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找到90516条数据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期刊

她们,是母女、是朋友、是师徒;她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人民教师。1996年,19岁的邓美丽,走上了向往已久的三尺讲台。25年后,她的女儿,19岁的梁珍妮也成了一名教师。"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望……"小时候经常和妈妈一起哼唱这首歌的梁珍妮,本以为这只是一句简单的歌词,"没想到长大后我还真的成了你"。

赵经天[1];邓美丽(图)[1];梁珍妮(图)[1]

收藏

喜欢

35
宋代巴蜀学术文化述略

期刊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时代,也是蜀学发展的极盛时期。此一阶段,巴蜀大地社会安宁,经济富庶,加之本地的尊儒重教传统,带来了巴蜀文化的发展和蜀学的繁荣。本文系统总结了宋代四川地区在家族文化、经学传承、史学创新和小学研究等方面的成就,系统展示了此期巴蜀文化的面貌和蜀学繁荣的历史。

舒大刚[1]

收藏

喜欢

35
心何以安——论李白的人格精神

学术论文

李白是唐代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典型性的诗人，在他身上集中体现着中国古代文人的某些最基本的特征，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的一个缩影，一个极有研究价值的文化“符号”。本文在详细分析李白思想的复杂性的基础上，着力于理想、自我、现实三个方面讨论李白的人格精神，通过对他的人格理想的研究，可以窥探中国文人的心灵结构，或者说窥探支撑他们心灵的精神支柱，看他们心理归宿何在。李白的人格形成于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冲突与融合之中，也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导致了李白此种人格，以李白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之冲突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决定李白人格的重要因素是李白之真“我”，在本文中称为自我人格。在自我人格的主导下，现实人格和理想人格冲突再激烈也会朝着一定的方向发展，带诗人进入精神家园，达到属于诗人的心灵乐土。李白是中国的“诗仙”，生长在中国唐朝文化环境之下，他的人格特征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唯有联系盛唐气象，才能真正传达出李白的神韵。而且，如此分析，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李白，理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同时也可以对我们今人的精神生活以有益的启发。本文倾向于把人格分为理想人格、现实人格与自我人格：理想人格侧重于人格主体内在的美学理想、精神境界和人生追求;现实人格主要指人格主体外在的行为和外现的形象;自我人格则是潜在的力量，直指诗人最真实的内心，“自我”安，则心安。

贾佳

收藏

喜欢

35
湖州的前后“六客会”

