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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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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他的《种桃杏》中写道：“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意思无论身处天涯海角，只要内心平静就能安然地把所在地当做家乡。这首诗体现了白居易虽贬谪在外，依然乐观豁达的心态，这也与他的“乐天”之字颇为相得，很有些入禅的味道。后来苏轼在他的《定风波》中引用了白居易的这句话：“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当时也被贬岭南，遭遇和心情跟白居易一样，所以才发出同样的感慨。“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人生到处谁非客？得意江湖便是家”……并非只有白居易、苏轼那样相同境遇的文人骚客才有如此共鸣，其实很多江湖道人也都感同身受。人活着说白了就是要内心安稳，只有这样，才能感觉到幸福，心安便是归宿。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故乡，无论是出生地，还是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想想自己一生的经历，除了出生地外，多数时间为了工作辗转奔波于全国各地，家也随着工作的变动四处迁徙，虽然有形的故乡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湮没在繁华与喧嚣之中，但精神的家园却始终在内心安放，而且变得愈发纯净丰盈，我想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心安”吧。人生就像一艘远行的小舟，会驶过山川小溪，也会驶过大江大河，会与很多名山大川相伴，也会与很多城镇乡村同行，还会在很多港口码头驻留停靠，这些数不胜数的停靠驿站，有的就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二十余载求学路，十七年间军旅行；三年脱贫攻坚战，心安处处皆是家。这些星星点点的人生驿站，短则两三年，长则十几年。每在一个地方工作生活，都会有自己熟悉的朋友、熟悉的圈子、熟悉的环境，而且也会慢慢对这些地方产生感情。这些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如今已成了我记忆中的精神家园，不管环境如何变化，岗位如何调整，职务如何迁调，我都能像白居易、苏轼一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时刻提醒自己要顺时而变随遇而安，始终保持内心的“心安”，把种种经历当作个人安身立命安贫乐道的心智历练。这些年来我与家人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对故乡的思念也只能寄托在美好的梦境里。还好，如今发达的通讯网络拉近了时空的距离，就算身在天涯海角，但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所有的思念和牵挂，都能在无形的电波中得到传递，隔屏相望，天涯即是咫尺。的确，滚滚红尘，心安即可。我们现在或将来生活的每一片土地，跟故乡也没有多大的区别，有所区别的只是自己不同的心境而已。此心若安，何处不是故乡？他乡故乡，原无区别。那些将要去的远方，今后都将是我们从未谋面的故乡，不管身在何处，我们都要有“此心安处是我家”的心境。如此，安好！

□蒋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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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能解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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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学做诗歌拓展课程，一个同学拿了洛夫的《唐诗解构》问我：“什么是解构？”又指着书里的诗问，“这是翻译吗？”这个问题提得好。这是位六年级的学生，作为一名参加诗歌拓展课的学生，应该对中国的诗歌有起码的了解，比如《诗经》第一首的篇名应该说得出，《关雎》的开头四句必须能脱口而出，至于唐诗宋词更是要了解多多，那可是中国最美的文字江山。他是听了我的话才去书城（我特地关照一定要到实体店里去挑选自己喜欢的书），没想到他选了这一本，给我出难题来了。

铁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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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宫《朝元图》人物服饰中宋代服饰文化特征研究

期刊

永乐宫壁画作为元代壁画中的璀璨明珠,在我国壁画艺术史上熠熠生辉,永乐宫壁画丰富多样的人物服饰更是其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文章以永乐宫壁画代表作《朝元图》中出现的人物服饰为切入点,通过研究、分析其人物服饰形制、首服、服饰品、服饰图案纹样,来探究《朝元图》中的宋代服饰文化元素。

