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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隐喻视角下苏轼词中意象的两译本对比研究

学术论文

隐喻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不同的语言体系包含着不同的隐喻体系。认知科学认为，隐喻并非仅仅是传统观点所视的一种修辞手段，而是一种认知方式。隐喻的心理运作机制是通过一个概念域向另一个概念域的结构映射，其实质就是用一个具体的概念来理解另一个抽象的概念。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增益于构思巧妙的意象，其中许多是隐喻。跨语言的隐喻系统存在诸多异同，因此，值得研究的是，隐喻的翻译是否可以在源文本和目标读者之间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鉴于此，本研究以苏轼词为例，旨在探讨许渊冲译本和朱莉叶?兰道译本在隐喻建构中的认知异同。本研究基于许渊冲和朱莉叶?兰道共同翻译过的15首词，通过对比许渊冲和朱莉叶?兰道对隐喻的认知建构，得到如下研究发现：　　本研究中苏轼的15首词里有203个意象，其中有60个是隐喻。根据概念隐喻的分类，这些隐喻归为方位隐喻，实体隐喻和结构隐喻，每个类别隐喻的分布各不相同。　　研究还发现，许渊冲在处理隐喻翻译时，隐喻对隐喻占25％，隐喻对白话占73％，隐喻省略占2％。与此对照，在朱莉叶?兰道的译本中，隐喻对隐喻占7％，隐喻对白话占81％，隐喻省略占12％。对比表明，许渊冲对隐喻认知的重新建构比兰道体现出更多的译者主体性。　　对比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认知建构发现，在概念隐喻中，许渊冲译本在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建立了更直接的桥梁，即构建了更好的跨域映射。通过源域到目标域的认知建构，目标读者更便于理解原文本，同时能更多浸润于源语表达的概念隐喻、诗学特征和文化要素。

罗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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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论文艺创造的自由境界

期刊

古代文论史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它与当代思想应当有更多的联结点,应该与当代社会建立更有活力的联系。在当前的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创造性的模式转换中,我们的古文论研究应该有自觉的当代意识。所以,从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的联系这一角度对其文论作一新的审视,当是不无意义的事,笔者已有专文对苏轼文化人格的独立精神作了较为详尽的说明,本文则试图对苏轼在独立的文化人格基础上对文艺创造的自由境界的自觉追求和理论表述作一点分析,并探讨其与当代思想的联结。

张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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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过险径是大道