报纸

H余方德从唐代开始，文人集会的形式基本形成，更形成了以地域为中心的特点。而在湖州，除了浙西联唱，前后“六客会”也是一次重要的文人雅集。作为湖州地方文化史上不可忽略的事件，前后“六客会”，又与苏轼两次来湖有关。不用说，那已是九百多年前宋代的事了。前“六客会”东道主是李常。李常，字公择，南康建昌（今江西南城县）人。少时读书于庐山白石僧舍，手自抄书，几至两目尽盲。经名医调治复明后，登上进士榜，将自己手抄的九千卷书，藏老家，苏轼为其作《李氏山房藏书记》。宋熙宁初，李常任秘阁校理，不脱学人本色。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知湖州，九年三月移知齐州。后曾任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御史中丞等职。李常知湖州半年后的九月，苏东坡（当时还称苏轼）任杭州通判三年期满，奉调知密州（今山东诸城），而调任杭州知州的杨绘仅两个月又奉调京城入翰林。杨绘是四川绵竹人，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两人同乡又同治理杭州，时间虽短，却已难舍难分。两人离杭同舟，张先、陈舜俞相约前去拜访湖州知州李常，四人以舟载酒，一路同舟而来。张先，湖州人并不陌生，他原本就是湖州人，字子野，词坛称其为张三影。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与欧阳修同年同榜进士。皇祐二年（1050年），被誉为北宋词初祖的晏殊知西安，特邀张先做他的通判，诗词唱和、相互影响，名震南北。其后，张先又知渝州、虢州、安陆，因词有名，人称“张安陆”，累官至都官郎中。在京城除晏殊，欧阳修外，他还常与宋祁、王安石、苏轼往来，退隐后在湖州、杭州都有故宅，便往来于湖、杭之间。苏轼称他为师友，在他离世不久，专门撰《祭张子野文》。1995年，中国故宫博物院以1800万元的竞价拍得张先的《十咏图》国宝，更让世人大惊：湖州张先不仅是著名词人，而且还是一位画坛高手。他是湖州人的骄傲。陈舜俞，字令举，也是湖州人，宋庆历六年（1046年）进士，又举制科第一，苏轼一直很欣赏他的才学，称“其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苏轼《鹊桥仙·七夕》就是为陈舜俞而作，称两人“相逢一醉是前缘”，又有许多和陈舜俞往来之词。但陈舜俞却是“朝中无人”，虽在熙宁间以都官员外郎身份做了山阴县令，因不奉行青苗法被降职为南康军监酒税。陈不奉职，弃官隐居秀州（今浙江嘉兴）白牛村，自号“白牛居士”，后五年而卒。另有一位贬官的湖州人刘述为会见苏轼专门从苏州赶来。刘述字孝叔，乃张先父张维“南园六老会”成员之一刘余庆的侄子，神宗时曾任侍御史，苏轼通判杭州任上曾与其会于虎丘。王安石行新法，刘述攻之，终以此贬知江州。时居提举崇禧观闲职，寄情山水之间。李常见友朋自四方来，欣喜万分，六人就相聚在霅溪西岸湖州馆驿码头旁之碧澜堂，在歌妓试喉、琴弦合奏声中饮酒欢宴，赋诗填词。碧澜堂在子城南一百步，霅溪之西岸，唐大中四年（850年）由刺史杜牧所建。北宋陈尧佑有《湖州碧澜堂》诗：“苕溪清浅霅溪斜，碧玉光寒照万家。谁向月明终夜听，洞庭渔笛隔芦花。”作为来往官员上下码头的休憩之所，碧澜堂又称接官厅。历代文人荟萃，吟诗洒墨，极一时文会之盛。两宋时期，无论是君臣还是文人士大夫之间，他们用以遣兴的手段之一便是作词唱词。李常好酒好客，也适逢生子做三朝（三天），贵客临门，他一边分赠洗儿钱和玉果，一边运用各种方式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从而使客人尽情地享受做客的乐趣，而歌词于酒席歌筵中让歌伎弹唱，承担了娱宾遣兴的重要功能。张先作为年长而又极享文名的词人，在六客中占有前辈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东道主的李常自然首先请张先老先生作词。张先也不推辞，作《定风波》记此次宴集。前有序：霅溪席上，同会者六人：杨元素侍读，刘孝叔吏部，苏子瞻、李公择二学士，陈令举贤良。词曰：西阁名臣奉诏行。南床吏部锦衣荣。中有瀛仙宾与主。相遇。平津选首更神清。溪上玉楼同宴喜。欢醉。对堤杯叶惜秋英。尽道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这就是留传千古的前“六客词”。张先率先创作后，其他人纷纷各自挥毫续之，唱和了大量饯别词。如苏轼作《定风波·送元素》，苏轼与张先各赋《南乡子》词以及苏轼作《减字木兰花（过吴兴，李公择生子，三日会客，作此词戏之）》赠李常，陈舜俞赋《菩萨蛮》，苏轼和《菩萨蛮·席上和陈令举》，李常和其他名人也应同时赋有诸多词作。这六位都是进士，苏轼、李常、杨绘三位都先后任翰林学士，陈舜俞还得制科第一，《宋史》中均有列传的人物在湖州连日欢聚，而且是无政治目的的文人雅集，饮酒畅叙，歌妓弹唱、城内游玩……一次高规格的六人欢聚，连苏轼后来写信给周开祖也说：“寻自杭至吴兴见公择（李常）而元素（杨绘）、子野（张先）、孝叔（刘述）、令举（陈舜俞）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开祖不在坐为恨。”这就是有名的前六客会，地方志、宋人笔记、东坡全集均有记录。前六客会还有个尾声。在湖州三四天相聚还兴犹未尽，李常便调官船，在船上摆上宴席和笔墨纸砚。