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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奢侈消费的平民化趋向与商人的阶层认同
期刊
中国传统社会前期以等级分配为核心的消费秩序发展至宋代受到了商品经济大潮和财富力量崛起的巨大冲击,在奢侈消费中以商人为引领的平民化特征日益凸显,从而使得原来士庶之间森严的等级界限日渐模糊。但是,在以政治分层而非经济分层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奢侈消费之所以被商人广泛接受并极力追逐,反映的是商人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社会声望相脱节的事实。商人这种外在的奢侈消费行为背后隐藏的是对自身身份、地位的焦虑和不自信,是对自身阶层认同感的匮乏与缺失。
冯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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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尾芭蕉对杜甫风雅之受容研究
学术论文
本论文从风雅层面探讨松尾芭蕉对杜甫的受容。 作为开创了新俳风,将俳谐创作引向新境界的俳谐诗人,松尾芭蕉的一生和创作的作品都体现出深厚的风雅特点。从行为角度看,松尾芭蕉以俳谐创作为一生之道,辞去官职,脱离世俗生活隐居,将大半生时间用来行脚旅行等等行为都是其探求风雅、贯彻风雅的体现。而在芭蕉这些行为的背后,是他对杜甫的模仿与学习。同样,芭蕉创作的俳谐作品与开创的俳谐理论也受到了来自杜甫作品的巨大影响。行为、俳谐作品、俳谐理论,芭蕉在这三方面受到的影响具有多方面性、逐渐深入性的特点。本文将具体讨论松尾芭蕉在这三方面对杜甫的受容。 本论文的结构如下。 绪论,分析风雅的含义,概括总结先行研究,提出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方法。 第一章:从诗景酒画皆生活、辞官、隐居、行脚与漂泊、交友识人这五个方面探求松尾芭蕉与杜甫风雅人生之契合。 第二章:按照时间顺序,分析松尾芭蕉俳谐作品对杜诗风雅之受容。在这一过程中,松尾芭蕉俳谐作品的风格不断发生变化,风雅意蕴得到深化。从在江户成为俳谐大师到选择隐居深川,再到踏上行脚旅行,芭蕉的作品逐渐摆脱了谈林俳谐的影响,不断地融入芭蕉自身对杜诗的理解。芭蕉尝试将俳谐与杜诗的影响相结合,创造出新的风雅内涵,同时又在汉文学与和国文学之间寻找平衡,直到达到超逸的境界。 第三章:探讨松尾芭蕉的俳谐理论对杜诗风雅之受容。此俳谐理论是指其俳谐创作的理念,包括寂、不易流行、以雅化俗与高悟归俗、风雅之诚等内涵,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芭蕉对杜诗的深刻理解及转化为其自身所有的情状。 总结:对正文内容进行梳理,挖掘出松尾芭蕉与杜甫作为诗人的本质契合点:都本着赤诚之心创作诗歌、记录人生,达成了人生、创作生命的同调。
吕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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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词的传播媒介——歌妓
期刊
宋词作为一宗巨大的文化产品,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词阴柔特质特别适合歌妓演唱,因此歌妓在宋词传播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就歌妓成为宋词传播媒介的原因、歌妓作为传播媒介的特点、歌妓作为传播媒介在宋词发展史上的作用三方面来探讨作为宋词传播媒介的歌妓。
谢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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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阿Q精神
期刊
从这首宝塔式的打油诗,充分看出苏东坡是天性乐观的豁达派,直到千年之后的我们,仍然能够从东坡身上得到很多人生启示。
李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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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题西林壁》是一挥而就的吗
报纸