潘莹莹[1];侯珊珊[1];刘小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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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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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深酒香□孟飞“酒好不怕巷子深”这句话，流传甚广，可它的出处却鲜为人知。187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泊船泸州时，他早闻温永盛酒的盛名，派人去买，谁知仆人经久不回。原来温永盛酒坊在深巷中，要蜿蜒很久才能寻到，所以耽误了时间。张之洞打开酒坛，顿时就觉一阵沁人心脾的酒香扑面而来，他品酒后意犹未尽，遂循香问道，亲至温永盛酒坊饮酒。在这个泸州酿酒家族的酒坊里，高朋满座，酒坊外载酒的马车延绵不绝，江边盛酒的船只往来不断。如此繁盛的景象让张之洞感叹，真是“酒好不怕巷子深”啊。乘着酒兴，他还当场留下了“酒好不怕巷子深”和“川中佳酿，于斯为盛”两幅墨宝。从此，“酒好不怕巷子深”就成为了人们描绘美酒的佳话。泸州酒史□古梓烨泸州是我国酿酒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之一。1983年，泸州市郊出土的第8号汉棺上的巫术祈祷图中，两巫师高举酒樽，昂首相对，证明泸州当时不仅有酒，而且已懂得“酒以成礼”。宋人编成的《文献通考》记载，泸州每年征收的酒税在一万贯左右，占地方商税收的十分之一。宋代泸州人已掌握了烧酒制法。当时的大酒，在原料选用、工艺操作、发酵方式以及酒的品质等方面，都与今天泸州酿造的浓香型曲酒非常接近，可以说就是今天泸州老窖大曲的前身。明代酒城泸州又开始了新的发展，结果之一就是使当代的泸州人拥有了现存最完整、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具有400多年悠久历史的泸州老窖窖池。泸州老窖陈列馆里，珍藏着一只乳白色筒形粗瓷包装酒罐，上写“三百年老窖”，背有“豫记温永盛酒厂”的款记。据温氏11代传人温筱泉先生回忆：同治8年（公元1869年），温家九世祖温宣豫从泸州舒聚源酒坊购得十口陈年老窖池，酿制三百年老窖大曲。这一包装证明了大约在19世纪70年代，已有三百年老窖大曲的名称出现。酒国诗录□张洋“诗成酒力雄”，自古以来，酒后吟诗，诗中带有扑鼻的酒香。早在汉代，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就写下了“蜀南有醪兮，香溢四宇，促吾悠思兮，落笔成赋”的辞赋，对泸州酒的醇香倾倒不已。苏轼在宋嘉宗四年，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一起游泸州，写下《浣溪沙·夜饮》：“佳酿飘香自蜀南，且邀明月醉花间，三杯未尽兴尤酣。”黄庭坚曾因贬谪来泸州住了半年，也吟出了“江安食不足，江阳酒有余”的诗句。明代诗人扬升奄邀请朋友饮酒作诗，总会开怀畅饮泸州小市酒：“玉壶美酒开华宴，团扇熏风坐午凉。”他与好友简绍芳分别,送行时写道：“艳曲荧弦别思长，华灯相对少晖光，江阳酒熟花如锦，别后何人共醉狂。”被称为“巴蜀第一才子”的张问陶，留下了2000多首诗，大部分描写泸州的酒和泸州的风土人情。他写道：“城下人家水上城，酒旗红处一江明，衔杯却爱泸州好，十指含香给客橙。”诗中写出了泸州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和酿酒业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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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论“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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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所论的“文”既包含文学意义上的散文,又包含写作学意义上的文章。至“绚烂”者至“平淡”、文如其人、“辞达”的关键在于辞能达意,这是苏轼所提倡的“为文”的三个命题,它们讨论的是文风与人格、语言与思想情感的关系。

