读书“不见皇帝”的典故，是说宋真宗驾临应天府（今商丘），书院师生多去观之，唯独范仲淹潜心读书的故事。那一年，是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当年正月，信奉道教的宋真宗谒鹿邑太清宫后，驾次应天，浩浩荡荡的车马经过，一时府民感奋，热闹非常。第二天，真宗即升应天府为南京，敕建行宫正殿归德殿，改圣祖殿为鸿庆宫，并大赦境内，赐酺三日，直到二月初一才离开这里。从应天府升为南京，宋真宗赵恒的目的是“奉先继志”，“顾兴王之地，既积于永怀；伸追远之心，宜扬于令则”；并因原庙建此，以“恢孝治之风”，因此“将肇升于吉土，期大报于高旻”。宋真宗下《升应天府为南京诏》，诏曰：“怀艺祖之膺符，徇乐郊之望幸，仰昭前烈，肇建新都……应天府升为南京，正殿以归德为名。”同时，大赦陪都境内，“可赦应天府管内及至京行幸所应县分，正月二十九日昧爽以前诸犯罪人，死罪奏取敕裁外，流罪以下咸赦除之”。同时，真宗还奖励有功之臣，“追赠太祖幕府元勋僚旧，录常参官逮事者并进秩，欲授子孙者听”（《宋史·真宗三》）。作为陪都的南京城，城周十五里四十步，分外城和宫城。外城共六门，东二门南为延和门，北为昭仁门；西二门南为顺城门，北为迴銮门；南门为崇礼门；北门为静安门。内城曰宫城，周二里三百六十步，门曰重熙、颁庆。外城和宫城之间有隔城，有二门：东曰承庆，西曰祥辉。城外还有关城（东西外城），周二十五里八十三步，东、南、北各有一门。归德殿，作为陪都的正殿，建在南京城内。清康熙《商丘县志·古迹》：“归德殿：在旧城内，宋南都行宫之正殿也。”归德殿规模宏大，“颁庆洞开，归德峻峙。若阊阖之特闱，连驭娑与枍指。伟宫室之光明，仰觚稜之神丽。俭不至陋，奢不逾侈”（《南都赋》）。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鸿庆宫祭祖后，即位建立南宋，改元建炎，成为宋高宗。此时，归德殿成为宋高宗临朝的宫殿，文武百官在此上朝议事，直至高宗南下方才逐渐废弃。照碧堂：盛世南都之胜景宋真宗在应天府设庙建都，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通过慎重考虑的。在升应天府为南都后，这里“扼一都之冲会，耀万里之天声”，“万商千贾，鳞集羽归”（《南都赋》），非常繁华。水路交通有隋唐大运河，“俯浪宕之旧渠，回伊洛之清流。酾江吴之漕粟，浮宝鹢之千舟”。文化教育有应天书院，“蹈先生之学舍，溢诵声以洋洋”。名门有睢阳五族，“观其英豪之域，冠盖相望，元勋隽老，五姓寔昌”。军队驻扎南京城，“其军旅，则棘门细柳，连总百营，驭以骁将，厉以犀兵。时以蒐狝之际，阵以鱼丽之形”。老百姓在沃野上耕种，“其原野，则田畴弥望，不可计数，浸以曜渔之源，被以沃壤之土。举趾即云，荷锄乃雨。芃芃离离，禾麦稷黍”。可谓盛极一时。在此富庶繁盛的境况下，应天府知府兼南京留守曾肇（江西南丰人）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南京城上复建一座城楼，名曰照碧堂，临南湖以观美色。堂以文名，如同岳阳楼伴随着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传诵千古，照碧堂也随着一篇《照碧堂记》而广为流布。在照碧堂建成后的第四年，也即绍圣二年（1095年），“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犯修神宗实录失实之罪，被降为应天府通判。此间，他游览照碧堂并作记。清康熙《商丘县志·古迹》：“照碧堂：宋建于南都城上，以临南湖，晁无咎有记。”在《照碧堂记》中，晁补之记述了曾肇以节约所积，修建照碧堂的经过：“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临之，岁久且圮。而今龙图阁学士南丰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盖成于元祐六年九月癸卯。”并绘声绘色、生动逼真地描绘了登临照碧堂极目览胜的情形：“拊楹极目，天垂野尽，意若遐鹜太空者。花明草薫，百物媚妩，湖光弥漫，飞射堂栋。长夏畏日，坐见风雨，自堤而来。水波纷纭，柳摇而荷靡。鸥鸟尽舞，客顾而嬉，翛然不能去。”抒发了“人之感于物者同，而所以感者异”的情怀，并赞颂了曾肇“乐与人同”的高尚品德。妙峰亭：登览唱和之风雅在北宋的陪都南京城内，既有连绵的宫殿建筑群，也有秀美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等，幸山之上的妙峰亭即是其一。清康熙《商丘县志·古迹》：“妙峰亭：在旧城内，宋留守王胜之建，苏轼题榜。又有新亭十二，皆胜之建。又有观光亭、望云亭，亦俱在旧城内。”按照《南都赋》的记载，当时南京城“其亭馆，内之则有流觞渌波，桧阴四合，照碧妙峰，武备道接；外之则有朝雨暮云，暖风残月。又有玉觞金缕，光华宴喜，嘶马落帆，芳草柳枝之列。联观光与望云，指中天之巍阙”。其文注释曰自流觞至柳枝，为十二亭名；观光、望云，亦是二亭名。站在这些亭榭之上，欣赏着东西二湖的水澄似镜、波泛如潮，心旷神怡，“陟高台而环望，悟神意之自如；临绿水而暂止，疑放旷于江湖”。元丰八年（1085）二月，苏轼游览南都名胜，泛舟南湖，登幸山览妙峰亭，并为之题榜，作《南都妙峰亭》《和胜之二首》《渔父四首》，与应天府知府兼南京留守王胜之唱和。其中，《南都妙峰亭》诗曰：“千寻挂云阙，十顷含风湾。新亭在东阜，飞宇临通阛。亭亭妙高峰，了了蓬艾间。烦公为标指，免使勤跻攀。”苏轼弟弟苏辙任职南京并有《题南都留守妙峰亭》诗：“我登妙峰亭，欲访德云师。春阳被原野，濉涣含流澌。提携二三子，醉倒春风吹。不见妙峰处，安知德云期。”北宋秦观有《南京妙峰亭》诗：“王公厌承明，出守南宫钥。公乎数登览，行矣翔寥廓。”并有《南都新亭行寄王子发》诗：“宋都堤上十二亭，一一飞惊若鸾凤。借问亭名制者谁，留守王公才望重。兔园事迹化黄埃，清泠文雅堪长恸。行见亭中祖帐开，千乘送公归法从。”