苏轼热爱文学写作,且才气横溢,曾自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何薳《春渚纪闻》卷六)苏轼作诗,无论身处何种场合,无论面对何种题目,都是随意挥洒,一气呵成,时人对此无不叹服,试看几个例子。黄庭坚回忆苏轼说:“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义味,真神仙中人!”(《题东坡字后》)张嘉甫回忆苏轼在扬州平山堂当众赋词的情形是:“时红妆成轮,名士堵立,看其落笔。置笔,目送万里,殆欲仙去尔!”(释惠洪《跋东坡平山堂词》)朱弁记载元丰末年苏轼在金陵会晤王安石,相将出游山寺,王安石见案上有一大砚,乃提议集古人诗句以咏此砚。“东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荆公沉思良久,无以续之。”(《曲洧旧闻》卷五)“巧匠斫山骨”是唐人刘师服《石鼎联句》中之句,苏轼借用以咏石砚,精确无比。然而凡事总有例外,苏轼的题壁诗并非都是一挥而就的即兴之作,《题西林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值得我们细读深思。与庐山神交已久苏轼《自记庐山诗》云:“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谬,又复作两绝云:‘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怀清赏,初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是庐山。’是日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往来山南北十馀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故作此二诗。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无一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仆庐山诗尽于此矣。”此文作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是记录《题西林壁》创作背景的第一手材料。根据后人的研究,我们可以补充如下史实:是年四月,苏轼离开黄州。四月二十四日,苏轼在友人道潜(参寥)等人的陪同下从北麓进入庐山。草草游览了开先寺和圆通禅院,苏轼便匆匆下山,前往筠州看望胞弟苏辙。十来天以后,苏轼离开筠州,于五月十二日前后从南麓重入庐山,陪同游览的除了道潜,还有从润州专程赶来的佛印(了元)。此时苏轼心情比较轻松,便从容地游赏了许多名胜,直到六月初才离开。所以苏轼游览庐山实有两次,第一次是匆匆而过,对庐山美景仅有惊鸿一瞥。当时苏轼急于前往筠州而心思未宁,又觉得庐山美不胜收、咏不胜咏,暂时不想写诗。那三首五绝,其一是写入山后所遇僧众欢迎的情景,作为一个久被贬斥之人,诗人自多感慨,并非专咏庐山。其二的一、二句是说庐山诸峰林立,傲然高耸,难以亲近。第三句“要识庐山面”句后有作者自注:“山南,山面也。”意即庐山的南面才是其正面,而苏轼初入庐山是从背面进山的。三、四句意谓须待与庐山互相熟悉成为“故人”之后,方能识得庐山真面目。第三首自称与庐山神交已久,如今终于亲至山中。后二首诗也没有直接描写庐山,而是说愿意花费时日来了解庐山,其中隐然含有《题西林壁》的意旨。及至第二次进入庐山,苏轼才得以从容游赏,对诸多胜景逐一细观,还为其中最称幽美的两个景点漱玉亭与三峡桥写了两首篇幅较长的五言古诗(前一首共十六句,后一首共二十句)。经过一番盘桓,最后来到名扬四海的庐山名刹东林寺,与长老照觉禅师谈禅题偈,次日至西林寺作诗题壁。此时苏轼已对庐山相当熟悉,此诗可以视为他畅游庐山后的总结性题咏。此外,苏轼对庐山的了解并非始于此时,其父苏洵早年云游四方,曾在庐山盘桓,苏辙《赠景福顺长老》诗“序”云:“辙幼侍先君,闻尝游庐山,过圆通,见讷禅师,留连久之。”苏轼入山后途经圆通禅院,次日适逢苏洵忌日,苏轼乃手写一偈赠予长老仙公,且于诗题中称“院有蜀僧宣逮,事讷长老,识先君云”。可以推知苏轼幼时也曾从父亲口中听说过庐山,且向往已久。况且苏轼早在黄州时就曾接到正在庐山开先寺的佛印来信,请他撰写《云居山记》,两人从此缔交,信使往来不绝。苏轼给佛印的书信今存十五通,其一中称庐山为“名山”,其三中说到“见约游山”。佛印给苏轼的信今已不存,但不难想见其中当有涉及庐山的内容。苏轼入山后还曾携带着前辈文人所著的《庐山记》“且行且读”,他对庐山的地理、历史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毫无疑问,当苏轼来到西林寺挥毫题壁时,对于庐山的理性认识也会渗透到文本中来。“一字不落理障”上文引述苏轼《自记庐山诗》中所录的《题西林壁》,次句作“远近高低无一同”,当是初稿如此。也许是传闻异辞,也可能是苏轼后来有所修订,此句的末三字有几种异文,或作“无不同”“总不同”“各不同”,以最后一种最为通行。我们先据此分析文本。首二句写游山所见。庐山七岭是由西往东横向排列的,游人眺望庐山,横看则山岭延绵不绝,侧看则峰峦突起,耸入云端。若是分别从远处和近处看庐山,则诸峰千姿百态,气势各不相同。后二句抒游山所感。为什么不能认清庐山的真实面目?只因为身处在重峦叠嶂、云雾缭绕的山中。也就是说,只有远离庐山,跳出重重峰岭的遮蔽,才能把握庐山的总体面貌。全诗并未具体描写庐山的秀丽风光,却堪称庐山的总评和定评。读者公认这是一首哲理诗,历来被视为宋代理趣诗的代表。长期以来,人们在分析宋代的理趣诗时常把“理”字看成重点,仿佛理趣诗的价值就在于诗歌中蕴含着某种精妙的哲理,从而具有认识价值或思想意义。其实不然。理趣诗固须蕴含哲理,但更须具备趣味,二者缺一不可。比如邵雍的《伊川击壤集》,几乎篇篇与理有关,但是诗味寡淡,不算是优秀的理趣诗。又如杨万里的有些七绝趣味盎然,但所包蕴的哲理简单浅薄,也不算是优秀的理趣诗。苏轼才是理趣诗的大家,《题西林壁》就是一个范例。此诗的优点不在描绘庐山的具体面貌,而是总结出所有登览大山者的普遍体验,把深刻的人生哲理寄寓其中,闪耀着智慧的火花。近一千年来,中国人在登山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一首诗。