此时歌妓已由名曲改唱张先、苏轼、杨绘等人的词作，使得一行人情绪更加高昂亢奋，一直泛舟至与湖州毗邻的淞江（今江苏吴江松陵镇）。舍舟上岸，一行人登上淞江的垂虹亭，已是夕阳西下黄昏来临之时。夜置酒畅饮于垂虹亭上，继续饮唱。赏月欢娱，兴致淋漓。第二天，苏东坡依依北上，他与张先、李常、陈舜俞等人惜别，都情深难舍。尤其是桑榆暮年的张先，他深知自己来日无多，生离可能即为死别，在苏轼登舟时，不觉老泪纵横，双手紧抓着苏轼的手不放。刘述随苏轼同舟回苏州。苏轼和杨绘同舟到京口分手，官场险恶，这次欢聚都在升职途中。想不到他俩再见面时，都遭贬，竟相遇在当时是荒芜之地的黄州……苏轼本来计划，利用这次调差机会，绕道济南（苏辙在济南任通判）探望弟弟，看看新生侄子虎儿，兄弟情深，已有三年未见。因为在湖州“六客”相会耽误的时间太多，只好取消兄弟相会的事儿，赶往密州上任了。后“六客会”后六客会在时间和人物上都有争议。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和有的宋人笔记说，后六客会发生在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赴杭州知州任时有六客之会，而且东道主是张仲谋即张昌言，应该说这两者都有误。先说东道主。东道主是张仲谋不错，但仲谋是字，不是名，他大名张询，并非叫昌言。湖州历代方志记载清晰：张询，字仲谋，浦城（今属福建省）人。元祐六年到八年，为湖州知州事。他是元祐六年二月到任的，七月苏轼来顺理成章。而施氏年谱认为张仲谋即张昌言，误。昌言名问，任给事中，曾相度河北水利，卒于元祐二年，未任过湖州职，也未到过湖州，根本不可能于元祐四年或者元祐六年主持六客会。但最近读一本苏东坡新传中，仍将后“六客会”安于元祐四年，苏轼赴杭州知州任上，还写道“伤心旧地，罪官重来”之句，看来实有辨清后“六客会”时间、人物的必要。经考，后六客会时间应是元祐六年七月，是苏轼由知杭州迁吏部尚书，顺道考察太湖水灾而到湖州，也是他最后一次到湖州，方志、宋人笔记，东坡记述也是清楚的。不光东道主张询是元祐六年二月到湖州任上的，而东坡也是七月来湖的，时间吻合。据宋人笔记载：苏轼是认识和熟悉张询（字仲谋）的，他原本是苏轼贬黄州时黄州知州徐君默的妻舅，刚由福建路转运使转任湖州知州。曹辅也与苏轼相识较早，其余三客刘季孙、苏固、张弼，均是苏轼任杭州知州后认识并结交的朋友，不可能在苏轼赴杭州任时就相知成客，突然聚会湖州。除东道主张仲谋外，其余四客是：曹辅，字子方，海陵（今江苏泰州），一说华州人。官提点广南西路刑狱、福建转运使。与苏轼相识较早。多次陪苏轼在杭郊视察游览，时应召由闽经杭州回京，与他同行。刘季孙，字景文，开封祥符人。曾官至京城枢密院事，时为两浙兵马都监，驻杭州。曾拨兵丁助苏轼治理西湖。喜文学，又是苏轼诗友。苏坚，字伯固，丹阳人。曾官至铅山县令、西安通判，现改为临濮县主簿监杭州商税。曾为苏轼治理西湖献策，叙尊苏轼为叔，交往最久。后来，东坡谪海南北归时，伯固专程在韶关南华寺等候迎接。张弼，字秉道，杭州人。似无官衔，所以之前同刘季孙、苏固陪苏轼到德清夜游半月泉时，在半月泉石刻上没有题名。曾随苏轼视察杭州新河，苏轼诗中累称其“髯张”。他送苏轼北上，直到润州（镇江）分手。由此可见，刘季孙、苏坚、张弼都曾协助苏轼治理过西湖和杭州新河，是以杭州的属下、诗友身份伴送东坡北上的。苏东坡这次到湖州已是白发苍颜，55岁的人了。他少了些风流倜傥，多了些伤感凄凉。他在离开杭州想到湖州来之前，得知前六客会东道主李常突然在庐山过世的消息。而在此之前，他陆陆续续地听到前“六客会”中的张先、陈舜俞、刘述都先后离开了人世，他老是感叹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对极了，十五年时光，真的比流水还快啊！张先，这个要我叫他张三影的人活得最大。人说七十古来稀，他却活了88岁；他和比他小17岁的刘孝叔（述）竟同年携手而去。陈舜俞那个才子没有遇上好年代，一生不得志啊，竟于前几年在秀州（今嘉兴）不声不响地走了。”刘季孙也感慨地说：“朝廷中只知道争权夺利，相互攻击，那容得下人才啊！好在人世间两样东西对人是公平的，一是时间，二是死亡。不论你有才无才，官做多大，该老得老，该死得死啊！”苏轼被贬黄州时，黄州知州徐君默给了他多方照顾，比如那块东坡地，就是徐知州批准给他耕种的，不仅让他养家糊口，还产生了东坡居士这个名字，从此“苏东坡”响过了“苏轼”，一直为天下人知。徐知州有大恩啊，苏东坡对恩人的妻舅倍感亲切。作为东道主的张询，便请苏东坡也来一首《定风波》，苏东坡没有推辞，但词写得哀婉，情绪也低沉，他写道：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绿鬓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这是留传后“六客会”的证词！苏东坡写好后，引起“五星”的一阵欢呼，称赞他写得好。东坡却说：“张先词最后说，也该傍有老人星。我开头就写五星一老斗光芒。老，老人星，十五年前是张先，15年后即是我东坡也。”五客附词不少，聚会也有三四天时间，但却多了点公事酬酢、师生情离之味。苏东坡更多的是关心湖州灾情和水利建设，没有进入那种欢饮忘归、兴致淋漓的境地。当然，除苏东坡之外，后六客中的五位，也没列入《宋史》列传。但无论怎么说，苏东坡除任为湖州知州外，这两次来湖都是载入史册的，对宣传湖州是浓重的一笔，而前后“六客”，虽有几位湖州人，只因都客居在外，因苏东坡之缘而来湖城聚会，对湖州人来说都是“客”啊。

