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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富郑公神道碑》的西夏译文

期刊

本文指出西夏文《德行集》中迄今未获解读的一段文字实际上节译自苏轼的《富郑公神道碑》 ,是现存最早的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的苏轼作品 ,它表明东坡诗文在西夏如同在辽金一样产生过影响。

孙伯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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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戏作亦大作——谈苏轼《琴诗》

期刊

对于苏轼《琴诗》的评价,有的极尽赞誉,有的却只将其视为戏作。从创作动机来看,视苏轼《琴诗》为戏作是有道理的。但是,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并被长期流传,不仅取决于作者的创作动机,更取决于作品的内在意蕴及文学接受情况。

水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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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圆悟克勤对大慧宗杲士大夫禅学的影响

期刊

四川僧人圆悟克勤对大慧宗杲的士大夫禅学有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圆悟克勤在与士大夫谈话时借机钳锤宗杲;第二,圆悟克勤重视与士大夫的交往;第三,圆悟克勤有着融合世法、佛法的思想。宗杲深得克勤禅学思想真旨,着意加以革新和发展,对于禅学普世化和士大夫禅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方新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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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药风流缀人思

期刊

“独步东风醉西子”的花相芍药，继花王牡丹次第盛开。洛阳牡丹，广陵(扬州)芍药，称为天下名花。宋朝在杭州栽培尤盛，苏东坡有诗遣“多谢花工怜寂寞，尚留芍药殿春风”，“还将一枝春，插向两鬓丫”。真是对芍药一往情深。

洪钧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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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耒及其诗歌创作研究