此诗究竟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前两句告诉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能够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执着于一己之见,就像盲人摸象,往往只能认识到事物的一个片面。后两句更深一层:纵然一直在变换角度,依然不能认识庐山的真实面目,因为一丘一壑,一峰一峦,都在庐山之中,得知一隅,却很难窥其全貌。也就是说,即使并不局限于一个角度,能够换位思考,依然不能看透事物的本来面目。人应该跳出自己所处的立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与观察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才能看清事情的原始本末,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黄庭坚读此诗后慨叹说:“此老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口,安能吐此不传之妙哉!”(惠洪《冷斋夜话》卷七)佛家所谓“般若”,是指理解一切事物的大智慧,黄庭坚认为这首诗中就蕴含着这样的大智慧。清人陈衍更明确地说:“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宋诗精华录》卷二)的确,前人虽已表述过类似的意思,比如汉代的《盐铁论》中说过“从旁议者与当局者异忧”,唐人白居易也有“觉悟因旁喻,迷执由当局”的诗句(《和梦游春诗》),但是远远不如此诗所说得那样精警。此诗的另一个优点是它不但说出了一个精警的哲理,而且把这个哲理表达得如此的清晰、准确、生动。苏轼不但避开了逻辑的论证,而且省略了他要表述的哲理自身,前两句是叙事:诗人身入庐山,四处揽胜,发现庐山的面貌竟是移步换景,千姿百态。后两句仿佛是说理,但依然是就事论事,只字不离游览庐山之事。也就是说,全诗每句每字都在叙述游览庐山的经过,表面上确是一首游览之诗,但精深的哲理却不着形迹地表露无遗。借用前人的话说,可谓“一字不落理障”!正因如此,此诗所蕴含的哲理就是寄寓在诗歌意象中的深层意义,就是诉诸读者体悟的言外之意,它不但真切灵动使读者易于领会,而且意蕴丰富使读者联想无穷。此诗的写作方式确是在西林寺中对客挥毫,表面上就是一首即兴题壁之作,但事实上这是苏轼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全面考察之后对庐山的整体认识,其中蕴含的哲理更是他平生哲学思考的理论升华,是诗人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的一次灵感喷发,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深入思考。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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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研究
学术论文
中国哲学中的道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庄子,其认识论被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研读思考,最终冠以“相对主义”之名,且对“相对主义”的研究探讨呈现意见相左、众说纷纭的局面,故论文站在对其褒大于贬的立场进行研究,再次定义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的属性。 相对主义的本意是形而上学的范畴,然庄子的相对主义差别于上述的相对主义,它具有辩证性,具有相对主义倾向而非形而上学倾向,这也正是庄子认识论的特色所在。论文采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训诂与阐释结合的方法以及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进行研究:首先,对何为相对主义进行区分概述,并溯源其产生的背景和渊源,总结其哲学基础和基本内容,并对其在中国认识史的地位进行概括。其次,根据庄子认识论的哲学基础和基本内容抽象出其基本特点,再与先秦诸子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比较,总结趋同之处和差异所在,进而阐述其认识论中的合理因素和缺陷所在,由此延申出积极和消极的后世影响。最后,将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以及当代社会发展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体现了其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启示,在实践上对如今的人、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一条出路。 论文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国内文献观点不一,国外相关文献匮乏,因此论文研究的意义在于使得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研究体系得以完善,并提供一条全新的研究思路。