■文/图马学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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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宋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

期刊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宋代中外朝贡关系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其政治性、军事性 ,尤以韩中朝贡关系为甚 ;二是随着市舶贸易的发展 ,统治者不断控制朝贡贸易的规模 ,朝贡贸易遂经历了由盛入衰的转变。与此同时 ,宋代的朝贡制度亦有所发展变化。

李云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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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禅学思想研究

学术论文

苏轼的文章浩瀚如海，其禅学文章更是具有独特性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苏轼禅学思想离不开其对于他自身跌宕起伏人生经历的感悟和他自身旷达洒脱的性格，更重要的是苏轼有着深厚的佛学基础背景。在禅教合一的社会背景下，苏轼进行了很多佛事活动，但究其思想根本苏轼受禅宗影响最大，他的思想深处是以禅为主的。　　本文将通过三个章节的内容来阐发苏轼的禅学思想。第一章分析苏轼的禅学思想，主要介绍苏轼的般若空性思想和无念无住的思想。第一节介绍宋代禅宗的发展情况。首先分析影响宋代禅宗发展的时代背景和促进宋代禅宗发展的关键因素即帝王们的崇佛政策;之后介绍宋代禅宗发展的概况，文字禅是宋代禅宗发展的一个重要独特的形式，且和苏轼的禅学文章有密切关联，因此特别介绍北宋文字禅的概况。第二节主要介绍苏轼的般若性空思想，首先介绍禅宗的空性思想，之后挖掘苏轼文章中的空性思想。第三节分析苏轼的无念无住思想和对“静而达”、“随缘放旷，任性逍遥”境界的追求。　　第二章总结分析苏轼的禅学修养观和禅学特征。第一节内容介绍苏轼对当时禅学流弊问题的批判以及总结苏轼的禅学修养观，体现了苏轼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对禅学精神的崇高敬仰。第二节总结苏轼禅学思想中禅教一致、注重实际和辩证理性的特征，对于后人的生活和参禅都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第三章介绍《东坡禅喜集》一书，此书对苏轼禅学散文进行了专题性的收录和整理。苏轼禅学思想的主要体现在他的散文文章上，因此，此书对于研究苏轼的禅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历来学界对此书的重视程度不够，故在此对此书情况做一详细的介绍以引起学界的关注。文章最后的内容是结语，点明苏轼究其根本是一个取禅学思想精华来指导人生实践和提高人生境界的践行者，并分析苏轼思想中儒释道三家贯通相融的张力和其生命中的矛盾之处。