学术论文

张耒同苏轼、苏辙及黄庭坚、秦观、晁补之、陈师道的交游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意，透着精神品格的交融与磨砺。熙宁四年（1071）是张耒与苏轼交游的起始点。元丰八年（1085），二人师弟子关系已经明确。此后张耒抱着对苏轼的景仰之情一直追随其左右。张耒始从苏辙游的年龄有十七、十八岁两说，似皆可成立。他追随苏轼左右，但并未中断或疏远同苏辙的师弟子关系，也未淡化二人的情谊。晚年居陈时所作《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当是他和苏辙文字交往的终结点。张耒与黄庭坚的交游始于元丰八年，二人关系融洽。元祐初期唱酬颇多，崇宁元年（1102）前后主要迫于政治原因两度中断唱酬，然友情如故。张耒与秦观的交游始于元丰二年（1079），元祐年间交往密切，绍圣后被迫中断交往，但情谊依旧。《送秦观从苏杭州为学序》当作《送秦觏从苏杭州为学序》，此文是张耒为秦觏从苏轼学而作，迄今多种版本皆误。张耒与晁补之初会于熙宁七八年间。元祐元年（1086）后开始了密切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互为知己。张耒与陈师道的交游当始于元祐元年，时有酬唱，文字交往止于元符三年（1100）。儒学思想是张耒学术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他主张仁以“济物”为本，崇尚“中和”之道，倡言“常情”、近情，反对矫情、枉情，反对行使繁复的法律，主张礼法本于人情。他倡言以儒学为本的儒、道“圆融和会”，表现出会通融合儒道、包容佛禅的思想倾向，这与苏轼、苏辙相一致。张耒倡言“至诚”与“尽性”，着力阐明了“诚”的道德价值和对于治理天下国家的重要性，提出了尽性为体道成圣之本的观点。他和“二苏”在关于“诚”和“性”的观点上差异较大。张耒把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和人的精神或道德的最高境界看作“道”，又把某种学说或思想体系看作“道”，而且多从“王者之事”即“儒家之道”的角度来讲“道”。而其所谓“理”是指事物的具体规律和性质，如万物的固有之理和社会的法则、规范，不等同于“道”或“天道”，也不等同于理学家之“理”。张耒尚“理”、尚“诚”、尚“自然”的文学思想自成一家。在他看来，“明理”是诗文创作的前提，“务理”是诗文创作的关键，“理胜”与否是诗文好坏的标尺。诗之“动天地，感鬼神”的力量基于“至诚”，“诚”使诗歌艺术与人格境界达到高度统一。基于“理”、“诚”的基本观点，他大力倡导自然畅达又“务理”、“明理”之文，主张诗文要重视表达真实的思想感情，不造作，不虚假，不为文造情，不求奇求怪，推崇自然畅达的文风。张耒乐府诗在题材、内容方面有全新拓展。他不仅写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写民俗民情，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不少内容充实、特色鲜明的咏物、咏怀的乐府诗，还写有咏画乐府诗、摹写乐曲的乐府诗，道前人所未道，大大开拓了乐府诗的领地。他大量自拟新题，还创作了优秀的叙事乐府诗。他的乐府诗形式灵活多样，风格多姿多彩。南宋周紫芝称“本朝乐府，当以张文潜为第一”，并非虚言。张耒古体诗题材广泛，形式体制多样，佳作纷呈。节候感咏诗以感物兴思、叙议结合为主要创作手法，情理融通、笔力畅达。唱酬赠答之作主要以精神交流和思想沟通为旨归，凝结着个性特点和诚厚的品格。悯农与田园诗比较广泛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民与农村生活的状貌，在同时代诗人中相当突出。山川游览及纪行之作多表现其亲历实感，描叙具体，叙议结合，平实中见劲健。咏物诗或借物抒怀、咏物明志，或以表现物之神韵取胜，或以物拟人、咏物寓理，较好体现了咏物诗的审美特征。咏史诗将咏史与言志述怀紧密结合，或褒扬高风亮节、淡泊名利之士，或抒发盛衰兴亡之感。张耒创作了典型的叙事诗，一些古体诗的叙事性比较突出。张耒古体诗的总体风格是平易近人，但又不是一味地平易，不少诗往往在平易中透出劲健。张耒律诗中写景抒情之作所占比重较大，在结篇上往往几句写景（常有叙事的句子），几句抒情（常有说理的句子）。张耒长于写景。张耒律诗中重用字现象比较普遍，他没有刻意回避重字，也不愿意像多数诗人那样苦心雕琢。张耒追求自然天成，诗的最大特点是平易自然，但又不是全然不讲技巧。张耒七律境界较阔大、情韵流贯，有自然浑成、雄拔劲健之气，既具风神情韵，又不乏筋骨思理，表现出比较独特的风格。张耒七绝不乏情景交融，语浅情深、韵味悠长的佳作，且颇有俊爽之气。一部分直抒胸臆之作以写意为主，以议论说理手法传“意”，带有更多宋诗的特点。张耒各类体裁诗歌的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元祐诗坛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张耒与苏、黄的才思与性情本自不同，再加上他不愿意像多数诗人那样苦心雕琢，所以走上了有别于苏、黄的创新之路。虽然从创造一种不同于唐人的风格流派来说，他的诗的创新性还明显逊于苏、黄，但他也较多避免了苏、黄诗的一些流弊。张耒眼界大、视野宽，很能欣赏异音异色，以创新精神融众家之长，专其力打造自己的诗笔，开拓出了一片“自然奇逸”的诗世界，卓然自立于元祐诗坛。

韩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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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三苏清风扬眉州正气