论文的创意在于:其一,归纳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的五个主要特点,确立其在中国认识史上的地位,即它一方面是中国认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又在中国认识发展史中体现着重大突破和超越,进而阐明其后世影响。其二,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与先秦诸子认识论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比较。其三,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从主客体关系、辩证思维与直觉体悟、真理观、价值观、自由观诸层面,阐明庄子认识论的当代启示。
孙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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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论语》选读的启发式教学
学术论文
《论语》选读在人教版高中教材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重点内容之一。《论语》选读不仅对学生文言文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正确树立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不过,因传统惯性和教师素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论语》选读的课堂教学并不理想。本文旨在探讨《论语》选读的启发式教学的意义与方法。 全文分为四章。第一章阐明《论语》选读在人教版高中教材与高考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论语》选读在实际教学中所面临的局面。第二章着力探讨启发式教学的基本层面。第三章集中论述《论语》选读启发式教学的意义与必要性。先分析《论语》启发式教学对教师在教学方法、教学理念和教师职业操守上的积极作用,再说明它对学生学习的指导意义。第四章探求《论语》选读启发式教学的策略,并通过两种不同教学模式的课堂实例来进行总结和反思,最后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
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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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在是,水绝不能败城”
报纸
1077年4月末的一天,徐州府的新任最高长官上任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苏轼。初始的二三个月里,他调研了徐州的很多地方。在他看来,徐州是个好地方:“彭城(徐州古称)嘉山水,鱼蟹侔江湖,争讼寂然,盗贼衰少,聊可藏拙。”然而世事难料。7月17日,忽然传来黄河于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曹村决口的消息。那年的雨季似乎比往年都长,一泻千里的黄流在奔往下游的途中疯狂肆虐,没城淹田如入无人之境。徐州与澶州虽相逾数百里,苏轼却丝毫不敢放松警惕。于是组织军民在城中积蓄土石、干草,用来加固城墙、填补缝隙。担忧很快成为现实。8月初,洪水继续向下游泛滥。是月21日,不断暴涨的南清河再也支撑不住,溢出滚滚洪流直逼徐州城下。徐州城四面环山,且城池地势较洼,容易形成巨大的蓄水池。一旦城墙倒塌或者水位没过城墙,整座徐州城将成为汪洋泽国。数日来,汹涌的洪水始终无法突破修缮后的城墙。但不利泄洪的地势使得“蓄水池”的水位持续升高。很快,城外水位已经超出城中平地近2丈(约13米)。而最矮的东南段城墙在水面之上的部分只剩下不足6寸。一直忙于用土石增加城高的苏轼知道,再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城墙上了。此时,徐州城内已经乱成一团,准备逃生的富人及其家眷和守城士兵吵成一片。若这些人弃城而逃,人心势必大乱。修堤之人也会一哄而散,则徐州城破无救也。苏轼拿出了壮士断腕的气概,登上城墙高处,大声疾呼:“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绝不能败城。”掷地有声的话语,彰显了作为这座城“父母官”的责任与担当。民夫五千余人,加上城内的数千名兵卒,有的挖土,有的运料,有的筑堤,众志成城、争分夺秒地修筑防水堤坝。苏轼还下令将数百艘公私船只系揽在城下,减轻洪水对城壁的冲击。之后,他干脆在城上搭建了芦苇庵子,挂在旁边的灯笼上还写着一个大大的“苏”字。他日夜巡视,数次过家门而不入,书写了誓与徐州城共存亡的决心。9月21日,全长984丈、高1丈、宽2丈的防水堤奇迹般地修筑完成。也正是这一天,洪水从最矮的东南面城墙涌入城内,正好遇到新修的防水堤,再次被拒之墙外。就这样过了半个月,直至10月5日,泛滥的洪水才渐渐退去。长达70余日的徐州抗洪战役大获全胜。苏轼书面汇报抗洪救灾情况并奏请朝廷拨款修建徐州城墙,朝廷的奖谕不久传来,宋神宗在盛赞知州、犒奖军民的同时,诏准了苏轼在城外修筑小城和木岸的请求,这样即使洪水重来,也能保徐州无虞。