报纸

旁蔡元藻在我国古代影响最为深广的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中，有这么几句话：“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它的意思就是说：苏老泉这个人，已经二十七岁了，才开始发愤读书。他的年纪已经很大，尚且悔恨读书太迟，于是发愤苦读，终于读成了一名文学家。你们后生小辈，要趁早想一想，应该如何向他学习呀！这里说的苏老泉，就是北宋时期有名的文学家苏洵。他就是苏东坡的父亲。他与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一样，也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四川眉山县人。他家境殷实，生活优裕。他有三弟兄，大哥，二哥都已进士及笫，二哥还在朝廷做官。他排行第三，是父母最小的儿子。苏洵与他两个哥哥一样，也是六七岁就上学了。他天资颕异，思维敏捷，都说他是块读书求学的好材料。但是，他生性内向，沉默寡言，性格古怪，不爱读书，就喜欢跟那些浪荡子弟游玩。对于学业，他一直不专心，不用功。因此，他几次参加乡试科考，都是铩羽而归，名落孙山。当时的科举考试，有一套固定的规矩和形式。要达到那些要求，就必须下一番苦功夫，就必须强记某些经典的篇章、段落和名言警句，必须强记某些史实、典故和某些字、词、句的准确解读。可是，由于他不用功读书，该记的没记住，该理解的没弄懂，应知应会的他也没学到手。再加上他写的文章不合时尚，不对主考官的口味，作的诗也不能吸引主考官的眼球，所以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落榜。时光如百驹过隙，苏洵一晃就20岁了。这时他已婚娶。岳丈家是邻近的青神县一家富豪。贤妻程氏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知书识礼，而且学识不浅。他们已有三个孩子，前两个不幸夭折了，只有眼前的一个女儿，名唤八娘，虽然生得聪明乖巧，很是可爱，但他还是想生一个男孩。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12月19日，他终于如愿以偿，一个大胖小子就降临在他的名下。这，就是后来的苏东坡。两年之后，他又生一个男孩，这就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在这段岁月里，苏洵对自己上学读书，求取功名这件事，有过反复深入的思考。他认为，自己读书用功不够，功底太浅，所以久考不中，这是事实。但那种科考制度，也确实让人不可捉摸，难以应对。你防东他打西，你防西他又击东。为此疲于奔命，却很难取胜。与其如此受磨，还不如弃绝功名，托身学术，著书立说，以言立世。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妻子程氏合盘托出，程氏见他有志向学，不再浪荡游玩，立即表示赞同。她说：我终于等来了你的这些话！我终于看到了我期望中的夫婿苏洵！从明天起，家里的大事小事都不用你管，一切由我承担。你只管读好你的书，顺便辅导和督促两个孩子的学业就行了。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你一定会出人头地。现在你才二十七岁，到那时，也还未进不惑之年，正值血气方刚，大可作为的时候。夫君，我就等你这一天了！从这以后，苏洵谢绝与他素所往来的游荡少年，闭门谢客，发愤读书。他先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籍，包括经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尚书》，还有“三礼”，还有，《周易》、《春秋》、《左传》，以及《说文解字》等书找出来，一本一本地读。这些书他大部分都读过，只是有的没读熟，有的没读懂，现在从头再读，毎本都读七八遍。其中《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诗经》中的风诗部分，都能背诵。接着他又把史书如《史记》、《汉书》之类翻出来认真阅读。对其中那些著名的人物传记，也反复读四五遍。对有些精彩段落，还读到大体能背诵的程度。接着他先后将子部书和集部书又陆续找来认真仔细地阅读。其中，他对孙子和孙膑那两部兵法读得更细，领会更深。对楚辞和乐府诗歌也大都读得能够背诵。此外，他对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汉初的黄老之学，魏晋的玄学，也有所涉猎。苏洵在发愤苦读之初，曾给自己定了一条规定，那就是五年之内，封存笔墨纸砚，不写任何文章，待五年之后，再视当时情况而定。而今已过六年，苏洵就常常感到“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也。”从此，苏洵边读边写，在几年之间，他就先后写了若干系列文章，如《权术》、《几策》、《衡论》，还有《六经论》、《洪范论》、《史论》等等。可惜，这些文章大部分都已散佚，现在存世的仅百余篇。由于他的这些文章见解独到，文风高古，清新流畅，特色鲜明，很受一般读书人的追捧。有人说，《三字经》中关于“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的说法不准确。说苏老泉发愤读书是二十五岁，不是二十七岁。这是苏老泉自己说的。诚然，苏老泉是说过类似的话。他在第一次《上欧阳内翰书》中说，“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他这里说的是二十五岁“始知”读书，而不是说二十五岁“始发愤”读书。他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也仅仅是比他此前“昔予少年，游荡不学”（苏洵《嘉祐集。祭亡妻文》）好一点。但是由于他这时仗着自己脑子聪敏，记忆力也强，竟认为“读书并非难事”，还认为别人并不比自己高明，结果那年他出应乡试举人，却又一次落第。这次失败，才使他痛自检讨，才有他愤然将几百篇旧稿一火而焚之的故事。当他真的下决心认真读书，发愤苦读时，实则己是二十七岁了。所以他逝世后，欧阳修给他作墓志铭，张方平作墓表，以及宋史本传，都说他“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再说，《三字经》成书于南宋，距苏老泉生活的年代仅隔数十年，《三字经》的作者，相传为王应麟，也是一名大儒，在治学方面，是有基本素养的。他绝不会把道听途说的，未经核实的人和事，写进一部启蒙后代的重要读物中去。因此，“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应该是可信无疑的。公元1056年，饱读诗书的苏洵，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决定赴京赶考。他们先到成都，拜谒当时的益州太守张方平，受到赏识和尊重，张方平还为他们父子三人给欧阳修写了推介信。然后，苏洵父子又前往四川的雅安，又得到雅安太守雷简夫给欧阳修推荐苏氏父子的亲笔信。于是苏洵父子三人走梓潼、剑阁、阆中，经米仓道，进入陕南，再折头向东，抵达京师汴梁。到京师后，苏洵就带着张方平和雷简夫的介绍信，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还带着他那一大叠文章，前去拜谒欧阳修。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泰斗，又是朝廷高官，天子近臣，而苏洵乃穷乡僻壤的一介布衣，却受到欧阳修的热情接待，令苏氏父子终生感激不尽。会面后，欧阳修很坦诚地表示：文章，要先看看再说，如果优秀，他定当举荐。至于两个儿子，他要求作好应考准备，待明年春季开科考试时就去应考。希望考出好成绩，双双高中。送走苏洵父子后，欧阳修就开始翻阅苏洵的文稿。他一篇没看完就认为这是难得的好文章。阅读带来的愉悦和兴奋，促使他一篇又一篇地读下去，直至深夜。最后他很激动地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没想到，在祖国西南的偏僻乡村，竟有这样的饱学之士，竟写出这样好的文章。他从全部文稿中精选出最优秀的22篇给仁宗皇帝送去，想让皇帝也高兴高兴。宋仁宗读过之后，果然感叹不已。他要求欧阳修把这类人才尽量地选拔出来，为国效力。苏洵的这些文章，皇帝看罢又传给大臣们看。大臣们一看，也是个个惊喜，人人称赞。一时间，整个京城的士大夫们都在盛赞苏氏文章，苏洵的名气陡然大增。第二年，科举考试开始。苏轼苏辙双双应试，结果双双进士及第。后来又经礼部考试，苏轼苏辙又被双双授予了官职。经过欧阳修和宰相韩琦的举荐和斡旋，苏洵也终于被朝廷破格录用，担任了秘书省校书郎，与陈州项城令薛辟一起，负责礼书《太常因革礼》的修纂。历经数年，他成功地完成了这部书的修纂，共计100卷。他现今还存世的著作，有《嘉祐集》15卷，《谥法》3卷。像苏洵这样，科考失利后，退而发愤苦读，最终成就功业者，远远不止他一人。然而在功成名就之后的辉煌，名望和影响，那就少有人可比了。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成了唐宋散文八大家中的一员。唐宋两朝仅此八大家，他老苏及其两个儿子就占了三家，何其难得啊！若干年后，又形成了“三苏父子”的称喟。而类似的称喟，在中国历史上还只有汉末曹魏时期的曹操、曹丕、曹植以其诗文出众，史称“三曹父子”。从“三曹父子”到“三苏父子”经过了八百年，而从“三苏父子”到如今，已经九百多年了，还不见有那家父子三人都是文墨大家的范例出现。而且“三苏父子”比起“三曹父子”来，至少在文化方面的影响要深远得多。所有这些，恐怕当年的苏老泉做梦也没想到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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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麟的白描人物画在中国人文画史上的意义