报纸

“纪纲一废，何事不生？”“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非吾所有，一毫莫取。”……这些经典名句均出自眉山名人苏轼。苏轼的著述言行均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和廉洁精神，是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思想宝藏，被《习近平用典》大量引用。为服务和助推全市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近年来，我市在挖掘发扬三苏廉政文化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和探索。深入研究挖掘三苏廉政文化基本内涵苏轼清廉思想蕴藏于他的言行和著述当中，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只能通过翻阅史料记载，抽丝剥茧式地将其思想内涵一点一点地提炼出来，将廉洁元素一个一个挖掘出来。近年来，我市组织国内苏学专家、相关高校和眉山三苏文化研究院，深入挖掘研究苏轼廉政文化的基本内涵，特别是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如何对待名利、工作、生活，如何做到“清廉”“清明”“清正”。2017年，市纪委监委牵头，邀请省社科院学者、苏学专家等，查阅大量历史资料，耗时近7个月，形成了《苏轼清廉思想》，准确鲜明地提炼出了三苏廉政文化主题“功废于贪行成于廉”，廉政文化具有的“亲民、轻财、清正、勤政”四大内涵。具体来说，就是以“亲”待人的处世宗旨：乐善好施、以民为本；抱诚守真、至善亲和；身处逆境、不忘他人。以“轻”待财的生活方式：非吾所有，一毫莫取；看轻钱财，不贪不占；反对奢侈，提倡俭朴。以“清”待物的价值取向：克己奉公、不谋私利；以廉为本、整顿吏治；坚持清正、抵制奢侈。以“勤”待事的务实精神：勤政务实，政绩卓著；求真碰硬，直言敢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三苏家风研究方面，市纪委监委牵头，组织人员撰写了《三苏家风研究》论文，在《中华论坛》上刊载，得到了时任省领导范锐平、吴靖平等肯定性批示，并被列入省委中心组理论学习课题。组织苏学研究专家执笔，历时近2年，经过10余次修改，形成了17万字的《苏轼人生风范》一书，并经中国方正出版社正式出版，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组织拍摄家训家风专题片《苏门三父子情操昭千秋》，在中央纪委网站展播，提炼的三苏家训家风精髓“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等内容，收录进《中国家规》合集。润物无声打造省级廉政文化基地近期，市民进入三苏祠博物馆和三苏祠纪念馆时发现，很多地方发生了变化：有的地方新开发出了廉政景点，比如对三苏祠水景观进行了优化；增设了廉政刻石，对盘陀像周边植被进行了优化，栽植了象征“正”“直”“廉”的棕竹、桢楠、荷花等植物……这些变化都是打造三苏祠省级廉政文化基地的具体体现。据介绍，将三苏祠打造成省级廉政文化基地是我市加强三苏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打造过程，始终坚持“融入，不破坏；挖掘，不贴标；浸润，不生硬；尊重，不虚构；传承，不孤立”五大大原则，着力将廉政文化与基地建设有机通入，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打动人心、感染他人。为确保建设顺利推进，我市将三苏祠廉政文化基地提档升级作为党的建设“清风扬眉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成立了三苏祠廉政文化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多部门共同参与建设，统筹推进工作进度。市纪委、三苏祠博物馆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方式，以清单制+责任制的方式将各项工作任务明确到单位和个人，明确完成时限。通过多种形式召开专题会议推进建设进度，全力推进三苏祠廉政文化基地打造。（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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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名相杜衍史事考论