苏轼将这次抗洪的经过记其大略为《奖谕敕记》,而详细的过程则撰成《熙宁防河录》,藏于有司,以备后人参考。一个有作为的地方官员,政绩在于多做使百姓生活安定的实事。苏太守没有做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政绩工程,却做到了在大难面前不畏牺牲勇于担当敢作善为。水退之后,他居安思危的是如何防患未然,免得今后百姓再受其害。所有这些,缘于他胸怀人民。至今徐州城内还有多处与苏轼有关的景点、标志性建筑以及道路等,他依然活在人民的心中。(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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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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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中国所谓的“口福”,有两个重点:一是有得吃,二是吃得下。明神宗时,权相张居正从北京南下,经冀、鲁、苏、皖,到湖北江陵老家,给父亲办丧事,途经各地大小衙门,无不竭尽全力,为他准备吃喝。山珍海味,水陆毕陈,可谓煞费苦心,以讨得这位首辅欢心。谁知,张居正对着眼前数十道菜肴,紧锁眉头,毫无食欲,对陪同吃饭的地方官员埋怨道,可惜呀,竟没有我想下筷子一尝的佳味。没得吃,自然没有口福,有吃食而吃不下,也算不得有口福。天底下,大概只有苏东坡,除了“有得吃”和“吃得下”之外,还要加上两条:一是即使没得吃,也要想法满足自己的胃口;二是把吃当作其乐无穷的事。套用天津话,等于吃嘛嘛香。苏东坡一生,放浪形骸之外的潇洒豁达,能吃会吃,想吃就吃,吃得快活,吃得痛快,或许,也是他能写出千古不朽文章的基本要素吧。我想,若不能领会美食之美的作家诗人,怕也难写出诗文之美。至少,如苏东坡般写出惊天骇地的美文、千古传唱的诗词、淋漓尽致的文章以及风流妩媚的书法,是不大可能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此公好吃喝,善啖肉,能下厨,会烧菜,胃口奇佳,口福极好,绝对是懂吃、善吃而写出好文章的一位代表人物。老实说,中国老百姓熟知《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寒食帖》等作品的,远不如知道“东坡肉”“东坡肘子”的多。在苏轼的老家——四川眉山,我曾品尝过“东坡肘子”这道名菜,要论解馋过瘾、便宜实惠,而且肚子里还比较空淡乏油的话,则非此物不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东坡肉”堪称猪肉菜肴的上品了。因此,许多靠出力气赚钱、消化能力较强,且经济实力稍差的人,一听到“东坡肉”这三个字,马上精神一振,想起那碗色泽红亮、形整不散、鲜香不腻的佳肴,立刻食欲大动。当时,大权在握的张居正地位尊贵,他手不动、膀不摇,消化能力低下,绝不会生出这种贪吃的胃口。苏东坡这位文人,沉沦没落,颠沛流离,可贵的恰在于他的平民精神、亲民情怀。他并不在乎“肉食者鄙”的调笑,能够与民同甘苦、共欢乐,居然于无意中创出了这道美食。苏东坡的诗、词、文、赋,都称得上汪洋恣肆,这也许与他爱吃猪肉,从中获取了某些营养元素,从而使脑细胞更发达有五花八门的联系吧。当然,他挥洒自如的书法,酷似“东坡肉”那种肥腴饱满的韵味。可以想象,东坡先生曾怎样酒足饭饱,意兴酣畅,从而创作出了龙飞凤舞的文墨书法。相信,他创制的种种佳肴,一定为自己的文思提供了不少动力。当年杭州,无一家不食“东坡肉”,到过西湖的人,无一人不吃此美食。然而,许多人并不了解酒与肉同煮而成“东坡肉”的诀窍,其中还隐藏着一段故事:北宋元祐年间,苏轼出任杭州太守。时年多雨,西湖被淹,水灾频仍,苏轼率民筑堤,防治水患,得益的老百姓便送来猪肉与酒表示感激。苏轼十分高兴,遂将酒肉转送给筑堤民工。谁知下笔时,“同食”二字,误为“同煮”。工地烧饭师傅也就如法炮制,谁想,无意中肉随酒香,却成就了这一道美味佳肴。四川眉山是苏轼的家乡,当地也推出了“东坡肘子”,也许,这属于“东坡肉”的延伸吧。许多人未必背得出苏东坡的诗词,不过,没领教过“东坡肉”和“东坡肘子”的恐怕为数甚少。在中国洋洋大观的菜系食谱中,能以一位文学家的名字冠之为名的珍馐,恐怕并不多见吧。那些难登大雅的文人墨客们,足可引以为乐、扬眉吐气了。
李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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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奇笔写奇人——读苏轼《方山子传》
期刊
对于文章的写作,苏轼曾颇为自谦地说:'轼虽能言语,于史事不是当行家'。(赖山阳语,转引自日人石村贞一《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七)意谓自己长于议论,短于叙事。但这篇《方山子传》却足以说明,这位作家的议论文字固然非常出色,而他的为数不多的叙事之作,也堪称行家里手。
张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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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