方星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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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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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军文图1欧阳修刚刚三岁，父亲去世。母亲郑氏带着他投奔任随州小吏的叔叔。郑氏“恭俭仁爱而有礼”，艰难度日而言笑自若，以荻画地，教欧阳修写字背诗。随州有大姓李氏，家多藏书。欧阳修常游其门，借书抄诵。十岁时，于故书中得到一套“脱落颠倒无次序”的《韩昌黎文集》，乞以归，“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欧阳修写诗作赋，下笔如成人。叔叔也十分高兴：“奇童也，他日必有重名。”天圣六年（1028），21岁的欧阳修带着自己的文章，拜谒镇守汉阳的学士胥偃。胥偃看到这个瘦弱的贫寒小子，大奇之，留置门下，“开端诱道，勤勤不已”。冬，胥偃把欧阳修带到汴京。天圣七年（1029），欧阳修在国子监的馆试、解试，和次年的礼部省试中“连中三元”，均获第一。欧阳修踌躇满志，认定状元非己莫属，专门做了一身新衣服。王拱辰顽皮，穿上喊叫：“我穿上‘状元袍’啦！”没想到，王拱辰真的中了状元。主考官晏殊说，欧阳修锋芒外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2“酒美春浓花世界，得意人人千万态。莫教辜负艳阳天，过了堆金何处买？”欧阳修春风得意，高中第十四名，又喜上加喜，娶恩师胥偃的女儿为妻。阳春三月，欧阳修带着娇妻来到洛阳，任西京推官。“河南丞相称贤侯，后车日载牧与邹”。西京留守钱惟演嗜好读书，博学爱才，幕府多名士。欧阳修与尹洙、梅尧臣、富弼等文酒相娱，风雅快活，“少年意气易成欢，醉不还家傍花寝”。一次，欧阳修与诗友们同游嵩山，暮归，抵龙门香山，大雪纷飞，登石楼，望都城。忽于烟霭间，有策马渡伊水来者。原来是钱惟演送来美酒歌妓，并说：“衙门没什么事情，请你们留在龙门赏雪，不用急着回来。”莱公寇准的女婿王曙继任留守。老头子对年轻人严格要求，斥责道：“公等自比寇莱公何如？莱公尚坐奢纵取祸，况其下者。”众人不敢应声，欧阳修站起来说：“以修论之，莱公之祸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乐极生悲。年仅17岁的胥夫人，产后去世。“可见唯梦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见兮，又若有而若无。乍若去而若来，忽若亲而若疏。”后来，欧阳修续娶故宰相薛奎的二女儿。薛奎的大女婿，乃王拱辰。王拱辰的夫人去世，又娶了薛家的三女儿。欧阳修写诗调侃：“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二人虽为连襟、好友，吏部拟进王拱辰为宰辅，欧阳修认为不妥。王拱辰终身不至执政。3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以刚直被贬，大臣争相求情。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欧阳修写信骂道：“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上书，将欧阳修逐出京城。范仲淹起为陕西边帅，召欧阳修。欧阳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庆历三年（1043），仁宗重用范仲淹、杜衍、富弼、韩琦等变法，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欧阳修首在选中。新政失败，范仲淹等再遭贬黜。欧阳修等也被视为庆历“党人”。欧阳修写《朋党论》。其略云：“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4仁宗非常欣赏欧阳修的为人和才华。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上朝辞行时，仁宗依依不舍，亲口挽留：“别去同州了，修《唐书》吧。”欧阳修主编《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唐书》列传部分为尚书宋祁所修。朝廷以一书出两手，体例不一，令欧阳修统一删改。欧阳修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多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一无所易。一天早上，宋祁上班，见门上写下八个字：“宵寐非祯，札闼洪休。”端详了半天，不禁大笑：“这不就是一句俗话‘夜梦不详，题门大吉’嘛，至于写成这样吗？”欧阳修笑道：“我是在模仿您修《唐书》的笔法呢。您写的列传，把‘迅雷不及掩耳’这句大白话，都写成‘震霆无暇掩聪’了。”宋祁会心一笑，写文章也平易起来了。书成，御史说：“旧例修书，只列局内官高者一人姓名，应署您的名字。”欧阳修说：“宋公于列传亦功深者，为日且久，岂可掩而夺其功乎？”宋祁感叹：“自古文人不相让而好相陵，此事前所未闻也。”5曾巩擅长古文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埋没于草莽。他贸然给欧阳修寄去一封自荐信和一篇《时务策》。欧阳修大为感慨，特撰《送曾巩秀才序》，纳入门下，“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张方平与欧阳修政见不同，素不相能。范仲淹、欧阳修当政，将张方平等人罢免。张方平为中丞，多弹劾欧阳修。交怨颇深。嘉祐初，张方平守成都，欧阳修为翰林。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弟兄二人来到成都，拜访张方平。张方平说：“文章我不行，还是要依仗欧阳修。”欧阳修收到张方平的书信，毫无芥蒂，读了苏洵文章，更赞不绝口。立即向宋仁宗上《荐布衣苏洵状》说：“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担任主考官，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一份答卷特别精彩，颇具“孟轲之风”，本当列为第一。欧阳修猜定曾巩所写，为避嫌，列为第二。复试时，又见到一篇《春秋对义》，毫不犹豫，列为第一。两篇文章，均出自苏轼之手。欧阳修给梅尧臣写信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这一榜，出“嘉祐十子”，苏轼、苏辙、曾巩三位文豪，张载、程颢、程颐三位大儒，吕惠卿、曾布、章惇三位宰相，还有一位卓越的军事家王韶，被称为千古罕见的“龙虎榜”。那些词采华骚、险怪奇涩的太学生一个未中，汹汹不满。等欧阳修路过，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而北宋文风，自此大变。《宋史》将欧阳修与韩愈并重：“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6欧阳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年轻时曾被贬夷陵县令，取旧案反复观之，见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仰天叹道：“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稍稍马虎。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母亲告诫欧阳修：“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欧阳修将父亲之仁厚宅心服膺终身。7“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欧阳修生性旷达，被贬滁州时，自号“醉翁”，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碁一局，而尝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他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谓之《集古录》。欧阳修书法，亦引领一时风骚。苏东坡评曰：“用尖笔乾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晔如也。”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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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文贺启受主考二则