2014年9月20日 A12：A12－南太湖文史稿件来源：湖州晚报

收藏

喜欢

35
书李世南所画秋景

期刊

野水参差落涨痕(2),疏林欹倒出霜根(3)。扁舟一棹归何处(4)?家在江南黄叶村。

苏轼[1]

收藏

喜欢

35
论杜甫晚期今体诗的特点及其对宋诗的影响

期刊

杜甫入蜀以后，对今体诗的艺术形式极为留意，所以他自称“晚节渐于诗律细”。但与此同时，他又说自己“老去诗篇浑漫与”。本文认为，这两句似乎是互相矛盾的话，正说出了杜甫晚期今体诗的一个特点：他在今体诗这种新诗体的建设（也括格律、题材范围、表现手段、风格倾向等方面）基本完成后，又尝试着打破其束缚，这就使杜甫的一部分今体诗呈现出与多数盛唐诗人颇异其趣的艺术风貌。杜甫的这一探索在唐代没有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但对宋代诗坛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莫砺锋[1]

收藏

喜欢

35
对宋代黄河水灾原因的分析

期刊

研读两宋历史可知:两宋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采取过一定的措施,比如多次颁布相关法规。但宋代自然环境依然有恶化趋势,比较明显的是以黄河为代表的几大水系洪灾较为频繁。就其原因,除了这一时期气候比较异常外,我们认为主要是宋代经济发展带来人口大量增长及长期战乱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所导致。当然也和当时人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薄弱,认识欠缺有一定的关系。

袁冬梅[1]

收藏

喜欢

35
庄子物化思想研究

学术论文

《庄子》以其精深微妙的哲思吸引着海内外无数学者的研究和思考。其中，物化论是庄子哲学中极为重要而又颇富特色的思想理论。它作为庄子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解读庄子思想的重要切入点。本文首先从《庄子》文本入手，对文本中所出现的“物化”概念进行了梳理和分类，继而按类型的划分，对不同语境中的“物化”概念作出细致详实的分析。随后将物化涵义进行了物理层面、意识层面、实践层面和特殊层面的梳理和分析，并通过比较分析法，与西方一些相关概念做出比较研究。物化思想的重要性更是在于它是庄学中的齐物思想和审美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庄学中的齐物观和审美哲学都有十分深刻的联系，不仅直接为庄子的齐物思想做出重要论证，是齐物思想的理论基础，更体现出美学的实质。最后，结合时代精神，指出物化思想与当今时代所倡导的生态文明观、人生价值观以及工匠精神的融通。庄子物化思想内涵丰富，层次深刻，与庄子哲学的其他思想关联甚多，继续深挖这座仍有待开发的思想宝库，不仅可以系统化庄子的“物化”思想内涵，更能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精深庞大的庄学系统，并对物化思想的当代价值做出思考，为古老的庄学思想增添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

邢鑫鑫

收藏

喜欢

35
李白与孟浩然同游溧阳考辨

会议论文

＜正＞长期以来,李白与孟浩然同游溧阳之观点,在李白研究界有争议,这始于李白《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赠同旅》的诗题下多了一行注“一作赠孟浩然”。两宋本、缪本均注：“一作赠孟浩然”。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也沿用此注。既然“一作赠孟浩然”,有专家干脆将诗题改为《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赠孟浩然》,并以此为由,认为李白与孟浩然相识、同游于溧阳。