期刊

人物画发展到北宋时期，又呈现出了一个崭新的面貌。从整体来看，人物画风格样式也都遵循着宋院体风格和文人画风格。如果说北宋前期的武宗元是“宋之吴生也”，他主要继承了吴道子释道人物画风，那么他在北宋前期作为一名宫廷画家主要是为政治宣教服务的。而李公麟则是以文人士大夫的身份出现在北宋高手如云的画坛上，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深受北宋文人画思潮的影响，形成了“文静典雅、平淡蕴藉”的笔墨形式，使“白描”成为一种独立的绘画形式。

冯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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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嫡系后裔族谱入藏苏州市档案馆

期刊

7月24日，苏州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顶着烈日来到太湖西山岛上的吴中区金庭镇衙角里村，征集聚居于此的苏东坡嫡系后裔修纂的《苏氏族谱》。《苏氏族谱》修撰委员会主任苏月松希望借助档案馆的收藏条件，使族谱得到妥善保管。南宋末年，苏氏第八世苏止华喜爱太湖秀美山水，迁居西山岛上的慈里村，

毛鹂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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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庄子》比喻对比研究

学术论文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观点的阐述都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孟子》作为儒家经典,列入《四书》,广为流传,和它大量使用修辞格是分不开的,而比喻又是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种辞格。《庄子》作为道家典范之作,与《周易》、《老子》并称为“三玄”,在先秦诸子中独具风格,语言魅力更是“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其中比喻的运用尤为出色,构思新颖,妙喻横生。孟轲和庄周作为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都在各自的著作中大量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且各有千秋,值得我们去进行比较研究。本文试图从比喻分类、比喻中的本体、喻体以及喻词等几个方面,采用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孟子》和《庄子》二书中的比喻进行对比研究:第一,在比喻分类方面,采用陈望道的修辞理论将比喻划分为明喻、隐喻、借喻三类,在此基础上对《孟子》和《庄子》中的比喻进行分类梳理和比较分析,并寻求二者异同的原因。以成语中的比喻作为二者比喻中的特殊类型,比较成语中比喻的运用和效果,对比分析二者的异同。第二,在比喻中的本体方面,归纳总结《孟子》和《庄子》中的本体,比较分析并探究本体差异的原因。第三,在比喻中的喻体方面,归纳总结《孟子》和《庄子》中的喻体,进行比较分析。第四,在比喻中的喻词方面,统计《孟子》和《庄子》中喻词的数量,分析二者的异同。