呼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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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期刊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少年时即有远大志向，嘉禧二年进士及第，但仕途坎坷，几遭贬谪。苏轼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书法家，是唐宋八大家之_一一，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创新豪放词派，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影响深远。苏轼的词向来被人们推崇，“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其豪放词气象恢弘，多痛快淋漓之作，其婉约词高远典雅、自然明快。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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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明成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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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柒斤看湖南卫视热播的古装剧《武神赵子龙》，一不留神，我思维走岔，竟想起被誉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以及《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诸葛孔明的八个字：“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其实，在对诸葛亮敬若神灵的一千多年里，古代许多“明白人”不仅没把诸葛亮当神拜，反而认为刘蜀政权是因诸葛亮“气不足尚”而败。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说，王安石晚年非常喜欢吟诵晚唐诗人薛能的一首诗：“山屐经过满径踪，隔溪遥见夕阳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当然，薛能的狂妄自大是出了名的，王安石自然不会认同薛能的观点，他吟诵这首诗可能主要是“盖以自喻”。但北宋著名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都认为诸葛亮缺乏领兵打仗的才能，却不得不引起人们深思。据南宋文学家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三苏不取孔明”篇介绍，苏洵通过分析“强弱”及“孔明弃荆州就西蜀”谓：“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接着就更毒舌诸葛孔明一把：“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取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与老爸相比，东坡先生评价孔明则委婉得多。他认为，用仁义夺取政权，并用仁义手段巩固政权的是周朝；用欺诈手段夺取政权，并用欺诈的办法巩固政权的是秦朝；而用秦朝的方法夺取政权，用周朝的方法巩固政权的则是汉朝。仁义欺诈的手段都用来夺天下，这正是孔明失败的原因。东坡先生还举例说，刘表死的时候，刘备正好在荆州，孔明便给刘备出馊主意，袭杀刘表的儿子以占领荆州，这件事因刘备不忍心才罢手。“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孔明迁刘璋，既已失天下义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为仁义之师，东向长驱，而欲天下响应，盖亦难矣。”意思说，这以后刘璋以友善的态度迎接刘备进入蜀地，可没过几个月，孔明便扼住刘璋的咽喉、攻击他的后背、夺取他的土地，这种做法与曹操有什么区别？孔明放逐刘璋，就已辜负天下有志之士的期待，此时才开始治理军队、鼓舞士气，以便成为仁义之师，向东长驱直入，奢望天下人都纷纷响应，简直白日做梦了。“三苏”中性情最温和的苏辙则认为孔明有治国的宰相之才，却不是领兵打仗、排兵布阵的帅才。一代伟人毛泽东更是将诸葛亮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在分析诸葛亮的失败原因时，毛泽东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泽东之所以说诸葛亮“其始误于隆中对”，是因为他看得很清楚，荆州离益州千里之遥，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让刘备军团失去兵力上的优势。如此一来，“隆中对”实施的结果就是，关羽所镇守的荆州被孙权军团偷袭得手，而且关羽父子也命丧孙权手中。最终导致刘备创立的蜀汉元气大伤，进而使蜀汉北伐的本钱丧失殆尽。当然，无论陈寿、“三苏”还是毛泽东，评价诸葛亮都是一分为二的，指出孔明军事才能不足的同时，对其“布公道，集谋虑，广忠益”等给予了肯定。其实，先哲们客观评价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并非要跟“诸葛粉”们过不去，恐怕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一个“省”字，那就是“尺有长短，术有专攻，业有分工。”只有做到“用人之长”，事业才能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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