奚渭明

收藏

喜欢

35
我昔尝为径山客

报纸

“我昔尝为径山客，至今诗笔余山色”。在杭州余杭径山镇的双溪畔，我读到这句镌于石头、落款为苏轼的诗，不禁停下脚步。我在手机上查，确定这句诗真是苏轼的手笔，而此“径山”，也确是我此时置身的余杭径山。如果没有“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世人关于西湖的想象难以灵动；如果没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后人关于赤壁的怀想也许不够壮阔。而径山，与其他这些胜地，因着苏轼笔墨而处同一序列。辛丑之夏，我与同行者说：“先前对径山还真陌生，没想到苏轼留过诗，那就不是径山的名气不够，而是我孤陋寡闻了。”通常，每接近一个地方，我会搜索相应的人文信号。而径山，我却疏忽了，只是觉着一个乡镇名为径山，想必是有一座名为“径”的山。以“径”为山名，我判断有两个缘由，一是这座山不好登临，二是这座山不得不登临。山与径，联想开来，内涵是无比丰富的。莫名其妙，我就想起座右铭：“书山有路勤为径”。读到苏轼诗句的刹那，我如受电击，突然意识到径山在历史深处的某种显赫与端庄。“至今诗笔余山色”，从诗句判断，在那里的“客居”生活，甚至长期影响、浸润了他的写作，也就是说，苏轼辉煌的诗词巨产离不开径山的一份贡献。有苏轼对径山的这番评价，谁还能小觑径山？我怪自己的浅薄，“有眼不识径山”。“我昔尝为径山客”。显然，苏轼与径山是“老交情”了。我查了查，此句出自苏轼的诗作《送渊师归径山》，诗中提及当时情形“溪城六月”，湖州别名“霅溪”,“溪城”乃霅溪之城。在湖州的遭际，大概是苏轼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皇帝派他到湖州当太守，他按常规作“答谢词”。结果，有人从他的“答谢词”里勾连出对朝廷不满的弦外音，遂成“乌台诗案”，差点要了他的命。但在案发前，澄慧禅师有意离开径山寺，到湖州将想法告诉苏轼。苏轼写下《送渊师归径山》，说径山如何好，劝慰澄慧禅师安心留在径山：“师住此山三十年，妙语应须得山骨。”径山寺的僧人与苏轼怎么会熟到这个份上？有点不可思议，但以诗为证：“山中故人知我至，争来问讯今何似。”苏轼与径山的交情，得从苏轼初任杭州通判时算起。那年，苏轼差不多35岁。当时他是被“下放”到杭州，且不是“主要领导”。豁达如苏轼，倒也乐得逍遥，在杭州工作之余到处寻友访僧、寄情山水。就这样，在径山写下第一首径山诗《游径山》，“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苏轼写径山的诗，我能读到的至少十首——《自径山回，得吕察推诗，用其韵招之，宿湖上》《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再游径山》《初自径山归，述古召饮介亭，以病先起》……可见径山在苏轼心中的分量。经“乌台诗案”，苏轼流落各地。在黄州时，径山寺派僧人到黄州求碑文，他爽快应了。他得唐代释迦佛像，也托人送给径山寺。从海南归，径山寺维琳大师得悉他在常州，就赶来探望。苏轼感动之余，落笔一首《答径山维琳长老》“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径山是一部读不尽的书，吸引苏轼的，不止于自然之山，还有禅与茶，还有人世暖意。余杭的同仁津津乐道，说径山寺系唐代古刹，在宋代被列为“江南五山十刹”之首。宋元明，日本僧人谒径山者络绎不绝。随同佛学漂洋过海的，还有茶道。唐时煮茶，宋时点茶，明时泡茶。如今时尚的日本抹茶，据说就是径山寺“点茶”流去日本后的“出口转内销”。我相信，径山寺是名不虚传的。在径山镇，现存有陆羽泉，据称陆羽曾在此泉一侧筑舍写《茶经》。我曾在湖州长兴水口顾渚村见有纪念陆羽的场所，亦称《茶经》著述处。此“顾渚”，即苏轼“千金买断顾渚春”的顾渚。我想，一部经典之作应不是于一时一地所写，多地遗迹乃属正常。陆羽在《茶经》曾记述余姚茶事：“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可见，此著之旁搜博采。湖州、径山，苏轼与陆羽因笔墨或行迹，在三地交集。如此种种，禅茶一味，似有暗合。

收藏

喜欢

35

到底了

新浪微博

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