期刊

苏轼贺启文字的某些篇目,其受主疑不能明,学术界有不同说法,本文对《贺韩丞相再入启》、《贺吕副枢启》之受主进行考辨,通过文本解析,探求内证,结论坚挺,有说服力。

张志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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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狱讼胥吏的地位

期刊

狱讼胥吏在宋代司法行政体系中的地位非常特殊,他们在实际司法过程中的作用非常关键,但其地位却非常卑贱.就整体而言,胥吏通常很贫困,需要在公务活动中收取手续费来维持生活,并受到上级官吏的层层盘剥.虽然朝廷一度重视胥吏问题,但在社会政策上,通过禁止宗亲与胥吏通婚等措施,在胥吏与其它阶层之间划定一条清晰的界线。另外,在政治上,朝廷也不断通过降低吏人出职级别等措施阻止胥吏利用原有的晋升途径进入官员行列。权力与身份的强烈反差势必给宋代法制发展造成巨大影响。

张正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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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对成都府路、梓州路少数民族的治理研究

学术论文

宋代，在成都府路的茂州、威州、雅州、黎州、嘉州和梓州路 (后升为潼川府路)的泸州、戎州(后改为叙州)地区，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这种状况至今仍然未有根本改变。尽管有不少学者已经在宋朝如何治理这些少数民族的研究中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总的来说，系统、深入的研究不多。因此，“宋朝对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少数民族的治理”还是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由导言和正文五章及结语组成。导言部分主要阐述选题的意义及其研究现状和当前需要着力研究的几个问题。第一章是宋朝成都府路、梓州路少数民族的分布。在成都府路，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茂州、威州、雅州、黎州和嘉州。这些少数民族分别被称之为茂州蛮、威州蛮、雅州西山野川路蛮、黎州诸蛮和嘉州虚恨蛮。在梓州路，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戎州(后改为叙州)和泸州，它们分别被称为叙州三路蛮和泸州蛮 (或者泸夷)。叙州三路蛮由南广蛮、马湖蛮和石门蕃部三部分组成;泸夷内部主要分为乌蛮和僚两部分。第二章是宋朝对成都府路、梓州路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之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设置羁縻府州。在成都府路的黎州，设置了54个羁縻州，雅州设置了44个羁縻州，茂州曾设置过17个羁縻州，威州设置了2个羁縻州，在嘉州未设置羁縻州，但把嘉州的虚恨蛮纳入少数民族来治理。在梓州路戎州，设置了30个羁縻州，在泸州设置了17个羁縻州。二是“树其酋长，使自镇抚”。主要内容是对少数民族上层的官封，宋朝直接任用、加封其作为土知州、土知县或土刺史，让其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宋朝对少数民族上层的官封，主要有因朝贡而受封，因助宋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有功而加封，因承袭需要而加封，因其它需要而加封。不过，也存在少数民族上层宋朝未任命过，只是默认的情况。不管是否经过官封，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少数民族上层都要承担一定的义务，才能享有一定的权力。权力主要是领有民族武装和世袭官职。承担的义务主要有：臣属宋朝和向宋朝朝贡。虽然是一项义务，但是少数民族上层通过朝贡，可以从宋朝这里获得许多利益：丰厚的物质回报，中央王朝的封玺，免受中央王朝发兵征讨。所以才出现朝贡封赏，岁岁不绝。宋朝的朝贡比以前有了新发展，主要表现在：入贡时间作了规定，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少数民族主要是五年一贡;同时还有一些其它规定。三是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少数民族地区羁縻之治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羁縻州设置、管理更加严密。可以从三方面反映出来：羁縻州设置更加严密;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民族酋领承袭法;制定了进贡的一套具体制度。二是宋朝在成都府路、梓州路少数民族地区的开拓与羁縻府州的废止。文中首先分析宋朝对成都府路、梓州路少数民族地区的禁山禁地，但到了北宋神宗以后，对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少数民族地区作了一些改革，于是宋朝在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开拓，废除了一些羁縻州，设立正州，但大多数后来又恢复为羁縻州。这也是宋朝在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少数民族羁縻地区试图有所改变的一种表现。第三章是宋朝对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少数民族的因俗而治。