梅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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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堂瓊海的燈與茶:五山東坡圖繪中的視覺元素及其内涵

期刊

蘇軾生前即享盛譽,其聲名流播日域,離去世亦不遠。由現存文獻可知,最晚在平安(794—1192)後期,蘇軾已爲日本人所知。鐮倉時期(1185—1333),東坡首先因其與禪宗的密切關係、詩歌的禪學元素受到禪宗僧人的極力推崇,逐漸成爲日僧最推崇的文化偶像,受到了最高稱揚。關於蘇軾在日本中世禪林的接受情況,前賢從作品傳播、抄物撰作等不同角度作過不少研究,不過,既往的研究主要以文獻史料爲中心.

曹逸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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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楚辞与唐宋词的共同文学特征

期刊

楚辞和词是两种特殊诗体。前者产生于战国时期 ,后者兴起于中唐以后 ,并在唐宋时期兴盛繁荣。它们的产生虽相隔千年 ,但两种诗体具有源自民间文学、专意抒情、富于伤感色彩。

潘守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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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胜毫厘足称联璧——李白与王昌龄七绝之比较

会议论文

＜正＞七绝从魏晋的草创,经历南北朝和初唐的发展完善,至盛唐而大为昌盛。李白（701-762年）和王昌龄（698-756年）联袂将这一体裁的创作推至峰巅,创造出很多美妙绝伦的诗篇。李白与王昌龄堪称七绝艺术的泰斗。在整个古代,还没有哪位诗人的七绝可以与他们比肩,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卢世（?）说:“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绝句之席,勿论有唐三百年两人为政,亘古今来无复有骖乘者矣。”王世贞说:“七言绝句,王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

刘文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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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内篇》生死观探析

学术论文

生死问题作为人生问题的核心,从古至今一直都是人生哲学所讨论的热点。对生死问题的各种思考与探索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死观,在先秦诸子百家所阐述的生死观中,以战国时期庄周的思索最为深刻,成果也最为丰富。他以其独特的理解角度和深入的体察洞见,为后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正确把握庄子生死观的真切涵义,对于世人缓解生死焦虑、正确面对生死、寻求生命本真,以及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庄子的生死观在《庄子·内篇》中有十分详尽的阐发与论述,它发端于战国时期的生存困境里,“逍遥”于以“道”观之的生死齐一中。庄子感怀时代带来的痛楚,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来审视社会和世人。以“道”论为起点,以“自然”为主旨,希望通过揭示生死的本质、还原生死的真相,纠正世人贪生怕死、乐生恶死的错误态度。庄子强调“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有其自然运作的规律,宇宙万物都按照“道”的内在要求自然生长、变化和消亡,人当然也不例外。世人皆因“气”而生,“气”散则去,这一切都遵循自然的法则,人力不能左右其中。因此人们无需因“生”而喜悦,也不必因“死”而痛苦。参透生死自然的规律,在“道”的观照之下,实现内心的空镜祥和,进入超越生死的至高境界。同时庄子认为个体的精神世界同样需要实现自由和逍遥,强调了精神人格的独立性,他将这种对个体精神人格的肯定理解为“崇独”,力求通过“心斋”和“坐忘”,将本真之我得以重现。本研究在《庄子·内篇》的理解基础之上,从先秦时期儒道两家生死观的联系与区别入手,通过对《庄子·内篇》生死观的形成基础,包括时代基础与理论基础;《庄子·内篇》生死观的内涵,包括生则重生、死则乐死、死生一条;《庄子·内篇》生死观的境界,包括超越生死的“逍遥”与实现超越的路径;《庄子·内篇》生死观的现代评析,包括对社会实践的淡化与对生死的达观豁然,这四个方面的详细论述,在庄子“道”论这个哲学之基的前提下,对世人的生死存亡问题进行探析,力求找寻庄子生死观的本然意义,并为现世的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

方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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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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