学术论文

杜衍是北宋著名政治人物，主要活动于真宗朝后期至仁宗朝中期，他以庆历贤相的声名，成为宋代“士大夫政治”背景下的官员典范。通过广泛搜集相关史料，考证并论述杜衍一生事迹及其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对于北宋“庆历之际”官员个案的研究有所裨益。　　杜衍的早年经历异常困苦，从社会底层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后来做官直至宰相，仕宦长达四十年。杜衍在地方任官时间较久，所莅任之处，都能有较大的政绩:擅长断案，屡次辨明疑狱;精于理财，常能施惠于民;治理民事，则深得各地民心。杜衍前期在朝廷任官次数少、时间短，却成就显著:如他积极建言时政，直指弊政陋规，处理公事用心严谨，法令严明，特别是在任御史中丞与开封知府时，对官吏舞弊为奸的腐败作风予以整肃，使权贵极其敬畏。庆历之际，杜衍长期担任宰辅，职掌枢密要务，积极支持庆历新政，并始终贯彻执行，特别在吏治、军政方面有较大作为:如坚决抑制以“侥幸”得官者，多次封还“内降”，并加强官吏纪律的管理;同时荐举了许多人才;还曾巡抚河东边防，决策军政大事，并反对以激进方式处理宋夏、宋辽之间的争端等。从庆历新政的一开始，杜衍因为受到反对者的不满而遭诬谤，与“庆历党议”便产生联系，其实，他在新政其间与范仲淹等革新派大臣之间的关系可谓“和而不同”，并非反对者所攻击的那种“朋党”。在庆历新政后期，杜衍实质上成为在朝廷里支持新政的唯一的宰相，由于其为官异常严厉、固执的作风，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多，最终，杜衍也因深陷党争风波而罢相。杜衍虽对新政的施行与革新派的范仲淹等人不尽完全一致，态度相对稳健，认识上也有不足，但他依旧是庆历新政最重要的幕后领导人之一，也是倡行新政者中官位最高的。　　杜衍虽是“百日宰相”，但在庆历之际众多名臣之中，以其独特的品德操行而备受宋人推崇。首先，杜衍的为官思想体现出“清正谨慎”的特点:对于官员与俸禄、自身修养与处理上下级关系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但深谙做官之道，还热心于指教后生。杜衍为人注重修身自持，生活始终清朴节俭，业余之生活志趣在于读书、作诗、书法等文艺活动上，他致仕以后也一直心系天下，彰显出“先忧后乐”的伟大人格，宋代许多士大夫将杜衍视作堪为师法的一代良臣，在为官、生活中对他不断赞誉或效仿。其次，杜衍的交游对象大多为北宋名臣贤士，交游状况别具特色，杜衍通过交游活动，对后辈奖擢教益，以其卓越的施政作风，严格的自身修养，高尚的品格影响了一批批士人。另外，在退居南都期间，以杜衍为主的“五老会”诗文唱和活动推动了北宋南都文化的兴起，“睢阳五老会”也成为了流传千古的地域文化象征与士大夫文化交游盛事。总之，杜衍作为北宋社会从前期到中期过渡时代的一位卓越的名臣、贤相，在事功、德行方面堪为典范，成为宋朝新时代士大夫的楷模，对宋代社会以及吏治、士风等政治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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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段店窑定瓷之谜

期刊

破后人称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瓷以胎质洁白细腻、釉而典雅温润，装饰工艺精湛而备受北宋皇家的青睐和历代文人骚客所追捧，也被国内外藏家和各大博物馆所珍藏。定瓷因创烧于河北定州曲阳，而被称为定窑。定窑产品以其良好的声誉自宋以来被南北许多瓷窑场竞棚仿制，形成了以曲阳为中心的定窑系，其他地区烧造的产品被称为仿定、土定、南定和新定。

冯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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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珑鲜活说三苏——《眉山苏洵》、《眉山苏轼》、《眉山苏辙》三书小序

期刊

三苏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们应当弘扬的辉煌灿烂的重要文化。刘川眉的《眉山苏洵》、刘小川的《眉山苏轼》、熊朝东的《眉山苏辙》是最近完成的研究三苏文化的重要成果。这三部书稿的作者都是眉山当代作家,他们对三苏的研究饱含着对乡邦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的激情。他们研究的视角新颖,作品鲜活通透,采用立体用笔,展示了中国文化如何造就了三苏,三苏又如何增添了中华文化的光彩,启迪我们今天该如何去认识与弘扬三苏精神。

张志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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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尊韩与宋调的初步成型

期刊

北宋文化在仁宗天圣年间出现转折,儒学复兴和宋调成型都离不开此时士人对韩愈的尊崇与学习。在文学领域,这是一个从古道、古文到古诗的演变历程。天圣前后,师法韩愈给宋诗带来的明显新变就是古体诗的激增,尊韩思潮促成了宋调的初步成型,孕育了宋诗的高峰。北宋中后期,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最终选择杜甫作为新的诗歌典范,但天圣尊韩之文化潮流在宋调初起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仍然被反复强调。

李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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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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