主要由二部分组成：一是“法制”从俗。法律上实行民族习惯法。另外还制定了介乎于俗法与汉法之间的蕃族法律制度。在蕃族法律中，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少数民族地区典型的是“泸州法”，主要是根据“黔州法”中的五等刑罪分别减少罚纳的数量而制定的。但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仍然只能适用“俗法”。宋朝还对擅杀蛮人的汉官加以严惩，对使用夷法不当的官员，也要进行追究。二是盟誓。文中主要对宋朝与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少数民族之间盟誓的基本情况，盟誓的背景、原因及其作用、影响进行分析。盟誓在改善民族关系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成为宋朝治理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少数民族的一种重要手段。第四章是宋朝与成都府路、梓州路少数民族的经济往来，主要分析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宋朝与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少数民族间的贡赐贸易。朝贡是少数民族上层对宋朝承担的一项义务，既属于政治方面的一项义务，也是宋朝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一种经济交往。少数民族输送给宋朝的物品主要是土特产品，其中马最多。宋朝要赐予少数民族丰厚的物品，主要是少数民族上层需要的钱币和锦帛。二是宋朝与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少数民族的互市。在互市中，市马贸易是最主要的。宋朝在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众多市马场。宋朝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少数民族市马贸易有两大特点。特点之一是重在羁縻。特点之二是宋与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少数民族市马数量，受西北买马数量的影响。三是经济往的作用：经济往来加强了宋朝与各少数民族的经济联系，达到了羁縻之治的目的;促进了各少数民族与内地的交往，同时也促进了贸易双方经济的发展。第五章是宋朝对成都府路、梓州路民族冲突的处置。内容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宋朝成都府路、梓州路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冲突。概括起来，可分为夷汉冲突和蛮夷冲突两大类型。夷汉冲突又可分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冲突，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政权的冲突。从史籍记载来看，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少数民族地区的夷汉冲突以少数民族与汉族政权的冲突为主，蛮夷冲突相对较少。二是宋朝对成都府路、梓州路民族冲突的处置方式。主要的手段有和断;打击与招抚;在接连少数民族的地区设置砦堡和义军、土丁进行防御。三是对宋朝处置成都府路、梓州路民族冲突的评价：其一，密切了宋朝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其二，增进了少数民族之间的了解;其三，促进了民族融合。最后是结语部分。主要分析宋朝治理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少数民族的特点。特点之一是把成都府路、梓州路少数民族地区作为宋朝不可分割的部分来治理;特点之二是自觉利用经济手段来加强对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少数民族的治理;特点之三是充分发挥少数民族自身力量在治理中的作用。

赵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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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苏东坡与蕲水名医庞安常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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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学而优则仕,遭奸臣暗算,流放黄州;庞安常,弃仕从岐黄之术,造福乡间。两人都博学多才,知医药,爱字画。"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秉性相投,一见如故,遂成莫逆之交。苏东坡离黄后,他们仍以笔墨继续神交。多年的交往传奇,真情厚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医学遗产、艺术遗产和道德遗产。

饶学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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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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